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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哪里知道，他说的那种君臣关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专制政治的前提下，君臣关系天然是不平等的，而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等等，只能存在于平等的人之间。因此雍正对年羹尧等人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年羹尧本人也不知检点。据揭发，年在西北军营，十分地作威作福，飞扬跋扈。给他送礼要叫“恭进”，他给人东西叫“赏赐”；属员道谢要说“谢恩”，新官报到要称“引见”。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也不用咨文而用令谕，简直就是视同僚为下属。他班师回朝时，雍正命王公大臣郊迎。官员们跪在地上向他致敬，他端坐马上，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们下马问候，他居然也只点点头。年羹尧甚至在雍正面前也不知收敛。雍正找他谈话，他叉开双腿坐在凳子上，指手画脚，唾沫横飞。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社会上盛传，说雍正做某某事整某某人都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就大大地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雍正一贯以乾纲独断、洞察幽微自居的，哪里受得了这个？

雍正也不是没有提醒过年羹尧。二年(公元1724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正在从北京返回西北的路上，雍正在他的奏折上批示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然后他讲了功臣得以保全的三个条件，即一靠人主防微杜渐，不让功臣们陷于危地；二靠功臣相时见机，自己不至于蹈其险辙；三靠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把功臣们推上绝路。雍正这话，说得已很明白：作为一个功臣，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危地，踏上险辙，走进绝路，由功臣变为罪人。所以他说：“我君臣期勉之，慎之。”可惜，年羹尧把这些话全当成了耳边风，在回西北的路上，照样趾高气扬，作威作福。因此雍正报复心起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就是雍正的“君臣观”：任何臣子，都不能欺骗他，糊弄他，不能和他耍心眼，更不能背叛他。

四、如此朋友

雍正也会和人交朋友？会的。他最欣赏的君臣关系，是“义固君臣，情同契友”。只不过，他这个“朋友”不好交。谁要是辜负了他这一番“好意”，那么，翻起脸来，就要比一般的朋友反目厉害得多。

雍正这个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颇受误解。他乾纲独断，刚毅刻薄，雷厉风行，不讲情面，出了名的“冷面王爷”和“铁血皇帝”。加上他没日没夜地处理政务，没有什么个人嗜好和娱乐，因此不少人都把他想象成一个古板寡味的老头，心理变态的暴君，甚或一架冷冰冰的杀人机器。其实不是这样。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而且，正因为感情用事又尖酸刻薄，因此，他损起人来，就特别让人受不了。

其实雍正也有温存的一面。他常常会在臣下请安的折子上批上一句：“朕躬甚安好，卿好么？”或“朕安，你好么？”话虽不多，但语气中透着亲切，不是一般的官样文章。他也会和臣下说闲话，拉家常，絮絮叨叨，拉拉杂杂。兴起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好事好事!读此奏书之后而不高兴嘉奖的，除非不是皇帝。”或“李枝英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传口谕给他，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也!”他还会在奏折上连批四个该字：“该!该!该!该!”真是爱憎好恶溢于言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完全不摆皇帝架子，故作圣人状。难怪史家公认，读雍正御批，尤有趣味，可以读出一个真实的雍正来。

　有时雍正甚至还会向臣下发牢骚。比如“朕之苦衷何待言喻”，或“朕之愤懑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得知了曾静的“诽谤”之后。他对鄂尔泰说：“卿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一副满肚子委屈无处诉说的样子。皇帝发起牢骚来本来就不得了，而把话说到“皇帝做不得”的程度，则大约要算作历史上最大的牢骚。这样的牢骚也能向臣僚发，可见是朋友。

雍正也能体谅宽容臣下。台湾总兵蓝廷珍因自己名字中“珍”字与胤的“”字同音，请求改名避讳，雍正说不必，还说“你的名字朕甚喜欢”。石文焯受命审理程如丝贪污案，因前次没把事办好，这回牵扯的人事又复杂，因此心存顾虑，惶恐不安，雍正也说不必，“朕谅汝彼时原有许多不得已之处”。两广总督孔毓曾为年羹尧代买代运紫檀木，年倒台后，孔上折请罪。雍正说：“此等小过，朕岂有不谅之理？朕不怪尔也。”而且，雍正还进一步说：年羹尧的得势和跋扈，“皆朕识人不明，误宠匪人。朕自引咎不暇，何颜累及无辜也？”竟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同样令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五、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六、如此帝国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墨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墨，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墨。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百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地、争风吃醋、担忧、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这些东西不铲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七、谁是赢家一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倔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无识之见。他说："洞观远近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倔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主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极为罕见了(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制造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收入郑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那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雍正的观点。雍正阐述完毕，再问曾静有何话说，因此无妨雍正与曾静的法庭辩论。不过，这种法庭辩论，世界上独一无二。被告并不出场，由法官代表被告发言，此奇一也。被告控制法庭，法官形同木偶，此奇二也。被告提问，原先回答，实则被告变原告，原告变被告，此奇三也。原告答辩，只能赞同被告观点，并批判自己，或为自己辩解，此奇四也。另外，法庭辩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律师出场。中国古代没有律师制度。即便有，也不会请。雍正没有必要请律师，曾静则没有资格，也不敢。

三、刑部大臣杭亦禄询问曾静的供词，内阁九卿对此案的审理意见，雍正对此的批复决定。在这一部分，曾静是被告，雍正又变成了法官。他的上谕和内阁的奏本，则无妨看作合议庭与最高法院大法官对量刑判决问题的讨论。

四、曾静、张熙等人思想履行的过程和心得体会，包括他们的一些供词和曾静新蓍《归仁说》。这时，曾静和张熙的身份，是免予刑事处分并已被改造好了的犯人。

上述四个部分中，最有趣的是法庭辩论。比如"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的第一条就很有趣。针对曾静对大清政权和雍正皇帝的指控，特别法庭的审判官们代表被告(雍正和大清帝国)提问说，奉旨问你：你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有谁该得政权、谁该当皇帝之类的话。我朝(指清朝)积德累功，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太祖高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这正是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法尤世的至道。你生在本朝，难道不知列祖列宗为天命民心所归，却说什么"道义所在，天未尝有违"。这是什么意思？原告曾静答辩说："弥天重犯(曾静自称)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这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得，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

下面曾静接着说，自从去年(雍正六年)被押解来京，见闻渐广，才知道真龙天子兴于东海之滨，列祖列宗承承继继，不但非汉唐宋明可比，简直就直追三代，有如西周昌盛。但在西周，说起来也只有文王、武王两位圣君，称得上是"极致"，哪里比得上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强!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尤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最后曾静辩解说："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至此，这一问题辩完，并无下文。

其他的法庭辩论，中国史上独此一份，世界史上想来也不会多。它的奇特，倒不在被告的气势凌人和原告的唯唯诺诺，甚至也不在原告撤诉认罪转弯之快和转弯之大--本来指控清王朝不该得天下、雍正不该当皇帝的，此记得却说清王朝超过了周秦汉唐宋明，雍正帝是最伟大的皇帝，还在于双方使用的逻辑。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这是双方都承认的逻辑前提。据此，则只有证明清王朝顺天命，雍正帝得人心，才能证明其政权和帝的合理合法。但要这样讲，官司就打不赢了。也不是打不赢，根本就打不成。因为得不得人心既不能通过民意测验或社会调查来确定，顺不顺天命更是一个说不清的事情。因此，双方都得另辟蹊径。

雍正的逻辑是：你曾静既然生在本朝，就应该知道本朝是顺天命得民心的。这显然是强词夺理。如果生在某朝就能证明某朝合理，那么，纳粹时代的德国人便都可以证明希特勒"顺天命得民心"了。曾静的逻辑也很可笑。他的逻辑是：凡是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都是顺天命、得民心的。既然如此，清王朝和雍正帝也不例外。那么，新兴的王朝和在位的君主为什么"都是"顺天命、得人心的呢？因为不顺天命就无从兴起，不得人心就不能在位呀!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如此荒诞的逻辑，<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比比皆是。

其实逻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话的权力。有权不准别人说话，或只准按自己的意思来说，再没理也能说得振振有辞。

雍正要向世人显示的，便正是这个权力。专制帝王的权力向来就至高无上，可以生杀予夺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也如此而已。雍正却嫌不够。他还要做到"君要臣说，臣不得不说"。岂止不得不说，还要说出"理"来。换言之，明明是专制，还要做开明状。于是雍正也好，曾静也好，都得挖空心思。

雍正确实费了老大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从接到岳钟琪密奏那一天起，他的态度就出奇的冷静。他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草率从事，而是精心策划了一种"出奇料理"，把小事情做成了大文章。这篇大文章就是：我雍正皇帝不但能治理山河，治理国家，也能改造思想改造人。因此他下令优待曾静--当然是在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吃尽苦头又吓得半死以后。比方说，审讯时要和颜悦色，耐心开导；押解来京的路上吃好住好慢慢走，好好看看大清帝国的太平景象，体验雍正皇帝的深仁厚泽；到京后住幽州别墅，过舒适生活，让他知道悔改的好处等等。雍正甚至把朝廷的机密文件都赐给曾静阅读，让他看看他辱骂的这个皇帝，空间是昏君、暴君，还是仁德之君、有为之君、开明之君。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他不但全盘推翻了自己过去对清王朝和雍正帝的指控，而且下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他说自己从前是畜生，现在才转了人胎。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自己，说自己真是鬼迷心窍，屎糊了眼睛，身在福中不知福，错把恩人当仇人，真是应该千刀万剐。但就是千刀万剐，也要尽人子的孝心，尽人臣的忠心。如蒙皇上宽宥，倔曾静愿意走遍天下，挨家挨户去批判吕留良的歪理邪说，宣传当今皇上的仁政和圣德。

不能说曾静说的都是假话。他这些话，毕竟不是逼供逼出来的。但这些话空间有多大价值，却值得怀疑。因为曾静原本就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多少思想和学问，充其量不过一个狂悖小人和跳梁小丑而已。他说要一瘵推翻大清王朝，让吕留良或者他自己来当皇帝，简直就是痴人说梦。既然这家伙原本就没有什么分量，即便翻然悔悟，也没多少价值。而且，因为他让家乡父老大丢脸面(用雍正的话说就是"贻羞桑梓")，因此倔回到湖南做报告时，长沙城里还贴出了匿名的传单，扬言要把他从官府中抢出，沉到深潭里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