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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雍正却把他当作宝贝。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就这么一个宝贝嘛!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尧、隆科多他们倒有价值，但他们肯悔改吗？再说，他们也没有公开攻击过雍正，更不会速写大清政权。他们只想夺权或揽权，不会说这政权不合法。没法子，只好把曾静这狗肉包子抬上席去。好在苍蝇也是肉，有一个总比没有强。

问题在于，雍正为什么非得要有这么个思想改造的典型不可？

这同样也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至雍正即位，清人入关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汉人对满人的政权，仍不能完全认同。不少人仍坚持认为，满人是夷狄，而夷狄是禽兽。“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即为当时之民谣，并为曾静的控词所引用。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很是麻烦。雍正自己的麻烦也不少。康熙末年，储位斗争隐蔽曲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和不可解之谜。雍正领先自己的冷静、沉稳、权谋干练、胜人一筹并脱颖而出，但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却难免篡位之嫌。此外，打击允禩兄弟，惩治年、隆诸人，迭兴大狱，株连甚多，难免给人以“残暴”、“灭亲”、“诛忠”、“屠臣”的口实；锐意改革，铲除积弊，清查钱财，整饬吏治，摊丁入亩，打击朋党，都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是追赃，又是抄家，又是罢官，又是杀人，也难免蒙受“操切”之讥。由于当时能够左右舆论的，多为“持不同政见者”，因此舆论对雍正颇为不利。他被描绘成篡夺皇位的伪君、没有人伦的畜类、残忍戾虐的暴君。曾静的指控，不过是社会舆论的集中反映。这些舆论，雍正以前也有风闻，但只能把无名之火憋在心里，发作不得，因为找不到对手。现在，曾静自己跳了出来，这就给了雍正一个机会，一个洗刷自己冤屈和为了自己辩白的机会，岂能放过？何况，这一洗刷和辩白，如果由诽谤者自己来进行，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能够把扳本，而且还有红利。

这，便是雍正要利用曾静一案大做文章的直接原因。

雍正的“出奇料理”的确不同凡响。没有几个专制帝王会采取这种方式来处理此类案件。他们的惯常做法，是谁要胆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就把谁抓起来砍脑袋，或者拖下去打屁股。而且，砍脑袋之前，还要在嘴巴里塞上木球，完全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如果自己遇到了什么尴尬事体，则三缄其口，把盖子捂得严严的，一点风都不让透出去。将知情人和目击者秘密处死，杀人灭口，也是常规的配套措施。实在掩盖不住的，则歪曲真相，篡改事实，指鹿为马，文过饰非，寄希望于民中的健忘和弱智。想雍正这样，以九五之尊与案犯对簿公堂(虽然本人未出场)，摆出(当然也只是摆出)一副对等讲理的架式，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来降服对方，确实绝无仅有，而且匪夷所思。

雍正能如此，敢如此，恰是他自信的表现。精通儒学和佛学的雍正，坚信大义可以觉迷，而匪类亦可归仁。因为儒学讲“人皆可以为舜尧”，佛学讲“众生是佛”，也就是人人都有慧根和善缘。堕落为小人、为匪类、为畜生，是因为被各种魔障谬见所迷，不能觉悟。这就要由具有“大光明、大智慧”的人(其实也就是佛)来启迪，来开导。雍正自认为就是这样的活佛，可以让哑巴开口，顽石点头，畜生变人。这就是觉迷(觉悟迷者)，就是归仁(归于仁义)。所以，曾静写的检讨，就叫《归仁说》；而雍正编的这本书，就叫《大义觉迷录》。雍正这一回，似乎又赢了。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雍正占有了话语权，却露了自己的馅。至少是，让人看出了他的心虚。常言到：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自信行得正，站得直，光明磊落，坦荡无私，何必去管别人的说三道四？如此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解，反倒让人觉得里面有什么猫腻。因此，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厚着脸皮咬紧牙关，对所有的非议和闲话一律置之不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就谁也奈何不得。历史上有那么多霸道皇帝，恬不知耻，一意孤行，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讲，其他那些从不和别人辩论和专制君主，又比雍正更高明。专制就专制，就是爱你、恨你、保你、杀你、提拔你、罢免你，都没商量。既然没商量，还讲什么理？朕就是真理。

实际上，雍正打的是一场不可能有赢家的战争。曾静是赢不了。但改造了曾静，雍正就赢了吗？未必。只要看看他儿子乾隆的反应就知道。雍正去世才一个多月(也是尸骨未寒)，乾隆就下令将曾静、张熙二人拿解到京，凌迟处死，并将《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严禁流传。道理很简单：皇帝的反贼辩论，掉价么! 何况，为了证明自己并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等，雍正几乎把家底都翻出来了，大清王朝的宫廷几乎无密可保，实在得不偿失。

雍正一生所做的得不偿失的事情还很多。甚至从根本上讲，他做的一切都注定是得不偿失或没有意义的。比方说，他背着聚敛、操切、忌刻的骂名，清查亏空，追回赃银，填充国库，却并不知道这些银子该派上什么正经用场。国家收入最正经的用场，原本应该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科学技术进步了，生产力发展了，才能真正做到国力增强，人民富足，社会安定。可惜，这个道理，雍正是不可能懂得的，他的儿子、孙子也不懂。结果，雍正费尽心力聚敛的财富，只不过为他子孙的挥霍和新贪官的贪墨奠定了基础，岂不悲哉？

这无关乎他个人的品质。雍正无疑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感情丰富，意志坚强，性格刚毅，目光锐利，而且奋发有为。他并没有因为当了皇帝便泯灭了自己的个性。相反，他还给自己的帝国和时代打上了这种个性的烙印。同历史上那些平庸的君主相比，他无疑更具个人魅力，但同时也更易引起争议，遭受打击。因为他的这些性格，与文化传统对所谓“守成之君”的要求相去甚远困知道，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瓣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雍正显然并不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因此他不但得不到任何同情，反倒使不少人感到失望和愤怒。他们无法理解：圣祖爷好端端地留下了一个太平盛世，你雍正瞎折腾什么呢？还能折腾出多大个气候？甚至对雍正的朝乾夕惕，宵衣旰食也有人不以为然。皇帝不是宰相，管那么多那么细干什么？真正的圣君、明君，应该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像雍正这样事必躬亲、累死累活的皇帝，他们可没见过，也不以为然。

这就不能不让雍正感到委屈。为了他的帝国，雍正真的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十三年干了别人三十年都干不完的事，然而他的帝国的臣民却不领情，还要在背后指指戳戳，说三道四，甚至诬赖他酗酒、淫色。想想看，他一天要做那么多事情，仅朱批就要写七八千字，有时间酗酒、淫色吗？因此，雍正很想有机会向天下臣民诉说诉说。他刊行<大义觉迷录>， 有有这种考虑在内。

可惜这并没有什么用。雍正，他是注定不会被人理解的。这不但因为他的性格和作派与传统的要求格格不入，更因为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而且是强化皇帝一人的集权。当一个人手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时，倔与其他人产生距离和隔膜，就完全不能避免。他的权力越是集中，他与别人就越是疏远。或者说，他越是成功，就越是孤独。最后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

因此，如果雍正在征服帝国的同时还想征服人心，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想君临众志，那他是成不了赢家的。他只能感到委屈和窝囊。

甚至就连他的死，也要被人说成“不得善终”。就在他去世两个多世纪后，又有了关于他死因的新版本——台湾作家高阳认为是“服用壮阳的兴奋剂，导致高血压及心脏病，以中风暴崩”。此说如能成立，则那春药也不是什么伟哥之类，而是权力——封建专制帝王的最高绝对权力。

雍正，或者说，爱新觉罗胤禛，公元1678年生，1735年卒，享年五十八岁。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除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的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这，当然是雍正在世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那么，他的灵魂会得到安息吗？

文化与人

　历史的书卷一页页翻过去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岁月带不走的熟悉姓名：项羽、武则天、海瑞、雍正。他们无疑都是历史上最杰出优秀的人物之一。他们的业绩不可磨灭，他们的形象光辉动人，他们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魅力至今犹存。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罪恶得失，人们尽可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但这种聚讼纷纭，岂非恰好证明了他们的不同凡响？

　然而，他们又无一列外是悲剧性人物。

是啊，这五个人，究竟哪一人个有好运气或者好结局呢？不是身败，就是名裂，不是生前受打击，就是死后背骂名，没有一个功德圆满。就连与他们有关的一些人，比如韩信、允禩，也都是没有好下场。

不可否认，悲剧结局的造成，与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不无关系。项羽失之头脑简单，曹操失之奸诈狡猾，武则天失之手段狠毒，海瑞失之迂阔偏执，雍正失之猜忌刻薄。但，如果没有这些缺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性吗？恐怕难讲。比如允禩的性格有什么缺陷？没有。但照样身败。申时行的为人又有什么不妥？也没有。但照样名裂。可见一个人的进退荣辱、成败臧否，并不完全由他自己决定，甚至完全由不得自己。当然如果曹操为人忠厚老实，武则天也心慈手软，他们确实不会留下骂名，但他们的个人前途却很渺茫。他们的事业不会成功，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也未必有什么保障。曹操也许会在乱世死于非命，武则天也只能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这难道就不是悲剧？

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在劫难逃。

　这就让我想起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黄先生把这部书所述，称作“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书中涉及的人物，从皇帝朱翊钧、权臣张居正、阁老申时行、名将戚继光、清官海瑞、哲学家李贽，到太监冯保、贵妃郑氏、首辅高拱、皇子朱常洵、将领俞大猷等等，统统都没有好结果。黄先生认为，“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正因为制度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偷安耽乐，辅臣是独裁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在此以前，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王朝的兴衰、事业的成败、历史的更替和事情的对错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领袖人物或主导人物个人品质的优劣好坏。与此同时，历史人物也都被按照一种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被分成好人和坏人、君子和小人，分成仁君和暴君、明君和昏君，或者忠臣和奸臣、清官和贪官，以及好汉和混蛋、英雄和流氓等等。于是，历史人物无一例外地都被脸谱化了，中国历史则变成了一个大戏台。红脸的、白脸的、花脸的和没有脸只有白鼻子的，纷纷登台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舞台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白脸和白鼻子，也不知道红脸的关公和黑脸的包公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因为我们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和等待，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却不肯承认每一次的“善报”，往往也差不多意味着下一次“恶运”的来临。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明万历十五年，这戏就没法再唱了。因为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唱得有趣还是唱得乏味，结局统统一样——没有好下场，甚至下不了台。也许，要把这戏再唱下去，只有换戏班子，连行头都换过。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倒是做到了这一点，可惜同样无济于事。我们看到，雍正皇帝，这个最卖力的演员，尽管唱工做工俱佳，台下响起的，也仍是一片倒彩。更何况，这种倒彩并不是第一次响起。早在雍正甚至在海瑞之前，就响起过好几回了。

这就不能不往深里想想了。

的确，如果问题的症结不在个人品质而在社会制度，那么，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它又为什么会走向山穷水尽？

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以道德代法制”。也就是说，用道德和礼仪来管理社会，治理国家。这样一种管理和治理方式，就叫“德治”和“礼治”，不是我们现在主张的“法治”，也不是通常以为的“人治”。

中国文化并不十分千万人治，当然也不十分反对人治。因为中国文化认为，再好的法，也要人来执行。如果人不行，那么法再好，也不顶用，这就叫“有治人无治法”（只有能治理国家的人，没有能治理国家的法）。但法治不行，人治就行么？也不行。第一，再好的人，也要死。人一死，他的政治也就结束，这就叫“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国家要长治久安，当然不能寄希望于这种“人亡政息”的“人治”。第二，人有善有恶，有贤有愚。如果国家的生死存亡系于一人之身，便危险多多，极不可靠。这个“一人”是善人贤君还好说，倘若是恶棍笨蛋，则如祖宗社稷天下苍生何？由是之故，中国文体又并不赞成人治，至少并不像时下学术界认为的那样赞成人治。

实际上，中国文化是不可能赞成人治的。所谓“人治”，说到底，就是“个人政治”或“一人政治”，也就是依靠个人的意志、魅力和权威、威望来实现治理。这种方式，历史上也有，但却在本质上与中国文化的精神相悖，因此只能是特例，不能是常规。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已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个人总是渺小的、卑微的、脆弱的、无足轻重和微不足道的。即便贵为天子，也如此。他们即便有再大的成就，也得说是“赖祖宗神灵福佑，天下臣民同心同德，共襄大业”云云。如果他不这样说，这样做，当真独往独来，自行其是，一意孤行，那他就是“民贼”，就是“独夫”，可以“天下共诛之，天下共讨之”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此，怎么会赞成迷信和依靠个人的“人治”？

其实，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雍正之所以落得个悲剧的结局，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治主义者”。倔们都在相当程度上，相信只要个人品质优秀，能力强，威望高，本领大，就能包打天下。项羽迷信自己的个人能力，海瑞迷信自己的道德品质，曹操、武则天、雍正则迷信自己的意志和铁腕，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他们既然如此地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相悖，当然也就无法得到这个文化的首肯和认同。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人治的现象。但我们必须注意，那多半出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比方说，在动乱年代，或建国之初。这是，礼已坏而乐已崩，毛汉和礼治系统失灵，便只好寄希望于“人治”和“治人”。尤其是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年代，某些英雄人物确乎可能凭借个人的魅力，叱咤风云，逐鹿中原，运天下于股掌之中。然而，正如可于马上得天下，不可于马上治天下，天下也只可“人取”，不可“人治”。英雄人物得到天下以后，必须迅速将国家的动作转移到“德治”和“礼治”的轨道上来。所以，刘邦虽然是开国领袖，也不能违礼。尽管他十分喜爱戚夫人所生之赵王如意，最终却只能立嫡工子刘盈为储，和一千七百多年后万历皇帝的情况没什么两样。难怪隋文帝要说“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了。德治和礼治高于人治嘛！

至于所谓“承平时代”，则更无人治可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事情是有的。但举也好，息也好，却与个人的品质、才干、魅力无关，也与政策本身的好坏无关，甚至与这个人的死活无关，而只与这个人的官位有关。如果是官（当然最好是皇帝），则无论蠢如刘禅，或者贪如严嵩，其政也举；如果不是官，或被罢了官，则无论能如曹操，或者清如海瑞，其政也息。政之举与息，惟与官之存亡相联系。官存，则其政也举；官罢，则其政也息。所以是“官治”，不是“人治”。

“官治”的依据就是“礼”。因为礼规定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上尊下卑，同时也规定了高贵者代表着真理和道德，卑贱者则一定愚昧无知，时时都需要接受教育。这就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一个人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如果不是官，就等于什么学问都没有，什么意见都不对。相反，皇帝的看法即便愚不可及，丹陛之下也总是一片颂扬：“皇上圣明。”长官的报告即便废话连篇，上级的决定即便谬以千里，也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总之，皇帝总是圣明的，长官总是英明的，上级总是高明的——“三明主义”。

显然，官治就是礼治，而礼治则本之于德治。因为德治是一种“软控制”，如无礼法和礼仪之具体化，就无法操作。可见礼只是手段，德才是目的，官则是德与礼或德治与礼治的人格化。因此，官治也好，礼治也好，便都可以说是“以道德代法制”。

抽象地讲，“以道德代法制”也未必就不好，如果确能代替的话。原始氏族社会就没有法或法制，靠什么来管理，来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靠道德，靠礼仪。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和礼治，其实就是从原始氏族社会继承过来的。它既然在原始社会行之有效，就不能说在古代社会一定不可实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评说“以道德代法制”的是非对错，而要问：第一，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要“以道德代法制”？第二，用以代替法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第三，这样一种制度空间可行不可行？

这就要说文化了。

　的确，以道德代法制，正是中国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前面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对于这样一种文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生存。这就只能靠道德，不能靠法制。回为法制只能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不能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比如它只能规定不得伤害他人，却不能规定必须热爱他人；只能规定不得损害群体利益，却不能规定必须为群体谋求利益。即便规定，也顶多只能规定你出力，无法保证你尽心。对于处理人际关系，维系群体团结，法制在许多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比方说，一个人够不够意思，讲不讲交情，能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有没有为群体利益献身的精神等等，法制都管不了。所以，法制代替不了道德。相反，道德却有可能代替法制。你想，如果每个人都是正人君子、菩萨圣贤，这样的社会，还需要法制来防范或者保护某个人吗？

显然，“以道德代法制”是否可行，关键在于有没有呆能使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这里，重要的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一个不道德的，就可能会有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最后就是不可收拾。但，有谁能保证一个不落地都是道德高尚者呢？没有。至少目前没有。所以，“以道德代法制”就只能是理想，变不了现实。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坚持“以道德代法制”？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土壤上，产生不了法制。法制有一个基本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平等，也才能够产生法。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它的前提，是首先要承认所有人都是单独的、个体的、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正因为这些人都是单个的，相互之间没有依附关系，谁也管不了谁，谁都想自行其是，因此，如无行之有效的制度加以制约，势必天下大乱，谁也无法生存。这就需要有一个对每个人都管用的东西。显然，对于这些人格既独立、意志也自由的个个人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共同约定，才可能对每个人都管用。这就是法。换言之，法，就是某一社会中全体个人的共同约法。它既然是大家共同约定的，当然每个人都得遵守，同时当然也会无所偏私地保护每个人，这就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见，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人格不平等的人确实无须乎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既然如此，还要法干什么？有律就行。比方说，谋逆，凌迟；大不敬，斩立决；不孝，绞；以及“十恶不赦”(即谋反等十种最严重的罪行不得赦免)等等。显然，律的作用，不地审为了统治都在实施惩罚时操作方便，同时也显得“公平”而已。因此它又叫“刑律”、“律条”。即便被称作“法律”，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相去甚远，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格不平等的人也产生不了法。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只有服从，无法约定。皇帝口衔天宪，乾纲独断，令行禁止，说一不二，约什么法？所以，中国古代只有“王法”，没有“约法”。虽然也有“约法三章”的说法，但那“约法”从来就是单方面的。比如刘邦入咸阳，与秦中父老的“约法”(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不过是刘邦单方面宣布的新王法。新王法比旧王法好，秦中百姓无不拥护。即便不是拥护，也无可奈何，因为根本就没有商量。王法王法，就是王的法，子民岂能置喙？

　同样，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是骗人的鬼话。王子能犯什么法？除非是谋反。其他的，便只能叫“过失”。即便有了过失，也要另找替罪羊，由他人代为受过。比如皇太子读书不用功，受罚的便只能是陪读者。春秋时，晋悼公的弟弟公子扬干犯军规，执法官魏絳也不过只是将其车夫斩首。魏絳的“执法如山”是有名的，也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礼，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没什么平等可言。况且，如果王子犯法，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要与庶民同罪，那么皇帝犯法又与谁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行不通吧？

法制既然无由产生，则只能诉诸道德。

道德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和行为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两种：平等的和不平等的。平等的关系产生平等的道德，不平等的关系则有赖于不平等的“伦理”。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就是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君要臣遵守的(忠)，君不必遵守；父要子做到的(孝)，父不必履行。没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同等有效或必须共同遵守的的“公德”。

实际上，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同等约束效力、所有人在它面前都平等的东西，是中国古代社会无从设想的。平等？则置君父于何地？平等，岂非让奴才们上脸上头？这当然断乎不可。于是便有一系列的所谓道德律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与妻纲。一则为纲，一则为目，岂能平等？

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虽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却有“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理由是：它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有道德，即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因此平等。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欺人之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哪有起点的平等可言？

君臣、父子、官民、主仆，各有各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要求。君应仁，臣应忠，父要慈，子要孝。义务不同，权利也不同。君可以杀臣，臣不能弑君；父可以训子，子不能责父；可以罚民，民不能告官，又哪有结果的平等可言？儒家说得好听：“人皆可以为尧舜。”可是君臣主仆所修德目各不相同，君主修“王道”，越修越霸气，臣仆修“奴性”，越修越窝囊，怎么会一样地都是“尧舜”？

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惟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当然，动物也有群。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不论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不骨，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没有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不骨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向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倔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齐备有个性。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不过，马克思也指出，一个成年人固然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儿童的天真却应该使他感到愉快，他也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使自己的“固有性格”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这并不容易。对于我们来说，又似乎更难一点。因为我们至今还未能对我们的文化有一个科学、客观、冷静的清理和分析，不是全盘否定，就是盲目乐观，感情用事的成分很大。文化的研究固然不能无动于衷，冷漠无情，但过多地掺入感情，却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危害甚多。

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固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却也同样不乏可悲可叹之时。其最令人扼腕之处，就是对罪恶的粉饰和对人性的摧残，以及对不人道和非人性的麻木。祥林嫂的故事并非迟至鲁迅的时代才发生，阿Q精神也早已有之，只不过没有人去发现。大家都熟视无睹，得过且过，非弄到山穷水尽而不肯觉悟。由是之故，悲剧才会一演再演，连雍正这样的“至尊天子”都难逃厄运。

的确，我们过去是太不重视个人的发展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要给每个人的个性发展以足够自由的空间。我们只知道强调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每个人充分自由的发展，也不可能有群体长足的进步。结果，群体成了不健全的群体，个体则更无健全的人格可言。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人格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还能保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我们还能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新社会吗？要知道，在那个新社会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和前提的。

要有健全的人格，就要有健全的制度；而要有健全的制度，就要有健全的文化。也许，这便正是我们新一代新中国人的历史使命。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后记】

写完《读城记》，再写《品人录》，似乎顺理成章。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那么，人物就是一幅展开的画，谁都可以鉴赏品评。但，正如读城的关键在于读，品人的关键也在于品。读，要读出品位；品，要品出滋味。总之，要能说出点名堂来。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历来就有品评人物的传统。孔子就曾品评过不少人，包括他的学生。孔子的品评，以精练准确见长，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比如“由也果”(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有多才)、“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可以当领导)等等。孔子认为，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品评人物，在他那里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这种智慧在魏晋时期就变成了美。魏晋是品评人物风气最甚的时代。一部《世说新语》，几乎就是一部古代的《品人录》。那时的批评家，多半以一种诗性的智慧来看待人物，因此痴迷沉醉，一往情深： “萧萧如松下风”，“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偎俄若玉山之将崩”。这种对优秀人物的倾心仰慕，乃是所谓魏晋风度中最感人的部分。

自然也不乏幽默睿智的。比如说见夏侯玄“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会，则“如观武库，但睹矛戟”。后来鲁迅先生比较陈独秀与胡适，便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生在《忆刘半农君》一文中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捉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样的人物品评，谁说不是艺术，不是哲学？ 可惜，我们的大学里，不管是文学系、艺术系，还是哲学系、历史系，都不开人物品评课，更没有这个专业。报纸和刊物，自然也只有文学批评、艺术批评而没有人物批评。或者只有人物传记、人物故事，没有人物鉴赏。其实，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有鉴赏价值的。品酒，品茶，品画，品诗，何如品人？

于是就有这本《品人录》。

或许有人要问，你这本书，是历史家言，还是小说家言？我要说，既非历史家言，也非小说家言。因为每一史实，都有史料为据，没有一件事是我编的。而且所据之史，也多为正史，很少用野史的材料，以免唐突古人，因此不是小说家言。不过，史家重在记，本书则重在品。每一篇都是人物的品评，不是人物传记。对于人物的心理，亦多推测，因此又不是历史家言。总之，正如读城不是说城，品人也不是记人。对于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相信读者不会仅仅满足于记述和描写。

从城市中读出文化，从人物中品出思想，这就是我写《读城记》和《品人录》的初衷。

“片云心共远，永夜月同孤。”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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