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宽容人,更难得的是还能够以诚待人。许攸来降后,刚一坐下,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曹操猝不及防,随口答道:起码还能支持一年。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许攸冷笑一声:老朋友大概是存心不想打败袁绍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曹操是聪明人,他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瞒是瞒不过去了。而且,如果再不讲真话,就难以取得许攸的信任和帮助,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实打实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了。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一仗就打得袁绍再也翻不过身来。
说起来,曹操的生性是很狡诈的。所谓“少机警,有权数”,不过是史家比较委婉客气的说法,说穿了就是狡诈。何况曹操又是带兵打仗的人。兵不厌诈。战场上用诡计,官场上用权谋,不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家常便饭,没什么稀罕,也并不丢人,谁都这么做,只不过敌方叫“狡猾奸诈”,己方叫“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罢了。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尊奉天子,继承汉室,不过买政治股,打正统牌,不妨做秀,也难免敷衍。同智士谋臣说话,因为双方都是聪明人,如果耍小聪明使小心眼,就很容易被对方看穿而失去信任,那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反倒不如实话实说。曹操很能把握这个尺寸。惟其如此,他才为自己造就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
不过,谁要是以为曹操不会整人报复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曹操这个人,报复心是很重的。而且,报复起来,一点都不手软。公元193年秋,曹操亲提大军,直扑徐州。一则因为徐州牧陶谦此刻与公孙瓒联手对付他,二则因为陶谦曾出兵帮助袁术打过他,三则因为他父亲曹嵩和弟弟曹德被陶谦的部将张闿(音凯)抢劫并杀死。杀父之仇,岂能不报,何况仇人又是敌人?这一下陶谦吃不消了,只好逃进郯城(今山东省郯城县)躲起来。曹操打不下郯城,便拿徐州老百姓出气。于是纵兵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前后杀了数十万人,仅一次就在泗水边“坑杀男女数万口”,连泗水都被尸体堵塞,为之不流。徐州地区许多城池“无复形迹”,不但没有人影,连鸡犬都杀光了,简直就是惨绝人寰。所以195年曹操打算再次征讨徐州的时候,谋士荀彧(音玉)就断言徐州军民一定会拼死抵抗,决不投降,因为上次杀的人实在太多。确实,曹操这一回,也报复得太过分了。陶谦即便罪大恶极,也顶多杀了他本人或他那一伙,关老百姓什么事呢?如此滥杀无辜,岂非丧心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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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宽容与报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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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连他树的那个样板张绣,似乎也是遭了报复的。他随曹操北征乌桓,还没到地方就死了,死因不明。《魏略》说是被曹丕吓死的。张绣为了讨好曹丕,曾多次请他聚会,没想到曹丕竟然发怒说:你杀了我哥哥,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见人呢!张绣“心不自安,乃自杀”。此案甚为可疑,姑不论。但他的儿子张泉被杀,则是事实。张泉是因牵扯到魏讽谋反案中被杀的。据说此案“连坐死者数千人”,时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是曹操生前最后一次大清洗,下手的人又是曹丕,但下令的却是曹操。此案的案情倒不复杂。据说魏讽是沛人,“有惑众才,倾动邺都”,大约是个“摇唇鼓舌,妖言惑众”的人。曹操的魏国相国钟繇(音由)见他名气大,便让他做了西曹椽。可是这个魏讽,却趁曹操在前线指挥与关羽决战之机“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音伊)密谋袭取邺都,抄曹操的老窝。然而事到临头,陈祎却害怕了,便向看家的曹丕自首告密。曹操铲除异己向来就不手软,何况前方吃紧之时,更不容后院起火。曹丕手上有了老头子的令箭,也就趁机大开杀戒,杀魏讽,也杀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包括张泉。
现在已无法查明张泉是怎样卷进此案的。一种可能是张泉因曹丕逼死了父亲,心怀仇恨或心存恐惧而加盟魏讽的徒党。第二种可能是曹丕因有间接谋杀张绣之嫌疑,畏惧张泉报仇,干脆逼人谋反,杀人灭口。第三种可能则是曹丕并未逼死张绣,但也深知曹操笼络张绣,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杀子之仇是不会忘记的。报复既然无法施加于张绣,那就拿张泉来抵罪好了。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杀你的儿子,岂不是扯平了?曹丕揣摩到曹操的这一心思,便想趁机替父王了却这一心思,没准更能巩固自己太子的地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曹操直接下令处死张泉。总之,张泉之死,很有可能是冤案,或是被逼上梁山。事实上,魏讽一案牵扯的人那样多(《世语》说数十人,《通鉴》说数千人),冤死鬼是少不了的,其中说不定就有曹操早就想报复又没有机会报复的人,比如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暗中勾结的那些家伙。
实际上,曹操既爱才又妒才,能容人也会整人。他整起人来,也与他用人一样,是“大手笔”。没有什么他不敢杀的人,也没有什么他杀不了的人。当年在兖州时,他就杀了鼎鼎大名的边让。边让,陈留人,博学有辩才,所著《章华台赋》传颂一时,大将军何进曾特予征召,蔡邕、孔融、王朗等名士也都极为推崇,他本人也做过九江太守,后来辞官在家。边让自己是名士,自然不大看得起曹操这个宦官养子的儿子,可能很说了些侮辱不恭的话,自以为曹操不敢把他这个大名人怎么样。谁知此时曹操还不是宰相,肚子里也还撑不了船,便悍然地把他杀了,而且还杀了他一家。沛相袁忠和沛人桓邵也看不起曹操,边让被杀后,两人逃到交州,家人却落入虎口。后来桓邵自首,跪在曹操面前求饶,曹操却恶狠狠地说:下跪就可以免死吗?当然不能。结果桓邵也被推出去斩首。
曹操干的这件事,影响极坏,当时就引发了一场叛乱,事后也一直被人们议论。有了这次教训,加上官也大了,野心也大了,慢慢学得“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报复起来,也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但报复还是要报复,嫉妒还是要嫉妒的。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老朋友许攸、娄圭,都因为才智过人又“恃旧不虔”(仗着自己是老朋友而对曹操不恭)而被杀。娄圭,字子伯,少有猛志,智勇双全,追随曹操,立功极多,曹操常常自叹不如(子伯之计,孤不及也),终因嫉才而杀了他。
相对娄圭而言,许攸就有点自己找死。他既恃旧,又恃功,一直对曹操不那么恭敬客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说:阿瞒呀,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了。曹操表面上笑着说:是呀是呀,你说得对呀,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曹操攻下邺城,许攸又指着邺城城门对曹操身边的人说:这家伙要不是有了我,就进不了这个门啦!曹操便再也不能容忍。当年在官渡,曹操危在旦夕,对许攸的放肆只好忍了又忍,这会儿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于是曹操便毫不犹豫地要了他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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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宽容与报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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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攸实在是白长了个聪明脑袋。他难道不知道“伴君如伴虎”,而老虎终究是要吃人的么?老百姓都知道,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许攸却不但要去摸,而且越摸越上瘾,哪里还能保住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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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桩谋杀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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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腹诽心谤可是既说不清又不要证据的事,当然一抓一个准。这种以“腹诽心谤”为罪名杀人的事,刘邦干过,汉武帝刘彻干过,曹操干起来也很得心应手。那个道德最高尚、品行最端正、作风最正派,在群众中威望最高的崔琰,就是这样被曹操整死的。
崔琰,字季珪,是当时最为德高望重的名士,史书上称他“清忠高亮,雅识经远,推方直道,正色于朝”,也就是清廉忠贞,正派儒雅,既有高风亮节,又有远见卓识,看人看得准,做事做得正,而且仪表堂堂,凛然于朝,据说连曹操看到他,也为他那一身正气而慑服(太祖亦敬惮焉)。事实上曹操也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伯夷是所谓“君子”的典型,据说他“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史鱼则是所谓“直臣”的典型,因卫灵公不纳他的忠言,便在临终前留下遗嘱,不让家人给他在正堂治丧,终于用这“尸谏”的方式,迫使卫灵公改正了错误。所以孔子说: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他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一样直。孟子则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认为崔琰是众人的表率,时代的楷模。
崔琰也确实不负众望。他在担任组织部长兼人事部长职务期间,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文武群才,多所明拔),而且量才录用,不讲情面,以致“朝廷归高,天下称平”,杜绝了用人的腐败,树立了朝廷的威望。
崔琰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曹操晚年,曾为立嗣问题苦恼,不知是立最年长的曹丕呢,还是立最有才的曹植。于是便以信函密问百官,请他们陈述意见,密封以答。惟独崔琰却“露板”(不封板牍)公开作答,说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曹操杀了,而且完全是诬杀。杀他的理由,就是“腹诽心谤”。以所谓“腹诽心谤”为罪名来杀人,原本就是混账逻辑,更何况说崔琰“腹诽心谤”,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做了魏王之后,有一个名叫杨训的人写了表章,称颂曹操的功勋和盛德,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说他迎合权势,为人虚伪。进而又议及崔琰,认为他居然举荐杨训做官,是他作为组织部长的失察和失职。于是崔琰便把杨训奏章的底稿要来看了一下,给杨训写了一封短信,说:“省表,事佳耳!时呼时呼,会当有变时。”此案便由此而起。
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崔琰写这封信的真实想法和动机,但此信确实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它直译过来是:表章我看过了,事情做得还算可以嘛!时间啊时间,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也一定会发生变化的!这里的关键是:那个还算可以的事是什么事,而那个会发生变化的情况又是什么。它们可以理解为:杨训的这份奏章写得还算可以,或他上奏章这件事做得还算可以,而随着时间的迁移,人们对杨训的看法也是会发生变化的。这种理解,就事论事,顺理成章。
但告密的人不这么理解。他的解释翻译过来就会是这样:表章我看过了,曹某人做的那些事还算是可以嘛!天时啊天时,总会有变的时候。所以曹操愤怒地说:老百姓通常都讲,生个女娃儿罢了,不过“还算可以”而已,这个“耳”字不是好字眼。“总会有变的时候”,更是出言不逊,别有用心!于是便处崔琰以髡刑输徒。也就是剃个阴阳头,送去劳改队吧。崔琰受此凌辱,内心却很坦然,行止如故,辞色不挠,毫无猥琐卑屈、摇尾乞怜的样子。那个告密者又去报告曹操,说崔琰并无认罪悔改之意。曹操便下手令说:崔琰虽然受刑,却仍接交宾客,门庭若市,说话抖动着胡须,看人直瞪着眼睛,好像心怀不满嘛!三天后,负责监视崔琰的官吏报告说崔琰并未自杀,曹操竟发怒说:崔琰难道一定要我去动刀锯吗?崔琰听说这话,点点头说,这是我的不是了,不知曹公竟有这个意思。于是从容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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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桩谋杀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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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琰之死,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冤案。连陈寿作史时,都忍不住要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其实,崔琰并无“不虔”,而曹操早有杀机。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平定袁氏,领冀州牧。他得意洋洋地对刚从冀州监狱里救出来、当了他的别驾从事的崔琰说,昨天我查了一下户口,这一回我可得三十万人,冀州可真是个大州啊!谁知崔琰却说:如今天下分崩,九州分裂,袁氏弟兄同室操戈,冀州百姓露尸荒野。王师驾到,没听说先传布仁声,存问风俗,救民于涂炭,反倒首先算计能得到多少兵甲,以扩充实力为当务之急,这难道是敝州男女老少寄希望于明公的吗?这一番义正词严,吓得旁边的宾客脸都白了,曹操也连忙收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道歉。因为这实在是正义和正直的声音,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但那疙瘩,也就结在了心底。应该说,从204年结怨,到216年杀人,曹操等了十二年,他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曹操当然也不例外。因为就连最窝囊最低能的皇帝和官员都会这一手。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有的人会当场翻脸,立即实施报复;有的人则会为了长远的目标和更大的利益。先忍下来,等到秋后再算账。
但,是秋后算账还是当场翻脸,却是英雄或奸雄与狗熊或笨蛋的分野。
于是,崔琰便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是君子;曹操则用崔琰的死,证明自己是奸雄。
孔融的死则有所不同。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于是孔融便名满天下,世人皆知,与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边让同为“后进冠盖”,三十八岁就当了北海相。后来,他又被曹操请到许昌,当了主管工程的将作大臣(建设部长)。每次朝廷开御前会议,都是他作主发言人,其他卿大夫则不过挂名委员而已。
孔融的才气大,名气大,脾气和架子当然也不小。197年,袁术称帝,曹操便想公报私仇趁机杀掉与袁术有婚姻关系的太尉杨彪。孔融听说后,立即去找曹操,说《周书》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孔融心想,扯你妈的淡!嘴上也不饶人:莫非成王要杀召公,周公也说不知道?如今天下人敬仰您,只因为您聪明仁智,办事公道。如果滥杀无辜,只怕天下人都要寒心。首先第一个,我孔融堂堂鲁国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曹操想想他说得也有道理,就不杀杨彪了,但心里肯定结了个疙瘩。
然而孔融却不放过曹操,一有机会就找他的岔子,用讽刺挖苦和故意捣乱的方式来发泄他对曹操的不满。曹操攻破邺城,曹丕把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小老婆。孔融就给曹操写信,说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了。曹操因孔融博学,以为真有这事,便问他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孔融回答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又比如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由此非禁不可。孔融又跳出来唱反调,说天上有酒星,地上有酒泉,人间有酒德,酒怎么可以禁?再说从古以来就有因女人而亡国的,怎么不禁女人?这些话,当然让曹操很不受用。但孔融来头大,名气大,曹操轻易也奈何他不得,但“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如果孔融只是说些讽刺刻薄话,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了。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又正好要用兵荆州。留着这样的人在朝中,如何放心得下?于是曹操便决定在消灭刘备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杀孔融毕竟不是杀别的什么无名鼠辈,还得讲点法律程序。因此曹操便任命郗虑去当检察长(御史大夫),查一查孔融有什么问题。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自然心领神会,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劉(刘)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弃市,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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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桩谋杀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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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路粹的揭发和后来公布的罪状,孔融有两条“反动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但曹操说有,那就有,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有,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死有余辜,死了以后也翻不过身来,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很厉害的。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的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与当局合作,或装作不与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才能一正风气,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所以他要杀孔融,还要批判他。对另一个才气和脾气也很大,地位和影响却不如孔融的人,就不去动他,而是交给别人去杀。
这个人,就是祢衡。
祢衡,字正平,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人。《后汉书》说他“少有辩才,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也就是非常意气用事,非常刚愎狂傲,喜欢故意和时尚唱反调,和别人过不去,也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意思。大约意气相投之故,他和孔融的关系非常之好,无话不谈。孔融那两条不孝言论,据说就是对祢衡说的,并由祢衡到处散布传播。路粹还揭发说,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路粹的举报材料一再提到祢衡,可见孔融一案,在某种意义上是祢衡一案的延续。
祢衡的被杀,当然首先是得罪了曹操。孔融因爱祢衡之才,多次向曹操举荐祢衡。曹操自己也是爱才的人,便也想见一见这位名士。可是祢衡却看不起曹操,自称狂病,不肯前往,背地里又大放厥词,讥讽曹操。曹操哪里受得了这个?但考虑到祢衡才气大名气大,也并不想杀他,只想杀杀他的威风。听说祢衡善击鼓,便召祢衡为鼓吏,并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这回祢衡倒是来了,而且鼓击得十分精彩漂亮,“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祢衡又走到曹操面前,却被负责礼仪的吏员呵住,说鼓吏应该换上特殊的服装,你怎么就这样走进来了?祢衡说:是。于是便当着曹操的面,不慌不忙一件一件脱下自己的衣服,脱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又慢慢吞吞换上制服,再奏鼓曲而去,脸上没有半点羞愧的意思。这一来,曹操反倒弄得下不了台。不过曹操到底是曹操,便呵呵一笑对宾客说: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没想到反而被他羞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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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桩谋杀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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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连孔融也觉得太不像话,下来就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申说曹操的慕才之意。祢衡便答应见曹操。孔融十分高兴,立即跑去对曹操说了。曹操听了也很高兴,马上吩咐门人,祢衡来了立即通报。谁知一直等到下午,祢衡才来,而且也不是来道歉,而是来骂人的。只见他身穿一件单布衣,头顶一袭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棒棒,往大营门口一站,开口就骂。一边骂,还一边用木棍击地,骂得抑扬顿挫,有声有色。曹操勃然大怒,回头对孔融说:祢衡小子,算什么东西!孤要杀他,不过杀一只麻雀老鼠罢了!
祢衡这事做得确实不地道。至少是,他不该把孔融也卖了,弄得孔融里外不是人,也让曹操看不起。也许正是出于这种极度的蔑视,曹操甚至懒得亲手处死他,而是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刘表素有宽和爱士的名声,祢衡去了以后,如能改弦更张,和睦相处,倒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祢衡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最终与刘表闹翻,又被刘表打发到黄祖那儿去。黄祖是个大老粗,哪里吃祢衡这一套?一次宴会上,祢衡又出言不逊。黄祖呵斥他,他反以骂言相对。黄祖大怒,喝令拉出去打屁股,祢衡却越骂越凶。黄祖再也忍无可忍,便下令杀了这小子。正好黄祖的主簿平时就痛恨祢衡,立即忙不迭地就把他杀了。祢衡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祢衡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认真说来,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做混蛋。
事实上祢衡的所谓傲骨,毫无正义的内容,只不过是他自我表现的恶性膨胀而已,而且到了不惜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地步。那时,许昌刚刚建都,四方豪杰,云集于此,人才济济。有人建议他与陈群、司马朗交往,他一脸的不屑,说我岂能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陈群,字长文,祖父、父亲、叔父都是当时的名士,他本人也和孔融是朋友,同朝为官,并不是杀猪的。司马朗,字伯达,世家子弟,是司马懿的长兄,当然也不是卖酒的。祢衡这样说,只能显示他的狂妄。别人又问他,那么荀彧、赵稚长怎么样呢?荀是曹操的头号谋士,一表人才;赵是当时的荡寇将军,饭量颇大。于是祢衡便嘴巴一撇说:荀某可以凭他的脸蛋去司仪吊丧,赵某凭他的肚皮可以去监厨请客。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祢衡的狂悖可想而知。
如此狂悖无礼的人,人际关系当然也好不了,而祢衡似乎也不想搞好关系。他被曹操驱逐出境,众人来送他,他却大摆架子,过了老半天才来,气得众人坐的坐,躺的躺,都不理他。祢衡却一屁股坐下来放声大哭。大家问他为什么哭,他说坐着的是坟堆,躺着的是尸体,我夹在坟墓和尸体之间,能不难过吗?这样喜欢骂人,而且骂起来这样尖酸刻毒的家伙,有谁会喜欢?
实际上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他到刘表那里,刘表把他奉为上宾,他却不断讽刺刘表的左右亲信。于是这些人便到刘表那里去打小报告,说祢衡承认将军仁爱宽厚,却以为不过妇人之仁,没有决断能力,必败无疑。这话击中了刘表的要害,但祢衡却并没有说过。然而说它出自祢衡之口,却谁听了都信。于是刘表恼羞成怒,便把他打发到黄祖那里去。曹操送祢衡到刘表那里,是知道刘表宽厚,对祢衡也尚有网开一面,希望他能好自为之的意思。刘表明知黄祖暴躁,还要把祢衡往他那里推,就是存心和祢衡过不去,甚至有借刀杀人之意了。
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他也不会讨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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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桩谋杀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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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杨修死得有些不明不白。
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杨修又是一个谦恭的人。他的死,并不因为得罪了谁谁谁。史家一般认为,杨修是死于立储之争。当时曹丕和曹植争当太子,而杨修是帮曹植的。曹操决意立曹丕为嫡以后,为了防止杨修给曹植出坏主意,同曹丕对着干,惹麻烦,弄得兄弟相争,祸起萧墙,便在自己临终之前一百多天,把杨修杀了。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党。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操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杨修虽然出身名门,四世太尉,和袁绍兄弟一样也是“高干子弟”,父亲又是当朝太尉,但此刻连皇帝都成了曹操的玩偶,太尉又算什么东西?杨修对曹氏兄弟不巴结着点,又能怎么样呢?
何况杨修和曹丕的关系也不坏。杨修曾把一把宝剑献给曹丕,曹丕十分喜欢,经常把它佩带在身上。后来曹丕当了皇帝,住在洛阳,也仍佩带这把宝剑。有一天,曹丕从容出宫,忽然想起了杨修,便抚着宝剑喝令停车,回头对左右说:这就是当年杨德祖说的王髦之剑了。王髦现在在哪里呢?及至找到王髦,曹丕便赐给他一些粮食和衣物。俗话说,爱屋及乌。曹丕这么喜欢这把宝剑,喜欢到连王髦都要赏赐;提起杨修时,称他的字不称他的名,都说明曹丕对杨修还是有些感情的,至少不那么反感。曹丕自己都不想杀的人,曹操替他杀什么!
曹操是为自己杀杨修的。
杨修这个人,虽然大家都公认他聪明,其实不过小聪明。他辅佐曹植,多半因为揣度曹操会立曹植。所以尽管两兄弟都和他交往,他还是倒向了曹植。曹植失势后,他又想开溜,这都是小聪明的表现。他给曹植出的那些点子,也都是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命令曹丕、曹植兄弟各出邺城门外办事。事先又密令门卫不得放行。杨修猜中了曹操必然有此安排,便事先告诉曹植说,万一门卫不放侯爷出去,侯爷身有王命,可以杀了他。结果曹植出了城,曹丕没出去。但曹操的这一安排,是对兄弟俩的综合考察,既要察其才,更要察其德。曹植表面上赢了这场比赛,却给曹操留下了曹丕仁厚、曹植残忍的印象,实际上输了。杨修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得并不远,所以是小聪明。
这种小聪明常常使他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杨修喜欢揣度曹操的心思,常常替曹植预先设想许多问题,并写好答案。每当曹操有事询问时,便把事先准备好的合适答案抄录送上去,希图给曹操“才思敏捷”的印象。然而一来二去,曹操便起了疑心,心想曹植再聪明,也不至于如此之快呀!派人一查,就查出了原因。从此便对曹植有了看法,对杨修则更是厌恶之极。
可惜杨修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常常要卖弄小聪明。他身为曹操主簿,却又不肯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里,老想溜出去玩。可是又怕曹操有问题要问,于是每当外出时,都要事先揣度曹操的心思,写出答案,按次序写好,并吩咐侍从,如果丞相有令传出,就按这个次序一一作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阵风吹来,纸张的次序全乱了。侍从按乱了的次序作答,自然文不对题。曹操勃然大怒,把杨修叫来盘问。杨修不敢隐瞒,只好老实交代。曹操见杨修这样对付他,心中自然十分忌恨。
更糟糕的是,杨修还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这种小聪明。有一次,曹操去视察新建的相国府,看后不置可否,只让人在门上写了个“活”字。杨修便令人将门拆掉重建,说:“门”中“活”,就是“阔”,丞相是嫌门太大了。又一次,有人送给曹操一盒酥糖。曹操吃了一口,便在盒子上写了个“合”字交给众人。众人不解,杨修却接过来就吃,并说:不是“人一口”吗?如果说这尚属雕虫小技,无伤大雅,那么,他在军中的表现就会让曹操大起杀心。公元219年,曹操亲率大军,从长安出斜谷,进军汉中,准备和刘备决战一场。谁知刘备敛众据险,死守不战。曹操欲攻不得进,欲守无所据,战守无策,进退两难。有一天部下向他请示军中口令,竟答应以“鸡肋”。杨修听了,立即收拾行装。大家忙问何故,杨修说:鸡肋这玩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公是打算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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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桩谋杀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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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又叫杨修猜中了,可这一回只怕也就要了他的脑袋。果然,不到半年工夫,曹操就杀了杨修,罪名是“露泄言教,交关诸侯”,大约相当于泄漏国家机密罪、结党营私罪和妖言惑众罪。
据说,杨修临死前曾对人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但如果他以为他的死,是受曹植的牵连,那就是死都不明白。杨修不明白,他是生活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而曹操又是这种体制下罕见的几个“雄猜之主”之一。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恨的,便是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你。总之,独裁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个像X光机一样的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修猜出来了却并不说出去,也许还好一点。他又偏要到处张扬,这就至少会显得曹操城府不深,不过如此,就会启动一些人的不臣之心。因此,杨修这颗钉子,非拔掉不可。可以说,祢衡之死,是因为他太不了解人;杨修之死,则因为他太了解人。而且,他们又都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人与人之间究竟应如何相处。
简单地说,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得最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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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情未必真豪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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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操也未必多想杀人。他原本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非常重感情的。
曹操虽然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他面对的,毕竟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知多少人在居心叵测地抓他的辫子,不知多少人在处心积虑地找他的岔子,不知多少人在幸灾乐祸地看他的笑话,不知多少人在磨刀霍霍地想要他的脑袋。他不能不冷酷,不能不残忍,不能不抢先一步要了别人的性命,甚至不惜误杀无辜。然而,热爱生命,重于感情,又毕竟是他的天性。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却并不以杀人为乐;执法不讲情面,却又通情达理。
这样的事例很是不少。攻杀袁谭后,曹操曾下过一道命令:谁敢哭,连你老婆孩子一起杀!然而冀州别驾王修却公然违抗命令,赶到袁谭尸身边号啕大哭,还要求收葬袁谭的尸体。曹操故意默然不应。王修说:我受袁家厚恩,不能不报。让我收尸以后再死,我死而无憾!曹操大为感动,说:这真是个义士啊!不但不杀王修,还任命他为司金中郎将。孔融死后,许多原来和他交好的人都不敢去吊唁,只有京兆人习脂(字元升)去了,抚着孔融的尸体哭着说,文举呀文举,你舍我而去,我以后还和谁说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后来习脂见到曹操,向他认错,曹操却叫着他的字说:元升呀元升,你倒是个慷慨多情的人!又问他住在哪里。听说习脂刚搬了家,便马上让人给他送去一百斛谷子。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他说:奉孝年不满四十(实为三十八岁),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就有十一年。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全都是他和我一起硬挺过来的。那都是千钧一发的艰险呀!我自己都拿不定主意,奉孝却当机立断鼎立玉成。只有他,最知道我的心愿呀!诸位和我,都是同辈人,只有奉孝最年轻,我原本是要把后事托付给他的,谁知道他竟先我而去呢?奉孝其实是知道危险的。他身体不好,南方又多瘟疫,因此常说要是到了南方,只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可是为了和我共渡难关,他还是硬挺着去了。这样一份情义,如何叫人忘得了!如今,我虽然为他请了功,讨了封,可这对一个死了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天下相知的人是这样少,好容易有了一个又弃我而去。苍天哪,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呀!读着这样的文字,恐怕连我们自己也要为之感动的。
甚至对于背叛了自己的朋友,曹操也很看重当年的情谊。陈宫和曹操有过一段不平常的交往,曹操出任兖州牧,就是陈宫的功劳。后来,因诛杀边让一案,陈宫离开曹操,投奔了吕布,而且死心塌地地帮吕布打曹操,被俘以后,也死不肯投降。曹操便叫着他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呀!陈宫长叹一声说:陈某听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曹操又问:你的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呢?陈宫又说:我听说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婆孩子是死是活,也由明公看着办了。说完,头也不回,昂首就刑。曹操流着眼泪,为他送行。陈宫死后,曹操赡养了他的老母,还为他女儿出了聘,对他们家比当初是朋友时还要好。
曹操确实很重友情。他非常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中,能有更多的朋友。他在《短歌行》一诗中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这首诗也是很感人的,它翻译过来就是: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
悠悠的,是我的深情。
只因为你的缘故啊,
让我思念到如今。
麋鹿找到了艾蒿,
就会相呼相鸣。
我要是有了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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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情未必真豪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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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鼓瑟吹笙。
明明的是那天上的玉轮,
不知何时才中断它的运行。
深深的是我心中的忧思,
也许永远都没有止境!
来吧朋友!
越过那田间小道,别管它阡陌纵横。
有劳你枉驾前来,让我们久别重逢。
把酒临风,握手谈心,
重温那往日的友情。
这难道不是很感人的吗?
最能体现出曹操之重情的,大约还是在他临终之际。
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他也算活够了岁数。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他留下了一份写得断断续续的《遗令》,算是最后的一个交代。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比如婢妾和艺妓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
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也说得文绉绉的:“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吊魏武帝文》)。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惧,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连妾妇,分香卖屦”,算什么事呢?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的,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事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苏东坡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文学家,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却实在不敢苟同。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去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老话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曹操虽非就义,但死得还算从容。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不错,与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个俗人,你们又能怎么着?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又能怎么样?因此我以为,曹操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