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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出色最精彩的一篇檄文，端的写得义薄云天，气壮山河，据说连武则天读了也拍案叫好，认为这样的人才居然没被发现，实在是“宰相之过”。徐敬业的叛军自然也沾光成了仁者之师、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可惜，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徐敬业临时纠集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王朝天兵的对手。只几个回合，就被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其实，徐敬业的败迹早在骆宾王的檄文中就已显露出来。徐敬业在檄文的结尾处许愿说：“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意思是说我徐某向大家保证，只要诸位参加我的行动，那么，事成之后，所有的爵位封赏，现在就可以指着山河为信。如此口气，似乎这大好河山，此刻就已经是他徐敬业的了，岂非狂妄之极，骄兵必败？别说此刻胜败还尚不可知，即便将来胜利了，那官爵也不该你徐敬业来封，那恩荣也不该你徐敬业来赏。从理论上讲，这应该是皇上的事。徐敬业以皇上的口气说话，岂非正好暴露了自己想称王称帝的狼子野心？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如果说还多少有点胜利之可能的话，那就是占了一个“义”字。现在既然以利代义，丢了政治资本，就只有自取灭亡。

事实上徐敬业败就败在这里。军师魏思温曾对他说，我们既然是以匡复唐室、勤劳王事为号召，就该直取洛阳，争取天下人的群起响应。然而徐敬业却抵挡不了所谓“金陵王气”和据地称王的诱惑，不肯北伐而要东征，结果一败涂地，在逃往高丽的途中被部下杀死。他只闹腾了四五十天便身败名裂，只能说是活该。

就在武则天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的前一天，即嗣圣元年十月十八日，宰相裴炎被斩杀于都亭。他的死，也冤也不冤。

裴炎是以谋反罪被杀的。证据是他曾与叛乱分子骆宾王私下接触，并与徐敬业有书信来往。据说，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裴炎的谋反，既有犯罪动机，又有犯罪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该杀。

其实，裴炎与徐敬业并不是一路人。他对徐敬业这个人和徐敬业要做的事都有所警惕，并不想掺和进去。徐敬业的目的是推翻武氏，自己称王；裴炎的目的则是逼退太后，还政睿宗。他们在倒武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但分歧则更大。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没搞成的原因是运气不好。他们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

因此，当徐敬业在扬州起兵时，裴炎的心情，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终于有人向武则天的权威公开挑战，她大约再也不能一意孤行。惧的是战端一开，时局将不可收拾。而且，不管是现在对付足智多谋的皇太后，还是将来对付重兵在握的徐敬业，都是难题。但他实在不愿放弃这千载难逢可以坐收渔利的天赐良机。于是便决定豪赌一把。他对武则天说：皇帝年长，不亲政事，这才给叛匪以口实。如果太后还政于皇上，臣以为叛军不讨自平。

裴炎下的是一着险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自己兵谏不成，就借徐敬业的兵。先借徐敬业的兵逼武则天下台，再用武则天的兵逼徐敬业就范。只要太后退位，皇上还朝，徐敬业的军事行动便师出无名，再坚持下去就是谋反。那时，不说是“不讨自平”，便是要讨，也容易得多。无论兵不血刃平息叛乱，还是不动干戈夺回朝政，他裴炎都是盖世英雄，千古名臣。何况，裴炎的说法，也并非没有道理。徐敬业并没有反唐。相反，他打的正是匡复唐室的旗号。如果皇帝回到朝廷，徐敬业岂有不偃旗息鼓、俯首称臣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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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血染的皇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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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武则天没那么好哄。她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好笑：少跟老娘来这一套！不讨自平？天下哪有不讨自平的反贼！大军征讨还不一定平呢！以你裴炎头脑之清醒、政治经验之丰富，难道不懂这个道理？难道看不出徐敬业的真实目的是“凡诸爵赏，同指山河”？即便我把政权还给皇帝，他徐敬业也会借口“还政是假”云云继续兴兵作乱。看来，所谓“不讨自平”是假，要老娘下台才是真。难怪他对讨伐叛贼毫无兴趣（不汲汲议诛讨）了。对这种人，武则天从来就不手软。你裴炎和徐敬业不是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吗？那好，不管你是敲边鼓也好，作内应也好，或者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也好，老娘先杀了你再说，免得变生肘腋，防不胜防。所以，武则天没有丝毫犹豫就把裴炎送上了断头台。平息扬州叛乱以后，又斩杀程务挺于军中。

裴炎谋反案在朝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少有人相信裴炎谋反是真的。因为谁都知道裴炎既是忠臣又是清官。裴炎被捕后，照例抄家，却发现堂堂相府，居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程务挺就更是冤枉。作为大唐一代名将和功臣，他不但没有谋反，而且在前方奋勇作战保卫边境，杀得敌人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程务挺被害后，边境将士悲痛莫名，痛哭流涕，突厥则欢呼雀跃，大摆宴席。武则天杀程务挺，实在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实际上，裴炎和程务挺反不反，只有武则天和他们两人心里有数。这就是：如果武则天不当皇帝，还政于睿宗，裴炎和程务挺必不反；如果武则天悍然称帝，裴炎和程务挺必反无疑。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罢了。所以，当有人劝裴炎认罪求情，或可免于一死时，裴炎只是笑着摇摇头说：宰相下狱，断无全理。多余的话无须再讲。同样，当朝中大臣担保裴炎不反，说“若裴炎谋反，臣辈也谋反了”时，武则天也只是笑着摇摇头说：朕知裴炎必反，卿等必不反。可见双方都心照不宣。

其实，不论裴炎谋反一案是否证据确凿，他的死，都是一个悲剧。对裴炎是悲剧，对武则天也是悲剧。因为他们都没有“错”，又都付出了代价，而且损失惨重。裴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而被杀的。这个主张就是：皇帝只能由男人来当，而且只能由李世民的子孙来当。从封建礼法和裴炎所受的教育来看，这是对的，是“正义”和“正道”。武则天的主张则是：强者为王。皇帝应该由有能力的人来当，而不拘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姓李还是姓别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不错，也是“正义”和“正道”。结果，裴炎和武则天为各自不同的“正义”和“正道”发生冲突，并分别付出代价：裴炎丢了性命，武则天则失去了一代名臣和一代名将，等于砍掉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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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武则天在内心深处还得感谢裴炎。

如果说，徐敬业短命的叛乱增强了武则天的信心，使她感到天下事并非不可为之，那么，裴炎未遂的政变则提醒她要小心，万万不可大意失荆州。道路并不平坦，前途也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敬业的叛乱固然不得人心（诚如时人陈子昂所说“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自己的临朝称制也同样颇遭物议（亦如重臣刘祎之所言：“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看来，李唐宗室的残渣余孽倒不可怕，礼法传统却是很难战胜的劲敌。想当年，曹操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尚且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如今武某要在寻常之时行非常之事，就更得要有非常之举。显然，对于武则天而言，她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来铺就。她头顶上那女皇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来染成。她不能等着人撞到枪口上来。她必须制造恐怖，大开杀戒，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

现在武则天深信她是在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原来就是“改朝换代”即“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等。所以《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不过，商汤革命也好，周武革命也好，和武则天的革命都颇不相同。前者发生在旧王朝行将就木之际，后者则发生在新王朝蓬勃兴旺之时；前者是一个男性家族取代另一个男性家族，后者却是一个女人要颠覆男人的天下；前者是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后者可只能搞宫廷政变。显然，武则天的难度更大，是否“顺乎天而应乎人”也大成问题。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不服输、连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曌就是日月空）的伟大女性。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革命的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所有人都不赞成她革命，她就让大家都不敢开口说话。总之，她必须创造一种政治气候，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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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血染的皇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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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武则天开始理直气壮地实行她的特务政治和恐怖统治。这种政治和统治的核心部分，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自己的政敌和不喜欢的人谋反，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惯用伎俩。刘邦用过，曹操用过，武则天当然也可以用。武则天的不同之处，是公开地、普遍地通过鼓励告密和起用酷吏来大规模制造冤假错案。大约很少有人像武则天这样把告密合法化并公开予以鼓励了。她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的人。即便是樵夫和农民，也可以到京师面见皇帝，提出控告。他们将由官府供给驿马，沿途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进京后住官家客栈，吃官家伙食，而且能得到武则天的亲自接见和赏赐。最重要的是：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不会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只有进项没有亏损的无本生意谁不想做。哪怕是到京城公费旅游一回，过把五品官的瘾，也值。于是乎，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武则天则每天都要坚持翻看那些告密信，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些告密信为她提供了许多线索，使她对朝廷中社会上的动向了如指掌，洞若观火。这实在让她喜出望外笑逐颜开。她没有忘记，因为情报不灵，徐敬业一伙搞了那么多阴谋诡计，朝廷居然一无所知，直到他们集结起十万大军攻城略地时，才大惊失色，匆忙应对。她也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有人告密，裴炎兵变的预谋才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告密，对于独裁者来说，真是个好东西。

因此，武则天决定重奖告密者，并从告密者当中选拔一批酷吏。这些酷吏之所以要从告密者当中选拔，是因为不屑于告密的人也一定不肯搞逼供信。不搞逼供信，又怎能把告密变成案件，置反对派于死地？在尝到告密的甜头以后，武则天已不满足于仅仅通过这种手段获取情报了。她还要通过对所有密告的处理，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冤案，以便把反对派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事实上，只有一个个“骇人听闻”的案件被不断揭露出来，才能证明建立告密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就非有酷吏不可了。这些人都是些什么出身，是否读过书、有学问，或者是否懂法律、有能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武则天的脸色，以及有足够的卑鄙和残忍。

可见，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既然国家安全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就更需要鼓励告密，重用酷吏了。如此恶性循环，恐怖的气氛也就自然形成。其实，国家何曾受到威胁？只不过武则天自己神经过敏，或者只是她杀人立威的一种借口。

尽管武则天这一手段极其卑鄙无耻、肮脏下流，却挺管用。几年下来，已没有什么人胆敢对她的所作所为说三道四，有的只是一片歌功颂德和阿谀奉承之声。呈报所谓祥瑞的绿纸书和言说所谓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飞往宫中，飞到武则天的丹陛之下。在装模作样进行了一番推让辞谢以后，载初元年亦即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九月九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女野心家，终于如愿以偿，戴上了那血染的皇冠。这一年，她六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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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右开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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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赢了，但赢得并不光彩。因为她在这一场较量中，使用了最可耻的手段——告密，建立了最卑劣的机制——告密制度。

告密肯定是人类社会中最卑鄙下流的行为之一。无论武则天是出于何种动机奖励告密，无论这些动机如何地被说成是迫不得已或冠冕堂皇，也无论武则天登基后做了多少好事，有过多少贡献，为她奖励告密而作的任何辩解都是最无耻的谰言。我们可以不苛求武则天这个人，但不能不谴责告密。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而且，告密往往意味着出卖。因为只有告发最隐秘之事才是告密，而若非关系极为亲密者，这些事情又何以知晓？可见告密不仅是报告秘密，也是告发亲密，或者说是出卖。历史上那些告密者，不是卖主求荣，便是卖友求荣，不是出卖亲人，就是出卖同志。所以，告密之风一开，社会风气就会迅速污染，人类那些美好的情感，如亲情、爱情、友情，便都荡然无存了。

武则天当然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她的告密制度，便是以举报之名出笼的。她最初的做法，是在庙堂的四周各放一个类似于信箱的东西——铜匦，分别收集劝农务本、朝政得失、申冤告状和天象军机四个方面的常人表奏，颇有些广开言路、下情上达的意思。她自己也声称：“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张于天下。”可惜，在专制政治体制下，这些说法即便不是掩人耳目，也会变成一纸空文。真正的民意并不可能反映上来，反映上来也不会被采纳，邪恶反倒可能假正义之名横行于天下。原因就在于体制是“君主”而不是“民主”。民作主，民意当然就是天意；君作主，则天意也无非君意。这样，即便有种种广开言路的措施，也完全不顶用的。因为说不说固然由民，听不听却完全由君。君主既然是言论是非的最高仲裁者，则君主一人之好恶，也就成了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样一来，大家当然都拣君主爱听的话说，投其所好，以谋私利，以防不虞。如此，则所谓“民意畅达，正义伸张”云云，也就成了自欺欺人的鬼话。

君主们爱听什么话呢？无非吹牛拍马和挑拨离间。因为专制君主都有两个通病，一是自以为是，二是疑神疑鬼。所以，专制君主的身边，总少不了两种人，一是马屁精，二是告密者。马屁精保证他感觉良好，告密者保证他不遭暗算。即便所告之密，不过臣下们的相互攻击，也很不错。臣子们越是互不相让，互不相亲，皇上的君位就越安全。臣子们如果团结一致，那他这个君可就真是孤家寡人了。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吹捧，也没有一个不爱听人告密的。不过，歌功颂德的话不妨公开来讲，投入那铜匦之中的，便十有八九是告密。

武则天不一定欣赏告密，却需要告密。她必须查清哪些是暗藏的反对派，也希望朝廷的大臣们狗咬狗。对于这一类的权术，她是很在行的。因此她故意把举报和告密混淆起来，而且故意对举报不实者不予追究。这就不但是奖励告密，而且是鼓励诬告了。道理很简单：告别人一下，运气好一点，没准能扳倒仇人，或捞他一把。运气不好呢，也没什么损失，岂非不告白不告？

其实在这最黑暗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人会“白告”。因为武则天不仅建立了告密制度，而且豢养了酷吏集团。这些人比武则天还要喜欢告密者。他们自己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是“告密专业户”，对告密自然有一种“职业兴趣”，和其他告密者也原为一丘之貉，很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队伍，结为狐朋狗党，或雇为打手耳目。再说，如果没人告密，他们就没有事情做，岂不是要砸饭碗？这些王八蛋原本就恨不得没事找事，无风也兴三尺浪，现在既然有人告密，岂有不炼成大狱之理？结果，某人只不过撇了一下嘴巴，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诽谤朝廷；某人不过只是发了几句牢骚，到他们那里就变成了妄图谋反。犯人不肯招供么？他们有的是办法。一是集体诬告，即买通雇佣一批告密者，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告发，众口一辞地诬告某人谋反，使不明真相者信以为真，被诬告者有口难辩。二是严刑逼供。比如索元礼、来俊臣的刑具，光是大枷就有十种，名称也十分吓人，有“死猪愁”和“求即死”等等。常言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酷吏的刑法既然能让死猪发愁，恨不能马上就死，可见比开水还厉害，比死亡还可怕。第三种办法更便当，就是一刀砍下犯人的脑袋，然后在预先写好的供词上按下犯人的手印。有这么多办法，什么案子不能小题大做，变成必须从重从快的大案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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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右开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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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酷吏们不把案子做大也是不行的。因为武则天嘴巴上说要听取民意，其实只对谋反案有兴趣。既然是谋反，那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了，非得有谋反集团不可。于是，只要有一人被密告谋反，他的亲人、朋友、同僚也都得跟着倒霉。这样一来，恐怖的气氛便立即传遍全国。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天被告发，也没有人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某一案件中被牵连。除酷吏们外，每个大臣在上朝时都要和家人作生死诀别，散朝时都要庆幸今天又能活着回家。一个王朝的政治气氛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恐怕就离垮台不远了。

然而武则天的政权并没有垮台。相反，在她登基之后，新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还当真出现了新的气象。这些成就甚至连武则天的敌人也无法否认，而且被视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这事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武则天一当上皇帝，便迅速地调整了政策，由高压一变而为怀柔，由恐怖一变而为开明。这既是武则天高明之处，亦无妨看作她本性所然。武则天毕竟不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而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她知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政策，就像人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有时候和风细雨，有时候雷霆万钧。生与杀，爱与恨，宽容与忌刻，抚慰与整肃，全都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这个非凡的女人不惜翻云覆雨，左右开弓，也不惜出尔反尔，翻脸不认人。

武则天在临朝称制之初曾对臣下说过：“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素心之所鄙。”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武则天确实并不真心喜欢苛政，也不真心喜欢那些卑鄙下流、阴鸷歹毒的小人、酷吏和告密者。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雄”的人，无论他是英雄、豪雄、枭雄、奸雄，在内心深处都不会喜欢这些东西。所不同者，仅在于有些雄者完全拒绝这类下流角色，有的则把他们视为粪桶便器一类的东西，不可没有，但可利用而不可重用。武则天就是这样。她手下最有名的三个酷吏：索元礼、周兴、来俊臣，官阶都不高，职位都不重。除了罗织罪名、诬人谋反，也没别的什么权力。道理很简单：第一，这些家伙能力不强，学问不多，人望不高，靠他们治国根本就不行，而女皇陛下并不愿意自己的国家紊乱无序、民不聊生。第二，这些家伙都是鹰犬，而鹰犬是不能喂得太饱的。喂得太饱，他们就不抓狐狸和兔子了。

武则天对告密者的厌恶使她忍不住要捉拿一下这些王八蛋。当然，只能挑那些不太重要的事来发难，挑那些不太重要的家伙来开涮。如意元年亦即长寿元年（公元６９２年），武则天为了表示虔心礼佛，心血来潮，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右拾遗张德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结果被一个前来赴宴的人告发。武则天却在朝会上将告密信交给张德观看，还对他说：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人头，不要把好酒好菜拿去喂了背后咬人的狗。众目睽睽之下，那个名叫杜肃的告密者当众挨了一耳光，脸上火辣辣，心里灰溜溜，从此抬不起头来，再也没脸见人。

武则天这件事做得似乎不怎么地道。禁屠的命令是她下的，告密的风气也是她鼓励的，现在却把告密信交给被告看，岂非存心推翻自己的主张，而且故意出卖自己的走狗？但对待那些卑鄙下流的告密者和出卖者，没有什么比当众揭露他们出卖他们更大快人心了。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而这种大快人心的效果，又正是武则天的政治需要。

此刻的武则天，已不是当年那个临朝称制、名不正言不顺的代理皇帝，而是堂堂正正的大周圣神皇帝了。新王朝要有新气象。当务之急是要刷新政治，调整政策，改善形象，是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安宁。黑暗、恐怖的岁月只能属于那个该死的李唐，不能属于光辉灿烂的武周。武周的皇帝是武曌，曌也就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因此，告密这种卑劣的行径应该根除，而告密者则应该受到鄙视。杜肃这个蠢货在这个时候还想用这种卑鄙下流的办法来讨好卖乖，简直就是自讨没趣，愚蠢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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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右开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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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武则天决定用他那不开窍的笨驴脑袋给大家开开窍：第一，现在是新朝，需要的不是恐怖，而是祥和，你们不要打错了算盘。第二，告密或者不告密，说别人的好话或者坏话，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会看老娘的眼色，懂得按老娘的旨意去办事。老娘需要有人告密时你不告，是没眼色；不需要有人告密时你来告，也是没眼色。没眼色，挨一耳光也是活该。还有一层意思也很明显：你们大家都看见了，朕其实是很宽容的，张德违禁而未受处分便是证明。朕其实也是厌恶告密的，杜肃告密而当众出丑也是证明。至于先前的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完全是因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大家有怨气，那就应该把仇恨集中在那些“反贼”身上。如果他们不谋反，朕又何苦要劳神费力，盖那么多监狱，养那么多鹰犬呢！

武则天到底是武则天，她不过只是拿杜肃这个小人物开了个小玩笑，就出台了一个大政策，搞掂了一件大事情：清算了过去，交代了历史，改变了方针，也撇清了自己。过去的黑暗、恐怖、肮脏、丑恶，都是别人的责任：裴炎之流要谋反，杜肃之流没眼色，而周兴之流又做得太过分（周兴已于此事发生前一年被杀），则天太后或则天皇帝是没有过错的，也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慈眉善目，宽宏大量，和蔼可亲，俨然一副菩萨模样菩萨心肠。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笑逐颜开地舒展着她那张青春永驻灿若桃花的老太婆脸，全然不知道那上面沾满了血迹。

刚刚从恐怖高压之下透过气来的臣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只能诚惶诚恐，感恩戴德，扑翻在地，山呼礼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现在看来武则天真应该被评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她的演技十分精湛，她的表演也天衣无缝。然而人们还是不禁要问：当她签发一张张逮捕令，批准一次次死刑时，难道从来不曾想到其中会有冤情吗？当她看到一个又一个“阴谋集团”被揭发出来，被剿灭被粉碎时，难道真相信有这么多人谋反吗？

武则天明白，受害人明白，告密者明白，历史也明白。

悄然的反抗在暗中进行，办法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早在武则天刚刚开始鼓励告密的时候，一个名叫鱼家保的小人便用自己的血祭奠了这该死的制度。鱼家保特地为武则天设计了一种专门用于告密的铜匦。这种铜制的信箱中间分为四隔，各开一个小洞，信件可入不可出。铜匦很快就造出来了，也很快就收到了告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家保的。这封密信举报鱼家保曾为徐敬业打造兵器。而且，他向太后呈献铜匦的设计，正是为了掩盖反迹，逃脱追究，十分地居心不良。武则天对“反贼”从不宽容，哪怕设计了告密箱也不例外。于是，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第一个走上断头台的正是无痛断头机的发明人约瑟夫·乔丹一样，鱼家保也成了自己发明创造的牺牲品，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一些正直的法官则公开进行抵制。他们无法阻拦告密，但坚持在办案时不逼供，不用刑，不违背审讯程序，不制造冤假错案。杜景俭“用法宽平”，徐有功“为政宽仁”，连他们的下属都受到感动，相誓不再鞭打犯人。这些法官为了维护国法尊严，全然不顾个人安危。但有疑处，便据理力争。有一次，法官李日知因一死囚案与另一法官胡元礼发生争执。胡元礼蛮横地说，只要胡某不下台，这人就断无生还之理！李日知也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只要李某不离职，此人就绝无处死之法！最后官司打到武则天那里，李日知胜诉，那个死囚保住了性命。

武则天在重用来俊臣、周兴、索元礼一类酷吏的同时，也任用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这些正直、正派法官，用心是很深的。她心里很清楚：奖励告密、重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只是非常之法，断然不能持久的。即便不得已而用之，也要有所节制，有所缓冲，有所平衡。她也深知，来俊臣之流不过鹰犬走卒，虽不可不用，其用也有限。徐有功等人才是国家栋梁之才，必须加以保护。所以，徐有功两次被贬，三次起复。武则天问他：你通常断案，错放之人不少，你自己说该当何罪？徐有功说：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武则天虽不能马上接受他的说法，却也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正直正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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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右开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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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的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是有可能得志的。不过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下场也就十分可怜。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之流，都未能猖狂太久，其中又以周兴的下场最具戏剧性。天授二年（公元６９１年）二月，酷吏丘神绩因罪被杀，有人告发周兴是同谋，而被派去审理此案的则正是来俊臣。来俊臣请周兴吃饭。酒过三巡，来俊臣很诚恳地问周兴：人犯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瓮里，还有什么不招的。来俊臣如法炮制，当真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然后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老兄。既然如此，那就请君入瓮吧！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除了按照审讯者的意图一一招供外再无办法。他被判处流放岭南，并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死。这个心狠手辣害人无数的奸贼实在应该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一份专利的。他一生暗算他人，怎么就想不到自己也会遭人暗算呢？

索元礼的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告密专业户也被别人告了密，派去审理此案的也是他的老朋友。索元礼审案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一根根打进去，直至犯人脑浆流出。于是老朋友问他：要不要把那顶铁帽子给你戴上？索元礼当然赶忙说不用不用，结果也在同一年死于狱中。

最狠毒的一个酷吏来俊臣死于神功元年（公元６９７年）六月三日。这一回是公开处决的。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狂妄之极，以为想害谁就可以害谁，竟然打起了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的主意，结果当然轮到他自己下地狱。他被绑在囚车上，嘴里塞着木球，押往刑场。之所以嘴里要塞木球，是因为先前处决被诬告的郝象贤时，郝象贤曾破口大骂，并在刑场上慷慨陈词，发表演讲，历数武则天的罪恶，连她与和尚通奸的事都讲出来了。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个万恶的刽子手最后的下场。来俊臣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在一声欢呼雷动之后，便蜂拥向前，争相抢夺他的尸体，势如疯狂，不可遏止。顷刻之间，来俊臣变作一摊烂泥。武则天也再一次表现出她政治家的“不徇私情”。她宣布自己这个最得力的走狗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不但应该粉身碎骨，而且应该诛灭全族。

来俊臣的死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昧着良心充当鹰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但被武则天毒化的社会风气，却不是诛杀几个酷吏就可以改变的。也许有人会说，与武则天作对的都是些“恶势力”。他们死抱着男尊女卑的观念不放，不肯让这个最有能力的女子抖一回精神。但武则天在对抗“恶”的时候，却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恶。当她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时，她自己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祸首。因为她启动了人性中最黑暗最肮脏的东西。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漫天飞扬的是瘟疫和病毒。

不过武则天可顾不上这些。因为新的难题正等着她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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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退两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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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登基，到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四日退位，武则天差不多当了十五年皇帝。这十五年，她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治理好她的大周，二是为她的王朝选定一个接班人。

第一件事她干得很成功。武周王朝十五年，大体上做到了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虽然经济发展速度不如贞观（太宗之治），社会繁荣程度不如开元（玄宗之治），但至少做到了仓廪充实，人丁兴旺。帝国的版图，也超过了唐太宗贞观时期。女皇陛下本人，更是重新焕发了青春。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九月，她长出了新的牙齿（时年六十九岁）；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正月，又生出了新的眉毛（时年七十六岁）。人们通常都说，爱情使女人年轻。武则天这个女人，却居然因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而年轻，这真是个奇迹。

另一个奇迹是：中国历史上不少帝王，中青年时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到了晚年却不是犯糊涂，就是犯错误。武则天却是个例外。她当皇帝时已经六十七岁，但直到八十二岁退位时，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全无衰老迹象，也全无倦政情绪。只是在被夺去权力的同时又被夺取男宠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了，这才迅速地老下来。

也许，这都因为她是个女人。女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其实比男人好，至少比男人更持久。“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刚性的男人容易夭折，柔性的女人则更坚韧。所以女人往往比男人更长寿，糊涂老爷子似乎也比糊涂老太太要多。只要想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有名的太后，杨府和贾府里挂帅的也是精明强干的老太君，便不难明白这个道理。

武则天当然比杨家将中的佘太君和《红楼梦》里的史太君（贾母）更厉害，因为她是皇帝。皇帝历来被称作“君父”，而父亲和儿子之间总是难免有些别扭的。现在皇帝换成了武则天，武周王朝的朝廷，便有了些老太太领着一群儿孙的味道。所以，则天一朝的君臣关系，还当真比较和谐。

这当然主要因为武则天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女君男臣的“阴阳互补”倒在其次。在顺利地夺取了政权，登上了帝位以后，武则天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她深知，保住一个政权并不比夺取一个政权更容易，保住政权还要创造太平盛世，就更是困难。要做到这一点，靠她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广纳人才。人才不是摆设。要使用人才，首先就要尊重人才，而对人才的最大尊重，又莫过于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显然，治国必须招贤，招贤又必须纳谏。

有人认为，武则天的虚心纳谏，有“古贤王之风”，其实不然。秦皇汉武唐太宗，都是早年纳谏，晚年拒谏。武则天正好相反，是早年拒谏，晚年纳谏。因为早年之谏，是反对她当皇帝，她为什么要听？晚年之谏，则是帮助她当皇帝，她为什么不听？可见，武则天并不是一个不识好歹的人。前一段之所以要钳制言论杜绝批评，实在因为“牝鸡司晨”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只好先把大家的嘴封起来，免得麻烦。

难怪此刻的武则天，会对批评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了。她这个人，是很喜欢所谓“祥瑞”的。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九月，有梨树开花。武则天问群臣：这是什么祥瑞啊？诸臣都说：是陛下德被草木。惟独凤阁侍郎杜景俭说：这不是祥瑞，而是臣的罪过。因为宰相之责，在辅佐陛下，协调阴阳。现在居然出了秋天里开梨花这种阴阳颠倒物理不平的怪事，当然是臣的罪过。说完，跪倒在地，请武则天处分。女皇大为感动，说：“卿真宰相也！”

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长安元年（公元701年）三月，天降大雪，宰相苏味道以为祥瑞，率百官庆贺，惟独侍御史王求礼不拜，他反问：如果三月里下的是瑞雪，那腊月里下的是什么雪？仲春之际，万物正在复苏，突降大雪，只能是灾害，哪里是什么祥瑞！武则天虽然很扫兴，却当即表示接受意见，并下令停止朝会三天，以表示对天有不测的惊恐。

看来，这位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她完全知道什么意见正确，什么意见不对；也知道什么人才易得，什么人才难得。王及善原本已退休在家，因契丹侵扰而被起用为滑州刺史。上任之前照例陛辞，武则天便向他询问朝廷得失。王及善娓娓道来，提出十几条改善意见。武则天马上改变任命，留王及善在京中任内史，因为她发现让这个全局之才去当地方官是大材小用了。蜀中官吏多暴贪，姚嗲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后，短时间内就肃清了吏治。武则天立即下诏表扬说：“严霜之下，识贞松之擅奇；疾风之前，知劲草之为贵。”她还对人说：一个做长官的，洁身自好也许不算太难，能让僚属也都清廉，就很不容易。只有姚嗲可谓兼之，真是人才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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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退两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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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难得的人才，武则天都一一予以重任，而不拘他是什么出身、什么门第、什么学历。薛季昶原本是个布衣，因上了一道很好的奏章，受到赏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薛季昶也不负圣恩，颇有作为。将军侯味虚畏敌不战，反而谎报军情，说敌军有老虎毒蛇打头阵。薛季昶一到军中，立即砍下侯味虚的脑袋，军威为之一振。县尉吴泽贪污残暴，横行不法，州中长官毫无办法。薛季昶一到河北，立即将吴泽擒获，乱棍打死，民众拍手称快。以后，哪里难治理，武则天就派薛季昶到哪里去。平民出身的薛季昶，遂成为则天一朝有名的能员。

甚至连仇人或罪人的子孙，只要有才，也能得到则天皇帝的重用，如上官婉儿、广武公。广武公的伯父曾因罪被杀，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则更是当年密谋废掉武则天的“首恶”，但女皇陛下对他们的子孙却并无歧视。有容人之度量，又有识人之慧眼，武则天很快就网罗了一大批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的杰出人材，而其中最优秀者，又当属狄仁杰。

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与并州文水人武则天是老乡。他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就连不少外国人都知道他。因为不但中国有《狄公案》，而且一位名叫高罗佩的荷兰人也写了不少狄仁杰的侦探小说，使他有了“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其实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侦探、正直的法官，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很少有哪个政治家像他这样集中了这么多优点的。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他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第12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然而武则天和狄仁杰的君臣关系，却又真是好极了，尤其是他担任宰相的最后几年。狄仁杰是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二十六日担任宰相的。到久视元年（公元700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世，正好整整九年。这九年期间，狄仁杰实际担任宰相不到四年。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一月，他被来俊臣诬陷入狱，大难不死，被贬为彭泽县令，神功元年（公元697年）闰十月恢复相位。历此磨难后，在他担任宰相的最后三年中，武则天对狄仁杰一直敬重有加，爱护有加，信任有加。狄仁杰提出的批评、建议、意见，武则天多半都能接受，比如久视元年就接受狄仁杰的意见，取消集资建造大佛的决定，还说：“公教朕为善，何得相违。”狄仁杰推荐的官吏人选，武则天也多半都予以重任，以致狄仁杰所荐公卿竟达数十人之多。武则天还亲手做了一件袍子赐给狄仁杰，上面绣了十二个大字：“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平日相见，则以“国老”相称，为唐廷之中绝无仅有。狄仁杰上朝，武则天不让他下拜，说每见国老下拜，于心不忍。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痛哭失声，说国老一去，殿堂就像空了一样。以后，每遇大事难决，武则天总是喟然长叹：天夺我国老！天夺我国老啊！

武则天与狄仁杰能建立起这样一种鱼水关系，完全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和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尤其是神功元年以后，两人都年事已高，自知不久于人世，很希望同心协力办好几件事情，武则天深知，要重振朝纲，治理天下，则非有忠心耿耿又刚正贤良的栋梁之材不可。狄仁杰便正是这样的人。狄仁杰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武则天。即便在武则天大施淫威，滥杀无辜的年代，他也没有反过，只不过坚守岗位，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尽可能地减少酷吏们造成的损失。这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知道，以当时自己之位卑德薄，人微言轻，反之无益，不如保存力量，以待将来。武则天代唐称帝，他也不持反对态度，而是积极合作，主动参与，且多有贡献和建树。在狄仁杰看来，武则天当皇帝这件事，挡是挡不住的。只要她能把国家治理好（武则天确有这个才能），也未必不是天下苍生之福，何必一定要李姓男人来当皇帝呢？因此，与其阻拦武则天，不如帮她当好皇帝，这才真正是对国家人民负责。何况，武则天总是要死的。只要能让她在去世后还政于李唐，自己也仍不失为忠臣。为此，就更应该和武则天合作，以便在立嗣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也能为将来政权的交替打下坚实的基础，作好组织上的准备。狄仁杰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正体现了他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英明睿智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