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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退两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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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的这些想法，武则天是否知道，我们无从得知。但狄仁杰的人品和才智，则是武则天早已注意到的。狄仁杰生于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比武则天大十七岁，在武则天即位之前，曾担任过并州都督府法曹、大理丞、侍御史，宁州和豫州刺史等职。据说，他在做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即处理了一万七千个遗案，无一人讼冤，以办案公正、处断明达而闻名。当宁州刺史时，深得百姓拥护，民众自发地为他刻石立碑。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越王李贞谋反被平，武则天派狄仁杰到豫州当刺史，去追查李贞余党。狄仁杰到任后发现，领兵平叛的宰相张光辅已拘捕了五千余人，牵涉到六七百个家庭，只待他来行刑。狄仁杰立即解除了这些人的枷锁，并飞奏太后说，如此之多的人被牵连到谋反案中，错捕的一定不少。臣不愿意违背陛下体恤生民的圣意，甘愿冒着替反贼说话的风险，请陛下网开一面。武则天批准了他的奏章，改判这些人远戍边疆。这些死里逃生的囚犯路过宁州时，在宁州人民为狄仁杰树立的功德碑下焚香礼拜，放声大哭，说：是狄公给了我们一条生命啊！但狄仁杰本人，却因得罪张光辅而被贬为洛州司马。

这事一定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她登基一年后，就把狄仁杰从洛州司马任上调回京都，当了宰相。武则天对他说，你在汝南的善政朝中大臣都很欣赏，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他的名字吗？狄仁杰说，臣不想知道。不知道还好些，这样可以和那人正常相处。武则天一听，大为赞赏。也许，正因为武则天对狄仁杰素有好感，所以，来俊臣他们对狄仁杰的诬陷就没有达到目的。来俊臣被杀四个月后，狄仁杰便又回到了他宰相的位子上。

重新入相的狄仁杰，已经是几十年风风雨雨炼就的“金刚不坏身”了。在过去那些岁月里，很少有人逃脱过来俊臣的魔掌，只有狄仁杰安然脱险，还附带拯救了魏元忠、崔宣礼、卢献、任知古、裴行本、李嗣真六位同案大臣。他们都被控谋反，原本是灭族和杀头的罪，但最后只是贬官或流放。这也是专制政治最通用的逻辑：抓你是对的，放你也是对的，所以处分一下也是应该的。但大难不死，也就该知足了。

狄仁杰死里逃生，全靠他的智慧和计谋。他刚一被捕，就立即招供说：大周革命，我乃唐臣，谋反属实，甘愿受死。其他人除魏元忠外，也都跟着狄仁杰这么说。来俊臣见不费吹灰之力，就办下这么大个案子，心情十分愉快，也就不再把狄仁杰一案当回事，只是把他们收监而已，看管也比较松弛。于是狄仁杰便悄悄给武则天写了一封信，设法托人带给女皇陛下。武则天看了信，心中一动，便把来俊臣叫来说：狄仁杰他们都是忠良之臣。再审一次，不准动刑，要秉公处理。来俊臣觉得事情出了毛病，又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便伪造了狄仁杰等人的谢罪表呈给武则天。武则天越发起疑，立即召见这些犯官和死囚。狄仁杰等人跪在武则天面前，矢口否认有谋反之事。武则天问，既然不曾谋反，为什么要承认呢？狄仁杰苦笑道：如果不承认，只怕早就死于非命了，哪里还能见到陛下！武则天又问：那为什么要写谢罪表呢？狄仁杰说：臣等并没有写。武则天令人将谢罪表和几位大臣的笔迹一对，真相立即大白。到了这个份上，来俊臣所有的招数全都不管用了。

然而武承嗣却坚持要杀掉狄仁杰，理由是这伙人虽不曾谋反，却是危险分子，不能留在朝中。武则天心里有数，知道狄仁杰对自己并无危险，而对武承嗣就很难讲。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他认为“大周革命”时，自己功劳最大，在武氏宗室中年龄也最大，又曾袭封周国公，应该当武氏皇帝的皇太子。可惜他几乎一无所长，完全提不起来：无德、无才、无头脑、无尊严、无人缘，望之不似人君，近之徒生厌恶，简直有些人见人嫌的味道。武则天的另两个侄子武三思和武懿宗也都是些着三不着四两、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的货色。女皇陛下很为自己娘家人的不争气而恼火，却也徒唤奈何。

武承嗣想当太子，当然几乎遭到举朝反对。最先站出来反对的是宰相李昭德。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个洛阳人名叫王庆之的，在武承嗣的授意下，纠集了一伙市井无赖来宫中上书，坚持要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开始对他们还算客气。但这伙人既没有眼色，又不识好歹，隔三岔五就来纠缠，一来就赖着不走，武则天终于烦起来，命令李昭德赏他们几棍子。李昭德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喝令手下人往死里打，当场就把王庆之击毙于棍下。接着，李昭德又对武则天说：天皇（指李治），陛下之夫；皇嗣（指李旦），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之业，哪有让侄子接班的道理！武则天想想也不错，就把立储问题搁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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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退两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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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承嗣这边可就耐不住了。他意识到，不把这班忠贞刚直的大臣整下去，自己是当不上皇太子的。于是就有了与来俊臣联手诬陷狄仁杰的事，李昭德后来也在廷载元年（公元694年）被贬并流放，又与来俊臣同日被杀。但他没想到，整不死的狄仁杰又回来当宰相了。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也就是狄仁杰重归相位的第二年八月十一日，武承嗣在绝望中死去，没有人为他感到惋惜。

狄仁杰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片夕阳红。他这时虽已是九旬老人，精力却还十分充沛，头脑也还十分清醒。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有两件事必须抓紧。一件是赶紧立李家的人为太子，另一件是要让尽可能多的可以托付后事的人进入政府，掌握要职。第一件事在他和朝中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办成了。这些人除前面说到过的李昭德外，还有王方庆、王及善、吉顼（音序），甚至包括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圣历元年（公元698年3月），武则天以治病为名，将庐陵王李显（即被废的中宗）从外地接回神都洛阳，藏在宫中，然后召见狄仁杰。狄仁杰再次慷慨陈词，武则天却打断了他的话，把李显从幕帐后唤出，很亲切地对狄仁杰说：朕现在就把储君交给你了！又对李显说：快拜谢国老吧，是国老让你复位的。

第二件事狄仁杰做得也很漂亮。武则天要他推荐奇才，他立即就举荐了张柬之。他说：如果陛下要求文章写得好，现在当宰相的李峤、苏味道就可以了。如果要求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只有张柬之。过了几天，武则天又要狄仁杰荐贤。狄仁杰说，臣已荐过张柬之。武则天说，朕已让他当洛州司马（京都卫戍司令）了。狄仁杰说，当司马无以尽其才。武则天点了点头，任命张柬之当了宰相。此外，姚崇、崔玄獄、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也都在他的举荐下担任了要职。

狄仁杰这两着棋对后来的政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现在已经安排妥当，可以含笑瞑目了。他知道只要时机一到，张柬之等人就会发动宫廷政变，复辟大唐王朝。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狄仁杰这个大侦探已经理清了破案的线索，安排了故事的结局，至于逮捕人犯之类的事，就不劳他老人家亲自动手了。

武则天现在已经钻进了狄仁杰的圈套，但她没有办法。

事实上武则天最头痛的就是立储问题。她有两个儿子，三个侄子，儿子姓李，侄子姓武，按说选择余地很大，其实立谁都不合适。立儿子为嗣吧，等于把江山还给丈夫李治；立侄子吧，又等于把江山送给哥哥武元爽或武元庆，而这两个人又是她最讨厌的。不但被她判了罪，而且还被她改了姓，不姓武，姓蝮。江山岂能送他们！但，如果不还给丈夫，又不送给哥哥，还能给谁？

当武则天勇往直前夺取帝位时，她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的。她那时只想当皇帝，没想当了皇帝以后怎么办。她当然也没想过，一个女人要开朝立代究竟难在哪里。现在她明白了。事情并不难在这个女人能不能登上皇帝的宝座，而难在如何把这个女性王朝延续下去。现在她也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她必须把这个王朝交还给男人。显然，无论这个男人是她的娘家人还是婆家人，都是对她“革命”的背叛。于是，她就像一个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挣下一大笔产业的大老板，不知死后将遗产留给何人才好。她的确很苦恼。

狄仁杰很理解女皇的苦恼。他委婉地暗示这位千百年来独一无二的女皇帝：你那个“革命”成果能不能巩固，现在是顾不上的了。要考虑的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那就是您老人家百年之后有没有人供饭，有没有人烧香。他说：请陛下想一想，姑侄和母子，哪一个更亲？陛下如果立儿子为嗣，那么千秋万岁之后，还可以配享太庙，作为帝王之母祭祀无穷。如果立侄子为嗣，臣等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皇帝会给他姑妈立庙的。这话李昭德以前也说过，但狄仁杰说得似乎更亲切更实在。武则天不能不暂时抛弃她的“革命理想”，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究竟应该做下一任皇帝的妈妈还是做下一任皇帝的姑妈？

答案似乎很明确：当然是做妈妈更好。不管是武承嗣还是武三思，如果当了皇帝，都只会给武元爽或武元庆立庙，不会给她武则天立庙。这样一来，自己岂非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武则天不愿意一无所有，也不愿意身后变成饥饿之鬼，没人祭祀，没人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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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退两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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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把皇位传给儿子，她也于心不甘。因为她的王朝姓武，而她的儿子姓李。当然儿子现在都改姓武了。但他们能改过来，也能改回去。总不能要求他们把老武家的祖宗当祖宗，不把李渊、李世民他们当祖宗吧？这样一来，自己这个“命”，就算是白“革”了。

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改变只有男人才能当皇帝的传统，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传位给女儿。但这就更不行了。传给儿子，江山好歹姓了丈夫的李；传给侄子，江山好歹姓了娘家的武。传给女儿，江山只怕就得去姓女婿的姓，那才更是见鬼。依照父系来确认血统，继承财产，祭祀祖先，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个传统，武则天拗它不过。

武则天这才发现自己真正遇到了劲敌。这个劲敌就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则天毅然以女儿之身行男儿之事，这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事。任何反传统的人都要被传统所反。武则天充当了传统的反叛者，现在她不得不向传统投降，成为它的手下败将。

事实上武则天一开始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因为她要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强大的力量可供支援。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只能借助传统的力量来反传统，包括任用狄仁杰这样的官吏，以及利用帝王权威和国家机器等等。然而她越是利用传统，就越是远离目标，而不利用传统，又将一事无成。她很想继续前进，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又发现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再也进不了一步。

我们无法得知，武则天是否最终想通了这个问题，只知道她在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二十四日正式交出了权力，把自己打理了几十年的江山交给了一个窝囊废。当然，这次交班是有些勉强的。两天以前，一班既已掌握了政权又已掌握了军权的朝臣趁她病重卧床之际，借口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谋反，率羽林军包围武则天所居之迎仙宫，不由分说地砍下那两个男宠美如莲花的脑袋，马屁精杨再思（他的外号是“两脚狐”）吹捧张氏兄弟说：人们都说六郎（张昌宗）面似莲花，依我看是莲花似六郎，不是六郎似莲花。鲁迅先生诗“难得莲花似六郎”即典出于此。提着人头逼她交出大权。领兵的人，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大臣崔玄獄；杀二张者，则为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此外，还有平时最为亲近的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他们的领头人，就是被狄仁杰称为“文可领袖群臣，武可统帅三军”的宰相张柬之。张柬之的身后，则哆哆嗦嗦地站着她那宝贝儿子李显。

也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个凄冷的冬日，武则天在豪华而寂寞的软禁中孤独地死去。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赦免王皇后、萧淑妃、褚遂良、韩瑗、柳奭及其家族（长孙无忌的官爵已于上元元年即公元674年诏复，并听陪昭陵）。这样，她的心里可能好过一点。到了九泉之下，也许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武则天还留下遗言：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的身边。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她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以后那半个多世纪，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脱下这石榴裙，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仍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

现在，她又要换上这石榴裙了。她无法对抗那强大的文化。这个一生要强的女人，不得不脱下男装，换上女装，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

武则天未能把她的“革命”进行到底。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武则天，公元624年生，705年卒，享年八十二岁，是一位长寿的人。

据林语堂先生《武则天正传》，武则天一生共谋杀了九十三人（不包括其受到株连的亲属）。其中她自己的亲人二十三人，唐宗室三十四人，朝廷大臣三十六人（不包括其走狗）。这里面有多少是该死的，有多少是冤案；有多少确为武则天所害，有多少是别人对武则天的诬陷，这笔账，只好留给历史学家慢慢去算了。

武则天的陵前立的是一块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35米，宽2.1米，厚1.49米，重9.8吨。碑上刻着螭（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武则天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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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退两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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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字碑头镌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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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品海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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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屡被罢官的官

海瑞是一个清官。不过他这个清官，却是以“罢官”而闻名的。

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大约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罢官”的。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弄得海瑞这个名字家喻户晓，而且一提起海瑞，便想起罢官。

海瑞这个人，的确与罢官有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4年)十二月十日在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到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月十四日病死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他与官场差不多算是打了半辈子交道，其间罢官和请求辞职就有好几回。仅在南京任上的两年之中，请求告老还乡就达七次之多；而赋闲时间最长的一次，竟达十六年之久。这样折扣下来，则海瑞踏入仕途三十三年，就有一半的光阴属于罢官。

如果按照中国普通老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最通用的标准来评估海瑞，他当然是一个好官。这个标准就是清廉。海瑞的清廉是举世闻名的，也是绝对真实的。他晚年职任右都御史(监察部长)，官居二品，留下的积蓄竟不够殓葬之资，还得靠同僚们来捐助费用。一个人，做官做到连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见底”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海瑞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清廉。他当知县的时候，饭桌上的蔬菜都是他亲自带人在衙后种的。酒肉之类，大约也很少食用。据说他唯一的一次“奢侈”，是为了给母亲做寿(海瑞是孝子)，买了两斤肉。

这样的清官，老百姓当然由衷拥护，官员们却反感异常。他们虽然嘴上不便多言，心里却是说不出的嫌厌和腻味。一想到要和海瑞共事打交道，就更是头皮发麻。可资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应天十府官员便几乎快要哭出来。不少人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这固然说明海瑞的清廉和声威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海瑞确实是不讲什么官场规矩的。他并不是一个胡来的人。相反，他的原则性很强。他的原则有两条，一条是四书五经阐述的道德准则，一条是洪武皇帝制定的政策法令。这两个东西里面，可都没说过一个官员应该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也都没说过要当官就得学会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迎来送往、请客吃饭。圣人和太祖没说过可以做的，就不能做。圣人和太祖明确规定不可以做的，就更不能做。

海瑞不但谨遵圣贤教诲且身体力行，而且还要和不良风气作斗争，而无论对方职位有多高，来头有多大。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出任总督的是胡宗宪。总督与知县，官阶之别，如同天壤。胡宗宪这个人，又是当朝权相严嵩的党羽，权倾天下，炙手可热，境内官民无不畏惧。然而海瑞却如初生牛犊。胡宗宪的儿子到淳安，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还把驿丞倒吊起来。海瑞毫不客气，立即下令将其拘捕，押往总督衙门，其随身所携一千两银子也没收充公。海瑞还给胡宗宪呈上一份公文，声称久闻总督大人节望清高，爱民如子而教子甚严。此人既然品行恶劣胡作非为，其所称胡公子云云必系假冒，其随身所携也必系赃银。胡宗宪心知是自己的儿子不争气，却也不敢声张，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

严嵩的另一党羽鄢懋卿奉命钦差巡视浙江盐务，事先曾明发通令，声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逢迎”。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的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所以沿途官员都不当真，接待也极尽奢靡，所费自然都是民脂民膏。海瑞却一本正经地上了一个禀帖，禀帖先是照录鄢懋卿的通令原文，接着又说据悉钦差大人所到之处，接待逢迎与通令所言完全两样。不但要摆酒席，还要供应女人，每席耗银三四百两，连小便器都要用银子打造。因此下官糊涂起来了，不知是按通令的要求做呢，还是照前面的样子做？按通令的要求做吧，深怕简慢了大人；照前面的样子来做吧，又怕违背了大人体恤百姓的好意。因此恳请大人明示，到底怎样做才好。鄢懋卿看了禀帖，一肚子火气发作不得，只好不过严州，绕道而去。

海瑞如此直言抗命顶撞上峰，连钦差大臣都被弄得下不了台，岂有不遭报复之理？果然，就在海瑞接到升任嘉兴通判调令，正准备和新任淳安知县办移交时，袁淳在京弹劾了他。袁淳也是严嵩一党，和鄢懋卿更是狐朋狗友。他作为巡盐御史出巡浙江时，在海瑞那里亲身领教了简慢的招待，还和海瑞大吵了一架，于是便弹劾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分守”。只是由于曾当过海瑞上司的朱衡已任吏部侍郎，极力向吏部尚书严讽推荐，海瑞才在免职后又被调任兴国知县。

按说，像海瑞这样不会巴结上司，还要老去惹是生非的人，能保住七品县令的职位，已经是万幸了。然而海瑞的运气出奇的好。严嵩的倒台终于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人们开始对严嵩当权时的人和事一一进行清理和甄别。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的。海瑞以卑微之职公然对抗令人谈虎色变的权臣，就不但是大大的好人，而且是大大的英雄了。于是，在担任兴国知县一年半后，海瑞被调往北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官阶正六品。

户部主事，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只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然而海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想做事的人，喜欢琢磨问题的人，对国家对君主认真负责的人，也是个只知进不知退的人。既然没有小事可做，那他就只好去考虑大事。他现在已经进入中央政府(尽管职位低得可怜，离所谓中枢还十分遥远)，不再是一个有局限的地方官，很可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思考一些问题了。而且，与那些自命不凡、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一样，海瑞认为他应该对时局和朝政发布自己高屋建瓴的见解，而国家的现状又十分地令他不能满意。不但离孔夫子他们设计的唐尧虞舜般太平盛世相距甚远，而且简直就是危机四伏。海瑞觉得自己不能沉默。一股正义感和使命感从他心中升起。他决定发起进攻。这一回，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今皇上。

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也就是海瑞进京一年半以后，这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六品司员，向嘉靖皇帝呈上了《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海瑞深知当朝的这位皇帝是只听得进好话听不进批评的，因此开宗明义就说一个皇帝是否够格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让臣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接下来，他便对嘉靖本人进行诛心剖骨的批评。他指出，如果拿汉文帝刘恒和当今圣上相比，则圣上的“天资英断”，要远远超过汉文。然而圣上的仁德政绩，比起汉文来，却差得很远。汉文帝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而当今皇帝创造的，却是“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的局面。究其所以，就因为他这个皇帝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既是昏君，又是暴君。他还指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男人。难怪普天下的臣民百姓，早就认为你不对了（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难怪老百姓要以你的年号来表示对你的不满，说什么“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净”(一无所有)了!其实，臣民们的要求并不高，无非希望官府的盘剥轻一点，当局的关怀多一点，冤假错案少一点，社会风气正一点。这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而陛下何不为之”？

这样的奏疏真是史无前例。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指出，往常谏臣的批评都是对事，只有海瑞的批评是对人，更不要说还有那咄咄逼人的口气了!因此此疏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海瑞的刚直也名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者”。

嘉靖皇帝倒是看完了奏疏的全文。这样的奏疏他从未见过(也不会有人见过)，便是出于好奇也会把它看完。但看完之后的震怒也可想而知。据说他当场把奏折摔在地下，气急败坏地狂喊：马上把这家伙抓起来，不要让他跑了!然而海瑞这一回做的事，实在太了不起了，连太监宫女都被他感动，心中很是有些敬佩。于是宦官黄锦跪下来不慌不忙地奏道：万岁爷不必动怒。听说此人向来就有痴名，上疏前就买好了棺材，诀别了家人，安排了后事。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罢，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拣起奏本一读再读。

据说嘉靖私心也认为海瑞所说是实。他曾多次向首辅徐阶透露过这个意思。他把海瑞比作殷末的忠臣比干，却又不肯承认自己是纣王。他承认海瑞说的也有道理，却又认为自己年老病重，不可能再改了。因此他只有责打宫女来出气。这样拖了一段时间后，嘉靖还是下令逮捕了海瑞，交锦衣卫审讯，问成死罪。然而嘉靖又一直不批准海瑞的死刑，只是将他交东厂监禁。十个月后，嘉靖终于死去，成为一个已经知道自己过错却又“死不改悔”的皇帝。消息传来，狱中以酒肴招待海瑞，祝贺他出狱有望，海瑞却放声号哭，继以呕吐，最后晕倒在地。

新君隆庆皇帝登极以后，海瑞被释出狱。现在他已成了更大的英雄，其声望之高，整个帝国无人不晓。他很快就官复原职，又一升再升，其职衔已于前述。事实上不升也是不行的。没有哪个吏部的官员胆敢反对这位举国瞩目的英雄人物步步高升，也没有谁会对他的品行道德提出质疑。这样，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海瑞一步步地升了上去，直至升到应天巡抚，然后因遭弹劾而被迫辞职。

海瑞的第三次罢官完全是他自找的。

依照内阁和吏部的想法，对海瑞的最好的安排，是让他担任一种品级较高而实权较小的职务，把他当作一个活化石供在庙堂之上。这样对大家和他自己都比较合适。再说，像海瑞这样连皇帝都敢骂的人，放到哪个要害部门都是麻烦。万一闹出什么乱子来，不但大家脸上不好看，对海瑞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内阁和吏部的安排，亦无妨看作对海瑞的保护。

然而海瑞却不领情，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都不允许自己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他不理解朝廷为什么对他表示了足够的尊敬却又不给予信任，也不能满意于在一个又一个体面而又无聊的闲职上耗费光阴。于是，他决定表示抗议。或者说，将内阁一军。他的机会很好，这一年(公元1569年)正好是所谓“京察之年”。海瑞便趁机给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宣称像他这样不能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官员，其实应予革退，颇有些“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味道。

内阁和吏部拿这个咬不动、煮不烂、杀不死、吓不怕又死不开窍的怪人毫无办法。既然不能罢黜，那就只能给他一个实缺，任命他为应天巡抚，驻地苏州。何况，外放也有外放的好处：不在皇上和内阁的眼皮底下，眼不见心不烦，耳朵也要清净一些。

海瑞决心大干一场。他要扬善惩恶，移风易俗，作出一个榜样来。这种先声夺人的气势让许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成黑色，以示素朴，弄得苏州城里好像家家都在操办丧事。气焰嚣张的江南织造太监也夹起了尾巴，把自己的轿夫由八人减至四人。但海瑞仍觉得很不过瘾，他下令：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的纸张。公文后面不许留有空白，以免浪费。他甚至干预官民的私生活，就连佩戴奢华的首饰和嗜吃甜美的零食，也在禁止之列。

事实上海瑞整顿吏治的计划正是通过一个个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来实施的。比方说，为了整肃江南士大夫出入官府互通关节的风气，他规定：凡乡绅、举人、监生等到衙门拜见官员，或投递书信，必须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谈话的要点和书信的节录，官员出行则要记载行踪和言论。凡不让登记、所记不实或事后篡改者，官员和登记者都要受到处罚。对于过往的官员，海瑞也不客气，规定他们均应自雇人夫和船只，地方上只负责补贴费用。海瑞认为，这样既可以使那些逢迎拍马的人无从下手，也可使那些借出巡之际搜刮民脂民膏的人一无所获，还可以一正官场的风气，因此应予坚决地执行。

海瑞雷厉风行地推行他的廉政措施，义无反顾，斗志昂扬，全中国的官场却是一片哗然。人们因海瑞的举措大惊失色，义愤填膺。几乎所有官员都一致公认从来未见过如此怪僻、乖张、不近情理的封疆大吏，居然视自己的僚属和过往的官员为寇仇。京师和外地的官员到了海瑞的辖区，如同进入敌国；下属的官员一举一动都要登记在册，简直形同囚犯。这样古怪的巡抚，当然无法见容于官场，弹劾的奏章也就不断地送达御前。

内阁和吏部的处置办法仍是将海瑞调任闲曹，然而海瑞脾气之大似乎超过了官场的公愤。他给隆庆皇帝写了一封信，告诫皇上说：“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皇上勿听可也。”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屑与这些不像男人的家伙为伍。一气之下，他跑回海南老家，一去就是十五六年。

二、不合时宜的人

与前两次罢官不同，海瑞这一回似乎很少得到同情。

道理很简单：上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胡宗宪、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这一回他反对的是整个官场。这个强劲的对手不论由谁出面来和海瑞对抗，都有两个坚强的后盾：一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场传统，二是盘根错节、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海瑞却只有一个人。他的武器，只不过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条，早就被人束之高阁，或视为粉饰。他的资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挣来的名声，一旦得罪了全体官僚，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个官场发起的进攻，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显然，海瑞同整个官场是格格不入的。这使得他在第三次斗争中极为孤立，就连过去大力支持他的人和享有声誉清名的人都站到了他的敌对方面。那么，海瑞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他又为什么要同整个官场过不去呢？

看来，我们还必须从头说起。

海瑞的童年贫穷而不幸。父亲海翰在他四岁时即已去世，留下母亲谢氏(时年二十八岁)和他孤儿寡母两人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谢氏做些针线女红维持生计。他的生存环境很差，海南历来就是我们帝国天荒地远的边鄙，琼山也是一个穷困的县份。文人墨客望而生畏谈虎色变，历代皇帝则把它看作流放犯人以示惩罚的好地方。海瑞童年的生存环境一定是荒凉、贫穷而乏味，同时也很闭塞的。没有京都的恢宏气势，市井的繁华景象，古城的人文荟萃，水乡的悠长韵味。因此海瑞身上，也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比方说，没有一个高级官员应有的雍容华贵，似乎也没有什么灵秀之气和人情味儿，反倒显得有些吝啬、琐屑和小气。他的政敌攻击他“不识大体”，倒并非诬蔑不实之词。因为他曾规定下属只有先交上一张誊正的公文，才能在他那里再领一张空白的公文纸。

海瑞的家庭生活也很不幸。中国人心目中最不幸的三件事：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他都有份。他曾结过三次婚，又有两个小妾。前两位夫人都因与婆母不和而被休去，其中第二位夫人过门才刚刚一个月。第三位夫人则在他五十五岁时可疑地死去。第三位夫人和一位小妾先后生过三个儿子，但都不幸夭折。不孝有三，断后为大，何况海瑞还是独子，就更是不幸之至了。

如此算下来，同海瑞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人，大约就是他的母亲谢老夫人。谢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海瑞抚养成人，可谓呕心沥血，甘苦备尝。她既是慈母，又是严父，曾向海瑞口授经书，后来为他择师也谨慎而严格。海瑞对母亲，既感谢又孝顺，在南平、淳安、兴国和苏州时，都把母亲接到任上一起生活。母亲对他的影响也极深。史家多以为海瑞的善良、忠诚、刚毅和正直，就有他母亲的影子。

不过年轻时守寡带大儿子的老太太，心理上多少会有些问题，与儿媳的关系也不容易搞好；而一个家庭生活不幸的人，人际关系也往往紧张。史料证明，海瑞的家庭纠纷，不仅已成为政敌攻击的口实，也为时论所不满，谓其“笃于行谊，薄于闺阁”。其实这八字评语是海瑞祭文中的话，已经很客气了，政敌们嘴里说的肯定要难听得多。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和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因此海瑞的政敌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口吻谈论他家庭关系的紧张，并以此作为他不好合作的一个证据。

海瑞的童年生活既如此单调，家庭生活又那样不幸，则他唯一的乐趣就只有工作。只有疯狂的工作才能填补他心灵的缺憾。海瑞确实是个工作狂。只要是他任内的事，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做，而不惮其细碎烦琐。他任应天巡抚时，依例每月初二、十六两日放告，每次受理案件竟达三四千之多，还不包括平日受理的人命、强盗和贪污案。其他职分事无巨细，也往往躬亲，几无休息之日。这种作风，与当时文恬武嬉的官场风气自然格格不入。谁也不愿意和这样一个古板、认真、不讲情面，只知疯狂工作而不通人情世故的人共事，更不愿意让他真的被树为官僚的楷模，因为谁也做不到他那样。

海瑞认为，既然太祖洪武皇帝是本朝的开国君王，既然君无戏言而太祖又制定了这些法令，既然这些法令又是完全符合圣人理想的，那么，就应该坚决执行，不打折扣，而不能考虑执行起来有无困难。因此，他不但身体力行，对微薄的薪金毫无怨言，而且决心像—个勇敢的斗士，向一切腐败的行为开火。

海瑞实在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孔子的主张原本只是一种理想，也不知道本朝开国已经二百年。洪武皇帝一些心血来潮的政令，即便是在当时，有的也只是一纸具文。他当然更不知道，官场的弊病并非只有贪墨，还有危险更大的一件事情———派系斗争。

海瑞其实一开始就卷入了派系斗争，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他既是派系斗争的受害者，也是派系斗争的受益者。他的升官和罢官，除一次是因为得罪皇帝外，其他几次都与派系斗争有关。第一次升官，由兴国知县调升户部主事，是因为严嵩倒台而他反对过严嵩的党羽；第二次升官，是因为徐阶的引荐而徐阶反严，罢官则因张居正主政而他又非张居正一党；第三次复出，则是因为张居正已死并被问罪。但海瑞并不把自己的升迁和朝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他坚持认为这是道德上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自己被重用，是正气得到伸张；自己遭贬黜，则是邪恶占了上风。因此他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思想去判断是非决定行止：是善的就支持，是恶的就反对，而无论对方属何派系，也无论他们与自己是有恩还是有仇。

因此，海瑞到应天巡抚任上，就拿徐阶开刀。

徐阶一向是支持海瑞的，他甚至是海瑞的救命恩人。海瑞因痛骂皇帝而被捕下狱，刑部参照儿子诅骂父亲的条例，主张处以绞刑，被徐阶压了下来。嘉靖皇帝自己对于杀不杀海瑞也一直都很犹豫。他一会儿承认海瑞说得也有道理，一会儿又觉得不杀了这个目无君父的畜生简直忍无可忍。徐阶便找了个机会悄悄对嘉靖说：像海瑞这样的草野狂夫，根本就不值得为他动怒。他无非明知皇上圣明，故意来找些岔子，以便沽名钓誉。皇上杀了他，反倒成全了他。不如干脆不加罪，他也捞不着虚名，大家也更会颂扬皇上德被四海。这话虽然不中听，但对海瑞却是小骂大帮忙，非如此不能将其从那暴君的虎口中救出。当时徐阶如果在嘉靖的耳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十个海瑞也得粉身碎骨。

海瑞出狱后，徐阶对他信任提拔有加。海瑞这一阶段的青云直上，与徐阶有很大关系。海瑞虽然迂阔，还不至于不识好歹。对于这位于己有救命之恩又有提携之恩的首辅，内心十分地感激。徐阶主政以后，也确实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清除了严嵩的党羽，法办坑害人的巫师，减免了四十万两盐税，人民拥护，海瑞也拥护。于是，徐阶在海瑞心中，就成了一个正人君子。当徐阶受到高拱、李芳等人攻击时，海瑞是坚决站在徐阶一边的。此时海瑞对徐阶，可以说是感激、敬重，还有些崇拜。

然而海瑞到应天巡抚任上后，对徐阶的态度就大为改变。因为海瑞一到任，就发现此地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乡绅豪强大量地占有土地，使耕者无其田，而税收无由出。这些土地，都是土豪劣绅们从农民手里侵夺的，农民当然很想收回。听说连皇帝都不怕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来了，穷苦无告的农民们便纷纷向海瑞提出控诉，据说仅松江府华亭县(也就是现在的上海)，提出控诉的农民就达万人之多。松江府华亭县正是徐阶的故乡，而徐阶也正是侵占民田最多、最为小户农民痛恨的一个大地主。徐阶一家，是个大家族，几代没有分家，因此成员多达数千。他们一家占有的土地，数字也很吓人，有说二十四万亩的，有说四十万亩的。这么多的土地，当然不可能是他的家人诚实劳动所得，只能来自巧取豪夺。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兼并土地以后，还仗势拒交赋税。地方官畏于徐阶的官威，不敢认真催收，只好在其他自耕农身上加重盘剥，以完成征收赋税的任务。无法忍受的农民走投无路，又只好把土地抵押甚至奉献给徐家，以换取保护。如此恶性循环，结果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徐阶一家这种损公（国家)又损人(农民）的利己行为，使清廉、正直的海瑞十分震惊，而徐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也一落千丈。当然，上述不法行为，主要是徐阶的弟弟和子侄们干的，徐阶也曾有所劝阻，但劝阻并不得力，实际上睁眼闭眼，默许放纵，姑息养奸。海瑞眼里是揉不得沙子的，何况此事与他的原则抵触太大：既不符合他均贫富、一天下的社会理想，又不符合他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政治标准，当然不能容忍和姑息。

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对徐家的这一处分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史家尚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主要是高拱和蔡国熙所为，也有人认为应该归功于海瑞。

海瑞当时内心可能是希望徐阶能主动退田，民田一退，民愤便可平息。那时要帮徐阶一把，也就比较容易说话。可惜徐阶很不自觉，仅仅象征性地退了些许，便想敷衍了事，蒙混过关。海瑞是个认真的人，便去催。徐阶却推诿说这些田地都是儿子的，不好做主。海瑞只好再次去信催促，说最近查阅退田名册，得知阁下的盛德出人意表，可惜退数不多，希望再加清理。过去一些做儿子的，连父亲的错误都可以改正，现在阁老以父亲的身份，来改正儿子的过错，应该无所不可。同时，海瑞又给首辅李春芳写信，说徐阶为小人所蒙蔽，产业之多，令人骇异。如今“民风刁险”，徐阶退田如不过半，只怕对他自己不利。可见海瑞还是想维护徐阶的，只是不肯牺牲原则而已。看来，退田一事，主要功在海瑞；而充军罢官的处分，则多半出自高、蔡二人之手，并且是在海瑞罢官之后。

不管海瑞如何用心良苦，力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保全徐阶，他都等于同徐阶翻了脸。官场中人依照他们以人划线的逻辑，都已派定海瑞是背叛了徐阶，变成了高拱同伙。因此这一回，海瑞已把徐阶集团的人得罪了个干净。

然而高拱集团也不领情。因为海瑞早就得罪了高拱。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时，徐、高二人勾心斗角。高拱的党羽齐康弹劾徐阶，说他的儿子和家人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是事实，因此徐阶也就只好请求退休。这时，朝中负责监察的官员都是徐阶的亲信，便群起反攻。

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海瑞说话了。他上了奏疏，说齐康之所以弹劾徐阶，目的是让高拱掌权。海瑞当时声望正隆，如日中天。他的奏疏，当时是对高拱的沉重打击。结果高拱辞职，齐康罢官。高拱东山再起后，当然要报复海瑞。他可不会因海瑞要徐阶退田就放过海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