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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投资银行的确是很好的学习过程，但是钱呢？钱重要吗？”“恶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戏，将了我一军。

“不能否认，投行的薪酬是有诱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时来计算，分析员每小时的薪酬又能比在麦当劳打工高多少呢？人应该有长远的目光，作为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学到了什么，能让你终生受益。”

短短的几句话，我眼看着Rob的表情阴转多云，又多云转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帮我逃过了一劫。

《墨迹》　第二部分

“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连载（十一）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这么多轮面试成百上千的问题中，“钱”的问题并不算刁钻，Rob也不算最恶的“恶人”。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一位分析员刚走进会议室，样子就让我颇为意外：他的衬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领带歪斜着挂在胸前，双眼还布满了通红的血丝。面无表情地与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动声色地发问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两种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给你；同样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会怎么选择？”

我心里“嘭”地一跳，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

我嘱咐自己千万别慌，刚要迅速回答，却又突然意识到，如果简单地说选择第一种，答案太过绝对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课本里的名词：“这取决于现在的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是正数，我选择第一种；如果是负数，我选择第二种；如果是零，两者一样。同时，我还会考虑机会成本，即便实际利率是负数，假如有好的投资机会能带来更多的回报，我还是会选择第一种。”

说完这一长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我知道回答这类问题时，相对于答案本身，思考的过程更被看重。

“一般人都说选择第一种，你还不错，考虑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点评后，他并没有就此罢休，“那实际利率又是什么呢？”

“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幸好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还没有完全荒废，我在心里庆幸。

“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在什么水平？”

这一次，我真的被问住了！我实在想不通，我与他素昧平生，他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

准备面试时，我就告诉自己要秉承一个原则：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于是，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不过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你。”

后来，我的确听说过一个中国女孩为了表现自己与众不同，告诉面试她的美国人，说她的最爱是开赛车。乖巧的东方瓷娃娃却热爱西方式的疯狂和刺激，这让从小就不说谎的美国人信以为真，神魂颠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国同事却一语道破天机，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女孩是在杜撰。结果可想而知，空欢喜一场的美国人发现，乖巧的“瓷娃娃”居然连驾照都没有，于是高呼上当受骗，而那个中国女孩，自然也无缘那份工作。

那位分析员不依不饶又提出一个通常只有咨询公司才会问的智力测验：“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你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

“三次。”我不服输地飞快回答。

“还是9枚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这个条件应该怎么修改？”

“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

当我再一次以飞快的速度给出了正确答案，他终于低声说了句“Good”，然后问，“你现在有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几个？是哪些公司？”

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终于不再横眉冷对，提的问题也终于走上了正轨。

据说在我的评定书上，他填写的意见是：不惜代价，一定要雇佣！

渴望忙碌

连载（十二）

1996年7月，我来到位于纽约百老汇1585号的摩根斯坦利总部报到，正式成为了M&A的一名分析员。

自从坐在办公桌前，一天一天，我时刻都在等待着召唤。只要桌上的电话铃一响，我就会盯着来电显示，满怀期待地祈祷：JimHead，一定是JimHead。

JimHead就是当时的AssignmentAssociate。望眼欲穿，我始终没能等来他的电话，却眼睁睁地看着同届的分析员一个一个，兴高采烈，全都投入了工作中。

他们时而紧张地在Bloomberg里查找股价和股票总数，时而抱着厚厚的一摞年报寻找资产负债表的历史数据，又或者跑上跑下地到Graphics（图表部）去更新给客户做的图表演示。在别人最忙碌的时候，我却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假装学习着早已经被我翻得滚瓜烂熟的培训教材，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心急如焚：他们先开始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先开始学习，他们学会的东西越来越多，自己却虚度着光阴一无所获，以后，我和他们的差距怎么弥补？

中午，在咖啡厅吃饭时，新来的分析员聚在一起，常常彼此询问：“Areyoustaffedyet?（你分配到项目了吗）”“Whatareyoustaffedon？（安排你做什么项目？）”每每此刻，我总是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低下头，小声回答：“还没有安排我做项目呢……”

这时，大家就会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安慰我，好像我是个被人遗弃的可怜孤儿：“可能Jim下一个就会想起你啦！”

傍晚6点，我同样灰溜溜地下班回家。虽然在普通公司，这正是下班时间，但在投资银行，到了此刻，一天的工作时间才仅仅过了一半甚至1/3。尤其是第二天上午，走进办公室，听到新同事们半是兴奋半是抱怨地说，又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我总是羡慕地想：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像他们一样呢？

在那时的我看来，大概没有什么事情比忙碌地工作更值得我倾心，更让我渴望。

日后，当我忙得没时间吃饭、睡觉，甚至接电话时，我也会怀念最初那些悠哉游哉的日子。天知道，又不是普渡众生，当初的我怎么会鬼迷心窍地盼望着受苦受累？

第9天，坐在我不远处的Brian也接到了Jim的电话。看到他欢天喜地地冲向Jim的办公室，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是M&A部门里唯一的闲人了。

在办公室里，我开始度日如年。面试时我就知道，最好的分析员永远是最忙碌的，最忙碌的也永远是最好的。因为优秀，承担的工作就比别人多，因为做得更多，收获也就更多，继而理所当然地更加优秀。

两三个月以后，我确实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种投资银行的怪圈，然而在当时，我却变得疑神疑鬼：难道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差的分析员，没有经理愿意让我参加他的项目？还是因为培训期间，我给同事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终于，我坐不住了。第10天早上，我主动拨通了Jim的电话。

“你好子墨，是不是因为分配项目的事情打电话？”

Jim料事如神，我也直截了当：“是，我可以来你办公室谈谈吗？”

我万万没想到，Jim居然一口回绝了：“我现在有点忙。你别急，再等几天，有合适的项目，我会找你的！”

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并不理解Jim所说的“合适”其实有着许多特殊的含义。

写在脸上的：Enthusiastic

连载（十三）（热切）

整整14天，我郁郁寡欢，无所事事。直到正式工作两周后，我才终于盼来了Arco这个所谓的“合适”项目。

通常，每个项目小组都有三到五名核心人员。Arco组里除了我，还有一位董事总经理Steiner，一位高级经理Kamal，和一位二年级的分析员Henry。

Kamal是哈佛商学院的MBA，也是部门里公认的最聪明能干的经理之一，因为是黎巴嫩人，所以有浓厚的中东口音。Henry则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也是部门内的明星分析员之一。可以说，Arco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全明星队。

在投行，第一个项目的表现，往往决定了你的口碑。此外，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团队是否能干并且受人尊敬，是否能够很好地言传身教，也极为关键。

在M&A，Henry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一直庆幸并且感激，在我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是他教我画出了漂亮的第一笔。尤其是在Arco项目上，正是因为Henry的指点和帮助，我才掌握了各种技巧和窍门，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M&A分析员。

Henry分配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做InformationBook，也就是收集资料。买卖双方最新的10-K、年报、过去三个季度的10-Q、半年内的相关新闻、各个投行的研究报告，以及客户的内部文件和预测……我迅速从图书馆调出所有资料，分类整理，又请复印中心一式4份，装订成册。

2个小时后，当我抱着整整600多页的资料手册，一路小跑来到Henry面前时，他的表情却有些意外：“这么快！我还以为你明天才能做好呢！”

等这一刻，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我怎么能不快呢？

“Steiner和Kamal要的材料我已经送过去了，接下来，我该做什么？”主动请缨的我，脸上一定写满了同一个单词：Enthusiastic（热切）。

“你先试着自己做Comps和P-Paids，明天中午12点交给我！”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是下午3点，也就是说，我有21个小时来完成任务。

在分析员眼里，Comps和P-Paids其实都是最无趣的工作之一。虽然做到完美无缺，需要正确的判断和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它们的计算却极其简单，绝不超过小学生都熟练掌握的加减乘除。然而，初入投行的我却把这项工作看得神圣不可侵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做真正的财务分析！

十几家公司的10K和10Q堆在我的办公桌旁，有几千页纸。我迅速把自己埋在其中，按照培训期间学到的方法，铭记着checkthenumber（检查数字），生怕写错一个小数点，就会连累客户多付出几千万美元的代价。

但那天晚上，我却守在办公室里，一遍一遍仔细核对。当我像交付心爱的宝贝那样，把完成的Comps和P-Paids交给Henry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你又早了12个小时！一年前，我刚开始工作时，和你一模一样！”正忙着做另一个FairnessOpinion（公平意见书）的Henry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理解地笑了笑，“不过，明天中午我才有时间检查你的工作，赶紧回家睡觉吧！趁你现在有时间，多睡一些！”

Henry很有先见之明。在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像那天那样在午夜12点以前回家，几乎成为了我最大的奢求。

决心说No！

连载（十四）

做投行的那4年，我参与完成的最大项目是BP（英国石油）和Amoco（阿莫科）的合并。交易宣布那天，是1998年8月10日。当时，我已经离开纽约，迁往摩根斯坦利香港分公司工作。或许是因为刚搬到香港不久，炎热潮湿的天气和完全不同的工作让我每天心烦意乱，对纽约这个我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城市，竟然产生了许多乡愁一般的怀念。

11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看到电话上红灯闪烁，显示我有新的留言。

我把电话放在免提上，心不在焉地一条一条过着留言。突然，一个我听过成百上千次、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出现了：AdresRubio！

我一把抓起了电话，Adres露出洁白牙齿的笑脸仿佛就在眼前：“你好子墨！是我，Rubio，Gordan和Ji-Ann也在这里。”然后，电话中响起了Gordan和Ji-Ann与我打招呼的声音。

“我们的项目终于完成了。恭喜你！更感谢你过去一年多的辛苦工作！能够和你一起做项目是我们的荣幸，没有你在，我们的庆功晚宴会少很多乐趣，不过Adres会负责把纪念品寄到你手上。我们都很想念你！”印象中，一向严肃深沉的Gordan，声音从来没有如此欢快过。

的确，Gordan怎能不开心呢？BP和Amoco的合并价值560亿美元，超过了3个月前刚刚宣布的Daimler和Chrysler380亿美元的交易，是截至到那时最大规模的工业合并。以交易价格计算，新公司市值高达1400亿美元，不仅能够迈入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之列，还将成为英国最大的公司。作为Amoco的顾问，摩根斯坦利也将从中获取巨额的顾问费用。

短短的留言让我思绪起伏，我的心仿佛飞回到了万里之外的纽约，而记忆也翻回到一年多以前，我加盟Amoco小组的日子……

1997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刚结束了一个内部会议，随身携带的呼机便“嘟嘟”地响了。屏幕上显示着7251，我知道，这是当时的AssignmentAssociate，SanjaySwani的号码，。

9年前的美国，手机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在许多投行里，呼机却是人手一个。火急火燎的传呼，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项目。早已经忙得晕头转向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说No！

“可别告诉我又有新的项目，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星期了，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一踏进Sanjay的办公室，我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警告”他。

Sanjay是100％的印度血统，却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学一毕业，他就加入摩根斯坦利担任分析员，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后，又以经理的身份重回公司，并且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与他后来的太太，一个比我早两级的M&A分析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尽管级别相差五年，Sanjay在工作上却对我特别偏爱，所以和他讲话，我从来都是“没大没小”。

“至少先听听是什么项目再决定吧？”Sanjay神秘兮兮地关上门。

“我现在绝不可能再接任何项目了！”我摇摇头，态度坚决。

“Bob马上就要离开了，Amoco小组需要一个新的分析员。你知道，Amoco一直在寻找并购机会，另一方很可能是Mobil（美孚），如果成功了，将会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

“我当然知道你现在超级忙碌，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项目，也是最优秀的小组，所以我让你选择，做，还是不做？”

难以抗拒的超级明星小组

连载（十五）

Amoco小组确实是M&A的超级小组。

Bob是二年级分析员中最抢眼的一颗明星。两个月后，他将会加入TomLee这家著名的股本投资基金。投行分析员在工作两年后，都会重新选择去留。有人回商学院念书，有人去做基金或其他金融工作，还有一小部分留下做第三年的分析员。后者当中最优秀的，在第三年结束后便会直接升为经理。

另外，组里的领军人物GordanDyle也是位超级明星。他是达特茅斯的校友，年仅34岁，却少年老成，作风犀利，早在两年前，就荣升了M&A部门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总经理。

在Gordan手下，是美籍韩裔的Ji-AnnLee，也是M&A内部级别最高的女性之一。

另外就是AdresRubio了。他是与我合作最多的经理之一，会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还特别酷爱体育运动。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支棒球队，只可惜，这就像拥有一艘航天飞机一般不着边际。所以，他的打算是在投行“混”几年，等赚够了钱，就时刻准备去应聘棒球俱乐部的职业经理。每次来到我的座位旁谈工作，他都会把双腿翘到旁边的圆桌上，手里拿一个棕色的橄榄球，在半空中抛来抛去。虽然看上去的确有些混日子的吊儿郎当，然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他的思维之敏捷、态度之认真，却无人能及。

这样的小组、这样的项目，无异于最完美的结合。能参与其中工作，更是一种无上的认可和荣耀。

但现实是，已经连续一周了，几乎每天我都是迎着初升的太阳、在交易员们纷纷踏入办公室准备上班的时候，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离开公司。每天的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十七八个小时，再接一个项目，我怎么能吃得消呢？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神话故事里不吃不喝不睡的神仙姐姐！

Sanjay看出了我的动摇，接着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做，我就把它交给Dave了，但是，Gordan和Ji-Ann的第一选择是你！”

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倾斜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明天下午Gordan要见客户，有一些简单的财务分析要做。”

“完了！”我长叹一口气，失望至极，“Yellowjacket（黄夹克，我正在参与的另一项目的代号）明天开董事会，单是准备他们的演示材料，今晚就通宵了，Amoco我肯定没时间做了！”

回到座位上，想到世界上最大的并购交易就这样和自己擦肩而过，我心有不甘，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像极了一个稳操胜券的运动员，偏偏在奥运会前夕受了重伤，最终，不得不无奈地与金牌失之交臂。

我正对着电脑郁闷、遗憾，电话铃突然响了，是Sanjay：“子墨，我和Amoco小组谈过了。明天开会的工作Rubio先替你做，之后你再接手。Rubio说，只要能让你在这个组里，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感激，意外，欣喜……那一刹那，我恨不得奔上楼去，送给Andres一个热烈的拥抱。

投资银行等级森严，很少有经理会愿意屈尊来帮分析员做事，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们趋之若骛的项目上。我想，正是因为Andres给我的特殊待遇和组里成员对我的情有独钟，我才得以成为Amoco小组里光荣的一员。

疯狂的Bullpen生活

连载（十六）

如果把投资银行比作一座金字塔，处于最底层的就是生活在Bullpen里的分析员，只有董事总经理才是稳坐塔顶的王者。董事总经理最主要的工作是从客户手里拿到项目。华尔街题材的电影所展现的生活，多是他们的写照。

记得1996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庆功晚宴，是在纽约最著名的餐馆之一21Club。席间，M&A和CorporateFinance化工组的两位董事总经理叼着雪茄，吞云吐雾，和Arco以及Olin的CEO、CFO们高谈阔论，一会儿是私人游艇，一会儿是私人飞机，一会儿又是上东区能够俯视中央公园的八个卧室的复式公寓……这让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我听得云山雾罩，仿佛是在听火星人讲火星上的故事。

后来，我渐渐明白，游艇、飞机和公寓都不算什么。有着董事总经理头衔的明星交易员，由现金、股票和期权构成的年收入常常达到几千万美金。在加勒比海上拥有一座可以休闲度假的私人岛屿，才是在他们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

金字塔的下面一级是董事。明星级别的董事两年就可以升任董事总经理，但如果熬了四五年还是徘徊不前，就预示着要被扫地出门了。

再下面一级是副总裁，职责是项目的执行。他们迈上董事这个台阶，同样需要至少两年。副总裁们大多30岁左右，收入不菲，却似乎永远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消费。他们常常计划南非或者埃及之类的浪漫假期，临行前的一两天，却被告知某个项目要求他们必须留下。然后，他们只能忍受着未婚妻的大吵大闹，别无选择地取消行程。当然，所有因此而产生的费用都会由公司一分不少地承担。

经理一职多由知名商学院的MBA担任。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分析员不相上下，仅有的一线曙光就是在三年半或四年半后升任副总裁。

金字塔中，最任人宰割的就是我们这些分析员。Bullpen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因为一周7天，一天24小时，每天我们都至少有十几个小时在Bullpen里度过。

我在纽约那两年，M&A市场空前活跃。往往凌晨两点走进Bullpen，灯火依旧通明，电脑依旧运转，所有的分析员也依旧在埋头苦干。一份普通工作，上班时间可能只分为上午和下午，但在Bullpen，一个工作日却会分为上午、下午、晚上和深夜共四段。

我们每人每天有25美元的晚餐津贴。一年365天，大概有超过200顿晚餐都是在公司里叫外卖。Bullpen特色的晚餐通常是这样的：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浩浩荡荡聚在会议室里，长长的华丽的会议桌被当成了餐桌，大家捧着外卖食品狼吞虎咽，谈论着各自不同的项目，再顺带没好气地骂一骂那些不讨人喜欢的经理和副总裁。

Bullpen的空气中还常常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只要一听到“fuck”，“asshole”，“shit”和“dick”一类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词汇从愤怒的分析员嘴里脱口而出，就说明某些麻烦难缠的经理和副总裁又提出无理要求了。

因为严重缺乏睡眠，一旦走出Bullpen，参加与客户的会议反而变成最痛苦的煎熬。会议室里不流通的空气，客户和董事总经理的长篇大论，都像极了摇篮曲，催人昏昏欲睡。如何挣扎着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们各有各的绝招。有人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尖在手臂上自我折磨，还有的男生把手放在裤袋里，不停地去扯腿上的汗毛。

被“铁人”妈妈折磨

连载（十七）

我在纽约M&A时，就有一位以超长Book而著称的“铁人”副总裁Vanessa。她创下的纪录是一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连篇累牍长达117页的Book。

1997年秋天，我就曾经不幸地被“铁人”折磨了三天。

那时，一家石油钻井公司正在寻找行业内的并购机会，要求摩根斯坦利三天后给他们提出建议。碰巧我在M&A最好的朋友John刚刚走马上任AssignmentAssociate，苦于没能说服任何人为“铁人”干活，John便把我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为了朋友，我拿出两肋插刀的勇气，知难而上。三天后，我却是在John的搀扶和护送下，才平安地离开了公司。

那阵子，“铁人”已经有了身孕，“小铁人”4个月以后就要出生了，但“铁人”却丝毫不顾“小铁人”的安危，挺着已经有些明显的大肚子，在办公室里没日没夜地修改Book。一会儿要把图表里的红色改为蓝色，一会儿又要把竖向的图表改为横向……改动的逻辑是什么？我始终不得而知。

为了完成10家公司的估值，计算收购对盈利的影响，以及按照“铁人”的意见修改Book，70多个小时里，我在我的Bullpen、“铁人”的办公室、WP和Graphics四点之间跑来跑去，除了回家洗澡换衣服，我一共只在自己的座位上迷迷糊糊地休息了1个半小时。

第三天下午5点，早上才飞往芝加哥、此刻已经准备返回纽约的“铁人”从机场打来电话，与我确认她对这本Book的最后意见。谢天谢地，“铁人”的改动大多属于细枝末节。虽然记不清这是3天里的第十几遍修改了，但想象着自己即将脱离苦海，我还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连去WP和Graphics的脚步都变得轻快了许多。

然而，1个小时后，上一轮改动还没有完成，我居然又接到了“铁人”新的留言：“子墨，我现在是从飞机上打电话给你，晚上8点落地后我会直接回公司。我又看了一遍明天的Book，最后的附录部分‘摩根斯坦利的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第68页应该改为新的65页，左侧的曲线图表改为立柱图，原来的64页删除，增加一个新的72页，标题是摩根斯坦利在全球并购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天啊！她一定是疯了！整整5分钟的留言让我顷刻间万念俱灰。

天下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明知徒劳无益，却不得不尽心尽力。我呆坐在办公桌旁，一动不动，恨不得也像Bullpen里的男同事一样，张口乱骂一通。

晚上9点，看上去有些浮肿的“铁人”穿着孕妇装，摇摇晃晃地回到办公室。这时，我们才搞清楚，她在飞机上审阅的是另一个项目的Book，而根本不是之前她在机场时，我们讨论过的我的Book。

我又怒又气又觉得可笑，还有一种对“铁人”的深深怜悯。一版一版的Book，连“铁人”自己都辨别不清，客户又会从这无休无止的变动中获得什么呢？

可想而知，那本Book在“铁人”任性无理的发挥中被继续不停地修改着，直到夜里11点，一整天都没顾得上吃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无法忍耐的剧烈腹痛。

1997年下半年，是我投行生涯中最辛苦的日子。整整6个月，我没有休息过一天。疲惫、压力、饥饿、无奈……所有的身体透支都集中在那一刻爆发了。

邻座神秘人物

连载（十八）

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叮铃叮铃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fuckingnumberhasbeenpagingmeallday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isfuckingJoePerella？（谁是Joe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Perella&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而后电梯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

显赫小人物

连载（十九）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Sam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Sam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那两天，M&A内部会议室里的电视一直锁定在美国公开赛。许多同事工作时都有点心不在焉，出来进去总愿意从会议室绕行，顺便看一眼比赛的进展。

Sam说，从5岁第一次拿起高尔夫球杆，一直到高中毕业，十几年中，他没有下场练球的日子不超过10天。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组，他夺得了奖杯无数。其中，我能记得的只有他高中时拿到过的北卡罗莱那州青年组冠军。

大概是多年练球产生了逆反心理，自从迈进大学门槛，Sam再也不愿意碰球杆了。直到毕业来到摩根斯坦利，Sam才又把高尔夫当成业余爱好，重新挥杆下场，并且发现自己风采不减当年。因此，Sam也成为了部门里许多董事总经理最亲密的球友。

曾经不止一次，Sam要教我打球，说公共球场里的教练要60美元一小时，他愿意免费授课，我居然还不领情。情，其实我早已经心领了，只是很遗憾，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负了Sam的一腔热诚，也错失了如此良机。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一样背景显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员。这其中，有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有KKR创始人的千金，有美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继承人，还有印尼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老板的儿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份薪水而工作，更没必要选择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和我们一样，将摩根斯坦利的经历看作是最好的历练，并因此而兢兢业业。

在工作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仅要熬夜赶工，还要忍受个别副总裁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即便是年终鉴定和分红的等级，他们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标准接受着公正的评判。

像Sam，他的勤奋努力就有口皆碑。

记得1997年的感恩节假期，同事们早已经纷纷飞回家与亲人团聚。周三下午，办公室里显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层还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订了傍晚5点的轿车，准备去我哥在新泽西的家里过节。临走时，面色苍白、双眼通红的Sam和我互道节日快乐后，便又回到电脑前，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财务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后不久，Sam居然昏倒在办公室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Sam的脑子里长了肿瘤。

截止到周三那天，Sam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他的手术结束后，我去医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经感觉不适，只是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得多想自己的身体，反而满脑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卖掉。

两个多月后，Sam病愈重回公司。M&A所有的分析员都暂时放下了手中忙碌的工作，聚在楼下的泰国餐馆，和Sam一起吃饭庆祝。Sam以他自己的敬业，而不是他的家庭，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

最后一个项目

连载（二十）新浪争夺战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的。

1999年9月中，我刚刚结束了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带着一身健康的古铜色回到香港的第一天，我便被告知，乘坐下一班飞机立刻飞往加州——就在几天之前，摩根斯坦利把新浪抢到了手！

新浪确实是摩根斯坦利“抢”来的，而且是明目张胆、硬生生地从高盛手中抢来的。

摩根斯坦利和新浪团队第一次正式会面，是在那年7月。为了表达诚意，香港的高层领导决定亲自出马。当时，互联网远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很多高层对这些新生事物都一知半解，浏览过新浪网站的更是极少数。但是，为了表现出摩根斯坦利上上下下都对高科技和互联网无比精通，领导们特意在会前10分钟找来该项目的负责人，好好恶补了一番。之后，大家很有计划地分配了各自在会议中担当的角色，信心百倍、镇定自若地鱼贯入场。

领导不愧是领导，短短10分钟的培训，已经使这些投行老手们听起来、看上去俨然一副互联网专家的派头。从国际互联网的大好形势谈到中国互联网的锦绣前景，其间画龙点睛地冠以一两个专业词汇，充分体现了摩根斯坦利高层在这一领域无与伦比的知识和经验。假如再多培训10分钟，恐怕连以下这个小小意外也能够避免：当新浪团队用中文提到“门户网站”，进而被翻译成英文“Portal”时，我们的一位高层领导低下头，掩住嘴，悄悄地问坐在身边的项目负责人：“Ithoughttheyareintheinternetadvertisingbusiness.Whatdotheyneedagatefor?（我一直认为新浪是家网上广告公司，他们要个门干嘛？）”

会议虽然近乎完美，及至8月初，还是传来了新浪已经“花落高盛”的消息。

事情的转机是从王志东开始的。

8月底9月初，新浪管理层发生变化，领导权从硅谷团队转到了以王志东为首的大陆团队。作为新任CEO，王志东决定重新选择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世纪之交的高科技和互联网狂潮中，MaryMeeker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作为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员，这位骄傲的网络女皇在股票市场上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她对网络公司的点评就像魔法一般神奇，只要稍作肯定，股价立刻如旱地拔葱、直入云霄，假如她略显迟疑，股票则立即被打入冷宫，再也没有翻身出头之日。

为了博得新浪的青睐，摩根斯坦利搬出了MaryMeeker这张王牌。但是，“女皇”日理万机，一面难求，最后，还是摩根斯坦利亚太区主席亲自出面并且全程陪同，炙手可热的“女皇”才答应挤出宝贵的两小时，亲临新浪位于硅谷的总部。

对于那时的资本市场来说，新浪还是个无名小辈，SINA这个奇怪的英文字母组合估计“女皇”也闻所未闻。更何况，会议上从中文到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冗长翻译，确实令人昏昏恹恹。在加州和煦的阳光中，在新浪舒适的会议室里，在众人、包括对摩根斯坦利有着生杀大权的王志东的注视下，MaryMeeker居然打起了瞌睡。

我们亚太区的主席坐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好大动肝火。在MaryMeeker沉重的呼吸声中，他只好一面维持着优雅的风度，谈笑风生，一面借着桌子的掩护，小动作不断。据说，直到主席先生很不绅士地狠狠踢了“女皇”一脚，MaryMeeker才如梦初醒，恢复了常态下的光辉形象。

《墨迹》　第三部分

吾友志东

连载（二十一）

第一次见到王志东，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

当我飞越太平洋，又从旧金山乘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满屋子的人群中，志东并不起眼。直到同事引见，我才意识到这个两只眼睛距离稍微有些远、翻着两片大得和厚得都非同寻常的嘴唇、挺着圆滚滚的将军肚、还穿着一看就是出自秀水街的棉布衬衣和休闲长裤的低调年轻人，就是在摩根斯坦利香港内部早已经声名鹊起的王志东。或许因为上市在即，自己也将跻身网络新贵的行列，那天，他一直憨憨地笑个不停。

当时我就想，所谓“大智若愚”和“心宽体胖”，形容的就是志东这样的人吧！

回想新浪上市前后的那七个月，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结识了像志东这样的好朋友。而这份友情的坚实物质基础之一，则是香港那一千多只螃蟹腿。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却像个紧箍咒，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松开。截止到2000年4月路演，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

等待的同时，香港的秋天歌舞升平。每当夜幕降临，我必定和志东夫妇约了一起晚餐。陪客户吃饭是投行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新浪这样的大客户。于是，从中环到湾仔再到铜锣湾，有点名气的餐馆几乎被我们横扫一遍。

10月到11月，正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螃蟹每餐必点，吃得每个人走路都有点“横行”的倾向。日后，美味的螃蟹果真成了和“新浪上市”密不可分的记忆。我们总是试图计算，到底有多少只蟹腿惨遭我们消灭？我还时常提醒志东，每次单是他自己就要点两只蟹共16条腿，还不算从我的螃蟹上折下来送给他的那些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