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页

工作起来叱咤风云，生活中却憨憨笨笨，正是志东的可爱之处。

1995年，第一次去美国取经并且寻找风险投资时，志东就独当一面，自己租了一辆车，用半生不熟的英文对照着地图，在硅谷附近四处转悠。一天，他约好和朋友见面，开车兜了无数个圈子，却始终找不到约定的地点。于是，志东打电话求助，说自己迷路了。

朋友问：“你现在在哪儿？”

志东环顾左右，说：“我在第一大道。”

朋友十分诧异，问：“你确定是第一大道吗？这附近没有第一大道啊？”

志东信誓旦旦，说：“肯定是第一大道，路牌上写得清清楚楚！”

朋友还是不太相信，又问：“路牌上怎么写的？不可能吧！”

志东更不服气了，用很标准的发音说：“路牌上明明写着OneWay啊！”

朋友听了，啼笑皆非：“OneWay？那叫单行线！”

这个故事是前不久，志东的太太刘冰在饭桌上讲给大家的。坐在一旁的志东笑嘻嘻地听着，不辩也不恼，还一口一个忙不迭地吃着生蚝。

龙凤呈祥一家人

连载（二十二）

第一次见到志东那天，在律师行里还有一个人。她既非新浪管理团队中的一员，又非律师或投行的专业人士，但对当时的新浪而言，她却非常重要。

她就是王志东的太太，刘冰。

提到志东，就不能不提刘冰，因为他们两人总是甜甜蜜蜜，如影随形。从北大到四通利方，从新浪到点击科技的二次创业，志东出现在哪里，刘冰必定在方圆几米之内。

新浪上市，刘冰也从硅谷到香港、以至于后面的路演，追随了一路。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和志东一样，刘冰也很朴素。前年，她带着女儿在北京的自家小区内散步，路过网球场，女儿想进去玩玩，没想到女儿进去了，她却被保安拦在外面。保安说，小区内的体育设施只供业主使用，阿姨不能随便出入。

即便打击如此沉重，刘冰还是我行我素，并且公然对我的消费观不屑一顾。见了面，她总会指着志东身上的新衣服，说：“怎么样，我们刚从‘雅秀’（北京三里屯一服装市场）淘来的，几百块钱买好多件呢！我看和你那些意大利名牌也没什么差别！”

女孩子梳妆打扮的毛病，刘冰一点都没有沾染。而且，她心直口快，常常让人哭笑不得。一次，大家约在一起吃饭，我穿了件MaxMara的黑色毛衣，腰间有镂空的图案。还没等我落座，刘冰就大惊小怪地喊起来：“天哪！子墨！你穿的是什么呀？破破烂烂的，腰都露出来了！”

新浪准备上市那阵子，志东和刘冰常谈起孩子。

志东说，1997年他们就打算要小孩，名字都取好了，叫“王私募”，可惜没能如愿，这次，如果能在2000年制造一个与新浪同期“上市”的世纪宝宝，那就双喜临门，干脆取名叫“王上市”。

天遂人愿，新浪上市期间，刘冰孕育了一对很可爱的龙凤胎。这让志东乐得合不拢嘴，说说既有男，又有女，还没违反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孩子们出生时，新浪已经成功上市。朋友们十分担心，志东会不会给他们取两个类似“王一百”的名字，因为按照他的逻辑，眼下最有意义的便是希望新浪的股价达到100美元了。

还好，儿子叫龙龙，女儿叫凤凤，加在一起便是中国古老的龙凤呈祥。

凤凤一出生，刘冰就说，女儿长得像父亲。这让朋友们都捏了一把汗。志东的眼睛、鼻子、嘴唇，安装在一个女孩子脸上，这……我只能说，后果不堪设想。

龙凤一岁多的时候，我终于在志东家里看到了小家伙。凤凤长得的确像志东，眼睛距离有些远，嘴唇厚厚的……但这一切特征集中到她的小脸上，怎么越看越美，像极了舒淇呢？

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逐渐长大的龙龙确实是个翻版的小王志东。小小年纪，他不仅充满雄心壮志，声称一定要到哈佛找女朋友，并为此苦练英语，还把无线电玩得滴溜乱转，连组装收音机都不在话下。身为父亲，尽管在无线电方面如今已经没了这么大本事，但儿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苗头，还是让毕业于北大无线电系的志东颇为自豪。

中国互联网的命运

连载（二十三）

早年的由北美的华渊网和北京的四通利方合并而成。新公司沿用了华渊的英文域名SINA，还想赋予它一个耳目一新的中文名字。

据志东回忆，他和刘冰绞尽脑汁，先对应“SI”确定了一个“新”字，又想用“纳”字来对应“NA”，取新经济新公司海纳百川之意。但之后，志东却对“纳”字不甚满意。一天，他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用“浪”呢？“浪”与“NA”，不仅发音相近，而且在英文中，上网浏览就是surfonthenet，直译为“上网冲浪”。志东虽然是正宗的“土鳖”，一天“海归”生活都未曾经历，但关键时刻，他对与网络相关的英文单词却并不含糊。

按照正史记载，新浪由此得名，但据内部人士透露，新浪的由来在正史之外，还另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民间“野史”。

据说有一天，新浪某高管对着电脑，为“NA”字忧心忡忡，灵感尽失，怎么都思索不出一个好名字。太太靠在旁边，不忍看着老公在名字的陷阱中越陷越深，于是半开玩笑半劝解地说：“你先休息一会儿，过来浪一浪吧。”一语道破天机，高管茅塞顿开，惊喜地狂喊：“浪一浪，太好了，我们就叫新浪吧！”

新浪的注册地并非中国，股东也大都是海外的风险投资基金，但是，获得中国政府的审批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众多行业精英专门设计了复杂的重组结构，唯一目的就是让新浪在不违反中国相关政策法律的前提下，在海外上市。

中国的很多政策法规模糊易变，任由政府部门来解释，而且，相关部门繁多、重叠，时常自相矛盾。当然，如果一切都透明、高效，这些投行、律师行里的中国同事们大概也就少了一半的用武之地。只不过，中国人的智慧好像总要消耗在对付中国人身上，难怪人们常说，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内耗严重的社会。

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涉足了新闻媒体。由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拍板。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

等待的那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纳斯达克的泡沫成分已经越来越高了，如果不能赶在下调前上市，就可能错过资本市场上这个稍纵即逝的窗口。

2000年年初的一天上午，志东从北京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激动地叫喊着：“认了，认了，认同学了！”

我们几个项目小组的成员守在电话旁，面面相觑，总不会是因为审批遥遥无期，志东都开始说胡话了吧！

经过他一番兴奋得有些颠三倒四的解释，我们总算明白了其中原委。原来，通过各种渠道，王志东终于获得了某主管部门部长的接见。而且，会见出人意料地顺利，领导对新浪的发展和海外上市都很支持，甚至表态说，他和志东是北大同学。

志东的激动，不难理解。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除了要面对市场竞争，还要与各个部门斗智斗勇，任何一点支持对于他们都难能可贵。

这次会见，可能改写了新浪的命运，也改写了。

不可思议的选择

连载（二十四）

2000年5月初，一个周日的傍晚，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

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同事问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现在要好；朋友劝我，说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了；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赌一年半载后，我一定还会回来。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

走进凤凰

连载（二十五）

我来凤凰，牵线人是石宁宁，人称石老，我却一直叫他宁宁。

初识宁宁，完全是因为凤凰上市。2000年春天，我还是摩根斯坦利的经理，宁宁在凤凰担任财务总监。因为凤凰准备登陆香港创业板，摩根斯坦利和美林、所罗门美邦等投行一起，参加了角逐主承销商的“选美”。

进入投行生涯的第四年，我已经懂得客户资源的重要性。记得我爸说起过，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在广院念书，与我爸也算是相识。现在，恭逢凤凰上市，我马上想到动用这层家庭关系，希望籍此来敲开凤凰的大门。

我爸妈都是大学老师，并没有四通八达的人际网络。唯独这一次，算是天赐良机。

而且，我爸很少求人帮忙，但这次，他却按照我的设计，首先找到刘老板的手机，然后亲自致电，说明原委。结果是，我没有能够和同事在正式“选美”前拜见刘老板，却第一次见到了宁宁。刘老板告诉我爸，宁宁是上市工作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和宁宁谈就等于和他谈。

通过了电话，吃过了饭，与宁宁也算是相识了。10天后，我和摩根斯坦利的七八位同事一起，声势浩大地位于九龙红磡的办公室。

会议室里，摩根斯坦利和凤凰的相关人士各自坐在会议桌的一侧。彼此寒喧时，宁宁特意指着我，向刘老板介绍：“这就是曾子墨！”

刘老板连忙转过他魁梧的身躯，笑眯眯地与我握手：“你就是曾子墨啊？曾老师身体怎么样？现在还给学生上课吗？见到他，替我向他问好！”

2000年秋天，因为宁宁的穿针引线，我再次拜见了老板。坐在明亮宽敞的办公室里，老板依旧慈眉善目，闲聊一样地谈凤凰上市，谈我的经历。在那样轻松和坦诚的氛围里，没有人会犹豫、胆怯，我也一样，想都没想，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心里话。

我说，离开摩根斯坦利，就是因为厌倦了金融，BD我可以做，IR我也可以做，但是我更想做的是一份新鲜的、不同的工作，更直接地说，就是真正的电视工作。毕竟，在告别了枯燥乏味的财务数字和通宵达旦的工作方式后，媒体和电视这两个词，对我有着无限的诱惑。

老板一听就乐了：“你会用对编机吗？”

我傻傻地摇摇头，坦白说，对编机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老板还在乐，继续说：“那你连记者都做不了啊！记者可是需要自己剪片子的！”

是啊，老板说得没错，我的确什么都不会！我既没学过一天新闻，又没在报社或者电视台工作过，我会做的只有财务分析，但在媒体，那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不过，说话还是会说吧！”没等我开口，老板便乐呵呵地说，“看院长在不在，请院长过来安排一下试镜！”

院长？试镜？或许是两个全新的名词太陌生，又或许是一切来得太快、太简单，一时间，我竟没太听懂老板在说什么。坐在一旁的宁宁忙向我解释，院长就是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因为曾经担任广院副院长，所以得此称呼。

院长人未到，爽朗的笑声和高高的嗓门就已经先声夺人。紧接着，他穿着鲜红T恤，风风火火地跑进来，一边雷厉风行地安排试镜，一边对我说：“你等我们电话吧，让我们的化妆师、造型师好好给你包装一下！”

就这样，短短几分钟内，我竟然成为了即将开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候选主持人。

刘老板—时尚弄潮儿

连载（二十六）刘老板——时尚弄潮儿

或许因为初次见面，刘老板就是一副和蔼可亲、拉家常的样子，所以日后当他真的成为我的老板，我也还是觉得对他的亲切远远超过了对老板该有的敬畏。

虽然有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嫌疑，我却不得不承认，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大到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小到凤凰员工的恋爱家史，雅如李白屈原音乐绘画，俗如八卦新闻花边消息，不雅不俗如美食佳肴豪宅盛装，老板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我常常好奇，老板的大脑到底装了多少东西？

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老板却精力旺盛，保留着许多新新人类的明显特征。尤其是对数码电子产品，他永远是“时尚弄潮儿”。

在凤凰，有许多摄影发烧友，老板和院长都属于“高烧族”。早在2003年10月，我随他们去九寨沟，老板就用他的顶级数码装备为我拍下了无数红叶美景，再加上院长用他的长枪长炮为我拍的照片，至今还被我妈认为是我现存的最好照片。

老板还有一个爱好——酷爱时尚新款手机。只要一两个月不见，手机型号必然更新。

今年4月的一天，我和Tiger在北京主持某个颁奖典礼。或许因为会议太过冗长，流程还未过半，坐在台下的嘉宾们就耐不住寂寞了，纷纷拿出手机发短信。在整整一排低着头的部长和著名企业家中间，唯独老板，端坐在正中央，始终面色凝重，神情专注，仰头望着台上。

我和Tiger在后台窃窃私语，纳闷极了：手机玩得比谁都溜的老板这次是怎么了？是要金盆洗手？还是专门监督我们两人在台上的表现？

典礼结束后，老板才吐露实情。原来，在颁奖过程中，他把手机放在长裤口袋里，将盲打技术从电脑移植到手机上，不用眼睛，居然只用一只手，就写了数条短信。老板还谦虚地说，这样发出的短信常常音相同，字不对，但对方连蒙带猜，还是八九不离十。

想象着老板并不纤细的手指在小巧的手机键盘上自由地翻飞移动，劈里趴啦地狂发短信，所有人都自叹不如，长嘘短叹：这简直比十几岁的拇指一族还要厉害！

遗憾的是，摩根斯坦利当年并没有拿到凤凰上市的项目。但是，和刘老板的这第一次握手，却让我与凤凰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不久，凤凰成功登陆创业板。

2001年1月2日早上10点，在凤凰资讯台正式开播34小时后，我终于在《股市直播室》里露面了。

一个从未做过电视、也从未做过平面媒体的人，没经过任何培训，就直接作为主持人在电视上亮相，而且第一次做节目居然还是直播，这样的事情，恐怕天底下只有在凤凰才会发生，这样的决定，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老板和院长才有胆量拍板。事后想想，连我自己都替老板和院长后怕，假如出了什么差错呢？我能及时应对吗？毕竟，那是在对股市进行直播啊！

万幸的是，20分钟里，一切正常！

我身着黑色职业套装，长发被整洁地高高盘起。坐在主播台前，对着陌生的摄像机，我说从今以后，我将会在早上10点、中午1点、下午4点，一天三次在《股市直播室》中与观众见面，告诉大家最新的股市行情和最独到的市场分析。

由此，我的电视生涯正式开始了。

李小琳

连载（二十七）

来自一个特殊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中国前总理李鹏，她的哥哥则是中国另一家大型电力公司华能国际的董事长李小鹏。

这样的身份，按理来说应该对记者躲闪不及，但却敢于主动走到镁光灯下，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会直面那些她不喜欢的问题吗？她又会愿意谈起她的父亲吗？

尽管是在做财经节目，但是采访前，我却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我对这个人的好奇远远超过了对中电国际和电力行业的兴趣。

采访那天，准时走进了我们的拍摄场地——中电国际的会客室。之前，我听过很多人描述她年轻，漂亮，从首饰、服装到手袋，一身名牌，无一例外。

见到，果真名不虚传。她带着礼节性的微笑，与我握手。那张化妆得非常精致的脸上，丝毫看不出年龄的痕迹，得体的淡紫色套装，更是衬托出她的职业形象。我完全没有想到，她看上去似乎并不太像一位被宠坏的骄傲的“红色公主”。

两个女人之间，服装是很容易沟通的话题。那些绵里藏针的问题，我已经学会了把它们留在采访渐入佳境以后。所以，谈话就从服装品牌开始。

很坦诚，她说：“今天我穿的是St.John，因为是做电视采访。”接着，她停顿了一下，特意加重了语气，“我知道子墨你也非常漂亮，所以我想选择比较职业、比较女性的服装。另外香港推介那天，我穿的红色套装则是新一季的GorgioArmani，Armani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对Armani这个品牌的共同喜爱，让我在瞬间产生了一种共鸣。言语间对我的特别称赞，又多少让我有些意外。也许，这就是说话的特殊方式。

采访时，我们还谈到了她的母校清华。这时，沉稳的声音中透露出了些许的骄傲。

“在一般人的心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和清华。”说到此处，她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连忙又笑着补充，“当然人大也非常好。”

听到这句话，我忍不住乐了。我猜想，在这个采访之前，并不仅仅是我，估计也同样做了许多功课。如果她不知道我曾经在人大就读，又为什么一定要表现出对人大的友好呢？

当你的采访对象频频向你表示善意时，问出那些敏感的问题并不容易，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节目不是中电国际的公关工具。

于是，我把话题引向了电力改革的利弊，电荒出现的原因。似乎是早有防范，有备而来，任凭我怎样追问、跟进，总是不慌不忙、滴水不漏地打着太极拳。

过去一小时的谈话中，看得出非常自信。我想，我不如简单明了地提出大家的疑问，她一定会有为自己说话的欲望。

接下来的采访果真如此。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你坐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呢？”

“我想更多是源于我不懈的努力。”

“有家庭的因素吗？”

“家庭因素对于一个人来讲是双方面的，可能有好的，也可能要付出，毕竟父亲太闪亮，所以无形中你得到更多的是压力。”

我继续问：“可我相信你一定听别人说过，说你今天能够做到这家公司的CEO，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位父亲？”

不愠不火，脸上始终挂着礼貌的微笑：“我想，一个人出生在比较好的家庭，如果没有自己的努力，只有父辈的影响，即使给你了这个位置，你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年轻老头—曹景行

连载（二十八）年轻老头——曹景行

说曹先生是老头儿，大概没人会提出异议。毕竟，他有花白的头发，略显凸起的“高贵肚”，还有在黄山脚下修理地球的上山下乡的经历。这一切都足以让人信服，曹先生的身上刻满了岁月的印迹。

然而在我看来，再老的年龄也掩饰不住曹先生年轻的心。谁让他带着我们在北京泡吧、深夜不归，面对我们没大没小的隐私性问题，诸如有过几个女朋友，师母是不是第一个，他又总是毫无怨言、欣然招供呢？

尤其是2005年夏天的湖南之行，更让我对曹先生的绝不落伍有了新的认识。

八月，我和曹先生一起到长沙拜访广告客户。周一下午，我刚一下飞机，就看到已经从上海先行抵达的曹先生坐在咖啡厅里，手中一如既往地抱着一摞当天的报纸杂志。当时我就想，机场里怎么没有复印机呢？这不是让“影帝”曹先生毫无用武之地吗？

还没等我开口问候，曹先生便急切地问我：“这个周五你想不想去现场看看超级女声？”

我吓了一跳，怎么也无法想象年过半百、正宗学院派的资深评论员曹景行先生居然会像少男少女一般成为超女的粉丝。

是我听错了？还是曹先生在开玩笑？又或者是曹先生返老还童了？我疑惑不解地试探了一下：“你想去看啊？”

曹先生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仿佛他和我讨论的不是引发全民娱乐风潮的超级女声，而是陈水扁的台独倾向。

曹先生的美妙建议自然得到了我的全力响应。周五晚上，我们准时来到超女的演播大厅。比赛还没开始，玉米、笔迷和凉粉们早已依次就座，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和尖叫声。被稚嫩狂热的面孔包围着，我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对于这个地方，我实在是有些太老了。转身看看白发苍苍的曹先生，身处其中，却泰然自若，仿佛产生“代沟”的是我这个小字辈，而不是他这位老先生。而且，他还拿出了随时随地带在身上的数码相机，对着四面八方一通狂照。

很快，曹先生的角色便从照相转为被照。单反的、傻瓜的、还有手机等各式各样的照相机全都对着他拍个不停。也难怪，曹先生一直有粉丝无数，只要他现身湖南的名胜古迹，总会被热心观众（多半是女观众）围得水泄不通。更何况在超女的演播厅里，密密麻麻的一千多人中，清一色的黑头发、黄头发和红头发，只有一头银发夹杂其中，曹先生怎么能不吸引众人的眼球、又怎么能不消耗那么多相机的电池呢！

公平坦白地说，曹先生并不算是粉丝，因为他一没发短信投票，二没因为哪位超女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在长沙，他只是不止一次地说，他其实是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电视节目会如此火爆。说这些话时，曹先生正襟危坐，表情像极了他在《时事开讲》里对嘉耀说，为什么“319枪击案”会在台湾发生。

无论如何，跑到现场观看超女的老头儿并不多见，曹先生若非独一无二，也一定可以称得上稀有罕见。

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曹先生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泡吧喝酒，做个越来越年轻的老头儿。

一对活宝—梁冬、嘉耀

连载（二十九）一对活宝——梁冬、嘉耀

梁冬和嘉耀是凤凰的一对活宝。

两人都来自广州，中学是同学，大学睡一个宿舍，毕了业又在凤凰共事。同一片屋檐下，生活了十几年，连同事都替他们俩担心，会不会因此而产生“审美疲劳”。

在屏幕上，梁冬超级耍宝，喋喋不休，嘉耀则老成持重，少言寡语。在屏幕下，其实两人都一样地有些话痨，而且说话的语气惊人地相似。只要他俩在，但凡想插句话，定是要拿出见缝插针的本领。

因为两人知根知底，所以，他们常常互揭老底。

鉴于来自大陆的主持人都没去过台湾，2004年，爱凤凰胜过爱自己的嘉耀热心地给老板和院长写了份报告，大意是作为沟通两岸三地华人的桥梁，凤凰却有许多主持人从未登陆宝岛台湾，如不能身临其境现场感受，实在是有负“桥梁”的盛名。

大概觉得嘉耀言之有理，老板和院长居然很快批示，照此办理。

6月，以传媒交流的名义，我们终于成行了。然而，七个人的旅行团中，却唯独了少了为我们跑前跑后张罗此事的嘉耀。或许是在电视上批判台独过于猛烈了，台湾居然拒绝发给嘉耀进入宝岛的通行证。

一路上，我们玩得兴高采烈时，总不忘朝着香港的方向，说一声感谢嘉耀。只有梁冬梁同学，趁此机会在嘉耀的伤口上无情地撒盐。

刚到凤凰，梁同学就警告我，做主持人可没那么容易。例证之一是，一次，他回广州过周末，顺便到唱片店去淘一些CD。正当他抱了一摞唱片准备结帐时，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说：“怎么梁冬也买盗版碟啊？”顿时，梁同学冷汗横流，丟下唱片，仓惶而逃。

例证之二是，初到凤凰的梁同学，年轻的心灵也曾经倍受摧残。他不仅获得了梁继光的别名（取堵枪眼之意，无论什么节目缺主持人，必是梁同学挺身而出牺牲自己），还明明对体育不感冒，却被硬生生地拉去做体育新闻。

一天，面对几千万电视观众，梁同学用他那全中国主持人中最不标准的普通话（方言主持人除外），将“女子杯世界足球赛”一字一字、朗朗地了念了出来。同事听到后，想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指的是“世界杯女子足球赛”。走出演播室，梁同学居然对此毫无察觉，直到同事委婉指出，梁同学才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其实内心尴尬万分），随口说：“这没什么啦，我以前还曾经把卖火柴的小女孩念成过卖女孩的小火柴呢！”

梁冬和嘉耀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偶尔，他们的表现也会南辕北辙。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的热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当我和曹先生去现场观看超女的消息见诸报端后，刚刚升任资讯台副台长的嘉耀竟千里迢迢从香港打来长途，并在我的语音信箱里痛心疾首、语重心长地留言，大意是，子墨你作为一个知识女性，作为一个严肃的专题节目主持人，怎么能去追捧超级女声呢？这实在是和你的形象太不相符了！

我是知识女性，可我也是人啊！我想，这就是嘉耀吧，连开玩笑都一本正经！

其实，梁冬毅然决然地另谋高就，担任管理职务，是早有苗头的。那年在台湾，大家去逛诚品书店。蓓蓓姐抱回了几本讲述养生之道的书，我则收罗了一大堆关于西藏的书。当我们发现梁冬如获至宝地用他那胖墩墩、肉乎乎的小手，捧着的居然是厚厚几大本管理学专著时，大家立刻面面相觑，那表情分明是想伸手摸摸梁冬的额头，说一句：梁同学，你没事吧？

如今，梁冬贵为梁总，嘉耀贵为董台，对于这对活宝来说，我想升官发财倒是其次，关键是，从此，他们终于可以因距离而产生美了。

名　字

连载（三十）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剑”，我的新则叫做“子墨”。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剧中讲述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胆剑篇》中，勾践重归故土时，一个名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报告，说自己的儿媳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恳请越王为婴儿命名。勾践当即赐名：“一个叫子犁，一个叫子剑！”

我爸妈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感染。他们立即提笔，给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剑”。

很快，爸妈收到了曹禺的亲笔信，说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来的子剑健康成长。随信，曹禺还附上了北京人艺剧场里位置最好的两张票，请爸妈再去看一遍《胆剑篇》。

1961年年底，我姐来到人世。两年后，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剑”的却只伴随了他们几年的时间，因为，1966年的初夏时节，“文革”浩劫降临了。

那时，我妈在人大中文系教书。红卫兵来抄家时，曹禺的来信成为了罪证。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曹赵呼唤，反攻大陆》。红卫兵说，那封信是我妈和曹禺梦想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卧薪尝胆，反攻大陆！

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我妈的身心倍受摧残。爸妈不得不违心地更改了户口。

文革劫难，“东方虹”的陪伴我家度过了十几年。直到恶梦醒来，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终于落实到了我们家。于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百事待举”也从恢复原名开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这个新。

爸妈说，“子犁”和“子剑”都是物质文明的标记，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定还要有精神文化。所以，“子墨”，取文房四宝之“墨”，“曾子墨”，则取春秋战国之曾子、孔子、墨子，这样的，应该能够标举我们的精神文化了。

小说下载尽在http://bbs.txtnovel.com---书香门第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