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夫昨晚上昏倒了，我给打了一针葡萄糖，现在他的房里睡着哩。
是吗？我怎么不知道？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有啥事情要跟我汇报？
天快亮昏倒的，没顾上跟你说呢。忙得很。林大夫三天三夜没睡觉了，瘦成一把柴了。
你这达有纸吗？
有，林大夫开方子的。
李院长在一张定西专署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了两行字之后说，你把这条子送给马老师去。叫他一定要安排，从今天起，林大夫和有病的娃娃们一样吃病号饭。
睡在这间房里的都是病号，有大的，十二三岁，有小的，才两三个月。这些娃娃进儿童福利院的时候，大部分都瘦得坐不住，吃过饭就躺倒了。有的娃娃穿着新换的棉衣，里外三新，坐在台阶晒太阳，头垂在胸前或歪在肩膀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把新衣裳沾了一身土。没办法，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新新的棉衣几天就变成旧衣裳了。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１］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2］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称为换肚子。专署医院的儿科病房住不下这么多换肚子和患有其他疾病的娃娃，福利院不得不成立个病房，把专署医院小儿科最权威的大夫借调过来，长期在这儿工作。
早晨是病房最忙的时候，娃娃们要拉要尿，要洗脸。有些娃娃把脓血拉在铺上还不知道，上官芳和给她帮忙的几个孤儿当中抽出来的大女子忙了两个钟头，把屎［3］把尿，换褥子擦被子，忙得不可开交。
上阿姨，秀秀又把下了。一个叫黄玲珍的大女子喊。
把下了你给擦掉就行了，喊我咋呢？上官芳说，她自己正在给一个娃娃把尿。
她还吐了！
吐了就擦掉嘛。你没擦过嘛！上官芳有点不满意的口气说。
你来看一下嘛！
黄玲珍不屈不挠，上官芳便有点急火攻心的样子，放下尿尿的孩子之后顺着两张大通铺中间的过道咚咚咚走过去，粗厚着嗓子说：
咋了？咋了？
黄玲珍手里抱着个小姑娘，就两三岁的样子。她的腿被黄玲玲的双手分开着，摆在地下的便盆里有一点点脓血。黄玲珍说，你看枕头边上。
枕头旁边有一大摊血。
黄玲珍又说，那是吐下的。
上官芳觉得问题严重了，大声喊一个正在给另一个小娃擦脸的大女子：改娃，你快去把林大夫叫一下……
谁知她的话还没说完，林大夫推门进来了，问：
出什么事了？
上官芳说，林大夫你快来看一下。这是李院长刚才送来的个娃娃，又吐又拉。吐的是血！
林大夫叫林保新，福建人，上海医科大学毕业，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定西专区的，还不到三十岁。他过去看了看，说，快，给她输液！
很快就输上液了，林保新开的药方，上官芳扎的针，输液瓶挂在头顶上。这是一间大房子，像是仓库，从这头到那头两排大通铺，中间过道的上空扯了一根铁丝，专门用来挂输液瓶的。
这是1960年的初冬。这一年的夏季，饥荒迅速地从通渭县蔓延开来，蔓延到定西专区各县，蔓延到相邻的平凉专区和天水专区，蔓延到甘肃全境。定西地委的领导指示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要扩大，要多收孤儿，因各县民政局的压力太大。于是定西县和陇西县的许多孤儿都送到这儿来了，大的十三四岁，小的才两个月。大娃娃们住到了新开辟的福利院二部——原地委讲师团院内，小娃娃们还留在老地方——专区物资局和征用的两家私人宅院里。
病房设在物资局的一个库房里，住了五六十个患病的娃娃。只有一个大夫，一个保育员，还有几个孤儿当中挑出来的大女子照看他们。
输上液体之后，上官芳支使那几个大女子给娃娃们擦脸，她坐在床头上守着那个小姑娘。
这小姑娘她看见过。前两天她从院子里走过，见几个来得早已经换过肚子恢复了健康的小姑娘跳房房玩，这小姑娘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但她又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体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她的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进了福利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先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伤寒已经在福利院肆虐两次了！剃完了头到县人民浴池洗澡，换上新衣裳。旧衣裳在澡堂子的院子里就地点火焚烧。
小姑娘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边的脸。
小姑娘的眼睛扑棱扑棱闪着，眼睛盯着铁丝上挂的输液瓶，又看看上官芳。上官芳看出小姑娘疑虑不安的神情了，因为娃娃们都没输过液，看着一个大瓶子挂在头顶既新奇又恐惧。为了消除孩子的疑虑，她说：秀儿，这药给别人都不打，给你用上了。明天你就不拉肚子了。这是好药。
秀秀摆在枕头上的头点了一下，大眼睛扑棱了一下。这孩子的眼睛出奇的大，眼珠又特别黑，还是双眼皮。由于消瘦，双眼皮的褶线非常清晰。眼睫毛又密又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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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儿，你是哪里人？
我家是陇西的。
你咋来这儿的？
牲口驮来的。
为了和孩子多说话，上官芳故意说：秀儿，你本事大得很——你才几岁，就敢骑牲口？
不是骑来的，是驮来的。一个驴驮的，一边一个背斗，我在这边的背斗里，我哥在那边的背斗里。
你哥呢？你哥叫啥？
我哥殁了。牲口到福利院，邢大大卸背斗哩，一看我哥没气了。李叔叔叫邢大大驮回去了。
想着通过谈话转移孩子思想的不安，不料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怕孩子伤心，上官芳立即转移话题：
秀儿，你把不把？
想把。我忍着呢。
能忍住吗？
我用力忍着。我不愿意麻烦阿姨。
要把还得把，阿姨不嫌麻烦。
阿姨，你真好。
这时候好几个孩子要拉屎，上官芳就忙去了。这一天秀秀拉了十几次，每次不是血就是脓，又吐了两次血。黄昏时林保新医生说就看今晚上了，再吐就得送医院了。
这天晚上，秀秀还拉，但次数少多了，就五六次，再也没吐。转天早晨林大夫检查的时候，又开了液体，说，接着输。但接下来的几天里，孩子的痢疾还是止不住。这时又有十几个新来的孩子拉痢疾，住不进病房来，林保新就把十几个痢疾很顽固的孩子送往专署医院，秀秀也转过去了。是孤儿院的几个大男娃用架子车［4］拉过去的，一车拉两三个。架子车每拉一趟上官芳都跟着跑，她不放心，怕男娃们粗心把病号跌伤。
最后一车病号拉过去全安顿好了，上官芳要回福利院了，秀秀喊了一声：
上阿姨，你不要走。
上官芳走过去问，秀儿咋了？
我害怕。
你怕啥呢？
秀秀不说。
上官芳明白，孩子们换了新的环境，总是有恐惧心理，就在旁边坐着陪了一会儿。她和秀秀说话：
秀儿，你脸上伤疤是咋弄下的？
我二妈砍的。秀秀细细的声音说。
上官芳惊了一下：你二妈砍你？咋了？
秀秀说：我大没了以后，我娘给我和我哥炒的扁豆［5］，一人一碗。我娘说，你们两个一人一碗，慢慢吃，一颗一颗吃，不要打仗。我出去给你们寻吃的去。我娘刚走，我二妈就进来了。她的手里提着一把切刀［6］要我的扁豆。我不给，我二妈砍了一刀，把扁豆子连碗夺走了。把我哥的也夺走了。
你娘没回来？
没回来。
那谁管你的？
我和我哥等了三天，我娘没回来。那时我和我哥都站不起来了，队长转进来看见了，把我和我哥送到了幼儿院［7］。公社的大夫给我抹的药。
自从定西专区儿童福利院开办以来，上官芳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专署医院。有病号送病号，没病号送的时候去看病号，接出院的病号，或者取药。她每天把每个病号的病情、送去后死亡的人数和名单向李院长汇报。
她特别心疼［8］秀秀，每天来了医院，都要去看一看秀秀，坐着说句话，安慰孩子。
这是秀秀进了专署医院的第三天，她一进小儿科病房，护士就告诉她秀秀不行了。她是有这思想准备的，因为自从福利院开办以来，经常死人，且都从她手上过。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六顿饭，吃很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而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正是为了不叫福利院的孤儿们看见他们的伙伴死掉，才把病最重的娃娃送到专署人民医院来。这样殁了的娃娃就由医院处理掉，对活着的娃娃们影响小一些。这天上官芳一如既往的一个一个地看孩子，特别是到了秀秀的床前，她在秀秀的身旁多坐了一会儿。她心里很难受：她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才三岁，拉血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痛很难过，但她一声也不出，总是睁着一双大眼睛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她也知道这个孩子将不久于人间，却又无法挽留。而这一天，秀秀似乎也有点恋恋不舍，她一坐在床上，秀秀就把自己的一只手从被子下边慢慢地伸出来说：
上阿姨，你摸一下我的手。
上官芳攥住了那只枯瘦如树枝的小手。小手热得烫人。秀秀再没有说话，就是大大的黑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她也没有说话；她心里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她不忍心光看孩子眼睛，便多次把眼光转到孩子长出头发茬的泛着青光的头上。她说：
秀儿，等你头发长长了阿姨给你梳两个毛角子［9］。
秀秀没说话，只是瞪大眼睛看着她。
后来她要走了，站起来放开秀秀的手说，秀儿，阿姨明天再来看你。秀秀却猛地抓住了她的一个手指头，说：
上阿姨，我看见我大我娘从那个床下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呢，你给我娘给给。
上官芳惊了一下，看床对面的桌子，那里果然有两个白面馒头。她问：
秀儿，你娘在哪达呢?
秀秀说：
就在那达哩，那个床下?。
秀秀放在枕头旁边的手指了一下。上官芳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根本就没有床，那是一面石灰刷过的白墙，白生生的白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殁了。护士说，秀秀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
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拿来，你把钥匙拿来！
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不给，我不给你钥匙！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那护士说完就进了一间房子，从里边插上了门，上官芳怎么敲怎么喊她都不答应。上官芳呜呜地哭着回福利院去了，给李院长汇报去了。
［1］很稠的能用筷子挑起来的糊糊。
［2］小麦面和冰豆、豌豆等杂粮面搀在一起的面粉。
［3］方言，西北一些地方把拉屎称为把屎，把小孩抱起来使之排泄也称为把屎，抱着撒尿称为把尿。
［4］排子车。
［5］冰豆。
［6］方言，菜刀。
［7］饥荒时期，各公社都设立孤儿院，有的叫福利院，有的叫幼儿园。
［8］方言，喜欢。
［9］方言，发型：不编辫子，只是用头绳扎着向上翘的两只小刷子。
打倒“恶霸”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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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渭县收容所接孤儿的汽车在千山万岭之间行驶，一路上颠颠簸簸风尘仆仆，半夜时分进了定西县城。我在半路上睡着了，车到专署儿童福利院门口才惊醒。其实孤儿们大部分都睡着了，我醒来时听见一个睡糊涂了孤儿的问了一声：这是到阿达［１］了？接我们的老师是个活泼人，听见他的问话说了一声：你说到阿达了，到第三铺了，你下车不？娃娃们笑了起来。
因为是夜里，路灯又不亮，下车后没看清周围的环境，就见临街的两扇大木门开了，出来几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把孤儿们迎进去了，安排在几间房子里。
来福利院之前，娃娃们的心里忐忑不安的，不知道福利院啥样子，能吃饱不能，冷哩热哩……在第三铺的时候，有的阿姨说过那不能去呀，去了锁在大房子不叫出来。可是进了房子孤儿们惊呆了！这儿原先是地区物资局的机关，又新刷过石灰，墙白生生的。顺后墙支了一张大通铺，铺着新褥子，褥子上灰色的棉线毯铺得平展展的。靠铺脚很整齐地摆着一溜花格子棉被，新崭崭的。被子上放着枕头，也是新的。桌子上还摆着刷牙缸子，放着牙刷，牙膏；一排白色洋瓷碗，就连吃饭的勺勺也摆放得整整齐齐，把把都朝着一个方向，一人一条白生生的毛巾。桌子下边两个白色洗脸盆是公用的，还有一桶冒着热气的开水。我们在家里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呀，当时心里那个感觉，就像是进了仙境了。
娃娃们，你们乏了就先上床坐一会儿，吃罢饭了再睡觉。一个中等个子穿中山装制服的人进来说。这个人叫李毓奇，孤儿们后来都叫他李叔叔，他是福利院的领导，老师和阿姨们叫他李校长。他还说饭做好了又放凉了，现在正热着哩，一会儿就端来。可是娃娃们都不敢上床，怯生生的。还是一个胆子大的娃娃问了一声：大大，我们今晚就在这达睡吗？
啊，就在这达睡。
这被子是叫我们盖的吗？那个娃娃又问。
对呀，就是叫你们盖的。咋了，你看不够是吗？娃娃们，福利院刚刚筹办，缝被子来不及缝，你们先两个人盖一床，打颠倒睡。等走入正规了，就一人一床。
那娃娃说，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是怕弄脏了。
李叔叔说，脏了不怕，脏了保育员洗，你们放心盖上了睡……
这天晚上我们一人喝了一碗大米稀饭，就睡了。阿姨不叫多喝，说挨下饿的人，吃饱了胀哩。这晚上我睡得香得很，和我睡一个被窝的是一个叫梁百川的娃娃。早晨醒来，太阳已经升得高高的了，梁百川已经不见了，一房睡的好多娃娃都不见了。我赶紧穿上衣裳走到门口去，原来他们都在台阶上站着哩，看比我们来得早的娃娃在院子里转圈圈。那是一帮小娃娃，有五六岁的，七八岁的，也有比我大的。他们穿着新棉袄新棉裤，没有新棉衣的小娃娃胸前围着个白色的饭单。有个阿姨在前头领着慢慢地走着。他们的神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颤一颤的，就要跌倒的样子。正好这时比我早两天来到福利院的年年来找我。他的穿戴焕然一新。我问他，那些娃娃做啥哩？他说，那些娃娃吗？身子太瓤，锻炼身体哩。不锻炼就怕以后走不成路了。年年指了指台阶又说，你看那一帮娃娃，身体比他们还瓤，来了以后吃了面粉，拉肚子，人软得站不起来。我朝他指的方向看，看见就在我们站着的台阶的左边，沿着墙根坐了十几个娃娃，拢着手晒太阳。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垂在膝盖上。有那么三四个娃娃穿着新崭崭的棉衣躺在台阶上。我说，你看他们新新的衣裳弄脏了！年年说，那没办法，瓤得坐不住嘛！在床上躺着吧又心急得很。
我们正在门口说话，李叔叔和两个阿姨走过来说，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吗？叫你们多睡一会儿哩，你们都起来了！起来了就都出来吧，出来站队，有话要跟你们说。我们房的人就都出来了，那两个阿姨把另外几间房的昨晚上来的娃娃也都叫出来了，然后李叔叔说，娃娃们，给你们重新分一下房子，大娃娃和大娃娃住在一起，小娃娃和小娃娃住在一起。大和小的分开，好管理。
娃娃们挤挤嚷嚷按着由大到小的次序站好队之后，保育员就把我们一拨一拨分开领到了房子去了。福利院一进门东西两排房子，有大间有小间，大间相当于三间民房大，二十多平米，中间是门，两边窗子，迎面一张大通铺，小间八九平米，也是一张通铺，睡七八个人。我和十几个十岁以上的大娃娃进了坐东向西那排房子当中的一间大房子。我岁数不算大，但我个子高。这帮大娃娃中有四五个榜罗公社的，是早早就离开家乡在外边流浪下的，被收容所收容下的。他们胆子也大，一进房子就抢两边靠山墙的位置。我没和他们抢，等娃娃们各自占好位置，才在中间没人争的位置上坐下来。我觉得那些娃娃抢铺位可笑得很。那么新的被子那么新的褥子，?家里的炕席和毯片片好得进了天堂一样，还抢个啥呢！昨晚上和我盖一床被子的梁百川站队和我站在了一起，他个子比我低一点，和我分到一间房了。梁百川是个老实娃娃，不爱说话，他也不争铺位，最后又和我睡到了一达，盖一床被子。
我和梁百川坐在床头上说话，问他是那达人，他说是碧玉公社的。说着话，我突然看见线毯上有一片土黄色的末末。我说，哎，你看，这是啥？梁百川低头看了看又用手攒了攒，捏起一小撮放在手掌里再看说，像是麦麸皮。接着他又拿舌头舔了添说，就是麦麸皮，有一点咸味，不知道谁撒下的。说着话他双手把那些末末攒到一起送进嘴里。我也跟着攒，也吃了一撮。我们吃麸皮叫身旁的一个名叫王汉元的娃娃看见了，说你们吃啥哩？我说不知谁撒下的麸皮。但王汉元走过来看了看说，这哪里是麸皮！昨晚上有个女子在这达睡，阿姨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戴了个棉帽子，我在她边上睡，我也没认出她是女子。她的头上长下疮的，睡了一夜，抠了一夜，这是淌下的疮痂子。尽管这两年吃草根吃荞皮，除了驴粪蛋蛋啥都吃过，但一听把疮痂子吃上了，我还是恶心，一个劲儿吐唾沫。直到中午吃饭，我才不恶心了。这天中午一人一个白面馍馍还有半碗炒洋芋片！我有一年没吃过这么白的馍馍了！
这天下午，我们就被管总务的杨老师和保育员领到定西戏院对面的人民浴池洗澡去了。在热烘烘的水池里泡着身体搓尽了垢痂，然后换上崭新的蓝色斜纹布学生服，换上了海绵底的解放鞋，戴上一顶崭新的蓝帽子。女娃们也都穿上了大翻领——列宁式——的棉袄或是印着大花的棉袄裤。当我们排着队走回福利院的时候街上的行人都站下来看我们。我们都焕然一新了。我们骨瘦如柴，但是我们黄馇馇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我们的破衣烂衫在浴池的院子里收集起来烧掉了。
只是有一点不雅观，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不论是男娃女娃，基本上都剃成了秃子。女娃们的头发上堆满了虱子，梳子梳篦子篦也不能根除掉。
我们那间房子里总共住了十六个人。刚进福利院的时候互相不熟悉，头两天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吃过了饭，不是在炕上坐着躺着缓着，就是跑着串门，找本村本乡的娃娃玩。我常到年年的房子去，有时候我们也去看芹芹，有时去找于季林玩。有时候他们来找我。
有一天年年又到我住的房子来了，掏出一块油渣叫我吃。这油渣是黄豆榨油后的渣子，吃起来香得很，我们两人嚼得嘎嘣嘎嘣响。这馋坏了靠墙跟的铺上坐着的王汉元。王汉元是榜罗公社人，进福利院之前一个人流浪过几个月，坐火车到过定西，到过兰州。他是叫兰州的收容所送回定西收容所，又送到通渭县的收容所住了半个多月。这人个子不算高，但由于在外边要馍馍，吃得好，身体好，有力气。王汉元说，拴拴，给我点油渣吃。油渣硬得很，掰不开，我撩起床头上的褥子，在床板沿沿上绊［2］了几下，绊碎给了他一些。他很快就嚼完了油渣，又要，但我手里仅剩下核桃大的一块了，我犹豫着不想给他，年年就把他手里的一块扔给了他。王汉元一边吃油渣一边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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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你的油渣是哪来的？
从火车站偷来的。
火车站还有吗？
有的是。不光有油渣，还有大米，还有苞谷。长长的一列车，从外省运来的。
你知道那车停在哪达吗？
那咋不知道，我们昨天偷下的。
不一会儿王汉元就吃完年年给的油渣了，他说，年年，咱们到火车站去一趟。
做啥？
看一下去，你不是说有大米苞谷吗。
今天不行了，后晌了，明天去吧。
明天去车就开走了。
嗳嗳，天天都有，这趟车没了，那趟车又来了，还有过路车哩。
好吧，明天去，你跟谁都不要说，就咱们三个人。
转天吃过了午饭，我们分头出发。福利院不叫小娃娃出门，大娃娃出去要请假。我编慌跟阿姨说要买信封给亲戚写信。
定西火车站离福利院不远，在它的东边四五里远处。我们在东街相逢，半个小时就走到了。走近火车站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迎面过来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娃娃，手里拿个包包，大步往前走着。王汉元眼尖得很，看出包包里是个饼，我们和那娃娃已经错过了，他又转身追了上去，一把把那娃娃的饼夺过来了。那娃娃是个城镇居民，穿着整齐，留着分头，他先是惊了一下，继而就向王汉元扑过来夺饼子。王汉元两步跳开了，喝道：
做啥哩？你想夺回去吗？
那娃娃说，你抢我的馍馍！
王汉元大声说，抢你的馍馍咋了？
那娃娃说这馍是给我大送的午饭，你拿走了我大就挨饿哩。
那娃娃说话已经带出哭音来了，但王汉元说，你大饿一顿就饿一顿吧，我都饿了一年了！
但那娃娃不管不顾地扑了过来夺馍馍，说，不行呀，我大打我哩！
王汉元给他的胸脯上狠狠打了一拳说，你怕你大打你，就不怕我打你吗？你夺，你再夺我就把你打倒哩，你信不信？
那娃娃挨了一拳之后怔怔地看着王汉元又看我和年年，继而哭出声来：你们是土匪，抢人呢！但他眼睛里含着泪水走掉了。王汉元把馍馍分成了三份，给年年一份，又给我一份。我没要，我说，你抢人家的馍，我不要。王汉元说，呦，你还心善得很。你不吃了算，我吃！
王汉元吃完了饼，我们就到火车站了。年年在路基上站着看了看说，那趟车还真不见了，开走了。
定西火车站就三四条铁轨。整个车站这天都空荡荡的，只有很远的地方停着几节车厢。我很失望，说，开走了咋办呢？咱回去吧。但是王汉元不甘心，说，已经来了，还空手回去吗？走，过去看那几节车厢装啥了没有。那是三节闷罐车，我们爬上车窗往里看，满满的都是豆饼。可我们的手伸进去够不着，拿不上，车门关得严严实实推不开。我们急得团团转，一个农民走过来了，手里拿根铁棍，还提着一条麻袋。那农民是有备而来的，也可能是侦察过之后回家拿工具的。他把铁棍插进门缝里用力撬，把铁门嘎吱嘎吱撬开了。
他爬进车厢装了一麻袋豆饼跳下来，扛上就走。我和年年害怕，没上车，王汉元爬上车去了，抱了锅盖那么大的两块扔下来。抱着豆饼走太显眼，我们在铁轨上摔碎豆饼。然后我和王汉元解开棉袄脱下里边穿的汗衫包豆饼。年年却紧张地叫起来：
来人了，来人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帽子上别着路徽的人已经绕过那头的车厢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了一句跑吧，可王汉元不甘心撇掉得来的果实，说不跑，看他抓住了怎么办！不就是些豆饼渣渣吗！我们就把豆饼倒下，又把汗衫穿上，在原地站着。
你们干什么啦！那个人走近之后大声问。
我和年年都没出声，我们两个人害怕得很，王汉元回答，大大，我们饿坏了，想拿些豆饼吃。那人没说话，他已经看见我们倒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豆饼块块了，他还弯着腰往车下边看，看我们还藏了多少豆饼。这时王汉元又说，大大，车门不是我们撬开的，是那个人撬开的。他装了一麻袋背走了，满满的一麻袋。
那人朝着王汉元指的方向看，然后就跑着追过去了。王汉元和我又脱下汗衫包豆饼，抱上跑。年年在后边跟着跑。
那人是往西追去的，我们三人往东跑。跑了一截却被道岔处的小房房跑出来的一个人截住了。我们和这个人离得太近了，王汉元和我把豆饼撇在铁道旁的水沟里还没来得及跑，那人过来把王汉元和我一手一个抓住了，吼着问你们偷什么啦！
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是从东北调来的救?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3］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4］，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5］。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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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bada.cn 2007-07-10 05:15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6］，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梨你抢梨，这算什么事？那人把来人和王汉元都叫到派出所去了。到派出所，叫他站在院子里，人家两个人进了房子。他站在院子里听见两个人还在吵，过一会儿那个替他说话的人走出来了，看他一眼，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然后警察出来叫他进去，指着夺梨的人说，你偷他的东西没有？他回答没偷。警察说，你把梨背走，到外头要着吃去，不要偷了。他背着梨出了派出所看看口袋，卖下的钱还在里头。
他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梨去了，就是要饭。要到哪儿就睡在哪儿：有时睡在商店的台阶上，有时睡在人家的门洞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又跑到汽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了，在椅子上蜷腿睡，那个穿皮鞋和短袖衬衫的人又进来了，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的。那人看见他了，走近了，他就赶紧坐起来。他从心底感谢这人，就对这人笑了一下，这人就问他：你再搞梨没有？他说没有再去。那人说，别怕，搞来卖，卖了钱买吃的。他说再不敢了，那人说，搞点梨不算偷人，接着搞！说完，那人还给了他二元钱，叫他买面汤吃去。
后来他在火车上要饭，车把他拉到了定西。在定西不如在兰州好要，定西人比兰州人穷，给的少。这时已经到腊月了，他想他娘了，就坐火车到陇西，再从陇西走到青堡，榜罗。他走到毛家湾梁上时天黑了，碰见下庄里的两个娃娃，一个叫福祥，一个叫田娃。这两个娃娃一人杵着一根棍走路，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到兰州要馍馍刚回来。两个娃娃就都说，你有吃的吗，给上些。我们饿得走不动了。他抽抽里有两个在定西要下的生洋芋，就给了那两个娃。那两个娃一边吃生洋芋一边说你家里豪［7］去了，领上我们要饭去；你到家里就饿死哩！他说想娘了，要回家哩，到家看看娘再说，就和那两个娃娃分开了。过了两天，他就听人说那两个娃娃死在去榜罗的半路上的一个避风的塆子里了。
他走到家门口时天黑得很，院门顶着。他喊娘，好半天没人答应没人说话，光听见院子里有扑索扑索的声音。后来大门开了，看见娘在门跟前趴着。原来他娘走不动路了，爬过来拿开顶门杠的。他搀扶娘，娘站起来了，一迈步又跌倒了。他娘说我的娃娃你先走，我慢慢爬过来。进了房子他还没说话，娘就开口问，我的娃你回来做啥？他说娘我想你了。他想把娘搀上炕去，娘却说我的娃，娘还没吃饭哩。他娘在地上爬着把他大喝罐罐茶的茶炉点上火，坐上沙锅，炒羊粪蛋蛋。茶炉旁放着一小堆羊粪蛋蛋，看来是娘从外头拾来的，因为家里就没羊嘛，成立人民公社就把他家的几只羊赶走了。娘把羊粪蛋蛋炒干了，倒在地上放着的面板上，趴着用擀杖擀面了，嘴凑到面板上舔着吃。娘说，我的娃，你吃些不？他饿得很，但他没吃。他后悔得很，后悔把仅有的两个洋芋给那两个娃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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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娘已经瘦成一张皮了，出不了门，在家里爬着炒羊粪蛋蛋，爬着添炕。于是，维持母子两人生命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从第二天起，他就到山沟里去拾地软儿，拾来了泡胀煮熟吃。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傍晚，他把这天拾来的地软儿煮熟，总共就煮了不多的一点点——一碗多一点点。娘的身体瓤，他给娘多舀了些，有多半碗，他自己舀了少半碗。吃着吃着他娘说，娃娃，我吃不下去了，这些你吃去。吃完睡了，半夜里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异常的呼哧声。他叫娘娘不喘，点上灯才看见娘口中吐出很多白沫沫，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喊着哭。哭到天亮，远亲房哥王天有进来了，把他娘往顺里拨了一下说，你娘过世了。王天有出去叫了个人，用席子卷上又卸下灶房的门板抬出去埋在菜园了。王天有说，娃娃，记下你娘埋哪达了，往后日子好了，给你娘做棺材迁到祖坟去，和你大埋在一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