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一

翁七妹的死，对翁上元翁大元父子的震撼是巨大的。

翁大元对一种全新生活的向往更强烈了。他心里说：狗日的南先生可以来，也可以走，我们山里人却无处可走，这是一种天大的不公平。南先生因为有文化，就可以轻易伤害我们；我们的蒙昧，使我们轻易地就被伤害，所以，我们必须也要有文化。他想到南先生所说的去考县城中学的问题。这对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他走出后岭，走向他向往的那种自由广阔生活的惟一路径。他下决心，要考取县城的中学。

翁上元对七妹的死，起初还可以承受；但回顾身前身后，他发现：他自己已经步入一种死寂的无可改变的生活，他的生与死对别人无关紧要。于是七妹的死，对他便构成了一种压迫，让他感到了命运对山里人的无情捉弄。他身边的亲人，翁太元、翁送元、翁息元和翁七妹，都是在同命运的无奈抗争中死掉了；并且，死后便被遗忘，没入洪荒之境，山里人对死已经麻木了。生如何，死又如何？走不出的屋前叠嶂，走不出的汗腥氤氲；一群草民，自生自灭而已。山民的命运，还不如一个落魄的右派。他因为是城里人，因为有知识，即便是在困厄中，也有一种无形的佑护；一旦有了机会，他改变自己的命运与生活，是容易的，依然以新的姿态走向广阔而欢乐的生活。像南先生这样的人，他们有既定的好命运，咱山里人争不过他们。翁七妹对南先生有多好，也无非是一只破枕头而已；没有找到好枕头之前，拿来先枕一枕，一旦找到了，就扔到一边去，枕头不会做任何反抗。山里人是土命，可以任人揉捏；城里人是金命，不用你去碰它，它自己就叮当乱响：金贵而风光。

翁上元从他死去的亲人身上，看到了山里人的生活是一种循环往复的生活，是没有希望的生活。他的儿子翁大元如果不走出后岭，仍然只是他第二个翁上元。想到这一切，他感到震惊：他的亲人的墓穴旁边，就留着他的墓穴；他的墓穴旁边，也早已给翁大元们留下了位置。生不生有啥个意义呢！他感慨到。他在震惊之余也感到了一丝欣慰：他的儿子翁大元，人虽然很小，却早已看不上他的老子，这可能就是希望。一个对老子过份尊重、崇拜的山里人，也无非要做成他老子一样标准的人。这是多么没出息的事啊！他老子在过自己的生活时，已心存厌倦；他的儿子会对此生出无限的兴趣？是一代欺哄一代，自己欺哄自己。他欣慰于轻视自己的儿子，他要送儿子去念书，去掌握文化；一旦有了文化，生活道路就宽阔了，他翁家的翅膀就会飞出后岭的束囿，给下一代人找一块不受旱灾。洪灾和贫穷、饥饿折磨的乐土——有乐土的人，活得才金贵！

翁大元必须考出去。当他在文化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时候，他便有资格去质问那个薄情忘义的南先生：你有啥了不起？！想到这，翁上元兴奋异常。南先生，你不知道，我正在给你培养对手哩！我是无能力找你去了，我的儿子会使你丢魂失魄！

于是，当翁大元找到翁上元，“爹，我要去县城念书。”翁上元毫不犹豫地说：“念！”

翁上元陪着他的儿子翁大元到了县城。

中学的老师对翁大元进行了简单测试，对翁上元说：

“你孩子的语文水平还可以，数学就差一些；一正式考，可能要落榜。”

“啥是数学？”

“就是会算计的学问。”

“这个狗日的南先生，还给我儿子留了一手！”翁上元骂到。“大元，还考不考？”他问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问他：“爹，带钱没？”

“带得不多，咱俩的路费，还有到小店儿吃顿饭的钱。”翁上元说。

“都掏出来！”

“干啥？”

“叫你掏你就掏，费啥话！”

翁大元把所有的钱都给了那老师“给我几本数学书。”

翁大元背着几本数学书和他的老爹上了路。

“儿子，咱回家得赶二百多里路，也没路费了，咋坐车？”

“不坐车，走。”

“我走不动，肚里没食。”

“爹，那有啥，不是有到原岭拉煤的么？咱截煤车。”

“人家给站？”

“叫他站他就得站！”

爷儿俩在马路上走着。

“你咋不截车？”翁上元问。

“这路上的车咱弄不清都到哪儿，等走到去咱们那条沟的路口再说。”

俩人就走了四十里路到了那个路口。

一辆卡车急急地开过来。

翁大元倏地就站到了马路中央。司机一惊，一个急刹车；车吱嘎嘎好容易站住了，人却不见了身影。司机吓出了冷汗，下车去找人。翁大元躺在保险杠底下紧紧地闭着眼。知道有人在瞧他，突然睁开眼，且朝那人一乐。那人松了一口气，跳了起来，“你他娘的找死？！”

“就盼着你给撞死哩！”翁大元说。

那人乐了，“你他娘的挺邪兴。”

“不邪兴，你能站住。”

翁大元朝后一挥手，“爹，上车！”

翁上元吓瘫在马路上了，听到喊声艰难地往起爬。大元对司机说：“那是我爹，胆小得跟大娘儿们似的。”

司机就更乐了，“你小子真挺有意思。”

翁上元上了车，司机说：“你以后别让孩子这么截车，压死一个，是怨我怨你？”

“这没以后了，他都快成我爹了！”翁上元说。

二

回到后岭，翁大元闭门读书，不问茶饭。

刘淑芳说：“大元，别这么用功，把脑子使坏了，就成傻子了。”

“成傻子好，不知冷不知热，不知苦不知乐，也不知谁是爹谁是娘，倒也快活了！”翁大元说。

过了一段时间，村里就有了议论，说翁大元赖蛤蟆想吃天鹅肉，炮仗不大，响儿不小；人家公社学校里的科班学生都考不上县城的中学，甭说他一天书没念过的一个土崽子。

刘淑芳听了，怕翁大元考不上真的疯了，就提前给翁大元泼冷水。“大元，考上就考，考不上就拉倒，咱比不了岭外的学生。”

翁大元气哼哼地说：“要不后岭人好不了，还没咋样，就认为人家是人脑子，自家就是猪脑子，就当猪吧！”

“你可别把人得罪苦了。”刘淑芳说。

“是他们把我得罪了。”翁大元说。

春天抢种，队里给高工分。刘淑芳叫翁大元先搁几天书，帮助挣几天工分。翁大元说：“你也就认得工分，工分能给你带来个啥？”刘淑芳说：“你是农民，不挣工分你吃啥？”翁大元急了，“娘，我跟你打个保票，你就安心让我读书；要是考上了，也给你挣了脸面；要是考不上，我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拚命给你挣工分，累死无怨！”

“这孩子脾气忒大，由他去吧。”刘淑芳对旁人说。

“狗日的！她也就是我娘！”翁大元心里说。

该考试了，翁大元对他爹说：“爹，咱们走吧。”

“走

“这次多带几个钱。”

“你抠抠鸡屁股还有蛋没有？”

翁大元抠了抠鸡屁股，“还真有一个蛋。”

“那就等它下了再走。”

终于等到蛋下来，到村里的代销点卖了六分钱。爷儿俩的行囊就多了两个火烧钱。

到了考场门外，“儿子，就看你的了。”翁上元说。

“你一边儿蹲着去吧，别烦我。”翁大元说。

进到考场坐定了，来了监考老师，竟是一个像南先生一样戴眼镜的男老师。“真他娘的倒霉，又碰到一个戴眼镜的！”

“翁大元，哪位是翁大元？”眼镜问。

“干啥？我就是。”翁大元不耐烦地说。

“你是个特考生，要好好考。”眼镜说。

翁大元没搭理他。

长长的卷子摊在眼前，翁大元晕了：能(尸求)的答好么？他淋下汗来。他朝窗外睃了一眼，见他的爹蹲在院中的大柿树下，大口大口地抽旱烟。他爹也看见了他，伸长了脖子，涎笑着朝他点头。

“他多可怜啊！”翁大元心里说。

他的笔就戳到了卷子上。啃过一道题再啃一道题，就像捏死了一只蚂蚁，又捏死了一只蚂蚁。横竖就这样了，不是你捏死我，就是我捏死你了。心情倒镇定下来。

眼镜竟踅了过来，站在他身边不走了。

翁大元心里厌烦极了，手下的笔也开始不听使唤。眼镜低低地说一声，“别着急，有的是时间。”便又走了。不管怎样，求求你，你就别再来了！翁大元心里说。

做到一道大题，所用的那个公式他已记不清了，他列出了两个相近的公式，弄不准倒底用哪个才对。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他感到不能再犹豫，就任选了一个。

那个眼镜又踅了过来，站着不走了。他用手指敲了敲翁大元卷面上的那个公式，“好好想想，是它么？”

翁大元马上悟出了这话里的含义，重新选择了另一个公式。抬起头来，眼镜朝他微笑着。翁大元也笑了。“这戴眼镜的，并不都是王八蛋！”他对自己说。

数学终于答完了，他感觉好极了。结考的铃声还未响，他已兴冲冲地跑出考场。那个涎笑的老爹，赶紧伸长了脖子迎上来，“咋样？大元。”

“走，吃烧饼夹驴肉去！”他指派他爹。

“吃，吃！”他爹涎笑着跟着他。

考试完了，他爹带的钱都让烧饼夹驴肉给夹完了。他们爷儿俩还得走回去，还得截煤车。

翁大元的心气儿被考试耗尽了，懒懒地走着，“爹，你他娘的真穷！”他对翁上元说。

“穷，穷，你爹是穷。就对不住了。”翁上元涎笑着。

“听说外边的支书都趁钱，还有车坐。”翁大元说。

“是，是，我亲眼见过。”

“那你的支书还当个啥劲儿？！”

“那你叫你爹去干啥？”

“爱干啥就干啥。”

翁大元也不知道倒底叫他爹干啥。

到了那个路口，翁大元还要用上次那个法子截车。翁上元拦住他，“大元，这次叫我来吧；你将来要成状元哩，弄出个好歹咱担当不起。”

“狗屁！”

……

爷儿俩正争执着，一辆卡车过了路口，老远就响着车笛，离他们远远地就站住了。司机探出头来，“小家伙，快带你爹上来吧；你再那样截车，就把咱吓死了。”

竟是上次那个司机。

坐在车上，翁上元说：“大元，咱真顺哩！看来，你要蹬转了。”

“狗屁！”

三

翁大元果然考上了。

这在后岭引起巨大轰动。这是后岭自古以来发生的一件大事。

村里老少真诚地来翁上元家祝贺——

“咱一瞧，这大元就是个龙子，连虫畜都怕他哩！”

“大元从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有脾气；有脾气的人，有大出息啊！”

“还让人家大元挣工分，人家不是挣工分的命啊！”

“就是，人家支书家的孩子能是笨蛋么？！”

“……”

祝贺的人，每人都还带来贺礼。一篮子鸡蛋，又一篮子鸡蛋，还是一篮子鸡蛋……乡里乡亲的还有啥，就只有鸡蛋。那鸡蛋堆了一屋地。

刘淑芳小心地摆动着鸡蛋篮子，“这人要是蹬转了，就步步都转；你瞧，正愁大元的学费呢，自己就送上门来了！”

翁上元嘻嘻笑，“真是老娘儿们习气！”

晚上睡不着，刘淑芳说：

“大元，等你出息了，接你爹我俩出去过，也跟你过两天山外边的好日子。”

“接。”

“大元，等到了那天，你给咱娶一房城里的儿媳妇，漂漂亮亮的，像那个尹……尹文。”

“屁！唠唠叨叨的，你还知道个啥？！”翁大元不耐烦地说。

刘淑芳吱地一声哭了起来，“谁有不如自己有哩，还没咋着，就嫌弃咱了。”把翁上元哭火了：

“翁大元，你小子没啥了不起的！是你爹土炕上揍的，是你娘土炕上养的！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要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做人，省得今后栽跟头！”

翁大元给拍蒙了，竟抽抽咽咽哭起来。

儿子一哭，刘淑芳又受不了了，“瞧，大喜的日子，这叫个啥。”见儿子哭个不停，鼻子一酸，也哭了起来。

翁上元不吱声了，也把脑袋捂在被窝里偷偷流泪——能养出个有出息的儿子，他不容易啊！

……

翁大元临走的那个晚上，他对翁上元说：“爹，咱爷儿俩再喝两口。”

“不喝！”

“为啥？”

“明儿我得送你去，喝多了就没法骑车了。”村里买了一辆自行车，翁上元刚刚学会骑。

“送个啥？一个自己的儿子。”

“那可不对，你可是咱后岭的念想。”

翁上元揉了一口袋好烟叶，“这个你带上。”

“带它干啥？学校又不让抽烟。”

“咱管不了那么多。咱个穷家破业的，没啥给你带的；就几把烟叶是咱后岭的特产，没事儿你闻闻那味儿，别忘了本。”

“……”

第二天，全村人把翁大元送到村口。千叮万嘱，乡情殷殷。翁大元望着那密密的人群，掉下了眼泪。那人群中，本来应该有一个最亲爱的人，便是他的老同学，他的美丽的七姑姑；但是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了，他伤心透了！

远离了人群，在前边推着自行车的翁上元说：“大元，快上车吧。”

“不，爹，咱爷儿俩走走吧。”

“那哪儿成哩，我儿子出息了。”

翁上元骑上了车，那车摇摆不定，又把他晃了下来。他刚学会骑车，车技太臭；再加上脚下的青石子路，那个车子没法能走得稳。

翁上元又骑上了车。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好不容易才把那车的轱辘弄得稳当了一点。“大元，快上车。”翁上元急急地招呼。

翁大元紧走了几步，坐上了后车架。那车子便大幅度摇摆起来，终于把两人扔到乱石丛中。

翁大元的屁股疼痛如锥，好像两瓣的一个物件摔成了四瓣。

翁上元从地上爬了起来，手被挤破了，流出血来。

“娘的还挺不好摆弄。”他讪笑着。

把摔歪了的车把正过来，翁上元又试着骑了两步，对大元说：“这回没事了，就放心地上吧。”

“得了，爹，咱还是走吧。”翁大元摸着疼痛的臀瓣，畏惧地说。

“瞧你(尸从)的，还不如你爹！快上，快上！”翁上元催促着。

翁大元畏畏怯怯地上了他爹的车。

自行车朝前蹦着，从一个石子蹦到另一个石子；车下一片噼叭的响声。他爹勤勉地维持着把的方向，晃到左边，拧到右边；荡到右边，扳回左边。手终于顺了些，翁上元回过头来，“你爹还行吧？”

未等翁大元应出声来，车子又莫名其妙地栽在乱石堆里。兜里的烟叶撒了出来，他的四瓣臀，好像裂成了八瓣。

翁上元坐在地上傻傻地笑着，滑稽极了！

再把车把弄正了，翁大元说什么也不坐他爹的车了。

翁上元火了，“翁大元，我是你爹；我咋越来越贱了，巴结起自己的儿子来了！”说着说着竟哽咽了。

翁大元不愿惹他爹伤心，横了横心：你都不怕摔，我怕啥！坐上车之后，抱紧了他爹的后腰，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你爱往哪儿骑就往哪骑吧，谁让你是我爹呢！

那车子便又从一个石子蹦到另一个石子；车下噼叭成一片。那车子一晃，翁大元心里就说：完了，完了，又该摔了！竟没摔，他爹不让他挨摔。车子咯噔咯噔地蹦，他兀自盘算：这回，准该摔了。那车子居然久久没有摔，他的心就更不踏实了。这车坐的！

车子终于到了新生接站的点，翁大元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对翁上元说：“爹，你回吧，回去骑慢点。”翁上元说：“不急，我等接人的车来了再走。”“你以后跟我娘和气点儿，你们俩都不容易。”“知道，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都那么大岁数了，再不和气，就没啥意思了。”“知道，知道。你要专心学习，把学业往大了弄，也到北京城念几年书。”“你放心吧，爹，我心中有数。”“……”

车来了，翁大元上了车。

“爹，这回你该回去了吧，别让我娘不放心。那车子千万骑慢点，不成，就推着走。”

“知道，知道。”

车子走出老远，见他的爹还在寒风中站着，那张涎笑着的脸像凝固了一般。他烦极了：

“狗日的！”

他低低地骂了一声，再也不回头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于北京良乡吴天塔下石板宅

寻找生的路径

——跋

凸凹

起初，把书名定为《生门》。

产道，也叫产门，又叫生门，是生命出生的路径。每个人都要出生一次，所以，人人都有一个生门。生门，在这里便是一个扩展了的意思：系指人们生存的路径，生活的路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路径。

人们一出生，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生门；所谓生门，就是生命自由存在的方式，是价值实现的方式。通俗地说，人的一生要活得送心和自在，要活得有价值；但这都是难以企及的事，所以人的一生都不一定能够实现，就是说，人虽然有生命，并不一定就找到生门。生门是个冥冥中的东西，被命运的手操纵着；人们须承受捉弄、无奈和虚妄。

总的说，人一生下来就要承受苦难；人的一生，几乎就是痛苦的一生。人寻求自由与幸福的路径，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苦难连接起来的：这一重痛苦，未等你叫出声来，新的苦难又不请自到，你来不及喊出疼痛。经过一个接一个的痛苦之后，才感觉到，虽都是痛苦，但都不是大苦；大苦，也是大甜，就是死亡本身。既然未曾接近死亡，痛苦就得承受。经久的承受，使你不再呻吟；虽然呻吟可以释放或缓解疼痛，但却没有减弱痛苦，呻吟是没有用的东西，且慢呻吟。由此，默默地承受痛苦，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生命的高贵与自尊。

快乐是什么？是痛苦的间隙，是痛苦的瞬间沉默。所以，快乐是一种短暂的东西，是没有份量的东西。在深厚的痛苦面前，快乐的呻吟便是一种夸张、一种矫饰，甚至是一种无耻。大快乐是一种无声的东西，与大痛苦相伴而生；一个平常的生命，便难以享受得到，是一种终极状态。

后来，在写作过程中，感到这个书名太抽象了，便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慢慢呻吟》。人，首先不愿意承受痛苦，但命运又逼迫人不得不承受痛苦；承受痛苦，不是人生目的；人生目的是要找到自由和幸福的路径，找到生门，实现最终的“生”。这也几乎是死亡的要义：人不愿意死，却不得不死；死的终极，还是为了生。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以前对死亡的认识是极为浮浅的，是概念化、功利化的。以前，把死划分为有所谓与无所谓，死得有价值与无价值。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没有道理的。实际上，任何死亡都是有所谓的，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为了人生的自由与幸福开辟路径，都是为了“生”而积累经验。死亡的高贵与低贱，是人为的；所说的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便是在这一层面上的释义。

让人不平的地方在于，不可能发生的，却发生了；不可能实现的，却实现了；不该死亡的却死去了——合理的却相悼；相悖的却合理。生活是有道理的，却又是没有道理的。这是生命的真正痛苦所在。也是人们在寻找“生门”的路径上，看到的真实样相。但，不管合理与不合理，人们都在大踏步地朝着实现“生”的目标走着；尽管路径不同，脚迹亦不同。

“生门”是个大命题。所以，最初的写作，便想以众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宏阔的场景来表达它。写到一定时刻，我发现我走入了误区：作者在与他的人物、事件。场景苦苦相对时，他的主观思考却陷落了；他失去了自我，写出的是一堆莫名的文字。我推倒重来。讲述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故事。我感到，我真正走上了道路，开始前进了。我得到了一种愉悦。简单，不是简化；单纯，不是单薄。因了简单与单纯，作者可以更准确地表达生命的信息，变得更为有力量。所以，这部书，可能不是一部卓越的书，却是一部真诚的书、准确的书。

这是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重新认识与实践，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贡献。

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体验：人，完全可以活在他的想象世界、或意象世界中。在这个世界是，人对生活的选择，令现实中的人震惊：与这些人物比，现实人物显得是那样琐屑与车怯，令人扼腕。在这个世界里，人物说出了我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说出、也根本说不出的话；他们比我高明、比我更懂得生活。与其是我在写他们，不如说是我在向他们汲取生活的经验、感受他们那不羁的情怀与不屈的生存意志，以使自己更能承受生命的痛苦。他们虽然是想象中的人物，我与他们的感情却比与身边的一些人还近；他们的欢乐与呻吟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和生存下去的希望！

我活在他们之中。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石板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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