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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苏心潮(9)

当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好，那样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全无是处。它的不完美说不定正是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呢。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反间谍小说，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写成魔窟。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为“毒瘤”。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们驱车到海边欣赏大西洋，大西洋浪涛滚滚，颜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诗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战争狂人”。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车经捷尔任斯基广场，在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后面便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大楼无甚奇处，正在修缮，楼外搭满了脚手架。我马上想起了法国影片《 沉默的人 》，那些关于“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不是故意煞风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识流。沧桑也是一种财富，而开放与交流将带来新的清明与充实。幽默、困惑乃至伤感之中，将有一种新的满意。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可怜复可笑的穆罕默德·阿麦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穆罕默德·阿麦德的愿望其实充满了普遍性与现代感。

苏联城市的威严面貌还在于你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大量警察和军人。

特别是在莫斯科，在我们居住的俄罗斯饭店附近和红场、克里姆林宫一带，在塔什干，在我们居住和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电影之家、列宁艺术宫一带，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单个的，常常是三五个、七八个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标致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装整洁笔挺、领带打得认真，举止有风度有礼貌。没有看到过警察呵叱群众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风度稍差，我看到过他们在街上暴着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间相互叫喊，并不是喊老百姓。

电影节配备的翻译中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而电影节每天的活动常常要进行到深夜。我们曾经问一位英语翻译：“每天这样晚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

她笑着说：“没事，哪儿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参加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乘坐其他设备都好、只是没有空调因而闷热不堪的高级旅游轿车出行的时候，前面都有一辆三轮摩托——两位警察开路，后面跟一辆救护车。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开绿灯，其他车辆行人自动两边避让。参观撒马尔罕的时候就更加威风凛凛，外宾们乘坐着十几辆大轿车，另有一辆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街道两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如果是外国元首来访，加强保卫加岗增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多少引发了一些我对塔什干、尤其是对撒马尔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 青春万岁 》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 青春万岁 》有关。《 青春万岁 》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 萨特阔 》。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 萨特阔 》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访苏心潮(10)

一位女汉学家与《 青春万岁 》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 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 ），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 相见时难 》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 莫斯科—北京 》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的复印件（ 上面有歌词的汉译 ）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么？”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也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 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 ）：“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 列宁全集 》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 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 ）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显然高于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学宫、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艺家各协会的办公楼与活动场所，恐怕堪称是世界第一。

访苏心潮(11)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们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位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 按：也不能算很多 ）。按行政级别此诗人本来是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的。但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作绿叶陪衬，由红花诗人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不以为放肆，他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

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重视、吸引、团结知识分子，是苏联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经验。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能得到相当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不了大气候，不论西方的宣传报道有多么凶。

当然，以我的有限时间和材料，作出这样的判断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罢，坏也罢，友也罢，敌也罢，牢不可破也罢，亡我之心未死也罢，反正苏联不简单，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苏联就该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还没有别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样深远。他们硬着头皮、有时候也吹着牛皮，在没有先例而又困难重重、常常是在骂声一片的形势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与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相抗衡、相争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拯救人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舍我其谁”的全球战略、它也许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倒颇与一些美国人相似。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更了解当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作出“小葱拌豆腐—— 一青（ 清 ）二白”式的判断，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我不知道这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

《 访苏心潮 》写罢，赞曰：

天道无常，人间沧桑。

成败功过，相因相生；

恩仇敌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邻兮，

此起彼涌，此覆彼倾。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热情如火，大智如风，

岁月如蓬，华年如梦。

青山依旧，浪潮几度；

往事非烟，来日有征。

相见时难，心潮难平；

握手有温，碰杯有声，

似喜似悲，似嘲似颂。

几行涂鸦，噫，难表我衷。

5月20日

早晨五点半离家，六点半抵机场。文化部电影局罗同志等在机场相送。黄导演已来，但等了一小时不见中影发行公司老王的踪迹，大家都着急，海关和边境检查已放行下一班至东京的旅客了。

终于老王来了，原来是该公司汽车司机睡过了觉，幸亏老王人熟，临时从前门饭店要了出租汽车，才总算没有误机。

乘中国民航班机赴莫斯科，飞机型号苏制伊柳辛62，过去来往于乌鲁木齐—北京之间常坐这种飞机。机上服务绝佳，饮料与食品供应都是国际第一流的水平，如奶油是丹麦的而干酪是瑞士的，还有美国人爱喝的汽水7-up。

飞行一小时许便已离开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再一小时便在苏联境内飞行了。可惜，等听说以后再伏到舷窗上张望——已经错过了贝加尔湖。

飞了八个多小时，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莫斯科时间一点半抵达莫斯科国际机场。本来莫斯科与北京时差是四小时，但苏联已实行夏季时间，全国把钟表向前拨一小时，便缩短了两国首都的时差。

机场候机室屋顶上全是紫红色铜环，显得堂皇而且现代化，但色调较沉闷，机场唯一的一个免税商店货物不多，品种单调，较为寒碜。

我国驻苏使馆高参赞、一秘老张等来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家托罗普切夫亦来机场迎接。塔什干电影节接待组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领出行李和通过海关。虽如此，入境手续仍极缓慢，一个半小时后始离机场。

下榻于红场东面的俄罗斯饭店，我住233号房间，房间不大，墙上贴着乳白底色、暗褐花纹的塑料壁纸，壁纸图案颇像植物之细胞组织，很别致。地毯系粗毛线织成，经纬分明，使我联想起新疆土布做的马褡子。落地式台灯与案头台灯笨拙巨大，很有体重，式样说不定是沙皇时代的。电视机二十四英寸，但无彩色。卫生间各项设备亦硕大，尤其是淋浴喷头，状如向日葵花盘然。唯一小巧的是木床，床本身没有栏杆，但床边墙上镶有围木，很雅。

推开房间门是公共阳台，这里悬挂着正在参加莫斯科音乐节的各国的国旗，其中有我国的五星红旗。

下午五时去大使馆与使馆同志见面，互道劳乏，使馆宽大美丽，为我国驻外使馆之冠。途经列宁山，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宏伟、庄严、略嫌呆板，高高尖顶托起一个大红星，像是一支伸向天空的古典风格的长矛。回想起我五十年代中期最喜爱的苏联歌曲《 列宁山 》，不禁感慨万千。

回旅馆后，七时多吃晚饭，黑、白面包，球形的黄油，煮牛肉相当硬，奶油煎肉馅饼，吃着实惠，也还对我的口味。唯咖啡实在太差。

饭后冒着小雨在红场散步，克里姆林宫，彩顶大教堂，公爵与米宁的雕像，列宁墓……尽收眼底，虽是初次踏上它的土地，却觉得仿佛旧地重游，这是我早在少年时代便熟知的地方。

5月21日

由于此地纬度太高，莫斯科的夏夜是太短了，晚上十点以后才天黑，而四点以前天又亮了。

到了列宁格勒就该有白夜了。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 白夜 》来了。

俄罗斯可真奇妙。

冬天呢？相反，可以想象，冬季这里的黑夜是怎样漫长得可怕。

早七点起床，绕旅馆一周，欣赏了莫斯科河上的桥梁与立交桥的风光，旅馆北面的古教堂金碧辉煌，据说圆顶上涂着的是真金。

早饭吃玉米奶糕、果汁、鲜番茄等。

饭后在红场一带照相，并逛了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宏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是旧俄时期法国人建造的。苏联当局很注意保持红场一带的旧观，不轻易更动这里的建筑格局。

百货公司里的工艺礼品中颇有一些金属材料的浮雕，虽重量大一些，但还都比较耐看耐用，价钱也不贵。丝袜子都较厚，没有香港、西方国家那种透明或半透明丝袜。也许因为这里地处高寒地带，需要穿得厚一些吧？广告画倒是千姿百态，不但有“媚”的而且有相当“性感”的。服装价格昂贵，风雨衣式样很好，每件二百到三百卢布，最好的皮大衣每件五千到七千卢布，就是说，需要人民币一两万块了。电视机倒不贵，二十四英寸彩电五百到六百卢布。

在俄罗斯饭店会客厅闲坐时遇到同样来参加塔什干电影节路经莫斯科的朝鲜同志，他们当中有两位中国话说得很好，与我们热情交谈。一位叫做小金的，幼年生活在沈阳。他对我说他已经九访神州了。就是说，他到中国来过九次。

在会客厅里还见到了日本著名电影演员栗原小卷，她与我们团的老王相识。

下午去地下铁道参观。

下午五点半托罗普采夫来接，出席他的家宴。他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亦是在远东研究所工作的汉学家，个子不高，亲切大方，二目有神。女儿叫喀秋莎，九岁，极乖。给我们唱了《 喀秋莎 》并弹了钢琴。

这顿晚饭吃得很愉快。一踏上苏联的土地便已感受到了苏联人民、苏联知识分子的友好情谊。

5月22日

早晨托罗普采夫领来了一位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诗人，由于我马上要出发去塔什干，只在饭店大门外与他交谈了十几分钟。他懂得土耳其语，并从而掌握了乌兹别克语，我懂维吾尔语，而把维吾尔语的某些词的前元音改成后元音并调整一些词尾以后，就大致上成为乌兹别克语了。我们用乌兹别克语交谈得十分有趣。他提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风格、手法的多样性，小民族的文学的地位和前途等，希望我作出回答，在拉脱维亚发表。

八点多钟离开饭店到达另一机场。手续繁多缓慢，一次又一次地验护照、验机票。一位波兰女士一再摊手、摇头，为这里办事缺乏效率而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直到十一点才登上了飞机。十一点二十分飞机起动。飞机上供应饮料两次，是酸苹果汁。在飞机上吃了午饭，鸡肉很好吃，不像西方国家那些机械化饲养的鸡松乏无味。甜点则很差，最低档的桃酥之类而已。

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半，塔什干当地时间六点半（ 仅与北京时间相差一小时 ），到达了塔什干。飞机降落时便看到了机场的欢迎人群，彩旗招展，乌兹别克少女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花束。她们的连衣裙是用真丝花绸做成的，这种花绸盛行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称“衣得里斯”绸，所以我看着很亲切。

在机场上举行了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长柄唢呐伸向天空呜呜地吹，手鼓与敲鼓砰砰敲响，主客同时跳起舞来，每个客人都得到了一枝鲜花。许多摄影机对准了这盛大的欢迎场面。

半个多小时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宾馆。宾馆呈凸形，楼窗外有类似窗棂的水泥条块组成的装饰图案，宾馆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椭圆形电影节会标与电影节口号：“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宾馆门前与进门后的大厅里，挂满了苏联电影的宣传画，是有点气氛了。

为办理住宿手续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精疲力竭、气都喘不上来之后才得以进入房间洗把脸，这时离开莫斯科俄罗斯饭店已经十三个小时了。天气又热，真是头晕脑胀的一天。

夜晚在宾馆附近散步。街上悬挂着“光荣归于苏共”之类的大幅政治标语，有许多草坪和花坛。在一私人汽车存车处，遇到一位很喜欢说话的鞑靼小伙子，他是夜班看车的，可能正觉得寂寞，见着我们便攀谈起来，滔滔不绝地谈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出苏联官方宣传的范围。这种类型的小伙子，我在乌鲁木齐、在伊犁见之多矣，热情、卖弄、有时候为谈话而谈话，为表达忠诚与口才而演说，不管听者爱听不爱听。

5月23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集体去列宁广场列宁雕像献花圈。献花圈时，奏起庄严的音乐，来自利比里亚、头戴红色金饰帽子的一位政府部长穆德先生，一面肃立致敬，一面掏出手帕揩去眼角的泪水，然后去无名英雄纪念碑——为纪念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而燃起的“圣火”旁献花致敬。

之后，去乌兹别克共和国成就展览馆与艺术宫参观，一些丝织品及地毯花色丰富，有特

色，还有些木板浮雕也很别致，令人难忘。

在展览馆，管理人员向客人们分发俄语、英语的说明书，我想要一份乌兹别克语的说明书，他们找了半天。我说没有就算了，他们说肯定有，希望我多等一会儿。十分钟后，他们告诉我，没有了。

午饭分“两套节目”，食者任选。一种是西餐，一种是中亚型的。后者包括馕和羊肉包子，羊肉馅里有孜然（ 一种调味品，我国新疆居民极喜用 ），吃起来如回到了新疆。下午六点出发，登主席台，参加电影节的开幕式。奏苏联国歌与乌兹别克国歌，各国女演员为电影节升起会旗，加上几个讲话，共半小时。半小时后各就各位，又等了一会儿，在热烈掌声中当地领导人们姗姗来迟，拉幕，演出开始。

第一个节目，男孩子击鼓，女低音诵唱乌兹别克民歌旋律，很像清真寺里伊玛目们诵《 可兰经 》。民族舞蹈，天幕上出现了巨大的椭圆形电影节会标，然后垂下一白色银幕，分五个画面同时放映历届塔什干电影节的盛况。

其后节目各式各样，有传统的“民族大团结”歌舞，各族服装的演员分别跳几下本民族的舞蹈，然后一起共同欢舞。有古典的男、女声独唱，《 赛维利亚的理发师 》《 茶花女 》选段。有当地民族歌舞，但加强了打击乐器、加强了节奏感。最后是三个披肩发女演员，在迷灯变幻的背景前联唱一些歌曲，其中有《 西巴涅 》，有越南歌曲与非洲歌曲，最后是《 喀秋莎 》。唱时一会儿戴草帽，一会儿摘草帽，一会儿系上某种腰带，一会儿解下，以代表各国。开始，我对能把《 喀秋莎 》唱成这种摇滚风格有点惊异，后一想，《 喀秋莎 》的节奏感强，容易“改造”，容易“现代化”，似亦不足为奇，无可厚非。但它毕竟多少破坏了我对《 喀秋莎 》的纯真、美好的印象。

节目结束后，在塔什干就学的外国留学生挥舞着拳头从观众席中走上舞台，表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保卫和平。

晚十一点半，举行盛大招待会，长桌如龙，摆满水果、蔬菜、饮料，端上了刚烤好的羊肉串。宴会分三摊进行，乌兹别克、俄罗斯、迪斯科三种风格迥异的音乐舞蹈，一直玩到凌晨两点方归。

两天来，已结识了不少来自朝鲜、民主德国、加拿大、也门等国的新朋友。电影节给我们派的联络员兼翻译是一位哈萨克妇女，名嘎丽娜，在大学教授中文，人很质朴。还有一位英语翻译，名铁木耳，留着小胡子，性格十分活泼，他是撒马尔罕人，向我们一再宣传撒马尔罕的美丽，并一再表示“时刻准备为您效劳”。嘎丽娜也与他首次结识，问他结婚了没有，他的回答是：“太忙，没时间结。”使嘎丽娜大笑。

还认识了几位当地的电影工作者，有影协主席、苏联人民演员马立克·克尤莫夫，伏龙芝电影厂导演谢米施·巴洛德（《 白轮船 》便是他导演的 ）和他的妻子、演员阿衣吐尔安。阿衣吐尔安的母亲是维吾尔人，父亲是吉尔吉斯人，她出生在伊犁，与我一见如故，认了老乡。还有一位留着三绺长须的塔什干电影厂导演，他最近与印度电影工作者合拍了一部电影《 爱情的传说 》，据说颇有影响。

几天的实践证明，我完全可以运用我的维吾尔语知识去与乌兹别克人交际，听、说全无问题，所以很快与他们相识并建立了友谊。他们争着给我介绍新朋友，并对我能讲维吾尔-乌兹别克语十分惊喜，他们说，塔什干电影节举行了八届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讲当地民族语言。还有一位工作人员说，他根本想不到一个中国人会讲他们的语言。

多学会几种语言可真福气，真有用！可惜，我学的太少了。

5月24日

上午在“电影市场”看丘赫莱依拍摄的电影《 红钟 》下集：《 我看到了新世界的诞生 》，是根据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震撼世界的十天 》改编的，描写一个墨西哥记者与他的妻子如何目睹了十月革命。场面很大，但类似场面我们过去在《 列宁在十月 》等电影上看过，看起来有似曾相识之感，觉得影片不够吸引人。

下午在艺术宫看乌兹别克电影《 天才青年 》，描写阿维森纳（ 世界第一部《 药典 》

的作者 ）的青年时代，亦较一般。然后是土耳其故事片《 破碎的心 》，描写一二十四岁男子与一三十六岁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女演员演得很含蓄，面如鹅卵，形象亦有特色。此演员亦到塔什干来了。

晚上看朝鲜电影《 晨星 》，掌声热烈。放映后，我们与朝鲜同志握手表示祝贺。

5月25日

上午十点，居住在塔什干的维吾尔族文学评论家阿斯穆·巴克来看我，由于宾馆戒备森严，不准任何来客进入，故我们只在宾馆前的花坛上小坐，交谈了一会儿。我把我国新疆著名诗人铁依甫江托我转交的他的诗集与他编辑的纳瓦依的诗选交给了阿斯穆·巴克，阿斯穆·巴克也给了我两本诗集，让我转交给铁依甫江。

十点半，在嘎丽娜陪同下，与来自约旦王国的一对老夫妇一道搭车去参观这里的自由市

场。这对老夫妇吃饭与我们邻桌，很和气，常常与我用英语交谈。我提起不久前李先念主席应侯赛因国王的邀请访问了约旦。老夫妇马上告诉我，侯赛因虽是国王但为人平易质朴如普通人一样。

市场修得蛮宽大，绿色塑料板顶棚也还雅气。首先看到的是鲜花市场，琳琅满目。在苏联，据说鲜花一直是允许个体经营的。其次是蔬菜、水果、肉、熟食等。有一处卖烤包子的，大师傅正与一路过的山羊胡须老汉交谈，说的都是汉语：“你好吧？怎么样？”我过去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老汉是一个月前才从塔城到这里来探望女儿的。

有一排卖泡菜、腌菜、大米、绿豆、香豆的妇女，嘎丽娜告诉我她们是朝鲜人，她说塔什干有不少朝鲜人，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民来的。朝鲜妇女主动向我招呼，问我是不是朝鲜人，说明后互相挥手微笑。看来人在他乡，乡土观念就会油然而生。足不出户，反倒觉得淡漠无谓。

自由市场的一处，有许多妇女在排队，询问后方知是俄罗斯人在排队等候新鲜猪肉的到来。

我建议嘎丽娜步行回去，便没有再乘车，路上逛了几个商店，其中灯具店很漂亮，每盏华灯五十到一百卢布。电冰箱较好的是明斯克牌的，也不贵。一路上嘎丽娜向我介绍一九七五年以阿施巴罗德（ 土库曼加盟共和国首都 ）为中心的大地震的情况，这次地震使乌兹别克等中亚加盟共和国损失惨重。后来，全苏各地来了支援者，现在看到的许多建筑都是地震后重建的。

路上有不少饮料自动售货器与报刊亭。许多人先在一个自动兑换器中把卢布换成硬币——戈比，然后用硬币买饮料喝。饮料似只有矿泉水与苹果水，不算高级。每个报刊亭上都大字写着“苏联报亭”。

下午看菲律宾影片《 一个女人的遭遇 》，反映性变态心理，属于追求刺激之作。最后一个场面是女主人的丈夫用手枪把正在浴盆里胡闹的妻子及其情夫双双打死，全场竟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效果堪与电影镜头上抓到了特务、战胜了敌人相比。嘎丽娜也认真地喝彩说：“好！就应该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在男女关系上的道德观念还是极强烈的。

晚上由电影节工作人员、英语翻译拉丽莎陪同，与一个斯里兰卡小伙子去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 天鹅湖 》。斯里兰卡的小伙子很潇洒，是他们带来的故事片《 邀请 》的主要演员。

纳瓦依剧院是以十一世纪大诗人纳瓦依的名字命名的，纳瓦依在我国新疆和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同样有名。按新疆同志的说法，纳瓦依是维吾尔人。按这里的说法，纳瓦依则是乌兹别克人。类似的争议还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古典著作《 突厥语大辞典 》和《 福乐智慧 》的作者，乃至传说故事中的人物阿凡提（ 本名应是纳斯里丁 ）究竟是维吾尔人还是乌兹别克人乃至其他？（ 据说阿富汗亦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其民族归属也无定说。当然，用一种和稀泥的办法，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纳瓦依等确实受到不止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塔什干有纳瓦依剧院、有纳瓦依大街。剧场里有纳瓦依像，还有许多著名俄国音乐家的像，包括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萨阔夫、鲍罗金、莫索尔斯基等。当我如数家珍地看着这些像并叫出这些人的名字、谈起这些人的音乐作品的时候，拉丽莎惊叫起来，她指着我说：“你一定在苏联留过学。”我笑了。我们这一代人熟悉苏联以及旧俄的文学艺术，又何必非来留一次学。纳瓦依剧院给我一种熟悉感，因为它太像位于乌鲁木齐南门的人民剧院了。当然，更正确一点说，是乌鲁木齐的人民剧场太酷似纳瓦依剧院了。

芭蕾舞是由乌兹别克芭蕾舞团演出的，主要演员与乐队指挥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隆重，每一场舞结束时都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高声叫“布拉瓦（ 好 ）！”还有人从楼上往舞台上抛掷鲜花，气氛热烈。

我问了一下拉丽莎，她告诉我门票每张只要一个半卢布，实在是便宜。如果在美国，看一场芭蕾舞总要五十美元左右。

5月26日

上午看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赎罪 》，描写一个哈萨克青年因车祸丧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牧民，远道从牧区来到阿拉木图，为其子料理后事。这个过程中，父亲了解到儿子在城市的生活极不严肃，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其中有一个受害的女孩子的母亲把老牧民骂了一顿，最后老牧民默然而归，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故事进行中不断穿插对死去的儿子的活泼天真的回忆，似是用纯朴的大自然与某些城市的罪恶相对比。影片总共一小时十五分钟，相当单纯，拍得不错，令人有所感、有所思。

然后放映一部巴西影片，描写一黑人歌星，突出他的歌舞的粗犷、野性、热力，歌星把头剃成图案状，一侧有一五角星，另一侧是月牙，这也是一种刺激。

下午应电影节组织者之邀，接受当地电影厂拍摄来访纪录片。我最后用维-乌语言表达了对塔什干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谢意，受到他们的欢迎。

之后，我们与苏联影协外事部门负责人娜杰日达·伏日柯娃会见。伏日柯娃年纪已经不轻，说话文雅、娴静而又不失矜持，很有风度。

晚上看伊拉克电影《 大问题 》，影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片子拍得很不错，据说导演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是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的学生。然后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描写一个杀人有术的人如何杀人，当然也很刺激。未及看完便赶到火车站，乘车赴撒马尔罕。

这是一班从塔什干开往撒马尔罕的旅游专车，一切设备与中国的软席卧铺车厢无异。列车员是一位老头儿，六十多岁了，名叫塔什干巴依，圆圆的脸，个子不高，样子极朴实。他在火车上服务已经四十余年。我们用民族语言相谈甚欢，他特别给我们多泡了一壶酽茶。我们送给他一套《 青春万岁 》的电影画片。他高兴地逢人便说我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

在旅店、饭馆、展览会、车船上，我看到的苏联服务人员似乎年龄都相当大。一个说法是：年轻人去从事更重要、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去了，而这些服务行业恰恰适宜安排一些老人。据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是时常感到劳动力不足。

5月27日

上午七点到达撒马尔罕，同样受到盛大的欢迎，载歌载舞的场面时间相当长。随后分别登上十五辆大轿车，最后一辆是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车辆所过之处，一律绿灯，街道两旁警卫严密，由此亦可见苏联当局对电影节活动如何之重视了。

早饭后参观了四处古代清真寺及墓地及伊斯兰经文学校的建筑，圆拱形的土石建筑，都饰以极细致艳丽而又别具中亚特色的花纹，令人赞叹，如神游中亚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

历史，并为历史沧桑变迁而感慨。

下午抵达列宁集体农庄，再一次盛大的载歌载舞的欢迎。长桌如龙，食品丰盛，大家一去就入了座。这时天阴欲雨，据说当局向天空发射炮弹驱散了阴云。

午饭吃了四个多小时，我吃了许多樱桃，也颇干了几杯伏特加酒。桌对面坐着的是巴西电影制片人和作曲家及苏方给他们配备的翻译，我们碰杯、谈天，十分融洽。

由于吃饭时间很长，我便在就餐之中起立到处走走看看，遇到当地农庄庄员，便谈起天来。他们找了一些维吾尔族庄员与我见面，我们当然是一见如故。我解释我是汉人，但长期在新疆维吾尔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故而会讲维吾尔语。但他们太兴奋了，完全不理睬也不理解我的解释，并逢人便说：“这是我们的维吾尔人！从中国来的维吾尔人！”最后，我戴着一顶他们的小花帽，与他们合影留念。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塔什干、撒马尔罕、阿拉木图、伏龙芝，确实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用了近六个钟头才结束了午饭，立刻十五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旅馆吃晚饭。这样的吃法实在令人大吃一惊！我实在无法消化，只吃了三粒樱桃加半斤西红柿。

晚饭后半小时，去火车站登上归程。又是一场吹着长柄唢呐、敲着手鼓的盛大欢迎。

5月28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

下午看尼泊尔电影。

晚上在拉丽莎家作客。她父亲是中国血统，出生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达苏联，已不会讲中文。她母亲是俄罗斯人，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巴甫利柯，高中毕业了，刚结

束了毕业考试，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家人对中国电影代表团都非常热情，我们一起饮酒吃菜、唱歌跳舞，十分高兴，最后拉丽莎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彩色木勺，巴甫利柯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瓶伏特加酒，他们的母亲还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罐果酱。

我注意到，跳舞时放音乐的收录机，是那种旧式的大录音机，用那种大卷的磁带的。

拉丽莎的父亲担任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有私人汽车，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但住房并不宽裕。拉丽莎和巴甫利柯各有一间小房间居住，拉丽莎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从美国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

5月29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看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岸 》。

下午看民主德国的电影录像《 转折点 》，片子拍得十分严肃。

民主德国参加电影市场的代表团一直对我们很友好，其中有两个人五十年代访问过中国。搭车的时候，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仅限于

汽车上。”说完，我们都笑了。

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影工作者也极愿与我们攀谈。一位捷克女士，一见面便用中文说：“我爱你。”我没听出是中文，所以听不懂。她用英语又解释了一遍。使约旦老夫妇大惊愕然说：“她怎么一见面就求爱？”

中午，由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与全苏影协对外联络部部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宴请。宴会就在电影之家的一所漂亮的餐馆里举行，餐馆是对外营业的。上的几道菜中有一道是“拉面”，每人一小碗，与我在新疆常吃的“拉面”无异，只是更精致些。宴会中，苏联主人都回忆起他们五十年代访问中国的情景，称颂中国的美丽的风光与友好的人民。大家也不时开几句玩笑。玩笑虽然轻松，心情却不见得那么轻松。娜杰日达·伏日柯娃，这位年纪已经不轻、雍容含蓄的女性感慨系之地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互相微笑着闲谈，该有多么好啊！”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同意她的话。

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苏联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情况。当我们提到去年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放了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影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部影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的时候，他们似乎有些惊奇。他们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晚上在艺术宫小礼堂放映了中国的记录短片《 欢乐的大家庭 》。放映前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走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我用乌兹别克语向观众问了好，台下掌声热烈。

看电影时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一些服装艳丽的乌兹别克女大学生。她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当看到其中一位维吾尔杂技演员走绳子的惊险场面的时候，她们失声叫起妈妈来。

同演的还有阿根廷的一部纪录片《 艾维塔 》，是描写庇隆的第二个夫人艾维塔的一生的。电影既有当年留下的文献性纪录片，又有向各界有关人士的采访，还有一个女孩子饰演艾维塔的若干生活经历场面。片子虽长，但很吸引人，手法不拘一格，亦是别开生面。

电影后晚十一点本来有一个招待会，与当地的表演艺术家联欢，我因疲劳没有去参加。

5月30日

上午应邀去乌兹别克斯坦纪录片厂看一部描写澳大利亚土人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的纪录片。下午在电影市场看一部日本影片《 舞序 》。

晚上在维吾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如兹·卡德尔原籍我国新疆喀什噶尔，于一九五五年赴苏学习，此后在塔什干定居。他是我国著名维吾尔诗人铁依甫江的朋友，由于铁依甫江的介绍，我到达塔什干后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用俄语和乌兹别克语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