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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出了十多部诗集。他现在在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温厚，有点发福，口里镶着几颗金牙，不论是语言声调、动作、形体，与我在新疆常常接触的维吾尔女人无异。

同桌就餐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说：“我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才来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黄蜀芹同志和苏方工作人员嘎丽娜也都在座。嘎丽娜即席发表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嘎丽娜说：“这次本来是委派另一位年轻同志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联络翻译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家里有人生病，临时换了我。开始时我有顾虑，我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和中国人打交道会是容易的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这一工作。经过几天相处，我感到中国代表团是最有文化、懂礼貌、守时刻、守纪律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精通俄语，而他们的团长又会乌兹别克语，需要我做的事很少。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旁边的翻译联络人员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感谢嘎丽娜的热情友好的话。

5月31日

上午在艺术宫看伏龙芝制片厂拍摄的《 狼穴 》，宽银幕，上下集，描写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和一个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导演叫做谢米施·巴洛德，他曾经导演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原著的《 白轮船 》。谢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尔安在《 狼穴 》这部影片里饰演女主角。她是维吾尔族母亲、吉尔吉斯族父亲的混血儿，出生于我国新疆伊宁市。这样，我们至少是半个老乡了。

电影放映时，坐在我左侧的是阿衣吐尔安的母亲和她的女友。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曾回过中国，在新疆探亲后还到苏州、杭州等地旅游，她的中国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尔安坐在我右侧，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语对白译成了维吾尔语，使我对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万岁 》。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国电影代表团上台与观众见面，接受了献花。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的会意的笑声。演出后，掌声很热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剧片《 鸟要飞 》，轻松愉快，粉饰太平，不乏小噱头。

夜十一点去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参加该厂的招待会。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葡萄架，周围是自来水喷雾器。塔什干这些日子本已是干热异常的，但是在这葡萄架下马上觉到了潮润清爽，似是到了一个清凉世界。

招待会上吃了富有中亚风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馋涎欲滴的青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来宾们对串烤羊肉十分感兴趣，有时服务员刚把盛着烤羊肉的盘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围的客人截去，有几个“边远”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个乌兹别克女演员，身着长裙，肩披长发，哑声歌唱，电吉他伴奏，她们的动作是百老汇式的。然后人们纷纷起舞——迪斯科（ 香港译作“的士高” ）。这使我想起了旅美时的一些场面。“的士高”确是突破了东西方之间屏障，风靡于全球，这倒也有趣。

6月1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中国电影代表团依例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很踊跃也很礼貌。他们问《 青春万岁 》影片中反映中苏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场面是否小说原有的，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问中国的电影生产情况。他们还问对塔什干电影节的口号的看法。我回答说，电影节活动有助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交流，能够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至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记者们还询问了在中国放映外国电影的情况和我们参加这次电影节的感想，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电影节的安排，每个代表团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但电影节新闻中心的组织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受时间限制，结果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后，我与黄蜀芹分别接受了科威特驻苏记者与苏联《 电影画报 》的个别采访。

后来苏联《 消息报 》以显著版面发表了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谈到电影生产情况时，《 消息报 》说，中国是一个“电影大国”。

之后，我们分别与电影节主席阿卜都拉耶夫与全苏电影委员会副主任会见。阿卜都拉耶夫用乌兹别克语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参加电影节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我回答说：“当然，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国后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报道我们的访苏之行。”我还说：“我们比赛吧，看谁能更快更多更好地报道对方的情况。”主客听了都笑了。

下午去电影市场巡礼式地看了塔吉克、秘鲁、列宁格勒等地出产的几部电影。其中苏联电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写芭蕾舞《 天鹅之死 》问世经过的。

苏联电影看多了似略嫌沉闷，节奏慢，教育性比较“露”，似乎也有某种套子。但他们拍片子很注意画面美，表明导演与摄影都极认真，可称一丝不苟。

晚上没去看电影，饭后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到宾馆对面的街头公园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发奖会。本来塔什干电影节是不设奖的，但是仍由苏联及乌兹别克的一些文化社会团体给参加电影节的部分影片发纪念奖。《 青春万岁 》是由乌兹别克读书爱好者协会授的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瓶、一个奖状、一部影印的纳瓦依诗集。我不知道他们发这个奖之前是否“研究”过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的情况，反正纳瓦依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去年我发表的系列小说《 在伊犁 》的第一篇《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以及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鹰谷 》里，就写了好几行有关纳瓦依的事情。

下午到塔什干旧城与自由市场参观。相对来说，旧城尘土飞扬，不无破破烂烂之感。但自由市场的售物者们，都对我们十分友好。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一位妇女还挑选了一些腌制得极佳的酸黄瓜赠送给我们。

下午五点，举行电影节闭幕式。先让各国代表团团长坐到了主席台的两侧，然后等待苏方“首长”入席，一直等得早已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莫斯科来的著名老导演格拉西莫夫本来坐在后排，被动员到前排坐到首长席去。刚坐下，又被叫到侧幕，原来是要和其他首长一起在大幕拉开后再气宇轩昂地入席。最后，超出预定时间十四分钟才宣布开会。

晚上在乌兹别克的部长会议大厦由该加盟共和国政府举行招待会。同桌有两位黑人女士，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女部长，一个是肯尼亚的电影制片人。同桌的还有个子高高的伊拉克影片《 大问题 》的导演。大家交谈甚欢。

助兴的节目中有一个舞蹈，主要突出表现演员腹部的灵活运动。在一部埃及电影里的宫廷生活画面上我似乎看到过这种舞蹈。来宾中有几个热情者自动下场为之伴舞，引起一片欢笑。

6月3日

凌晨三点半响起了催起床的电话铃声。往常，这时候才刚刚睡下呢。

别了，电影节！别了，塔什干！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热烈的、美好的、却也是有几分大轰大嗡甚至是呆板的。你的人民和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我祝你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四点钟从宾馆出发，睡眼惺忪地到了机场。六点起飞，三个小时后，当地时间七点到达了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同机去第比利斯访问的还有美国墨西哥人制片团体的三个人与利比里亚的新闻部长、作家协会主席穆德先生。陪同去的是英语翻译、《 苏维埃穆斯林 》杂志的编辑娜塔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人们叫她娜塔莎。

抵达第比利斯的时候，格鲁吉亚电影艺术委员会的一位副部长前来机场迎接（ 苏联的电影艺术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部，与文化部等部门平行 ），然后驱车到库拉河畔的艾维丽亚旅舍。旅舍门口是一个大喷水池，方形喷水池后面是格鲁吉亚的“红场”——举行集会检阅的地方，检阅台后面是一剧院。

早饭后稍事休息，在房间里欣赏了山城第比利斯的景色，红房绿树，古寺（ 教堂 ）新楼，还有许多既富民族特点又有现代感的壁画，很有特色。

十二点，大家乘车去浏览市容。在一个山头上看到了一个改为剧院的古代教堂，教堂是巨石筑成的，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教堂前矗立着一座骑士雕像，传说是此城市的缔造者瓦萨利。瓦萨利在公元六世纪打猎来到此处，发现这里的河水是温暖的，便开始在这里开发建设，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矣。

高山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便是此城的守护神爱维丽亚。我们住的旅馆便是以她命名的。

经过了一个体育场，一九七六年建成的，能容纳观众十万人。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赛狗场，完全是苏联电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上的场面。狗的主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遛圈，并出示各种证件，由一群专家审查，合格的发给优良犬种证明书和狗牌。阳光灿烂，赛狗的事进行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与西方的那种赌博赛狗的大喊大叫不同（ 西方是赛哪只狗跑得快 ）。

三点钟吃午饭，副部长在吃饭的时候讲了许多热情好客的话。

格鲁吉亚的语言文字很特别，而且字母没有斯拉夫化，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都与俄文字母靠拢，例如在塔什干，已经没有人懂那种从右向左横写的老文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副部长回答说格鲁吉亚语不属于任何语族语系，是独特的一种。从语言学的观点人们尽可以对这种回答持怀疑态度，但他的回答却反映了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

下午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共同在街头散步。经过政府大厦，来到了一位雕塑家的个人作品展销会。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的取材多是格鲁吉亚的民间歌舞与杂技，所塑人物人体细小，四肢修长，弯曲缠绕，构成各种几何图形。有的像我国的“飞天”造型，有的像英国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多圆孔的雕塑，有的像现代派绘画。看来，他的雕塑是努力把抽象与具体，古代、现代、民族、民间、先锋派结合起来。

参观后我们应邀在他的留言簿上签了名，并与他交谈。他说，他是“自由职业者”，靠出卖作品为生，他的一切时间由他自由支配。但他是美协会员，参加美协的一些活动，并在美协支持下展览和出售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他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属于“个体户”，而参加美协的意义在于领取到了“营业执照”。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对面是一个教堂，教堂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圣母与耶稣圣像，教堂顶上也是彩色圣像。信徒们一进教堂，先买蜡烛，再把蜡烛插放到自己认为最灵的圣像前，如我国佛教徒的奉香。这里的烛火很旺，与莫斯科大大不同。莫斯科的教堂差不多都已改成博物馆了。

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种商店似乎比莫斯科与塔什干更亲切、更富于生活气息，不像莫斯科与塔什干那样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街道两旁既有阔叶树，也有针叶树；既有温热地带的芭蕉，也有凉寒地带的雪松；既有美丽辉煌的新建筑，也有潮臊味扑鼻的小巷。小巷臊味之浓最初竟使我怀疑这里颇有喜欢随地便溺者，后来才悟到，这恐怕是各种名犬爱犬的有失检点所致。

晚饭时黄导演向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制片人比甫提出了许多关于美国电影教育的问题，一直由我充任翻译，当然，这是使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虽然我的英语很差，但遇到黄导演和比甫交谈这样的情况，竟能一显身手，基本上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是我自己也喜出望外的事情。我怕的是遇到真正懂中文的讲英语者，那我就会被镇住而噤若寒蝉了。

6月4日

早晨先乘缆车至第比利斯最高峰，游斯大林中央公园。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以斯大林命名的公共场所。

在高峰上，我们欣赏了第比利斯全城的美妙风光，也消受了山顶公园新鲜纯净清凉的空气，令人觉得常到这里来定能使人益寿延年。它一再使我想起登枇杷山欣赏我国的山城重庆。

后来参观了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并观看了卡通片《 霍乱 》《 客人 》与短故事片《 工间休息 》《 婚礼 》与《 蝴蝶 》。

《 婚礼 》这部片子写一个青年追求一位在地铁邂逅的姑娘，最后却看到了姑娘的婚礼——当然是与别人结婚。喜剧笑料中流露着一种忧伤，颇有卓别林之风。《 蝴蝶 》写一个姑娘在田野上追逐蝴蝶，完全是一首散文诗。

下午四点在旅馆最高层参加盛大宴会。宴会由一位著名诗人、电影厂厂长主持（ 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他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似是劳动布的相当紧身的衣服，声音劈劈拉拉。他讲了许多话，每次都先用英语喊一声“女士们，先生们！”讲着讲着他站到了椅子上，手臂动作也非常之大。娜塔莎一直文静地、不慌不忙地、含笑地把他的话译成英语，神态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太难为娜塔莎了，诗人厂长干脆没有给她留下吃饭的时间。

诗人厂长敬酒的时候特别称颂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强调苏中两国建立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后来讲着讲着又讲起一个又一个“荤荤”的笑话来，使娜塔莎涨红了脸，最后无法译下去。

参加宴会的有共和国电影部长与副部长。部长直到最后才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诗人在百忙中前来主持宴会表示感谢。

一直吃到七点。七点半出发去电影院与观众见面。《 青春万岁 》即将在这个城市上映了，海报已经贴出。观众对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看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民并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的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学会了一句格鲁吉亚话：“马德洛普特”——谢谢。当然，这句话也为我的简短讲话博得了更多的鼓掌。

与观众见面后又由影院方面招待，吃、喝、唱、跳舞，肚子实在吃不消了。

6月5日

早晨散步很远，走过一些石头铺的路，很有情趣。这里的气候比塔什干要清爽、舒适得多。街上还很安静，只有面包房和报刊亭前排着长队，站立着需要精神食粮也需要物质食粮的人们。在一处看到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十二点去葡萄酒厂，由当地的一位区委书记出面招待客人，又是一次长宴，一直吃到黄昏，又唱又跳。

中途经过了一个六世纪时的古堡，保存得还不错，可以看到古老的屋顶宗教画。

6月6日

上午先去参观自由市场，有鲜花、蔬菜、腌菜、肉类等，很干净。牛肉每公斤五到六卢布，羊肉十卢布，收拾好了的乳猪，每只五十到六十卢布（ 苏联官方比价，每卢布约折合一点二三美元 ），实在是够贵的。

下午进山，又经过了一古堡，一教堂。来宾们邀请教堂神甫一起照了相。

在一山中饭店吃饭。陪同吃饭的是住在此山的前摔跤冠军，倒是富有山民的古朴剽悍的劲儿。

回想五日、六日两天，似乎中心活动便是一天吃一顿长饭。在感谢东道主的热情款待的同时却又微觉怅然，甚至觉得吃得很疲劳。我们曾表示希望有机会欣赏一下当地的戏剧或歌舞演出，主人未置可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但对第比利斯的访问仍然是难忘的。她惊人的美丽，古朴而又更多一些随意和人情味。离这个城不远便是哥里城，而哥里是斯大林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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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

早晨五点半即醒。看来我还是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匆匆的旅行生活。六点五十分出发，到机场等候良久。候机室又热又臭，因为厕所坏了。娜塔莎前来送行，她含着泪水离开了我们。她的继父是乌兹别克人，她也会讲乌兹别克语，我们常常个别交谈。九点十分飞机起飞，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型飞机。飞行途中服务员只送过一次果汁，果汁品质低劣。但据说飞机票十分低廉，从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两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卢布，折合自由市场的羊肉，还买不到四公斤呢。

莫斯科时间十点半左右抵达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来接，她走路、说话、办事之快，使我想起了一九八○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碰到的一些当地导游人员来。

下午逛市场、红场。莫斯科河畔有许多闹中求静的钓鱼的老头儿。

晚大雨，我们到“特殊餐厅”各要了一个冰激凌，目的是为了听那里的音乐。四个女性，一提琴，一吉他，一打击乐，一吹奏，自“拉”自唱。有不多的人随歌起舞跳迪斯科。一穿牛仔裤的男青年，面前桌上放着一瓶香槟，跳起来扭得很厉害，但他不寻舞伴，自行其是并自得其乐，倒也自在。不知他是怎样进来的，要知道，俄罗斯饭店的门禁是很严的哩。

6月8日

上午应邀去远东研究所讲当代中国文学情况，除托罗普采夫夫妇外，并见到了去年九月在中国见过面的苏联汉学家索罗金博士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汉学家李福清，还遇到了知名的老汉学家艾德林。

中午一点在“切洛图什科依”餐馆接受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宴请。那里的灯都镶嵌在铜罩壳里，颇有风味。喝的是喀瓦斯冷汤，也很别致。

晚上出席索罗金的家宴。黄蜀芹、李福清等在座。索罗金的夫人叫达姬雅娜，戴着眼镜，温顺恬静。我马上想起她的名字与普希金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 》中的人物一样，主人说：“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席间放了一张唱片，是由一位诗人自编自唱的歌曲。主人介绍说，此位诗人名叫布拉特·奥库德贾瓦，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混血儿。他唱得非常自由，自然。有一段唱词是说，他的写作就像他的呼吸，并不听命于任何人。我表示对这句话十分欣赏。

6月9日

中午我国使馆杨大使宴请了我们与在葡萄牙和一些东欧国家巡回演出后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小组。

晚上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小剧场观看中国艺术家小组的演出。演出者都是近年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器乐、声乐家，他们不仅唱得好、奏得好，而且极有风度，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加演了三四个节目。

在这个晚会上看到了几位中国女同胞，从她们的年龄来看，她们是在五十年代与苏联人通婚后定居在这里的。她们叫好、献花，都十分起劲。有两个人还认出了我，询问我对苏联的印象。

由于演出结束的时间大大超出了预料，我们跑步赶回旅馆仍然没有赶上饭，好不容易给了我们一壶茶和几块桃酥，好歹充了饥。餐厅还有一桌喝酒的人，边喝边大笑如狂，非常像我在伊犁常见的那种喝酒的场面。我这才想起，原来又是周末了。

6月10日

上午参观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瓦西里圣徒大教堂。然后托罗普采夫请我们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歌剧《 沙皇的未婚妻 》。大剧院金碧辉煌，似曾相识，表演得一板一眼，也极隆重。幕间总共休息三次，第二次休息时见到了匆匆赶来的拉脱维亚诗人，他坐了一夜车赶来在剧场与我会一面，热情可感。

下午在高尔基大街漫步，碰到两位女大学生要求与我们进行美元交易。我不太理解她们那么热切地要美元干什么，因为我看过的几个小白桦商店（ 外币商店 ），商品实在太贫乏了，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友谊商店相比。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她们主要为了买一些西方出产的化妆品。

6月11日

上午出席了苏中友协举行的欢迎（ 应该是欢送了吧？ ）会，并观看了一些苏联艺术家的演出。其中亚美尼亚的阿古伯的魔术、柳德米拉的民歌，我都很喜爱。

演出还没有完，苏联作协书记、《 外国文学 》主编、汉学家费德林来接我，我们到《 外国文学 》编辑部交谈了一会儿。费德林的举止可以让人一眼看出，他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当然，他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又曾经担任过苏联外

交部副部长。

他建议和中国交换文学刊物，我赞成。他介绍说《 外国文学 》发行三十万份，是发行最多的文学杂志。作协主办的《 新世界 》与《 旗 》，则只发行二十万份。

晚上雨中又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即将登上中国民航的班机，即将登上自己的国土了。同行的有一大批美国人，叫做“争取和平与相互了解旅行团”。与他们闲谈了几句，他们对苏联的批评似乎相当尖刻。

我很高兴，很欣慰，却也有几分忧伤。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看到了苏联人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我看到了她的长处和短处，她的表面与内层。当然，我看到的还很不够。她的长处使我为现状而忧伤；她的短处使我为“过去”的失落而忧伤。

当然，比忧伤更重要的是思考、前进，中国人民毕竟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成熟得多了呵！

塔什干晨雨(1)

在塔什干的十二天过得非常热闹，一切声音、色彩、形象、表情，似乎都强化了。电影节嘛，银幕上放大了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银幕下面和电影院外面。

五月二十二日从莫斯科一到塔什干，参加电影节的外国客人便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盛大欢迎。此后到达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的时候，出席列宁集体农庄的宴请的时候以及当晚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那种长柄唢呐呜呜、手鼓与大鼓嘭嘭、上百名少女穿着乌兹别克彩裙（ 式

样花色与我国新疆和田维吾尔女子常穿的彩裙无异 ）翩翩起舞的场面又再现过三次。

还有频频的献花。感谢那位年老的女服务员拿给我一个花瓶，很快，我住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409房间的花瓶里便插满了鲜花。估计那些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美貌的电影明星们得到花束会更多些。还有好几次盛大的招待会，讲话、敬酒、红黑鱼子、串烤羊肉、抓饭、吸收了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的摇滚扭摆舞，一切都是大张旗鼓，好像一个电视接收机，所有的旋钮都拧到了最大限度。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看电影。如果把正式参加电影节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上午、下午、晚上各两部，每天就要看六部……您倒是试试，一天看六个电影，连看上几天，您的头会爆炸的。

还有在饭厅、在前廊、在大门口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会见。为了使别人听得见自己的话，连举止最为优雅的标准绅士也要扯起喉咙叫喊。还有录音采访、摄制纪录片、记者招待会、参观市容、私人会见、兑换卢布与购买纪念品，还有当我们这些外国客人集体“出巡”时三轮摩托警车的开路与卫生急救车的殿后……

总之，每天都是热热闹闹、闹闹哄哄、轰轰烈烈、欢声笑语、气氛十足。尽管中苏关系还微妙，很麻烦，远远不是已经平安无事、一切顺利，但在这里，主人与客人宁愿“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作客的和待客的都要个皆大欢喜。

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扎煞起耳朵，调动起口舌，努力看、听、说和吃，努力从苏联中亚细亚这座很有气魄的城市，从它的电影节内外活动中接收更多的信息。我当然感谢主人的精心安排与热情好客的接待，我也喜欢这种热烈和热闹的气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似乎有几分惆怅。大概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那么适宜参加电影家的活动吧？与大轰大嗡的电影相比，我们的小说是多么文静、多么娴雅、多么忧伤啊！写小说的人也许宁愿场面小一点、声音低一点，以哪怕是带着追怀和失落的伤感的复杂心情，去探寻这块我们自幼熟悉、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土地上的谜语吧？

请原谅，我的苏联东道主、我的在电影节上新结识的朋友，还有我国的电影工作领导部门。在塔什干的最后几天，我想的是，电影节好是好，一辈子参加一次也就够了，生活毕竟不是电影，日子也并不都是节日，哪要得了那么多载歌载舞和宴请？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当时光的流水冲刷过去以后，盛大的东西并不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迹。已经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六月三日凌晨我们便要告别塔什干，这热热闹闹的一切便从此烟消云散了么？

我似乎有点不甘心。六月一日夜晚，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穿过旅馆门前的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的树林里。

真是瞎忙！在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竟一直没有到对面看看。这是一个街头公园，花和树整整齐齐。有几株三个人合起来也抱不拢的大树，显然是栽植于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报刊亭已经关闭，冷饮店生意兴隆，尽是争饮喀瓦斯与百事可乐的红男绿女。是的，这一天是周末，在苏联，周末还是很有气氛的。一座饭店的窗户遮着严严实实的窗帘，从中传出迪斯科的乐声，节奏鲜明急促。门口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一个妇女在气愤地喊叫，似乎她是来找她的女儿，不知向警察诉说了什么。再绕过去就安静了，在安静的花园中心，矗立着高高的纪念碑，老远就看得见纪念碑上雕像的大胡子。是马克思？又像，又不像，我好像不能判定。走近了才看清楚，是马克思。

回到旅馆我就沉沉入睡了，睡到六点多钟便醒了过来。这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睡得迟也起得迟的，六点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但我不想再睡下去。梳洗完走到门外，真难得，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吹到脸上的是湿润凉爽的风。塔什干的夏季历来是炎热无雨的，不过才是五月下旬，我们这些电影节来客便已经尝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当我询问当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况的时候，被问询者的回答是“根本不下”。今天又是怎么了呢？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在地下通道里倒看见几个行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个方向——地铁车站的方向走去。我从对面的通道口出来，看到了地上的泥泞，原来夜间雨下得不小呢。一圈又一圈的鲜红的、粉红的与黄色、白色的玫瑰，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树大部分似是枫杨，树叶像枫，树干是杨。塔什干不愧是花与树的城市，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到处有着众多的花与树。也许正因为干旱少雨，人们才更懂得爱惜花草树木吧。

塔什干晨雨(2)

报刊亭已经睡了一夜了，现在也仍然不到营业时间，亭里亭外杳无一人。但是毕竟已是白天，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份报纸、画报和为旅游者准备的风光明信片。夜总会——我想昨晚有个母亲在诉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叫做夜总会吧——与冷饮店也都变得安安静静了，它们都在休息。

好安静啊，来塔什干十几天还从没有这样安静、凉爽、潮润过，连雨打在脸上、头上也

是舒服的。

我缓缓地再次走到了马克思像前。马克思静静地呆在一个静静的地方。碑有三层楼高，由青白色的条状巨石筑成，上面的石头比下面的石头还要宽大些，矗立在那里像一道强劲的光柱，威严地向天空放射。当然基石还是大的，但碑并不树在基石的正中，似乎有一点不平衡。这不平衡却被马克思的飞扬的胡须平衡了。马克思的须发扬向一方，是神采飞扬，是愤怒，是呼唤着历史的暴风。然而他沉默着。

我虽然不懂雕塑，但这像这碑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我，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我走近细看，发现碑下用多种语言写着字。其中中文是繁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外我能辨认出的文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阿拉伯语等等。从中文的繁体看来，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我看着这碑、这像、这文字，感从中来，喟然慨叹。

雨却愈下愈大了，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还远，而且有泥泞。近处没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树，正好避雨。我紧走了两步躲到树下，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雨虽然还下，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站在树下，听着雨声，看着雨、树、花、马克思碑，我觉得如梦如画，似喜似悲。

这时从远远的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从长相和穿着上，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中亚细亚各民族“土著”和俄罗斯人的。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的绿花纹的连衣裙，长圆脸，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脸色不算很健康。她没带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的第三株树下避雨，到了树下以后，她庆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护伞”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在塔什干，正像在旧金山一样，我多次被人当作日本人，也着实可叹。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虽然雨还没有停，天阴得很沉。

塔什干 —撒马尔罕掠影(1)

虽然还只是初夏，这里炎热、干燥，到处是没遮拦的阳光，到处都明亮耀眼。这里到处是宽广的街道，虎踞龙盘的巨大公共建筑、雕像、纪念碑和喷水泉。这里到处是方方正正的绿地、树木、青草、花坛，酷热中仍然生机无限。这里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宣传画、警察、勋章奖章、棉桃图案。乌兹别克斯坦以盛产棉花而功勋卓著于苏联，而荣膺列宁勋章。乌兹别克斯坦有专门的节日“棉花节”，连入夜以后街头的霓虹灯图案也既不为招揽理发、也非轻松甜蜜的酒吧、更非可口可乐，而是红红绿绿的棉桃。

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苏维埃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亚洲部分的橱窗，许多苏联主办的或者亲苏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于此举行的石头城——按照乌兹别克原文，塔什干便是石头城、石头村落的意思。

我觉得它丝毫也不陌生。五十年代我曾欣赏过她的著名艺术家塔玛拉·哈侬唱的中国歌曲《 有吃有穿 》《 伟大的毛泽东 》，看过她的电影《 棉桃 》，记得少年植棉者与“热风怪”战斗的故事。后来我知道印度、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那里会谈的“塔什干精神”——这个“塔什干精神”似乎还被我们美美地批过一顿。还有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过的“塔什干会议”。尤其是当我到达新疆以后，我更知道了——并感受到了——地理上我国新疆地区与苏联中亚细亚地区毗邻，语言、文化、历史上维吾尔民族与乌兹别克民族是近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也阅读过大量的塔什干印刷出版的维吾尔文与乌兹别克文书籍，包括生活在塔什干的著名乌兹别克作家阿依别克写的《 纳瓦依 》与《 圣血 》和译自波斯文的乌迈尔·海亚姆的《 柔巴依 》（ 手抄本 ）。

而且，在新疆，我曾无意中收听到过塔什干的广播——那是任何一个单波段收音机都能收到的。我分辨得出它的呼号前奏曲，听得出他们讲维吾尔语的特殊味道。听到过他们的局部说来不无道理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和通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中国的敌意，特别是它的煽动新疆少数民族的颠覆宣传。

亲、友、邻、敌……以及我的“做学问”的对象之一，这便是塔什干。

我欣然同意去塔什干。我真想看一看塔什干。我觉得我实在应该去塔什干。我去参加塔什干电影节，其次是为电影节，首先还是为了塔什干。

她不完全如我的想象。在塔什干，很少有什么特征能使你看出她是两千年前便已存在、九百年前兴旺发达起来的古城。你很少能见到伊斯兰宗教文化的代表物。而且，她也不像我事先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凉快。

我笼统地认为反正苏联在中国的北方，反正新疆就比内地凉快得多，塔什干自然只应该比乌鲁木齐凉快，至少不会比乌鲁木齐更热。但事实完全相反，还是五月下旬，在那里每个白天都是在阳光的烘烤下面度过的。旅馆里的微弱的空气调节，完全不能缓解她的酷热。

可能是由于一九七五年阿施巴罗德大地震的影响，除了旧城的一个破破烂烂的旧清真寺以外，我很少看到旧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厚大公共建筑，穿插以同样厚大的喷泉、花坛、街道，使你感到十分宽广恢宏，甚至有几分铺张。

除了不多见的圆拱形的和桃形的门洞以外，它的建筑的民族特点似乎主要表现在建筑外的图案装饰上。与欧洲式建筑的浮雕式外观、与中国古建筑的结构式外观不同，塔什干的建筑的外观主要是单纯而又细密的图案。我们下榻的乌兹别克斯坦宾馆，窗外满是混凝土制作的方框，方框互相套起来，使人想起汉文中的许多“回”字和“四”字。在列宁博物馆，图案是菱形的，最靠外是几个大的菱形，里面是小的菱形。在政府大厦，图案是竖条形，像是由笔直的圆木组成的木排。这些建筑外观使我想起在新疆时见到过的维吾尔人的暗绿色木箱来了，木箱表面，要镶上纵横交错的细细的刷着橘黄色油漆的木条。我还想起一位维吾尔农民朋友告诉我的话，他说维吾尔人的各种图案都来自哈密瓜瓜皮纹路的启发。不知道这是玩笑还是确有根据。

这些建筑巨大庄严，有时候显得有点空旷。例如塔什干的“电影之家”，其规模与建筑之精美当然会叫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羡慕，但里面的摆设是太少了。名义上有一个酒吧，饮料的品种与顾客都那样稀稀落落，能够叫人随便坐一坐的沙发和椅子也很稀少，这就影响了这个城市的亲切感与充实感。

穿行在这个很有气魄的城市，有时你觉得你是穿行在一个辉煌的展览会上，到处都是崭新的、方方正正的、横平竖直的大厅、前厅、楼梯、过廊和摆得好好的展品，连树木也成行成列，草地也见棱见角。有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愿望，想看一点不那么规则、不那么认真地存在在那里的东西。比如说，有没有一条弯曲的小溪、一条蜿蜒的小路、一株歪脖子树？你会渴望知道展览会外面和后面的生活，而生活是永远不会装饰得那样辉煌而又切割得那样齐整的。

塔什干 —撒马尔罕掠影(2)

差堪告慰的是我总算有更多的机会与塔什干的普通人相接触。

这是我塔什干之行的最得意的一笔——操当地的民族语言与当地人民直接交谈。

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两个民族像维吾尔与乌兹别克这样接近。面貌、体型、语言、穿着、风俗、建筑、饮食、歌舞……都是如此接近，外行也许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来。

维吾尔人主要居住在我国的新疆，亦有一部分住在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人主要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亦有一部分住在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

当然，细看起来，两个民族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就说穿着吧，维吾尔人和乌兹别克人都戴小花帽，但它们的花色是不同的。维吾尔人的花帽上没有整枝的花的图案，它只有花朵或花纹。而乌兹别克人的花帽上，不仅有花，而且有叶有枝，完整无缺。乌兹别克女子穿的上下一般粗的筒状连衣裙看来式样与维吾尔人没有什么区别，那种花绸的花色也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盛行的衣得里斯绸（ 俗称土花绸 ）几乎无异。但实际上，乌兹别克花绸的花色图案更多几何图形、更像孔雀、更雄浑，而和田维吾尔女子穿的花绸更多线条、更秀气。

最妙的还是他们的语言，去塔什干前我在新疆的朋友和民族出版社的朋友帮助下做了些准备。把大部分维吾尔语单词中的前元音变为后元音，把一些弱化了的辅音还原回来，再更动一些词，差不多就完成了从维吾尔语到乌兹别克语的过渡。当我到达塔什干，听到当地居民用我所熟悉的语言交谈，而我常常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与他们攀谈的时候，当实践证明我有足够的与他们通话的能力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啊！也许他们听着我的口音觉得有点怪，就像河北人听陕西人讲话似的，但毕竟可以直接交流思想感情了啊。所以，在去撒马尔罕的旅游专列上，老列车员马上称我为“自己人”“兄弟”“我的朋友”，还多给我们换了一壶新茶，与我一见如故地推心置腹地大谈家常。在撒马尔罕，有一位苏方的翻译陪同人员，在我与他用当地民族语言交谈之后，他拍着脑门惊呼：“我从来没有这一个念头—— 一个外国人会说乌兹别克话！”

而我，也就踌躇满志，沉醉在乌兹别克-维吾尔语的交谈里，甚至忘记了这是在异国他乡。这也使我更加坚信，不管还有多少困难、险阻、危险，中国和苏联的人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共同语言的。

至于当地的维吾尔人，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当地的维吾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几乎感觉不出与到新疆我的朋友诗人铁依甫江或克里木·霍加家中作客有多少区别。最微妙的还是他们言谈举止的那种“劲儿”，特别是镶着金牙的胖胖的女主人，她的微笑、眼神、头部颈部的摆动与角度，以及手势、声音、语气，都与我在新疆十六年间烂熟了的乌鲁木齐的或者喀什噶尔的或者伊犁的女人毫无二致，见到他们，真有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

更何必说那摆在长条桌上的馕饼、拉面条、抓饭呢，那是没有国籍也没有国界的。我觉得金色的、中间薄周边厚的圆圆的馕饼正是人民的纯朴、友谊、万国一家的象征。不过这里很少有新疆的那种用盐水和着胶泥和细羊毛砌成的土炉（ 俗称馕坑 ），这里的馕饼多是在洋铁制的烤箱里做成的，它更干净些，而新疆的馕饼虽然不免沾一些土，却更香酥地道一些。至于新疆称拉面为“凉面”，这里称之为“拉个面”，全是来自汉语。

撒马尔罕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它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是我们的丝绸之路的北路经过的一个城市，是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更是一个大旅游城市。

因为它相当完整地保存着一个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伊斯兰教建筑群，电影节组织者招待我们到撒马尔罕来参观。一到撒马尔罕，便看到了那巨大的圆拱桃形（ 顶部突起一个尖 ）的屋顶。它立刻使人想起了悠远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想起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地多彩多姿。

不论是在十五世纪建成的铁木耳陵，还是十七世纪建成的特尔拉·哈里清真寺与附属的经文学校，这些建筑的外貌与内观都使人咋舌惊叹。一方面，它非常宏大，既高耸又开阔，代表着当时的撒马尔罕人对上苍、对安拉的崇拜，代表着一种庄严、巨大、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气势。一方面，它又非常细腻，通过建筑结构形成了雕饰，又通过绘制描画出了种种花纹。紫色、金黄色、翠蓝色的工笔细描，留下了蛛网状的、菱状的、细腰花瓶状的、花朵状的、环状与链状的一丝不苟的花纹图案。特尔拉·哈里清真寺大门上方左右两角，还画着两个黄色的豹子似的兽，在兽的脊背上是两个肥胖的人头。这两个兽与人头，使我联想起在墨西哥访问时参观过的古代玛雅人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