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待物，蒙骗无异是自焚。
灿灿的黄金面前啊，切莫要迷失了本性，丢却了自身。
诚信义仁，立身的本，商人的魂。
王信知晓，沈万三远未达到这个《商人曲》所唱的极致的境界，可是一个商人，是本该如此的啊！
不远处，陆丽娘呆呆地看着渐远的沈万三和一干人，猛然跪倒于地，将脸紧贴在地上。
沈茂和沈旺也跟着跪倒在地上。
夕阳下，蹒跚着的沈万三像是心灵有感应似的回过脸来看着。
陆丽娘和沈茂、沈旺依然跪着。沈万三看着他们，心头升起一阵怆然和疏离。眼前路迢迢、路漫漫，离家将是越来越远了。沈万三抬起头，却好像又看见故乡周庄镇上的青瓦白墙和那环镇的清洌的水。那首曾是对家乡福地的依恋的歌，此时在他心中响起：船橹剪破了水乡的平静，小船儿向前缓缓流行。
河两岸飘过红楼牌坊，还有那夕阳下古桥的倒影。
四海纵横的商界巨子，曾走过那深暗的小巷，看着西天明艳的霞云。
蛰伏在沈厅中的大贾巨富，轻轻的脚步，却未料震撼了皇城里的龙亭。
呵，水乡的诗，诗一般的情；泽国的画，画一般的境。
只是此一番离去啊，千山万水，风雨飘零。
想到这里，沈万三泪涟涟了。
西天暗红的残阳斜照在他的脸上，把他脸上挂着的两行长长的清泪，映照得通明透亮，像是在滴血。
尾声 水下匿迹 残叶归根
万里徒步至云南的沈万三，旅途劳顿，心情忧郁。此时远放于滇的他，虽然身边既无呼呼作响的政治风云，也更无叮当作响的金钱之声，然而，耐不得这种寂寞的他，却极不习惯于这种近乎死的宁静。
醉月殇飞，梦雨床连。冷清之际，一股无言的凄楚，时时入骨，素琴等劝他亦是无用。
他常常望着遮掩住家乡的十万群山。山顶，正一片晚云秋。
看着那灿烂的山光，他想着山后在江南的丽娘和茂儿、旺儿，也不知他们此时如何？王信、四龙他们，树倒后现在又在哪里？还有那远在海国的晓云，那已在天国的禇氏、晴儿……
朦胧中，禇氏和晴儿向他走来，他颓然倒在那万里外的异乡土地上。
……
沈万三死后，他的灵柩被悄然运回了周庄。
怕明廷嗅出味道，故里的乡亲们把他的棺木葬在了一处叫做银子浜的水底，乡人呼为水冢。
还有一些记载中说起沈万三既至滇，遇历宋元明三代的真人张三丰传丹法，于是从之而炼天元大药而服之。后来，沈万三也得了道，与张三丰一起隐显度世，敕封宏愿真人，或隐天目，或隐武当，皆无定所。甚至有些记载记述到，隔了整整一个明代后的康熙初年，为了一个苏州女子陈圆圆而冲天一怒以降满清的吴三桂，至滇而又谋逆时，一个唱戏的戏子，中途失侣，于乱山中见一大宅，乃叩门借宿。倾之，一苍髯古貌的老人出，当得知这本是扬州人的戏子也来自江南时，老人高兴地说，我和你是同乡，你知道当年那个沈万三吗？我就是啊！
这个戏子后来遇到他的同伴时说起此事。雍正年间时，海盐陈别驾的一个表亲俞某曾遇到这个戏子，亲耳听他说起，陈别驾撰述了下来。
这些记载无论是出自讹传还是编造，虽然有些“神”的意味，但其目的都是希望给这位颇有悲剧色彩的商界巨子添些亮色而已。相比之下，倒是沈万三的故乡——周庄至今执著的传说更具有传奇的凝重色彩同时也更富于现实的“人”的情味。
1996年6月28日脱稿
1996年7月8日修改
1996年8月18日改定于
苏州葑门外顾影望岳楼
跋诗
吴恩培专诸一剑鱼肠，项羽八千江东。
范仲淹先忧后乐，唐伯虎三笑又逢。
沈万三建造的南京城墙，镌刻着吴文化五千年的烟绿晴红。
渔火江枫楼台，衣香人影匆匆。
山塘七里烟雨淡，文才武士气如虹。
东吴巨富的盛世伟业，还看在今朝璀璨如华的姑苏金梦。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1)
——《巨商沈万三》创作札记兼及江苏文艺版再版后记
吴恩培
（一）
1995年4月，江南莺飞草长季节的一个上午，我开始了和元末明初一位巨商的对话。两年的时间里，楼上看山，灯下看月，舟里看霞，城外看雪，自是一番甘苦，一番情趣。
作为凝固这种对话的物质、精神形式——中文版《巨商沈万三》一书于1997年4月由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7年后的2004年6月，该书日文版由日本东京勉诚出版社翻译出版。如今，江苏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该书的中文版。
感谢上述的出版社，为我和我的对话者提供了向公众行使话语权的平台。
（二）
《明史》记载：14世纪时，江南一个发了大财的巨商——沈万三，为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造筑了南京城墙后，还溜须拍马地想为朝廷犒军，被朱元璋眼一瞪，发配到了山高水长的云南去了。
云南离海很远，到了内陆的沈万三当然无法再搞他的海上贸易了，况且，朱元璋为了防止退却海上的敌对力量利用大海向他的皇权挑战，故海禁甚严片版不得入海。
夕阳中，沈万三踽踽而去，留下了一个逆光的蹒跚背景。直使得后世的人们无法看清楚他的脸。然而，即使是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我们大约也难看清他的扑朔迷离的面容了。
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他这个人的生卒年岁，尚是一本糊涂账。这个富可敌国的富翁是如何富起来的，各种荒诞不经的说法并存。甚至于他的姓名、籍贯，犹争论不休，众说不一。史料的记载，更是诸说迥异。明代小说《金瓶梅》第三十三回借潘金莲之口说他是南京人，诚所谓“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周庄镇志》说他是昆山周庄人；《张三丰全集》说他是“金陵人”，同书更说他是“秦淮大渔户”；董汉阳《碧里杂存》说他是“集庆（今南京）富家”；孔迩《云蕉馆记谈》说他是“苏州吴县人”；周广业《循陔纂闻》据《秀水县志》说他的原籍是浙江嘉兴等等。
野史记载不清，可正史记载亦清楚不到哪里！
沈万三在《明史》中有三处被提及，内容说其造应天（今南京）城墙和犒军乃至被流放云南事。三处字数总共仅三百字左右，但却三处记载，各不相同。《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后传》中说他是吴兴（浙江湖州）人，名沈秀。《明史·王行传》说他是吴县人，名沈万三。《明史·纪纲传》说他是吴中人，名沈万三。
关于沈万三的经商，孔迩《云蕉馆记谈》说沈万三“尝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吴江县志》和《苏州府志》也记述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因通番而得”。明史专家吴晗在《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一文中曾以此为据，说明“苏州沈万三富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在《朱元璋传》、《明史简述》等学术著作中，吴晗也持同样的看法。
然而，“海贾”、“通番”及其从事海上贸易的种种细节，诸如在什么地方出海，到了哪些国家，船上又装了些什么货，出了几次海，每次的起讫时间，船只的数量、舶位，随行的人数等等，所有这些构成“海贾”、“通番”要素的具体数据，均一概阙如。
于是，即使是最严谨的历史学家，大约也无法画清楚他的脸了。
沈万三毕竟比不得较他晚几十年的郑和。后者负有皇上使命，代表朝廷出海，几时走，几时归，到了哪些地方，做了些什么事等等，都有随行史官记载。而沈万三干的可是犯禁的海上私家贸易，其性质颇有些走私偷漏税之嫌，即使有些出海的痕迹，只恐怕毁之都来不及，哪里又会给世人留下点点滴滴的文字记载！
我最早听说沈万三这个名字，是在六十年代初。兄长在宁求学，尚是个初一学生的我去看他。兄长陪我去东郊玩，是沿着城墙走的。路上，他指指城墙说起帮朱元璋筑造这城墙的人叫沈万三。
是时，仰头看着巍峨高大的城墙，蓦地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形象来。这家伙这么有钱，想必是这副模样儿，我当时想。其实，这只是一种思维的定势，有钱人必定脑满肠肥。至于这家伙的脸，那时没看清楚。及到后来，读了许多关于他的书，我也只是充其量地看到他的背影，于是努力地想描摹出他的面容轮廓。在古书字里行间的空白处，本就留下了诸多供后人猜测、想像及填充的空间。我竭力睁大眼，也只能在晴红烟绿中朦朦胧胧地看到他那出海的船队桅影。站在船头的他，始终没有掉过头来，留下的依然只是一个老态佝偻的背影。
或许，从正襟危坐开始对话的一刹那，我就依稀感觉到，背我而坐的对话者，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在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一会儿是历史的，一会儿又成为文化的。
虽说看不清脸，但我在记录对话时，却心知肚明：和这样一个人对话，那我已别无选择，只能是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了。
（三）
《巨商沈万三》在1997年出版后，当时我居住的楼下一位开烟杂店的老先生对我说，沈万三赚别人的钱，你倒赚沈万三的钱。
猛一听，我吓了一跳，后来一想，倒也释然了，同时感到老先生看问题的视角倒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于是，我只能如苏州话所说“吃进”似的缄默。任何一句辩说写一本书的稿酬其实很少之类，不仅多余，而且会露出浅薄。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2)
其实这一选题，本不浅薄。
在中国史书记载的汗牛充栋的历史事件中，朱元璋与沈万三的较劲故事可是惟一的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至高无上的皇权，必然地取得了胜利。选择这一多少带有悲凉意味的题材，只是意在以一个开国皇帝和一个富可敌国的富商之间的善缘、恶缘为切入点，在更深的层次上探讨中国近百年积弱的滥觞。
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铸写着我们祖先的辉煌。即使到了中国历史上屡受边衅之累的宋代，虽然发生了金人南渡、虏却大宋父子两代皇帝的靖康之耻；虽然大宋王朝在与辽、西夏的边衅较量中远逊于前朝秦皇、汉武的武功威仪，在国家的治理上，亦缺少文、景盛唐的文治气度，然而，当时中国的科技发展，却是远远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宋代东京（今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至今还留下了《清明上河图》描绘的经济繁盛的景象。
元代时，中国虽战乱不已，可马可·波罗（1275—1292年来东方）、奥德里克修士（1321—1338年历游中国诸省区）等洋人当时来到中国，对东方古老国度的繁荣状况，仍然表现出莫名的惊讶。
从时间的横比上说，时值14世纪的元末明初，当沈万三的私家贸易船队的桅影已在太平洋上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初升的太阳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正发生着西方教会的大分裂——罗马选出一个教皇，而法国籍红衣主教则另立教皇。两个教皇分驻两地，彼此诅咒，正互相开除教籍呢！
当稍后来的明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着大明官家船队——实际上是一支具有军事性质的远洋船队——“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引自至今留存于太仓浏家港天妃宫里的《通番事迹碑》）时，在比萨召开的欧洲宗教会议正决定废黜原来的两个教皇，其结果却冒出了第三个教皇，更形成了三个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说，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领先到15世纪。
相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或许，从综合国力上说，先前我们可比他们阔多了。
虽说是充满着阿Ｑ式的自嘲，但却是实情呢！
痛心的是，后来，别人上去了，我们却相对地落后，落后到挨别人打的地步。在19世纪后的一部晚清史里，大清的黄龙旗屡屡无奈地倒下覆盖在绿营将士的尸体上，马革裹尸的惨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残阳映照下，显得悲壮而又悲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时，我们非但看不到昔日沈万三和郑和的远洋船队，恰恰相反，映入眼帘、充斥耳畔的却是英国人敲开中国海禁之门的远洋炮舰和轰隆隆的炮声。接下来，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荡气回肠，扼腕叹息，不忍卒读而又不得不读。
这是结果。
（四）
东方哲学注重于结果，然而，我们还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学所注重的过程。
我们综合国力曾经相对强大，可在后来又悄悄流走，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演变成的？当寻找我们走向积弱的那一段时间时，我们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际，尤其是大明。
六百年前的大明立国之初，当沈万三这位富可敌国的巨商最后败于大政治家朱元璋之手时，便无可挽回地表明，中国封建皇权奇怪地让一个放牛娃又延续下去了。在人们谈论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的今天，公允地说，历史也曾给了中国一次次机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资本论》第1卷第904页）
假如沈万三的对外贸易能在中国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催生助长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进而带动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朱元璋容忍或接受沈万三对外贸易的实践、主张并以此奉行贸易立国的方略，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显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结出资本主义的果时，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及其结果，只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明、清时，虽也出现过如永乐、康熙、乾隆这样的有为君主，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决定了即使这些有为的君王励精图治，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丢开祖宗的规矩而全盘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毕竟，谁都不能也无法超越历史。
15世纪以后的明、清王朝，中国和世界强国的距离拉大。是时，也正是发生这种嬗变过程的时机。虽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如何！
大把大把的银子堆垒起来的沈万三毕竟太富了，富得让人妒忌。于是，他的下场就应了我们民族那句出头椽子先烂的老话。谁叫你出头哩？没见孔老夫子都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么富，能让别人心里平衡么？
当一个民族的心态，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妒富、害怕露富以至谁富就吃谁的大户时，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已是既遭妒又惹了祸，命运偏偏又让他遇上了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3)
就朱元璋而言，早年伴随着饥饿、屈辱和贫困的贫民经历，使得他这个皇上对富人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褊狭情绪。登基后的他，面对着经过元末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经济，只能一声长叹。毕竟，他并不擅长于斯。然而，马上得了天下的他，伴随着当上皇帝而深入到他心田中的帝王思想，却难以面对天下财富都集中到沈万三这些少数富户口袋里的现实。气量不大的开国皇帝，终形成了天下一统之际，这些富户若不加斧削，终是个后患的想法。虽然随着他步上丹墀、坐入龙庭转变成了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转变成了阶级论所说的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然而，阶级身份的转换，并不能抹去他心灵上的伤痕。这使得他对这些富户们充满着令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那种妒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他妈的钱都在你们这些富户的口袋里，朕要用，倒要到你们那儿去拿？
呸！
于是，皇上开始杀富，但却没有济贫。毕竟他已是坐上龙廷的天子，不再是绿林中的大哥。况且，连年战乱，小农不堪命矣，大明新皇朝财政的主要来源——田赋，已经无法承受国家机器的庞大开支。刚刚坐上龙廷的朱元璋，更无法承受小农破产、绝望乃至揭竿而起的后果，于是，商人及其商业利润必然成了被国家财政瞄上了的肥羊。
（五）
遭杀富的沈万三，终被朱元璋一巴掌打下去了。
《梅圃馀谈》记载：“吴县沈万三以货殖起家，苏州府属田亩三之二属于沈氏。……太祖定鼎金陵，万三又党于胡蓝，太祖大怒，胡蓝诛，遂逮万三戮于水西门外，没其资，得二十万万。”
这里的野史记载和《明史》稍有出入，沈万三在水西门外被“戮”，难免是去不成云南了。
1997年我最后为《巨商沈万三》定稿时，曾为这“二十万万”后的单位，踌躇了许多日子。中国古代表示金钱数量的数字后，若无特别说明，通常指的是银两的“两”。然而，沈万三的财富能聚敛到如此庞大的天文数字吗？这可是二十万万——二十亿啊！后来，我看到石骏、金国正撰写的《纵横宇内的苏商》时，该书叙述沈万三的财产，明显引用了上述野史资料，说是“20亿两白银”。
“二十万万”——“20亿两白银”的巨大财产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本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但因涉及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物价及不同的换算方法等，竟产生多种不同的换算结果。
其一为以现货白银价格进行换算：
相关数据为：16两等于1市斤；1市斤等于0.5千克；1盎司等于283495克。则20亿两等于62500000千克。62500000千克又等于2204624420盎司。
白银的价格为：1998年4月23日曾达到每盎司7.30美元。2004年2月18日，国际现货白银价格在亚洲报收每盎司6.81美元。
以现货白银价格计算，2204624420盎司乘以6.81美元/盎司，则约为150亿美元。
以150亿美元计算，乘以人民币汇率82，则约为1230亿人民币。
另一以古代的粮食价格为参照系进行换算。
阮道明《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一书中列举清乾隆年间芜湖大米时价表指出，乾隆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间，以一百斤计时价，籼米，最低时104两，一般在140以上至2.00两以下起伏。
现以150两抵值当时的一百斤大米，再以今天的大米价格150元/斤计算，则150两银子抵值150元人民币，即一两银子相当于今日的人民币100元。
那么，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也就相当于今日的2000亿人民币，折合为2349亿美元。
另据深圳新闻网（http://www.sznews.com）2004年3月30日刊载的《古代一两银子等于现在多少钱?》（作者署名晓林）一文来看，该文的结论为“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按此，则沈万三的20亿两银子当相当于今日的4000亿人民币了，折合为4878亿美元。
作为与当代富豪进行比较的参照，据2004年10月1日《南方日报》报道，在刚刚出炉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比尔·盖茨再次以4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问鼎榜首。
我无意得出上述由“1两白银等于人民币200元”推算出的沈万三的财产竟超过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结论。
显然，这是一个令全世界的人都无法接受且十分荒唐和荒谬的结论。
比尔·盖茨的资产实际上还应该包括其283亿美元的捐款，调整之后，盖茨的总资产可以达到763亿美元。这一数字，独步全球。而中国古代沈万三的财产，《梅圃馀谈》所说的“二十万万”毕竟不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况且，即使是“二十万万”两银子，在与当代货币的换算中，因不同的方法而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结果。而上述折合为4878亿美元的数字，也只不过是其中换算数量最多的一种。其正确性如何，本就存在着疑问。
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以货殖起家的沈万三，尽管也成了个占苏州府属田亩三分之二的大地主，但依靠封建主义的生产积累，只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聚敛起“二十万万”这一庞大数字的家产的。结论只能是，货殖——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实践。而在这实践中，无疑，他已逐步地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以及管理技术等。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4)
即使进入计算机时代的今天，从事海上贸易的资本或可支配的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规模时，用于交易的商品，从生产、收购、保管、运输、集散到金融结算等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沈万三在14世纪以货殖起家，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资金、人才及管理技术。
千百年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我们的整个世俗社会乃至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商业文化和商人形象始终都采取了不见容的态度——无不斥之为重利薄情，无商不奸。
看着踽踽走在云南道上的沈万三的背影，或许人们至今都会解气。这个讨了十三个老婆、拥有20多亿两银子的家伙，福享得太多！哼，只有受不完的罪，没有享不完的福呢！
然而，经济界人士的命运毕竟折射着当时政治、经济决策的光环。
当我们看一看那踽踽而去的背影并对之作一番历史和文化的透析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个人格上或许并不为我们所喜欢的财神爷经历了从巨商到囚徒的角色剧变。正是在这种剧变背后，存在着的令我们怦然心跳的某种悲剧性的东西——不仅仅是属于他沈万三个人，而更多的是属于整个民族和整个国家。
令人感到沉重的正是这一点。
（六）
沈万三的角色剧变只不过是这种社会嬗变的象征而已。
其实，被朱元璋打下去的沈万三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挑头的。朱元璋对富人的仇恨，早已刻骨铭心。当他从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手里攻下苏州城不久，他就把苏州的大批富户下放到他的老家濠州（即凤阳）。那句“命徙苏州富民实（填实）濠州”的话语，至今还冷冰冰地躺在记述朱元璋言行的那本《明太祖实录》里。
他要他们的钱，同时也要泄泄心中的忿。
朱元璋整治苏州一郡的富民，无疑还夹杂着吴地富民曾支持过他的政治对手张士诚的政治因素。作为报复，他毫不犹豫地给予当初协助张士诚守城的吴人，一是大规模地下放，二是课以重赋。《中国史稿》第六册记载的苏州田赋变迁情况的数据表明：宋时苏州征粮三十万石，元时八十万石，张士诚据守吴时，增至一百万石，而朱元璋为惩罚吴人，更是一下子大幅度地提升到二百八十多万石。以上情况宏观地反映朱元璋对苏州一郡人所怀的情感。而微观的情况，则是以沈万三为典型例证了。对于曾为张士诚刻纪功碑、为张士诚输钱输粮的沈万三，清代乾隆年间的吴郡诸生顾公燮在他的《丹午笔记》（又名《消夏闲记》）中说：“太祖取沈万三租薄定额，格外加赋。每亩完粮七斗五升，其重十倍。”
上述对苏州富民的整治夹杂有政治的因素，而据《明太祖实录》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记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正为父母大规模营建中都皇陵的朱元璋，下令徙江南富民14万到凤阳屯种。
当朱元璋把江南富民下放到他的老家去时，已不单单是泄政治的忿了。
嘿！让你也去吃吃老子少年时曾吃过的苦！
被小农思想蛊惑着、被阴暗心理折磨着的朱元璋一边在应天（南京）皇宫的角落里撒着尿，一边咬牙切齿地说着。
休养生息了十几年后，各地富民又渐渐隆起，朱元璋又第三次进行这种全国性的移徙。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令徙天下富户5300户到南京，所涉及的对象又主要是中国最富庶地区的江浙富民。甚至直到朱元璋临死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朱元璋还提取江浙等处上户4500余家填实京师。
朱元璋在江浙、江西等地实行粮长制度，规定每万石上下的税粮为一个纳税区，佥派田粮多的富民充当粮长。为了鼓励他们忠诚地为朝廷服务，朱元璋给他们很好的优遇恩养。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引《嘉定县志》里的话说：“当时父兄之训其子弟，以能充粮长者为贤，而不慕科第之荣。”优惠的政策加之以金钱和权力，这些富起来的粮长，难免是为霸一方，科敛害民了。对之，朱元璋又愤恨至极，大骂他们是“虐民之心，甚如蝮蛇”（《大诰续编》）了。《大诰三编》里记载朱元璋杀起他们来，一次就要了160颗这些粮长的人头。嘿嘿，几乎是类于集体屠杀了。
不仅如此，《九朝谈纂》里还记载：金华首富杨某作粮长，口出狂言，说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整过了沈万三的朱元璋听了，会是个什么心情并不难揣摩。这年这个杨某解粮进京，朱元璋见了他，问：“粮食何在？”杨答曰：“霎时便到。”
“杀时便能到吗？”朱元璋看了他一眼，终是莞尔一笑，说着便命人将他推出去杀了。消息传出，杨某家人逃散，财产被抢掠一空。杀了杨某后，朱元璋晚上做了一梦，梦见一百个无头人跪在陛阶之下。几天以后，正好有百名粮长送粮至京朝见，这些粮长恰恰又都未能按期缴纳。朱元璋便联想到他们的作恶多端，更想起了那个梦，于是命令将这一百名粮长拉出去砍了。刑部的官员依大明刑律连忙阻止，认为罪状不明，况且又是这么多人呢！可朱元璋执意不饶，这百人终成刀下之鬼。
朱元璋对这些富人大肆整治以至杀戮，以刻板的阶级论观点来看，这里的关系颇混乱——地主阶级的总头子，把大大小小的地主狠狠整治了一番。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5)
然而，刻板教条的情感好恶毕竟只是情感范畴内的浅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更深的层面上来观察，不能不看到，在沈万三身后，一大批虽说规模比其小，但也本可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金、人才、管理技术等，也少不得被朱元璋一棒子统统地打趴在了地上。
苏州的大儒方孝孺当时就指出：太祖皇帝“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逊志斋集》）
洪武初年参加编修《元史》的贝琼也说：三吴巨姓“数年之中，既盈且覆，或死或徙，无一存者”。（《清江集·横塘农诗序》）
明宪宗成化年间会试廷试皆第一的苏州人吴宽，入宫后侍奉太子讲读。太子即位即明孝宗，这位皇帝的老师入东阁，专典诰敕，后官至礼部尚书。久处庙堂之上的他，从时间上讲距朱元璋已近八九十年，尽管时过境迁，但当日朱元璋移徙富户的影响却依然显著。他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剗削殆尽”（《匏翁家藏集·莫处士集》），以致他的家宅——苏州城东“遭世多故，邻之死徙者殆尽，荒落不可居”（《匏翁家藏集·先考封儒林郎翰林院修撰府君墓志》），“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匏翁家藏集·先世事略》）
和吴宽同时代、别号梦苏道人的苏州人王锜，在他的《寓圃杂记》里也写道，苏州这座素称繁华的江南名城，在战祸之余，再加上大户的迁徙和远戍，已是“邑里萧然”，几十年后尚不能恢复昔日旧观。
比照上面这些明人笔记里记述的“杀富”之后果，再回过头来看看沈万三，我们会发觉，这个沈某人仅不过是个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小农思想影响下的朱元璋经济政策的肃杀之处，在这些沉在水下的冰山山体中，才真正体现出它的可怕影响来。
富庶的江南、富庶的苏州情况尚且如此，那大明统治下的其他地方则可想而知了。由此，我们回过头再次看一看沈万三的发迹及其下场，看一看这对中国社会后来的深层次的影响，或许，你会多凝视这个踽踽而去的背影一眼。
（七）
沈氏发配之际，夕阳下衬托着那个悲凉的背影。惨淡的气氛中，升腾起的或许是一种文化的凝重。
越是看不清楚，倒越想看清楚。抱着想看清他的脸的目的，我曾试图走近沈万三。
1997年，《巨商沈万三》在沈厅召开首发式时，其时被镇上旅游公司任命为“厅长”的一位女同志告诉我，在大明时被剿杀了两次的沈家，如今在周庄已没有了后裔。这些后裔现已改姓，据说散居在上海南汇一带。
声名远播的沈厅也并非沈氏旧时物，而是其后裔在清代时留给今人的一笔旅游资源。这笔无价的遗产，使得今天的人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吃着这个“死人”！
沈万三那些财产早已如过眼云烟，云散水流。惟一使人们还能说起他的就是那座南京的明城墙了。
冷兵器时代，这座城墙可说是固若金汤。
南京的城墙至今保存完好，尽管1937年日本人攻陷南京时，曾以现代炮火恣意地摧毁过它，至今的中华门城墙上还留着日本人的炮火弹痕。南京惨案六十年后，一些日本团体为了表示歉意，愿意和中国方面一起修复南京城墙。
修城墙和造城墙，其代价似不可同日而语。可沈万三却以一个私营业主的力量主持筑造了南京城墙的一半，其中还包括迄今为止中国最宏大的城门——中华门。该城门原名聚宝门——据说因埋有沈万三家那只著名的聚宝盆而得名——1931年改为现名。时至今日，南京人认识到这“国之瑰宝”的城墙能给他们带来的潜在价值。据1999年2月10日的《扬子晚报》报道，南京的有关部门经长期调研后指出，南京明城墙应尽快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并说此建议已引起省和南京市的高度重视云云。
朱元璋的“高筑墙”显然是意在“武化”，沈万三被打了秋风做冤大头，也仅仅想花钱买个平安。几百年过去，他们做的这一切倒成了一种文化遗产留了下来，说不准今后还会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切，沈万三在当初是万万不会想到的。他在筑造这座城墙时，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镌刻了上去，这使得今天的人们还常常说起他。
沈万三的背影渐渐淡出了。在他以后，谁也不敢再当出头的椽子了。于是大明一代，再也没出什么纵横捭阖的大商人。
然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此后的数百年间，在西方各国，一大批巨商大贾却在发轫冒尖，从而为几百年后的今天那一个个实力雄厚的跨国集团积累了最初的原始资本。
沈万三当初的那二十亿两银子，灰飞烟灭，说不准有些已充成了给西洋人、东洋人的一次次赔款的白银。时至今日，在全球的跨国集团排名中，排在前面的没有一个是我们的。
（八）
《元史演义》里，沈万三被称为“财神爷”。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世俗社会对之更多的是采取一种敬畏或祈求保佑的功利情感。诸如“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等等。而沈万三作为一个传奇人物，一方面，他身上的种种神化毕竟只是世俗社会赋予他的。另一方面，在世俗社会里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某种意义上颇能获得世俗社会注视和同情的人。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6)
我曾去过山西商人聚居的祁县、平遥，在借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闻名遐迩的祁县乔家大院，在中国清代最著名的票号“日升昌”的小楼上，我曾自觉不自觉地将山西的这些商人民居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周庄的沈厅作番比较。南北的建筑风格自是迥异，南北的风土人情也大不相同，南北的富商们更生活在不同的时空。然而，山西商人的发迹史，年代靠后且大抵清楚。相比之下，沈万三的发迹史，一是年代稍远，二是聚敛财富的过程，充满着种种隐秘而显得模模糊糊。
这就为沈万三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做”——虚构——的空间。
在这个大富豪轰然倾颓的倒塌声中，人们对这个巨富的财产充满了好奇和兴趣。在不得知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他，或是虚构，或是想象。所有这些，使得他成为一个介于人、神之间的人间财神，从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对财富追求的一帖精神迷幻药。于是，沈万三发家暴富的财产来源，便有了种种的民间版本，更有了种种的传奇故事。
清诸人获《坚瓠集》及《坚瓠余集》引《挑灯集异》等都说沈万三是以聚宝盆致富。沈万三在尚未发迹时，有一天做了一梦。梦到一群青衣人，一个个睁着双凸眼向他求救。次日，沈万三走出家门，刚好看到一个老渔翁正欲杀一捆青蛙，沈万三救下了这一串青蛙。于是后来青蛙们踞坐在一只盆上，给他送来了这只盆。沈万三开始并不知这只盆有什么用处，只是带回家当洗手盆用。他老婆有次用这只盆洗手，偶尔不慎，将头上的银钗掉入盆中，次日却看见盆中堆满了一只只的银钗。沈万三闻说，于是试着在盆里放下金子。第二天，这盆里又已生成满满一盆的金子了。从此，沈万三得到了这只放金生金、放银生银的聚宝盆，于是财富雄于天下了。
明孔迩《云蕉馆记谈》说沈万三是得乌鸦石致富。沈万三家里很穷，靠打鱼为生。一天，他吃好了饭，到河边去洗碗，未料手一滑，那只碗滑进水中沉了下去。于是，他下水去捞。他在水下捞来捞去，没见碗的踪影，却被脚底下前后左右踩着了的一块块累如石弹的石头吸引住了。他从水里捞了一块上来。有一天，他带了一块这种石头到市廛上去请一个卖观赏石头的行家来看。那个卖石头的见了，惊呼起来说：“啊呀，这就是乌鸦石呢！一块石头好卖数万两银子！”接着，他问沈万三：“你这石头是从哪里弄来的？”沈万三笑笑，秘而不宣。就这样，靠着悄悄地捞起这些水下的乌鸦石，然后再把它们卖出去，沈万三慢慢地富了起来。
孔迩《云蕉馆记谈》还说沈万三是得马蹄金和做海外贸易致富。靠打鱼为生的沈万三家境贫穷。有一年夏天的夜间，他仰卧在鱼船上，抬眼看着满是星斗的夏夜星空。忽然，他看见天上那像是一把勺子的北斗七星翻了个身，直往下掉。于是，他赶紧一骨碌爬起来，脱下身上上下衣相连着的那件服装，去接天下掉下来的北斗七星，可天上的北斗七星没得着，却得到了一只勺子。沈万三看着衣服盛着的勺子，不知是怎么回事，想着想着，他又渐渐地睡着了。到了第二天天亮以后，沈万三正准备着要出去打鱼，却看见一个老者带领着七个挑着担子的人来到了他的面前。沈万三不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正愣愣地看着他们。那个老者走上前去对沈万三说：“我们这七副担子，麻烦你帮我们看守一下，我们过一会儿来取。”老者说完，这七个人都放下了肩上的担子，接着就随那个老者走了。沈万三也不去打鱼了，于是就守着这七副担子，静静地等着他们回来拿。可是，沈万三等了许久，也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沈万三好奇地打开他们的担子，这才惊讶地发现，那七挑担子里装的全都是一块块马蹄金。由此，沈万三暴富了。手里有了做生意的本钱，沈万三的眼光一下子看到了海外，更是积极向海外谋求发展，做起海上的私家贸易生意来。为了解决国内的货源，他常年奔走于国内的徽州、池州、南京、太仓、常州、镇江的一家家大富豪家里，从他们那里购得货物，然后再乘了海船弄到海外去卖。几年下来，他积累了数百万的家财，富了起来。
《张三丰全集》和章腾龙《贞丰拟乘》、陶煦《周庄镇志》等都说沈万三是炼丹致富。沈万三本是个渔民，待人心慈好施，过着贫苦的日子。有次，沈万三遇着老道张三丰，于是沈和他老婆对张三丰说：“我们想炼丹，想学会点铁成金的点化之术！”张三丰看着他俩，笑而不语。于是，沈万三置办了炼丹的药物材料，选了一个日子炼起丹来。可一次两次都没炼成，家产已经弄光。到了这时，沈万三仍未甘心，夫妻俩苦思冥想，终无办法。无可如何之际，他们夫妻二人咬咬牙，要把他们的小女儿卖掉来筹集炼丹的资金。对他们夫妇的商议，张三丰全然知晓，然而他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在小女儿被人带走的嚎哭声中，沈万三抹了抹眼泪，看着手中这些卖女儿得来的钱，依然做再行炼丹的准备工作了。这时，经受住再三考验的张三丰终认为可以教他们炼丹的点铁成金之术了。他叫他们准备好朱里之汞，把他们夫妇招到面前示范他们如何炼丹。沈万三从张三丰那儿学会了点金之术，并以之起家立业，安了炉大炼起丹来。不到一年，就成了富甲天下的大富豪了。
徘徊在历史与文化之间(7)
除了上述的传说，尚有沈万三父从废宅得宝的传说，沈万三的父亲游姑苏，在一所废宅子里得到数甏黄金白银，于是沈家就暴发了起来。另一个传说说的是沈万三发财是得到吴江汾湖的大富户陆德源馈赠。陆氏本为元季吴江首富，悉以田产送沈万三，而陆氏夫妇出家云游而去。
这些传说，或劝人行善，或劝人奉道，或劝人安贫守命，无一不是透逸着荒诞，然而这众多的荒诞恰恰使得沈万三的财产愈加来历不明，从而形成了传奇文化的无穷魅力。如果历史记载众口一词，什么都清清楚楚，那倒恰恰失去了这种魅力。
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不可小觑这类民间传奇式的人物的影响。杭州的西湖，人文景观可谓多矣，然而，来此者谁不是津津乐道地说起许仙和白素贞在湖畔的邂逅相识，说起他们在断桥的反目与缠绵？岳庙得力于《说岳全传》的影响，于是秦桧还跪在岳飞的墓前。灵隐、净寺更是释放出济公活佛的传奇魅力，而镇江金山寺里的种种故事，则哪一个的影响都比不上水漫金山的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