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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刚入冬，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2队最北边的一间拉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3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中，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的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他就是赵温。我们2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记住我的那件棉大衣。我始终记住我们之间的友情。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3张大字报（我写了前两张，建国写了第三张），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二天一清早，墨汁未干，把大字报贴在队里的食堂的墙上，胸有朝阳般等待着人们特别是将这3个人打成“反革命”的队部的头头前来看我们的杰作。

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全队人被我们的3张大字报磁铁吸石一般招呼到食堂里，我们和坚持要把那3个人继续打成反革命的对立派进行唇枪舌战的激烈辩论，吐沫与手势齐飞，语录和标语共舞。在连续几个夜晚的辩论会上，我和李龙云是主角，特别是李龙云，他的口才与雄辩，他的慷慨与激情，连发炮弹一样，真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成为了舌战群儒的孔明似的，不时的让对手哑口无言，赢来我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赵温始终坐在我们的身边，而我的心始终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之间的友情，在这样的战斗中一次次地被淬火，被洗礼。

只是队上的头头没有出场参与辩论，但每晚都来，躲在角落里，不住燃烧的香烟烟头和目光一起闪烁，一言不发。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

我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进队的头一天一大清早，便召集全队人马在食堂里开会，因为在场院上值夜班脱了一宿的谷子，我当时却正猫在赵温家想睡个安稳的觉，哪里会想到大祸就要临头。工作队长指名要找到我必须参加大会，别人却哪里也找不到我，问谁谁也不说我在哪里，队上的头头亲自出马了，他料事如神一般，推开赵温家的房门，一脸我以为是有些谄媚的笑，其实是得意的笑里暗藏杀机。我被叫到了食堂，黑压压的人群簇拥着台上新来的工作组的组长，军大衣不穿而是披在身上，《林海雪原》里的少剑波一样，几分潇洒倜傥。当他看见队上的头头向他挥了挥手，知道我已经来了，开始极其严厉地说起了一长段火药味儿很浓的话，其他的话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有这样一句话至今清晰在耳，那就是他声音高亢地说：“肖复兴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事了！”那一刻，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投向我这一边，目光像是聚光灯似的落在我身上。

紧接着，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的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3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在一天收工后的黄昏，李龙云找到我，悄悄地问我：你的日记里有什么怕别人看的东西没有？

我连想都没有想，对他说：没有。

他说：你还是先仔细看看，得留神那帮人。

果然，如李龙云所料，工作组查抄了我写的所有日记，还有当时我写的几本诗。

我知道，一切已经在劫难逃。心里一下子灰暗下来，心想3个“反革命”没有能够平成反，我自己倒先折了进去，真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味道，所有的朋友都为我担心，我自己更是不知道未来迎接我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只是知道，就是这时候，我和赵温的关系更加密切，因为不可测的命运已经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根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如果说最初对于赵温，我还多少有些普度众生居高临下的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和赵温一起成为普度众生所需要搭救的共同对象。

从那以后，我和赵温的友情越来越深，保持到现在长达36年之久。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74年初，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秋子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们就那么站着，一直等到秋子赶来了一辆老牛车，我们一起把那两个大箱子抬到牛车上面，我和秋子坐到车上，秋子要赶着这辆老牛车慢悠悠地跑上18里，帮我把木头运到场部，明天和我一清早离开大兴岛，到福利屯坐火车回家。

我和赵温就是这样告别了，没有拥抱，没有握手，甚至没有说一声再见。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在开阔而平坦的大兴岛原野上，由于无遮无挡，夕阳显得非常明亮，像是一个巨大的红灯笼，一直挂在西天的边上，迟迟的不肯下坠。

离开北大荒已经整整30年，虽然，平常和赵温也没有什么联系，平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的友情，往往更能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我始终相信，即使我们平常没有什么信件或电话的往来，但彼此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男人之间的友情，区别于男女之间哪怕是再好的恋情的地方，因为男女之间可以好得如胶似漆，却也可以在瞬间反目为仇、不共戴天，甚至血溅鸳鸯。但男人之间的友情，却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说，男女之间的恋情，必须要举行堂皇的婚宴的话，男人之间的友情却只需要家常的粗茶淡饭。所以一般我们常常听到这样惯常的说法，爱情是白头偕老，友情是地久天长。白头偕老，是一辈子，而地久天长，则是永恒。

昔日重来

那一晚，在建三江宾馆里，我一直在房间里等赵温。

由于是22年没有回北大荒了，又一下子来了我们一共16个人，来宾馆看望我们的老人特别的多。许多逝去的往事和岁月，都纷至沓来，奔涌上心头，每一个房间内外连同走廊和大厅里，都是热热闹闹的欢笑声，说也说不完地诉说着。那一晚，虽然因为宾馆断电没有热水，大家无法洗澡冲洗一天的疲劳和风尘，但是，大家根本顾不上了，故人重逢，旧事重提，都禁不住执手相看，泪眼朦胧，话语茫茫。那一刻，真的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岁月能够将人催老，却也能够把往昔的日子保鲜如昨，让我忍不住想起卡朋特唱过的那首动人的歌《yesterday once more》。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竟然是如此的不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地层的立场，这是惟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而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那一晚，赵温始终没有来。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要赶到大兴岛，开车之前，也没有能够见到他的影子。我等不到他了。但是，我相信，这一次重返北大荒，我和他一定会见面的。

老孙：烟像活了似的精灵

撞入怀中的记忆

我一直这样认为，记忆是一种情感，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并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地方。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拥有记忆，靠的不是历史典籍或自己的日记，以及那些发黄的老照片，而往往是一个看起来不大起眼的地方，一个和你一样普通的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蓦然之间撞进你的眼里或怀中。这个地方，这个人，是记忆的必备的调料，它们能够迅速而神奇地将过去逝去的一切链接，让过去如同焰火，死灰复燃，含温带热，甚至活色生香。在这里，地方，是记忆的背景，让记忆有了连贯一致的方式，将过去断片的生活整合一起，让一直处于冬眠状态的记忆有了特殊的情境，方才能够得如惊蛰后的小虫子似的以复活出场。而人则是记忆的血肉，独个的人，构不成记忆，独木不成林，记忆必须连带别人，哪怕只是另外的一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的一句俏皮的话：就像上帝需要我们一样，记忆也需要他人。有的地方，有的人，之所以一辈子也忘不了，永远存活在记忆里，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当车子跨过七星河，笔直朝南开出大约10里地，开到3队的路口时，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像路标似的指向了过去，记忆复活了。

3队的路口是一个丁字路口，往西9里，是我们2队，往东9里，是农场场部。这是每一个在大兴岛生活的人进出大兴岛必经的路口。对于我，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交通，而在于人生，青春时节最重要的记忆，许多都埋藏在这里了。因此，车子刚刚往东一拐弯，我犹豫了一下，是集体的行动，怕影响大家整体行程的安排，但在那一瞬间，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要不让我下车去看看老孙家吧，下午我再到场部找你们。那声音突然的响起，而且是那样的大，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

回北大荒看望老孙，一直是我心底里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自登上北上的列车，就越来越强烈，在3队路口一拐弯，更加不可抑制。

怀念铁匠老孙

就在我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前，我刚刚给《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回忆了工作组进驻我们2队，查抄我的所有日记和写的所有的诗，并没有像我自己想像的那样自信，以为全部都是雷锋和王杰的日记一样充满革命的内容，在那个鸡蛋里都能够找出骨头的年代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日记里，我记了队长把毛主席的诗“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给念成了“借问瘟神欲何住”；还记了写《西行漫记》的美国作家斯诺刚去世，队长念报纸：“埃德加·帕克斯·斯诺去世了。”然后，他进一步解释说：“啊，美国的三位友人先后去世了。”便都成了我的罪状，对领导不恭，继而上升到对党的不满。而在诗里，他们找出了我写的这样的诗句：南指的炮群，又多了几层。明明是指当时珍宝岛战役之后要警惕苏修对我们的侵犯，却被认为那“南指的炮群”指的是台湾，最后上纲到：“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咱们北大荒第一个举起白旗迎接的就是肖复兴！”现在听起来跟笑话似的，但从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我。这时候，我知道，厄运已经不可避免，它就在前头等着我呢。

那一天收工之后，老朱悄悄地告诉我，晚上要召开大会，要我注意一点儿，做一些思想准备。我猜想到了，大概是要在这一晚上把我揪出来，和那3个“反革命”一勺烩了。因为早好几天前这样的舆论在全队就已经弥漫开了。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雪。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的组长都站在了台上，我知道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硬着头皮，强打着精神，我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心里还是忍不住瑟瑟发抖，我不知道待会儿真的要揪到台上我会是一种什么狼狈的样子，他们会不会也在我的脖子上挂链轨板？我真的一下子如同丧家之犬。我只好等待着厄运的到来。这时候我才知道英雄人物和反革命都不是那么好当的。

谁能够想到呢，那一晚上，工作组组长声嘶力竭地大叫着，一会儿说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会儿重复着说如果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真打过来了，咱们队头一个打白旗出去迎接的肯定是肖复兴……总之，他讲了许多，讲得都让人提心吊胆，但是，一直讲到最后，讲到散会，也没有把我揪到台上去示众。我有些莫名其妙，以为今晚不揪了，也许放到明晚上了？

我坐在板凳上一动不动，等着所有的人都走尽了，才拖着沉甸甸的步子走出食堂。我忽然看见食堂门口惟一的一盏灯光下面，很显眼地站着一个人，他就是老孙，我们2队洪炉上的铁匠，他是我们队上地地道道的老贫农、老党员，雪花已经飘落他的一身，就像是一尊白雪的雕像。

那时，四周还走着好多的人，只听老孙故意大声地招呼着我：“肖复兴，到我家喝酒去！”我被他一把拉住胳膊，当着那么多人其中包括队上的头头和工作组组长，他旁若无人似的把我拖到他的家里。

炕桌上早摆好了酒菜，显然，是准备好的。老孙让他老婆老邢又炒了两个热菜，打开一瓶北大荒酒，和我对饮起来。酒酣耳热的时候，他对我说：“我和好几个贫下中农都找了工作组，我对他们说了，如果谁敢把肖复兴揪出来批斗，我就立刻上台去陪斗！”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算一算，36年过去了，许多事情，许多人，都已经忘却了，但铁匠老孙总让我无法忘怀。有他这样的一句话，会让我觉得北大荒所有的风雪所有的寒冷都变得温暖起来。对于我所做过的一切，不管是对是错，都不后悔。什么是青春？也许，这叫做青春。青春就是傻小子睡凉炕，明知凉，也要躺下来是条汉子，站起来是棵树。

1982年夏天，我回北大荒那一次，回到大兴岛上，第一个找到的就是老孙。那是我1974年离开北大荒和老孙分别8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他在我离开北大荒之后，从2队调到了3队。当时，他正在洪炉上干活，我找到了他，握着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他拉着我到他的家，让他的老婆把早就用井水冲好一罐子椴树蜜的甜水端到我的面前（在北大荒的那些夏天的日子里，我没少到他家喝这从井里冰镇好的椴树蜜），那年冬天的情景一下子也一起涌在了面前。

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今年的夏天，我和老朱、李龙云在内的十几个同学商量好了，准备再回北大荒一次，我的心里一直在想像着和老孙再次重逢的情景。已经又是22个年头过去了，我不知道老孙变成什么样子了。算一算，他有70上下的年龄了。我真的分外想念他、感念他。”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前一天晚上，我在建三江宾馆里等赵温的时候，向人打听老孙，谁知，人家告诉我：老孙两年前去世了。这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在我的印象中，老孙一辈子打铁，身体非常的硬朗，他和赵温年龄差不多，不该那么早就去世的呀。人应该感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古人的话不该忘记。老孙不在了，我更该去看看他的家。所以，在路过3队路口的时候，我是真想立刻下车去看看他家。

场长先拉着我的胳膊说：别，等我和3队打个招呼，再说午饭我们都准备好了，下午再去吧。下午，我陪你一起去。

陪我们来大兴岛的建三江管理局的一位头头，和场长一样都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即使现在他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领导，我们还是叫他的小名：喜子。他也愿意我们这样叫他，感到很亲切。他对我说，先到农场场部吧，场长都已经把饭准备好了，吃完午饭，我陪你去3队。

喜子当年也是我们2队农业技术员的儿子，后来在3队组建武装营，他和我都先后调到营部，我负责组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是营部的警卫员。那时，营部是里外两间屋，营长和教导员住里屋，我们俩，再加上宣传队打洋琴的袁柏林，3个人在外屋的一面火炕上睡了一年多，要是场部演电影，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车梁上坐一个，后车架上坐一个，带上我们两人一起骑上8里地，记得那时看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都是骑着自行车这样去的。3队，也是他的3队，他陪我去3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千万就别惊动场长了。场长不干，非要下午陪我一起去，热情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对他说，本来就是私人的事情，这样兴师动众，让我心里不好受。我开玩笑说，下次再来大兴岛，我可不敢再找你，我自己找辆车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他不像是开玩笑地说：那我就派人把你的车拦住，你可别忘了，我们是当地的一级政府。我笑他说：那你就是“当地政府”了？玩笑归玩笑，心里却想，下午，可千万别让“当地政府”跟着，前呼后拥的，像什么样子。

中午，刚刚吃完午饭，幸亏场长喝多了，躺在我的床上呼呼大睡，喜子悄悄地拉上我，躲开他，匆匆离开了住处。在还没有出场部的路上，我问喜子：商店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吗？能买点什么东西？喜子说，原来的商店早拆了，路上有一个超市，到那里买东西吧。到了超市，一个比原来商店还小得多的店，私人承包，只有前后两排货架，不少是过期的东西，心里充满歉意，后悔昨天没有在建三江买好东西，带给老孙家，只好挑了挑，买了点儿吃的喝的，又上了车，往3队赶。一路风吹着，汗还是不住地冒，路两边的白杨树呼呼往后闪着，闪得心里怦怦的一个劲跳。9里的路，一会儿就到了。

到了3队，模样依旧，却又觉得面貌全非，22年的岁月仿佛无情地撕去了曾经拥有过的一切，只是顽固地定格在青春的时节里罢了。先在场院上看见了现在3队的队长，是当年我妻子在3队当小学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他正在鼓捣拖拉机，看见我们，一脸的陌生，似乎和喜子也不大熟，缺少了“当地政府”的陪同，喜子这样的管局的头头，也显得有些强龙难压地头蛇的感觉。喜子向队长介绍了我，他多少还记得，又问他铁匠老孙家住哪儿？然后催促他：快带我们去。

队长带着我们往西走，还是当年的那条土路，路两旁，不少房子还是当年我见到的老样子，只是更显得低矮破旧，大概前几天下过雨，地翻浆得厉害，拖拉机链轨碾过的沟壑很深，不平的地就更加的凹凸不平。由于是大中午，各家人都在屋子里吃饭休息，路上，没有见一个人，只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热辣辣的阳光下寂寞地吐着舌头或刨土啄食。记忆中，1982年来时，也是走的这条路，先去洪炉上找到的老孙，后去他的家。那时，这条路没有这样的破旧和冷清。也许，是老孙在，他放下手中的活，拉着我的手就往他家走，一路上洪亮的笑声，让我没有太注意路上的情景。

斯人已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就应该是老孙家，我不大敢保证，问了一下年轻的队长，队长说就是。正说着，走到老孙家前十来步远的时候，老孙院子的栅栏门被推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老孙的老伴儿老邢，仿佛她就像知道我要来似的，正在出门迎我。我赶紧走了几步，走到她的面前，她有些感到意外，愣愣地望着我。别人指着我问她：“你还认识吗？看是谁？”她只是愣了那么一瞬间，立刻认出了我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泪刷地流了出来，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我们俩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只能够感到彼此的手都在颤抖。

走进老孙的家门，她才抽泣地对我说老孙不在了，我说我听说了，便问起当时的情景。老孙一直有血压高和心脏病，一直不愿意看病，更舍不得吃药，省下的钱，好贴补给他的小孙子用。那时，小孙子要到场部上小学，每天来回走18里路，都是老孙接送小孙子上学。两年前的3月，夜里两点，老邢只听见老孙躺在炕上大叫了一声，人就不行了。小孙子整整哭了两天，舍不得爷爷走，谁劝都不行，就那么一直眼泪不断线地流着。

我想像着当时的情景，开春前后，正是心血管病的多发期，3月的北大荒，积雪没有化，天还很冷，就在这间弥散着泥土潮湿地气的小屋里，就在我坐的这铺烧得很热的火炕上，老孙离开了这里，离开1959年他26岁从家乡山东日照支边来到这里就没有离开过的大兴岛。那一年，老孙才69岁，他完全可以活得再长一些时间。

望着老孙曾经生活过那么久的小屋，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22年前，我来看老孙时，就是在这间小屋里。22年了，小屋没有什么变化，和老孙在的时候几乎一个样。所有简单的家具，一个大衣柜、一张长桌子，还是老样子，也还是立在原来的老地方。一铺火炕也还是在那里，灶眼里堵满了秫秸杆烧成的灰。家里的一切似乎都还保留着老孙在时的老样子，只要一进门，仿佛老孙还在家里似的，那些简陋的东西，因有了感情的寄托，富有了生命，那些东西还立在那里，不像是物品，而像是有形的灵魂和思念。

一扇大镜框还是挂在桌子上面的墙上，只是镜框里面的照片发生了变化，多了孙子外孙子的照片，没有老孙的照片，我仔细瞅了瞅，以前我曾经看过的老孙穿着军装和大头鞋的照片，和一张老孙虚光的人头像，都没有了。那两张照片，都是老孙年轻时照的，挺精神的，老孙和赵温都爱唱京戏，老孙唱的是青衣，和赵温一起还组织过一个票友的班子，外出唱戏的时候在富锦照的相片。一定是他老伴儿老邢怕看见照片，触景伤情，取下了吧？

我问老邢：老孙的照片还在吗？

她说：还在。说着，从大衣柜里取出了一本相册，我看见在里面夹着那两张照片。还有好几张老孙吃饭的照片。老邢告诉我：那是前几年给他过生日的时候照的。我看到了，炕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好几盘花花绿绿的菜，一大盘冒着热气的饺子，碗里倒满了啤酒。老孙是个左撇子，拿着筷子，很高兴的样子。那些照片中，老孙显得老了许多，隐隐约约的，能够看出一点病态来，他拿着筷子的手显得有些不大灵便。

我从相册里取出一张老孙拿着筷子夹着饺子正往嘴里塞的照片，对老邢说：这张我拿走了啊！

她抹抹眼泪说：你拿走吧。

我把照片放进包里，望望后墙，还是那一扇明亮的窗户，透过窗户，能看见他家的菜园，菜园里有老孙打的一眼机井，我那次来喝的就是那眼机井里打上来的水冲的椴树蜜。似乎，老孙就在那菜园里忙乎着，一会儿就会走进屋里来，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如果高兴，他兴许还能够唱两句京戏，他的唱工不错，队里联欢会上，我听他唱过。

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在走神。人生沧桑中，世态炎凉里，让你难以忘怀的，往往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小事，是一些看似和你不过萍水相逢的人物，是一些甚至只是一句却能够足以打动你一生的话语。于是，你记住了他，他也记住了你，人生也才有了意义，才有了可以回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我一直以为回忆的感动与丰富，才是人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当我回过神来，发现老邢不在屋了，我忙起身出去找，看见她在外面的灶台上为我们洗香瓜。清清的水中，浮动着满满一大盆的香瓜，白白的，玉似的晶莹剔透。这是北大荒的香瓜，还没吃，就已经能够闻到香味了。

我拽着她说：先不忙着吃瓜，带我看看菜园吧。

菜园很大，足有半亩多，茄子、黄瓜、西红柿、豆荚……姹紫嫣红，一垄一垄的，拾掇得利利索索、整整齐齐。只是老孙去世之后，那眼机井抽不出水来了。空旷的菜园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午后的风也凉爽了许多，整个三队安静得像是远遁尘世的隐士。前排房子的烟囱里有烟冒出来，几缕，淡淡的，活了似的，精灵一般，袅袅地游弋着。远处，是蓝天，是北大荒才有的那样湛蓝湛蓝的天，干净得像是用眼泪洗过一样，安静得连蜜蜂飞过的声音都听不见。

那一刻，我的心一阵真发紧。我才真正的发现，我此次回大兴岛最想见的人，已经看不见了。搂着老邢的肩头，我很想安慰她几句，说几句心里的悄悄话，才发现我的嘴其实很笨拙，说不出什么来，眼泪忍不住又落了下来。

倒是老邢握住我的手，劝起我来：老孙在时，常常念叨你。可惜，他没能再见到你。他死了以后，我就劝自己，别去想他了，想又有什么用？别去想了，别去想了，啊！你知道，我比老孙小整整10岁，我就拼命地干活，上外面打柴火，回来收拾菜园子……

离开老孙家，坐上车返回场部的路上，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老邢的这几句话。特别是她一连说起的那几句劝我也是在劝她自己的“别去想了，别去想了”，让我只要一想起，就忍不住想落泪。我不知道此次重返北大荒之后，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有机会来大兴岛，来3队，来看看老邢。一想到这儿，我的心里就充满忧伤。

有这样一件事情，应该插在这里讲，也许不应该算是节外生枝。我去老孙家那天是2004年8月2日，星期一，就在那一天，《羊城晚报》发表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想念铁匠老孙》。那一天，就在报纸上印刷着这篇《想念铁匠老孙》的文章的时候，我正走在去老孙家的路上。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莫非世上真的有什么机缘巧合，有一种命中注定的东西在规范着，我们是逃不掉的，是割舍不开的吗？

想一想，有时候，万言不值一杯水；有时候，一句话，能够让人记住一辈子。年轻的时候，我们并不怎么珍惜青春，年老了以后，我们再来谈青春，往往容易显得矫情和奢侈，但无论怎么说，一个人青春时节奠定的来自民间的立场，却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的。如果说我们的青春真的是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那么，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有过这样的一句话，那么，到什么时候，你也要相信，你的青春并不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返回到农场场部的时候，喜子从车上搬下来一大塑料袋子香瓜，放进我住的房间。我才知道，尽管人们说到场部也有好多香瓜，就不用带了，老邢还是坚持一定要把这些香瓜塞上车，让他们一定给我带回来。她说：你们的是你们的，这是我的。

我知道，那也是老孙的。

满屋子都是香瓜的清香。

一个曾经的女英雄之死

难忘的路口

离开老孙家以后，我让喜子把车在3队的路口停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路口的感情非常复杂。妻子陪我下了车，我们沿着丁字路口的中央，大步流星地一直往北走，喜子他们把车停在树阴下，在车旁抽着烟，远远地望着我们，他们弄不清楚我们两人跑到那里去干什么。

下午的太阳，在没有树阴的地方，明晃晃的，赤裸着的孩子一样满地撒欢，非常刺眼。田野里种着麦子的地方，被阳光照射得金黄金黄的，反着鳞片一样耀眼的光，收了麦子后犁过的黑土地，被阳光照射得有些泛白，像是洗得褪色的衣服。路的两旁，种着厚厚好几排的白杨树，屏障似的把路夹在中间，分割开路和两边的田野，像是分割开一对三角关系的情人，让它们在相互的张望。路上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安静得像是午睡中还没有睡醒，路和树叶都眯着惺忪的眼睛。

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路的两旁没有这些白杨树，那时的田野显得更空旷一些，现在的白杨树给田野扎上了绿腰带，好像是为了给肥沃的田野紧紧腰身。现在的人们，谁能够知道这个丁字路口，是我们知青在收工后的晚上谈情说爱的地方呢？想想那时候，我们真的够可笑的了，没有青春的线条，一律绿军装或蓝制服，一律武装带或稻草绳，束缚并缠裹着我们的“三围”，像包起一层层粽叶的五角粽。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青春的约会。就是这里，在这个丁字路口，我和妻子当年没少在这里约会漫步，这里离我们住的武装营部很近，走上五六分钟就到了。刚才，我找了一下营部那一排红色砖房，喜子告诉我，前些年着了一场火，把房子给烧掉了（这个地方怎么总爱着火）。营部没有了，这个路口还在。敞亮无边的荒原上，没有公园的绿色长椅可以供我们喁喁情话；也没有通幽的曲径可以让我们低徊漫步。但一样可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最有意思的是，常常是我们在这里走着走着，就会迎面遇见好几对情侣，都是3队的知青，面面相觑中，略有一些尴尬，也有一丝甜蜜，秘密常常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暴露给了对方，也袒露给了无遮无拦、一望无边的荒原。

1974年的初春，我就是在这里和妻子分手告别。由于父亲脑溢血突然去世，北京的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我终于办成了回京的一切手续，却面临着和妻子的分别，生活向命运撕扯起来，命运给了爱情一个考验。我们刚刚恋爱两年。那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们两人从场部乘坐的一辆敞篷的卡车（前一天整整一天她陪我办理手续，回2队3队和朋友告别，来回走了38里地），蜷缩在后车厢上。因为要去福利屯赶火车，卡车开得很早，经过这里时，也才是清早时分，晨雾还没有散去，阳光还没有出来，路上铺着一层初雪一样薄薄的霜。妻子只能够送我到这里了，她还要回3队的小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卡车在这里停下了，就在这里，从场部的方向过这个丁字路口往北一拐弯，靠在路的东边车停了下来。我们匆匆地握了一下手，妻子跳下车，还没怎么站稳，连连向我挥了挥手，车子就立刻开走了。我站在后车厢上，扶着后车的槽帮，也使劲地向她挥手，老远老远的，还能够看见她站在那里向我挥着手。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们两人的眼睛。想起那一幕，就像电影里定格一样，整整30年过去了，还是那么的清新，仍然能够让我感到初春的晨风掠过我的脸旁时那清冽的样子。

此时，妻子就站在那里，问我：就是在这里吧？

我点点头：是，就在这里。

那一年她17岁

她向我挥起了手，像当年一样。30年，光阴似水，流淌得那样的快。她的背后是高大的白杨树，她的手臂和白杨树葱绿的枝干好像连在了一起似的，一起伸向蓝天，像是要诉说什么。

喜子也在向我挥着手，他是在催我们赶紧回去，因为场部下午安排了座谈会，他怕人家在等。

我们走到了路的对面，那里是一片开阔的田野，是属于3队的地盘。当年我们在2队割大豆，一个人一条垄，从早晨割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能够割到地头，9里地长的一条垄，就是紧紧挨着这块地的。记得当年这块地种的是麦子，往北一直连着底窑的那片林子。来年的开春，地上的麦茬，干枯枯一片，加上长出的荒草，粘火就着，不知什么风一吹，就会迅速蔓延开，一般是很难扑灭的，这就是北大荒有名的“跑荒”。那一年，荒火就是从这里烧起来的，烈焰舔着火舌，火龙打着滚儿，比洪水还要猛烈，很快就向着底窑的那片林子席卷而去。那片林子，是一片原始次生林，谁也说不清它什么年代就有了。反正，闹日本鬼子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再早以前，没有什么可以查考的，但绝对不可以说它的历史不久远。谁都知道那片林子的重要性。如果大火吞噬了那片林子，大兴岛惟一的屏障就没有了。火焰就是命令，3队几乎所有知青都投入到扑灭荒火的战斗中。

就在这次扑灭荒火中，3队的刘佩玲被烧成重伤，全身一半以上的皮肤被烧毁。当荒火基本被扑灭，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被烧伤，晕倒在地上，由于她穿着一身黄色的棉军装，和荒草的颜色一样，衣服上还在冒着烟和火苗，人们以为是残存的荒火，要上前扑灭的时候，才发现是她。如果她穿的不是棉军装和大头鞋，该不知会烧伤得多么严重。她是哈尔滨的女知青，当时3队的团支部书记，一个活泼漂亮、爱唱爱跳的小姑娘。那是1970年的春天，那一年，她才17岁。

我和妻子走到这块地边，浩浩的一片，仍然种的是麦子。可是，刘佩玲却已经不在了。

我们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她。如果，她当时没有被烧成重伤，还可能和我们一样，也走在这个路口，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男知青恋爱、约会并漫步在这条沙石路上，在夜晚没有月亮的时候，偷偷地亲吻拥抱，在有月亮的时候，望一望灿烂的星空，舒一口长气，做一点那时候哪怕是再傻气的幻想。这是一定的，她长得很好看，人又活泼可爱，早就会有男知青的目光像鸟一样飞落在她的身上。拂也拂不去的。如果，她能够活到今天，她应该51岁。并不老，即使曾经有过磨难，哪怕身上存留着大火烧伤的抹不去的痕迹，起码她会有一个家，即使没有自己的家，也不至于让爸爸妈妈遭受晚年丧女那样沉重的打击。

可是，她死了。

她曾经是我们大兴岛的英雄，她的名字上过当时的报纸、电台，我还专门写过节目，演她、唱她、歌颂她。领导和红头文件号召大兴岛所有的人向她学习。她确实是那个时代的英雄，她表现出来的坚强，并不是因为染上那个特定时代的色彩，就可以被我们亵渎的，因为面对烧伤痛苦的折磨和命运残酷的打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她一样的坚强。她是烧伤后住院期间被批准入党的，入党的仪式，也是医院里临时举行的。那时，她浑身的伤还没有完全治愈，整个头部被绷带缠裹得严严的，眼睛也无法睁开。她是真正的火线入党，她为自己的这份荣誉而激动，在向党旗宣誓的时候，她要求能够让自己把眼睛睁开，为了是看一眼毛主席像。医生没有办法，她坚持着。医生说只能够在她的眼皮用手术刀割开一条缝，但是，这样割开，眼睛就再也无法合上了。她依然坚持。从此，她的眼睛再也无法合上，即使睡觉，即使她死去，眼睛也永远地睁开着。

事过境迁之后，我们可以说她幼稚，但我们不能说她可笑。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谁不幼稚呢？我们都曾经有过可笑的时刻，但我们都不曾有过像她一样的真诚和勇敢。没有这样的真诚和勇敢，一个弱小的小姑娘是不敢义无反顾地冲进大火之中的。

最终她选择了自杀

如果刘佩玲一直生活在大兴岛，如果我们这些知青都还没有离开北大荒，也许，刘佩玲不会轻易地选择死。一个人选择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曾经的英雄，在选择死前，肯定经历了更多痛苦的折磨。我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猜想，一定是知青大返城，给刘佩玲雪上加霜，让她已经脆弱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她是和知青大返城先后脚回到哈尔滨的，就像当初奔赴北大荒时，返城一样都是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她那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命运对她已经开始了质的变化，一个时代已经无情地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的匆忙的开始，暂时还来不及顾上她，安置好一个为扑救荒火而受伤的女知青。她只是一个残疾的女知青，她不再是一个英雄。她被迅速而无情地淹没在哈尔滨的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工作，因为那么多身体健全的知青还待业在家。她的那一身被荒火烧成的伤疤，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奖章，过去曾经辉煌的一切，已经逝去了，曾经歌颂过的她的歌，也已经被新的歌曲所代替。一切逝去得那样的快，那样的遥远，让她的心有些猝不及防。就像当时崔健的那首歌唱的那样，她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开始的那一段时间，大兴岛还按月给她寄工资和全国粮票，她还能够勉强维持日常的生活。后来，农场换了好几茬领导和具体管事的人，新的生活像是奔涌而来的潮水，将过去岁月里的事情越来越冲得远，远得像是春天融化殆尽的积雪，最后没有了一点那晶莹洁白的影子，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那样干净利落。刘佩玲的名字，在大兴岛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她的工资和粮票也越来越被忘记寄来。为此，她还专门让妈妈陪自己回了一趟大兴岛，要求领导能够继续发放她的工资和全国粮票，这样的要求是多么的平常和正常，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人们望着她，同情她，但毕竟已经显得陌生了。谁能够知道就是这个姑娘，为了扑救那场荒火，为了保护底窑的那片林子，献出了她自己宝贵的青春，献出了她漂亮的容颜，献出了她渴望中的爱情呢？她的双手已经被烧毁，她只能够靠脚来吃饭翻书、打开收音机和电视机。她流着眼泪对大家说：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我现在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过下去呀……

即使在大火烧毁她全身一半以上皮肤住院动手术那最痛苦的日子里，她都没有哭过呀!她就是这样的被人们遗忘，被大兴岛遗忘，被3队遗忘，被我们遗忘。

如今，站在3队路口，眺望着这片曾经燃烧过荒火的土地，曾经跳跃过刘佩玲身影的土地，曾经我们演唱过歌颂过刘佩玲的土地，我的心里有一种揪心的痛。其实，不仅仅是工资和粮票夺去了刘佩玲的生命，是人们可怕的遗忘。人类最可怕的弱点就是遗忘，我们可能会狂热地对待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可能迅速地而且很有道理的理所应当地学会了遗忘，而且是遗忘了我们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