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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刘佩玲死去了。死得很凄凉，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是在6年前的一次知青的聚会上。或许，我和刘佩玲真的有些什么心理感应，那天一清早起床，我忽然想起了她，心里叹了一口气，一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这个想法有些没来由，只是一种不期而遇，马上就来无影，去无踪。晚上的聚会，我并没有提起她，一个朋友忽然告诉我：你知道吗？刘佩玲自杀了。我当时像是被雷击一样，完全愣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真的有些害怕，冥冥中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我们，你曾经做过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留下痕迹，你什么也躲不过。刘佩玲那双永远不会闭合上的眼睛，是真正的死不瞑目呀，我们敢面对她的那双眼睛吗？

34年前的那场荒火都没有能够把她的生命夺走，在残酷的历史之中，她都咬牙活了下来，她靠的是什么？仅仅是那一份退色的荣誉和虚荣吗？今天，她却活不下去了，她又为的是什么？是什么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是什么一下子将她心中赖以存活的精神和信心掏空斩尽？让她曾经在眼前燃亮得如荒火一样炽烈的光芒，一点点地变得暗淡，直至最后完全的熄灭，连灰烬都被吹散在遗忘的风中？

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哪怕她曾经是一个英雄。站在刘佩玲曾经扑救过荒火的土地上，这种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大地还在，荒火还会再次烧起，而一个人却没有了。

我忽然想起这样的一个问题，开春时北大荒的荒火是很多的，不仅大兴岛，在北大荒许多地方，类似刘佩玲这样为扑救荒火而牺牲的知青英雄也有不少，但为什么烧伤烧死的大多数是知青，而少见当地人和比我们年长而成熟的干部？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楚。荒火太老了，而我们太年轻，年轻得那么轻而易举地就冲进了大火之中，老奸巨滑的荒火立刻就把年轻的生命吞噬掉了。

另一个女英雄李玉琪

眼前3队的这块地上的麦子，被风温柔地吹拂着，像是在和风调情。阳光在麦穗上尽情地跳跃着，麦子像金发美人一样，把阳光映照得也格外得金灿灿，在光影的闪烁中，和阳光相互追逐着，一起追逐到了天边。风无声，云无声，阳光无声，大地无声，四周没有一点声音。真的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生的只是眼前的一些即时性的光和影，和空气一样，和水一样，随时都可以飘走，流走。

我望着这片长满成熟麦穗的金色土地，心里在想，刘佩玲死去了，我们是幸存者，在那已经逝去的岁月里，这里曾经藏有多少我们无法忘怀的痛苦的磨难，我们把我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这里，而所有我们认为这重要的一切，已经被这里的许多人遗忘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对这里充满着情感，而不是诅咒它痛恨它？在这片曾经浸透着我们泪水埋葬我们希望的土地上，为什么对于我们依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诱惑力，让我们不远千里地重新回到它的身边？这个问题，从一开始踏上北上列车到走在3队的路口，一直在困惑着我，到现在我也说不清。

喜子在催我们，我们向车走去，心里总有些依依不舍，3队的这个路口牵惹着我太多的情感和思绪，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再来到这里。我的心里充满伤感。

车子又向场部方向驰去，一路上，我还在想刘佩玲，由她又忍不住想起大兴岛的另一个女英雄，我们2队的北京知青李玉琪。她是女工班的班长，带领一班人到底窑挖沙子的时候，沙层塌方，人被埋在沙堆中，窒息身亡。也是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夜班，一辆小型车拉着她们到了底窑的沙坑前，小型车的车灯照着她们，就是工作中惟一的照明。只要想一想那时的情景，心里都会感到憋得慌：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车灯一点的光亮；四周是一片空旷，只有十几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大自然与一群小姑娘的对比是多么的不成比例。是她带头钻进沙坑里，突然，“咚“的一声巨响，沙坑整个平躺着拍了下来，她连喊一声的机会都没有，人影立刻被沙子淹没，她是多么的无助，多么的可怜，多么的渺小。十几个小姑娘都吓傻了，一通哭喊，当她们意识到在这寂寥的夜晚，在这荒凉的林子外面，不可能有人来救她们之后，马上蹲下来，齐刷刷用双手拼命地挖沙子，想把埋在里面的李玉琪挖出来，挖得她们的手指都挖出了血，有的手指盖都挖掉了下来，但是，她们无法救出李玉琪。北大荒9月的一个黑夜，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吞噬掉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

那一年，李玉琪和刘佩玲一样大，也都才仅仅17岁。

因为她是我们2队的人，她的后事料理和下葬情况，我都比较清楚。她的父亲从北京赶来，补发了10个月的工资320元，她的姐姐（当时也在我们2队，姐妹俩是一起来到北大荒的）被照顾允许回京落户。同刘佩玲最大的区别，她不仅成为了大兴岛的英雄，还多了一个刘佩玲没有的称号：烈士。当时，她被下葬在大兴岛我们农场场部兽医站的后面，那是一片空地，有一片小树林环绕。因为她的埋葬，那里成了她的墓地，后来也成了大兴岛的烈士园和知青的墓园。在下葬之前，我们竖立了墓碑，还特意在她的墓前种了几株小白杨树。下葬的那天，六师师部特别来了一位副师长，宣布了悼词，并拿起铁锨为她的墓地培了培土。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将墓地围得密密实实，整个仪式还是很隆重的。我和2队许多知青都参加了这场追悼会，我们都为她洒下了感动的眼泪。

我之所以想起了李玉琪，是因为在想刘佩玲实在是够倒霉的了，英雄和烈士，虽然都是荣誉，也都是称号，但是，烈士比英雄多了一层可以实际操作的待遇，李玉琪有10个月的工资可以补发，刘佩玲不仅没有享受得到，而且最后连工资都被忘记寄给她了；同时，在李玉琪死后这整整34年来，她的母亲一直享有每月几十元或上百元的烈士抚恤金，刘佩玲的家人则是无法享受到，而留给两位老人的是女儿自杀永远消失不去的阴影。而我无法知道的是刘佩玲是否会有“知有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人们多不肯放弃自己的分寸利益，而社会就可以这样漠视忘却他人的牺牲吗?

无处寻觅的墓碑

刘佩玲和李玉琪，两个同样17岁的年轻姑娘，留给我的是同样美好的形象，对于我，她们应该都是英雄，也都是烈士。只是对于刘佩玲，我更多了一番感喟。最起码，她也可以如李玉琪一样，在大兴岛上有自己的一块墓地，有自己的一块墓碑，让家人让后人让大兴岛有个念想，让自己的魂灵有个寄托和归宿吧?面对刘佩玲，我感到羞愧。而哈尔滨、大兴岛、3队不应有更多的人感到羞愧吗?

那天，路过场部的兽医站，我再次想起了刘佩玲和李玉琪。我问一位农场年轻的副场长：你知道原来在兽医站后面的林子前曾经埋葬着一个北京叫李玉琪的女知青吗？

他说：我听说过，在农场的场史里，好像看到过她的材料。

我又问：她的墓地原来就在这里，你知道现在还在吗？

他有些抱歉地告诉我：现在，这片地已经改造成长毛兔的繁殖基地，听说她的墓是就地深埋了。

我又问：那墓碑呢？

他摇摇头说：不清楚。

我清楚他所说的不清楚的意思就是没有了，便又问：为什么不把墓碑保留下来呢？

他没有说话。

过了老大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是这两年从别的农场新调来的。他说完这句话时，脸上露出十分抱歉和羞愧的样子，好像这一切都是他造成似的。

他那一瞬间羞愧的表情，让我感动，对他忽然生出好感。我有些后悔，刚才我显得有些质问他的意思，有些咄咄逼人了，其实是不应该的。许多事情，不能够怪他，他也确实是不大清楚。只有我们的当事者，稍微清楚一些。只有刘佩玲和李玉琪以及她们的亲属，才会有切肤之痛。流年似水，往事如烟，不要说34年，漫说几年的光景过去了，谁还会记住在大兴岛上曾经有过这样两个17岁漂亮的姑娘，一个为了扑救荒火，一个为了挖沙子，而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呢？

如今，长毛兔子重要了。

那天下午的座谈会，我本来想向农场新一茬儿的头头提这样的建议：应该把李玉琪的碑重新竖立起来，也应该为刘佩玲立一块碑，不必像当年刻上李玉琪是烈士一样也刻上刘佩玲是什么烈士，烈士和英雄都不重要，只刻上关于她所有这真实的一切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提。我想，他们未见得采纳，也未见得高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实际的难处。

风雪中的那辆老马车

当年的北京大院

回2队之前，秋子跟谁都没有说，自己一个人先回25队去了一趟。他在那儿当过副指导员，也是在那儿结的婚。自然，对那儿的感情不一样。

25队离2队很近，几里地的样子，从2队的大道上往南望去，一马平川上，25队的那几排房子很清晰地立在田野里，在阳光照射下的一道暗影里，像剪影一样贴在蓝天大地之间，显得多少有些单薄。25队是新建的生产队，当初建它，为的就是开荒，在我们2队南面有一大片荒地，那时是不允许有一点荒地的，便组织人马浩浩荡荡地建起一个新的生产队。那时建一个新队，就像生孩子一样的容易。先搭起一座帐篷，再盖上几间拉禾辫的泥草房子，灶台里的火升起来，烟囱里的烟冒出来，人马和拖拉机一上去，开荒点就算立了起来，生产队给编个数码，就算名正言顺地建起来了，和新生儿剪掉脐带一样，哇哇一叫唤，新生命就算诞生了那样的简单。

秋子是直奔他原来家的那间房子去的，那是25队最早的砖房。1976年底，是秋子带领大家亲手盖了一排四间砖房，两间连在一起（像现在时髦的联体别墅），中间是菜园子（像现在屋前赠送的草坪或花园），每间虽然只有15平方米，但在当时已经算是豪华了。如果不是为了鼓励知青结婚扎根边疆，是不会花这样大的气力盖砖房的。4户北京知青在这里安了家，和老朱在场部的“北京大院”一样，这里成了25队的“北京大院”，一时间也是这里的显山显水的建筑。

1977年1月，秋子和凤琴回北京结婚，2月，过完春节，从北京回来就住在这里。那一年，他26岁，凤琴23岁。随着刚刚开出荒地上冒出的第一茬绿油油的麦苗，和他们家菜园子里的菜畦上长出来的第一抹鹅黄色的新绿，新的生活开始了。凤琴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嘴和手一样一时不停闲，爱说，也能干，家里家外一把手。秋子是个蔫萝卜辣心的主儿，什么事都是茶壶里煮饺子，心里有数，在队里领着大伙忙，在家里帮凤琴也忙。虽然开荒队生活艰苦些，小两口倒也苦中有乐，相互配合，你是有齿的耙子，我是有底的匣子，你不掉齿儿，我不掉底儿，你烧柴，我吹火，颇有些小红吹箫我唱歌的劲头，自得其乐的小日子过得让人羡慕。

如果不是秋子的母亲突然病逝，也许，秋子和凤琴的日子会一直就这样平稳而快乐地过下去。谁想到，秋子的母亲是在这一年的5月病逝的，他们两人在这个新搭起的家里仅仅过了3个来月，炕才刚刚焐热。好日子就是这样的不经过，总是显得那么短，短得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他们两口子匆匆地往北京赶去奔丧。他们都没有料到，更大的厄运，还在后面等着呢。

被耽误的小生命

这时候，凤琴已经怀孕。本想既然回来了，干脆在北京仔细检查检查身体，就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正好有母亲可以照顾自己，也安心。谁让秋子是25队的副指导员，刚回北京没过多久，队里就开始催他回去，说是队里的事情多。肩膀上多了一个副指导员的头衔，像是驾辕的马脖子上多了一个套，秋子只好自己一人先回去了。没过两个月，秋子开始催凤琴也回去，一是想凤琴，二是母亲去世欠了一笔亏空，凤琴在北京，一分钱不拿，再坐吃山空，两家又都不富裕，回去农场起码每月有32元钱的工资，经济上可以宽余一些。凤琴明白秋子的心，但肚子里的孩子在一天天的大，都能够感觉出孩子的小胳膊小脚丫隐隐在动呢。预产期在明年1月，算算，如果在北京生，还得等5个月，5个月的经济压力确实不得不考虑。

虽然母亲一个劲儿地劝凤琴留下来，说北京医院的条件好，还是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再走，其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凤琴还是决心回大兴岛，临离开北京前，她让妹妹陪自己到妇产医院做了最后一次检查，胎儿一切正常，她放心地回到了25队，和秋子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978年的1月，预产期到了，秋子赶着一辆老牛车，拉着凤琴，从25队往场部医院里赶。20多里地，赶到医院，医生检查完后说还得好几天呢，你们也太着急了吧，先回家等着吧。秋子赶着牛车一路嘎嘎悠悠地20多里地又回到25队。

预产期过了十多天了，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还没有动静？秋子和凤琴都有些急了，那天晚上，凤琴终于要生了，25队是新建的队，年轻人和他们一样都没有一点关于生孩子的什么经验，大家都有些麻爪儿。两位刚刚培训毕业的女助产员，赶到了25队，接生了两天两宿，还没有接生下来，心里也不住地发慌，赶紧又从2队请来了一个接生婆，忙乎到夜里两点，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凤琴实在疼痛难熬，别再慎着啦，赶紧送场部医院吧。别人劝着，秋子这才醒过来似的，赶紧请来车老板，套上马车，拉上凤琴，就往场部赶。那天夜里，天还下起了雪，1月份的天，正是数九严寒，朔风如刀，雪花很快就扑满了一身，冻成了盔甲一般。马车本来就慢，颠簸得凤琴像摇起了元宵。20多里地的颠簸，赶到场部医院里，由于医院前几天刚刚着了一场大火，没有手术室，也没有大夫值班，都让他们赶上了，怎么这么倒霉！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大夫来了，羊水破了！大夫这样告诉他们两人。孩子迟迟就是生不下来，由于大火闹得，又没有办法剖腹产，急得他们真是叫天不灵，呼地不应。又过了两天两夜，孩子终于升下来之后，说孩子窒息，但看到是一个白白净净漂亮的儿子，还是挺令人高兴的。他们给孩子起名叫宋坚，希望他能够坚强地长大。

也许，命中注定，孩子将和他们一起面临着坎坷命运的折磨。孩子给他们带来的欢乐是那样的短暂。1979年1月，孩子刚满周岁，知青大返城的风吹得很猛烈，他们两人带着孩子从北大荒办回到了北京。以为一切都会花好月圆呢，谁想命运横刀立目在前面正等着他们呢。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别人家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走路了，可是，他们家的宋坚都4岁了，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他们两口子傻了眼，带着孩子跑遍了北京所有有名的医院，所有医院的结论是一样的：脑缺氧后遗症，小脑已经损伤，无法治疗。一个那么漂亮的儿子，就要落下终身的残疾，还能有比这样残酷的现实更能够给父母无情的打击吗？

站在25队自己家的门前，秋子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26年前的往事兜上心头，历历在目，让他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就发生在眼前这块地方。那天晚上，就是从这间屋子里，他扶着凤琴出来，迎着纷飞的雪花，坐上了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的吗？就是那个漆黑的夜，雪白的地，茫茫之间，只有他和凤琴，只有那辆老牛车和那辆老马车，在风雪的呼啸中艰难地行走吗？如果不是那样的夜晚，哪怕没有下雪也好，哪怕不是马车而是一辆拖拉机也好，凤琴也不至于因路上的颠簸和时间的耽搁而闹得羊水破了呀。

当然，如果不是他一再叫凤琴回来，就让凤琴在北京把孩子生下来就好了，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吗？

当然，如果没有一场文化大革命，没有上山下乡，不就更好了吗？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早知道尿炕，不就睡筛子了？谁知道在人的一生中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命运就像一个瞎老婆子织的一个破渔网，谁知道哪个网眼连着哪个网眼，哪个网眼破了，会连带整个渔网不可收拾呢？

永远的伤心地

四周的麦子一片金黄，在8月的热风中散发着成熟的麦香，一眼望不到边，再远处，该是挠力河了吧？那时候，他带着队上的人开荒，一直能够走到那里。眼前的家，已经变成了别人的家，熟悉中陌生的感觉，亲切中刺痛的心情，仿佛在看着一个再嫁的旧日情人。老屋还在，地基下沉了许多；菜园子还在，种的是别的蔬菜了；灶台还在，已经贴上干净的瓷砖了；原来只是用拉禾辫盖的圆形房顶，已经变成了尖顶，铁皮搭下来，鱼鳞瓦骑着房檐了……一切变化，哪怕是再小的细节，秋子都看得格外仔细。虽然，他和凤琴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但有时候在人的生命中，时间流逝的长短和事情难忘的程度，是不成比例的。在我们的心里，时间是抽象的，而事情是具像的，它们在我们心里是以两种形式排列的，时间代表着已经逝去的日子，而难忘的事情代表着我们活着的生命，当事情难忘得和时间融为一体，那段时间便一下子被拉长，冲淡甚至挤压了别的时间段落。因此，在25队的那两年，无论甜蜜也好，痛苦也好，悔恨也罢，怨恨也罢，毕竟发生了他们一生那样多的事情：结婚成家、生孩子养孩子、返城回家、儿子落下终身的残疾……那两年的时间无法不变得那样的长，长得足够让他们用一生去品味也品不够，再走一生的距离也走不完。是发生过那些难忘的事情，让那两年的时间变得有了沉甸甸的分量，有了苦辣酸甜的滋味，有了总也无法挥去的梦境。

面对眼前自己的“故居”，秋子一言难尽。他甚至有点不敢走进屋子，生怕惊动了许多伤心的往事，踩着尾巴头就动，让那两年的日子，甚至拔出萝卜带出泥来，让那两年之后的许多日子相跟着一起，一天天都奔突着涌到自己的面前。

我们都知道，秋子和凤琴为了这个残疾的孩子所付出的努力，在宋坚4岁到6岁那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倒班，轮流送孩子到一个中医大夫家去扎针灸。两年，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整整700多次的针灸，一针一针扎在穴位上，也扎在他们的心里。真应了心诚石头也能开花的那句老话，在6岁多一点的一天，宋坚冲着秋子和凤琴，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着：“爸爸！妈妈！”突然得让他们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没有回答孩子，愣愣地站在那里。语言的畅通，像是疏通了许多淤塞的航道，让船有了重新起航的希望，给了他们信心。孩子只是小脑受到了伤害，大脑并没有问题。自从孩子生下来，6年了，还有比这更让他们激动的事情吗？

我们也知道，就在这时候，凤琴怀孕了。秋子当然想要下这个孩子，亲人、街坊、同事、朋友，包括我们在内，都希望凤琴要了这个孩子，宋坚虽然有了希望，毕竟还是残疾的孩子。但是凤琴在犹豫，真的再生一个孩子，对哥哥肯定不能像父母对宋坚那样好的，而父母也不会像是现在一心一意地只顾宋坚了。那不就太委屈宋坚了吗？他本来可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和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享人间所有的欢乐，只是因为我们到了北大荒，有了那样特殊的情况，才落下了残疾的呀。我们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就不要再让他受委屈了。考虑再三，凤琴怀着4个月的胎儿，还是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的手术。走出医院，她想哭，又哭不出来。回到家，她紧紧地搂住宋坚，宋坚啊宋坚，妈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无论受多大的累，吃多大的苦，妈妈一定好好地待你！

想起这一切，秋子真是说不出一句话来。现在，宋坚大了，已经26岁了，他已经知道26年前那个风雪之夜，那辆驮着他的父母还有母亲肚子里的他的老马车。有时候，他心情会很郁闷，会埋怨秋子，甚至和秋子吵几句。秋子什么话也不会说。他能说什么呢？埋怨自己当时到北大荒的狂热吗？还是埋怨当时那个同样狂热的时代？历史在审视过去的时候，巨手把一页轻轻翻过，就是10年甚至百年，每一页上那看似不起眼的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标点，很可能恰恰就是我们的生命流血之处啊!对于秋子和凤琴而言，就是一辈子只有一个的残疾的孩子啊!

我们这此的重返北大荒之行，是酝酿多年的，说心里话，秋子和凤琴都想回来看看，尤其是看看他们在25队的“故居”。秋子让凤琴去，凤琴却放心不下宋坚，秋子说我能够照顾宋坚，凤琴还是不放心。秋子说不就是一天三顿饭嘛，我能做。凤琴说：你说得那么简单？孩子现在大了，除了腿脚有毛病，心理生理上一点儿毛病没有，都25岁了，正常男人的事情，什么不想呀？他就愿意跟我说说，跟你说行吗？咬咬牙，凤琴还是让秋子来了。

凤琴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秋子把他们在25队的那个旧家多照几张照片，给她带回来。照那些照片，有什么用呢？照片会是童话里的宝贝，能够让那些过去的日子重新再回来吗？然后，他们再把宋坚脱胎换骨重新再生一次？她只是想让宋坚看看，然后指着照片告诉他：无论怎么样，我们一家三口就是从这间屋子里生活过的，又从这间屋子里走出来的，多大困难也好，多少痛苦也好，我们一家三口走了过来。

秋子房前屋后拼命地照相，阳光很好，快到正午的阳光，正直直地照在头顶，屋子、白杨树和菜园子里的菜，都没有一点影子，被阳光沐浴得光明剔透，干干净净，像是都在做着一个个的白日梦，把各自最好的笑颜和姿态，交付给秋子，好让他给凤琴和孩子带去。

因为我们都在等秋子，秋子没有再多耽搁，匆匆从25队赶回和我们会合。见到秋子，我们谁也没有问他，有些往事，是需要独自咀嚼的，就像是有一些幸福，不需要别人分享一样，有一些痛苦，也不需要别人分担。在幸福和痛苦的两极，都像是高台上的跳板，往往站不了那么多的人。需要其他人分享和分担的时候，往往是我们从这样的两极走了下来，冷静的风，能够吹平许多心灵上的皱褶，看到灿烂的阳光下照不到的地方。

在大兴岛，我们来的这些人，都和秋子一样，每人都有各自的伤心地，比如对于我就是猪号。青春年少的时候，那样的伤心地，没有来得及咀嚼出滋味来，就匆匆地在它的身边走了过去。现在，回忆把它一个抛物线一般抛到眼前，让我们蓦然回首，和它不期而遇，逼迫得我们去仔细咀嚼。只是我们人类缺少牛一样的反刍功能，咀嚼的能力显得很弱。更何况我们谁也赶不上秋子和凤琴经历过那样多的磨难，也赶不上他们两口子面对磨难时的那种达观和勇气，以及对未来从未丧失的信心，我们的咀嚼能力便显得更弱，甚至忽略了咀嚼而容易去囫囵吞枣。悬挂在我们青春记忆里，会有许多如秋子一样的伤心地，那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个醒目的标志，让我们触景伤情而怀旧是绰绰有余的了。但是，怀旧并不等于反思。回忆和怀旧是容易的，反思却不那么容易；或许，咀嚼也是容易的，但咀嚼出的滋味，却很可能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而北辙。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回2队，是我们这次回北大荒的重头戏。赵军和毛豆在北京就买好的各种北京小吃，一路沉甸甸地带到了2队，准备和2队的乡亲们聚会时边吃边聊。插队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回北京，没有少从乡亲们家里拿豆油瓜子之类的东西，我们从北京回到这里，也没少如现在一样带回北京的特产让乡亲们尝尝鲜。这是一种家的风气和感觉，只有自己的家，才会这样做。那些东西真正是礼轻人意重，味道不在东西里面，而是在心里。

2队新修了一座院墙和大门，围起当年的场院，改建成了今天的队部和停放农机具的地方。方方正正的，很整齐。我们的车刚刚停在大门前，鞭炮就响了起来，响得让我感到有些突然，隔着车窗，弥漫着爆竹的硝烟，模模糊糊的，看见乡亲们在下面冲我们招手，还看不清脸的模样，眼睛就已经湿了。我们跳下车，看清了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虽然过去了20年、30年，但依然那样的清晰，一切好像和昨天刚刚见过的一样，一切都好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

似乎时间倒退了36年，也是这样的夏天，我们刚刚到这里来安家落户一样，也是刚刚跳下汽车，只是没有鞭炮声，只是没有眼前的阳光灿烂。那天下着蒙蒙的细雨，我和老朱安置停妥，就分别借了两双高腰雨靴，踩着一脚的泥泞，跋涉了18里地，跑到场部，找到比我们早来半年的同学，还特意在康拜因前照了一张相，赶快给家人和朋友寄去，以为照片上那样的背景，才证明我们真正地到了北大荒。

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充满全身，36年前的那个夏天，像是一个分散的童年的小伙伴一样，心情急迫，顾不上一切，光着屁股向我跑了过来。

新队长和副队长，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老乡亲们，我们是都认识的。特别是猪号的老王和菜园子的老赵，他们是我们2队的元老，都已经80多了，身子骨还那么硬朗。老赵特别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翻出来咖啡色的领子，还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像是一副年轻人的打扮。老朱对我说：那年佩莉生孩子，大冬天的，老赵和他的老伴儿坐着马车从咱们2队赶到场部去看我们，还提着一篮子鸡蛋和一袋小米，一个劲儿地嘱咐佩莉，不许出门，也不许洗脚……暖融融的乡情，缩短了时间的距离，一下子就跌入了过去的情境之中，许多沉睡的记忆立刻苏醒了过来，花开一般，缤纷着五彩的影子。

如果加上马号的老李头，我们2队的三大元老就聚齐了。可惜，我打听老李头，老赵和老王都告诉我：老李头死了好几年了。

老李头的死，让我感到难过，但并没有让我感到惊奇，因为老李头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也得是80岁的人了，而且他身体一直就不好。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问起老李头的女儿现在在哪儿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也死了。

我真的惊讶得很，她的女儿现在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怎么可能这么早就去世了呢？我忙问：怎么死的？

他们告诉我：是神经病。

像针扎了我一样。

访旧半为鬼

在2队，小学校里缺老师，我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教复试班。是那种一个班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都有的班，语文数学地理自然历史美术体育，什么课都得是你一人去拳打脚踢。这样的班自然很难教，常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那帮学生那么老实听凭你一人摆布？班里最老实的是老李头的女儿，上五年级吧，瘦小的还像是刚上学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整天一句话不说，就那么望着你。我教她还没到一个月，她就不来上学了，说是帮家里干农活去了。那时，我一腔热血，自以为可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怎么能够让这样贫下中农的好孩子不上学呢？一天晚饭后，我摸黑找到她家，走进屋，我什么话也甭说了，屋里破烂得跟猪圈似的，她妈妈病歪歪地躺在炕上，家里不靠她靠谁呢？

那天，她提着一盏马灯送我出来，一直送我很远。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就让她回去，她不回，一句话也不说，还是送。送了半天，突然，她站住了。我不知她要做什么，她的背后是北大荒苍茫的夜空，没有月亮，一天的星光辉映在她瘦弱的肩头。我刚要问她有什么事情吗？她突然问了我一句：“肖老师，你说学地理课有什么用？是不是以后走路就不迷路了呀？”

30来年过去，连这孩子的模样我都记不清了，但这句话却总是回荡在我的耳边，想起来就让我难受而无言以对。我在前几年曾经写过一篇《地理课》的散文，在那篇文章中，我写道：“我忽然想起了老李的女儿那句关于地理课的问话，心里禁不住一紧。在北京，或在任何一座城市里的孩子，或许对于地理课都不会特别的在意，而在偏远的北大荒，地理课是和外面世界联系的特殊的一座桥。地理课能够给予他们许多想像和向往，那一个个对于他们陌生而永远难以到达的地名，是藏在他们心里的一朵朵悄悄开放的花。”我以为这次来大兴岛，即使见不到她，也能够打听到她的消息。但是，她却悲凉地死去了。

乡亲们扳着手指头给我挨个的数，2队已经死了整整40个人了。回想起我们在2队的那些日子里，是和这些乡亲们在一起的日子，如果失去了他们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立场，那些日子的意义至少减少大半。而我们回来的意义，其实一半也就是为了看看他们的呀!

在重逢的喜悦中，一缕惊悸和哀伤，在我的心里蔓延。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真是我没有想到的。虽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生老病死是正常的事情，一个也就百十号人的2队，整整40人死了，实在是太多了!毕竟像是屋子一半的墙坍塌了一样，青春记忆里的2队的天空，也黯淡下了一半。心里暗暗地想，我们自己也老了，我们的青春也无可奈何地老了呀，老得已经不堪回首。只是我们自我感觉有时候那样的良好，良好得让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差出去老远。

我最关心原来在农工班里的曹永本和张玉钦。可以这样说，在北大荒，我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对不起他们两位。那一年，我没有被打成反革命，他们两人却倒了霉，成了工作组的刀下祭品。似乎工作组不揪出几个反革命没有法子向上向下交代一样，他们在我的身上没有抓到预想的那些过硬的材料，不得不放过了我一马，却不容分说地把他们两人给揪了出来，在60年代末为了开荒组建2队而调来的两位带头的共产党员，如今铁证如山似的，说他们两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曹永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张玉钦的档案里也缺少入党的证明材料，派人出去外调，他们两人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一个也找不着，假党员，更是板上钉钉了。在那个年月里，档案神秘得很，档案里哪怕一张小小的纸条，都能够要了人的性命。他们两人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揪了出来，一下子成了过街的老鼠。而那时候，我被当成了可以教育的对象，于是工作组给了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为宣传队写节目，反映2队揪出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墙倒众人推，把许多莫须有的罪状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其中一条是他们对知识青年的拉拢腐蚀。我写了一个小话剧《小张跑了》，主要说的是这事。不仅我写，而且，我和老朱还上台演出过。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可悲，刚刚死里逃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而把屎盆子往他们两人的身上扣，让工作组演出了一场借刀杀人的收官好戏。因为这之后工作组就大功告成，拍拍屁股地走人了。

当然，我可以这样为自己洗白，当时我们确实不了解情况，说他们档案里的问题，足以让我们轻信，不清楚其实工作组既然可以曾经想陷害于你，也就可以栽赃于他们两人。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可以让自己得到原谅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样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是专横政治对人的戏弄与迫害？云层后面是有星星的，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云层压迫过来的浓重而逼人的阴影，而忽略、躲避，甚至不敢正视云层后面的星星的光亮？我所写的那个小话剧，实际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两人。虽然，几年之后，事过境迁，证明他们两人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成为了好朋友，但是，我是不应该因为他们对我的原谅而原谅自己。无论怎么样，天真和软弱，展开了双翼，让自己从当时的泥沼里飞起来了，却将沉重的阴影压向他们两人。那个小话剧，像箭一样盲目而准确地射去，让我愧对于他们两人。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返城待业的那一年，我读到雨果的《九三年》，有一段话，总让我无法忘记。在描写1793年法国那场大革命的时候，雨果写西穆尔登和郭文那场“剑与斧的对话”。西穆尔登把那场革命中出现的恐怖与暴力比喻成狮子，他强悍地表达：“这些狮子就是良心，这些狮子就是观念，这些狮子就是主义。”郭文反驳他的老师西穆尔登说：“这些狮子造成恐怖政治。”然后，郭文接着说：“打掉一切王冠，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

这些话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我想起了在2队的那段日子，即使说不上那样血腥的恐怖，却也是够残酷的了。工作组残酷地整完我们知青的时候，又开始借助我们知青的手，整曹永本和张玉钦这样普通的老党员，笼罩在2队上空和我们每一个人心头的，都是这样残酷而恐怖的政治气氛。

让我总想起雨果这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其实都是相信狮子的理论的，相信那些狮子就是良心，就是观念，就是主义的，而投身到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的，我们不懂得，便也根本没有思考过，革命其实应该是和谐，而不是恐怖，打掉一切王冠，不是为伤害人民，而应该是保护百姓。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不懂得和谐，我们崇尚的是那种狮子的哲学，我们不仅成为了2队工作组的枪手，也成为了那场革命的枪手和炮灰。我们让曹永本和张玉钦在流泪，就等于让我们自己流泪；我们伤害了曹永本和张玉钦的心，其实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心。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可悲，是多么的可怜，而我们却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成为了他们棋盘上微不足道的几粒棋子。

我迫不及待地问起有关曹永本和张玉钦他们两人的情况。大家告诉我：曹永本就在大兴岛场部的东边住着，今年78岁了，身体一点毛病没有。可惜，他领着老伴儿到外地旅游去了，我们无法见到他了。而张玉钦在两年前得的癌症去世了。

一下子说起了他们两人，话稠了起来。曹永本的命真是够大的，他遭的罪比张玉钦还要大，却挺了过来。他们告诉我，那年为了找回他自己党的组织关系，他硬是从2队逃走了。当时，他还被看管着，他就连夜逃走。他是山东沂蒙山老区人，解放战争参的军，给团长当警卫员，在淮海战役中随三野一起出生入死，1946年就入了党，怎么现在一下子不是党员，还成了反革命？他想不通，一定要回老家弄个明白，就趁着对看守他的人说去解手的机会跑了出去。

工作组发现人跑了，赶紧派人去追，好几台拖拉机轰隆隆地开着，亮起明晃晃的车灯，像探照灯似的，把2队前通往场部的道路和周围的田野都照得通亮。曹永本就躲在田里的麦垛里，躲过了这些扫来扫去的灯光，没有往场部方向而是往底窑方向跑去。那天夜里，老天爷似乎也怒了，刮起了9级大风，场院上的晒棚都被刮倒了，一步就能够被风吹出几米远，人就像是在风中飞，他终于逃出了大兴岛，那惊险的劲头，不亚于当年的战争场面。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还真的找了回来。他是跑了4个省22个县，最后从县委那里找到一张字条，是当年留下来的，纸字早已发黄，上面模模糊糊有一行字，证明着他当年在那里入的党。这不，以后他才算真正地被落实了政策，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党籍给恢复了，那时，你早都已经回北京了。

落实政策之后，那年的春节，他用一根柳条穿起了两条手指那么大的小鱼，找到当年整他的头头家，说是给人家拜年来了。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里也有愧，赶紧说我陪你回2队给你平反。他说不对吧。人家说那你说怎么办好？他说好，你终于听我一回了，那我可就说了算了，你得在全建三江替我平反。人家说那得农场党委研究。他说你整我的时候党委研究了吗？人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最后说那样吧，你就再说一句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假的！人家说不出一句话。

这段精彩的对话，很显示曹永本的性格。他让我感到对他的敬佩之外，也让我为当年自己那个话剧而感到渺小和惭愧。

他们还告诉我，曹永本从2队退休后，就回老家沂水了。回老家待了一阵子，想大兴岛，他的两个儿子那时还都在大兴岛，他也想儿子，就和老伴儿又回来了。儿子在场部给他买的房，

他身体好，闲不着，自己跑到离场部东边10多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生荒地，硬是像当年开荒一样把地开了出来，足有十来亩，种上了大豆，每天来回走上20多里地，跑到那里种地，自得其乐。一年下来，居然打了14麻袋豆子。

不管怎么说，没有看见曹永本，知道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里也多少得到些宽慰。

沉甸甸的纪念章

张玉钦就不如他了。老张的脾气不如他那样的外柔内刚。老张是四川人，性格像川菜里火锅一样的火爆，把他打成假党员的那阵子，他特别愤怒，常常火冒三丈。他是一个志愿军的老铁道兵，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随着10万转业官兵一起来到的北大荒，不求升官，不求发财，只求老老实实地种地过日子，怎么就成了假党员？说下大天来，他也不明白这个世界是在哪儿出了毛病了?他也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假党员啊!他和工作组去讲理，人家不理他；他回家发泄，和家里人嚷嚷，家里人只能忍气吞声。万病都从心上起，肯定就是从那个时候，病就悄悄地爬到他的心里了。

1982年，我来2队，还曾经到他家看望过他，那时，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一头白发如银，显得苍老了许多。那时他的大闺女桂英还是年轻的姑娘，坐在灶台前为我烧开水，看见我有些害羞地冲着我笑。现在，我看见桂英，忍不住总想起她爸爸。他们父女俩长得很像，她的白头发也那么多，和她爸爸一样。不仅头发像，脸庞也像，一双大眼睛也像，瘦瘦的身材也像。她显得有些老，倒是她妈妈还是以前那样，很开朗、很活跃、很精神的一个老太太。

在队部里我问起她爸爸的时候，桂英一直跟在我的身旁，但她什么话也不说，就那样看着我们，听我问，听别人说。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衣，新剪的头发，显然都是特意准备的。算一算，她今年40出头了，她生在2队，长在2队，嫁在2队，她一生最宝贵的青春都在2队里度过了，在这40多年里，有十来年，她是和我们知青在一起的，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她最难忘的时候。因为她家里的孩子多，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帮助她爸爸妈妈来操持这个家。那时，她和我们在一个农工班里，她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是大家帮助她认字，还教她唱歌，向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她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都叫上我们去她家里打牙祭。在她家里，她就坐在一边，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说，只听我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她什么话也不说，我也知道她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们知青像炒熟的豆子一样，一个个蹦出了锅沿，离开了这里走了，回北京了，她的心里像是走空了。她和以前的姐妹们一样，也嫁给当地人，生养孩子，花自开放花自飘零一辈子。

大家提议，要到2队的各处看看，便拥挤着走出队部。纷乱的人流中，忽然见不到她了，我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还有好多的话没有来得及问她。我张望着，在人群中找到了她的影子，走到她的身边，想说什么，却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忽然有些心酸，我禁不住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搂住她的肩膀，看到她的那双大眼睛正在望着我，一下子，我的眼泪快要流了出来了。我赶紧扭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