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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前年的夏天，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女知青从北京回到2队，那时候，张玉钦还在，已经是癌症在身，只是家里人谁也没有告诉他，桂英心里很难受，悄悄地告诉了这个知青她爸爸得了食道癌〖HT〗。那一次，听说这个知青是自己花钱买的车票专门回2队看看的，老张突然火气来了，一下子暴躁得莫名其妙，他冲着老伴儿和桂英大声地嚷嚷：她是来看咱们的，咱们不能让她自己花钱，你们知道不知道？于是，桂英和妈妈娘俩赶紧跑去联络了各家，凑足了400多元的路费。这个知青哪儿能够要啊?娘俩又到各家去说，人家不要咱们的钱，咱们就送她点东西吧，让她带回北京，也是咱们的一点心意。每家凑了两个鹅蛋，一堆鹅蛋，亮晶晶的，却是怕磕怕碰，她怎么拿呀?只好谢谢大家的好意，连连推辞。没有办法了，她们娘俩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各家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可是，一番心意，总是要表达的，却又找不到一点能够表达的法子来，真是烧香找不着庙门，急死人了。

这时候，就看老张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闷头抽烟，谁也不敢和他说话。突然，他像笼中的狮子发怒一样站了起来，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弄了出来，扔得炕上地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桂英和妈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敢问，不敢劝。自从他患上癌症之后，脾气更是暴躁，常常没有来由地发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家人都只能看着他，不去管他，由着他的性子来。桂英和妈妈以为他急得又是病在发作呢，因为她们娘俩知道，他这时已经病入膏肓。

谁想到，他从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小包裹来，那个小包裹包着一层层的旧布，他打开那一层层像是卷心菜一样包裹着的旧布，桂英和妈妈看见最里面的一层包着的是一枚纪念章，她们仔细看了看，是一枚志愿军的纪念章。别说桂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老伴儿和他结婚了这么多年，也一直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么一个宝贝。她们娘俩惊讶地望着老张，明白了他的心意。

这是他那年志愿军复员转业的时候得到的一枚纪念章，快50年了，他把它带到北大荒，悄悄地珍藏着，一直没有舍得给任何人，也一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一辈子没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惟一值得纪念的东西了，那上面有他的青春的纪念，也有他最光荣的一段历史的纪念。他对桂英他们娘俩说：真的没有什么再好送的了，只有把它送给她吧！

这枚纪念章沉甸甸的压手呀!这个女知青从2队回到北京，给我给好多人打电话，告诉我们这枚纪念章的事情。她说：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收着，太沉，我觉得这是张玉钦送给咱们大家的，先放我这里保管着。

想起这枚纪念章，我的心里非常地感动。他把这枚纪念章送给我们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去世了。我无法诉说我内心的悲痛，面对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我们以往动荡的政治生活中和传统文化里，从来都只是被轻视的，不是为我所用的把他们膨胀成最大的公分母，就是把他们简约成最小的公分母。当他们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其他的人，不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而心安理得，就是选择站出身来为表白自己参与其中的伤害而不知羞愧。可悲的是，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给予他的伤害，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宽容，他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他到死对我们都是那样的有情有意，把哪怕是最后的一点关爱也给予了我们。

有时，我会想起我们曾经从小就景仰的共产党员，一般都是那些英雄烈士或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人物。张玉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一半献给了朝鲜战场、一半献给了北大荒的共产党员，一个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比那些英雄烈士差，他一样也应该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我同时也想起曹永本，一个194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一个身上留有国民党的枪击后的伤疤、脖子上留有我们2队链轨板挂上后的印痕的老党员，一个复员后在县委当了干部却辞去工职不干跑到北大荒来开荒种地的老党员，一个在最后平反党委派人找到他，要他填写任何一个数字都给予他经济赔偿，他却一分钱也不要的老党员，我真的确实无比的感动。我怎么也忘记不了，为了补写这一段的结尾，我终于辗转找到了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当时我问他们要补偿给我的这钱叫做什么钱？他们告诉我说是“血钱”，因为我毕竟为此流过了血，应该得到补偿。我说我不要，我说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战友身上流的血洇红了一片地，战友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身上的血得是流干净了最后才死的吧，他们要一分钱了吗？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呢？

我能够不感动吗？除了感动之外，就是惭愧。我见过许多党员，有些才真正是假党员，而曹永本和张玉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不为人们所知，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尺。

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

如今，看到曹永本，我想起当年他和他的战友攻打孟良崮时候的情景。那时，他才刚满20岁，他是多么的年轻。

如今，在张玉钦的家里，我们只能够看到他当铁道兵时候的照片。那时，他还不满20岁，他是那么的英俊。

年轻的时候，竟是这样快就风流云散了。

云层依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云层的后面依然会有星星。我们往往只看见了云层，而张玉钦和曹永本他们往往在看见了云层的同时，也看见了云层后面星星的光亮。也许，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差别。

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豆秸垛

在2队，我对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后的，充满着格外的感情。

现在的2队，这样的豆秸垛似乎少了许多，我看见的零星几个，被扒拉得到处散花，像是披头散发的埋汰女人，少了些清爽的生气。我们在的时候，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都要堆上这样一个豆秸垛的，我们知青的食堂前面，左右要对称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子了，高得快赶上白杨树了。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像是金字塔，在阳光照射下，如一个高个子又挺拔的女人似的，丰乳肥臀，那么给你提气。用豆秸，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会用的和不会用的，差别大多了。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地落下来，填补到下面，绝对不会自己从上面塌下来，坍塌得一塌糊涂。就是一冬一春快烧完了，豆秸垛还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化的时候那样，即使有些悲壮，也有些悲壮的样子，一点一点地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因此，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一层一层的砖往上垒的劲头和意思，和一层一层豆秸往上垛，是一个样的，得要手艺。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到收割完的豆子地里去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儿，都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能够会垛它的，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我对北大荒的豆秸垛，始终充满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组整我，说我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时候，一时，我成了不可救药的坏蛋，2队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开春时节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双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抬头一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远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围栏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个豆秸垛前等我。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晚霞无遮无拦地从西边的天际挥洒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脸上绽开了一对漂亮的酒涡。

那时候，我知道，工作组找她谈过话，让她交代出我对她讲过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没有说什么。工作组请来了场部保卫股的人，腰里别着手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找到队部的办公室里，突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让她交代问题，非要她说出我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她还是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她不想平白无故地落井下石。他们拿她没有办法。我记住了这些人的卑鄙，也记住了她的勇敢和可爱。

那时候，她才仅仅17岁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的饭盒，但我记不得她都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一头早晚要杀的过年的猪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什么叫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句成语，也记住了她和那个北大荒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土豆花

在2队，我对那片开着淡蓝色的土豆地，充满别样的感情。

我们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土豆花开得正旺，但是，土豆花不大，也不显眼，要说好看，还赶不上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鲜艳，紫莹莹的颜色，而且是一串一串的，梦一般串起小星星，紫嘟嘟的，随风摇曳，很优雅的样子，不那么大众化，好像自以为是的假贵族似的。倭瓜花，黄黄的颜色，本身就跳，格外打眼，花盘又大，远远的就能够看见，而且常常会有蜜蜂在它们上面飞，嗡嗡的，好像它们自己很得意的在唱歌。土豆花和它们一比，就比了下去，一下子就站在下风头。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2队的土豆花。在别处许多地方，我见过无数次扁豆花和倭瓜花，乃至其他菜的品种的花，离开2队这么多年以来，我还就是一次也没有再见过土豆花。

来北大荒插队之前在北京，我常常吃土豆，从来没有看过土豆花。到北大荒第一年的夏天，也是现在的季节，队上的朋友们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台照相机，拉着一起照相，照遍了队上的角角落落，把自认为好景色的地方，都当成背景照上了。最后，来到队里最西头，是菜园子的地边上了，这里长着一片绿色的叶子中间，开着星星点点的淡蓝色的小花。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们就是土豆花，只是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拉上李龙云和老朱，蹲在地头上照了一张相。然后问别人，才知道这是一片土豆地，也才认识了土豆花。

那时候，我们2队有女知青暗暗地看上了老朱，老朱人长得帅，又是好脾气，自然有好人缘。看上老朱的肯定不少，只是能够敢于表露的，当时只有这么一位，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那是我们来2队的第三年，土豆花开的时候，这位女华侨听说老朱病了，特意在食堂做了一碗病号饭，其实就是一碗热汤面，端着碗到处找老朱，老朱先躲到老农家里，又躲到更远的土豆地里，不敢露面，一时传为笑谈。

前两年，老朱出国到法国，回来路过香港，老朱这个人念旧，知道这个女华侨现在定居在香港，心想买卖不成情意在，毕竟在2队曾经一起待过，好不容易路过香港一次，应该去看看她，并还特意买了一套景德镇的瓷器，从北京带到巴黎，又从巴黎带到香港，准备送给她作为阔别重逢的小小的礼物。到了香港，老朱给她打通了电话，说是到她家拜访，她连连说她家远，你人生路不熟的，还是我来看你。老朱觉得她说得也对，想得也周到，便牺牲了和同事一起到女人街买东西的时间，开始等她。却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了星星出来了，一直等到月落西天了，人家也没有来。

这一路上，我没少拿这件事和老朱开玩笑，我说他：我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不买别的，偏买怕磕怕碰的景德镇瓷器。你买这玩意儿，就预示着不吉利，没见成人家是必然的了。佩莉就会在一旁呼应我，指着老朱的鼻子说：是，他一厢情愿。得，让人家给来了一个烧鸡大窝脖儿！

这次回到2队，我以为菜园子还在最西边的地头，土豆地也应该在那里，便老马识途似的一直往西边走。谁想到，现在土地都承包给个人了，也就没有必要整个队上种一个大菜园子了，像当年一样专门还得由老李头一个人负责侍弄，现在都是各家自己房前屋后种的小菜园子了。没有走到西边的地头，早早就看见了一块地里种的是土豆，看那叶子，我是看不出来，但那淡蓝色的土豆花，立刻泄露出它们的秘密。我忙叫来了老朱和李龙云，赶紧站进土豆地里，让别人给我们哥仨照张相。

照完后，我问起30多年前，我们哥仨在土豆地照的那张相片，当时那张底片一式三份洗印了3张，我、李龙云和老朱，一人一张。一问，他们还都保存着呢，这让我们都很开心。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叠印在我们共同的岁月里，默契一般，获得了某种特许权似的，破例允许进入我们相同的记忆里。

泥草房子

在2队，我对那些拉禾辫的，充满特殊的感情。

我以为年头过去这样久了，我们都离开2队30来年了，这样的房子该不会剩下多少了。没有想到在2队我看见那么多的拉禾辫的房子，还顽强地站立在那里，我们走之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当年我教过书的小学校，还在那里，被一家从富锦来的麦客住着，似乎30来年的日子像数码照相机里照过的相片，可倒片回放一样。

在北大荒，那些拉禾辫房子的房檐，一般都会留得比较大，因为每年开春冰雪融化的时候，房顶上的积雪和房头的冰凌，化开之后，都得从房檐流下来。房檐留的窄，冰水滴答下来，就打在自己的门前和窗户上了，出门不小心会滴答到自己的头上，也会把门前弄得很脏。冰水流得离门和窗都远一点，好清扫，也显得干净一些，毕竟开春的北大荒化雪的时候是埋汰的季节。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宽绰一点的房檐，有一天对我们竟派上用场，而且让我们是那样的难忘。

那一年，也就是工作组整完我们“九大员”之后，他们撤兵了，我们“九大员”被分到了六个地方，打得七零八落，如星云散去，省得我们聚在一起惹事。那时，李龙云和同一台康拜因的一个北京女知青有那么一点意思，临别的时候，对那个女知青说：我走以后希望你能够给我写信。那个女知青连想都没想，几乎是本能反应一般脱口而出，回答的实在有些拙劣：你要给我写信我就给你写。这样的回答，很让李龙云心里搓火。什么事呀，本来挨整让人家给棒打分散心情就不好，还是鼓足了勇气才对你说的这番话，你倒好，拿着豆包不当干粮，还说什么我给你写信你就给我写信!

李龙云到了59队后，没有和她再联系，彼此的自尊，都像是一把钝锯拉扯着时间和距离，时间一长，只好大家帮忙，从中做一番穿针引线的工作。那时，李龙云已经从59队调到了建三江的宣传队，我和老朱自告奋勇，过七星河去找李龙云，当一回蒋干过江的说客。李龙云心里并不情愿，看着我和老朱大老远的来了，没有驳我们两人的面子，只好跟着我们回到了2队。

秋子当时在25队，晚上，就把我们3人和那位女知青一起拉到25队，把李龙云和那位女知青放在他们队部办公室里，让他们两人交谈，我们其他人都跑到外面边聊天边等。正是夏天，我们在野地喂蚊子还好说，那天晚上，偏巧突然下起的暴雨劈头盖脑地向我们浇来，25队是刚刚建起来的新开荒点，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躲都没处去躲，一下子非常的狼狈。四周寻摸了一番，惟一可以躲雨的地方，就是拉禾辫盖成的办公室的那个比较宽敞一些的房檐下了。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虽然都觉得人家正在里面进行重要的会谈，躲到那里去，是有些不大合适，但是，面对越下越大的暴雨，而且看来一时半会儿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最后，我们不得不跑到那房檐下躲雨了。

其实，那一夜莽撞如牛的暴雨，已经把我们淋得浑身连裤衩都湿透了，再躲在房檐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毕竟那房檐下有灯光从屋里透过来，给了我们一点温暖，远处传来的隆隆的雷声显得不那么可怕。暴雨如注，敲打在荒原和房顶上那激越如鼓的声音，也显得温柔了许多。

从在北京出发的列车上，一直到在2队，我们和李龙云多次说起这段往事，开玩笑地说他那时候雨下得多大呀，你们两人在里面愣是不知道外面下雨，把我们淋得跟落汤鸡似的。而别人则替李龙云说：你们躲在房檐下是想偷听吧？欢笑和玩笑，掩盖了当时我们多少的尴尬和无奈。

许多往事都只是如烟过去而没有踪影，许多事情都只是无花果而没有结局。我们的青春的初恋，大部分发生在北大荒，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那时的感情真的是格外清纯。在那个并不清纯的革命年代里，许多毫无人道与人性的残酷事情，在我们的眼前频频发生着，我们的爱情却是那样对比鲜明的清纯，像是惟一可以安慰我们自己那开放在污浊中洁白的睡莲。那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并追求那种清纯，清纯中含有的天真，单纯与清白，可能使我们的青春显得有些质地单薄和色彩单一，但我还是无限怀念那时的那种清纯。在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列宁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常常地想起。列宁说：“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每逢我想起列宁的这句话，我都忍不住在后面加上一句：“你单纯得就像婴儿的眼泪一样！”

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你单纯得就像婴儿的眼泪一样！

我的2队的豆秸垛！

我的2队的土豆花！

我的2队的拉禾辫泥草房的房檐！

叶至善先生帮我走出了厄运

苦闷中的写作

祝英建带路，带我向猪号走去。他知道，猪号是我回2队最想去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在跟着我、等着我，好让他给我带路。

开始他告诉我：猪号早没有了。他不说，我也知道没有了，1982年，我来2队，猪号就已经没有了，那时是荒草一片，掩映着猪号几乎看不出来的那一堵断壁残墙。

他又对我说：烀猪食的那个饲养棚，和你在猪号住的地方，现在盖起了新房子，我就住在那里。

我说：那你也带我去。

他笑了笑，看看我，又看看其他人飞鸟归巢一样，纷纷跟着别的人家飞走，寻找各自在2队的老窝去了，只剩下他、我和我的妻子。刚才喧嚣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正午的阳光，热辣辣的，很执著地只照着我3个人。风中扑满植物的叶子、灶台里柴火以及泥土和牛马鸡鸭粪便散发出来的混合气息，这时候，好像藏了好久才从喧嚣中脱身而出，让我嗅到。这才是2队的味道，原来我在2队的时候，就是弥漫着这样的味道。

祝英建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老了许多，白头发很多，皱纹也爬上了鬓角和眉梢。1982年，我回2队，要离开的2队的时候，他领着他的儿子使劲地跑，一直跑到大道上，气喘吁吁地追上了我，见到我，非让他的儿子给我鞠一躬。那时候，他的儿子不大，也就几岁的样子。他儿子的那满90度的一躬，让我惊奇，让我感动，也让我难忘。

祝英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恩。我们刚到2队的时候，他和赵温那三个“反革命”一起，都在挨批斗，同样17斤半的拖拉机链轨板三块，一样挂在他的脖子上，那时，他也就十七八岁，比我还要小好几岁。他是从山东来北大荒支边的青年中最小的一个，调皮，一肚子坏水，经常搞一些并不高明的恶作剧，主要的罪过是一次他给地里送饭，他愣是往一桶菜汤里尿了一泡尿。一下被打成了“坏分子”，和赵温他们一锅烩了。我们都挺同情他的，这泡尿固然可恨，但没有人认为这泡尿的罪过就得一定非要挂三块链轨板来批斗，自然就为他鸣不平。那时候，我们就是那样的年轻气盛，自以为是，包打天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的心里明镜一般清楚，等落实政策以后，他对我们知青一直很好，常常和我们套近乎，总希望能为我们做点什么事情才好。比如，我们夜里要是到地里干活了，或者跟着马车外出得很晚才能够回来，一般都是他自己或是他和打更的小雷一起，在马号里、场院里点亮一盏马灯，或者在地头烧起一堆篝火，等着我们回来。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彼此心照不宣，这样的事情过去了许久，还能够记得很清楚。

这就是猪号了！祝英建指着前面的一排房子对我说。

我认不出来了。2队民居的房子已经蔓延到了这里，我在的时候，这里是很偏僻的。眼前，几间砖房前，是一人多高厚厚的木板搭起的围栏，横七竖八的，不那么规整。大概是风吹的缘故，有的木板前被顶上了大木头柱子，才勉强地使那围栏虽然东倒西歪还不至于倒塌。房子是比原来的好多了，但周围的凌乱，远不如原来猪号那样的干净整齐，而且具有规模。也许，只是我自己的想像，在想像中，什么东西都在无形地变了样子，涂抹上今天的色彩了。

祝英建指着最西边的那间房子对我说：现在这是我的家，原来的饲养棚。

原来的那口井呢？那时，我们都要从那口井挑水喂猪也喂人。

早都填死了。

然后，他指着他家旁边的那间房子说：你原来住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

是的，就在这里。我就是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冬一春。那些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那些个春花烂漫的夜晚，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度过的。我很想走进那家人家里去看看，可惜，主人不在家，门锁着。

许多眼前的事情，忘得很快、很干净，许多遥远的事情，却记得很牢，就这样不请自到。猪号，是我的一个伤疤，现在看来，那伤疤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当时对于我却意味着伤口很深，你以为后来它愈合了，其实那不过是结痂而已，只要稍稍一碰它，还会如葡萄一样无可救药地流出汁水来。猪号，就这样成了我的一个越系越紧的结。

那些个大雪封门的夜晚，我无处可去，只好闷在猪号里，随着雪飘来风打来，寂寞无着地一天天数着日子过。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光阴，特别是对付常常夜晚睡不着觉时袭来的心灰意冷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雪扑窗的嚎叫，我找了一本学生做作业的横格本，拿起了笔，买了一瓶鸵鸟牌墨水，开始写东西。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可敬的叶至善先生

我一直认为，爱情和写作是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处于压力和压抑中的知青的两种最好的解脱方式。在没有爱情的时候，我选择了写作。收完工，把猪都赶回圈，将明天要喂猪的饲料满满地烀在一口硕大无比的大铁锅里，我和小尹也喂饱自己的肚子，我就开始拿出我的那个横格本写作了。每天开始写的时候，小尹都帮我把马灯的捻儿拧大，然后跑到外面的饲养棚里，往烀猪食的灶火里塞进几块南瓜。当他把烤好的南瓜香喷喷地递到我面前时，往往是我写得最来情绪的时候。那真是一段神仙过的日子，让我自欺欺人地暂时忘却了一切烦恼，几乎与世隔绝，只沉浸在写作的虚构和虚妄之中。

我把那个横格本写满，密密麻麻地写了整整10篇散文和小说。放下笔，合上本子，写作时候的那种快乐和由此漫漶的虚妄，忽然一下子消失了。因为那时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已经被停办，所有报纸上也没有了副刊，我有一种拔剑四顾茫然一片的感觉，找不到对手，找不到知音，我写的这些东西也找不到婆家。它们的作者是我，惟一的读者也只是我。我不知道自己写的这些东西的价值，它们是不是我想像中的文学，还值不值得再继续写下去。如果这时候能有一个人为我指点一下，那该多好。但是，那时，我能找谁呢？我身边除了小尹和这群“猪八戒”，连再见一个人的机会都没有，离农场场部穿小路最近也要走18里地。窗外总是飘飞着大雪，路上总是风雪茫茫。

一个熟悉的老人，这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就是叶圣陶老先生。其实，我和叶老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我能找他麻烦他老人家吗？我读初三的时候，因为一篇作文参加北京市作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叶老先生曾经亲自批改过这篇作文，并约请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到他家做客。只是见过这样一次面，好意思打搅他老人家吗？况且，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人家是在被打倒之列，这不是给人家乱上添乱吗？

但是，我不死心。最后，我从那10篇文章中挑选了其中的第一篇《照相》，寄给了叶圣陶老先生的长子叶至善先生。当然，这更有些冒昧。因为我只是在初三那年拜访叶圣陶老先生的时候见过叶至善先生一面，他只是在我进门的时候和我打了一个招呼，送我走进叶圣陶老先生的房间而已，甚至我们都没有说过什么话。但我知道他那时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是一位自1945年就开始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和叶至诚、叶至美三兄妹合写过《三叶集》一书，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看过他写的科幻小说《失踪的哥哥》。于是，我跑了18里地，把信和稿子寄了出去。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还记得8年前曾经到他家去过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

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的信件都是邮递员从场部的邮局送到队部，我们再到队部去取。那天黄昏，是小尹从队部拿回来的信。他老远就叫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会是叶先生的回信。接过信封，看见的是陌生的字体，但下面一行却是熟的发信人的地址：东四八条71号。我激动得半天没顾得上拆信。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只是一个倒霉的插队知青，天远地远的，又在那么荒凉的北大荒，叶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说来也巧，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

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

那些珍贵的信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接到他一封厚厚的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到他这样厚的信。我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将我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大卸八块地修改了一遍，还怕我看不清楚，亲自替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寄给我。望着他那整齐的蓝墨水笔迹，我确实非常感动。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可以说我接受了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两代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帮助，他们都是做了这样大量的工作，给予我如此看得见摸得着的指点。可以说是他们手把手地引领我步入了文学的领地。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难得的无私和真诚，那种对文学和年轻人由衷的期待和鼓励。他们那一辈人宽厚的心地和高尚与高洁的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以企及的。

当初叶至善先生写给我的那些珍贵的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

复兴同志：

寄来的四篇稿子，都看过了。

《歌》改得不差，用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上可以‘定稿’。我又改了一遍，还按照我做编辑的习惯，抄了一遍。因为抄一遍，可以发现一些改的时候疏忽的地方。现在把你的原稿和我的抄稿一同寄给你。

重要的改动是第二页，把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改成：‘寻找作者，了解创作思想。’文章结尾并没有找到作者，可是这支歌的创作思想似乎已经说清楚了。这样改动勉强可以补上原来的漏洞。

有些地方改得简单了一些，如第一页，既说‘到处可以听到’，似乎不必再列举地点。谁唱的这支歌，后文已经讲到，所以也删掉了。有些地方添了几句，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些。

关于老团长在南泥湾的事迹，我加了一句。用意在于表现一个普通战士，经过革命的长期锻炼，现在成了个老练的领导干部。

有些句子，你写的时候很用心思，可是被我改动或删去了，如‘歌声串在雨丝上……’，‘穿梭织成图画……’两句，不是句子不好，而是与全篇的气氛不大协调。

要注意，用的词和造的句式，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重复。只有在必需加强语气的时候，才特地用重复的词，用同样的句式。

《歌声》改得不理想，也许我提的意见不对头，也许是对要写的主角，理解还不够深。是不是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和我提的意见一同寄给我，让我再仔细想想，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有没有再做修改的办法。

《树和路》也不好，写这种文章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没有什么情节，又不能说空话，即使是华丽的空话。是否暂时不向这个方向努力，还是要多写《歌》那样的散文，或者写短篇小说，作为练习。

《球场》那篇，小沫（叶至善先生的女儿——肖注）说还可以，我觉得有些问题，让我再看看，给你回信。

这三篇暂时留在我这里吧。

想起《照相》，我以为构思和布局都是不差的。不知你动手改了没有。主角给‘我’看照片的一段要着力改好，不要虚写（就是用作者交代）的办法，要实写，也就是写主角介绍一张张照片的神态和感情，这种神态和感情，主要应该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希望这篇文章能改好。如果再寄给我看，就把原稿和我提的意见一起寄来。

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愿意像你一样下功夫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寄些文章给我看看。我一向把跟年轻作者打交道作为一种乐趣。

祝好。

叶至善

在那个多雪的冬天，盼望着叶先生的信来，是那个冬天最美好的事情了。

作品发表了

在叶至善先生具体的帮助指点下，我在那个冬天一共完成了两组文章：“北大荒散记”和“抚远短简”。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2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在搞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活动，征文成为了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我先拿出了那10篇文章的第一篇《照相》装进信封里，并在右上角剪一个三角口，不用贴邮票，先寄给了我们当地的《合江日报》。真的像叶先生说得那样：“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很快就发表了。花开了，春天真的来了。新复刊的《黑龙江文艺》（即《北方文学》），很快在复刊号上也选用这篇《照相》（当时《北方文学》的编辑后来的副主编鲁秀珍同志亲自跑到我喂猪的猪号找我，拿走了这篇文章，我应该记住她）。以后，我写的那两组文章中不少文章也发表了，尽管极其幼稚，现在看起来让我脸红。但是，令我永远难忘的是，在我最卑微最艰难的日子里，叶先生给予我的信心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以及超越文学之上的友情与真诚、关怀与期待的意义和慰藉。

记得是那样的清楚，《照相》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我的厄运终于走到头了。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已经不在猪号了，调到武装营组建宣传队。那天黄昏，武装营部旁边的小学校里跑出一个女教师，手里扬着刚刚到的一张报纸，推开营部的窗户告诉我：你看见了吗？你的文章发表了！

那个女教师，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

现在，她就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走进祝英建的家。家里没有人，我问他的儿子呢？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提起他的儿子，他挺自豪的，指着墙上挂着的镜框里的照片告诉我：前年征兵，两个儿子报名后检查都合格，两个儿子都想去当兵。不能都走了呀，就剩下我们两口子，得有人帮我们干活呀。我就到富锦找到那里的征兵处，这不最后留下一个儿子，和他妈到地里干活去了。

从祝英建家走出来，沿着他家的围栏往西走，就是2队的边缘了。当初也是，现在还是。不同的是，当初我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原，现在已经开出荒来，绿油油一片。不过，眼前的开阔，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眼能够望到天边，平铺到地平线的大豆，浓绿色豆叶，取代了原来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滚着层层的绿浪，一样芳草碧连天的劲头，是惟一像原来猪号的感觉了。

走上了一漫不高的小土坡，往下看，突然是一片姹紫嫣红，除了玉米高高的正在秀穗，屏风一样站在最外面，其余种的都是矮了一截子的菜和瓜。架子上的茄子黄瓜西红柿和倭瓜，满地爬的西瓜香瓜萝卜洋葱和卷心菜，红的红，黄的黄，紫的紫，白的白，随意而恣肆地疯长着，周围也没有一点围栏和遮挡，真是开阔而自由自在。让我忍不住想起萧红写过的她家的后园里，那些想爬上架就爬上架、想爬上房就爬上房的倭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的黄瓜，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的玉米……

这符合祝英建的天性，也是当初我们的天性。可惜，那时，我们把这样的天性扼杀了，我们便没有像祝英建这样在猪号旁边开出一片菜园子。

远处大豆地里像海一样翻滚的豆叶，绿浪从天边涌来，涌到菜园，涌到我的脚下，喃喃自语似的，诉说着今天对昨天的问候。

那一时我不敢再回头

不敢回头

从原来的猪号出来，我让祝英建带我去老王家。老王原来是猪号的班长，他先后领导老朱和我在猪号养过猪。想想，也真是有意思，我从建三江宣传队回到2队，李龙云去了建三江宣传队；我回到2队的猪号，老朱从猪号调走到了场部的宣传队——我们三人像是让人给玩了一把跳棋的游戏。

老王是好人，不爱说话，不管外面“棋盘”上的风云变化，只管养他的猪，我和老朱谁去了他那里，他待我们都很好。在他的眼里，我们还都是孩子，而且也应该说是有正义感和有才华的好孩子。这是他心里牢靠的定海神针。

想起老王，我就想起猪号的那口井。冬天，我最怵头那口井，井沿结起厚厚的冰如同火山口，又滑又高，我打水时常常把水桶掉进井里，都是老王帮我再捞上来。我的尴尬面对的常常是他抖动结满冰霜胡碴儿上宽厚的笑。

我也想起那年的冬天，呼啸而至的暴风雪在半夜里吹开了猪栏，猪崽子跑了出来，老王带着我和小尹追猪，一起掉进荒原的雪窝子里，冻成了雪疙瘩，老王的老婆抱着在自己家热炕头上早就烫好的大衣裹着我焐热我。

那是我人生的冰封季节，有着老王一家给予我的暖流，抵御着外界的寒冷。

通往老王家的路，我已经不认识了。2队的两条南北大道，连接着人们的住房，格局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拉禾辫的旧房子之间，盖起了新的红砖房，新旧杂陈，将历史和现实交错在一起，显得错位一般。似乎主人忘记了，应该在客人来之前把旧的东西收藏一些才好，还是让它们那样大大方方地亮在那里。路上没有一个人，清静得像是走在冥冥的梦里一样。有小孩子抱着篮球，趴在自家的院墙上好奇地看着我走来，两眼乌黑，一声不响。正是正午时分，各家的烟囱冒出了袅袅的炊烟，柔和地飘浮在湛蓝的空中，然后再不动窝，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里。

老王已经搬了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家应该是2队的西头，现在却搬到东边。祝英建对我说：没错。就领我迈过一条水沟，跨进了老王的院子，径直走进老王的家。他的家很奇怪，厨房在前，住房在后，穿过厨房，刚进家门，老王的老婆迎了上来，直问我是谁啊？我走到她的身边，告诉她：是我，我是肖复兴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连连说：是你呀，我眼睛不行了，看不清了。然后，她告诉我：老朱刚才也来了，老王和他们到队部去了，那边催他们快去呢！

我知道，那里已经备好了杀猪菜，2队为了迎接我们，特意杀了一头猪，二胖主厨，现在2队上的红白喜事，都是他亮手艺。中午大家要在那里好好聚聚。家里只剩下了老王的老婆一个人。她用眼睛凑近我，仔细瞅了瞅，对我说：你模样没怎么变。我问她：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她摆摆手，说：我的心脏不好，眼睛也不好，你看，我的这只眼睛是假的了，我不敢和老王去队部看你们。

我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看见她昏花而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我看见她家还是老样子，简陋的陈设，还顽强地站立在以往的岁月里，掉了墙皮的灰白的墙上，挂着的还是那个老镜框，里面还摆着我和同学们当年在这里照的照片。我的心里一阵发热，忽然明白千里万里地回来为了什么，遥远的2队正因为有老王和他老婆他们这样的人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来，但也只是回来看看他们而已，能为他们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他们却一辈子在这里，在这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做不了什么，就别那么轻易地忘掉，我们的青春是和这些人对我们的关爱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