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咳嗽了一声。两个人很吃了一惊，这就是公园那个收票的男人。他穿一件蓝格子的土布衣服，胸口上有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脸上黑黑的，手臂上套了一只红色的袖章。原来他一直跟着他们，并且他容忍了他们刚才的亲热。他咳嗽了之后就将眼光看着天上，似乎在看银杏树的顶端有什么鸟在叫。
他用道地的浦东话说：“年纪这样小香面孔勿好的。”随后就往回走了。
两个人于是也尾随着他走了，走出了他的公园。那个卖票的女人正在门口眼睛一眨不眨盯着他们看。
这才注意到门口不远有一张告示，上面写着：
最高指示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最近，本兵团了解到不少流氓阿飞利用浦东公园地处偏僻地段，游园的革命群众较少，以为有机可趁。在公园内进行种种流氓活动。还有不少未成年的中学生在园内非法恋爱。是可忍熟不可忍！
本兵团特此警告，革命群众今后发现上述情况，一律扭送到本兵团团部处理。本兵团也要加强巡逻，严厉打击一切流氓阿飞。
上体司搏斗兵团黄浦分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陈瑞平一眼就看出了“熟不可忍”应该是“孰不可忍”，再看一眼就有了后怕，背后就冒出了汗。这个“搏斗兵团”的厉害他是知道的。这个看门的男人显然是善意的提醒。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脸上的忧郁还是他们的年轻和清纯使那位看门人心软了？还是因为看门人身边有一个乡下女人在卖票？上海乡下女人心是很软的。
生逢1966 18(7)
他们平平安安离开了公园。
然而，瑞平的心并不再平安。以前他看到搏斗兵团的告示从来没有害怕过，现在他要问自己了：“我们还是正派人吗？”
回家。他们洗澡，吃饭。然后又是残酷地空闲了起来。他们又用蛋糕盒子和月份牌进行了交流。利用夜幕的掩护，他们又出门了。这回他们要到苏州河边去碰碰运气。
他们的运气依然不好。不仅是苏州河像乌贼汁水一样墨黑的河水中有一种如坏了的鸡蛋一样让人窒息的气味。他们走进的是一个不设门的小码头。卷扬机闲散在一边，又有高高的沙子堆可以掩护。此刻正好没有什么驳船靠岸，工人已经下班。
两个人正要一先一后坐下的时候，不料背后有人说话：“给我五分钱。”这是一个小孩，一个几乎没有穿衣服的小孩，他大约十岁，浑身粘满了灰尘。他走近了，能闻到一股很久没有洗澡的隔宿腐败气息。小孩完全像是一个精灵，他说的不是上海口音，不知道他是怎样到上海了的，不知道这个小孩今后会是怎样。也不知道他是怎样逃过了警察和治安队员的。在黑暗中，他伸出一只手来，手臂上满是沙子。汪蓓蓓从裤袋中拿出一个五分硬币，想了一想，又拿出一个，她将钱放在堤岸上。两个人又走了出来。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走着。这个接近裸体的小孩就跟在他们的背后，手中紧紧捏着两枚硬币，赤裸的脚走得飞快。汪蓓蓓于是很后悔给他钱。他们像逃一样在福建路乘上了一四路。小孩很心疼钱，没有上车。突然是一片喧哗，可能小孩拿走了正在乘风凉的人的什么东西，满街的喊打声。小孩黑黑的身影在暗淡的灯光下逃遁。
当一四路到东新桥的时候，他们对看了一眼。知道整整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余下的只有回家。上海当年商店已经在五点关门了，每条路上除了革命的人们，很少有人在走路。只有很多的耐不住热的人们，将自己的长椅、帆布床、门板、放在外面乘凉。没有麻将，打扑克也被禁止。于是他们用传递种种小道消息歌颂文化大革命。先后穿行在这样的人群中间的陈和罗显然非常的紧张，他们连接近的机会都没有。还时时怕有同学认出他们来。他们在人群中是很孤寂的两个。
黑黑的夜色。陈瑞平被一个恶梦惊醒。其实不是什么恶梦，只是他再次梦见了他的父母。他已经忘记了梦是怎样叙述的，这是怎样一个征兆他也不知道。他觉得这是一个恶梦是因为他不敢梦见他们。最后是父母的手中牵着一个黑黑的小孩，这小孩可能是当年的他，也可能是今天他们遇到的那个混身散发着腐败气味的赃孩子。他惊讶孩子怎么这样频繁出现，他没有探究出什么来，只感到自己身上已经有着那种腐败的气味。
生逢1966 18(8)
他望着天花板，没有看见对过的灯光。不知道汪蓓蓓睡得好吗。
生逢1966 19(1)
这一天，他们去了黄渡。
大清早，汪蓓蓓就在蛋糕盒子上写下“今天我要到黄渡去和外婆告别”。陈瑞平犹豫了一下，就写上了“我也去”。他跟着蓓蓓上了一辆车又换一辆车，一连换了三辆车，完全像是当年地下党在接头，才上了郊区线。
黄渡还是那个黄渡。还是那样陈旧、破落。从车站往千秋桥一路走去，这一段路没有人注意他们。陈瑞平就告诉汪蓓蓓早上的事情，只是没有将谢大姐的话说出来。和陈瑞平非凡欣赏李庄的智谋不同，汪蓓蓓关心的是赤裸着被送上车的董晴文，说是这对一个女人是太残酷了。不知道她以后怎样做人，又说，男人的事要拿女人出什么气？后来又很关心李庄四岁的女儿，说最苦的其实是小孩。
又到了千秋桥，桥前后没有什么人，也没有见到什么船，只有那幢有着伸出的屋檐的房子还在。蓓蓓和瑞平不约而同注视着密密屋顶中的这一个屋顶。在这个屋顶下，有过往事。蓓蓓说小娘舅会来接的，他们就在这里等着。
又到了千秋桥，桥前后没有什么人，只有那幢有着伸出的屋檐的房子依然在那里。蓓蓓和瑞平不约而同注视着密密屋顶中的这一个屋顶。在这个屋顶下，有过往事。
一只小小的水泥船悠悠地过到河埠头，接了他们两个。小娘舅是一个30多岁的人，正是农忙，脸上黧黑中透着红，他敞开了破旧的土织布中山装，赤裸的胸脯上，肌肉在随着摇橹的手势起伏。橹在水中走着“之”字，船头不时擦着芦苇和芦竹，经常有越出围栏的水葫芦在船边荡着。蓓蓓看见前面岸上有着一簇簇紫色的星星点点的花，就让小娘舅的船往边上靠靠。瑞平伸出长长的手臂，将花采了下来，船头上就有着一堆野花。
“妈妈说过，她愿意到海里去。”
“苏州河流到黄浦江，黄浦江流到长江，长江流到东海。妈妈在东海等着。”
蓓蓓和瑞平就在船的两面，往水里抛着花。小娘舅就边摇橹边看着他们。瑞平往苏州河里抛完了花，感到好像做完了一件事情。
船靠上了河埠头。他们走进了小卖店。外婆正躺在里间的竹塌上，舅舅们忙碌着进进出出。因为受了风寒，外婆病倒了，还并发了肺炎。刚刚从卫生院挂盐水回来，外婆似睡似醒，这样的大热天，外婆的身上一点汗也没有，脸像搽了胭脂一样，红红的。让蓓蓓摸着她的手，手像火炭一样滚烫。然后她将蓓蓓抱着，让蓓蓓的脸贴着她自己的满是皱纹的脸，眼圈红红地说：“一去不知道要哪年哪月才能回来。”然后又说，“出门在外，心口上面一把刀，凡事要学会忍耐，做女人的性子要耐。不能太要强了。你吃的苦全是太要强了。”
生逢1966 19(2)
蓓蓓应承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外婆在枕头底下摸阿摸，摸出了一个很旧的生够了锈的老刀牌香烟罐头。这样的香烟罐头，上海市场上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了。里面卷着很厚的一叠港币，她把罐头交给了蓓蓓。说，“我和你外公没有积蓄，这些钞票是你妈妈寄来的，她不能在那里做医生，全是她踏洋车赚来的。那个男人不是好户头。你要当心。”
蓓蓓不愿要，说是在新疆就挣钱，很快自己又能赚钱了。外婆火炭一样的手像钳子抓住蓓蓓，硬往蓓蓓的口袋里塞。难为一个病人有这样好的气力。
外婆看见在蓓蓓背后的陈瑞平，就将舅舅们全支开了。独独留下他们两个。她挣扎着，要靠起来，一动她就很喘。蓓蓓拿过一把芭蕉扇，为外婆轻轻摇着。
“外婆上次看见你们两个，知道你们是有情无缘。你们站在一道，我一看就晓得非常般配。男的人高马大，女的秀气遐来。要成了一家，像是在蜜糖里。可惜，你们饶不过一个命。”
外婆的眼睛突然有了一点光亮，就像是在黑暗之中两点萤火。她说：“我很想说一句闲话，如今是生离死别，也不要顾那么多了。你们做过了没有？”
知道外婆在说什么，蓓蓓慌了起来，脸上一阵红晕，连忙说：“外婆，你怎么能那样说。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就、就、就……”
外婆冷笑起来：“有什么稀奇的，晓得要分手，做了再说，免得以后后悔。分开之后就要晓得忘记掉，一刀两断。你们连古代的人都不如，古代还有一个西厢记，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叫莺莺，还晓得自己去相女婿。你们两个人眉来眼去，我老太婆老早就看在眼里了。”
蓓蓓看看陈瑞平，陈瑞平尴尬地笑了笑。她不是自己的外婆。他很羡慕蓓蓓有这样的外婆。在外婆的面前，他们像是全身透明。那对混浊的眼珠，简直就像魔法师手中的水晶球。他想起上次和外婆见面还是笑声连连。现在说什么全是很沉重的。
外婆喘了口气，她是农妇，说话直白：“一只母牛，套在地里耕田的时候，见到公牛走过，还要哞哞的喊两声，何况人呢？人又怎样呢？你们活到外婆这样的年纪，看人就和看牛没有什么区别了。这都是天生的事情。上海房子小眼睛多不方便，石库门又是那样没出息的地方。外婆不是外人，又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老太婆。你们将门关了，只当外婆困着了。你们就……”
蓓蓓和瑞平惊惶得很，即使他们有胆做，也没有胆说出口。外婆咳嗽起来，咳得隔壁小娘舅连忙拿了咳嗽药水和大麦茶进来了。
“我苦命的外孙囡啊！又要出远门了……”外婆就哭起来了，便哭边咳着。然后她让小娘舅去拿那个白色的土布包。里面有着八个闪闪发亮的康熙罗汉钱。“蓓蓓你拿去，外婆以后用不着了。自己外孙囡的命这样苦，算命作什么？牛吃稻草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
生逢1966 19(3)
“外婆，我不能拿的，外婆，你说过的，这是清朝庙里佛像上的铜做的，里面有黄金的，能避避邪气。你年纪大了，还是陪伴你吧！”
外婆用手在空中一挥，很像是要和谁相打。她喘着说：“你留着吧，你要避邪，瑞平要避邪。外婆已经活够了，外婆还要避什么邪？记得，平、球、王、元、斗、非、半、米，金子佛像保佑你们一辈子。”
外婆最后突然瞪大眼睛看着陈瑞平。过了一歇，让小娘舅拿来老花眼镜，罩在眼睛上，从上到下仔仔细细看了一回陈瑞平的脸。长叹一气，没有话说。这样一看，让陈瑞平慌了起来。他不知道外婆看到了什么，便很紧张地问了两句。外婆说没有看出什么来。问得紧了，外婆才说：“你要记住，什么事全会过去的。不要往死里去想。倒是现在要想一想你还活着，一根汗毛也没有少，你还那样年轻。没有毛病，没有少了手脚。”陈瑞平和蓓蓓听得害怕。外婆叫瑞平过去，用一双苍老的手在他的背上抚摸了很久，老泪纵横。过了一会，才说：“人要活得长久一点，人要活得比事情长，活得长久，就可以把路走完了。晓得了？”
陈瑞平说已经记得了，他走了一条漫漫长路，一直没有转过弯，现在知道路上写着的全是悲剧，他根本不知道何时会结尾。瑞平没有料到外婆会说出这样轰轰烈烈一番话，病病弱弱的一个老太婆，好像这世界全部看通透了似的，什么都奈何不了她。连死亡也是，文化革命也是。外婆笑了笑，老年人的表情本来就不丰富。这一笑是带着苦味的，就很叫人惊惧。外婆就背过身子睡下了，好像把所有的事情全部交代完了。
他们是在外婆家吃了午饭才回家的。外婆一家吃饭全部还是岗尖象丘陵一样，连生病的外婆也用开水泡了，吃了大半碗。蓓蓓和陈瑞平吃得很少。小娘舅摇着船送他们，小娘舅说：“知道你要走，外婆哭了不知多少次，你虽然是她抱来的，总比亲生还要亲生。”
蓓蓓说：“我夜里做梦，从来没有梦见我的爸爸妈妈，一做梦就是外婆和好婆。”
“人强不过命啊！”小娘舅叹惜道。然后对瑞平说：“你以后也可以来走动走动，黄渡终归还有一点风景。夏秋光景，瓜果总是有一点的。”
摇到千秋桥，小娘舅对瑞平说：“外婆年纪大了，你就当她瞎七搭八。外婆其实从来没有给人算过命。算命是迷信。”瑞平就点点头，不再说了。
很久很久以后，那刻骨铭心的日子总会在毫无预感的时候进入陈瑞平的梦中。陈瑞平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那些日子是自由的，但是又极大的不自由。他们正像是在两个笼子中的鸟，互相叫着，对望着，就是不能飞出来。甚至除了关到一只笼子中，没有别的办法。每时每刻又总是有着秒表的声音在催着人，其中有一只鸟笼子很快就要被人提走了。两间小小的屋子是笼子，屋子外面也是笼子，不过是大一些罢了，石库门和那个特定的时代的精神体系交叉着，无形迹地笼罩在空中。
生逢1966 19(4)
第三天是很忙碌的一天。汪蓓蓓将所有的时间全用来接待客人。客人也送了一些东西来。无非是一些土产，例如笋干，赤豆，西米，大白兔糖。这时的上海人有一点夜郎自大，还以为香港是一个小地方，其实上海当时能自豪的东西在香港全部都有，要票的东西在香港全都不要票。这些东西名义上全部是送给好婆的，所以蓓蓓还必须一样一样都收到旅行袋中，原来的五十公分旅行袋显得太小了，下午蓓蓓又到淮海路第二百货买了一只六十公分的帆布大号旅行袋。太重了，她不能将两只旅行袋左右手各一只提着，就用毛巾系着，一前一后，像跑单帮一样。
蓓蓓在镜子里见到了自己的滑稽相，特地跌跌撞撞走到窗前，让陈瑞平看。瑞平大吃一惊，连忙摇晃双手，要她放下来。蓓蓓就是不放，在那里左一下右一下扭了起来。两只沉重的旅行袋就晃了起来。瑞平的脸惊惶得变了色。这样的脸色大概让蓓蓓很开心，她就将旅行袋放下。咯咯笑了起来，她笑得很灿烂。瑞平却虎起了脸，随便抓过一张纸，潦草地写：“当心！当心！！当心！！！这些全部由我来扛。”
蓓蓓这才收去了笑容，换了一张脸，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这天的下午，瑞平特意到照相馆去了一次。照片清洗出来了，但是照相馆的人说，第四张，第一一张到第一五张照片情调很有点不对。例如第四张手在理头发，有小资情调。第一一张双手放在胸前，像是正在祈祷。还一再追问，照片上的人是谁，和拍照的人是什么关系，警惕性是很高的。有问题的底片片已经被剪掉扔进了废纸篓，还给陈瑞平的底片全部是剪得一截一截的。所有放到四寸的，都是瑞平认为最差的。他藏起了一张，那张特写面部占去了三分之一，动作上没有什么“越轨”，但是眼睛特别迷离，有一种别样的妩媚。
回到弄堂就遇到了小妹，小妹正在弄堂口做手工，她正在拆纱头。小妹是用一个啤酒瓶盖子来拆的，她有本事能在一块纱头中找到一根关键的线，于是很快就能片刻将一块纱头变成了一团柔软的回丝。如今的小妹和当年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不是同一个人了，小妹很久没有打球，她的脸就由近乎黑色变得白净，丹凤眼在米白的脸上也就非常飘逸。她随随便便穿着一条家做的短裤，就和石库门里任何一个女孩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小妹令瑞平有一种亲近的幻想。继而他的心就像是被咬一样的疼痛。
当瑞平走过的时候，小妹正好将一团回丝放到一个大口袋中，一抬头，她就见到瑞平，就说：“瑞平，我还欠你一点东西。”瑞平就说：“没有什么欠的了。”说着眼圈红了。
生逢1966 19(5)
小妹看了不忍心，将装纱头的饼干筒往边上一放，就对瑞平说：“跟我来吧。”小妹的家在亭子间里，大同坊的亭子间只有七个平方米，在瑞平家中，这样的亭子间是劳动大姐睡的。长脚阿蔡已经是长脚了，再加上小妹妈妈也不是一个矮人。小妹也有一米七四。七个平方如何居住三个人是很叫人奇怪的。瑞平以前一直没有到小妹的家去过。小妹的妈妈倒是经常要瑞平到前弄堂去玩，只是妈妈却不愿意，说是瑞平看见人家住这样差的房子，说不定会说些什么话扫人家的兴致。这天走上楼梯才知道，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阿蔡还搭上了一个小阁板。朝北的亭子间本来就很暗，搭上阁板之后，更显得暗了。阁板搭在长脚阿蔡夫妇的床上面，就像是集体宿舍的双层铺，上层稍稍狭了一点，房间里除了一只很陈旧的简易五斗橱，就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了。瑞平这才知道小妹一家几乎所有的事情全在弄堂里做。他在墙角见到了一块圆的胶木板，这就是他们吃饭的饭桌。
小妹的妈妈在楼下的厨房里烧饭，小妹就将门掩上了。她脱下鞋，修长的身躯一下就上了阁楼，开始瑞平只能见到小妹几乎坐在自己的双脚之上，小妹的脚趾头是圆圆的，和蓓蓓不一样。然后小妹很灵活地在上面转了个身，探出头来，将一个很沉重的东西扔了出来。这是一个旅行袋，蓝色的，正是瑞平家中被抄家带走的那个，硬硬的里面全是书。小妹从阁板上跳下来，将拉链拉开了。瑞平一眼就看到了书里面有一些就是自己家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他们拿走了很多。”小妹说，将拉链拉到了头。在旅行袋另外一角变出了另外一些书：雨果的《九三年》，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茅盾的《腐蚀》，陈登科的《风雷》，艾明之的《火种》，还有《红楼梦》和《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有一本书，被抄走是瑞平万分心疼的，现在小妹也从旅行袋里拿出来了。那就是苏联别莱里曼的《趣味物理学》。最后掏出来的是一本《资本论》，解放初期出版的竖排本，纸张已经发黄。
这些书全部放在长脚阿蔡的床上，像是一座小山。小妹很认真地对瑞平说：“你可点清楚了，这是我还你的。从那天抄家开始，我就将这个旅行袋留下了。你家的书少了很多，《家》、《春》、《秋》没有了，《基度山恩仇记》没有了，《红与黑》没有了，《飘》没有了。
“现在这些书就全还你了。还有是我在成都路上的那个废品回收站，用练习本和那个阿胡子换来的。这里还有几本，是图书馆的封条被撕开之后，很多的书在红卫兵手中流传，传到我这里，最后也没有人问我要，就放在里面了。以前我不能还你，怕还有人到你们家寻找罪证，又将它们全部拿了去。现在你妈妈厂里的人不会再来了。我想你看看书可以解解厌气，也不要一个人瞎想，反正也没有人到你们家革命去了。”
生逢1966 19(6)
“书你全部看过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古文观止》还读了不止一遍。只是《资本论》看不懂。”
“谢谢你，小妹。”
小妹的眼睛便近距离地直直看着瑞平，看得瑞平把头低下了去，小妹便把自己的眼睛看往一边。
“这里也有一本《军队的女儿》，不过不是你家的。是我自己的。我送一本《军队的女儿》给蓓蓓作纪念不好吗？”小妹从枕头底下拿书来，现在已经不能买到这样的书了。
“应该的。”瑞平嗫嚅着，小妹和蓓蓓到底是不一样的。小妹骨子里是一个一直在坚持什么的人。
“我还有什么没有交代清楚的？没有，好。”看到瑞平摇摇头，小妹将旅行袋拎出门外，轻轻放下。“我们两清了。”她用手比划了一下，好像门槛就是一根分界线。小妹说话一向很简洁。瑞平很久以来的一些幻想现在正式结束。沉甸甸的旅行袋和空落落的心一起回到了家里。
他不由自主走进小间，蓓蓓正等在对面。
“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
“你的魂到哪里去了？”
“还在。”
“我的照片呢？”
“拿来了。”
他们其实没有说话，是用眼睛和表情近乎哑语将这些意思表达出来的。瑞平背过身去，平静了一下自己。重新回身的时候，好像有了一点神采。他们并不希望这些天全是黑暗的，他失去了小妹，毕竟还有蓓蓓。
他们年轻，血气方刚，当然少不更事。他们的胆子变得大了起来，傍晚西晒太阳收去了刺眼的光芒之后，他们决定开始延续自己的童年生活。小时候，他们是坐在一起玩，现在，他们不能坐在一起，就用四个眼睛来传递游戏。一张又一张，瑞平将照片给蓓蓓看。蓓蓓踮起脚，她有一点近视，便很着急，戴上了眼镜总算看得清楚一点了，于是伸出双手向他要。他点了点头。
他们打牌。用两副牌来打。两面各人一副，陈瑞平很认真地发牌，对面汪蓓蓓也很认真地发另一副牌。为了表示公正，两个人全将牌高高举在手上，不时会出错牌，不时又会有赖皮，就像小时候一样。一方虎起了脸，另一方就掩着嘴吃吃的笑。在硬纸版上画上正字记录战绩。玩恹了，汪蓓蓓又拿出将在香港穿的衣服，穿给陈瑞平看。香港会有这样五颜六色的衣裳，很让他吃了一惊。怎么衣服可以有绿的红的还有这样“荤”的颜色？汪蓓蓓本来很会舞蹈，走的模样又很妖，是要让他笑一笑。箱子里的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换，汪蓓蓓就不断变换姿势。四套衣服全穿完了。这哑剧受到了唯一的观众的热烈的无声的掌声。夜幕渐渐收去了夕阳的余晖。弄堂中想起了收音机的声音。他们开始讨论明天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明天其实是最后能自由支配的一天。硬板纸已经涂抹成了黑色，只好把练习簿上的纸撕下来用回型针夹在纸版上。江山已经红遍，上海其实没有多少地方是没有人的，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警觉的眼睛。这是一场智力测验，正如以前在课堂上他们在老师面前角逐最高分数。
生逢1966 19(7)
陈瑞平举起的纸上写着：“碉堡”。
汪蓓蓓掩口，极力让自己不笑，回写：“大便。”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建设的很多碉堡当年还没有拆掉，确实是个 “掩体”。后来大多被农民和过路人当作便溺的地方，就不能用来谈情说爱了。两人前仰后合地笑着，几乎透不过来气。
汪蓓蓓写：“川沙海边”。
陈瑞平知道那里。他们初中下乡劳动就是在那里。那里的人虽然少了一些，总没有无人的地方。加上那里是前线，保卫很严，生人去了，反而会引人注意。于是拚命摇手。
汪蓓蓓又写：“外滩。”“人民广场。”“大光明电影院。”“思南路。”
方案一个接着一个被否定了。其实，这些地方也还是能说上几句话的。陈瑞平忽然明白了自己，原来，他们现在正在寻找的不是单纯相会的地方，而是一个“能做”的地方，“如今是生离死别，也不要顾那么多了。你们做过了没有？”外婆这样说的。这是一句人生的警句。
对面不再在纸上写字了，汪蓓蓓的两只大眼睛很迟疑地看了陈瑞平一会，真正是一小会儿。女生是最能猜透男生心的。女生总是比男生更有果断，也更鲁莽，女生又往往不需要用言语来说明自己的想法。
饥渴的人舌尖尝到了第一滴水，只会感到更渴。饥饿的人吃到了第一粒米饭，胃会饿得痉挛。谁叫他们已经有了第一次了呢？一把钥匙扔了过来。汪蓓蓓很细心地在钥匙上系了一根红色的绸带，像所有的女孩一样，她用的是一种娇憨的姿势，她的手举过了肩，软软地向后垂着，胸挺着，两只赤脚踮着一前一后像一张弓一样，试过几下，钥匙就飘荡着飞过来了，不过没有飞进窗户，在墙上撞了一下，幸好软软地落在了明沟里。你不能责怪她，她不是篮球队的。
天已经黑了。钥匙躺在沟里，只能见到一个影子。陈瑞平下楼，从厨房找了一把火钳，从半个身子探出窗口，用火钳夹住了，这才将钥匙拿到了手中。钥匙和罗汉钱一样黄澄澄的，用得很旧了，他知道这是一把后门的钥匙。在他们小学的时候，他和蓓蓓还有蔡小妹每天都是用一根长长的带子串上钥匙，挂在头颈上，然后在弄堂中疯跑。
抬起头来，只见汪蓓蓓的脸红红的，抿着嘴唇，吃吃地笑着，然后转身到后房去了。
生逢1966 20(1)
这一天稍稍凉爽一点，十点又飘过了几点雨，于是在弄堂中乘凉的人们全都回了家。大约在11时30分，三楼亭子间余子建的台灯也熄灭了。陈瑞平到长乐路上看了看。知道二楼校长的灯也已经黑了。再等了一会，他听到弄堂隔壁新娘子家的自鸣钟敲过了十二下。到这个时候，马路安睡了，只有不多的路灯似乎是睡眠中飘荡着的梦。
他悄悄开了门。很好，没有声响。在他反身关门的时候，他似乎闻到一股腐败酸臭的味道，有一个黑色的光溜溜的孩子跟在他的身后。他再定神，又用手触摸了一下。只摸到了挂在门背后的数把马桶宣帚，和擦干净马桶用的抹布。他就以为是惶惑而已。他抬头，上面是一个黑洞，一个深不可测的黑色隧道，他已经被一种魔力控制，身不由己，被黑暗吸引。
一楼的房门开着，一家大大小小六口人，横七竖八，鼾声很浓。他担心自己脚步会发出声音，就做筋做骨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去。二楼亭子间的门关着，亭子间嫂嫂的男人，一向是睡得很早的。二楼正房门口应是一个灶台。陈瑞平担心自己的人太高了，头会撞上什么东西。楼梯上太黑了，他只能想象以前来这里看到的情形。两只手在前面探着，他摸到了余子建小时候睡过的摇篮，吊在空中的一只饭篓。摸到了转弯扶手的那个圆圆的东西，才放了心。经过三楼亭子间，他在转弯的时候错了方向，一下子额头碰上了门，门是虚掩着的，隙开了一点，有吱呀一声。怎么会撞的？自己家的楼梯全是向左转弯的，而对门的楼梯是向右转的。他迟疑了一会，心跳得很快。一时不知道怎样才好。幸好门里没有什么响动，他才走上最后一段的直楼梯。三楼的正房的门开着，有一点微微的光，一截短短的蜡烛在摇晃着火焰。这是汪蓓蓓在欢迎他。
正房除了光光的四壁，什么都没有了。空旷的房间中，蓓蓓显得很小。但是对他来说，只要有蓓蓓就可以了。蓓蓓光溜溜的手臂像蛇一样钩住了他的脖子。整个身子全部贴上了他的身体，嘴唇就紧紧贴着了他的嘴，他们还不会吻，只是嘴唇撞上了牙齿。蓓蓓在颤抖，瑞平吻到了蓓蓓小巧的耳朵，还有软软的鬓丝。他的手探到了她的脑后，她已经将两根辫子全部解开了，秀发为他而纷披。
“你一身的汗。比打一场球还要吃力吧？衣裳都绞得出水来。”蓓蓓用一块毛巾给他擦着，随手就脱下了他的汗背心。
“你也是。”
“怎么不是？你道是只有你在走楼梯？我在窗口见到了你走进后门，我也和你一起从下面走到了三层楼。很想知道你已经走到哪里了，又怕你走路的声音太响，惊醒了没有睡熟的人。新娘子家的自鸣钟敲一次，我就看一看门口。”她把毛巾递给了瑞平，“你替我揩揩吧。”蓓蓓的衣服就这样委然落地了。
生逢1966 20(2)
“叮”的一声，石破天惊。钥匙，刚才还给蓓蓓的钥匙，从蓓蓓的袋里落出来了。余音袅袅了好一会，寂静才又恢复了。
两个人顿时分开了手，像罗马的塑像一样，一时不会动了，只有心怦怦跳个不停。石库门的楼板其实只有薄薄的一层。校长如果没有睡死，当然听到了声音。
但是，不急。这声音代表什么呢？
他忙着将照片拿出来，交到蓓蓓的手中，蓓蓓将照片放到了席子底下，给了瑞平一个笑容：“我以后再看。”完全是无师自通，他们又抱在一起很粗笨地亲吻。
蓓蓓向瑞平的手中塞了个什么，瑞平一摸就知道是那个压箱底。蓓蓓总是这样，最难说的话她永远不用说。
他们躺到了席子上。席子还是那张席子。瑞平有一点迟疑，他惶惑地以为，背后好像有着两只眼睛，在跟随着他们。
倒是蓓蓓坦然，她的双眼微闭着，嘴角笑着，小小的下巴向上仰着，在等待。把眼睛闭上是一个女孩最勾魂的时刻。当瑞平的手触摸到她双脚的时候，她似乎觉得痒，脚动了动，随后把那双手缓缓拉了过来，放在了胸口。
他的心脏再次激烈撞击着胸膛。几天来，他们身体急切的渴望和灵魂的恐惧抵抗，都是在等待这一刻。
晚上十二点。
余子建在刚刚睡下的时候，一点也没有倦意。B配件设计中的一个难题，还是没有解开，最后使他对自己选择的公式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在自己的脑海中将几乎所有的公式重新回复了一遍。他发觉自己竟然在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最简单的“帕努里定律”的再一次使用。他从床上爬起来。正要打开台灯的时候，他听见门轻微的一声撞击。他立刻警惕了起来，过度的警惕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使他想到了远在西北的设计院是不是派人赶到上海来寻找他了。他的雄辩像滔滔流水在他的胸中酝酿起来了，口中喃喃说着。他想，开头第一句，他要称呼他们“亲爱的同志们”。
但是黑暗中并没有人进房来，只有轻轻地，像他这样敏感的人才能听得出的脚步声向上走去了。他躲在门口向上望去，他见到了摇曳的烛光，和烛光中的瑞平。后来，是两个变换姿势的身影。一个科学工作者能从影子上推算出里面的人在干什么。他忽然切切笑起来了。至少他也是一个成年男人。
他觉得他有一种责任，制止这样的流氓行为发生。于是他构思了一个方案，用三两分钟的时间进行了证明和验证，确信无误。他下楼了。他疯狂而又清醒，他错乱而又理智。按照他的方案，他首先必须寻找到一支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伍。然后用五人的小队伍包围后门，并且在前门设立一个防止楼上人从阳台跳下自杀的装置，如果没有气垫的话，就用三到四层棉花胎，有二十个人抓住最上面的棉花胎，进行第一轮的缓冲，他迅速计算了一下，就算一个下落成人男子的质量约等于六十五公斤，f=ma，……而拉住棉花胎男子的臂力等于……横向拉力实际上是一个合力……够了，五个人就够了。是否要分两个场合，要是两人分开来跳怎么办？不会，一定是有先后的。然后喊话：“光屁股，搞腐化，拉出去枪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死不悔改，死路一条！文化大革命万岁！万万岁！！”然后上楼抓获，让他们自首，游街示众，然后他将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演说，说明走资派还在走，革命还要进行下去……
生逢1966 20(3)
他走路比瑞平还要精细，尽管他的动作很夸张，而且有些像电影里的匪兵，但是他确实做到了一点声音也没有。当他斜背着那个须臾不离身的装着他所有资料的书包走在弄堂里的时候，他很像是一个广场活报剧中的人物。
走进里委他探头一看，里面正有两个“文攻武卫”和一个红卫兵。里弄干部一个都没有。他们正在吃夜点心：每人两个豆沙馒头。旁边是一副下到一半的象棋，地下是一地烟头。里委办公室本来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现在这里平添了一种肃杀之气，钩子上挂着四顶藤帽，藤帽下面是四件雨衣。墙上靠着四根三角刮刀做的长矛。以往居委会总有一种卫生药水的味道，现在这里全部是飞马烟味。余子建的进来让他们吓了一跳。
“我是革命群众，我来揭发一桩腐化流氓事件。”
三人中，只有红卫兵眼睛像闪光灯一样闪了一下。这是一个初中生，还在不谙风情的年龄。两个工总司并不起劲，抓流氓是多余的事情。只要过了二点，他们就可以在另一间屋里呼呼大睡。明天就可以拿到四只角子的深夜班津贴。“流氓？什么地方还有流氓？上只角会有什么流氓？”他们嚷。
余子建很有一点失望，他的革命热情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就说：“我要汇报上去，说你们完全丧失了革命战士应有的立场。”
“好好好，去去。”
其中一个瘦瘦的“文攻武卫”将馒头塞进嘴里，胡乱嚼着，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抓起一顶藤帽套在头上，拿了一根长矛，对另一个说：“老刘，你看家。你，”他指指红卫兵，“去开开洋荤吧。”
三个人走在寂静的弄堂里，瘦瘦的“文攻武卫”毕竟不是军人，他将长矛拖在地上，发出啷啷的响声。余子建很生气，当他向瘦瘦的“文攻武卫”说明自己的方案的时候，那人哼了一声说：“等你将人召集拢来，那两个人已经走了。长矛一根，一根长矛，够了。”
当余子建打开后门出去的时候，校长正扶着墙挪到了门口。
他是听到楼上那一声钥匙掉地的声音醒来的。这几个月，校长一直在紧张之中生活，他的觉像淡淡的灯光一样轻，半夜一般要醒来五六次。为此，他的脸色因为神经衰弱经常苍白浮肿。他总是在写检查。现在桌上还有一份检查正写到一半。每当淮海路锣鼓喧天的声音从前弄堂传来的时候，他知道那里一定有红旗招展的游行队伍。他知道，又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又发表了。他就很注意地收听电台广播，他就彻夜拟稿。根据最新的精神写成思想汇报请人送到学校去。他以前是不抽烟的，他的香烟票全给了别人。现在他学会了抽烟。他最寂寞的时光总是在云雾缭绕之中度过的，他这才知道香烟是孤独者的朋友，他很珍惜每一根香烟，所以他的手指已经熏成了咖啡色。他当年的难友，不管是生还是死，一个个全在烟雾之中出来了，他怀念他们。他甚至还在怀念当年审讯他的特务，“怀念狼”。他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说出事实真相。
生逢1966 20(4)
正是楼上那一声金属响声。又让他睡不着了。他明白，他毕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三年前到新疆去的二十四名学生。他树起了数个典型，有优秀成绩但是放弃高考下乡的高三学生，有像汪蓓蓓这样坚决和资产阶级家庭决裂的典型。也有优秀的学生团干部。还有那个“未来的华罗庚”。天花板像电影一样，他们的脸一张张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们曾经红极一时，当年的党报解放日报和团报青年报全登载过他们的事迹。他们歌唱，他们登上列车，他们向他挥手。他们写来的信歌颂边疆。他们确实是自觉自愿去的新疆，而他也真的是在执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他完全彻底的贯彻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还有错吗？
但是，谁都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只有良心会时时提醒。他一直有一点隐痛在胸，教师确实不是诗人，教师也永远做不了诗人。因为这二十四人，可以考上全中国全世界最好的学校。他有什么资格不让他们考试？
当汪蓓蓓回到上海的时候，他首先是一种恼怒，以为她是败坏了68中赫赫有名的校风。但是当汪蓓蓓在新疆的真实生活一点点展示开来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背上了债。二十四名学生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不能再将户口迁回到上海了，大学不会再开门了。现在当他平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他这才会后悔，后悔自己那样坚决地代替那些学生选择了去新疆。他甚至想，如果他自己带队到新疆去，那就好了。殊不知后面还有文化革命，他没有挽回的丁点机会。当汪家好婆告诉他蓓蓓要回香港嫁人的时候，他先没有回答。后来，他想到这样聪明美丽的一个女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去香港还能怎样呢？于是他便告诉汪家好婆。还是去了的好。去了说不定还有机会念大学。这样的回答已经背叛了他当年在主席台上高昂调子的动员报告。
他听到了楼上“笃”的一声。他的中年人已经开始衰退的听力突然有一点恢复了。他听到了赤脚在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不真切但是很明白的说话声音。他知道楼上应该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前两天，他见到对面楼的陈瑞平曾经走过来，也曾听汪家好婆说，在陈瑞平妈妈住院的时候，汪蓓蓓几乎天天到医院去。教师是天然的心理学家。从青年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校长已经准确推算出楼上正在发生了什么。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教师需要行动。
他晃动了一下白发苍苍的脑袋，如同一只冬眠的熊，他又伸伸自己那条被老虎凳咬过的腿，他是一个刚刚开始走路的小孩。这些天，他坚持照着《赤脚医生手册》，用手指狠掐穴位，有些效果。现在他要站起来，于是他用一支圆珠笔对着膝盖上下的穴位使劲戳去。几乎要将这几个穴位弄出了血，他才四肢并用从床上下来了。他听见余子建从门口走过。他不敢去喊醒他。他觉得儿子一定在梦游之中。
生逢1966 20(5)
校长摸到了五斗橱，摸到了墙，他只能说是能挪步而已。他还担心，在这样深的夜里，最近一年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门的他，会不会因为长长的头发和鬼一样苍白的脸色吓着两个孩子？他一步又一步走上了扶梯，在转弯的时刻，他实在不能支持住他无力的双腿，突然跌倒了。他的跌倒弄出了很大的声响，然后他听见了楼上一阵带着颤抖的悉悉声。他站立了起来，用一双威严的眼睛看着楼上。
这样的眼神久违了，以往在做全校形势报告时，只要他这样威严一扫，大礼堂鸦雀无声。
后门又是一响，校长听到儿子发疯时候的尖利笑声，接着电筒的光柱照亮了楼梯，楼梯栏杆和顶上挂着的东西化作影子在墙上移动。接着，他看见了一顶晃动着的藤帽，后来又看见了红袖章。一张激动得红成猪肝的孩子脸。
电筒的光亮像箭一样射来，校长的眼睛眯起来了，瘦瘦的“文攻武卫”用手臂将他挡开，像是赶走一只蟑螂。接着他们上了楼。灯光大作。“文攻武卫”只说了一句：“哈……”蓓蓓的美丽象一颗子弹一下将他击得哑口无言，随后他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最兴奋的是余子建，他手舞足蹈，高八度地大喊：“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光屁股，搞腐化，流氓，阿飞，拉出去批判，专政！枪毙！枪毙！”他背着手在屋子里大幅度摇晃着肩膀走来走去，很像是一个革命派。
可是，你能说什么呢？房间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低着头站着，她赤着脚，穿着汗衫，穿着家常短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