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 9(6)
妈妈对锌版不屑一顾，铛的一下就扔在了桌子上。
小木克已经将蔡小妹打败了。她的部下已经有不少已经被小木克“策反”了。小木克是很精明的，他不愿自己的反到底成为所有出身不好学生的收容所，因此他在成了气候之后大量吸收工农子弟，而且让他们成为骨干。当“反到底”已经抽空了红卫兵团之后，他就不再在他们的门口贴上“老保红卫兵”了。小木克很忙碌，很紧张，他也不再说校长是叛徒。校园中也几乎没有这样的大字报。校园中的批判倒是不断深入。牛棚已经解散，没有每天早上的悲惨低沉的歌声。早请示晚汇报变成了全校的自觉行动。全校一清早就是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琅琅之声。
在学生们喊口号学习语录的时候，校长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着口号学习语录。然后就很自觉地将自己的腰微微含着，以便有个准备，随时可以上台接受批判。校长依然不断在礼堂亮相。对于被斗，他已经非常的纯熟，实际上是因为惯性而变得油滑。和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不同，校长有了一些艺术，在接受批斗的时候，很自然地对自己进行一点表白。再加上小木克是不主张武斗的，他就再也没有吃什么苦头。每天他回到办公室，他临时被关押的地方，他会很自觉地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有时还翻开《资本论》、《自然辩证法》之类，初中没有毕业的红卫兵看到这样像砖头的著作，便渐渐有了一些敬意。
有一天，校长突然起不来了。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坐着写检查，写着写着下半身就成了泥塑木雕，膝盖弯曲，双脚麻木，双手不住地颤抖。卫生老师在赤脚医生学习班学过了针灸，就到办公室为校长扎了几针，校长的膝盖松了，就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可是他的老伤复发，实在不能走路了。像一根桩子一样，校长戳在办公室的当中。
“你是在装死啊！”初中生们突然警醒了起来。于是提了浆糊桶就要出门刷标语。
小木克来到校长的办公室看了看。又问了卫生老师。校长本来以为小木克要为难他。不料小木克非常爽快地说，可以将校长送回家去。校长开始有一点疑惑，后来看到一个“反到底”初中生推过来一辆黄鱼车，让校长坐在上面。另外两个人陪着，小木克亲自踏黄鱼车。黄鱼车经过淮海路。校长贪婪地看着久违了的商店，行人，标语，很新奇的样子。他突然感到，他的双腿在这个时候发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又看看小木克，小木克很和蔼地回头看着校长，对他笑了一笑。黄鱼车进了大同坊，又转弯进了小弄堂，在校长家后门停住。校长想往下跨，两条腿依然如同假的一样，指挥不动。
生逢1966 9(7)
人群恰好在这个时候聚集过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会被人长久记住的画面，在很多人视线的交集注视之下，小木克往前走上一步，背转身，弯下腰，周围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边上呆看着。小木克就用手势示意着，让别人将校长往他的身上靠靠。边上的人在当天简直如同被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一样，紧张而又笔直地站着，没有动作。小木克于是往后退了半步，用自己的背脊将校长的腹部紧紧贴着，双手后伸，搂住了校长两条指挥不动的双腿，把校长背起。在周围人惊讶的眼睛中走进了后门，手扶着扶梯把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全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很多人张开的嘴巴很久没有闭上。
有一天，小木克专程到校长的家中探望，让瑞平陪着。校长要从床上起来，小木克就说：“当心当心，你还是躺着的好。”瑞平看着小木克嘘寒问暖，校长唯唯诺诺，突然感到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完全错位了，小木克越来越像一个领导了。
从校长家出来，小木克就进了瑞平的家门。
“你不再斗争校长了？这不是白斗吗？”
“世界上有白做的事情没有？没有。你我不是已经成为红卫兵了吗？我不是早就说过，我们要砸碎的是自己身上的锁链吗？瑞平，我们在球场上不是要将球扔进篮筐吗？我们就是将对手打个血流满头，还是没有得分。我们得分只是因为我们在正确投篮，而且投中了。”
校长静静地躺倒在床上，从此他和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无缘。沿着小木克的篮球思路，校长这回就像是被五次犯规罚了下来，不能再在场上运动了。学校中依然有大字报，没有人将批判他大字报的内容讲给他听，没有人来报告学校的动态。人们渐渐将他遗忘。
当文革的最初冲击已经过去，学校开始变得安静了。这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已经出门串连去了。校长被打倒了，就没有谁能阻止学生的革命行动。学校教导处的老师无数次地为学生敲上证明上的图章。证明起先还是铅印的，后来走的人太多，就变成了油印的。学校已经成为一个空巢，不久就又满了，那是外地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走了进来，睡在了那些空空的教室里面。陈瑞平他们选择的是步行串连，这是那些成分不好的学生的选择。陈瑞平很幸运，因为和他一路的还有汤老师和蔡小妹。他们走的时间最长，一走就是两个月。他们一直走到了北京。当他们从长征回来的时候，“一月风暴”已经在上海卷过了。上海工总司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团体。他回家的时候，意外发现妈妈的手臂上缠着一个崭新的工总司的袖章。妈妈造反了。不管怎样，妈妈也算和爸爸划清了界线。爷叔是恒大厂的功臣。他派一个人和工总司接洽，派另一个人和赤卫队联系。就在最后的一刻，他决定参加工总司，于是全厂的工人无一例外全部带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章。而董品章同志就成了工厂红色的造反司令。
生逢1966 9(8)
妈妈把瑞平堵在家门口，不许进房门，就在瑞平的手里塞上两角钱和一个装着干净衣服的书包，让瑞平立刻转身到浑堂洗澡。然后，妈妈喊了蓓蓓过来，将瑞平的衣服全部放在一个大脸盆里，用水煮着。热气蒸腾起来。妈妈一面骂虱子，一面在骂瑞平。蓓蓓从对过下了楼，来到90号的灶披间，蓓蓓恢复了她的美丽和伶俐。她看着瑞平，指着面盆里那些有虱子的衣服，一脸坏笑。瑞平忽然感到这个家又有了一点温馨。
“蓓蓓和好婆都要到香港去了。”妈妈说。“以前好婆申请了一年没有批准，现在两个人一道申请，三个月就批准了。”
“好婆先走，我晚走。”蓓蓓说，她很妩媚地看了瑞平一眼。瑞平当然对这样的眉眼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是和汤老师蔡小妹一起长征，毕竟他们是在革命，而汪蓓蓓已经游离在革命的范畴之外了。
有一件事情很叫人意外，这是瑞平到学校之后才知道的。他们长征走了三千里，目前并不能构成新闻；因为校园里到处在流传着小木克在安亭的“壮举”。后来在校园里，瑞平看见小木克站在红卫兵团办公室的门口，手臂上戴着的袖章不是红卫兵的，而是工总司的。
“不容易啊，”小木克说，拍了拍瑞平的肩膀，“走了三千里。”
“不容易，成了安亭事件的英雄。”
小木克就哈哈笑了起来，说不过是碰巧而已。
整个安亭事件就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碰巧。当年这些工人因为种种原因在工厂里不得志或者被批斗，于是就联合起来想成立一个“革命组织”，也好拉大旗作虎皮。不料市委就是不承认。他们就威胁说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栏了一辆火车，火车到了安亭忽然就不开了。那些工人就在安亭阻断交通，逼着上海市委表态。在安亭，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他们渡过了生死攸关的两天，这才想起了肚子饿。
“我去弄点吃的。”一个学生这样说，他不知什么时候上了那列被引上了岔道的火车。
那个有一张白白的脸，俨然一个首领的人物说：“好啊。”
这个学生正是小木克，小木克一向很好奇，只要哪里有事，他一定会出现的。他偷偷到了安亭，“反到底”里谁都不知道。他的怀里正好还有串联余下的钱和十多斤粮票。
他摸到了一个工厂食堂。递上钱和粮票，那个胖胖的老师傅说：“你不要惹祸就好了。弄得不好吃官司！你小人走开。”他找到一家饮食店，那里的店员将头摇得像钟摆，一万个不答应。小木克第三次撞上了一个大饼油条摊头。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谎说是步行串联的，好大一队人走得晚了，还没有吃饭。老师傅这才把炉子捅开，烘了一百多个大饼。
生逢1966 9(9)
饥饿之中的首领和他那一伙狼吞虎咽啃着大饼。他握着小木克的手说：“谢谢，谢谢。”
小镇上传说，安亭已经全是便衣，公安局将来抓人。不管是谁，如果继续胡闹，将严惩不贷。小木克就悄悄离开了安亭，一路上非常担心便衣已经将他的照片拍了下来。
小木克本不确认他们一定会成事。不过他知道，他的爷爷遇到这样的情况，也会如此做的。正如当苏北苏南一片混沌的时候，爷爷在日本人的刺刀和枪口之下，奔走在江淮上海之间，想方设法接济过新四军。谁也没有想到，小镇上的这场闹剧，最后变成了一场正剧。小镇上狼狈不堪的故事最后被称为是一场革命。
红旗飘飘的文化广场，一个超大级别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口号纷飞，誓言铮铮。当背景已经改变，一个站在主席台上的人完全和一个蹲在铁轨边上的人不能同日而语。小木克便也相信，这个面孔白皙的人，确实领导了一场工人运动。小木克耐心地候在文化广场南门的出口，在心里说，如果等到他的大脑皮层淡忘了那些大饼，对于小木克来说，可能失去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
他走出来了。他换上了一件旧的军装，他的脸依然白皙，加上连夜没有睡觉，他的眼睛中满是红丝。他确实记起了小木克，他疲惫的脸上有着笑容，他将手伸向小木克，并且对一边的很多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说：“我们不能忘记红卫兵小将对我们的支持，这位小将，就在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送过大饼。那对我们是有很大的鼓舞的！”
“不仅是我一个人，是68中的反倒底兵团。”小木克这时非凡聪明，记住68中“反倒底”，要比记住穆亦可更容易。
他就这样获得了一个从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发出的红袖章。他也因此成为68中红卫兵团的司令。
生逢1966 10(1)
陈瑞平走在黄渡的街上。
那已经是一九六七年的初夏了。学校几乎已经走上了正规，以往年年要做的下乡劳动，这一年就在盛夏进行。即使下乡，学生也免不了要开批判会，要刷大标语，镇上的文具店一直很热闹。陈瑞平从店里买了红纸，回大队去。
黄渡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是上海资格最老的土地之一。那些住在亭子间里每天倒着马桶“上海人”人看外地人时候傲慢地将眼睛长在额角头上，其实他们的上海家谱最远不过只有三代。而真正有历史的上海人却安居故土，不愿走过这几十里路进城。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里，这可能是一种矜持，而下场却是被外地人的后代叫做“乡下人”。
黄渡正是春申君二百二一百多年前誓师渡江助赵抗击强秦的地方，黄渡之“黄”就是他的姓。黄渡镇沿着一条河，这条河正是上海以后因为流淌如同石油一样液体和发出刺鼻的异味而臭名昭著的苏州河。不过这里的人宁愿叫它的古名吴淞江，这样可以回忆它曾经要比黄浦江宽阔得多的江面和无数的帆船。这一段河流委实清澈可爱，苏州河在这里是一个处女，还没有被工业玷污。河上有桥，千秋桥的老桥早已经坍了，桥柱也已经不见了。这新桥也已经很老了，桥柱和桥栏上的水泥已经风化，一片片的掉下来。桥是单孔的，桥下带有江南常见的青苔，被湿热的天气一养，绿得发乌。
陈瑞平没有走过桥去，西面正有一阵乌云飞来。桥下有几枝水杉站立在房子间，水杉去岁的细细的树叶落在屋顶上，红红的散在瓦沟中。他见到中间有一栋高高的房子，门前凸出很宽的一檐，就走过去。上海乡下当年是不锁门的,锁环空空地荡在那里。门虚开着，一推就被风吹开了，他要反身关门，突然就“呀”地一怔。不意背后就是汪蓓蓓。陈瑞平吓了一跳。就像是许仙在西湖边上遇到了白娘娘。许仙不是仙，白娘娘却是妖。蓓蓓和白娘娘一样美丽，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确实很妖。
上海郊区的房子往往没有院子，正中的一间就是客堂间，汪蓓蓓就站在那里，她不管怎么站，总有一种特别的风姿，她永远不会很正面地对着你，她知道怎样站最好看。汪蓓蓓看见陈瑞平并不惊讶，很自然地喊了一声：“瑞平。”很久没有听见蓓蓓这样喊自己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的家不是就在黄渡吗，不过是在乡下。小娘舅正好到镇上送公粮。我就顺便过来看看。”蓓蓓很好看地一笑。“你不是在老街上逛过，在文具店里买过东西？”见瑞平有一点愕然，蓓蓓便更好看地笑。“你从桥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坐船正好从桥洞里面穿过去。我就对小娘舅说，我就在镇上走走吧。小娘舅就让我在这里上了岸。我就跟着你走。”
生逢1966 10(2)
“坐下吧，这雨一时总不会停。”这一家摆在客堂中无非是一些沾上泥巴的农具和桌子板凳。瑞平于是和蓓蓓一起坐在一张方桌子边上。蓓蓓两只眼睛看着瑞平，使瑞平有一种被玩弄在股掌之上的感觉。蓓蓓的语气是温和的，她说：“你怎么还像小学里一样分男女生？”
这时，他们听到了像野马奔腾一样的声音，由远及近，接着，听到了门口很响的雨声，屋顶没有做泥幔，雨击在瓦片上听起来如同密集的鼓点一样。他们能从开着的门中见到瓢泼的雨击打着地面生出一片茫茫的烟尘。苏州河上已经没有了船只，只见暴雨将数丛芦竹打得乱点头。水面上长出无数密密麻麻的芒刺，像一片白色的地毯。又是闪电，又是雷声。屋里根本不能听见对方说话，瑞平似乎有了一点解脱。蓓蓓掩起了门。屋里的分贝下降了一点。她又说：“你怎么不说话？”
瑞平无路可逃，眼睛很木然地看着陈旧的石灰墙，那里有一只很大的蜘蛛，正在爬着，顺着墙有一股小小的水流，将蜘蛛的全身泡湿了。
“很困难吗？和我说上几句话？”蓓蓓冷笑着说。“弄堂里谁都知道我是一个逃兵，是一个受不了艰苦从新疆逃回来的人。大家都说这是陈瑞平说的。”汪蓓蓓愤愤不平地说。“当年，我到新疆去。你们都说我是假积极。是为了骗一个团徽。现在我回来了，又说我是《年轻的一代》中的林育生。”
瑞平不说话，当年，他就认为一个人在学习雷锋的时候还是一个落后份子，在贯彻阶级路线的时候，突然就成了积极份子，似乎不可信。所以现在蓓蓓从新疆回来从逻辑上说也是很正常的。他看看蓓蓓，就这样说：“如果是我，我一旦去了新疆，就不会回来了。”
“你啊，我还懒得为你生气呢。瑞平，当年你也报名去新疆的，如果批准你去了，说不定你也要会来的。你不要总想着你是对的。你也有错的时候。就像是在做物理，你也有九十九分的时候。你就是不会从对方的角度想一想。”蓓蓓的两眼满是泪水，她用手帕擦着，总也擦不干。
瑞平见到屋子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地方漏了，雨水正滴答落下来，他就走上前去，将一只木桶放在下面，然后看着屋顶。
“或许你没有想到。当年我一开始就不是因为自己会英语会跳舞成绩好而骄傲自满。几乎是一种本能，是乡下孩子的本能。我只能比别人强一点，人家才看得起我，不会叫我乡下人。瑞平我一直记着的，你从来没有叫过我乡下人。”蓓蓓冷冷的语调变软了些。
“我当时也是有私心的。我是不愿意再在这样的家庭中生活下去了。好婆每天都说要到香港去。我又不愿意，妈妈在香港早就生了一个小弟弟。我很盼望有一种独立的生活。当然也是有一腔热血的，当时，谁没有热血呢？你不是也有吗？可惜，新疆和我没有缘分。初下去时会感到苦，总感到这不是我长住的地方，晚上虽然想我还是在这里扎根吧，但是一做梦就回到了上海。我感到我的身子来到了新疆，而灵魂还在飘飘荡荡，没有着落。当然，我在干活中是不会怜惜自己的体力的。凡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一定也做到，咬着牙也要做到。那天我关节炎发作，我就跪在地里采棉花。过了一个冬天，就不感到苦了，已经苦得麻木了。”
生逢1966 10(3)
“你当年写来的信是在全校广播的啊。”陈瑞平想起了当时校长慷慨激昂的语调，和每一个教室中的掌声。
“正是。这些信与其说是写我的真实思想，还不如说是在写我要想做的人，我是用写这样的信来鼓励自己，在新疆继续干下去。”
雨脚渐渐稀下来了。蓓蓓就把门打开，女生总是很细心的，被误解是很可怕的。
“文革一来，我就几乎不能熬下去了。因为是有海外关系，人们对我的疑惑一点点说出来了，都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几乎没有一种逻辑可以证明我是自愿革命的。我没有办法对那些连城市也不知道的人说我们如何划清界线。他们在那边，很奇怪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实在不能让他们明白我们也是革命的。有人最后向上级汇报，说我是特务，是专门被派到边疆，准备和苏修接头的。后来我想，如果我是他们，也会这样想的。虽然领导不信，但是因为有人这样在说，传言就慢慢滋生了。”
这话说得瑞平害怕起来，他因为说蓓蓓是逃兵而感到惭愧。 “他们没有将你关起来吗？”
“没有。他们只是怀疑。怀疑就够了。我想来想去，那些都是忠厚而又淳朴的人，他们肯定仇恨敌人。他们要弄明白上海正在学校中贯彻阶级路线，还要很多的时间。后来，我生了病。新疆阿克苏的气候是我不能适应的。我先是感到喉咙很干燥，扁桃腺老是发炎，我曾经到卫生室领了很多的消治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发展到了鼻子。我的鼻子毛细血管对干燥的气候过敏，经常流血，一下地干活就不行，刚刚将镢头举起，鼻子就出血了。有很多的人流过鼻血，只是最多不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只有我，一年了，老是好不了。我的军衣胸口那一片经常血迹斑斑。要用一块手帕围在那里。后来，我简直不能干活了，就是坐在晒场上拣棉花，鼻血还是在你一点没有注意的时候淌了下来。这时我想，我还是先回上海再说。请假回来一看，你爸爸已经这样死了，我也是心里很慌的。有一点走投无路的感觉。最后只剩下到香港一条路。”
蓓蓓光滑的额头上出现了几条浅浅的皱纹。瑞平被彻底软化了。他的眼睛中眼白少了许多，眼神柔和起来。
“瑞平，你也很不容易，陈家伯伯本来没有什么事情，现在已经……”
陈瑞平摇了摇手，他不愿意想自己家中的这些事情。“蓓蓓，我们不再说这些好吗？到了乡下，做生活最吃力的时候，我总是对自己说，在这里，不讲出身，只讲力气。总没有心上的负担。”
“我也不想说，不过除了你和小妹没有人会听我说。当我离开新疆的时候，我们以前68中的同学谁也不赞同，他们认为我是经不起考验。和你一样，认为我是一个逃兵。谢谢你能听完这些。这样讲一讲，心里就好多了。”蓓蓓仿佛轻松了许多。“其实，我等了你好几天，就是想找你，将这些话讲给你听，其他人我谁也不能讲。我们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很后悔当年出了这样一场风头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狼狈。我或许在一所非重点中学读书。文革的事情我也是能经受的。至多不能当红卫兵，就像你一样。”
生逢1966 10(4)
瑞平软下来了：“如果不是你，可能是我到新疆去的。”
“小妹还好吗？”
“你不如去看一看，又不远。”
蓓蓓就瞪了瑞平一眼。
“小妹满好的。赤着脚在拔秧，她的小腿上有很多的蚂蟥，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他每天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她为贫下中农房东到井里打水，自己挑了，倒到人家水缸里。还把那个瞎眼老太的家里大扫除了一番。”
雨渐渐小了，蓓蓓虽然有点近视，却比瑞平早看见一只水泥船袅袅地从东边的苏州河荡来，摇橹的正是小娘舅。他们就走出门去。刚刚下过雨。泥路上就有很多的小水塘，门口就是一片。瑞平脱下了篮球鞋，一只手捏着纸和鞋，另一只手就伸向了蓓蓓。蓓蓓就有点害羞地把软软的小手交给了瑞平。蓓蓓穿了一双塑料底的布鞋，很小心地踮着脚，像跳舞一样，绕过了小水塘，不时还夸张地尖叫一两声。然后这两只手就没有松开过，一直到两人上了小娘舅的船。
后来回想起来，他是第一次很自然地握着女生的手。
正好是顺路，从曲曲弯弯的水路走，到瑞平劳动的杜家村前先要到许家村。船在青草味和水腥气中航行，不时穿过稻田，就有一团一团的麦香味飘过来。太阳还很高，不过是三点半的模样。在船到许家的时候，蓓蓓的小娘舅就靠上了河埠头，让瑞平先到家里去坐坐。而他立刻就摇橹赶到晒麦场去了。
这里也下了暴雨，河边的泥路上也全是水潭。好在这里没有下乡的学生，蓓蓓就又将自己的手交给了瑞平，瑞平就这样牵着她的手走跳上了石板踏级，进了蓓蓓外婆的小店。说是小店，其实很显然只是土路边上的一间屋子。和所有的小店一样，矮矮的屋顶上面盖着青瓦，门楣上有着林彪手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红色的纸已经被太阳晒得很淡了。小店里面是黑黑的，从外面走进去的瑞平，一会儿才适应了里面的光线。立刻一股霉味和酱油的咸涩味就直冲鼻子。他的头差点碰上了灯泡，梁上下来的一根电线赤裸裸地吊着它，电线上爬着一串黑色的苍蝇。外婆，一个非常矮小的农村妇女，坐在小店的正中。外婆穿着一条白色的长到膝盖很宽大的短裤，她的上身光背，夏天许家村的老年妇女上身不穿衣服，皮肤粗糙，一片健康的黑色。上海女人和男人一样做田里的生活，一样吃苦挣工分。一个女人在农村嫁了人，他的胸脯就不再金贵，老年女人的乳房像两个倒空了麦种的麻袋，扁扁地垂在胸前，一样黝黑。整个前胸只有乳房的下面太阳晒不到的地方还有两个白色的倒月牙。瑞平依然不习惯看女人的胸口，就转过头去。蓓蓓笑着说不要紧，便告诉外婆，他就是陈瑞平。
生逢1966 10(5)
外婆就笑了起来，她似乎很早就知道瑞平是谁。她笑的时候露出了口中焦黄稀疏的牙，叫他们坐。外婆将近七十，耳朵有点聋了。走路还很快捷。便张罗起来。当外婆转过她厚实的背的时候。瑞平这才四下看看。屋里四个柜台有两个是空的。柜台玻璃旧得泛白。房间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满是灰尘的灯泡悬在空中。土烧、黄酒，酱油，都在一个角落里。火炙糕，云片糕，都装在大玻璃瓶子里，看发黄的包装纸，会相信这些糕点都像石头一样坚不可摧。瓶子里深咖啡色的乌龟糖总是一分一粒的。柜台里的搪瓷杯子、手套、白蜡烛，好象都很久没有买主了，蒙上了一层灰。墙被岁月熏黑，有很多的斑迹，好象是一个陈旧的画框，包容着这黯淡的一切。
井水中泡过的绿豆汤和橘黄色的西瓜，用生气勃勃的鲜艳增加了房间中的亮色。曾经泥雕木塑一样陈旧的外婆，穿上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衫，立刻就成了一个慈祥的概念性的形象。
“外婆外婆，你变戏法。”
“好好”，外婆就回到自己的家中，拿来了一个很旧的白色小布包，从里面拿出来八个康熙通宝。康熙年代的钱币本来是很普通的，但是当外婆将这八个小钱放在白布上的时候，却是一片金光耀眼。“这是罗汉钱。”外婆说。外婆小时候在私塾读过两年书，他将铜钱拿到蓓蓓和瑞平的眼睛面前，说：“一般的钱，康熙的熙，左边多了一竖。只有罗汉钱，才是没有这一竖的。你看这钱亮得很，像是金子做的。其实本来里面就是有金子的。康熙皇帝是将镀了金子的罗汉像，用来做了钱币。这钱币算命就特别准。”
“外婆，你都说了九十九遍了，快变戏法。”
“瑞平还不知道。”外婆说，“我是说给瑞平听的。”
“瑞平，你猜中一个钱币，不要告诉外婆。”蓓蓓说。
瑞平就很仔细地看上下各四枚的罗汉钱，他认准了上排左面第一个，这个钱上面有一点流铜。外婆的手很灵巧地将钱币变成了一叠，又排了出来。这会，那个钱在下面了。最后，外婆再将钱排了一次。瑞平认准了，钱又在上面了。
当瑞平刚刚说出“上面”的时候，外婆毫不犹豫拿起了上面最右的一个。
“对不对？对不对？”蓓蓓追着问瑞平。瑞平说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怀疑外婆看出了他的视线。
“外婆教他，教他。”
“四旧的东西，封建的，不好教的。”
“外婆你是贫农，贫农没有四旧的。”
外婆于是说，其实，这很简单，只要将排在上面的时候记上一个长横“－”，排在下面的时候记上两个短横“――”，最后八个钱就全部在它的位置上了。刚才的那个，就是一个“－”、“――”、“－”，应该在这里。我们农民记不住，就将这些加上几个竖条，变成了八个字：“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只要记着古人是从右面写到左面的，一点都不难。
生逢1966 10(6)
瑞平算了一次，没有算对。外婆大笑。蓓蓓越发笑得前仰后合了。
外婆最后是用三枚罗汉钱为瑞平算了一个命。外婆先说好了：“我不是算命，我是在讲故事。听故事的人，自己会晓得怎样去做。”瑞平将罗汉钱往上抛了三次，记录下了正面反面。外婆等他抛完了，用一支秃了头的铅笔写下来，一看，想了一想，就说了：“当心一点，我要讲的是男男女女之间的事情。要不要讲？”
瑞平说不要讲了。蓓蓓说自己家里，讲一讲没有关系的。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小人和一个女小人之间的事情。男的一开始对女的有意思，用手指头碰了碰女的脚，女子没有发怒，男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就碰了碰女的小腿。女的也是有意思，就没有发声音。男的就扭了人家一下……”
瑞平说：“女的不要打他吗？”
“没有，”外婆说，“女的反而转过身子了，和他说很多的话，和他香面孔了。”
瑞平不知道这个命算得怎样。当时的重点中学里，男生不仅不会对女生说里面的爱情情节，连男生之间也不会说。在瑞平的心目中，一旦女生知道男生“动坏脑筋”一定恼羞成怒，这和外婆说的完全不一样。他的脸也就变得红红的。看看蓓蓓，蓓蓓的脸也是红红的。瑞平就感到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忽然想到男生在想的事情，女生或许也在想。这样的猜想后来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之中。
外婆又说：“这不一定说的是男女之间，还可以比方别的事情。比如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你和别的什么之间的事情。你自己去想。”
那时的瑞平，是无论何时都想不通的，后来他读了周易，才知道外婆当时神秘的暗示其实就是从易经来的。外婆教给他的是悠远的东方智慧。外婆的八个罗汉钱就是八卦。平、求、王、元、斗、非、半、米，就是里、艮、乾、巽、震、坤、兑、坎。外婆为他算的命，是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一卦“咸”，关于这个卦，学术上颇多争论。瑞平只相信外婆的。只有外婆才能将最深奥的学问用乡下话说出来。
小娘舅很远就喊：“肚皮饿煞了，吃饭了！”一只船已经停在了河埠头，里屋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饭老早盛好了。红烧冬瓜,咸菜豆板汤。”这是蓓蓓的外公。这就闻到了乡下麦草烧出的香味。从侧门看过去，桌子上是大号的碗，是满到起了尖的菜，还有满到起了尖的饭，像丘陵一样放在桌子上。乡下人的吃饭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饭量表明他们的健康和没有心事。城里人是永远没有这样的饭量的。蓓蓓的外公用一把破的芭蕉扇在饭菜的上面舞动着赶苍蝇。
生逢1966 10(7)
瑞平就说要走了。外婆摸着他的粗短的头发，说：“很多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做不到的，不要灰心，或许以后也能做到呢？不过，成份倒是不要太看重，小娘舅贫农出身，高中毕业不是还在种地？”
瑞平劳动结束回家的那天，因为疲劳的积累，下午４点钟就往床上倒下睡得不省人事，半夜一二点钟被一种令人恐惧的声音惊醒了。
声嘶力竭的喊叫在继续：
“剽窃别人的科学成果，当上头头。明明是一个坏分子，阶级敌人！”
“苏联来的全是外国特务，那么你们就是中国特务，就是汉奸！”
“你们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毛主席早就知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你搞腐化，全世界都知道，革命人民早就一眼看穿了你的阴谋诡计。你们是在第三实验室里，晚上七点多钟，在一张旧的皮沙发上，看见的人多了，不要抵赖，不要抵赖，欲盖弥彰，铁证如山。男的女的全部没有穿衣服，当然连裤子也没有穿。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批准！光屁股，拉出去枪毙！”
然后，一种很惨然的歌声就从对面的亭子间的窗口传出来了。瑞平的后背生出一股冷风，手臂上平添上了很多的鸡皮小疙瘩。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歌，曲调有一点熟悉，用俄文唱的。嗓音嘶哑，唱得跌跌撞撞，有很多的休止符。
妈妈就站在了瑞平小间的门口。妈妈两只手臂交叉在胸口，只说出一个名字：“余子建。”
“他怎么变疯了？”
“他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一定要疯一次的。”
妈妈用眼睛示意了一下，床边的小桌上，有一个荷包蛋，一小碟酱菜，还有两个馒头，这是瑞平的晚餐。
瑞平从床上跳起来，附身看着对过亭子间。弄堂里很安静。疯子在这个年代，远远没有什么观赏价值。加上每天此刻，相同的呼叫令人生厌。台灯光线之中的余子建，穿着一条短裤，上身裸露，双手紧握着拳头，白皙的皮肤，肌肉块块绽出。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压着一个红袖章。
他疯了吗？他疯了吗？连他这样的人也会疯吗？
多少年来，对过亭子间的灯光一直是他的灯塔。
还是瑞平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妈妈把他叫醒，为的是让睡眼惺忪的他听一听一种嘶哑着朗读俄语的声音，看一看对面亭子间的灯光。在大同坊，余子建大大的有名，比他的校长父亲还有名。在他出国留学的日子里，他的事迹一直在弄堂里流传。这是因为在读高中的时候，他经常在早上４点起来读俄语。也就是说，他要比倒马桶的更早。因为父亲是68中的校长，需要“避嫌”。所以他用最优秀的考分到南区的重点卢湾中学读书。他的功课几乎全在95分以上，特别是数学物理，除了100分不可能还有其它的分数。因此俄语的92分就显得有点寒伧。他每天早起，读完俄语，吃完泡饭，才上学去，一路上还在背诵单词。到校之后，他一面打扫教室，一面将一本俄语书拿在手中。在进行那些只需要使用小脑的劳动时，他有效地运用了大脑的记忆部分。他的成绩从92分升到97分没有超过一个月，但是，余子建是要100分的人，他用了三个月，终于在俄语上勇冠全校，而且永不动摇。
生逢1966 10(8)
如他父亲的愿，他在中学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二通过政审，考上了留苏名额。最后到了列宁格勒附近一所航空工业学院。在多雪的北方，他依然是所有学生中成绩第一名，不管是苏联人还是任何别的国家留学生。
大同坊虽然没有名人榜，但是有口碑。显然所有的家长全部将余子建的名字放在第一行第一个的。余子建的朗读，其实惊醒了这一条小弄堂人们的灵魂。
陈瑞平在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只要看一看窗口的灯光，就获得了力量。在打球回家万分困倦的时候，陈瑞平经常会想，如果对面的哥哥在，一定会喝一口姜茶，把自己辣醒，然后认真复习、作业、预习。
即使余子建在苏联留学的时候，他也觉得黑着灯的亭子间是一种强烈的激励。
难道是他，变疯了？
“什麽事情都可能发生。”妈妈说，“飞在天上的是凤凰，落到地上的就是鸡。”
余子建毕业后来到了西北。进入研究领域，他无私地将从苏联带来的资料让大家共享。不料某些人却认为可资利用。便将那些资料藏了起来，余子建反而要向他们借资料。那里的所有人成分全是最好的，因此，到过苏修那里反倒成为一个必须讲清楚的事情。再加上西北单位进行例行常规外调的时候，来到68中，见到了“反到底”，知道了余国祯正在接受批斗。余子建就没有参加研究核心小组，他没有能参加战斗机的主体设计。而是设计尾翼上的B配件。余子建很委屈，他经常会有很多的话要说，可惜他没有地方能说去，他没有朋友。于是他就一个人自言自语。他白天自制着，对人很客气，一片温和。晚上，不免要将一肚子的委屈全部说出来。夏天，他对着荒山下的一条小溪说，冬天，他就对着满山的白雪说。那里荒无人烟，他完全可以像淮海路上的舞台那样进行演讲，他做什么手势都行，他用多大的声音都行。他以为总有千军万马在听他的讲演。每天晚上一二点钟，他就一定要起床，一定要走向旷野。
有一天，一个半夜起来小便的人发现了这个秘密。于是就报告了组织。第二天晚上，组织的７个头头全部埋伏在宿舍门口，见到余子建的屋子息了灯，就尾随着他一路出了大门。等到他面对刚刚化冻的灰黄色山野，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连绵不断地嘶叫时，所有人面面相觑，发着寒战，他们的隐私就这样一件一件被他叫出来了。虽然荒山本身没有生命，不过山回应了这野狼一样的呼啸。这种回声全部被正在窃听的人心中敏感的天线接收了。
“他不正常。”
“他犯病了。”
余子建就被护送回到了上海。他们说让他在家专心设计B配件。设计完了就再回西北。而他们临走的时候，就和上海的精神病医院全部联系好了。躺在床上，身体不行而脑袋健康的校长，和神经兮兮的身体健康的工程师，就这样互相痛苦地住在同一个空间之中。
生逢1966 10(9)
瑞平一面吃着荷包蛋，一面很悲哀地吸着鼻子。他突然听到了一种格格开裂的声音，感到他身体里的一种东西正在崩溃和毁灭之中。他想着他的儿时偶像少年时代在对面亭子间里是怎样勤奋地将俄语一百分夺到手的，就对妈妈说，他很可怜。
妈妈说，他哪里可怜？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校长更可怜，在南京的校长太太更可怜。
第二天上午，瑞平在小弄堂里见到了余子建。他知道自己脸上的表情会有一点古怪。不过余子建一点没有异样。余子建还能记得瑞平小时候的模样，说瑞平的物理成绩很好。
瑞平就说是。小时候还听你很早就读俄语，那样的用功。
余子建说那是很普通的事情，神态似乎还有一点腼腆。余子建穿着一件很新的衬衣，一条军裤也很干净。他从长乐路回来，用一根稻草扎着两根油条。他很和气地和瑞平点点头，就上楼去了。
反倒是瑞平在弄堂中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
生逢1966 第三部分
生逢1966 11(1)
没有想到，返校第一天，他在教室中就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出去了。工宣队的办公室里有两个人在等待他。一个是“爷叔”；另一个就是小魏，她和爷叔都戴着红袖章。不过瑞平没有和爷叔打招呼，他怕打招呼会弄点事情出来。
爷叔扶了扶黑边眼镜，对瑞平说：“我们要讲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爷叔很艰难的说出了这句话，“你面临一场新的斗争。”
瑞平两肩一震：“我知道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畏罪自杀的反革命，我的祖父是一个破落地主。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
“不是，你的妈妈就是地主。”小魏说。
“我妈妈十多岁就离开家庭自己生活了，她一直在上海生活，不会成为地主的。董同志知道。”瑞平没有称呼董品章为“爷叔”。
“瑞平同学，”董品章也没有叫他“弟弟”。“经过我们调查，你的父亲陈宝栋在1943年到1949年这七年中，每年都在秋收的季节，曾经受姓陈的本家委托到乡下收取租米。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那个本家我们已经去找过了，他说有这样的事情。”
“你还不知道，陈宝栋并不是单独一人下去的，当年穷人受了灾害，自己也吃不饱，哪来的租米。你爸爸收租的船上，还有带枪的人。43和44年，那些带枪的人全是汪伪政府的汉奸保丁！”那个小魏显然感到瑞平很糊涂，“汉奸武装逼租，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瑞平的眼前一黑，他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实。他面前出现了一个类似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在萧山弯弯曲曲的水道上，爸爸手中捧着帐本还有算盘，面目狰狞。爸爸的身后，站立着一个像刁小三一样的保丁，斜背着匣子炮。而岸上，是那些苦难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和饥饿的孩子。在萧山老家的院子里，农民正在汗流浃背往里面挑谷子。爸爸就坐在太师椅上，手中拿着一箩筹子，每一担发一根。还要催背谷子的人快点。
“政策是很明白的。农村划分成份的时候，收租子帐房是地主的重要的狗腿子，也作地主处理。地主和资本家不一样，地主是敌我矛盾。邵玉清是地主家属，也是地主成份。” 董品章解释说，他的推理是很明白的，有严密的逻辑性，“你们一家土改的时候正在上海，应当作为逃亡地主算。”
陈瑞平的眼眶中满是眼泪。他现在不仅是反革命的儿子，还是地主的狗崽子！
“陈瑞平同学，现在是革命路线考验你的时候了。” 董品章说，“68中是一所很讲阶级路线的学校，全市都很有名的。你陈瑞平也是一个好学生，正在积极争取加入红卫兵。表现一贯很好。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发批判漏网地主陈宝栋和邵玉清，肃清他们的反动流毒！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工人阶级的愿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