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撞倒在地上的小牛爬起来喊：“你为什么要这样？”小妹跑了过去，他喊了一声陈瑞平，又喊了一声阿头。用几条板凳，将黄于强围了起来。
救护车和警车几乎是同时到达的。医生翻了一下瞳孔，说是已经没有救了。警察将所有人全部赶出现场。
小木克在现场呆了一会就离开了，即使在现场的那一刻，他也是很注意没有一点特别的脸色。他后来拿了一个浆糊桶和一支排笔，让一个初一的小女生夹着一卷白报纸。他亲自在校门口刷上了第三条标语：
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于强自绝于党，自绝于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
比赛已经取消。篮球队的人就全部上到了二楼，伏在走廊的栏杆上往下看着。陈瑞平的心怦怦剧跳。篮球队从此没有了教练。但是他们全部不能表示一丁点儿对黄老师的同情。连蔡小妹也明白，现在必须将眼泪忍住。
直到星期一的下午，篮球队才又开始活动。阿头很仔细地用水将篮架背后水泥地上黄于强的血迹冲洗干净。包括警察在地上用粉笔沿着尸体画的一个不正规的轮廓。
打完了球，球队的人全都出去吃面了，阿头没有喊瑞平一起去。只是将一张二角的纸币交给了他，这是今天的训练津贴，可能也是最后的津贴了。瑞平也没有一定要跟着他们走，瑞平依然寂寞。他知道人们全在怀疑是他告的密，他也没有地方可以表白。他独自有一个没有一个地练习着投篮，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校园中一个人也没有了，他就用脸盆往自己身上泼着水，然后打着肥皂。后来，他用毛巾扎在水龙头上，又加上了一小截竹片，水龙头就向上喷了出来，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喷泉。这个喷泉有一点滑稽，在下面淋着的时候他就不免独自笑了起来。他突然感到自己笑起来很奇怪。就不再笑了。
操场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孤单的身影。那是法翘。
汤老师很寂寞，他根本不能理解面前发生的一切，他失去了他的室友。篮球教练本来和他兴趣不同，话说得很少。不过只要篮球队有球，汤老师是一定要去看的，看完还要“点评”。他们的友谊其实不浅。红卫兵已经在今天将黄于强的一切全部抄了个底翻天。没有抄出什么反动的东西，就勒令汤老师揭发。这个青年华侨想不出什么，就答应明天书面交卷。
生逢1966 12(6)
68中学操场上两个孤独的身影同病相怜，两个孤独的人，两颗风中的砂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一颗砂子质问另一颗砂子：
“陈瑞平，你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变得老师不认识了。你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学习好，球也打得好，至少，你是那种胸怀坦白，见到什么说什么的人。你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你也从来没有隐瞒着什么。”法翘今天的普通话说得无懈可击。
“老师，我今天也还是这样的人。”陈瑞平连忙套上了自己的汗衫。
汤老师的目光盯着那个红卫兵袖章：“你总是有了一点变化的。你自己可能不察觉。”
“老师，你是以为我告发了黄于强？我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
“我是说，一个人就这样的死了，这样简单的死了。以后我们能知道，是不是冤枉了他，是不是符合政策。但是，这对于他已经一点意义没有了。他本来是不需要死的。”
“我对于他的死也是很难过的。”
“人和人的难过是不同的。我说我今天难过，是因为他本来是不需要死的。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反对毛主席。陈瑞平同学，我想问你，是不是因为黄于强的隔离和你有关系，今天他死了，你才难过？”
陈瑞平又变得热汗一身。他低下了头，过了一会，才说：“我难过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老师你，都怀疑我。”
“我这样问你，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你的老师，是你的班主任。虽然‘文革’了，但是我还是你的老师，我当然需要知道自己的学生的品行。”法翘的眼睛很严峻地看着瑞平，后来眼神中有了一丝温和：“你真的没有？”
“我没有。你可以去问小木克，不，穆亦可。”
老师点了点头。“那么是谁呢？”
法翘是在一个月之后才知道瑞平确实对黄于强最后的隔离审查一点没有责任。告发的是一个初一的小女生。有一回比赛正好下雨，被淋湿的计分牌上面覆盖的铅画纸湿了就有一点透明，她就见到好像有一点模模糊糊的人的影子。于是赛后她就一个人到储藏室，用更多的水润开了糨糊，侦察的结果是她发现了一个反革命的行为。她很兴奋，立即到工宣队汇报。唐师傅说要研究研究，就将事情告诉了康班长。不料68中的“两巨头”意见有点不一致，唐师傅认为事情还是先调查一下为好。康班长却认为最好还是立即将当事人隔离。他秘密地问了小木克，小木克遮遮掩掩。康班长就下命令将黄老师隔离了。唐师傅很生气，说还没有调查清楚就隔离人，太不讲政策了。而康班长已经下了命令，就不会随便放弃。
生逢1966 12(7)
唐师傅有一阵实在生气，他感到学校里竟然会出现不听工人阶级话的现象，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小木克自有一套，他嘻嘻笑着向老唐作了检查。后来又掀起了一场批判黄于强的“小高潮”，他巧舌如簧地一整，黄于强就成为68中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死人不会喊冤曲，别人也不会为反革命喊冤叫屈。这样，康班长有了一个阶级立场坚定的事实可以上报，老唐也不至于出了事被区里批评得太厉害。不过老唐那里，对穆亦可同志已经很有成见了。当小木克被推荐为区革会委员的时候，学校就外调了他的成分，最后小木克终于被拉了下来，一起拉掉的还有红卫兵团司令。只是因为工总司说了话，才保留了一个学校的“委员”。
生逢1966 13(1)
“小间里还有半斤霉干菜，用肉票买一些五花肉。”
妈妈这样用纸条写着。现在陈瑞平已经很会在菜场上买菜了。他知道“五花肉”就是肋条，猪这里的部位精肉和油肉相间，还有一些软骨。他还知道妈妈会烧一盆霉干菜烧肉。农民在农忙的时候，没有时间烧菜，又担心烧好的菜坏了，就蒸一盆霉干菜烧肉。盛一大碗籼米饭，夹上一块肉，两筷霉干菜，就是一顿中饭。
家中的这半斤霉干菜还是去年他从萧山带来的，已经干出了盐花。放在水盆里，渐渐漾开了咖啡一样的汁水，立时脸盆中就放出浓烈的气味，当霉干菜将被盐逼干了的叶片舒展的时候，水也渐渐变成啤酒瓶那样的棕色。
瑞平也渐渐和妈妈说两句话，只是双方全都没有称呼。
“黄老师死了吗？”
“死了。畏罪自杀。”
“他有什么问题？”
“用毛主席像和林副主席的像做了记分牌。那些像是霉坏的。”
“是谁向工宣队告发他的？是不是你？”
“不是我，人们全怀疑是我，其实不是我。”
“真的不是你吗？”
“真的不是我。”
“不是你就好。”过了一会，妈妈又说：“有人来领骨灰吗？”
“没有。还在殡仪馆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天的早上。妈妈正在将霉干菜切得细细的。她曾是一个尽职的家长，以往几乎和所有的老师关系都很熟。黄老师更是她很熟悉的人，听说黄老师的骨灰没有人认领，妈妈的手就抖了一下，手指就被切破了。这仅有的对话就没有继续下去。
瑞平很惊讶，他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卑劣的“咬狗”。昨天是球队和法翘，今天是妈妈。
在切完了霉干菜之后，妈妈从菜橱里拿出一个硕大的磁盘，然后将煮过的五花肉切成筷头厚薄，在盘子底上铺一层霉干菜，上面排五块肉片，匀匀地撒上白糖，再垫一层霉干菜，再铺上肉片，撒上白糖。妈妈放糖的调羹中，白糖狠狠地高出来，就像是在煮一顿“最后的霉干菜烧肉”。所有的菜和肉全部覆盖在白糖之中，妈妈就叹了口气。水沸腾了，蒸笼架上了锅子，盘子放上了蒸格。火焰尖叫舔着锅底，白汽四散奔突。
这种乡下人的家常菜，因为在大饭镬里反复蒸，油肉已经化为乌有，只有外面发黑，里面是红色的瘦肉还在菜中。最后淡褐色的霉干菜蒸成了黑色，因为放了很多的糖，和从肉中间逼出的油一起，细细的菜梗就像涂上柏油一样发着亮。
不过三五分钟，整个屋子里弥漫着霉干菜的香味。
生逢1966 13(2)
妈妈开始吃早饭。很简朴，很粗鲁，在泡饭很烫的时候，她沿着碗的边缘吹气，呼噜呼噜很响地吃着。一边就用酱大头菜过着。她的胃口似乎不怎么好，因此她的粗鲁就有一点虚张声势。最后半碗泡饭被倒回到饭锅里，加上了一点水，她又将饭再热了一回。
妈妈让瑞平看住煤气，自己就上楼去了。
如果瑞平是一个细心的女孩，他应该看到妈妈的脸上有一抹姜黄色，她的眼睛有一些黯淡，眼球转动很迟缓，她上楼的步子很缓慢，她的腰身好像板住了，上楼是要用手扳住楼梯。如果瑞平能跟上去看一看，他一定能看到妈妈正躺在床上，如果他能注意妈妈的眼睛，从那里一定能见到眼白已经黄色，像是一只猫。眼睛里有浑浊的泪水。
弄堂中正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响动，有很多的人正在说话，间夹着一些拖动粗大毛竹竿的声音。有人将一根又一根毛竹送到了小弄堂的尽头。
将腰门推开，他就斜依在门口，双手依然插在裤袋里。他看着毛竹，知道房管所开始对石库门弄堂大修了。他走到大弄堂，见到画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已经全部被白纸保护了，然后等施工结束之后再进行补修。整条弄堂，包括所有的小弄堂，全部都堆上了毛竹。一些穿着白色帆布工装的工人在弄堂里走来走去，他们的腰板笔挺，因为腰间的皮带里插着一把柴刀，他们的身子后面仿佛拖了尾巴，那是因为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扎细篾片。这些篾片如纸一样薄，边缘锋利，况且已经在水里泡过，更显得柔韧异常。这些工人很吸引瑞平的，他们从地上开始工作，将几根毛竹树起来，两个工人扶住根毛竹，一个工人就像猿猴一样爬上毛竹，然后就将另一根毛竹斜着，两根毛竹就是用几根青青的细篾片绑扎起来的。毛竹就搭成了很多正方形、长方形，然后又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又将毛竹斜着连接四边形的两个对角的顶点，一个高高的脚手架，就这样矗立起来了。然后，竹篱笆片一片接着一片，在空中架起了路。大同坊的四通八达变成了立体的，工人门就这样在空中自由踱步。迅速建好的脚手架已经到了三楼，那么，他就可以完成一个梦想？小时候那个梦中，他从晾衣裳的那根小小的方木上走了过去。然后从窗口一跳，正好被蓓蓓看到。蓓蓓就不要命地喊：“瑞平妈妈，你们家瑞平走过来了！”
在毛竹的丛林中走来的是小妹。小妹看到陈瑞平，就说：“瑞平，怎么，发呆了？“
瑞平就说：“没有。“
“学校接到通知，今天晚上红卫兵有活动，你要参加。”
瑞平感到很新鲜，他说：“活动为什么不在白天？”
生逢1966 13(3)
小妹看了瑞平一眼：“目前，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活动呢，总是阶级斗争吧。这是纪律。活动的规模很大，还有工人参加呢。”
妈妈正在这个时候从楼上走下来了。小妹就喊了一声：“瑞平妈妈。”妈妈就说：“瑞平已经不认我这个娘了。你也不要叫我瑞平妈妈。一定要叫，可以叫‘地主分子邵玉清’。”
小妹被抢白了一句，就不再开口了。她站在门口一会，就对陈瑞平说：“我走了，晚上不要忘记。”
瑞平有点尴尬地将小妹送到了小弄堂口。
虽然霉干菜烧肉香气扑鼻，但是妈妈毕竟吃得很少。瑞平虽然依然在“后自然灾害”的饥饿之中，很馋肉，因为和妈妈生分了，妈妈没有多吃，他也没有多吃。只是将籼米饭添了一大碗。
晚上，妈妈很早就睡了。瑞平出门的时候，只有六点多，他很惊讶，妈妈往常不是这样早就睡的。但是这个年代他已经对自己的妈妈失去了好奇。
街道上有很多的人，少见的喧闹。全是戴有柳条帽的工总司队员。柳条帽本来是建筑工人的特别装备，当时是时装之一。他们很多人手中有长矛，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子弹”，这就是那种外形很像上海水果店里切成一段一段甘蔗的“洋元”。“洋元”是用碳钢做的。很有想象力的人用手指粗的钢筋弯成弹弓，系上工业橡筋，小孩的游戏就变成了真的武器，“洋元”射到人的头上鲜血飞溅，颅脑骨折。长矛拖在地上，琅琅响着，这使淮海路有一种肃杀之气。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来了，这些工人就全上了车。车开向杨树浦的方向。瑞平这就想起来了，这些工人全是要去上海柴油机厂的。很可能就是在今天，将有一场“踏平联司”的武斗。厂里七千个工人就分成了两派，而且彼此坚定不移。他们从口号战和大字报战，水到渠成演化成武斗。他们的大字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最后上海工人变成了两派，其中有一派就是支持联司的。
不可容忍。工总司于是就要最后击败“联司”。
“联司”有一千多人坚守在上海柴油机厂，今晚，工总司中二十四万青年工人就是要到那里进行一场血战。二十四个人对一人！
淮海路上的标语这样写：
“坚决消灭联司匪徒！”
“认清联司反动本质！”
“谁反对上海市革会就打倒谁！”
那么，我们也是到那里去的吗？
不是，红卫兵不是到柴油机厂去的。他们要到街道去。红卫兵是排了整齐的队伍从学校到街道去的，到一个居委会，就走了一小队人。上街沿上有很多人在看红卫兵。有一些小孩很羡慕，他们是小学生，只能带上红小兵的袖章，于是他们就跟在队伍的后面挺着肚子踏步。也有一些中学生一样年纪的人在一旁看着，他们没有袖章。瑞平就想，以前自己也曾经这样看过别人，他现在获得了一点信任的自豪，当然也付出了千辛万苦。
生逢1966 13(4)
后面就分组。瑞平和小妹一组。他们到了嵩山街道某里委，某居民小组。任务是要到一个反革命份子的家庭中去检查。他没有料到，带队的竟然是唐师傅本人。唐师傅穿着白色的老头汗衫，袖子上是一个工总司的袖章，斜背着一个红色的小包，里面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和小妹瑞平，是徒步走到居委会去的。唐师傅很健谈，穿行在狭隘的街道弄堂之中，唐师傅不断在对瑞平说话，只是有时问一声小妹：“你说对不对？”
不过这样心平气和的谈话竟然会出现令人窒息的一刻，瑞平突然听到唐师傅说：“陈瑞平、蔡小妹，你们都是篮球队的人，你们是不是知道，穆亦可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名字好像是很遥远的，“小木克”是每天在称呼的名字，穆亦可才是政治姓名。“这个人很深啊！”唐师傅很感叹。“黄于强临死之前曾经给革委会一封信，就说到穆亦可。”
在那个时代，“深”有很多解释，但是没有一个标准解释。唐师傅没有再说这一封信是怎么一回事。在小妹和瑞平猜想不已的时候，居委会到了。唐师傅就伸出手去，和居委会的主任握手了。
妈妈没有睡着，她的上腹疼痛不已。像是有什么堵住了胃，胃像是一块石头一样，硬得没有感觉。她知道自己已经生病了。但是，她不知道自己生了什么病。她的两条腿绵软无力，经常连举手的力气也没有。她怀疑自己得了肝炎，自从1959年中东的蜜枣进入上海，上海生肝炎的人就多了起来。以后冬春之交年年流传。她非常害怕得肝炎，生病总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更不用说是肝病。她已经在政治上被嫌弃，不愿再给别人一个嫌弃的理由。她在家里烧霉菜肉，她是想试验自己是否得了肝炎，她听说肝炎病人是见到油肉反胃的。她的胃口不好，但是并没有到呕吐的地步，她将肉吃了下去。于是她安慰自己，这是神经过敏，她没有什么疾病。不过她已经很小心地将碗筷和瑞平分开，她担心瑞平染上肝炎。
白天她听到瑞平说黄老师的骨灰在殡仪馆里，连收尸的人也没有，便有一些隐隐的心痛。因为黄老师对瑞平有恩。陈瑞平没有开学就开始成为集训队员中的一个。瑞平今天的球打得这样好，全是黄教练的功劳。妈妈想过，如果瑞平没有揭发黄老师，那么她可放心一点，如果她能熬过去，那么她会让瑞平到殡仪馆将黄老师的骨灰收起来。
肝部再一次疼痛。接下来，她听到了楼下一阵敲门的声音。声音渐渐响起来了。最后是居委会的谢大姐在后门喊：“90号开门！90号开门！”
妈妈吃力地起来，从三楼后间探出身子，因为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楼下就显得黑乎乎的，似乎有很多的人。妈妈就说：“钥匙在老地方。”谢大姐就从牛奶箱中将钥匙拿出来。接下来，就是轰轰的楼梯响，上来了四个人。第一个就是谢大姐。跟着一个很瘦的工宣队员，最后是两个红卫兵。
生逢1966 13(5)
谢大姐很胖，走上三楼，就不住地喘气。她对后面的三个人说：“她就是邵玉清。”
那个瘦瘦的工宣队员穿着的工装上印着ＸＸ螺丝厂，妈妈知道这仅是一个五十个人的小厂，这个工宣队员很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班组长。那个工人很有腔调的说：“你就是邵玉清？”就像是法院的人验明正身。
“是的。”
“你有什么罪行？”
“我是地主分子，我妄想翻天，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
“怎么？你的口气还很大？你还不老实？你是不是要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头？”
“你就说自己的罪行，具体一点。”谢大姐开导说。
红卫兵是一男一女。男的就说：“你家男人呢？”
“死了。”
“啊！我们点穿了你，你才说。你还不老实？你的丈夫是一个黑色资本家，是一个地主分子，是一个对抗文化革命畏罪自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是的，小将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哼哼，这就叫你不打他就不倒。”那个工人就拿出毛主席的红宝书，挥臂喊口号。“打倒地主分子邵玉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一屋子的人就全部在喊口号。妈妈也喊，也举拳头。
“怎么样？现在你有认识了吗？”工人说。
“是的，经过教育，我的思想有了提高。”
“地主分子邵玉清，现在我们要警告你，你必须要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必须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监督改造。”那个女红卫兵说。
妈妈没有力气，就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但是没有找到椅子，看到面前是一张毛主席的像，就跪在毛主席像前，这可以理解成为一种认罪的姿态。
翻看了一下资料，工宣队员就说：“你的儿子呢？我们要对他说说话。”
“今天晚上到学校去了。”
“瞎说，这样晚了，还到学校去做什么？”
“他是一个红卫兵。”谢大姐在一边说明。“他们68中今天也参加活动。她的儿子已经划清了阶级路线。”
“那好，那好。”工宣队员有一点悻悻的样子，就说，“就这样吧。”他环视四周，很有点大惑不解：“这个家庭好像没有抄家一样，你看家里沙发也没有抄掉。还有天花板上的灯，床旁边的灯也很资产阶级化的。”
男红卫兵不由分说就将床头有一个瓷仕女灯座的台灯啪的一声扔在地上。
工宣队员走到门口回身对妈妈说：“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一定要好好地改造。争取得到人民的宽大。”妈妈的眼皮动了动，刚才砸灯的时候，她也不过动了动眼皮。
生逢1966 13(6)
瑞平回家的时候，是和小妹一起走的。他们革命了一场，他们去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家，他们斗争了他。唐师傅在嵩山路回学校去了，他住在学校里。瑞平和小妹一起回家。瑞平一直没有说话。小妹喊了他两声，他才回过神来。
“你知道唐师傅刚才为什么这样说小木克吗？”
“不知道。”
“小木克不是城市贫民出身。他是地主出身。”
“他这个人很神秘的。”
“有人揭发，小木克参加红卫兵是隐瞒了出身。区革会组织部就派人出去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家在乡下还有很多的田地。在土改的时候已经定了地主。”
“乡下没有到上海来抓人吗？”
“没有。听说他的祖父很会做人，是一个很和蔼的人，农民再穷也会被他的花言巧语花倒，将租米全部交了。当然，他们家在国民党那面有人。”
“我看他红卫兵司令大概不能当了。”
“你怎么知道的？”
“红卫兵团里的人全部都知道，只有你还不知道。唐师傅说黄老师给工宣队写了一封信。”
“是在揭发小木克吗？”
“哪里！他会揭发什么人么？他只是写，穆亦可是地主出身，我也是地主出身，不能因为我是教师，就让我受这样的待遇，而他是学生，就能当红卫兵的司令。”
“那么他本来不是想要死的？”
“我想也是。不过因为实在想不通，才想到要走出来说说话。他在牛棚中要汇报问题，没有人理睬他。全在害怕，怕立场不清。黄老师是很寂寞的。”
“可是他就这样死了。”
“死了。”
正好走过重庆路淮海路的转弯口，妇女用品商店巨大的玻璃橱窗已经全部被白报纸糊住。黑色的字有一个人高，墨汁淋漓：“打倒联司！”没有署名，只有一个日期“八.三”。
“小木克一定在那边。”瑞平指指标语。
“你那么肯定？”
“小木克经常会到工总司那些头头那里去。现在他们一定会在柴油机厂。”
淮海路上此时一个人也没有，寂寥得很。本来这样热的天，总有人在街上走的。行道树上的树叶在小风中有一点晃动。土黄的灯光便变幻着影子。空气中闻得到糨糊和墨汁的酸臭味。远处有猫在凄厉地叫，近处没有。突然，两只猫一点声响没有，从他们的面前蹿过去了。
小妹尖叫一声，说：“吓死我了！”
“有什么好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私无畏。”
“你还拿这样的事情开玩笑。”
“我开玩笑吗？我狠不得这时候拿起长矛，也到柴油机厂去呢。献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算白活了一场。我平生就羡慕那些在战场上革命的志士，羡慕你的叔叔这样在战场上洒尽鲜血的英雄。可惜我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真感到这样糊里糊涂活着，一点意思也没有。有时我真的盼望能够有一个牺牲的机会。”
生逢1966 13(7)
“你不是已经加入红卫兵了吗？”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样过的日子？”
“我虽然不知道，但是能够体会。”小妹好像是下了一个决心，过了一会，才接下去说：“但是，还有一个人，他活得比你困难得多。”
“谁？”
“你的妈妈。我爸爸说，不知道瑞平娘怎么能撑下来的。我妈妈就说，因为瑞平还在，你妈妈还放心不下。做娘的就是讨饭也要把儿子养大。”
“你们没有说我吗？”
小妹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小妹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一家都会帮你。”又过了一会，小妹又说：“那是我妈妈说的。”
他们走进了大同坊。小妹在第一条小弄堂转弯之前转身看了一看瑞平，瑞平看到了那长悠悠眼睛中有着没有说出来的很多话。瑞平站在弄堂口很久，他一直看到小妹的身影模糊不清，听到小妹的钥匙轻轻响了一下，二楼的亭子间灯光亮了片刻，就暗了。然后，他就很小心地看着脚下，尽量不要踩上圆滚滚的毛竹，转弯到自己的小弄堂之后，他就像走进一座廊桥。抬头，他看不到天，伸手在裤袋里掏出钥匙。新娘子家的钟当当敲了两下，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当他走到三楼的时候，首先就闻到了家中污秽的气味，不由一惊。他向前房一看，妈妈已经在桌前软软地昏睡了。瑞平摸一摸妈妈的额头，非常的烫。妈妈已经呕吐过了，呕吐物有的沾在内衣上，有的就在地上。
瑞平立刻就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他有一刻的眩晕，同时就万分的惊慌。他面前是一个巨大的虚空，家已经没有了，但是妈妈和他还在，互相之间还负着责任。妈妈倒下了，除非瑞平伸出手去，妈妈就要永远躺在了地上。她非常非常的无助，瑞平也就非常非常的孤独。人生中最令人感到恐惧的，不会是别的什么，只有身处在滚滚红尘之中，而心在其外，在喧闹之中无人可诉的孤独。
妈妈就在这时候醒来了。她在黑暗中瞪大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
“唉呀，我怎么吐了呢？这样怎么好去上班？有一股气味，唉唉。”她挣扎着要想起来，可是一阵腹痛，她起不来。“我本来想不会自己去死的。可是我现在真的会死了。”
“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看急诊。”瑞平已经学会了不去正面回答难回答的问题。
“我已经支撑不下去了，我再也不能支撑下去了。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有气力支持下去的了。我是害怕造反派说我偷懒，说我反动本性不会改变。”
“哪里痛？”
“这里。”妈妈用拳头在自己的心口比画了一下。
生逢1966 13(8)
弄堂里很静，这在文革时期是很少见的，幽微的天光给房间一些轮廓的光亮。瑞平见到了被扔到地上的台灯，那些碎片溅得四处全是。他这时才发现自己的妈妈最初是跪在桌子旁的，她在倒下之后，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跪姿。他这时才想到，在他向某个现行反革命发起斗争的时候，有人在他的家里进行了斗争。这是一种无声的提醒：无论你走到了什么地方，你可以改变你自己，没有可能改变妈妈。因此你的家庭背景一直没有改变，这样，你的一部分也是不能改变的。
“你和你的爸爸一样，你很软弱，你总有很多的幻想。”妈妈突然变得很会说话了，“你爸爸不值得纪念，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他不是一个红色的资本家，他和别的资本家没有什么两样，他本质上是要赚钱的。他是希望在共产党领导下也能赚钱。”妈妈的思考似乎很慢，但是他终于把话全部说出来了，“或者说是他是希望也能很有面子的过日子。他看面子要比钱更重要一点。”
“他往水里一跳，他是脱离了尘世，他是没有一点牵挂了，他带着面子去死了，只留下了我和你，我们怎样生活？我们难道也要一起去死吗？”
瑞平将妈妈扶到了床上，转身寻找妈妈的劳保卡。而妈妈却还在说，仿佛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说了。“记得你曾经想过，你要去航空滑翔学校。后来呢又想到你要去上海少体校打球。你是多么糊涂啊，其实你一个地方都不能去。当然，正因为你有这样多的幻想，所以你人没有萎了下来，但是你也变得软弱了。小将陈瑞平，你是永远逃不掉的。你的一辈子都要背上出身的黑字。过去是资产阶级，后来是反革命分子，现在是地主阶级。”
她看瑞平从抽斗中拿到了劳保卡，伸出无力的手摇了一摇；“我已经活不长久了。每次踏黄鱼车走出厂门的时候，我总是想，什么时候出一场交通事故就好了。但是，我不能对着汽车撞上去，那样就冤枉了一个司机，我们家也将出现第二个自杀的人，这对你很不好。很不好。”
瑞平忽然觉得，如果他再也不说的话，妈妈就要说出更多叫人更害怕的话：“你这是诬蔑文化大革命。这是要进行斗争的！”
瑞平很轻的提醒，他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大声的进行批判。妈妈忽然停住了自己的嘴，很恐惧的看着瑞平：“你会不会去报告工厂？”她惊惧的表情瞬间就松弛了下来，或许这一点就给了她一种释然，是她从瑞平很轻地说话中听出了瑞平并没有在弄堂中需要表现的高八度。“你会的，你一定会的。”
瑞平没有作声，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妈妈就说：“能活下来，我当然希望能活下去。所以我一点也不反抗。革委会要我做的事情，我总是做好的。我其实是做不动的，车间中的铁皮总是要我来搬的。如果谁帮了我，那么他就一定会因为同情阶级敌人被批评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的乌青块，还被铁皮弄出血来，我当然忍住。我改造得好，我的儿子就是有功劳。”
生逢1966 13(9)
妈妈的泪水就滚落下来了。“好了，我就不说了，以后也不说了，进了医院，我就不能再说什么了。”
“以后，我死掉之后，你不需要为我安葬，只消将骨灰扔进海里去好了。”
这个时候，她突然倒下来了。不是昏倒，而是一种交代完了清醒的倒下，然后安然的睡去。
陈瑞平手忙脚乱地打开后间的灯。他一点没有经验，在抽斗中翻着什么，后来才想起，原来他要找的劳保卡已经在他的手中。他正要关灯的时候，对面的灯亮了，蓓蓓就站在窗前。
“有事？”
“唔。”
对门灯也熄了。蓓蓓换了一双鞋，爬出窗口，蹑手蹑脚从脚手架的竹片上走了过来。这和小时候的梦不一样，第一次走过天桥的不是瑞平，而是蓓蓓。
瑞平背起妈妈。蓓蓓用电筒照着，他们上医院了。
生逢1966 14(1)
“你真是一个傻子。”女孩说。她是说瑞平直到这样的时候才将妈妈送到医院。
瑞平没有言语。穿过了淮海路的时候才问了一句：“这样晚了，你还没有睡？”
“睡了，我是被人家蓬的一响砸什么东西的时候才醒来的。醒来才知道你们家中出了事情。”
这是一个恐怖的夜晚。文革中的夜晚，经常是喧闹着的，经常是灯火通明的，只有今天的夜晚马路上没有人，寂静就成了恐怖。他在淮海路上寻找车辆，他希望能找到一辆车。不过没有车，连黄鱼车也没有，连像夜游神一样的自行车也没有。这样的寂静确实能令人背后一阵阵抽搐。蓓蓓害怕，就牵着瑞平的衣襟。瑞平慢慢地背着妈妈走。他身上的汗水一会儿就将那件军装全部湿透了。
瑞平的的背上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千百次走过的淮海路上，虽然现在淮海路上依然全是标语，糨糊的酸味依然凝成一团，飘飘荡荡。刷糨糊已经使用刷地板的大刷子，容器也已经进化到了柏油桶。湿漉漉的气体于是大团大团地带着森然和肃杀飘飘忽忽地来寻人的鼻孔。寂静的夜晚给人一种幻觉。他总感到革命的气体如今过于潮湿，似乎会飘荡着很多肉眼难以看见的丝状霉菌。瑞平在瑞金路口一个岗亭旁边休息了一会。他没有把妈妈放下来，只是将自己的身体靠在岗亭上。汪蓓蓓用手帕给妈妈擦着汗，也将陈瑞平的额头抹了一把。
突然听到了一阵急骤的铃声，救护车在没有人的街道上飞也似地急驰。车一辆接着一辆，全是到那个医院去的。这是上海当时数一数二的医院，是一所解放前就有的医院，这一夜医院乱哄哄的，满是受伤的人，横七竖八地从车上往下抬。而医院的急诊室门口全有握着长矛的工总司战斗队员守卫着。今天晚上的紧张气氛有点特别。
急诊室里两个护士，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高个年纪稍大一点，矮个年轻一点。他们已经戴上了和医生一样的帽子。手臂上有红袖章。
当瑞平精疲力竭地将妈妈放在长椅上的时候，护士突然紧张起来：“什么成份？”
这一声提问是瑞平最怕回答的。
蓓蓓就说：“工人。”一面侧身悄悄将妈妈胸口上的小布片拿掉。
“急症两角。”那个长的年纪大的说。
那个年轻的说：“你的劳保卡？”
瑞平就将劳保卡送了上去。
年轻的看了一看，就说：“上面没有写成分。”
“有的单位是不写的。”
“都写的。”
“他是红卫兵。成分不好的人能当红卫兵吗？”蓓蓓就这样说。也幸亏瑞平臂上的红卫兵袖章一直挂在袖子上。
生逢1966 14(2)
“我们是要看到那种长方的图章的。这是立场问题。”护士不依不饶。
正在这个时候，一辆吉普车和一辆装满造反队员的卡车驰进医院。从车上下来了一帮人，眼尖的瑞平见到了小木克。小木克穿着一件深蓝的工装，戴着安全帽，手臂上挂着工总司的袖章，他的手中没有长矛，身上却背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用手向瑞平打了一个招呼，不过他没有过来，而是两个护士向他们走过去了。因为她们在小木克的背后看见了一个文革中的传奇的英雄人物。那个三十多岁的司令拥有一百万造反人马，这在当时整个中国首屈一指，没有念完高中的他尽量表现出儒将的风范。他很文气，有一张白净的脸。和他手下那些剑拔弩张的头头不一样，他一直是慢语细言的。他很严肃地视察了那些伤员，一点没有在乎他们仇恨的眼神。然后就对小木克说：“小穆同志，这里就交给了你了。他们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你要让他们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宽阔胸怀。他们虽然受了联司的蒙蔽，但是把他们挽救过来，更能揭露联司坏头头的阴谋。”
他登上吉普车走了，留下了小木克和一车工人。小木克示意长矛队离开病房，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瑞平明白了小木克的机警。他永远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最合适自己的位置。长矛能够在受伤的人们的伤口之外再加添伤口。人的心灵不是长矛能征服的。一个曾经受伤的人一辈子记得伤口是怎样来的，他们至少不会仇恨那些给伤口上药的人。
小木克看了瑞平他们一眼，只要一眼就知道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对护士说：“治病。”然后拿过劳保卡，在上面写上“工人”，扔给了两个护士。两个护士急急忙忙就给妈妈量寒热。立马让让妈妈躺到一只她们备用的床位上。
小木克然后就走向那些带有仇恨的眼睛。瑞平几乎相信，在一个小时之后，这些眼睛全部会带着感激看着小木克，尽管小木克要比他们中最年轻的人都要小好几岁。
妈妈在这个时候醒来了。正好那个小张医生从伤员中腾出了手。他很仔细地看了妈妈的眼睛，然后开出了三张化验单，最后招呼护士吊盐水。
他坐下休息片刻，用一个搪瓷杯子喝着水，一面看着又昏睡过去的妈妈。
蓓蓓就问：“她重不重？”
“很严重。需要住院。”他几乎用耳语一样的轻声回答。“床位很紧张，不过是工人阶级又两样了。”
“肝炎？”
他摇了摇头。
“胆囊炎？”
“可能吧。还要看看化验的指标。天亮的时候，我会找你们。”
生逢1966 14(3)
天亮的时候，又是一车联司伤员被送过来了，他们忧郁的神色说明，“联司”的大楼已经岌岌可危，双方激战的胜负已经明白。这场上海唯一的大型武斗可能就要结束了。医院外面，瑞金路上飘起了红旗，全是欢呼的声浪。攻打联司的工人一车一车回厂了，他们唱着歌，喊着口号。几乎所有躺在急诊室里的联司队员全部流出了痛苦的眼泪。
有一个老太太不知道怎样知道了联司的伤员就在这里，她从城市的另一头赶到医院就冲过长矛的防线，直奔病房。然后就嚎啕大哭起来，她一面号哭一面就跌跌撞撞在伤员中寻找她的儿子。小木克就陪她穿行在一个个伤员之间，一面走一面拍着老太的背安抚着。看着小木克的神态，你会以为他是联司的司令而不是工总司的代表。
妈妈醒来了，她是被老太哭醒的。医生也就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病床旁边。他看看妈妈的化验单，似乎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有明白。他走到妈妈的床边，要瑞平将妈妈胸口的衣服展开，他触摸着妈妈的肋骨，手指迟疑了一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对准腹部的中间，突然一点。妈妈浑身一抖，医生的眼睛其实一直看着在妈妈的双眼，他找到了一丝颤动。这就是答案了。他抬头看了一看曙色，然后低头看了一看手表，慢条斯理地为手表紧了发条。然后就走开了。
他需要证实。
瑞平看着他穿过走廊，在尽头的一间大厕所中，他找到了一个佝偻着的熟悉的背影，这是一个在用盐酸洗刷散发着刺鼻臭味的尿碱的小老头。他将所有的怀疑告诉了胸口有黑色布片的前教授。小老头一点怀疑也没有，瑞平听到了他吐出的三个字：
“胰头癌。”
“她还能活多久？”
迟疑了一下，回答是：“三十天到三十五天。”
“要开刀吗？”
“要开。或许我们的判断是错误的。”又是迟疑了一下，“我们能作判断的资料并不全面。”瑞平知道他为什么迟疑，因为说话人其实不能说“我们”，他只是看到了张医生的报告，他没有资格直接和病人接触。
“那么你能出来为我们开刀吗？”
“不能。但是他，会将手术做好。”他用眼睛向急诊室表示了一下，不容置疑地说，“十年之后，不五年之后，他将是上海最好的急腹症专家。”
这对话是在厕所的门口，浓烈的盐酸气味中进行的。这时，天已经大亮。瑞平和蓓蓓就走过去了。因为是男厕所，蓓蓓走到门口就不能走了。那个黑帮教授拿着一柄鬃毛刷，带着厚厚的口罩。这是一个瘦小的约六十岁的老人，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神态颓唐，眼睛因为硫酸的刺激而淌着泪。和他对话的经常是蓓蓓，而不是瑞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