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案件终结之时，莱温斯基只是一位无助的观众。在这份长达453页的报告中，斯塔尔最初受委托调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闻仅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总统与莫妮
卡·莱温斯基的关系上。报告总共列出了11项可能的弹劾理由。莫妮卡得到的则是：过去一年中，她的隐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灵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尔、白宫和大众传媒的探索和开发。她近乎绝望地意识到，甚至她的将来也已经被夺走了。
与每一个卷入这个案件的人一样，当身穿制服的警官们把斯塔尔报告和独立检察官在四年的调查中搜集起来的18箱相关材料——“一卷卷的罪恶”，正如一位才子评论的那样——送到众议院时，莫妮卡是一位无助的观众。在他453页的报告中，斯塔尔最初受委托调查的白水土地交易丑闻仅仅被提到了四次。他的火力几乎完全集中在总统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上。报告总共列出了11项可能的弹劾理由，包括作伪证、破坏证据、妨碍司法公正和滥用职权。根据美国宪法，是否弹劾克林顿取决于他是否在事实上犯了“叛国罪、受贿罪或其他重罪”。现在轮到国会作决定了——独立检察官的报告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执行那个程序。
几乎立刻，总统的律师大卫·肯达尔回击了这份报告，他说：“这是私事，无法构成弹劾理由。这份报告中的猥亵的断言仅仅是为了羞辱、伤害和在政治上攻击总统。”自然，这个评论没有击倒肯尼斯·斯塔尔，他在他的报告中写道：“考虑到他的高级职位必须承担的巨大的信任和职责，总统有责任证明，他的行为始终遵循着这个国家的法律。”作伪证和妨碍司法公正，他继续写道，“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当这样的行为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时，我们相信这些行为‘可以构成弹劾理由’”。
在整个国家看着这出大戏上演时，总统又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懊悔，9月9日当天，他在佛罗里达对一位听众说：“我让你失望了，我让我的家人失望了，我让这个国家失望了。但我在努力更正这一切。我决心不让任何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两天后，在众议院投票决定在互联网上公布这份报告后，悔恨不已的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祈祷早餐上发表讲话说：“我不认为可以用一种迷人的方式说——我错了。”然而，他确实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道歉，不仅向他自己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还第一次向莫妮卡和她的家人。“这对我很重要。”他说，“我希望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都知道，我的悔恨是真心的：首先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我的职员，我的内阁，莫妮卡·莱温斯基和她的家人，以及所有美国人。我请求他们所有人的原谅。”
自从1月那些黑暗日子以来，他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当时他对他的高级助手们说，莫妮卡只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家伙，她有关他和她之间有关系的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可以理解，莫妮卡认为他迟到的道歉“晚一天，贬值一美元”，虽然“我很高兴他确实承认了我自己和我家人承受的痛苦”。
9月21日，当他对大陪审团所作的视频证词公开时，一切变得明了，他确实理解他们经历的一些东西。看着它，莫妮卡为他对她支持的程度感到惊讶，甚至“震惊”。“我很震惊，因为这一次不仅仅是政治家在说话。那里有我曾经一直认识的比尔·克林顿的眼神。这是一个让人精神振奋的变化。”在这份证词中，她相信，当他批评斯塔尔的检察官们对待她的方式时——仿佛她是一名“重罪犯”，他是作为一个男人、而非一位总统在说话。他指责琳达·特里普“在背后捅了她一刀”，还说她卷入葆拉·琼斯案件“让我很伤心”，他把这个案件描述成是他的政治敌人资助的一个伪造的诉讼。
然而，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承认自己与莫妮卡关系的性和浪漫方面上非常慎重。他说，他没有赋予她送给他的领带任何特别的意义；虽然他承认与她有“不合适的亲密举动和性玩笑”，但他否认他的行为构成了他所理解的性关系。正是这个争论——分析句子，围绕单词“是”和“单独”的定义扭来扭去——让大多数人充满了怀疑。它也给了喜剧演员不少欢乐时光。
总统对她的支持和他的悔悟使莫妮卡的灵魂得到了些许安慰，但没有什么可以治愈斯塔尔报告给她带来的感情上的伤害。当报告在互联网上公布时，莫妮卡在纽约和母亲在一起。当她看到它时，她表达了自己的惊慌，她一边浏览报告一边评论其中的某些段落。她母亲让她大声读出斯塔尔的话，但莫妮卡太窘迫了。“整个世界都在阅读我的女儿。”玛西娅惊讶地评论说，“你却不能告诉你母亲？”
莫妮卡的窘迫是可以理解的。报告引起了恶劣的阅读，不仅因为其中大量的性细节，包括雪茄那件事，也因为它使用了甚至是最私人的材料。她给“英俊先生”的没有发出的信——卡琳·伊莫古特曾经说也许会被忽略——带着它们所有浪漫的、自我放纵的荣耀感被印了出来。不仅如此，尽管她当时还不知道，她的“性”证词——另一次被假想为秘密的询问——几个星期后被全文印了出来。
创造历史但未改变(9)
此外，报告中出现了很多错误。莫妮卡已经指出了它们，但是由于它是匆忙写成并提交给国会的，它们根本没有得到纠正。比如，她的朋友凯瑟琳困惑地打电话问她，为什么她从来没有说过她从1995年以来一直在接受治疗——斯塔尔报告上是这么说的。莫妮卡解释说，这是一个打印错误；她要到1998年1月丑闻曝光后才开始接受治疗。这样的错误看似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它们有时候极为重要：一些民主党政治家后来争辩道——完全错误地——莫妮卡的证词与总统不同是因为她使用了三年抗抑郁症药物。在《名利场》中记者雷纳塔·阿德勒
公开表达了对独立检察官巨著的不屑：“肯尼斯·斯塔尔的这份六卷本报告……在许多方面是一份完全荒谬的文件：不准确，盲目，有偏见，组织紊乱，不专业，文法混乱。”
在他的调查中，肯尼斯·斯塔尔没有与莫妮卡·莱温斯基见过一次面，但她觉得他侵犯了她，玷污了她——不是在身体上，而是利用他的法律和宪法权力剥掉了她的每一丝尊严和人格。“他的报告让我很受伤。我真的觉得被强奸了，身体很不舒服，似乎每一个看我的人都只会想着我在口交。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把我看成是一个妓女。
“这很痛苦，很羞辱。这让我更加确信，没有人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关心，没有人把我看成是一个人。我只是用来得到总统宝座的一个人质。”
报告在互联网上公布后的最初几天内，她伤心到了极点。渴望帮助她的母亲和继父带着她和拉比·马克·格鲁布一起在纽约吃了顿饭，后者和她单独交谈了几分钟，给她带来了一些精神上的安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她需要很多帮助和指导，特别因为似乎国会打算不仅要公布琳达·特里普录音带的文字版本，还要公布声音版本。自从她听到自己在电话中哭泣和发誓的录音后，这一直是她最害怕的事。
莫妮卡希望在录音带公布前发表一个声明，为她引起的麻烦公开向她的家人，向总统，向希拉里和切尔西·克林顿，向美国人民道歉——至少这时人们可以在她能够控制自己说话的情况下听到她的声音。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为独立检察官办公室想要审查她的发言。
令人惊讶的是，直到11月3日国会和参议院选举之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一直没有公布录音带。人们普遍预期，这次选举会反映出这个丑闻对民主党的负面影响——9月，身为克林顿支持者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在参议院攻击总统的行为“可耻和不道德”时赢得了持续的喝彩。事实上，共和党在选举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倒退，炫耀的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随即辞职；作为克林顿长期以来的激烈反对者，金里奇也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成员。
莫妮卡知道录音带即将公开，它们会引起的伤害让她发狂，她曾经打算吃一颗安眠药，在床上睡一天。结果，她的朋友内莎在感情上拯救了她，带她出去了一天，以把她的注意力从不可避免的公开中转移开。
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莫妮卡最关心的人正好是受伤害最深的人——不仅因为斯塔尔的报告，也因为特里普的录音带。最悲哀的结果之一是，父亲与女儿之间似乎已经弥合的裂缝重新出现了。伯尼已经发誓再也不看、不听有关女儿的任何消息，但每次打开电视或广播时，他还是忍不住听更多痛苦的细节。对他来说特别痛苦的是一次谈话录音，其中莫妮卡向特里普谈到了她长大时学着欺骗她父亲的事。“她说到了与家庭有关的事。”他说，“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听到全部。我听到的一小部分已经让我很震惊，我对她说的某些东西依然非常发狂。”
玛西娅没有那么激动，因为她已经厌倦了莫妮卡和她家人不断的、挑剔的批评，录音带上几乎没什么东西能够让她感到不安。“我了解莫妮卡，我知道她有多么爱她的家人。六个月之前很伤人的那些东西现在影响小多了，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对任何人期待人格。隐私的缺乏已经如此彻底，如此伤人，今天，没有人可以揭出有关我们家会让我震惊的任何事。”
然而，当她听到莫妮卡在录音的某一段中哭泣时，她确实发现了痛苦，因为这让她想起了1997年秋天那些可怕的日子，当时她女儿的世界正在坍塌。她承认：“这是很少人知道或关心的一些事。我知道，她的朋友和家人知道，她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她生活中的这整个故事给她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有些是别人故意造成的，有些是自己造成的，她在某些她不应该做的事情中投入了这么多。”
时间的流逝几乎没有冲淡莫妮卡的内疚和痛苦。有时候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传唤，随后痛苦重新燃烧起来。一天早上吃完早餐，她听到著名的心理学家乔伊斯·布拉德博士在《今天》电视秀中谈论斯塔尔报告，他问观众：“你能想象一个年轻男子把莫妮卡·莱温斯基带回家，对他父母说‘我要和莫妮卡·莱温斯基结婚’吗？”这个尖刻的评论让莫妮卡无法承受。她倒入了歇斯底里的哭泣中，痛不欲生。
过去一年中，她的隐私、她的性生活、她的精神和她的灵魂都受到了肯尼斯·斯塔尔、白宫和大众传媒的探索和开发。听着布拉德博士的话，她近乎绝望地意识到，甚至她的将来也已经被夺走了。
结语 秋千上的女孩
秋千上的女孩(1)
当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离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总统最后那次见面正好刚过一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无论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是白天她本应清醒着的时刻。而在她的睡梦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几个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到难以自已地思念着他，我的头脑、心脏、身体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这思念的痛苦。”她说，“我如此剧烈地怀念着他占有我的方式。”
他能够轻易引起她的情绪波动，从温柔、渴望到自怜、内疚再到愤怒。“最近一个时期，”她补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闭上，就仿佛回到我在白宫东楼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屏住呼吸，确信电话那头响起的将会是那个声音，那个对别人如此生硬，对我却如此亲密的声音，那个充满着渴求、悲伤和欲望的声音。
“很奇怪，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好像我真的在那里一样。有时候，我怀念接了电话之后去椭圆办公室的那种紧张的欢乐，我的心跳飞快，脸颊晕红，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时他的气味、他的触摸、他身体的温度，我就兴奋。我会迫不及待地和这个‘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尝爱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总统的这份感情已经结束了，那温柔的触碰和有力的拥抱也随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样怀念那常常映入我眼帘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宽厚的微笑。”
但是，她对于那段浪漫日子温馨的怀想，最后总会被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总统是如何指着她对全世界说，他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性关系。这份又爱又恨的情感，让莫妮卡心中充满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电视里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见他，我关掉电视机，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无论多么为之伤心欲绝，现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顿看做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男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她和国家撒谎。她说，“我从来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让我知道他比我想象得更不诚实。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撒谎，这一点让我心中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这种愤怒感。对于克林顿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个总统的角色，她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之间产生了难得的分歧。凯瑟琳宣称，“他是我的总统，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有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他的行为。”
在整个丑闻发生的这段时间里，莫妮卡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评论总统，他在上电视的时候，以沉默面对电视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拉瑞·金还有凯蒂·科林斯的问题。自从斯塔尔的报告出版和特里普的录音公开以后，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恨他这个烂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国总统称为寄生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生气，莫妮卡才比切尔西大几岁，我相信他不会认可别人对他的女儿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懦夫，没有勇气承担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的总统，莫妮卡对琳达·特里普和她那一伙背叛了她和总统的人，怀着刻骨不灭的仇恨。“我的怒火四处游走。”她悲伤地说。这份仇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能够把这种感情抛到脑后，她真正找回以前那个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继续前行了。当她决定要起诉特里普非法录音的时候，她很明白这个案子会让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她一直试着忘记的过去一直纠缠着她的现实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为伴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她为自己导致的麻烦和痛苦感到害臊，不仅是困扰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还有总统的家人，尤其是切尔西·克林顿。莫妮卡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说接受，三年前那次兴奋的、夹杂着偷偷摸摸的调情所开始的一段故事，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选举总统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国会以微弱多数的投票通过弹劾克林顿的决议时，莫妮卡不禁强烈自责，“我太对不起他了，”她说，“我哭了又哭，觉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总统的不幸狠狠责备着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当初她不相信特里普，这之后一系列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其实，就像国会立法者喜欢说的那样，她的论点只是一个“假设”。当葆拉·琼斯案中，总统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倒台。
伤心的莫妮卡整天窝在床上，无法忍受那些新闻，众议院在投票弹劾总统，甚至就在这个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动员全国的武装部队，和英国一同出兵，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时候。美国人对此迷惑不已，又忧心忡忡。
这整个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审判特点，带有专制时期前苏联的烙印。国家的调查官实行恐怖政策，让母子猜忌，把恋人分开，让家人离弃，使朋友反目，在这里，结局早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被写好。一些观察者慷慨地把这个事件和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比较，在书中，红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处罚再定罪。”
秋千上的女孩(2)
无论何种标准，弹劾之争都显得太过超现实。一场审判暴露出美国法律系统正濒临沸点，同时正义则降到最低点，这是系统对常识的胜利。国会决定弹劾总统，根据就是那个男人找人代写的报告，而他根本没有见过关键证人，更别说面谈了。这个报告的基础则是在一个一边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这样的法律圈套中，一个人够聪明的话就能在大陪审团面前“起诉一块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这些质疑都被扔到了一边，国会投票通过总统因为两项条款而被弹劾，一个是在大陪审团面前发伪誓；另一个是妨碍司法公正。这两条“弹劾的理由”不久从低级立法机关，也就是众议院，被送到参议院，在参议院里，正式审判从1999年1月7日开始。100个参议员都宣过了誓，成为陪审团成员，他们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让总统下台。然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并不占绝对多数，许多观察员认为这个举动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只是一次用来摧毁整个国家的联系而已。
对莫妮卡来说，参议院这次对克林顿总统的历史性审判，激起的不仅是她的焦虑和悔恨，还有憎恨，当参议院讨论是否需要召集证人时，这个提议显然是共和党的调查官和克林顿对手们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浑身颤抖地等着知道，是否要作为证人出席审判现场，是否要在参议员面前被拷问，而这一切都会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里有两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欢的Veuve Clicquot香槟，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没有，她就拿后者来庆祝。
那段时间，她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原本一个简单的恋爱，变成了一场政治倾轧。“这是我的爱情，我的思想，我的身体，为什么变成了一个低俗可鄙的政治事件。”她哀叹道。
一个小小的非法事件最终升级成一个全面弹劾事件，这恐怕是这场传奇最惊人的特点了。根本上说，这只是一个有关爱和背叛，悔恨和自责的故事，而实际上几乎完全占据这一事件解释权的，是一些法律术语，被新闻记者、律师、政治家引发的争论，和被对立而非调和思想定义的话语。在他们的议程中，感情和浪漫的地位没有很高的位置。
当来自众议院的管理人员和白宫律师团展开引人注目的法学争论之后，律师团成员之一的戴尔·鲍布斯——前参议员、阿肯色州州长，也是克林顿家庭好友——提醒整个众议院，整个美国，这起人类悲剧的幅度有多么宽广。
在他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鲍布斯谈到了自从斯塔尔开始他的调查之后，五年来克林顿所遭受的那些不眠之夜，那些巨额的诉讼费用，更不用说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后的那些情绪低落的日子了。他说这场调查已经让“丈夫和妻子，父亲和孩子”的关系紧张，总统和女儿切尔西和谐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件事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他总结道，“所有的压力和惩罚已经超过了应得的。”
然而，不仅是立法者的分寸感有失平衡，对于这件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级别的雇员和她老板之间的办公室罗曼史，过去一年所说所作的一切，不过确立了一个精细的分析。这是莫妮卡的愚蠢——或许还有人会谈到她很不幸——她爱上了一个有权势的男人，而更坏的是这个男人还有一群不可原谅的敌人。在其他任何环境中，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她都会被允许背上行囊继续前行。
在其他任何环境中，或许——不过莫妮卡的妈妈看得太清楚了，“如果她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一个浪漫又容易受伤的年轻女孩，事情将完全两样。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段浪漫史将只是她生命中的一堂课，教会她如何成长。而现在，她私密的痛苦成为了大众的娱乐，这是最残忍的事情。她又犯下了什么罪大恶极的事，让人们剥下这个年轻女孩的最后一丝尊严和隐私？”
就像被扔进了养满水虎鱼的水池里，莫妮卡的人格被在一场媒体热中被迅速吞噬干净。每一丝小小的不完美，每一个缺点，都被专栏作家、摄影记者、喜剧演员还有那些业余心理医生赤裸裸地剥下来。就像戴尔·鲍布斯提醒公众的那样，克林顿也是一个人。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莫妮卡的父亲让加利福尼亚电台的大部分听众知道，传播这些针对他女儿的过分言词，这不仅伤害了她，也伤害了她的整个家庭。
最近几个月内，对她放肆的敌视渐渐消逝了。现在公众才渐渐认识到她并非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中，她的证词是对她和总统关系最公正的记录。许多人意识到她只是一个被特里普、被斯塔尔、被克林顿、被全世界媒体残酷对待的可怜女人。
在一个已然充满反讽的故事中，是一个永恒的富人——如果让人不舒服的话——在考虑一个前白宫实习生抗衡三个分别背叛她、否认她、利用她的男人的道德律例。
安德鲁·萨利文在《纽约时报》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在极力避免背叛她的情人，甚至在宣誓书上签字否认这个事情。然而当她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她不得不下定决心讲出真相。在斯塔尔报告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一个年轻女子在法律面前坚持了多久，以及她在公众奇怪的审查中袒露多少。总统的表现跟她的行为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如果说这个有关道德的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诚实的较量，那么莱温斯基女士是一个女英雄。”
秋千上的女孩(3)
然而她为这份诚实和公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太高了。连着几个星期，我和莫妮卡谈论着同一个问题，她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答案，来解释她在这场丑闻中遭受的羞辱。“在最近的十个月中，特别检举人，巨大的压力，白宫和民众把我的灵魂一层层撕裂开来。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我不得不承受这些羞辱。当然，我的确做了错误而愚蠢的判断，但是这些难道足以招致如此的责难？是的，我可能是世界上最丢脸的女人，但是我不能一辈子担着这样的想法，我得把它扔了，因为我快扛不动了。”
就像辛普森杀妻案的审判揭示了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一样，莫妮卡·莱温斯基的传奇也让一直弥漫在美国人生活中——尤其在媒体中——潜在的女性歧视现象得到曝光。克林顿，一个诱奸者和撒谎者，被轻易原谅，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只是以其天生的美丽吸引了男人，却被女权主义者和保守派一同蔑视。她的忠诚，她的诚实，她的沉默，并没有被看做是优点，现代美国的道德判断认为，她是女的，她年轻、自信、会打扮、可以自由地和人上床或恋爱，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是罪行。而最坏的是，她被判了最重的刑罚：她超负荷了。
她的惩罚是被小报记者跟踪，他们不时推撞她，骚扰她，用一些恶劣的名字叫她，试图把她弄哭，以便拍到几张卖得出去的照片。一旦摄影记者捕捉到手，轮到专栏作家和编辑接手了，她又得遭受一些言辞上的侮辱。小报把她描述成“一个胖胖的胡椒瓶”，甚至更坏。同时，她还是专栏作家每天例行的指责对象，例如《纽约时报》的莫林·托德。就像英国评论家安妮（Anne McElvoy）写的那样：“莫妮卡必须做美国公众预料的和需要的事情，她必须减肥。她增加的重量象征着她松弛的道德或者神的惩罚。”为了避免非美国的新闻记者太过自我膨胀，有必要提到英国报纸上的另一篇报道，1月26日，在副标题“9日的总统审判”之下，《卫报》这样报道，“一个目击者说，莱温斯基女士拿着两个平底蛋糕和一瓶橙汁，穿暗色的衫裤套装。”在这里面，节食和服装品位看上去似乎比她在总统弹劾案中的作用更重要〖DK〗。
即使丑闻爆发以后，莫妮卡仍然试图坚守自己的道德原则，走一条道德的大路。举个例子，FoxTV，一个类似小报的电视网，出价500万美元请她做系列专访，写一本书和做一个头发广告，但是她拒绝了。虽然有很多人劝她赚一笔就走，但是她还是不想和那些“低级庸俗的商人”有所牵扯，正是那些人，让她过去一年的生活充满了痛苦。虽然她也考虑了电视明星欧佩拉·温弗莉，但是她还是把第一次电视访问免费给了芭芭拉·沃尔特。
随着时间流逝，最初的恶名渐渐变成了多余的名声，“我不想把当莱温斯基当成一项事业。”她补充道，“我并没有做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她现在非常憎恨这名誉之帽，不过正如她的继父、“美国之声”前负责人彼得·施特劳斯向她解释的那样，现在那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他说，他是“依靠她才炼就金刚不坏，每天早上不读那些小报。”然而一切都是对等的，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让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感到愉快。1998年12月《纽约时报》的一个民意调查中显示，莫妮卡是美国人最钦佩的十位女性之一，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比肩。
除了她在感情上付出的代价，生活彻底崩溃，这个名声也使她们在经济上耗费巨大，这个压力不仅是她的，也是她的家人和朋友的。他们现在还在支付这笔账。去年一年，这个每年收入4万美元的办公室白领支出了100万美元的诉讼费，还被迫带着无声的绝望，看着家人和朋友的生活被压榨干净。
对于莫妮卡来说，她成为克林顿总统和斯塔尔法官这两个势力之间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让她心碎，斯塔尔让她差点发疯，她对后者更为警惕。直到今天，莫妮卡仍然时常梦到特别调查官，害怕不知什么时候他会撕下她的防御，把她扔进监狱。当然，他会用最冷酷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她。
1998年的事件，让莫妮卡和其他与这起丑闻关系密切的人对美国政府的实质非常怀疑和不满。“这个国家的公正就是一个玩笑。”她补充道，“我们那些小题大做的电视现在生出了一个小题大做的政府。”她妈妈的生活圈子也同样被这个丑闻事件所打击，除了她女儿的不幸外，连她的朋友们都要承担巨额诉讼费，面对媒体的骚扰，甚至被FBI调查。现在玛西娅对美国的前景持一个悲观的态度，“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我把政府视作我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但是现在我知道它有着威胁和恐吓的权力，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看待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了。”对于给她女儿带来麻烦的总统和特别调查官，她补充道，“我恨斯塔尔，也恨其他那些用恐吓和威胁来破坏我女儿生活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把她逼进了一个人间地狱。而现在也不是原谅克林顿总统一切所作所为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不幸传奇所暗示和反响的，远远超过了一起简单的性丑闻。就像大卫·雷米克在《纽约人》中评论的那样，“莫妮卡是一个不再有秘密的女人，她的眼睛不再是她心灵的窗户，而是一面镜子，我们在里面看到的都是丑陋，然而我们依然盯着看。”
秋千上的女孩(4)
就在美国干了二十多年法律工作的比利·马丁所知，这段美国历史上的插曲，映射出整个法律体系的大问题，正如他说的：“在那一刻，我一点都不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所骄傲，在美国的政法制度下，一个独立律师能够被委托去起诉一些根本不值得起诉的事情。”
他的同事雪妮·霍夫曼目睹了莫妮卡在那些日子里，如何被一些中年男子询问那些令人羞愧的问题，他用第一夫人的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感想，这是一个“右翼的阴谋”。霍夫曼说
，“这场调查是政治激发的，整个丑闻根本就够不上当作一个案子。”
虽然莫妮卡永不屈服的意志和她在绞刑架上的幽默感，让她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喧嚣激荡的一年，但是那个敢于把美国总统称为“傻瓜”的活泼的年轻女子已经不复存在了，被她遭遇的那些经历掩埋了。她的朋友勒诺·里斯从大学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她，去年冬天她看到莫妮卡的时候吃了一惊，对于那次会面，她的印象是，“她看上去很悲伤，不再有以往的好奇，并且常常很紧张。因为自从去年以来，她就不再自由。原本她身上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天真无邪，然而现在这个事情彻底结束了她无忧无虑的岁月。”
内莎·迪曼·埃布兰德，过去的几个月中经常是她把莫妮卡带出颓废堕落的情感地带，也看出了朋友的变化：“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她的声音听上去像一个老女人，一个疲倦的女人，好像她的心随着她的名声一同被摧毁了。她才25岁啊，一个原本在自我发现过程中充满喜悦和不安的年龄。可是，莫妮卡已经把时间花在编织桌布和毛衣上。她梦想能重新回到20出头、能过上喧嚣的个人生活的岁月，她希望以前的生活能够重来。”
她也许筋疲力尽了，但是很大程度上，那个丑闻发生前，有着她自己的那些小瑕疵小缺点的莫妮卡依然存在。她依然没有耐心，依然任性，依然固执，同样依然那么忠诚，依然是她的朋友们了解和热爱的那个莫妮卡。此外，她也像以前那样可信赖，那样天真。这些特质让她撑过了斯塔尔和媒体的打击，但是却让她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指出：“她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她现在的生活却让她必须学会耐心。”
莫妮卡在丑闻爆发前就面对的情感问题，现在更是跟她的体重和她和男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当她因为丑闻而被大众关注的时候，这些问题也就更尖锐了。克林顿的总统
任期结束以后，媒体也许会转移他们的关注焦点，而在此之前，拿芭芭拉·莱温斯基的话来说，莫妮卡将一直在聚光灯下，等着“人们不再一听到莱温斯基的名字就跳出游泳池”。
对于像她这个天生没有耐心的人来说，这段窗帘下的生活增加了她实现她平凡理想的难度：找一个爱人，组建一个家庭，开始一份事业。她曾经谈到过，想回到母校念一个法学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或者拿一个法律学位——过去一年她肯定上了无数这方面的课程——甚至她还想过去做一个志愿者，教那些贫穷的孩子阅读技巧。
毫无疑问，莫妮卡具有组织有力的论点的能力，她广博的记忆力以及她的分析到位都显示，她完全适合律师这个职业。即使如此，她强烈坚持说，如果能够走出这个可怕的境遇，她会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份有意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为孩子们的事业。“可能只要我好好干，有一天会有好报。”她说。然而事实上，无论她的朋友和家人如何建议，在她理性地为自己选择一个前途之前，她必须先治好过去给她带来的伤害。她父亲对于她最迫切的需求毫不含糊，“我最初害怕她会被扔进监狱里，而现在我担心的是她将从这里走向何方。她需要一个长期的心理治疗，才能走出创伤过后的抑郁心理，因为她面对了过去一年的恐怖阴影。同时她也需要和单身男子发展健康的关系〖DK〗。”
然而，最后这建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是一个过去总是读错爱情公路地图的女孩，前行之路上势必充满各种错误的列车。只有打破那两度将她带入和已婚男人的死胡同关系的情感怪圈，她才能发现通往永恒幸福的道路。这些日子，她需要一个感情上的指南针，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可靠的机器，引导她远离过往的痛苦。她的问题在于，现在她对于自己的感觉无法确信。在过去一年相继被她的情人和那些她信任的人出卖以后，她不再相信自己的直觉，怀疑他人的动机。
然而，令人吃惊的，最近她享受着和一个年轻单身男子的友情。她答应让这段关系自由发展，这也是因为至少这段时间，她可以不让他的名字出现在标题之上。对她来说，这段友情是一种启示，一种放心与人交往的尝试，也是她迈向两性关系的现实世界的第一步。
这是她在漫长的恢复道路上，最初几步的蹒跚前行，她将慢慢把那些阴影赶出她的生活，把过去一年感情上的那些疙瘩，那些伤害，那些羞辱，那些愤怒通通丢弃。
1998年11月一个温暖的夜晚，莫妮卡坐在霍姆比公园的运动场的秋千上轻轻晃着，这个公园在她洛杉矶公寓的附近，她和她的兄弟迈克尔小时候常常去那儿玩。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荡秋千，但是今晚是不一样的。月光下，她在秋千上轻轻摇着，讲述着她曾经的梦想，她梦想在24岁那年结婚，在30岁以前生一窝孩子。
秋千上的女孩(5)
无论有多少事业雄心，她的个人目标是完全传统的：找一个丈夫，生一群孩子。她会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母亲，当孩子懂事后，她会毫不尴尬地告诉他们她的故事，玛西娅·莱温斯基相信这点。莫妮卡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也会强调当别人背叛自己的时候，自己没有背叛任何人。
不过，莫妮卡的梦想还没实现，这个本质传统的中产阶级女孩在今天被迫躲在暗处，犹
如一个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逃亡者。她生存于一个失去人性的现代社会，一个噩梦中，而对于她来说，这就是现实。她的每个行动都会被监视，不是小报记者就是FBI，她的食物会被博学之人反复挑剔，她买的每件物品都会成为网络的报道文学的材料。
〖BFQ〗一切之上，还有斯塔尔的那张圆脸在折磨着她。他把她变成了一个牵线木偶，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一牵那条法律的线，她就不得不随着他的命令起舞。特别检察官那张冷漠的皮笑肉不笑的脸，几乎就是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的那个“大老哥”的翻版。小说中的情节不再是一件奇怪的事，政府能够像搜查房子和电脑一样监控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莫妮卡和她的朋友们都知道那是真的。
1998年11月那天晚上，去公园荡秋千之前，莫妮卡在她公寓的电视屏幕上，又看到了那张让她既害怕又诅咒的脸。为了逃避他的目光，她像一个逃犯一样匆匆离开她的公寓，小心地避开那些“看守”——那些永远守在那儿的小报记者。她带上一个棒球帽作为伪装，飞快发动她那辆租来的小车，紧张地从后视镜里确认没有被摄影师跟踪。这样，在这个晚上9点，她终于暂时逃离了特别检察官和媒体的监视，可以像这样轻松地坐在秋千上，享受一下久违的自由，想想今后的道路。
这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命运，一个想抹去过去寻找未来的小女人，一个亲切的，聪明有礼的女孩，能成为任何人的好姐妹，任何人的好女儿。她是自由土地上的囚犯，她的任何举动是公众的娱乐。而且，一切都将继续，直到有一天媒体马戏团向前进化。
后记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
1999年后的美国与莱温斯基(1)
我以为，我已经完成了本书的最后一章。可是，1999年1月22日，星期五的午夜，我又接到了莫妮卡·莱温斯基打来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充满恐惧，比我之前跟她的任何一次通话都显得更紧张，她软绵绵、似乎还没有变音的小女孩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恐。
她告诉我，斯塔尔已经弄到了一张法院强制令，命令她必须从洛杉矶飞回华盛顿，在那里，她需要接受共和党委员会的高官关于总统弹劾案的质询。假如她不能如期抵达华盛顿，
斯塔尔发誓将把她送进监狱。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我已经对莱温斯基的声音相当熟悉，并且可以轻易从她的语调中猜测她的心情。当她谈起琳达·特里普时，她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怒意；当她谈起总统时，她的声音充满深情；而当她说到了斯塔尔和他的手下时，她的声音则充满了胆怯与恐惧。要是让我将斯塔尔与莱温斯基进行一番比较，我会说，前者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在见到施虐者时，所做出的反应，而后者是一个被殴打的小动物在看到它的主人时，所流露出的本能害怕。
她说，“突然之间，弹劾的事情又重新回到了我的生活中，重重地砸在我的肩头。我很担心，我怕斯塔尔会觉得弹劾不成，就是因为我在作怪。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假如斯塔尔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会对我做出什么惩罚。”
自从1月初开始参议院审判以来，莫妮卡就一直试图不去理会审判的进度，她宁愿装作对总统正在经受的一切置之不理，这样，她觉得自己才能集中精神帮助自己疗伤。我们曾经讨论过，或许她会与贝蒂·库里、维农·乔丹和其他一些人一起作为证人被传唤，可是现在，别人命令她要独自受审。
在民主党看来，要求莱温斯基单独在参议院作证，其实已是共和党的最后一个伎俩。整整一个星期白宫律师团们都在反反复复谈论着莱温斯基和其他证人是否应该去作证，作证的利弊何在，所有人都在穷尽自己一生所学，展示着自己的睿智和口才，一些年轻律师从未见过这种阵仗，刚来白宫不久的切利尔·米尔斯就称赞克林顿法律团的主角查尔斯·拉夫，逢人便赞美拉夫律师的老谋深算。
在绝望中，控方要求斯塔尔找到联邦法官诺玛·霍洛维·约翰逊，由他下达一张紧急强制令，要求莫妮卡必须与他们合作，不过强制令上使用的字眼还算委婉，写的是莫妮卡应该“让人聆听到她的证词”。这个决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民主党和白宫律师团指责共和党委员会使用的方法非君子所为，声称他们之所以要将莫妮卡单独拎出来，强迫她作证，就是因为她之前已经被斯塔尔捉住了痛脚，因为不得不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合作。而其他人根本就没必要听从独立检察官的要求，比如乔丹，他就已经事先发出声明，除非参议院投票通过他成为证人的提案，否则他就不会出现在参议院审判上。
共和党委员会的检举人担心他们会输掉这场争夺证人的战争，于是莫妮卡成了他们最大的希望，斯塔尔一路紧逼莫妮卡，表示如果她不合作，立刻就会蹲班房。可是在参议院庄严的大厅里，他们却说着另一套和善的言语，他们表示正在友好的与莫妮卡谈话，他们说，之前大家都有些误解，好好谈谈，她就会理解他们，他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她想要表达的意愿。
可是事实却完全相反。不仅莫妮卡被迫要交待一切，包括与案件无关的隐私，而且连她的家人和朋友也被殃及，他们不允许对外界说一句与莫妮卡有关的话。她的律师普拉托·卡切里斯说，“我们都感觉碰到了一块礁石。她本来就不应该再遭一次罪。虽然莫妮卡还是试图表现得很乐观，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次可怕的折磨。”莫妮卡的父亲莱温斯基医生，本来就已经患上了高血压，需要吃药维持血压稳定，在闻知这件事后，连常规的药物都无法让他的血压降到安全值，不得不住院观察。他说，“我觉得很难抑制我的怒火，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已经让天下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莫妮卡真的很可怜，她已经成为一场邪恶的政治斗争中的人质。看到斯塔尔现在在这个国家掌握了如此大的权力，我们都感到很恐惧。”
莫妮卡本人更加难以承受这突然的打击。去年一年，她不断经受着种种恐惧与痛苦，此时心情已经渐渐平复，可是现在，她又开始遭受第二轮的伤害：她对斯塔尔的恐惧与疑虑，她对背叛总统而产生的负罪感，还有她被FBI跟踪和窃听而产生的惊慌，这一切都回到了她的生活中。更加讽刺的是，就在此时她的父亲准备参加一个关于癌症的年会，去年此时，当他第一次得知莫妮卡受到FBI的威胁时，他正好就在这个年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