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的"审判"之后不到半月，1914年7月28日，风雨飘摇的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由于战争，卡夫卡的两个妹夫都应征入伍，大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使得31岁的卡夫卡（他自己由于身体过于虚弱而被免除了义务兵役）不得不生平第一次离开了被他称之为无法忍受的家庭，临时性地过起了名符其实的"单身汉日子"，东搬西迁，试图租到一间不为噪声所苦的房子，让自己能够静心埋头运思和写作。与此同时，战争也带给卡夫卡一个重大的烦恼。由于有关亲戚应征入伍，卡夫卡作为隐名股东参与投资的那家石棉厂人手不够了，他不得不每天下午去那儿上班。早在1912年10月，在他焦急等待菲莉斯回信的日子里，在他正处于最初的文学突破之际，类似的局面就已经出现过。当时，他在绝望中致信布洛德，言辞之间充满死亡冲动。多亏布洛德致信卡夫卡父母，事情才得以化解。这一次由于是战争非常时期，卡夫卡自知没有规避的余地，只好默认这一沉重的负担。解除婚约，大战爆发，离开家庭，这一切终于向卡夫卡提供了他渴望已久的孤独环境，虽然本质上他也像害怕人群一样害怕孤独。他开始在孤独中自我超越："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这个念头高于一切，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那些次要的事情以可怕的方式枯萎了，而且现在还在继续枯萎着。只有这——描写我梦幻般的内心世界才能使我满意。"卡夫卡进入了写作状态："事实已经证明，我这种有规律的、空虚的、令人神经错乱的独身生活是行之有效的；我可以重新与自己对话，我再也不凝视天空了。只有这样，我才有一个转机。"不难想象，对于战争这种最大规模的"人群事件"，这种本质上属于"超级伦理－人际关系"的突发事件，卡夫卡不会有什么兴趣和好感。然而，战争和"审判"一样，为他提供了思考和联想人类及个人命运的丰富契机："我的思想老是同战争混在一起，它以折磨人的方法，从各方面无情地吞噬我。我现在的思想，同以前菲莉斯给我带来的烦恼是一样的。"
在孤独中，在自我拯救的渴望中，顶着身心内外各种烦恼，忍着失眠、头痛和各种神经衰弱症状，卡夫卡开始没日没夜地写作，进入了休笔一年半来又一个创作高潮。就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卡夫卡的日记中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名字约瑟夫·Ｋ，他就是后来卡夫卡重要的长篇小说《审判》（又译《诉讼》）中的主人公。到10月初，这部书最初几章的写作业已完成。与此同时，8月里，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高度写实主义的小说片断《回忆卡尔达铁路》。小说背景是俄国偏远内地一条因资金匮乏而被迫停工的铁路终点处。主人公出于"各种与此无关的原因"，把自己忘却在那荒僻而恶劣的自然条件中，孤零零而津津有味地与寒冷、老鼠和疾病打交道，也时不时要被迫面临粗鄙的人际关系。在这个片断中，主人公越是显得若无其事，读者似乎就越是有一种恶梦般的感受。
10月初，他写出了《美国》最后一章的片断，基本上完成了这部他曾经担心永远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10月15日，卡夫卡从格莱特来信中得悉仍存在与菲莉斯结婚的可能。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爱菲莉斯，"但无论如何，无限的诱惑再度出现"。然而，跟他和菲莉斯第一次决裂以及随之而来的订婚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卡夫卡对自己的一种拯救。在生活的分量面前，他永远摆不脱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在我的前面是办公室和每况愈下的工作，我总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我最坚强的支柱，是以奇特的方式思念菲莉斯。"当然，他也在急着给格莱特回信。左思右想之后，卡夫卡又恢复了与菲莉斯的通信。
11月底，卡夫卡完成重要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在这部笔法极为精细的作品中，人们看到，一架以"要公正"为宗旨、而且其技术性能高度精确和严密、结构复杂无比的军用行刑机器，其实质却是一架荒诞而悖谬的谋杀机器。经审判而被判决在这架机器上接受死刑的对象既不知道对他所作的判决，也不知道自己被判决了，更谈不上为自己辩护。行刑的军官是这一"不由分说"的司法方式绝对忠实而狂热的信徒，正因为如此，当这一司法方式受到"局外人"质疑时，军官便知道"时候到了"——他自己取代受刑的犯人躺到机器中。他非常清楚，只有通过自己的献身，才能证明这一司法方式并非悖谬和荒诞。然而就在他为象征自己司法信仰的机器献身之际，悖谬而荒诞的谋杀却进一步走向悖谬和荒诞的极端和高潮：机器解体了，它并未按照原来的严格设计伴随行刑过程在他身上精确地刺出"要公正"的字样，而是在解体中以疯狂的杀戳将他置于死地。而死后的军官"面容一如生前；也没有什么所谓罪恶得到赦免的痕迹。别人从机器中所得到的，军官可没有得到。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可是——卡夫卡特别指出——"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见《卡夫卡小说选》，第139页。
一部杰出的小说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应该说，在这部小说中，卡夫卡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超越性的高度，对当时狂热的战争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反讽和批判。然而，这种批判绝不仅仅具有表面的意义，毋宁说，它是对人性以及人类生存状态更深检讨的结果。很难有人能比这位"最瘦的人"、这位法学博士更了解被"不由分说"地审判和判决的滋味。他所有的身世、他刚刚亲历的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那场审判和判决，在他运思和写作《在流放地》之际，一定梦魇般萦绕在脑际和笔下。当然，他多半还意识到："不由分说"的审判和判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后存在着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悬而不决"的背景。
12月初，卡夫卡向布洛德等朋友朗诵了《在流放地》，他自己感觉"并不十分不满"。并表示一定克服失眠头痛和办公室事务等阻力继续努力写作。事实上，眼下，他的长篇杰作《审判》已经进行到第八章了。正在这时，菲莉斯妹妹爱尔娜来信告之，她们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她们的家境变得十分困难。卡夫卡深深内疚起来，他认为："是我造成了Ｆ．［菲莉斯］的不幸，是我削弱了她们大家现在所需要的抗拒不幸的力量，是我对她们父亲的死起了不好的作用，是我离间了Ｆ．和Ｅ．［爱尔娜］，最后也造成了Ｅ．的不幸。"这样一种罪感搀和到本已十分沉重的身心状态中，一并苦苦折磨着他。不知是否正因为如此，他中断了《审判》第八章的写作，并以极大的努力，在12月写出该书第九章《在大教堂》，并在第二年年初写出最后一章《结局》。《审判》得以最终完成。在这部长篇杰作中，卡夫卡对他刻骨铭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描写和探讨。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Ｋ，在30岁生日那天早晨突然以"莫名之罪"被捕了。一个神秘的法庭向他宣布了这一"不由分说"的逮捕之后，仍让他保持了与平时无异的一切的自由。即便法庭的传讯，也没有否定这一自由。要末，某一天他会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他到法庭接受初审，然而却并未硬性规定具体的时间，也没有说明详细的地址；要末就是再次开庭受审的通知始终不来；要末就是仅仅因为Ｋ的迟到就声称不再有审讯Ｋ的义务了。换句话说，法庭把Ｋ置于一种"悬而未决"的悖论状态。Ｋ无法忍受这种"莫名之罪"和"悬而未决"。更准确地说，他无法承受这种"不由分说的悬而未决"或"悬而未决的不由分说"。他要反抗法庭所拥有的非理性的权威。他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甚至不惜利用有关人士，包括女人。在贫民区一幢楼房的顶楼，他终于找到了法庭，但它并非那个神秘的法庭本身，而只是它辖下的一个初级法庭。换句话说，那神秘而无形的法庭本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的存在。
在那个初级法庭里，Ｋ针对逮捕者发表了尖锐的演说。他首先对审判的性质作出自己的界定："只有在我承认它是一次审讯的情况下，它才称得上是审讯。"在长篇演说结束时他慷慨陈词："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不仅雇用了受贿的看守、愚蠢的监督和最大优点就是稀里糊涂的审法官，而且还拥有一批高级的和最高级的法官，这些人还有无数不可缺少的工作人员，包括听差、文书、警察和其他许多助手，也许甚至还有刽子手，……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的机构呢？它的存在不外乎把无辜的人逮捕起来，对他们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大多数情况下……毫无结果。正因为整个都是这样毫无意义，那又怎么能够避免官员中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现象呢？……"不难想象，Ｋ的演说只能是一种浪费表情的荒诞，他在猛省之后断然离去。初审之后，再次受审的通知始终不来，Ｋ又主动前往察看。他在那里发现，所谓法律书不过是些色情小说；而供被告坐着等候的长廊似乎没有尽头，令人窒息。后来一位知情的艺术家告诉他，几乎每一幢楼房的顶楼都有法庭的办事机构，受到指控的人都将遭到判决，几乎无人能够幸免。这显然就是Ｋ在法庭演说中所指出的那个其控制力无所不在的超级运行机构，站在小说之外我们也许能够说，这一机构既暗示风雨飘摇的奥－匈政权，也影射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战争，更是人类整体生存状态某个侧面的象征。在与神秘无形的法庭和悬而未决的命运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与非理性权威的较量中，Ｋ在一座大教堂遇到法庭监狱的一位神父。神父告诉他判决不会突然作出来，而将以悬而不决的方式逐渐发展。神父认为他应该看到自己的问题：他利用外界尤其是女人的帮助太多了，而那并非真正的帮助。正当他絮絮叨叨为自己辩解时，神父突然在教堂的讲坛上厉声嚷道："你的目光难道不能放远一点吗？"
这是忿怒的喊声，同时又像是一个人看到别人摔倒，吓得魂不附体时脱口而出的尖叫。卡夫卡：《审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页。
一阵沉默之后，神父应Ｋ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讲坛。交谈中，他向Ｋ讲述了著名的故事"在法的门前"。神父大概想通过这个故事告诉Ｋ，那个神秘无形的法庭并不会向他提什么要求。如果你来了，法院就接待你；如果你要走，法院就允许你离去。《卡夫卡小说选》，第494页。
也许神父是想说：法就是那么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然而，悬而不决、延宕一年的审判终于有了结果，判决不由分说地降临了。"Ｋ三十一岁生日的前夕"，31岁的卡夫卡写道："……有两个男人来到他的住所……"他们像秘密特工一样带他到远郊荒凉的采石场处以死刑。又长又薄、两面开刃的屠刀在银色的月光下闪光，他躺在一块断裂的石头上等待着。就在最后一刻，生命的意义突然以前所未有的光辉，在月光下比屠刀更夺人心魄地闪耀起来，美丽和沉重得让人全然不堪回首，让人感到：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他的目光落在采石场边上的那幢房子的最高一层上。好像有灯光在闪动，一扇窗子突然打开了，有一个人模模糊糊地出现在那么远、那么高的地方，猛然探出身来，双臂远远伸出窗外。那是谁？是个朋友？是个好人？是个同情者？是个乐意助人者？是单独一个人呢？还是所有的人全在？还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遗忘了的论点又有人提了出来？当然，这样的论点肯定有。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可是它无法抗拒一个希望继续活下去的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法官究竟在哪里？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高级法院又究竟在哪里？他张开手指，举起双手。
但是，其中一位先生的双手已经扼住Ｋ的咽喉，另外一个便把屠刀深深地戳进Ｋ的心脏，……他们脸颊贴着脸颊，在观看着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Ｋ说，好像他人虽然死了，而这种耻辱却依然存在于人间。《卡夫卡小说选》，第499页。
这是一位牺牲者、见证人和战士的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正如一切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一样，卡夫卡的反抗和斗争包含着绝非单一的含义，《审判》是一部复杂的巨构。至少，它就像他过去的创造一样，包含着对个体生存及其整体背景的深刻检讨。
然而，事情并不尽然如此。3年后，卡夫卡回忆说，在写下《审判》全书最后一句话时，他想到的是自己在父亲面前"无限的内疚"。《卡夫卡小说选》，第535页。他想到了自己从呱呱坠地开始便痛遭剥夺的一生。无疑，他也想到了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那场审判和判决。同时，他自然又想到他自认为对菲莉斯家庭所造成的伤害。那也意味着另一种"无限的内疚"，它搀入卡夫卡既有的心理分量之中，强化着他内心深处的罪感。也许，《审判》一书是想表明，无论书中那位神父所说的是否正确，无论法是否约定俗成，在它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本质的东西，那就是与生俱来、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
也许，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悖论。也许，我们可以勇敢面对神秘无形的法庭，穿过悬而未决的道路反抗"莫名之罪"，反抗不由分说的判决，然而，我们永远无法洗清那本质的原罪。正是这真正"不由分说"的原罪，让我们"虽死而羞耻心犹存"。《卡夫卡小说选》，第535536页。Ｋ的一生，也是被"莫名之罪"所压倒的一生。然而，正是在《审判》中，我们看到卡夫卡思想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迹象，那就是，那位神秘而"毫无疑义"地有着友好意图的神父——那位上帝的代表，应他的愿望，而且也许还怀着歉意，走下了教堂的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