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日蜡烛.2

当初经济报的黄解放，只有一个什么函授专科文凭，要提总编形式上通不过。领导私下告诉他，要去弄一个本科文凭。五十五岁的人了还赶快去报了一个夜大的专升本。读了两个月，在四个竞争者中，领导选定了他。其余三个，一个研究生，两个本科生，而且水平都比他高。有职工不服，问领导，答曰：“人家已是本科。”后来，报社职工才清楚，这个领导和黄解放是老战友，也是搞的这种上面要什么文凭就可以有什么文凭的办法才坐上了位置。在“专升本”时，刚好是阳昆上《新闻史》，他很少来上课，考试又怕不及格，多次通过关系要他手下留情。并且信誓旦旦表示，今后一定认阳老师，买阳老师的账。何方是阳昆给他推荐的第一个学生，没想到他翻脸就不认人……

以后，何方没有再找新闻文化单位，而是到一家公司当起了秘书。有时，她给阳昆打打电话，有时告诉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小东西……

何方见阳昆一直没有说话，不知他在想啥，就直截了当地说：“阳老师，我要走了。去广东。”

她这是怎么啦？这么夜深了，要去广东，还打个电话来。也许是第一次出差，心情激动，也许是问要不要带东西。他问了一句：“去开会？”

“不是。”

“去办事？”

“不是。”电话那边的声音显得底气不足。

“何方，你到底去干什么？”

“阳老师，我想和你谈谈。”

“不行。我现在走不开。对不起。”

飞来横祸(2)

“看得这样严呀？”何方酸酸地问了一句，后又自责道，“我真傻！”

“你有什么事，给我讲嘛。”

“没有了。”

“何方，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愿出来，是我要照看梅子。”

“她妈妈呢？”

“她在公司加班搞一个材料，还没有回来。”

何方不说话了，阳昆只听见她粗重的出气声。过了一会儿，还是阳昆打破了静默：“这样吧，我把梅子安顿了就出来。”

“阳老师，你不用出来，刚才是我不好。”何方已恢复了常态，“我就在电话上给你说。表姐给我联系了广州一家杂志。杂志老总发了个传真过来，叫我马上去一趟。”

“什么时候走？”

“明天。”

“为什么不早说？”

“我给你说过，我不喜欢公司、不喜欢中学生也干得下来的工作。我想当记者、想当编辑，想办报办刊。两江市不需要我，就到需要我的地方去。昨天一早就开始找你，学校说你没去，家里没有人。”何方语气里含着抱怨，“今晚，也打了几次，老占线。临走以前，我想给你说几句话，辞辞行。”

“我去开了一个研讨会，今天傍晚才回来。真对不起！你明天什么时候走？”

“10点20分的飞机。”

“好，我来送你，到时再聊。”

“算了，有人送我。你太忙了，还要上课。”

“有人是有人，我是我。其他，你别管。”

“好嘛。”何方轻松地出了一口气，显得愉快了。

阳昆放好电话，回头一看，梅子已背靠平柜，怀抱布娃娃睡着了，微启的双唇上沾着白色的奶油一样的东西，右手食指、中指上也沾着这种东西，还有一些奶黄色的蛋糕屑。阳昆抬眼看小圆桌上的生日蛋糕，已被小家伙戳了一个不小的洞。她等不到妈妈回来，也等不到吹蜡烛，就先吃为快，然后酣然入梦了。

阳昆的心一阵发紧，不知为什么，童年时的情景突然闯开了记忆的闸门，让他不由自主地回到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年，他和梅子一样大。“造反有理”的歌声响彻神州上空，“红卫兵”的脚印遍及大江南北。阳昆的家乡——一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世外桃园般的小镇突然间也和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串联来的“红卫兵”的鼓动下，一支造反队伍在猎猎的红旗下诞生了。他们和北京、上海、武汉的造反派没有两样，砸庙宇、毁碑刻，烧旧书、焚文物，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这些弄完了，他们那狼一样的眼睛又盯上了庄稼、菜地、果园和山林：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社会主义的土地，怎么能长这些东西呢？可怜阳昆父亲栽种的那片梅子树啊，一夜之间就被齐根砍断或被连根拔起。那是父亲辞去供销社的工作，贷款从广东引种来的呀！这是要了他的心肝他的命，气得大病一场，整日里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家里一贫如洗，天天就是清汤寡水的水盐菜稀饭，上面一个人喝，下面也有一个人在喝。喝得面带绿色双眼凹陷，喝得皮包骨头四肢无力。可怜床上的病人，可怜呀呀学语的幼儿！

母亲心里好痛！全家的重担落在了瘦弱的女人的肩上。那天，她好不容易从娘家要来两斤弟弟从北方带回来的面粉，给病中的丈夫做了一大碗面块，自己只剩下一碗汤，汤中有几块面块。她舍不得吃，全喂了阳昆。好香、好谗啊！阳昆还想吃，趁母亲到厨房去了，就溜进父亲的房间，盯住刚才妈妈端进来的搁在床头柜上的那碗面块，伸出小手朝碗里抓。父亲正背靠床头，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双眼看着床顶，不知在想什么。猛然间，他眼角的余光感觉到孩子在旁边，扭头一看，果然如此，他一面大声说：“烫手！”一面要抓住阳昆的手。可是，一切都晚了。小阳昆的手已经伸进了滚热的面汤里，在他要缩回手的瞬间，父亲的话使他惊恐，小手失去平衡，将碗拉翻了。面汤、面块倒在了他的脖子上、身上、手上。这个祖传的青花瓷碗也掉到地上，碎了。

母亲一边哭着一边抱着阳昆朝医院跑。烫伤治好了，但阳昆的手和脖子上留下了三个疤痕。这明显的伤疤和心上的伤疤结成了一体，成了他永远的痛：“我要让我的孩子永远永远免除苦难，不再重复父辈的脚印！”

如今，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一切都变了。可是，历史似乎又在重复昨天的脚印。这么一个其乐融融、温馨愉快、令人艳羡的家，此时却……独生女梅子竟偷食了蛋糕！阳昆的心在紧缩：老天，今天为什么要找李一凡加班？昨天为什么不找？明天就不行吗？我的刘枚刘总经理吔！

“咚、咚咚……”有人敲门。

阳昆抬头看墙上的挂钟，11点50分了。一凡该回来了。是她。她怎么没有事先打电话？说好的，要到半路上去接她，那片香樟树林夜深了不安全。她这个人任性、脾气犟，也许写完了就自个儿回来了。她有钥匙，怎么不自己开门？

飞来横祸(3)

“咚咚咚……”响声重而急。

他轻轻地走过去，问道：“谁？”

“是我，”一凡带有哭腔的细微的声音，“阳昆……”

阳昆全身一震：“你怎么啦？”

“快开门！”

门拉开了。李一凡和一个男人站在过道里。她头发零乱，脸色苍白，而且左脸颊还有伤痕，上衣的扣子也掉了，裙子也是破的……

他心头一沉，还没有开口，她就哭着叫了一声：“阳昆……”一头扑进了他怀里。

电话频仍(1)

刘枚从冰箱里拿出一袋酸奶，就着几块嘉士利饼干吃了，提着行李下楼，接她的小车早就等在门口了。车行驶了一阵儿，就开始走走停停。一打听，前面公路中断了。原来是片区改造的市民因补偿太低和开发商发生矛盾，集体到市政府大门口反映情况。这已经是多次了。老是得不到明确的解决，他们只好拦腰坐在公路上，以将事态扩大，引起市长、书记的重视。这一坐可害苦了上下班的人们！公共汽车、摩托车、小轿车，反正一切车辆都过不了。这是一条主干道，不一会儿，车辆就排成了长龙。上班族们心慌火急，赶紧下车，越过那公路上的人墙，去找在那边掉头的公共汽车。刘枚看了看表，对司机说：“我们倒回去，走中山支路，再绕到卫体路。去机场前，我还有好多事要办。”

好不容易赶到公司，已经是九点过了。打开办公室，房灯不亮，台灯也不亮。她火了，一反打电话叫人的习惯，大声叫道：“唐倩，唐倩！”

“什么事？刘总。”

“我办公室怎么没有电？”

“今天片区停电。”

“停电？怎么不通知？”

“晚报上通知了的，昨晚电视上还播了停电通知的。”

“不行，我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办，叫他们赶快给我们送电。”刘枚突然意识到自己说过了头，苦笑了一下，“我是谁？是书记吗？你去给我点两支蜡烛来。唉，倒霉事不来一个都不来，一来就他妈的接二连三的一齐来凑热闹！”

不一会儿，唐倩将蜡烛送来了，办公室里有了光明。电话响起来了。刘枚拿起耳机，讲了几句，就搁下了。唐倩从屋角纸箱里给她取出一瓶太后矿泉水，拧开，放在她面前：“没有开水，只好喝它了。啊。刘总，有好几个电话找你。”

“什么事？”

“他们都没有说，只是问你什么时候来。”唐倩走到门口，又转过身，说，“哎呀，我差点忘了。刘总，李一凡生病了。”

李一凡不来了，她昨晚整的材料呢？过一会儿要带到北京呀。刘枚急着问：“她没有说什么？”

“没有。啊，她说整的那个材料已经弄好了，在她办公桌上。”

“你快去取。”

刘枚忙着处理事情。唐倩将李一凡整的材料也拿来了。刘枚匆匆翻看了几页，脸上露出了笑容。电话又响了，她拿起耳机：“请讲。”

“刘总，我是李一凡。”声音有气无力。

“是不是昨晚太累了？”

“不是。”

“什么病？”

“嗯……”她转了一个话题，“材料拿到了吗？”

“拿到了。”

“没有弄好。刘总，对不起。”

“一凡，材料很好，谢谢你。”一凡那细如柔丝一样的声音，使刘枚心紧、好奇：这姑娘，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变得这样？要是整材料弄出了病，公司得好好犒劳她。于是，她又问道，“一凡，是感冒吗？”

“不是。”

“是什么病？你说嘛。我叫唐倩来看你。”

“没有病……”一凡提高了声调，“你别叫小唐来……我明天就来上班。”

李一凡吞吞吐吐的话，使刘枚一头雾水。要不是中午就要走，她真想去看看她。无疑，她是为了这份材料病倒的。刘枚搁下了耳机，将李一凡整的那份材料装进旅行包，就开始处理桌上放的几个文件。一会儿，唐倩又来推开了门：“刘总，晚报的电话，你接不接？”

“有什么事？”

“他没有说，就说有件急事要找你。”

急事？报社有什么急事？未必他们要来采访我们？昨天还在和李一凡讲，要把目前公司销售遇到的困难，出现的问题给市里、给丁书记打个报告，反映反映。现在记者就找上门来了。是他们有顺风耳，还是天助我金石？刘枚想到此，脸上露出了笑容，喜滋滋地说：“你快去叫他打过来。今后凡是报社打来的，只要我在，你就叫他打过来。”

“万一是找你拉广告的呢？”

这些年，市场经济深入人心，加之新闻单位越来越多，广告公司遍地开花，拉广告的人风起云涌，有专职的，有兼职的，电话游说，登门索要，还有用组织措施、用行政手段，等等，争相给传媒拉广告，以获得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乃至百分之五十、六十的好处。金石公司每天都要遇到好多起，就连丁书记都打过电话，要刘枚支持一下宣传部的一本什么画册，说什么尽管公司与宣传部没有什么关系，但它毕竟是党的一个重要部门，山不转水转，哪有不打交道的？比如它管着市里的传媒，今后公司有了问题，传媒要来曝光，人家部里有关同志就会帮你说说话。刘枚觉得书记真是高瞻远瞩，立马就划了一万元广告费。三年了，那画册像什么样，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去问，谁也没去查，也不知道该谁去查？以后，那个靠送姨侄女给丁书记当保姆，而后获得晋升，从一个山区县委副书记连升两级，荣任宣传部副部长的文来富要出个人书画文合集，刘枚又主动赞助了五千元。他是分管全市传媒的，用丁书记的话说，先喂他点，免得他唆使传媒咬你。现在，正是需要八方给你捧场的时候，吃得起补药吃不起泻药！这种情况当然是特殊，但为了避免广告人的干扰，凡是传媒方面来的电话，刘枚就叫唐倩通通挡住，否则，这些像蝗虫一样的广告人会把金石吃垮的。

电话频仍(2)

唐倩这一问，又提醒了刘枚，赶紧更正过来：“不，我刚才说过头了。还是和过去一样，你先挡架。不然，我没法工作。”

小唐反身走了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刘枚拿过耳机：“请讲。”

“你是刘总吗？我是晚报社会生活部的仲秋。”

仲秋。这名字好熟。对了，晚报上一大版一大版的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章，都署有本报记者仲秋。难道他就是那个仲秋？他找我有什么事？刘枚眼望着右边墙上挂着的那幅上海朋友送的《双桥》油画，一边想着一边问：“嗯，我是刘枚，你有什么事？”

“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李一凡的职工？”

刘枚觉得奇怪：“你问这干啥？”

“我只是核实一下。”

“你找她有事？”

“没有。她昨天晚上是不是加班？”

李一凡今天突然请假，现在报社记者又来打听她，一句话突然从刘枚口里冒出来：“她出了什么事？”

“我随便问问。我昨晚上碰到了她的朋友。”仲秋话题一转，“啊，刘总，贺处长问你好。昨晚我们还谈到你哩。”

刘枚顿了一下，脱口而出：“哪个贺处长？”

“市委组织部宣教处的，他说他是你的好朋友。”

“啊！”刘枚半天合不拢嘴，这人怎么这样？张起嘴巴乱吹。以为这里是他那个乡坝头学校，口无遮栏无所谓。这儿是人海波澜，看见的是张张笑脸，实际上到处却潜伏着陷阱，说不定一句话就得罪了一方神祗，一不留神就踩到了某个权势者的尾巴！嚼这些牙巴劲干啥？乡头的红苕屎还没屙干净。她吞吞吐吐地回答：“是、是有个处长，我认识。你……”

“没有什么。我顺便说说。”仲秋在电话那头加快了语速，“刘总，你忙。不打扰你了，真不好意思。”说完，不等刘枚答话，就把电话挂了。

刘枚拿起嘟嘟叫的耳机，心里有点发毛：今天怎么了？那个仲记者是什么意思？问这些去干啥子？难道是社会新闻？神经兮兮的！早知道他是来说这些的，就不接他的电话了。白耽搁我的时间！前几天，有一个自称是中央某大报的记者来到公司要找刘枚，唐倩挡不住，只好将他带到刘总办公室。刘枚一听是这个大报的记者，又看过名片，就放下手上的活儿，和他聊了起来。记者一开始就对金石公司和刘枚戴了几顶高帽子，然后话题一转，摆起了时下人们爱听的高层内幕，中央领导和他的报纸的亲密关系，他采访领导们的新闻外的精彩故事，等等。刘枚和记者打交道已不是三五次，谈了半天，见对方很少在拿出的本子上记录，心里直打鼓：这是个什么记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晃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终于亮出了底牌：向刘枚推销一种新能源，换句话说，是由金石公司当代理商。还说，他的报社已经垄断了这种产品的经营权……刘枚警惕了，记者怎么搞这事？然后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找丁副书记打听，此人曾是这家报社记者站聘请的一个编外人员，半年前就被解雇了。

她搁下耳机，转身到文件柜，去取柜子里的一个纸包，那里面包着一件明末清初的玉如意。这是北京的卫总裁点名叫她弄的。卫璧辉说，马老爷子想要这东西。刘枚为这事，想了很多办法。前些年，一些想先富起来的人，就充分开掘地方资源，“要想富，挖古墓”，把一个蕴藏着自秦汉以来林林总总珍贵文物的大峡地区翻了个底朝天，文物贩子满天飞。直到在香港、美国、英国的文物市场上看见了大峡地区的文物，在国外著名的文物、考古杂志上看见了这些文物的照片，有关部门才引起了重视。不过，这已是水过三秋，该富的一些人腰包都装得差不多了，有些人家里的博古架上也摆满了，该送的领导也送了。现在，文物被管起来了，文物贩子也烟消云散了。到哪里去找文物？有钱也难买鬼推磨啊！但是，北京的老爷子要，又是关系到给市里的紧俏产品的分配指标，不弄到，行吗？任何东西，哪怕狗屁不值，只要一垄断，就身价百倍，垄断者可以颐指气使，可以不可一世，更可以从中渔利。二十年前，卖肉的、卖煤的、卖米的、卖布的……不是都身价百倍，令人趋之者若鹜，讨好者成群吗？最后，刘枚只好向丁书记求助，才从一个县文管所里半买半调地搞到了手。

今天，她要把这东西带到北京，当面交给卫总裁。前些日子，贺处长打电话告诉她，说他要去北京开会，问她有什么事要办。她都没有说玉如意，这不是千儿百把块的事。她要亲自办，一是怕有个三长两短，二是尽量减少知情者。

电话铃又叫起来。她烦，不接，等它叫个够。

一份稿件(1)

十点多钟，仲秋桌上的电话突然叫起来了。

说突然是事出有因，从他上班到现在，除了他打出过三个电话外（其中一个是打给金石公司总经理刘枚的，另外两个，一个是打给派出所，一个是打给江兵的单位，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没有一个电话打进来。这是他当主任以来很少有的寂静。

每天，只要他在桌前一坐，电话铃就响，对方好像有无线电监控设备，看见他来了似的。这个电话刚接完，将耳机一放到机座上，那电话铃又惊乍乍地叫，赶快又抓起耳机。好多时间，社会生活部几乎成了“信访办”，或者“市长公开电话”，弄得他没办法工作，没办法写稿。无奈，很多稿件，他只好在家里写。在家里写也不轻松，两室一小厅，妻子要看电视，有时兴趣来了还要打开影碟机OK几句，吵得你没法写稿。你要她将音量调小点，她说小了出不来效果。你再说，她反说你这个人没情趣，不如人家那些男人会生活。他只好等妻子睡了来写，时间长了，她又有意见：“你来睡将我惊醒了，半天睡不着！”他只好忍气吞声，心里感慨万端：女人啦，已经被时代和社会宠成了双刃剑。你要努力工作，多挣点钱，必然要花去一些休息时间，她有意见，说你不会生活，没有情趣，不陪她散步、跳舞、唱歌；你把业余时间都用来有情趣会生活，她又有意见，说你看人家小芳的男人好会挣钱，买了一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王姐的男人才得行，当总工程师了，还是人大代表！办公室不行，家里也不行，有时，他只好跑到图书馆去写，图书馆关门了，他就到咖啡馆去写。

这是今上午打进来的第一个电话。仲秋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响起了一个浑厚的专县地方口音：“仲秋呀，我是向太明。你过来一下，有点事。”

向太明是去年调到晚报做第一副总编的。他是宣传部副部长文来富的老关系，好像当年还在他的手下工作过。来报社前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调到报社是准备接现在的一把手、总编邹平的班。市里的领导特别是丁副书记对邹平已不满意了，尽管他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但老不听招呼，总爱出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市里说车匪路霸、强奸杀人、吸毒卖淫这些东西要少登，最好不登，他却说这些是新闻，老百姓有知情权，可以登一些，要不报纸就太平实了；市里说老百姓反映的有些问题不能登，以免扩大，引起举一反三，他说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写进宪法了的，等等。诸多表现，不像一个政治家。向太明来时，是丁副书记带着宣传部青部长、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等人来宣布的，说他党性强、政治觉悟高、有长期的基层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是一个德才兼备的好干部，稍嫌不足的是业务水平欠缺一点，但是他在县里参与过县报的工作，对报纸的情况也是很在行的。他虚心好学，不断进取，拿了好几个文凭，在县上是有名的通才。现在，他还在读研究生班。市委充分相信，在他的协助下，晚报会办得更好。他来了不久，邹平就被安排进了党校。此时，向太明找他，会有什么事？

他搁下耳机，关上抽屉盒，随手拉过门乘电梯来到二十楼。向太明埋着头正在写什么，仲秋推门进来，他头也没有抬，像进入了无人之境。

“向总，”仲秋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是好，说“你找我”，这是明知故问，说“我来了”，这是屁话。想了想，干脆什么也不说了。

向太明仍然埋着头，一副专注的样子，只是从喉咙，也许是从鼻孔里冒出一个不太清楚的字：“唔。”

仲秋站了一会儿，见他仍没有反应，就自己在沙发上坐下，拿过当天的经济报，翻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向太明终于抬起头，问了一句：“老仲，你来了呀？我找你来，有两件事要交代吔。今下午，宣传部要开一个重要的会，是关于宣传舆论机构如何维护大局，保证安定团结方面的。我安排王副总和你一起去听。维护安定团结，净化投资环境，你那个部门最重要吔。”

仲秋一时转不过来：“怎么是我这个部门？政法部、经济部、科教部的关系更大呀！”

“这你就不懂了吔。你那个部搞的那些社会新闻，如果多了，会产生负面影响吔。人家‘老外’看见这些东西吔，会认为你这个城市乱糟糟的，还来吗？”他不断的“吔”，使仲秋听起不舒服。这是向太明那个县的语言特点，不管大人细娃儿说话，都要带一个“吔”字。一些人进城很多年了，刻意去掉，但一不留神就又跑出来了。“市民看见你一天到黑都在登这些东西吔，还安心吗？弄不好，有个别人还要跟着学吔。”

“恰好是市民喜欢这些。我们不是提倡要‘三贴近’吗？读者喜欢的又不登……”

一份稿件(2)

“这要看哪些读者吔。”他打断了仲秋的话，“报纸是重要的精神文明阵地，不能当少数读者、市民的尾巴吔。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引导，而不是迎合吔。”

“可是，这些是客观存在的呀！”

“这就要我们正确处理好局部的真实和全局的真实。当然，每一个单个的个案都是存在的吔，都是真实的吔，但是报纸报道出来后，就要影响全局——吔。”他想尽量不带他的家乡的地方尾音，但习惯成自然，再怎么注意，那些“呀”、“吔”、“啥子”的土话还是一有空隙就钻出来“你是老记者了，还弄不明白——”那个“吔”又要钻出来，他顿了一下，终于改成了城里人常用的“吗？”

“那……”仲秋还是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会影响发行，减少广告收入哟！”

“大家都这样办了，还不是要买吔。社会效益第一吔！”

“那怎么办？”仲秋做出小学生的样子，问道。

“所以才让你去开会，亲自去听一听吔。听了，就知道怎么办了——”向太明打住话头，把又差点钻出来的“吔”压在喉咙里了，伸手拿过今天的晚报大样，翻到《社会生活版》，指着《昨日午夜坏人出更，下班女士惨遭凌辱》说，“你这文章，写得太露了，对社会刺激大——吔。人家外国、外地的人一看，吔！你两江市好乱吔，我们不去了。旅游都不敢来了吔，还敢来投资？”

对他的这番高论，仲秋实在不敢恭维，从心里认为这是文革语言的翻版，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解释道：“情况就是这样。那个女士深夜加班回家，路遇这个歹徒，要不是我骑摩托车经过这里，结局可能更糟糕。我是要读者提高警惕……”

“其实，这种事情在农村、城市不断出现，已算不了什么新闻吔。本来可以不发的，但王副总已经签发了吔。不过，我改动了一下，语言应该平和一些，版面处理也不要这样打眼——吔。”他将大样递给仲秋，“你看看。”

仲秋接了过来。文章的题目已用红笔改成《夜行女士要提高警惕》，里面的内容做了大的改动。犯罪嫌疑人江兵的名字已划去。里面有一段关于江兵的背景材料：当年，他假借在解放广场厕所方便，四处搜寻猎物，趁一个来入厕的外地人蹲下起不来时，顺手提走人家的包，后被抓住，带到派出所接受处理。他大言不惭地说，为了爱情，为了给女朋友买香水、口红、高级丝袜才不得不去提别人的包。在厂区厕所，他用镜子窥视女人解便，他狡辩说：“我的打火机掉进厕所了，我用镜子的反光来找。”等等，都被向太明划去了。一个通讯，压成了一小块豆腐干。仲秋心里很不愉快，但压着，没有说出来，将晚报大样还给了向太明。

“我知道你有看法。但我也是没有办法吔！”向太明拿过茶杯，拧开不锈钢盖，喝了一口淡淡的茶水，叹了一口气，“老仲，我们换位思考吔。坐在这个位置，不得不这样——吔。太刺激了，我俩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吔。下午你坐王副总的车，和他一起去。”

仲秋什么也没有说，站起来离开了，但他心里却升起了一个回答不了的问号：过去，直至昨天，这方面的文章都在登，为什么今天就要拿这么一篇不起眼的小文章开刀？刚才在办公室翻的今天的晨报、经济报，上面也刊登得有这些新闻噻。即使市里有什么动作，也是要下午开会才布置呀！

弦外之音(1)

刘枚打开箱子，将玉如意和装它的纸包一块儿放进去。这时，唐倩推门走了进来：“刘总，丁书记的电话。”

刘枚被吓了一跳，赶紧将箱子关上，那瞬间的行动就像小偷。她站起来，问：“他找我什么事？”

“不知道。”

“你请他打上来。”

一会儿，电话来了，刘枚对着耳机柔声道：“丁书记，对不起，刚才我去洗手间了……是，今天一上班就忙。路上遇到堵车，那些老头儿、老太婆把公路中断了，害得我九点过了才到办公室。什么？派人来把他们赶走了？嗯，……不过，他们也值得同情……黑心的开发商不少……让老百姓吃亏。这不公平……啊，对不起，丁书记，我说远了……我的亲友里现在还没有遇到撤迁的，谢谢你……”刘枚抬腕看了看超薄型的浪琴表，“还有一个半小时。啊，好、好，我一定办。这是小意思，你帮了公司、帮了我多少！用句流行的话来说，我和公司的员工没齿不忘……啊，丁书记，有个事情给你汇报一下，这两个月，公司的销售下降……主要原因是有些单位不进我们的货，一是去进外省市的，二是用假冒伪劣，三是外地的杀进我市，用低价或高回扣拉拢基层用户……市里能不能下个文件，借即将开始的全国‘3·15’打假活动清理整顿一下？要不然，公司损失大，市里的税收也会受到影响……嗯，我？过两天就回来了。总公司开一个改革的会，可能又要调整指标。这计划经济的饭也越来越不好吃了……好嘛，我回来向你详细汇报。不过，丁书记，请你先打打招呼。他们敢不听？”

刘枚搁下耳机，端起水杯正要喝，门又被推开了。机关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陈向东站在门口，蹑手蹑脚的样子。他是刘枚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份上算，还是她的长辈。一米七四的个头儿，不知是为了显得魁伟还是为了占点便利（同样的价格，大一号的衣服比小一号的多用布料，做工也要多一些），不宽的肩上总要套大一号的衣服，两个有垫肩的衣服肩头，在他干瘦的肩上空荡荡的，加上他平时点头哈腰搞惯了，长此以往，那腰始终直不起来，宽大的衣服在他身上就像穿的袍子，衣服的前面长长地下垂到接近双膝，而后面则高高吊起，似乎要露出皮带。不知是不是由于一天到晚都在皮笑肉不笑的缘故，久而久之，弄得鼻子、眼睛和嘴巴挤在了一起，更奇怪的是，那鼻头越来越尖，而且越来越勾，那下嘴唇也越来越长，只要轻轻地一咬合，下嘴唇就可以将上嘴唇包完。他的声音又沙又哑，就像被阉割了的公鸭的嗓音。一遇到丁点大的事，就唉声叹气，脸像一个苦瓜。他站在门口，不进不退，不言不语，傻呵呵的。刘枚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头也不抬，问道：“你有什么事？”

“唉，没有事。”

“没有事，你来干啥？”刘枚没有好气地反问。

陈向东向前走了两步，说：“刘总，你要走了，我来请示一下工作，看你有什么指示？走以前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刘枚放下杯子，说：“你问到了，也算交给你。明天就是‘三·八’节了，我昨天对李一凡说了，叫她抓一下，搞个座谈会……”

“她抓？”陈向东从牙齿逢里冒出一句。

刘枚听到了，反问道：“怎么，不可以？”见陈向东不出声了，她继续说，“她是工会的女工委员，正该抓这事。是她提醒了我，我作为女工的领导，都搞忘了。你这个工会主席也搞忘了，本来该你组织的。”

“我昨天去开会了。”

“不是昨天，你早几天就该想到了。”刘枚干笑了一下，看着这个表侄女婿说，“不说过去了。李一凡生病了，现在由你具体落实。你去问一问江红，昨天她们是怎么研究的。明天下午的座谈会，一定要开好。你给李一凡家里打个电话，问问她，明天能不能来参加会。她是你工会主席的部下，又是你支部书记的发展、培养对象。你要多关心，支持，该给她造势就要造势，免得到时开支部大会时，又有人嘀咕。现在呀，一个好同志入党难！一些人出于嫉妒，用其他办法卡不了别人，就用他手里掌握的投票权来卡你。怕你这些能人如虎添翼。”刘枚很是激愤，身子朝后一靠，伸出右手在桌上拍了一下，“今后呀，我也来卡一下，凡是心术不正的，一经我发现，就请走人。金石公司用不起！”

“是，是。”陈向东唯唯诺诺地拉过门，走了。

刘枚又看了一下手表，微微皱了皱眉头，给北京拨了电话：“请问你是谁？啊，是田主任呀！我是金石公司的刘枚……不客气。田主任，有没有其他公司的人到呀？怎么，到了大半了？上海、天津、沈阳公司的昨天就到了？”

刘枚心里掠过一丝不快，这三个公司的头儿很会来事，除了平时单独到北京勾兑外，几乎每次总公司开会，都提前一天以上到开会地点，私下找总裁，找公司的其他的对自己有利的人勾兑，会议开始，他们已经敲定、搁平了有关事情。每年分配的指标，他们比其他公司都多，而且次次得表扬。记得在去年的会上，新疆大鹏公司的买买提经理还提过意见，希望给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以支持。在总结会上，卫总裁脱开讲稿生发开了：“关于一些公司要求给以支持的问题，我们的原则是你自己要做大，要发展。不能单靠我的计划指标。指标的多少，是根据各个公司的发展情况、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等等来综合考虑的。过去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会哭的孩子多给奶。现在不行了，至少在我这里不行了！你看，东部地区、沿海地区比西部发达吧？他们也哭得不厉害、甚至没有哭，可是，国家反而还要给他们优惠政策，给予比西部大得多的投入。我的作法就是这样，学习中央，学习国家。有同志有意见向中央、向国家提去。我是再叫也不多给，弄不好，还要减。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嘛！”

弦外之音(2)

一席话，打得买买提抓耳挠腮，只有低下头，自认倒霉。散会后，赶紧找田主任套进乎，希望他在卫总裁面前美言一下，免得她一怒之下把他的指标减少了。想到此，刘枚急忙收回思绪，解释道：“我本来也准备昨天来的，可是市里丁书记组织召开一个座谈会，把定的票也退了……不，我一直想找你们几个总公司的台柱聊聊，再给金石出点主意。过去，你们特别是你，帮了我们很多……我至少要请你们搓一顿嘛。我马上去机场……好嘛，麻烦你了，不要专门派车，有便车就行了……啊，田主任，”她顿了一下，把已到嘴边的“我给你带了点儿土特产”吞了回去，“李一凡向你妹妹问好。她托我给她带了点儿土特产……没办法，她要叫我带。我给她说，现在北京也买得到这些东西，她说，带去的意义不同……好嘛，中午见。”

这下好了，田主任来机场接，正好在车上把礼品交给他。办公室主任，半个经理呀！得罪不起。不是心腹，不是能人，不是作为接班人培养的，是不会安排在办公室当主任的。她要和他处好关系。刘枚叫来唐倩：“你去小会议室，将江岸公司送来的花瓶拿过来，我拿去送田主任。”

“大的还是小的？为什么不送钱？”

“当然是小的。这比钱好。”不一会儿，唐倩就将花瓶拿来了。刘枚接过花瓶，仔细看着说：“这也是清代的古董，值好几千哩。管它的哟，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你给包装一下。”唐倩将包好的花瓶递给刘枚后，正要走，刘枚叫住她，说：“你给赵平主任说一下，叫他协助李一凡把一季度的销售情况尽快弄出来。我已给李一凡布置了，叫她统计。我回来后就去给丁书记汇报。”

小唐得令般去了。刘枚双手上举，伸了个懒腰，正想长长地出一口气，手机又叫了，抓过一看，是丁书记的，她赶快打开，来不及问就听他大声说：“小刘枚呀，我话还没有说完，就断了，怎么也打不进来。你一路平安哟。还有、还有，市妇联关主任对我说，她好像有什么事要找你……”

“丁书记，关主任有什么事？是不是要在北京带东西？”

“唔……她……你要走了吧？这样，等你到了北京，我叫她直接给你来电话。你帮忙给她办一下。”

关敏有什么事？神秘兮兮的，还叫书记来说！刘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重要会议(1)

“噗、噗……” 正襟危坐的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来富用指关节敲着麦克风，又“呼、呼”地吹了两口气，再“喂”了两声，然后扳着一张马脸扫视了一遍会场，清了清嗓子后就威严地说：“开会了！”

刚才还如马蜂窝般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与会者唰地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像一群小学生。仲秋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觉得有点怪异：一个个的老总在本单位都是重量级、至尊者，就连平常和他一样爱喜笑怒骂、很有记者特性的罗仁全也一本正经起来。这是为什么？是对会议的重视？是对讲话者的尊重？他看不出来。

“今天喊大家来是开一个紧急会，因为太重要了，上午决定后就立即通知大家。我看了一下，大家都到得很整齐，没有拉稀摆带的。说明我们新闻队伍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本来发达书记要亲自来的，今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另有重要任务，就来不了啦，叫我代表他，也代表正在北京开会的青敬部长全权开好这个会。”得意之色洋溢在文来富脸上，“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媒体做了大量的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

文副部长已经讲开了，可是左边的罗副总那打开的工作笔记本上除了写上年月日外，什么也没有记，只是拿着笔在装模作样；右边的电视台的老总也只是在笔记本上写了年月日、地点，一笔一划地写了两行；他的右边那位则在一张白纸上画素描。仲秋似乎明白了一点为什么，那就是台上的人讲什么对这些曾经沧海的人并不重要，但是他手中的权手中的官帽对于在坐的除自己以外的人就显得重要了。

在当今，虽然官是无形的，随之而来的有形的待遇却很多，提级加薪来往小车手握发稿生杀大权！有几个上了又主动下来的？尽管他们对人就说当总编太累，此活儿不是人干的；尽管他们从骨子里都瞧不起这个从县里连跳三级不知新闻为何物却来管新闻大谈新闻的文常务副部长，但他们还得在他面前现出谦恭，还得吹捧他“你讲得好，说到了点子上，高！坚决照你的指示办”。实话实说，很多人都在为帽子而活，他们怕有朝一日被摘了官帽，从而失去既得的权力和伴随着的利益，宁肯做个弯着腰或干脆跪着活的“人”，也不原去争那吃不得穿不得用不得坐不得的鸟骨气！

报社就有一个老副总编，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新闻界，其业务水平有口皆碑，但就是不识时务，受到中国传统文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的影响，要做一个大写的“人”，结果，那个副字就是去不了，直到退休也没有在他名字后面加个括号，享受副厅级待遇。另一个“自学成才”的，尽管他一条“本报讯”都写不好，但因为他会做人、懂事，就享受了那个官场上趋之若骛的“待遇”。后者一见到比他官大的或者尽管比他小但能管住他的诸如宣传部、组织部、办公厅的人，就一张脸笑得像烂桃子，那声音比太监的还太监。虽然待遇高些，但脸上的皱纹比比皆是，刚过六十，就如七十好几的人了。倒是那个没有“待遇”的，越活越年轻，像才过五十。报社的同仁们私下常拿他俩比较，要那劳什子“待遇”就活得累，那脸就是这些年笑老的，身子也是这些年早出晚归跑后门累垮的！

虽然如此，但一拨又一拨的人还是愿学后者——实现自己的价值，享受人生，享受官本位下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每每想到此，仲秋心里就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味道。怪不得现在“站着”的人快成了珍稀动物！

台上那位言必称发达书记的文副部长是仲秋的中学同学，当他早就从农村调回城，结束了知青生活时，文来富还在他下乡的地方偷鸡摸狗，好吃懒做，加上说不清道不白的男女关系，就连知青大返城时都没能乘上最后一班回城车。后来，他和在红山县垭口乡中心校校长的女儿好上了，校长才把他弄到小学当代课老师。中心校和乡政府一个伙食团，久而久之，这个大城市的落难青年得到了向乡长的同情。这个女乡长是县里下派来的。晚饭后，二人经常在一起聊天，都叹相见恨晚。这样一来二去，就搅和在床上去了。为了更便于工作，乡长将他调到身边任文教专干。妻子又哭又闹，文来富一句话就把她嘴堵住了：“再闹，我和你离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山区的女人一代一代地实践着这古训，何况他还是大城市来的知青！妻子只是流泪，岳丈大人也不说什么，女婿已经在走运，可以管校长了，前程无量哩。那面是乡长，乡长的后面是县里。随他的，只要女儿还是他的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