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爷以目光制止了老伴的唠叨,狐疑地问我:“您是薇洲公司的,还是房地产公司的?”
我摇摇头:“我只是要找那个叫方子洲的钉子户。就是总把陶渊明‘怡然自乐’挂嘴边上那个人!”
何大妈不再回答我的问话了,突然直直地睁大了双眼,高叫一声:“我要申冤!你们凭嘛推了我的屋子?”
“人家说你是违章建筑!”何大爷插嘴,他不让老伴开口了,悄声对我说:“别怕,她精神有点儿毛病,不会伤人。”
见老伴没听到他的话,便又悄悄问我:“您是取光盘的吧?方子洲倒是告诉我,让我把一张光盘交给一个来这儿踅摸他的女孩子。”
“光盘?”我倒莫名其妙了。方子洲怎么会给我光盘?一定是这对老糊涂搞错了。我再怎么痛恨方子洲,也不想冒充另外一个女孩,来骗人财物,何况只是一张小小的光盘。
何大爷见我不说话了,便主动问我:“您是不是总在这儿遛弯儿?是不是就住北边儿的银行宿舍里?”
我点了头。何大爷见了,赶紧蹲下身,从扔在瓦砾上的破布包里摸出一张光盘。那张光盘被一层薄薄的塑料薄膜包裹着,在夕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在阳光没照到的地方,我依稀发现了几点血迹。
何大爷补充道:“晌午,子洲不准那帮人推屋子,被暴打一顿,脑袋都让人给开花啦!而后,公安局来了人,把他们都带走了。现在,放出来没,我俩还不知道呢!”
我接过光盘,发现在塑料包装上面,除了斑斑血迹,什么也没写。我忽然对方子洲有了几分好奇,脱口而出地问:“方子洲到底是啥子人?”
我的话音还没落,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的嘶叫声。远远地望去,有两辆蓝白两色的桑塔纳轿车呼啸着向这边赶来。这一定是我打110报警奏效了,一同帮我对付方子洲的人民警察赶来了。我没多思索,急忙装了光盘,赶紧沿着坎坷的来路逃跑,兜里的干土也被我连同手绢一块儿扔掉了。我不知道现在除了落荒而逃,还能有什么办法避免眼前的尴尬:我这不是成了愚弄专政机关,走到人民警察的对立面上去了吗?
说起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爱农银行储蓄所一般员工(这个我厚着脸皮、委曲求全谋来的岗位),虽然工作在地处闹市区的高楼大厦里,高坐在窗明几净的柜台后,其实,工作的内容远没银行华丽的外表来得辉煌,简直就像一个美名为“花大姐”的小飞蛾,只能远看,不能近闻,其辛苦不亚于“花大姐”的臭气,让人一心要远离。像最普通的老员工们一样,我每天一连八个小时像个机器人一般无休止地点钞,几乎没休息的时间,也没休息的地方。此外,与老员工们不一样的是,我还要不断地忍受同事们好奇的眼神和不断的盘问:
“分行?一个多好的单位!你为啥不在那儿干了?”
“你是不是捅了娄子,惹着分行啥人了?”
“你是研究生,起码也能踅摸到一份好工作呀!凭啥受他们的气?”
“有一张美女的脸蛋,有一副妖精的身段,不是你的错呀!”
我解释多了,也累了,仿佛自尊心已经长了老茧,索性也就不再解释了。只是当询问者的话语里略带同情之意时,我的眼眶里就依然忍不住要没出息地淌下泪水。但是,慢慢地,我连这点也麻木了,就连泪水也没了。现在,最让我着急的事儿倒不是自己的面子问题,而是储蓄所里除了工作用电脑,就没有带光驱的计算机。方子洲给我的那张光盘,我始终没办法打开看,也始终没揭开这个坏蛋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由于我担心光盘里会有我和王学礼的床上镜头,因此,也不敢拿到别的地方看,更不敢去找家里或单位里有计算机的女同学。
一连几十天过去了,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慢慢地趋于正常和平静。同事里没人再对我的工作问题感兴趣,我也时常在恍惚间忘掉了自己曾经在分行工作过,还有过出国考察的经历,还似乎曾经在事业上辉煌过。仿佛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储蓄所的一名储蓄员,一直就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静而辛劳的生活的普通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