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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男性的睫毛则不可过于浓密，以疏分为佳，《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里提到的“如来说三十二相”，即以“疏睫”为上。第三十相“睫如牛王：眼毛分疏胜妙，有如牛王。又名大丈夫相，大人相，亦名百福庄严相”。

无论疏密，只要对着一个人的睫毛凝视15秒，就会突然发现睫毛真的很假。古人对“睫”的释义是：“插也，接也，插于眼眶而相接也。”（ 释·释形体 ）。由此看来，睫更是安装在眼眶边缘的插件，其审美的第一要义就是“插”。相对于头发和眉毛，更像是一种“插”上去而不是长出来的东西，很不真实。其次，“接”和“相接”使睫毛的美感只有在眨眼及眼睑闭合时才能充分呈现出来。若是秋波暗送，睫毛就是那池秋水边上随风摇摆的柳梢；在双眼睛以“忽闪”状所进行的放电过程当中，相接的睫毛就是迸发的火花。至于闭目之后，上睫下睫完全相接，遮闭和终结之美感渐入佳境，类似的事物，比如闭月，比如羞花，比如沉鱼，比如落雁——您现在可以安全地关闭您的计算机了。

欲以讨好睫毛来达至进一步自我美化之目的，还有一法，即哭，顷刻间营造出梨花带雨的潸然。古典诗文尽管甚少提到睫毛，不过凡有触及，无不诗意盎然：“田文垂睫泪，卓女弄弦心”（ 江总《 赋咏得琴诗 》 ）；“双睫不能濡，六藏无可摧”（ 皮日休《 追和幽独君诗次韵 》 ）。在上述意境中，近水楼台的睫毛是惟一的赢家，水往低处流，除非是在卡通片里，眼泪是无论如何也“濡”不上眉梢的。

吃屁股

“屁股”通常只有一个，实体如此，词语的能指亦丰富不到哪里去，不过，一旦前置一“吃”字而做“”时，含义立时激增了一倍。

“吃屁股”第一可以是一句威慑用语，也可以指一种家法或私刑，即“打屁股”，相当于“吃耳光”或上海话说的“吃生活”。区别在于，“吃屁股”说起来虽然通常语带恐吓，但往往是恐吓与谐谑并下，谐谑的成分往往还高于前者；一旦付诸实施，就很难谐谑得起来了。《 红楼梦 》第33回贾宝玉被按在凳上连“吃”50大板“屁股”的后果是：“只见他面白气弱，底下穿着一条绿纱小衣皆是血渍，禁不住解下汗巾看，由臀至胫，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无一点好处。”

其次，“吃屁股”与暴力无涉，指的是一种口头享受，即把一个屁股吃到肚子里去。虽然猪、牛的所谓“臀尖肉”一直都未脱离“正常”的主流肉食，然而另类的鸡屁股却是“吃屁股”爱好者一致的首选，尽管猪、牛之屁股也是如假包换的屁股，但以滋味而论，鸡屁股才是一流的“美臀王”，论等级，差不多相当于明星里的乔治·克鲁尼，再不济也是梁家辉。故圈内向有“宁舍金山，不舍鸡尖”之说。“鸡尖”者，听起来有些暴力，无非是嫌鸡屁股太俗，刻意美化之词也。更高级的美化之词尚有“七里香”以及上海三黄鸡店类比“凤爪”而创造出来的“凤尾”二字。此种“尖端”食品，有白切的，有用萝卜炖的，但据闻上上之选还是烧烤。美食家洪七公在小说里第一次露面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撕作三份，鸡屁股给我。”“脸上一副馋涎欲滴的模样，神情猴急，似乎若不将鸡屁股给他，就要伸手抢夺了。”待黄蓉撕下半只鸡，连同鸡屁股一齐给他，“那乞丐大喜，夹手夺过，风卷残云似的吃得干干净净，一面吃，一面不住赞美：‘妙极，妙极，连我叫花祖宗，也整治不出这般了不起的叫花鸡。’”

好这一口的还包括许多日本人，彼等坚信屁股，尤其是经过烧烤的屁股，乃一只鸡全身上下最好吃的部分，而且，“米西”起来若只对着盘中一个屁股，不但寒酸，而且极为不爽地说，屁股这东西，要么不吃，要吃，就要将一堆鸡屁股逐个逐个地像羊肉串那样串而烧之，好不好吃以及好不好看都不好说，但壮观是肯定的。这种情形就像浦东的东方明珠，许多人嫌它不好看，但设想若有许多许多的东方明珠同时集结在那个地方，至少在美学上就算是可以归类，也可以入流的了。

除了“香烟屁股”不大有人吃，牛和猪的屁股其实也是我们的“正常”肉食。不过，市场上卖的所谓“臀尖”，指的并非屁股之“高精尖”部位，通常是后腿或前腿靠近屁股之“城乡结合部”。

正是这一细微的区别，决定了鸡屁股和猪牛之“臀尖”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也就是说，两者虽然在生理都是屁股无疑，一旦成为食物，结果是后者以局部的、抽象的屁股胜出而成为“正常”，前者则以整体的、具象的屁股沦为“不正常”。再多的“臀尖”肉，也堆不出在菜单上被美化为“朝天撅”或“独秀峰”那样的一盘真实的屁股来。

当然，爱吃并会吃鸡屁股的人，吃起来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口一个屁股，一个屁股接着一个屁股，必须先把埋藏在鸡屁股深处的一个米粒大小的东西小心剥离，据说这粒东西乃鸡屁股所有臊味的“臊源”（ 这可能就是鸡的肛门与其上方突状物之间那个名叫“腔上囊”的腺体腔，医生说，在显微镜之下，囊内聚集了淋巴球细胞、噬细胞、细菌、病毒及各种有害物质 ），然后，只吃鸡屁股左右两侧的各一小块嫩肉——无论这两小块嫩肉是不是相当或类似于“括约肌”之类的东西，据信此乃一只鸡全身上下除了眼球之外第二处最柔弱的组织，转换成吃喝术语，那叫做“脂肪丰富，软玉温香，肥美爽滑，柔若无骨”。

不过，就算把个鸡屁股的滋味说到天上有，地下无，不吃屁股的人还是不吃，更无助于消除吃屁股的人和不吃屁股的人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不吃屁股的理由，郭富城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已经作出有史以来最为直截了当的高度概括。有一年年底，郭富城和李冰冰一道上陶晶莹的节目，经过猜拳，郭富城连输两次，被迫吃下三只鸡屁股，当时，城城眉头猛皱，说出了一句大实话：“我觉得把人家的屁股吃下去很怪，感觉屁股很不干净。”

爱吃鸡屁股的电视观众，当时并没有像《 红楼梦 》里的茗烟那样一把揪住城城大喝一声：“我们吃屁股不吃屁股，横竖没吃你爹的屁股去罢了！”在这件事情上，脑袋终于反过来决定了屁股。其实，在爱吃屁股的人看来，吃屁股之乐之爽，实在不足以与外人道也。贾宝玉“吃”了50大板屁股之后，被一大群年龄辈分不一但一律哭哭啼啼的女人包围，心中的那番大畅，岂是凡夫俗子之辈所能体会“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得他们如此，一生事业纵然尽付东流，亦无足叹惜，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谓糊涂鬼祟矣”。

无论如何，在中医尚未展开“吃屁股补屁股”的思考之前，吃屁股仍将被视为一种另类的饮食行为。

与此同时，“吃屁股族”在“吃屁股正常化”一事上所作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止，以鸡屁股的“正名”工作为例，“屁股”诚不雅，“鸡尖”更可怕，可喜的是，上海的某些三黄鸡店，已参照粤式的“凤爪”而不声不响地将此物唤做了“凤尾”。

家丑和国仇(1)

中国文人常以“百无一用”自谦，其实他们个个都身怀一种百里挑一并且百发百中的绝技，就是把个人的私事变成大家的公事，道行高的，甚至能上升为国事，例如郁达夫的《 毁家诗记 》。

“诗记”中有《 贺新郎 》一词，下阙是：“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据作者注，1937年8、9月左右，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他与王映霞不和之机，某次饭后，使王失身于许。“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一个男人蒙此“奇羞”，想死的念头都有。正常，不太正常的是郁达夫在《 贺新郎 》后的自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郁达夫其实是有充分理由把“家仇”上升为“国恨”——1937年11月日军攻占富阳，郁母陆氏因拒日军苦役而躲入鹳山，12月31日冻饿而死；1939年11月23日，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寓所门前遭特务枪杀，成为抗战中“司法界为国牺牲的第一人”。然而，不论王映霞红杏出墙是真是假，“诗记”里的这段话以及郁达夫屡呼王映霞为“姬”、“下堂妾”，令时人及后世对作者颇有微词，多指其对女人“不够厚道”，“达夫无行”或“心理变态”。与此同时，把“先逐寇，再驱雉”盛赞为“猛虎舔创”之后心理升华而至民族大义者，亦不乏其人。

我个人的看法是，红杏出墙，除了母系社会，这事儿搁在任何年代任何时代背景，基本上都是一桩私事。家丑是家丑，国仇是国仇，不可轻易混为一谈。第三者许绍棣虽在政治上与郁达夫有过节，毕竟不是日寇，亦无通敌嫌疑。故“先逐寇，再驱雉”之间很难建立起伦理道德上的必然逻辑关联，除非郁能像论证“朋友奸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那样，对“若无日寇侵华，许绍棣就断无充当第三者的机会”也作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事实上，郁达夫本人在发表《 毁家诗记 》不久之后，已经以非韵文的文体将“家丑和国仇”之间的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了。郁曼陀被害后3个月，郁达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写道：“实因这一次的敌寇来侵，殉国殉职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对于个人的情感，似乎不便夸张，执著，当是事实上的主因。反过来说，就是个人主义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里，渐渐地减了，似乎在向民族国家的大范围的情感一方面转向。”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中国文人，一个不幸戴了（ 或怀疑自己戴了 ）绿帽的浪漫主义作家，诗怎样写，话怎么说，都可以理解。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后人不断为《 贺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观点如：“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可看出，最终的矛头所指并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经呈请国民党中央下令通缉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战乱中闯入郁达夫私生活的第三者，于是这个人在郁达夫心目中就成为反动派和一切卑劣行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郁达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与其相信不尽不实的回忆，我宁愿相信郁达夫自己当时揭露的浙江省某党官所干的好事，至少这和我们对于那时代官场的丑恶本质的认识是符合的。”

又，“郁达夫在寄稿给陆丹林的同时，还附信声明不要稿费，只要十册书，另外要以他的名义分寄给蒋介石、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等，这就更可说明他发表《 毁家诗记 》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 郁风《 郁达夫——盖棺论定的晚期 》 ）

1937年8、9月左右，郁达夫在福建“做官”，故许绍棣“在抗日战乱中闯入”之说虽觉勉强，却终非空穴来风，但“向政府当局、向社会控拆”之语，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么是一个作家禀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职向社会发出的“控诉”？我认为左拉玩的那种才算，因为它向着不公平的司法制度开火，真正检验了世界上第一个《 人权宣言 》，最终推动了民主和法制进程。而《 毁家诗记 》的“爱人不见了，向社会去喊冤”与这种结果相比，显然相距甚远。

先丢钱，再丢人，最近一个为《 贺新郎 》添加新注的，是台湾女作家龙应台。

年初，龙应台以“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之姿态来到广州，不幸在旧城遭遇小偷，事后写了篇文章，题目叫《 一个警察的背后 》：“梁国聚（ 广东省公安厅长 ）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13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连串不依不饶的追问之后，又从“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严重恶化”上升到“国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结尾，最后更引读者来信指“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剧，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普通人丢了东西，也搓火，也骂人，然后该干吗干吗去；知识分子丢了东西，尤其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场合丢了东西，却不可白丢，至少也得让普通人付出挑战自己常识的代价。我也有在广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实在没有上升到“国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确对待小偷的问题上，我所能根据的全部常识只有这样两项：一、计划经济时代，广州虽不至于路不拾遗，但小偷肯定没现在多；二、警力比广州充足，“户口制度和城乡差距的问题”没有中国严重的地方如纽约或法兰克福，随地小便的现象虽然基本已断，却从来也没断过随地小偷。

家丑和国仇(2)

就像郁达夫当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对“家丑和国仇”关系所作的准确阐述那样，类似的道理，龙应台自己其实在文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痒？非要添上个“广州特色”的蛇足。想当年，“先逐寇，再驱雉”者，诚可谓“先丢人，再丢份”也，而龙应台的这一个版本，岂非“先丢钱，再丢人”乎？

机器人小便(1)

有一幅漫画，叫做《 机器人小便 》：一个机器人面壁小便，“小”出来一堆稀里哗啦的零件（ 包括钉子、螺丝、螺丝帽，等等 ）。虽然背对观众，不过还是不难断定此为一“男机器人”，因为“他”采取站姿，而且一手扶墙。

波伏娃在《 第二性 》里早就教导我们说： “两性最明显的界线，两性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男孩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必须蹲着。”自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MOON ZI JP于1988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P-MATE以及1999年德国脱口秀电视节目主持人Paul de leeuw在广大电视观众面前第一次公开表演了P-MATE的正确使用方法以来，“站着小便”一直是女权运动的一项收费的增值服务。既然事情已到这步田地，就小便姿势而言，欲作政治正确之讨论，也只好拿机器人说事了——趁机器人还没有统治人类之前。

“人型机器人越来越像人，非人型机器人则越来越不像人”——据说这条定理已成为机器人在外形上的公认发展趋势。既然如此，人型机器人到底是男是女？或曰，机器人到底应该像男像女以及机器人究竟要不要有性别或者第二性征？随着越来越像人的人型机器人不断参与到社会及个人生活中来，我看也是时候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以机器人当主角的科幻电影而论，机器人可以没有性别，扮演机器人的明星却分男女。1927年在《大都会》（Metropolis ）出现过的那个“天使面孔，魔鬼心灵”的女机器人“圣洁的玛利亚”，在煽动工人捣毁一切，让整个大都会陷入灾难之后，此类“祸水型”女机器人在银幕上的地位很快被男性全面取代。从《 星球大战 》中的C-3PO到2004年《 机械公敌 》中的机器仆人，从《 AI人工智慧 》中的帅哥机器人裘·德洛到《 银河飞龙 》中的Data——甚至像日本的新代言人ASIMO，从外形到气质，一概都是男性或准男性化的，不管是忠是奸。

如果说让机器人“代劳”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那么，机器人反过来统治并奴役人类，则是全人类共同的噩梦。“西马”主义者认为，在 “圣洁的玛利亚”这种早期的机器人女性形象身上，体现的是传统父权社会对于受到颠覆的集体焦虑。1927年以降，女权日张，按说“焦虑”应该日甚，但电影里的机器人却全部改成了男性，就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刻意的掩饰。反而是机器人（ 包括机器人电影 ）和性别政治同样不甚发达的中国，扮演了“皇帝什么都没穿”的那个小朋友。曾在早期国产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 》里给大家留下过难忘印象的那个标价人民币15万的机器人“南茜”，看上去是个如假包换的女人（ 之所以如此肯定，主要是因为该角色系由我的偶像李玲玉扮演 ）：“这种人工智慧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身兼秘书、公关、勤杂、保卫诸项功能，无一不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互相扯皮等弊病……”

尽管假机器，真女人的把戏最终还是被编辑部的同志们合力戳穿，但是除了“女秘书”这种传统社会化性别角色之外，在“代劳”的意义上，女机器人最能让人类获得操纵的快感。

除了小便的姿势，波伏娃还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即性别都是后天的。“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用这种理论来考查机器人的社会化性别角色，我发现机器人可能比女人更为适用。也就是说，机器人的性别也不是天生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Ray Birdwhistell曾经说过，“人类是一种两性分化很不明显的物种——他们仅有的生理性别标志就是生殖器官。”人的生理性别、性特征和社会性别，其实都是社会建构的。

机器人的性别角色同样经历这样的一个社会化过程。当机器人长得越来越有人样，人也越来越把机器人当人来看。早在50年前，美国科幻小说鼻祖阿西莫夫（ 即《 机械公敌 》同名小说原作者 ）就已制定出用以规范机器人与人类关系的“机器人三定律”（ Three Laws of Robotics ）：

第一，机器人不可以伤害人类。

第二，在不违反第一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命令。

第三，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机器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一旦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貌似男性的机器人立马现出了金属外壳之下的女儿身。显而易见的是，与其说此“机器人三定律”乃用来规范机器人与人类关系，是人类对机器人的基本要求，它看上去其实更像是人类社会（ 尤其是父权社会 ）里男性对女性基本要求的一种翻版：

第一，女人不可以伤害男人。

第二，在不违反第一条原则的情况下，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命令。

第三，在不违反第一、第二条原则的情况下，女人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认为，如果关于机器人的话语权不是一直掌握在老外手里的话，阿西莫夫版“机器人三定律”还不如直接沿用中式的“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来得更具权威，更有文采。

机器人小便(2)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解释是，通过贬低妇女的能力，不让她们学习那些有用的专业技术和技能，老板们把女性当做廉价的可剥削的劳动力后备大军。那些很容易被妇女替代的联合起来了的男性在这一过程与资本家共谋，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垄断收入更高、更有趣、更具自主性的工作。正如Cockburn指出的那样：“两个因素帮助了男人维持他们与女性的分离和他们对技术工作的控制。一个是积极社会性别化的工作和人。二是持续不断地产生的工作过程的亚分工、工作的等级化，男人可以在其中移动以保持和女性的距离。”很显然，以上理论分析如果成立，同样也适用于人类和机器人。

当然，迄今为止，机器人为人类带来的便利和威胁，似乎都不如想象中那么大，更没有人见过机器人小便，遑论姿势问题，但是，现在就开始认真对待机器人的性别问题，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学者West and Zimmerman在《 Doing Gender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恰当地表现了社会性别，我们同时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了这种制度安排……如果我们没有恰当地表现社会性别，作为个体，而不是制度安排，我们会被要求解释（ 自己的个性、动机和企图 ）。”为了维持、再生产并合法化这种制度安排，社会不会长期地容忍机器人成为一种“社会性别混淆者”（ gender blenders ）。

尽快理清人类与机器人之间性别角色关系的一个有效方法，借用冯小刚追徐帆的经验，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见《 我把青春献给你 》：

“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 追徐帆 ）。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我个人认为，Prada机器人堪称“庸俗化”的代表作。以我的45号为例，那双虎克船长式的铁勾双手，既可以作握住自己的“纵目”望远镜状，也可以作“恭喜发财”状，当然，更可以摆出站着小便的站姿。事实上，它本身就是漫画里作为小便排泄物而出现的那一小堆零件的组合。维柯早就提醒过我们：人类只能够理解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东西。

居性叵测(1)

一个不识好歹的人，该骂；一个良莠不分的人，该打；碰上一个男女不分的人，就像碰上一个公私不分的人，一时竟也分不清该打他好还是该骂他好了。

除了医学上所说的“第一性征”，也就是两性在生殖器结构方面的差异一般不太方便被直接辨认出来之外，其余包括体格、肌肉、毛发、喉头、嗓音、骨盆、乳腺以及皮下脂肪之厚度等等在内的“第二性征”，凭借视觉即可一目了然。当然，一个发育健全的人，不仅可用视觉，还可以凭嗅觉、听觉、触觉、味觉甚至直觉来轻而易举地分辨男女，正所谓“闻香识女人”。闻出了女人，剩下闻不出的大致就是男人。

事实上，分辨男女根本就不能算一项技能，充其量也只能称其为人的一种谋生本能。然而，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宽容，却一再令传统的男女分辨术显得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就是说，过分依赖“望、闻、切、问”这种老一套的技术手段，分分钟会演出“乱点鸳鸯谱”，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男女有别之所以被加载于中国的典籍，目的是为了“大防”，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消极防御的性别隔离政策也逐渐式微，采取了意大利式的策略性的、机会主义的防守反击。就足球的面对面和身体频繁接触的方式而言，外观，即第二性征还是最靠得住的直观标识。不过这不表示包括毛发、衣饰以及姿态等等在内的属于第二及第三性征之部分的外在是从来不发展的。事实上，在外科手术上实现了对第一性征的改变，在社会对异常性取向采取宽容态度之前，20世纪70年代末期，男性蓄长发之风一度引起舆论的恶评如潮。现在想来，与其说男性所蓄之长发引起了主流社会在美学和道德高度的反感，毋宁说是蓄长发的男性导致了通用男女识别系统的混乱和不便，影响了攻防的转换和效率。大家都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之后，头发的长度就不再是检验男女的惟一标准，新的日常生活经验重新积累，攻防重获了节奏，并再度达致平衡。

举个最简单例子，80年代之前，属于中国男性的一个最基本的“第二性征”，就是头发短。80年代以后，头发的长短于分辨男女一事上已基本失效。若有人继续死抱着老传统不放，坚持以头发的长短来作为辨别男女的惟一标准，那么，不管你的头发是长是短，阁下都可能会因为被公认为是一个“见识短”的废人而羞愧得起了自寻短见之心。

男女不分，后果可大可小。去年，有一群倒霉的英国男人就为了分辨男女的问题而打起了官司。原定在英国Sky One频道播出的真人实境秀《 哈啦米莉安 》，尚未播出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原来是有6名男性参赛者发现自己在真人秀节目里的求爱对象竟然是人妖后，恼羞成怒之下，一发将电视台和制作单位全告上了法庭。据英国《 太阳报 》和《 周日镜报 》爆料说，有一名身为跆拳道冠军的男性“受害者”，当他知道自己在真人秀里的约会对象在“生理上”还是男人的时候，浑身上下只剩下了一种感觉：非常恶心。只想赏她一巴掌或踹她一脚，只是当时他因为实在太震惊而下不了手。

此外，“受害者”中竟然有一名20出头的“伊拉克战争英雄”。这位姓名保密的参赛者，不但是首批攻入伊拉克的军人，更在战场上英勇负伤。一名军界人士指出：“这对他来说太丢脸了，他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才有办法平复。”

以分辨男女为智力竞赛的电视节目，不独英国Sky One的《 哈啦米莉安 》，美国TBS在这一季也推出了一档名叫“He’s a lady”的真人秀，内容是让一组男人经过短期恶补（ 包括接受Super model们手把手的辅导 ），拔毛化装之后以女装登场，再由观众评选哪一个最像女人，最终胜出主可赢得奖金25万美元——主办方保证，参赛的猛男们每一个都有着正常的性取向。

当然，“有着正常的性取向”的更准确的表达似乎应该是“在参赛之前有着正常的性取向”。因有参赛者在生平第一次化装成女人之后，盯着镜子里“绝色”的自己，连声惊呼：“Oh， My God，I am hot！”

既然事情已经hot到了这种地步，为了造福所有“后知后觉”的男性，英国《 太阳报 》特地列出一些“分辨雌雄”的小贴士：

第一，首先，检查（ 对方的 ）喉结。“她”如果有喉结，声音还低沉得像鹅叫，最好小心为上。

第二，如果她在解开胸罩的扣扭时，花了五分钟还搞不定，甚至还要你施以援手，“她”的性别就十分值得商榷。

第三，尝试要“她”帮你停车，如果“她”不小心刮到车子，接着便是一场梨花带雨，恭喜你，这定是位货真价实的美娇娘。

第四，故意制造一场口角，如果“她”紧咬着你的最后一句话不放，那么也不用着去怀疑她的性别。

第五，临床阶段，如果“她”宽怀大度地安慰你说“尺寸并不重要”，你最好立马开溜。

此五法好是好，惟一令人望而却步的，是准不准非得亲身“试了”才知道。现实社会如此，虚拟空间里的情况则是为险恶。在网络上与一台素昧平生的、没有语音及摄影装置的远程计算器，或一个未曾谋面的、关闭了摄影和语音装置的在线用户的交往策略中，如何侦测出对方的性别，在不可能单击QQ头像上的“属性”就能确定该头像之真实属“性”之前，是比网速更为困扰的问题。

居性叵测(2)

网络以外，性别间的互相认定充其量只能是种条件反射，甚至连普通社交礼仪也不算，一旦上了网络，就上升为一个关乎居心和诚信的道德问题，多少带有阴谋的意味。这道技术天堑一方面令上网者得以在书写的层面上获得性别转换带来的异样经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性别感受之中；另一方面，也一定有对称的一方会因此而万般无奈，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就“男女大防”而言，在虚拟的社区里，男女间最大的问题却是防守难，反击难，由防守转入反击更难，在每一个“安能辨尔是雌雄”的焦虑关头，我的耳边就会响起张翼德雷鸣般的怒吼：“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

走不完红男绿女，看不尽人海沉浮，20年弹指一挥，男还是男，女还是女，大闸蟹虽不如从前好吃，近观其腹，也还是该尖的尖，该圆的圆，挑起来并不比过去费力。人非蟹，但社会对于人类性别的标识和判断，却呈现出越来越简明扼要的符号法则，讲求效率，这正是防守反击的要点。GG和MM，是“哥哥”和“妹妹”的汉语拼音缩略，无论年龄，直指性别；洗手间也不“男”不“女”，改行比象形文字还要象形的烟斗，高跟鞋，长裤或短裙。除了生、旦脸谱，这种抢在全球化真正杀到之前免陷非汉语如厕者于不义不法的举措固然是未雨绸缪，却有可能对本已危机四伏混乱的符号体系形成进一步的破坏，近来我见到一个嘴上叼着烟斗的人就会忍不住地联想到公厕，不知算不算一种不祥的迹象。

当符号像常识一样不再可靠，什么是检验男女的惟一科学的标准？国际性体育竞技大会的组织机构会告诉你，为了保证赛事在公平的原则下进行，即好男不与女斗，好女不与男争，自称是男是女，看起来像女或者像男，都不行，这个你说了不算，要刮你一小片口腔黏膜，对其中的上皮细胞进行涂片、染色、镜检等一系列化验，直至检出X染色体，你才是女的，检出Y染色体，你丫才是男的。不放过一个男人，也不冤枉一个女人，CSI里面，任何一个负责的法医也是这样干的。

民国版成功人士标准(1)

娶日本老婆，请中国厨师——曾几何时，估计是清末民初吧，是一部分国人的终极人生梦想。

毕竟局限于食色，境界不高，于是，另一些脱离了低级趣味却又始终没有放弃追求梦想的中国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作了一个补充，曰：娶日本老婆，请中国厨师，拿美国工资，上英国大学。当时能想到的“成功人士”标准，大概就是这样。

《 民国名人与日本妻妾 》虽然是一本不太靠谱的书（ 主要是因为细节上过多的文学渲染，例如，在《 三人行的背后——周氏兄弟与日本妻 》一章中这样写少年周氏兄弟：“‘阿哥，我们什么时候去抓麻雀啊？’周作人带着笑呆呆地问道，树人瞟了弟弟一眼：‘没看见我这儿还要看书吗？去去去，一边儿玩去。’满脸尘土的周作人对着哥哥吐了吐舌头跑开了。”不过所引史料大致可信。根据我对此书的研读，发现在“民国名人”中能做到“娶日本老婆”者确实不少，但能将以上四项逐一按章落实者却实在不多。惟一最为接近的“四项全能”目标的，算下来就是辜鸿铭了。但惜乎每一项似乎都有些不太到位，例如，上过爱丁堡大学不假，但苏格兰的大学能不能算是正宗的“英国大学”？又如，“娶日本老婆”也是真的，但花200两银子从窑子里赎出来的大阪姑娘吉田贞子，后来只是被辜鸿铭纳为二奶。

“中国厨师”自不待言，但最成问题的乃是“美国工资”。辜鸿铭吃过朝廷的俸禄，也领过北洋政府的工资，终其一生，除了拿过《 纽约时报 》的稿费之外，却未曾正正式式地领过美国的工资。当然，如果视“日本老婆”为“贤惠”的同义词，视“中国厨师”和“英国大学”分别为“好吃”和“品质”的代名词，那么，辜鸿铭在出任五国银行团翻译职务时的6000 元月薪，就绝对称得上是一种“美国工资”了，尽管五国银行团由俄、英、日、德、法组成，不含美国。

百年之后，今之视昔，这样的终极“成功人士标准”未免显得有些too？simple？sometimes？na？ve，但考虑到历史的局限，这种“闭上眼睛叹世界”的境界毕竟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结果。

以不成功或接近成功人士们在过去100年里前仆后继的实践活动观之，请中国厨师，好办；拿美国工资，不难；娶日本老婆，对于民初时代的留日中国学生来说，也是小菜一碟，难度最高的，恐怕还是“上英国大学”。这件事，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亦无太大改观。

英国的大学之所以好，好到能和“日本老婆”、“中国厨师”以及“美国工资”并列“四大”，平起平坐，说穿了，第一是贵，第二是难。再说，英国的大学虽多，但是名校，尤其是被中国所共同认可的名校，从清末到民初，从民国到现在，来来去去无非也就是牛津和剑桥两家。

讲钱伤感情。英国名校的贵，这里就按下不表了。然而英国名校的难，不说出来就一定会伤身体。

正是这两家顶级的英国高等学府，不仅贵，不仅难，近年来还令人瞠目结舌地改变了录取学生的标准，即不是单凭学生的成绩，还要看他们是否有创意。这种“创意”，就体现在面试题目上。两大名校的面试题目，都具有鲜明的周星驰风格。然而，就是因为这些无厘头题目，去年逾一万名以全A成绩自高中毕业的学生，都被牛津及剑桥拒于门外。

牛津大学校方解释，这些面试问题是要测试申请人是否具备天马行空的想像力以及理性争辩与表达的能力。“牛桥入学申请”的创办人之一是25岁的牛津校友乌芬代尔，他说：“牛津及剑桥的面试过程，极可能让那些天资聪慧的学生都招架不住。我们帮助申请入学的学生，为意料之外的事作好准备。”

“欧洲电视上的歌曲竞赛节目是否是表现民族主义的一个范例？”这就是一位申请牛津大学历史与政治学的学生在入学面试被问到的。而在早些时候，伦敦一间由牛津和剑桥的校友成立、专门提供两校面试训练的公司“牛桥入学申请”，公开披露了“比往年更具挑战性”的今年两校部分无厘头面试题目。 “为圣诞老人的驯鹿命名”——这是剑桥大学医学专科的面试题目之一。

剑桥的医学专科，到底是不是以兽医著称于世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可能真的能把人给读“高”。

天才和白痴之间的距离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具有鲜明周星驰风格的“牛津剑桥入学面试题”，再一次向这一常识发起了挑战。

申请牛津经济系的学生，面试时被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金钱并不能使人快乐，人们为何还希望经济增长？”

想到牛津攻读法律的青年，必须回答以下问题：“如果我在你房屋的一面外墙上作画，这幅画属于谁？”报考英文系的学生必须回答的是：“我教育你的意义何在？”历史系的面试题目是：“我们可以追溯使用声音的历史至多久远？”相比之下，社会及政治科学系的问题来得比较火爆：“你认为日本黑帮对巴西及美国有何影响？”

近来牛津、剑桥开始受理中国学生的入学申请，并派人到北京组织面试。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人披露过两校在北京的面试题，因此，老夫聊发少年狂，吃饱了撑的，今日在这里就对以上问题来作一番尝试性的回答：问题：“如果金钱并不能使人快乐，人们为何还希望经济增长？” ——试答：“助人为乐乃人类之天性。”问题：“为圣诞老人的驯鹿命名。”——试答：如果为圣诞老人拉车的驯鹿是一只，就命名为“圣诞一鹿”；如果是两只，就命名为“圣诞二鹿”；以此类推，如果为圣诞老人拉车的驯鹿数量太多，例如多达八只的话，就不妨简而言之，统称为“八个雅路”好了。

民国版成功人士标准(2)

问题：“如果我在你房屋的一面外墙上作画，这幅画属于谁？”——试答：“这要视情况而论。如果你是凡高，那么这幅画肯定属于我；如果你是我，那么这幅画肯定属于你。”再来：“我们可以追溯使用声音的历史至多久远？”——请参考在中国各电视台频繁播出的“国窖1573”之广告词。问题：“你认为日本黑帮对巴西及美国有何影响？”——蠢才，《 杀死比尔 》已出到第二集了，难道连第一集你都没有看过吗？

罢了，牛津大学就是“牛”，剑桥大学真够“剑”。早知英国的大学会变态到这种地步，说不定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当年一定会把“成功人士俱乐部”的标准从“娶日本老婆，请中国厨师，拿美国工资，上英国大学”及时更改为“吃英国菜，住日本房子，拿中国工资，讨美国老婆”。

制服诱惑(1)

黛米·摩尔挺着个大肚子拍裸照的时候，美国的女专栏作家爱玛·邦贝克发表评论说：这是黛米·摩尔的第二个孩子。我要重复这一点……换一种方式来说，羞怯已不再存在于她的词汇中。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许多的男人急匆匆地出入于我们的病房。美国每一个产房上都应该挂这样一块牌子：“地球上最后一个羞怯的女人进入这里！”

为了强调上述观点，爱玛·邦贝克还附送了这样一个真人秀：她本人生第二胎时，和一个头胎的年轻妇女同一个房间，“她非常羞怯，在给她作检查时，她把头转向墙壁，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不过，分娩两天后，“她在大厅里走向一个男人，说：‘大夫，我要喂奶了。在你看来是否正常？’接着就脱掉了她的罩衣，一位护士把她领到她的房间里去，告诉她，她刚才向一个管维修的男人袒露她自己。”

除了“二胎”一词较为敏感之外，黛米·摩尔的大肚子裸照以及美国的产房文化都不是我们今天会感兴趣的问题。借助于这个美国药引子，我想说的其实是关于制服。我相信，故事中的那个“头胎美国产妇”之所以会在医院大厅里轻浮地当着那个男人脱掉了自己的罩衣，主要是因为那个男人当时肯定正穿着医院的制服，而且，那身制服多半会是白色的。都是制服惹的祸。电影里也经常见到坏人只要穿上一身白的，外加一个口罩，就可以在医院里如入无人之境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坏事。

当然，就邦贝克提到的那家医院的个案而言，维修工和妇科医护人员在制服上的区别不甚明显，显然属于管理上的一个漏洞。

制服之功能，一方面用来统一和凝聚，一方面用来区别和隔绝。制服就是这样一种最拧巴的服装。写过《 格调 》一书的美国学者保罗·福塞尔（ Paul Fussell ）在《 爱上制服 》中指出：“世人共同面对的难题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穿制服，但同时又必须拒绝穿制服，以免自己珍贵的独特个性遭到抹杀。如果不肯穿得和别人一样，就会遭到嘲笑，实际上也没有人愿意在公众场合中穿得像个傻瓜或怪胎。企业主管恐怕永远都不可能穿着颜色鲜艳的紧身裤走在路上，但是一般人因自己独特衣着能够吸引别人目光而暗自窃喜的心态，恐怕也永远不会改变。”

鉴于制服的这种“拧巴性”，性学层面上的“制服诱惑”—— 一些人身上的制服如何能变成另一些人心中的诱惑——更容易使人大惑而不解。即使充分并灵活应用现成的恋物癖原理，也无法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因为千奇百怪的制服比起那些被盗窃的内衣裤显然具有更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因此，我认为要解开这道性学难题，应该从社会学入门。

制服，又称“工作服”或“职业装”，所以不论有多么拧巴，对于因制服而导致性兴奋者而言，与其说“这个”人使他兴奋，不如说“这个人的行业”或“这个人的工作”使他们感到很High。换言之，他们其实是酷爱工作的人，并且深信“工作着是美丽的”或“工作着是性感的”。无论出于爱还是恨，他们期待发生性行为的目标，乃是一个行业或一种工作，而不是人。他们都是最最原教旨的集体主义者，渴望把最个人化的性行为最大化为一种社会化行为。黄子华在他的“栋笃笑”里曾把“结构性失业”解释为“因为整个行业都没有了而导致的失业”，参考这一解释，“制服诱惑”其实也可以定义为“结构性性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