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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起名字让孙国民颇费了一番心思，他想过取富裕健康和富贵小康，但觉得太俗，因为临近春节了，经常会在别人家的电视里听见新闻说“欢乐祥和”这个词，就想给孩子取“欢乐祥和”这几个字，但后来又改变了想法，二柱原来就叫二柱，改了怕他不高兴，因为他的父母离异，姓都改了几回了，改姓孙，二柱一点意见也没有。

孙国民想，女孩子多，美丽芬芳感觉挺好的。

孙国民给他们起好名字以后，孩子们欢天喜地地念叨着自己的名字，跟着孙国民学吹唢呐。别看孩子们小，但都理解了那天去“游乐场”玩的时候发生的一切所具备的价值。他们都知道了，一个新生活要开始了，不用天天拔鸡毛和鸭毛了。

孙国民耐心地教了孩子几天唢呐，本来没有认真地教，只是想让孩子找到个好玩的，能够磨性子，能够不到处乱跑的方法，但靠这个谋生，就需要系统地学几个传统的曲目。

唢呐这个东西在农村就是口口相传，孙国民学的时候就没有谱子，完全靠脑子记曲调。孙国民选了几个农村婚礼中常用的喜庆小调一一教给孩子们。

孩子们很快就学的差不多了。孙国民还是觉得有什么欠妥的地方，就仔细地想。忽然就想起了以前在武汉的时候见到孙建兵的时候，他跟自己讲的那些话。

孙国民决定在让孩子出去吹唢呐赚钱的之前，应该有一个绝对必要的训练。

一个早上，二柱、美美、丽丽起来了。发现不象往常那样是被苏桂芬或者孙国民叫起来的，而是自己醒来的，也没有早饭。于是拿着自己的唢呐到院子里，发现孙国民、苏桂芬抱着最小的那个孩子带着栩栩面色严峻地站在院子里。地上还放着几件行李。

孙国民说：“二柱、美美、丽丽我们要走了，回老家了。不要你们了。你们自己想法找你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去吧。”

三个孩子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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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丽丽扯起嗓子就哭开了。扑过去拉住孙国民、苏桂芬的手。死也不放开。孙国民使劲地把两个孩子的手掰开，将孩子推倒在地。苏桂芬上前要扶，被孙国民一把拉住，苏桂芬没办法，只能忍着在一边抹眼泪。

二柱也哭开了，边哭边喊：“爸、妈，我们以后听话，再也不乱跑了。再也不让你着急了。好好学着吹喇叭。”

孙国民冷冷地说：“你们又不是我们亲生的，我们干什么养你们呢？”

美美、丽丽哭着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不要我们啊，我们以后少吃饭，听你们的话，好好吃喇叭，你们不要不要我们啊……”

栩栩也哭开了，说：“爸啊，妈啊，别丢下弟弟和妹妹吧。别丢下吧，求你了……”

苏桂芬哭的都上不来气了，但就是不敢上前扶孩子们。

二柱、美美、丽丽顿时哭成一团，鼻涕眼泪，一把一把地糊的到处都是。

孙国民弯下腰来，对二柱和美美、丽丽说：“你们真的听话？”

美美、丽丽一起点头，哭喊着：“真的听话。”

孙国民说：“我是你们亲生的爸爸妈妈吗？”

孩子们一起哭喊：“是亲生的爸爸妈妈。”

孙国民揽过二柱、美美、丽丽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们就是我们亲生的，不是亲生的能养你们吗，能吃这么多苦带你们吗，外边乱，有坏人，你们要小心，如果别人不晓得，搞错了，以为你们不是我们亲生的，就会把你们抓走，从此你们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到时候，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揪你们了。你们晓得了吧。”

孩子们哭道：“晓得了——”

孙国民问二柱说：“你姓什么？”

二柱哽咽着说：“姓孙。”

孙国民问：“你叫什么？”

二柱说：“叫孙和柱。”

孙国民问：“你爸叫什么？”

二柱说：“孙国民。”

孙国民问：“你妈叫什么？”

二柱说：“苏桂芬。”

孙国民问：“你老家是哪里的。”

二柱说：“安徽的孙佃铺，挨着淮河。”

孙国民放心地点了点头，苏桂芬一把搂过二柱，哭成一团。

孙国民把上面的话同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问了一遍美美和丽丽。说不准的，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几天以后，上海街头就出现了一家七口，一个大人领着四个小孩吹唢呐。无一例外地先是行人驻足，然后围观，然后就有人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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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带着苏桂芬和孩子们还有他们的唢呐出没在大上海的夜幕中，成了大上海的乞讨群落中一支最抢眼的团队。孙国民偶尔也吹唢呐，大多数时候都是四个孩子吹，他拿着一个搪瓷盆接大家给的钱。如果孙国民也吹奏的话，就苏桂芬背着最小的孩子，拿搪瓷盆收钱。收获颇丰，令其他团队羡慕不已。

实践是最好的学习，栩栩和她的弟弟妹妹们的吹奏技巧也在不断地吹奏中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四个孩子当中，栩栩的心思最多，因为在吹奏的围观人群中，栩栩看到了很多同龄的女孩子，她们都穿的花枝招展。

围观并给钱的人都会提出这些问题，一、孩子们吹的真好，多大了，二、怎么不上学呢？三、孩子们在哪里学的唢呐？四、这是一家人吗？五、天天吹，累不累？等等。六、家长够狠心的，让孩子这么使劲地吹。别不是租来和拐来的孩子吧。

有一天，有一个和栩栩同龄并且个子也相当的女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围观唢呐吹奏，那个孩子拿出十块钱没有放到孙国民的搪瓷盆里，而是亲手栩塞进栩栩的衣服兜里。栩栩的衣服太破了，钱往兜里一塞，又从里面掉了出来。令栩栩心里有点异样。

渐渐有了心路的栩栩开始对衣着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她想让父亲给她买一件新衣服，因为要过年了。栩栩把她的想法在晚上睡觉时告诉了二柱和美美、丽丽，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后，栩栩向苏桂芬提了出来，苏桂芬说要问爸爸。但是孙国民一口回绝了。

栩栩虽然难过，但没有影响第二天的街头吹奏。只是晚上回来的时候搂着苏桂芬哭了半宿。睡着了又哭醒了。

苏桂芬向孙国民求情，但被孙国民拒绝了，让苏桂芬也没有办法。

另一次街头吹奏的时候，有一个好心的阿姨在栩栩休息的时候给了栩栩一个冰激凌。栩栩吃完了以后就哭了。第一次拒绝吹奏。哭的伤心极了。

晚上回来的时候，任苏桂芬怎么哄，栩栩都不说话，也不吃饭，光在那里自己哭。到了晚上，临睡着了，栩栩才告诉苏桂芬。

栩栩说：“爸爸骗我，他说冰激凌是药，是苦的，是治病的，冰激凌不是药，不是治病的，也不是苦的。是甜的。”

把栩栩哄睡着了，苏桂芬跟孙国民说，希望孙国民如果不给孩子买新衣服，应该偶尔给孩子买冰激凌，因为孩子大了，不象小时候那样容易哄了。

孙国民想了很久，没有说话。

就要到春节了，虽然城市有禁止燃放鞭炮的说法，但鞭炮声依然时起彼伏地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和角落里，预告着农历新年正一天天地临近。

栩栩的情绪严重影响了两个妹妹。吹奏时不象以前那样卖力。而二柱却因为有一天回家的路上，见到别人燃放鞭炮，缠着苏桂芬买鞭炮。但被孙国民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钱哪能那样就烧掉啊。二柱没象栩栩那样掉眼泪哭鼻子，却魂不守舍地听外边的鞭炮声，吃饭不香，练新曲子也没心思。

苏桂芬悄悄和孙国民谈心，希望他能花点钱，安抚安抚孩子。

孙国民说：“那怎么行，你听着炸一声响一声的，那都是钱啊。”

苏桂芬说：“要过年了，孩子们还小。不跟大人一样知道事理，买新衣服太贵，可是买几个鞭炮也花不了多少钱，还是给孩子买个鞭耍耍吧。”

孙国民想了很久，说：“你放心，我有办法，不用花钱，也能让孩子们耍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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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的那几天，虽然孩子们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情绪，但由于春节期间大家普遍手头都比较活分，所以给钱也比平时要大方。孙国民咬紧牙关带着孩子们在街头吹了最后的几天。

大年二十九的早上，吃完饭，孩子们拿起唢呐，背上包要出门，孙国民说：“不用带唢呐了，今天我们放假，过年啦。”

长期漂泊并有着丰富生活经历的孩子往往都有一个老成的模样，不过，这个老成的模样一但被释放比平常的孩子更加疯狂。四个孩子跳着高地在圆子里面蹦来蹦去。足足跳了有十多分钟，不知道疲倦地高喊：“过年啦——”

二柱忽然听下来对孙国民说：“爸妈，过年我们应该干什么？”

孙国民说：“明天吃年夜饭。后天就是大年初一。”

二柱说：“那今天我们干什么？”

孙国民说：“今天啊——”

孙国民卖了个关子，惹得四个孩子仰着脖子，张大了嘴屏住呼吸等孙国民的下文。

孙国民说：“我带你们放鞭炮——”

栩栩、二柱、美美、丽丽一起跳了起来，拔腿就往门外跑。

孙国民一家七口出门，苏桂芬背着最小的孩子去采买食品，买了面粉等等包饺子的原料，又在城乡结合部的小卖部里买了些汽水。孙国民带着栩栩、二柱、美美、丽丽去放鞭炮。鞭炮不是买的，是拣来的。

城里人放鞭炮都是一整串一整串地放，放完了就完了，其实那些鞭炮里有非常多没有炸的，有的整段都是完好的。有的是因为质量问题，有的是因为碰巧被前面爆炸的炮仗炸灭了后面的捻子。

孙国民提着一个篮子，跟着四个孩子拣那些没有爆炸的炮仗，没多会儿就拣了一篮子，美美、丽丽年纪小，尽拣那些花花绿绿的大礼花，那些被燃放过的礼花因为外观鲜艳美丽，更吸引了美美和丽丽的注意。只是那些东西太多了，没一会儿，篮子里就装不下了，篮子里也装不下了，栩栩和二柱不让拿那个，说应该多装鞭炮。四个孩子争执起来。

孙国民作为调解者，找来三个大编织袋，满载而归。

拣鞭炮是孙国民小时侯过年时的最传统的保留娱乐项目，所以带孩子们玩起来自然轻车熟路，孙国民将那些鞭炮做了分类，成串的分成一类，单个鞭炮捻子还足够长的分成一类，单个的捻子不够长的和没有捻子的分成一类，花炮中也有没有彻底燃烧完全的，分成一类，分完类之后。和孩子们讲明了用处。就等着第二天过年。

大年二十九那天，孩子们被允许燃放单个的有捻子的鞭炮和没有捻子的鞭炮，没有捻子的鞭炮一折两段，插上拣来的废弃捻子，重新点，天黑的时候可以看见艳丽的礼花。令孩子们快乐不已。

第二天的年夜饭前，按照老家的习惯，饭前一定要放一串鞭炮，孙国民带孩子们拣来的那些鞭炮足够放好一会的。

年三十的晚上，零点时候也要放一串，大年初一的早上也要放一串。

大年三十，孙国民一家在院子里放鞭炮，大家正高兴地看着那些让人眼花缭乱小烟花时，忽然，一声巨响，整个天空红彤彤地，然后开始变换色彩，为了庆贺新年，创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大上海在城区各个地区同时燃放烟花，孙国民居住的这个位置也有一处燃放点。

烟花在孙国民一家的头顶上无限绚烂地绽放，孙国民、苏桂芬和他们的孩子们仰面看着天空中不断变换的烟花，看呆了，以至于忘掉了手里的小鞭炮和小烟花。

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夜空，二柱和栩栩跑到一个更适合观看烟花的地方，一家人都跑过去，这个位置不光可以看到美丽的烟花在大上海新年的夜空中绽放，还可以看到大上海美丽的高楼大厦一家人张大了嘴，目瞪口呆地看着城市的辉煌灯火，繁荣和欣欣向荣。

大年初一的凌晨，孙国民又梦见了孙佃铺，和以前梦见的一样，村子、庄稼地、地里的庄稼、淮河、自己家的老宅。大年初二，忽然有一股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促使孙国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一趟，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孙国民让苏桂芬带着孩子们继续进行街头吹奏。他自己扒火车回安徽老家，从上海到孙佃铺没有多远，拉煤的火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从火车上下来，然后在步行到有长途客车的地方，坐长途客车，坐几个小时，再过淮河，再乘坐当地人用于营运的农用三轮车，到了孙佃铺已经是晚上了。

年初二是整个春节中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村里家家亮着灯，响着电视里晚会欢乐的歌声和音乐声。孙国民悄悄摸到了自己家的老宅前，依稀还能看见自家院墙上刷着的计划生育大标语。屋里面亮着灯，也传来电视节目的声音，让孙国民心里咯噔一下。

孙国民在外边听了一会儿，听出来里面有个说话的声音是支书家的一个亲戚。孙国民悄悄摸到自己家的地里，地里空着，什么也没有，孙国民在土地庙前烧了香磕了头。然后坐在地头，坐了很久。

在自己家的地头坐一坐是孙国民最多的梦境。今天真的就实现了。孙国民觉得好受多了。终于又看见自己家的地了。

天没亮的时候，孙国民就走了，心情非常好，地还在，河也在，树也在，人也在，上天总是会给人活路的，孙国民想。

只是，孙国民不知道上海那边已经出了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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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春节期间，上海的商业普遍连市，而且大多逛街的人口袋里钱都比较多，所以一些专业乞讨团队也看中了这个市场，放弃了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而投身到这个市场中来。乞讨者普遍认为春节了施舍者应该多给钱，而施舍者普遍认为给钱就给个几毛钱就行了。有的乞讨者竟然将零钱当面扔掉，嫌少，并辱骂施舍者。

真假乞讨者和施舍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矛盾，随后，开始影响城市的生活秩序，并形成了一定的治安问题。

在广州，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报社为了搞到好新闻以扩大报纸的影响力，社里的一个女记者为了把目光集中到了这一越演越烈的社会现象上来。在广州的一个天桥上以一个六岁的乞讨女孩为线索，一直追到幕后的操纵者，这个幕后的操纵者为了让这个小女孩保持让人同情的伤残，竟然每天晚上用刀子割伤孩子并不让伤口愈合。

事件被报道后，立刻社会群情激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恶劣乞讨的丑恶行为的运动。为了进一步挖掘新闻深度，女记者千里追踪，一直追踪到那个残害儿童的家伙的老家。

那个村离孙佃铺的邻村，相隔之有十来里地。是一个从规模上和人数上都逐渐超过孙佃铺的专业乞讨村了。这些年村里人靠各种形式的外出乞讨，纷纷盖起了瓦房，购置了各种家用电器等生活设施。

从广州开始，杭州、南京、上海、青岛、大连等等所有有者优越生活环境的大中城市为了城市的安宁和清净开始了集中清理整顿行动。相关机构开始讨论立法禁止乞讨。媒体上用的词叫“禁乞”。

孙国民刚回上海，一家人就在一次春节期间集中清理整顿的专项斗争中被清理出去。收容遣返。

被送回安徽的孙国民一家，刚出车站，稍事休息就扒乘运煤的货车，沿者京沪铁路到了济南。

济南街头出现了一家七口吹唢呐的情景没有多少天，就消失了。被遣返。这一次孙国民到了天津，在街头之吹奏了几天，便从天津被劝返，从天津劝返后孙国民想，离北京这么近了，当然带着一家人想去北京，仔细看了地图后，决定从天津站扒乘去北京的货车进北京，到了北京，刚出站，就被拿获。

但这一次不象遣返那样简单了，人家怀疑孙国民夫妇拐骗孩子并且操纵他们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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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孙国民和苏桂芬一口咬定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但警察从伪造的栩栩的出生证上看出了破绽，又发现除了栩栩之外，几个孩子长的不够象。加上栩栩、二柱、美美、丽丽和孙国民手里的唢呐，最重要的是，警方从孙国民老家了解到，那里已经发生多起各种形式的操纵儿童乞讨的恶性案件，是该类案件的高发区和发源地。于是，初步断定，孙国民夫妇有操纵孩子乞讨的嫌疑。

由于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拐骗儿童恶意乞讨的恶性案件，各地的相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所以孙国民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们被详细调查。

调查结果让警方又疑惑了，孙国民夫妇是一个典型的超生户，多年来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记录，除了知道他们夫妇以拣破烂和让孩子在街边吹唢呐为生以外，没有发现别的问题。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那些孩子是不是孙国民夫妇亲生的，如果是拐来的，或者租来的，那么性质就不同了。

孙国民夫妇一口咬定孩子是自己亲生的，伪造出生证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警方又问，那为什么后面的四个孩子不伪造出生证。孙国民回答伪造了也没有用了，办一个户口要两万多，办不起。不办了。

这个回答合情合理。但是警方很快又发现了疑点，从孙国民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发现了数万元的现金，还有美美、丽丽以及最小的孩子的口袋里装了很多冰棍的棍子。

对于现金，孙国民解释是这些年到处吹唢呐赚来的，因为不相信银行，所以就把全部的家当随身带着。冰棍的棍子孙国民说是孩子们当玩具的，但警方发现冰棍的棍子不光是孩子们的玩具，孩子们还经常咀嚼那些拣来的冰棍棍子，为的是尝尝甜味。警方问你吹唢呐赚了那么多钱，你的亲生的孩子都不舍得给他们买根冰棍吗？孙国民的解释是不舍得花钱，农村人用钱的地方多，家里的房子因为孩子看病都给卖了，以后会老家还要指望这钱买房子。孙国民有栩栩小时候的病历为证，这么多年他一直带在身边。

疑惑的警方决定从孩子们那里下手。把孩子们分开在不同的屋子里，给好吃的，还给好玩的，就为了让孩子说出他们到底是不是孙国民夫妇亲生的。

孩子们顿时痛哭流涕，不吃也不喝，直叫爸爸妈妈。没办法直好把孩子从屋子里放出来，一家人在一起抱头痛哭。好几个见多识广的女警察也一边悄悄抹眼泪。

调查不下去了。只好遣返。临离开的时候，有个女警察给孩子每人买了个冰棍，对孙国民说：“你们这些人，要是连个冰棍都不舍得给孩子买，就不要生这么多孩子。”

说着摸着栩栩的头说：“孩子都九岁了吧，跟着你当盲流，不上学，多可惜，这长大了跟你一样是个文盲。”

栩栩抬头看着警察阿姨，半天都没有把目光转开，走的时候还一个劲地回头看她。

遣返后，孙国民一家又辗转去了郑州、太原、石家庄、西安、青岛、大连。

孙国民是走的远的，那几年，乞讨的模式也在发生着变化，不再是传统的破衣烂衫地沿门乞讨或者在人群聚集处讨要了。在安徽的省城合肥兴起了一种全新的乞讨模式，八、九岁左右的小姑娘抱着吉他，出没在夜市的大排挡里，给食客们唱歌，一首歌十元钱，收获颇丰。问那些小姑娘从哪里来，她们统统会说从凤阳来。

其实，都十孙佃铺附近的那些村的。其中就又孙建兵一家。他本想去北京跟人拆楼做工，但到了地方没几天，就被查暂住证遣送回来。正好省城合肥小孩子唱歌比较赚钱。就干起了这个。

孩子们的吉他手艺不用太学，找个人教几个和弦的指法就行，孩子们都很聪明，一学就会，电视里的流行歌曲也很好学。姑娘大一点的就弹吉他，小的就拿着玫瑰花，十块钱一枝卖。

食客要是问孩子们点问题，孩子们会众口一词说家里穷，出来挣钱是为了上学。孙建兵一家是干的晚的，但却是干的最好的，因为他的几个闺女都长的不错，拾掇拾掇都可爱伶俐，讨人喜欢。而且孙建兵脑子活，他不光让孩子抱着吉他，还在吉他上装了无线麦克，接上音箱，这样就能在嘈杂的夜市环境更吸引人的耳朵。

收获确实不错。一般下来，他的几个孩子全部上阵，一晚少则一、二百，多则二、三百。孙国民也听说了合肥的事情，但左思右想还是没有去合肥。而是继续向北。远离家乡。

转眼，栩栩九岁了。

那一年，栩栩开始和孙国民闹情绪，闹着要新衣服，还闹着要上学，不想再在外边漂泊着吹唢呐了。竟然连着好几天都没有出去吹唢呐，严重影响了孙国民的收入，后来苏桂芬勉强将栩栩劝出去，和弟弟妹妹们一起在路边吹唢呐，但栩栩表现一般，不仅自己不卖力气，还影响了弟弟妹妹的情绪。让孙国民头疼不已。

这个矛盾还没解决。一直潜伏在孙国民夫妇内心深处的忧虑却再次摆在他们的面前，那就是栩栩的先天性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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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城市里讨钱的人太多了，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孙国民一家由于唢呐吹的确实有味道，而且唢呐这个东西声音洪亮，老远就可以听的到，栩栩、二柱和美美、丽丽四个小孩子吹奏的样子非常惹人疼爱。所以，孙国民的收入在所有的乞讨团队中，一直保持领先地位。

为了安全问题，孙国民从不在一个城市里待太久，一是担心同行嫉妒，生出事端来，二是有了北京的教训，担心被遣返。

在辽宁大连，这里的人热心，给的钱也多，就多待了几天，一时疏忽，在一次集中清理整顿三无人员的行动中落网。

孙国民再次因为被怀疑操纵儿童乞讨而被调查，孩子们已经有了很丰富的经验，无论谁用什么语言、行为来让孩子说出不时孙国民夫妇亲生的，都不能如愿。其实疑点还挺多的，孩子们虽然互称兄弟姐妹，但相貌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从年龄上也令人疑惑，孙和栩是老大，但从相貌上看，孙和柱却比栩栩大的多，其实，两人的实际出生日差不多，对于一对盲流夫妇在流浪期间如此困难的生活条件下间隔时间又如此短却生了如此多的孩子确实令人困惑。调查者悄悄走访了一些人。调查了孙国民一家的生活细节，发现孙国民的实际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但对孩子却非常的吝啬。从不给孩子买吃的，也不给孩子买衣服。让孩子整天衣衫褴褛地出现在街头。

但是，每当从试图在孩子身上找到破绽的时候，孩子们就大哭不已。又让人无法相信孩子们不是孙国民夫妇亲生的。

在收容盲流的大院里，栩栩忽然看见了一双熟悉的眼睛。

那个人也被收容，蹲在地上，挤在人群中，不知为什么，忽然一回头看见了栩栩的目光。栩栩一直没有忘记这双眼睛，虽然这双眼睛马上就闪开了，但栩栩依然清晰地认出，这个人就是当年在武汉杀了陈老板一家的一个凶手。

栩栩镇定地走到一个面善的，她觉得可以信任的警察跟前。指着地上蹲着的那个人说：“叔叔，他杀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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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栩栩，警方破获了一系列重大流窜杀人抢劫案件。那段时间里，栩栩因此也成了很多人注意的焦点。

一个女记者在采访这起案件的时候通过和栩栩的接触，对栩栩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她无法想象一个那么小的孩子竟然可以那么多年牢记一个凶手的眼睛，更无法想象栩栩自幼和父母外出流浪的生活，而且还带着这样多的弟弟妹妹。还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栩栩竟然能够将唢呐吹的如此出色。

女记者对栩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怜悯心。她萌生了收养栩栩并给她提供好的教育的机会。

她的这个想法令孙国民夫妇难以接受，但又出于对栩栩未来的考虑，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个事情。女记者和栩栩谈过这个事情，也和孙国民夫妇谈了这个事情。女记者曾经是学音乐出身，确定栩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才，她告诉孙国民，并不是让栩栩离开孙国民，而是不再跟着孙国民到处流浪，父亲依然是父亲，母亲依然是母亲，女儿依然是女儿。只是栩栩从此在大连读书和生活，办理大连市的城市居民户口，做一个城里人，上最好的学校，做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特长生，孙国民夫妇想来看孩子的时候，随时来看。孩子寒暑假的时候也去看望孙国民。

女记者说，很理解孙国民夫妇的心情，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应该答应下来。你想，象你这样带着几个没有户口的孩子，别说孩子将来的系统地学习音乐了，就是连基本的上学、就业都成问题，没有户口，就是个黑户，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只要能答应让栩栩留在大连，甚至，她还可以向孙国民提供一笔资助，用于回安徽老家买回自己的祖宅或重建。

诱惑确实很大。问起栩栩的态度，栩栩就是瞪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不说话，不表态。但很多人都发现，只要一提上学，栩栩的眼睛立刻会格外明亮起来。

孙国民跟栩栩说，想让栩栩在大连上学，把栩栩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看着孩子高兴成那样，孙国民后面的话到了嘴边也没有说出来。找了个机会跟栩栩把事情详细说了一遍之后，栩栩又哭成泪人了，直问孙国民和苏桂芬：“爸啊，妈啊，你们不要我了啊——”

在大连的那段日子里，孙国民夫妇和栩栩一样都经历了非常矛盾的选择。虽然栩栩哭天抢地的样子，但孙国民经过仔细的考虑，为了栩栩的将来，最终决定答应女记者的要求。

不过，还必须说服苏桂芬，因为苏桂芬坚决不同意，虽然从婚后到现在，苏桂芬从未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和孙国民发生分歧，但在这个问题上，苏桂芬坚决不同意孙国民的决定。不过，孙国民觉得说服她还是很有把握的。

说服苏桂芬的过程中，孙国民发现原来这个事情也不象他自己想的那样简单，自己不仅低估了苏桂芬的力量，也低估了栩栩的力量，栩栩在彻底搞清楚上学的代价是离开父母时，就坚决不干了。苏桂芬加上栩栩的强烈反对，让孙国民第一次觉得很为难。开始犹豫起来，自己为栩栩的选择是对还是不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栩栩病了。

晚上睡觉时，苏桂芬哄着了最小的孩子，栩栩连着几天夜里哭着睡不着，苏桂芬就搂着栩栩睡。夜里发现栩栩发烧，脑袋热的厉害，担心去医院花钱。就扛着，以往孩子头疼脑热的情况多了。就没太注意。

到了天亮，栩栩起床，二柱也起床，为了争尿桶，顺手推了一把栩栩，正推在栩栩的胸口上，栩栩仰天就躺下了。嘴巴紧闭。一摸鼻息和心跳，竟然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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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民夫妇失魂落魄地把栩栩送到医院。

一路上，孙国民和苏桂芬谁也没有说话，栩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现实终于要面对了。到了医院，孙国民如实地告诉医生，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向医生出示了多年流浪在外但还都一直带在身边的当年的诊断证明。

大夫看了那张残破的诊断证明。又看了看衣着破旧的孙国民夫妇，说：“先抢救，然后检查之后再说，不过，这病是要手术的，花起钱来，可不是一星半点的。”

从大夫的表情上和语气上，孙国民和苏桂芬都看出来情况好象很不乐观。

栩栩在里面抢救，孙国民和苏桂芬站在走廊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孙国民说：“我去打个电话。”

苏桂芬说：“给谁打？”

孙国民说：“给那个女记者打。”

苏桂芬站在那里，嘴巴蠕动了一会儿，说：“国民子，你讲老天是不会不给人活路的，不是你讲的吗，你说天上要下雨，地上长庄稼，太阳从来也不耽误出来，人是有活路的，那现在是怎么了呢？你怎么不跟我讲这个了呢？”

说着说着苏桂芬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撕扯着孙国民的衣角。

医院外边的公用电话前有不少人在排队，大多是农民，城里人打电话都用手机了。医院里面也有公用电话，但都是磁卡的，孙国民不会用。在医院外边小食品店的公用电话前，孙国民从裤兜里摸出一张女记者给的名片，照着号码拨，虽然孙国民初中毕业，但长期在外，很少接触电话这样的东西，加上情绪激动而复杂，拨号码老是拨错，错了就重来，重来几次，看电话的大娘就着急了，越着急，孙国民就越拨错，拨着拨着手指头悬在半空光哆嗦了，不敢摁那些个号码了。

看电话的大娘索性拿过孙国民手里的名片，照着拨通了电话。

过了一会儿，女记者赶过来。

在医院门口，孙国民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栩栩的身世一五一十地详细地告诉了女记者。

女记者听了孙国民的叙述，郑重地告诉孙国民，她愿意承担栩栩的治疗心脏病的手术费，然后抚养栩栩长大，并且一生保守孙国民和栩栩的秘密。

最后女记者强调，栩栩永远是孙国民的孩子，她只是在大连学习音乐。

孙国民点头同意了。

不过，正往医院里走的时候，孙国民又小心地问：“那孩子要是治不好呢。多对不住呀。你这样的好心人。”

女记者说：“老孙呀，你确实是个好人，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是命，既然我想做这件事情，就不会想这么多。”

孙国民说：“听医院的，孩子要是治的好，那就治，那你就是她的再生父母，大夫要是说治不好，那就不费那个钱了，我还把她带走。”

女记者听着，眼睛里就涌出了泪水。

女记者忽然停下脚步，说：“老孙，如果栩栩没有病，不用治疗，那你还让她留在大连吗？”

孙国民搓着两只手，不知道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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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栩栩已经醒了。睁着大眼睛。孙国民先进去，苏桂芬坐在床边，栩栩坐起来。女记者跟着也进来，栩栩吓的不行，往后就躲，差点就掉下床来，惊恐地蜷缩在床头。

女记者站在哪里，非常尴尬，稍微往前走一步，栩栩就吓的缩一下。

孙国民走到栩栩跟前，抚摩着栩栩的头。

栩栩撇了撇嘴，想说什么，孙国民也想说，还没开口，栩栩忽然就床上滑下来，抱着孙国民的腿说：“爸爸，你不要把我送人，你别不要我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听你的话，好好吹唢呐，带好弟弟妹妹，不和弟弟妹妹抢东西。我再也不跟你要新衣服了，爸爸，你别不要我了呀——”

女记者抹抹眼角，转身出去了。

医生办公室里，大夫对孙国民、苏桂芬还有女记者讲述了栩栩的病情。

大夫说，他觉得非常蹊跷，存在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栩栩小时候的诊断就是误诊，栩栩没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栩栩有先天性心脏病，但后来逐渐就自己在成长发育过程中，自己长好了。

栩栩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

孙国民赶紧问：“那为什么孩子会忽然晕倒呢。而且连呼吸都没有了，连心跳都没有了。”

大夫说：“过于劳累，精神紧张，营养不良，都会造成晕倒的现象。呼吸没有也是暂时的，心跳没有也是暂时的。现有的医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体现象。”

孙国民又问：“孩子真的没有毛病吗，是个健康的人吗？”

大夫说：“是啊。”

孙国民说：“真的吗？”

大夫说：“怎么了，你还盼着孩子有毛病啊。”

盲流 75new

出了医院的门，孙国民的手一直在哆嗦，苏桂芬开始抹眼泪，抹着抹着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在医院的大门外的花坛边沿上，苏桂芬已经高兴的说不出话来，她在等着孙国民跟她讲那个上天一定会给人活路的话。

果然，孙国民就说：“你看，太阳从不耽误出来，能下雨，地上长庄稼，人吃粮食就可以活着，所以，上天就是让人活着，给人活路，除非你自己不想好好活。”

苏桂芬一个劲地点头，也有很多话想跟孙国民说，但说出了个“国民子……”就说不出话来了。光剩下高兴和抹眼泪。

女记者将栩栩住院的钱全都支付了，然后托大夫交给孙国民四千块钱，两千是她自己的，还有两千是破获重大杀人案件的那些干警们凑的。

从此女记者再也没有露面。

孙国民本来想打个电话，但拿起电话机，手指头光哆嗦，拨不准号码。好不容易拨通了，报了姓名，都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什么。

最后是女记者打破了尴尬，说：“孩子大了，随时来大连，就当亲戚一样地走动。”

孙国民说：“管，管。”

放下电话，孙国民才发现自己本来想要说的很多话都没说，最起码也应该把那些钱还给人家，如果人家坚持不要，那也应该谢谢人家。

孙国民想说的话一句也没说出来。

临离开大连的时候，孙国民带着孩子们在这个北方最美丽的海滨城市的马路边又吹了一次唢呐。和往常一样，围了很多人看。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孙国民带着孩子吹完了在大连的最后一曲，和孩子们一起对着围观的人鞠了个躬。这个细节成为孙国民日后在各地流浪的时每一次吹唢呐后的保留动作。在大连的最后一次吹奏，人围了非常的多，和以往一样，人们惊讶地看着这奇怪的家庭，也奇怪着嘹亮而悦耳的唢呐声。

孙国民一抬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双熟悉的眼睛。

竟然是阿东，那个在广州结识的以盗窃为生的人。

阿东正瞪着眼睛仔细地看孙国民，没错，就是他，他老婆，也没错，就是栩栩长大了，认不出来了。另外几个孩子也不认识。

阿东一定要请孙国民一家吃饭，争执了好几个来回，孙国民勉强同意在一个小饭馆里吃碗面。并且坚持付钱，但他哪里争的过阿东。阿东点完菜就把帐付了。孙国民注意到阿东的手指头少了两个。想问问，但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没问了。阿东也看出了孙国民的眼神，下意识地把手往后缩了缩。

阿东问孙国民几个问题，怎么生了这么多孩子，以后怎么养？孙国民红着脸没话说。阿东连连笑孙国民有种，有种。

阿东又问孙国民这些年怎么过来的。孙国民简单地如实地把这些年的经历大致说了一遍，除了拣孩子的事情，别的都说的很八九不离十，酸甜苦辣在孙国民的嘴里说的如此平常，听的阿东目瞪口呆。阿东实在不能理解人怎么可以承受这样大的艰难，怎么会有孙国民这样想法的人。

阿东说，我以为你不要饭呢。你这不也要饭了吗。

孙国民红着脸，几乎结巴起来，说：“我没有要饭呀。”

阿东说：“你们一家人在马路边吹唢呐要钱，这不是要饭是什么？”

孙国民正色道：“我们是吹唢呐，不是什么都不干，就象演电影，你进电影院看电影花钱买票，能说放电影的和演电影的是要饭吗？”

阿东说：“那不一样。”

孙国民说：“那怎么不一样呢？”

阿东看着孙国民坚定的表情，忽然想笑，又觉得没有理由笑出来，看着孙国民，看了半天，看的脑子都晕了，有点幻视幻听的感觉，觉得耳鸣，觉得孙国民的脑袋瓜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象是去了另一个空间。

分手时，阿东问孙国民有什么打算。孙国民告诉阿东计划再赚一些钱，然后就回家。孙国民问阿东了有什么打算。阿东想了很久说：“回老家。”

孙国民问：“回老家干吗？”

阿东说：“回老家卖电影票，我好象跟你说起过，我在老家以前有个工作，是卖电影票。”

孙国民说：“那你以后，不再……”

说着孙国民看着阿东少了那两个手指头。

阿东脸竟然红了起来，把手往后又缩了缩，说：“不了，卖电影票挺好的。”

孙国民憨厚地看着阿东。

孙国民说：“回家好啊，回家好啊，回家多好啊！”

说的苏桂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孙佃铺，想着想着眼睛里就闪起了泪光。

分手后，阿东打了一辆车，去机场。

在离开大连的拉煤的火车上，苏桂芬想孙国民问起了这些在大连的这次奇遇，说：“为什么有的人心眼好，有的人心眼不好呢？”

孙国民想了想说：“人都有心眼好的时候，有心眼不好的时候，就象我们在外边，你看有的人出来什么也不干，讨钱，装可怜骗人家的钱，人家一生气，就谁都不给了，这不是人家心眼不好，而是人家生气了。”

没等苏桂芬问出声，孙国民就知道她要问什么了。苏桂芬是想问出来吹唢呐和不吹唢呐讨钱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有施舍者为什么对吹唢呐的一个态度，对不吹唢呐的却是另一个态度。

孙国民再次强调：“桂芬，吹唢呐不是讨钱，就好比城里人看电影，要买票，你能说那些放电影和演电影的都是讨钱吗，吹唢呐和演电影的区别是，一个在电影院里，有个房盖子，一个在马路边，没有房盖子。”

虽然这样的话苏桂芬已经听多无数遍，但每次孙国民再说起的时候都让她如痴如醉。景仰地看着孙国民。

孙国民这样回答苏桂芬的第二个疑问：“桂芬，你看，很多人出来求个生路，人家愿意给残疾人、老人、小孩们钱，因为他们真的可怜，干不了活了，不愿意给年纪轻轻的，人家会说干吗不自己找活干去，后来年纪轻轻的就想办法找老人、小孩，或者装残疾，装可怜骗人家，人家知道了以后，就会想，你比我还有钱，你不可怜，干吗要给你。但是我们一家人，没有老人，也没有残疾，吹唢呐的时候，人家一围上来，就不管是不是咱们有钱没钱，我想给我们钱的人当中，可能还有比咱们难的，比咱们更需要钱的，那人家为什么会给我们呢？”

苏桂芬摇摇头看着孙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