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8(2)
白刚对鲁金很不满，你怎么能捎这个信呢？这不是真成一个集团了吗？如果有人揭发了，领导会怀疑你们不定有多大问题呢！那可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可是又一想也不能说没事啊！我们议论的一些问题还小吗？反革命帽子是随时可以戴上的。鲁金走这一步险棋一方面他要给自己一个实底，一方面也是怕万一自己交待了什么，要给他一个暗示，以便有个精神准备，这也是万般无奈吧！
陆建祥原来和白刚在一个机关，后来是省委机要员。到了这里陆建祥找他参谋一些事情。1960年陆建祥是三分场队部大班长。有一天大队长却突然对他说要辩论你。陆建祥很感意外：“为什么？”大队长说：“总场掌握你的材料，有人检举说你过去和陆永安挨着睡，他写的反动东西你看过。你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写个揭发材料我和总场说说去。”
他的材料还没写队里便辩论开陆永安了，这辩论主要是从他拉拢落后收买人心开始的。他们班的花班长经常独出心裁对劳动不好或被批斗的人不给饭吃。陆永安看不惯富有同情心宁可自己少吃几口偷偷分给那人一点饼子。不知班长给他汇报了什么领导便决定辩论他。说从他这些行为可以看到他心中存有很多不满，必须深挖他的反动思想。可是辩论起来人们多是肤浅谈几句认识，没揭发出重要材料，领导十分不满让穷追猛打，花班长也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陆永安偷偷和陆建祥说：“看来我不暴露思想是不行了，这样吧，我跟你谈的一些问题你揭发吧。”陆建祥说：“你自己交待不就行了，让我说干什么？”陆永安说：“反正我是出不去我也不想出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还让我顺情说好话办不到，我走不了。你揭发检举吧！你各方面都好，再加个思想进步争取早出去。”陆建祥说：“我不能办那个缺德事。再说我揭发一件就会怀疑知道十件就会追个没完没了啦。”陆永安说：“要不我把我写的一篇东西给你，就说从我褥子底下发现的，你交了吧，这样他们也没法追你多少问题。这不是缺德，是帮我。不给他们点真东西他们会没完没了地斗。不就是说我反动吗？我承认。反正我也不想出去了，我不怕。”
陆建祥拿不定主意便找到了白刚。他不知怎么办，说我要交出去得多少人骂我呀？不交领导又知道我看过他写的东西，不揭发也过不去，而且他也会过不去。白刚说：“他给你的材料写的什么？”陆建祥说：“唉呀！可厉害啦！他说毛主席关心全世界劳苦大众，支援非洲越南阿尔巴尼亚，有些国家的建设几乎都靠着中国。他怎么不看看国内老百姓肚皮子怎么样？自己国内饿死这多人还装什么大肚汉？”陆建祥害怕地说：“你看这家伙捅出去还受得了啊！”
白刚听到这个情况便知道陆永安是个有头脑的人，他让陆建祥揭发这个问题是费了一番苦心也是真心诚意的。他知道不触及一些真实思想不说出一些“反动思想”来是过不去的。自己交待只说一个问题也不会有人相信，所以他最好是摆出一副拒不交待的架势，又让人们有可批斗的具体内容。这题目虽大但只会引起人们内心的同情不会惹起众怒，他不会吃更大的苦头。白刚是个谨慎的人当然不会为他剖析这个问题，只简单地告诉陆建祥说：“领导让你揭发他本人也把东西给了你可以交上去。不过你告诉他这问题分量不轻，要考虑好后果再定。”
当时白刚觉得自己处理得很圆满，现在却如坐针毡，不知道是不是因此给陆永安带来了滔天大祸，而且这事要是抖搂出来他也会卷进去的。想到这些白刚也牵挂起这几个反革命集团来了。不由地想打听一下这几个集团的情况，这时他想起了张强云。他一直在队长跟前转可能知道一些进展情况。可是这种时候打听这个是会让人怀疑的啊！一般人躲还躲不及呢，谁会往这里边凑啊！但要想摸底也只能冒险了。他想张强云不是那种拿别人立功的人，找他谈成不了事也不会坏事吧？白刚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想不到张强云倒找他来了，悄悄告诉他对陈伯康要小心。
此人和白刚在一个班呆过只是不久便分开了，白刚对他印象还不坏，知道他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很大的研究所搞试验。父亲地下工作时有被捕问题，成了“肃反”重点斗得很苦。他在鸣放中为父亲鸣不平打成了右派。他爱人在武汉工作还一直在等着他。因为爱人翘首企盼，他在这里改造心急如焚，有时偷偷发点牢骚。被牵连以后担心加重处理解教无期爱人等不了，便极力表现自己，交待了不少人问题。张强云知道白刚和他关系不错，便特意给他送个信。
白刚很感激张强云，不过他告诉张强云和陈伯康后来没有什么交往。张强云叹了一口气说：“这种人以后和他接触也要小心点！”白刚趁这机会赶紧说：“哎！那几个集团现在怎么样？有什么进展吗？”这才是白刚最关心的问题。张强云说：“进展什么！人们都学滑了，除了陈伯康谁愿意往外抖搂？越说越说不清。斗的人也没几个真心整问题的。看来领导也没想深追，因为这几个集团里议论最多的还是右派甄别平反。前一段传的很多连队长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后来听说是谣言这才下狠心打击免得影响改造。打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不一定再搞多少人了。”说完就赶紧走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8(3)
白刚总算放心了一些，他望着张强云的背影，心里说从前段情况看，上边确有甄别之风，而且鲁金是机关叫回去的，农场还给报销路费，现在却硬说是有人制造谣言。政策变了不便说明，公开辟谣也就算了，又何必拿这些人开刀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9(1)
不知是什么人检举还是哪个集团的牵连，领导终于找白刚谈话了。彭股长仍然拿着那只大烟斗，但烟斗却是空的，脸上也没有了往日那种笑吟吟的模样。他问白刚这三个反革命集团公布以后人们有什么议论。白刚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不出门没听到什么。彭股长还是扯这几个集团的情况，白刚谨慎地不正面表示自己的意见。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彭股长找他谈谈人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反应，但那气氛不是这样的，总是笑哈哈地说些逗趣的话。这次显然严肃多了，白刚觉得他的目的不是为一般收集反映而来，目前的谈话只是序曲而已，所以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戒备。彭股长也看出了白刚的戒备，不会自己引入正题，便单刀直入地说：“你和这几个集团的人有什么关系吗？”
白刚说：“没什么关系，和他们当中多数人不认识，有的认识也没什么接触。”看到彭股长是有所谓而来，便不能什么都不谈了。
彭股长进一步逼问：“你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动言论吗？”
“没有！”白刚果断地说。他知道这已经接触到实质问题，但是他不能把他们那些问题说出去。本来白刚对组织、对领导都是有啥说啥毫无隐瞒的，形势的发展是既然他们不实事求是毫无真理可言，自己怎么能讲真诚？既然他们编织好一个个的笼子不管什么鸟都想捉进去，你就不要天真地想飞进去试试看。最好离那些笼子远一点，想办法不要被他们捉进去。虽然彭股长对自己不错，但他只是那架大机器的一个齿轮，所以自己也只能违心地否认一切了。
“都知道你和鲁金关系很好，能什么也不谈吗？”彭股长显然对白刚的话并不相信。白刚支支吾吾地说：“谈话多是关于他自杀、对人生、对前途的认识，没什么问题。”
彭股长看出白刚不想坦率交谈，可是觉得白刚有文化原来职务也比较高，到这里以后工作又不错所以便开导说：“你来以后各方面表现不错，协助政府做了不少工作，所以领导对你很信任，可是有一条不好，政治上不开展。领导对你这么信任你却不和领导交心不反映情况，和领导两条心。这几年解教摘帽好几批了，本来你的问题早可以解决，可是这个问题对你很不利。要靠拢政府嘛！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你对过去的问题，还一直没有一个字的检查，几次摘帽解教之前我都和你谈过让你写份检查你就是不写。我告诉你现在又是这个关键时期，我问你，现在对你那问题的态度怎么样？”
白刚痛苦地但是生硬地回答说：“和过去一样。”
“唉！”彭股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什么好呢！挺聪明的一个人这么固执，这样就把自己毁了。”
几天以后开大会有一批人解教摘帽，杨树兴、唐玉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白刚只是解教但不摘帽。不久，领导便把他从禁闭室调到离场部还有十里地的六队。表面上看固然是因为他已经解教，但是有些解教人员也并没有都调到这个队。他知道把他调离显然是由于怀疑他和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人有牵连。政治上被怀疑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怀疑不怀疑已经无所谓了。反正已经是一个不低头的阶级敌人还怕什么怀疑呢？不过政治上再次卷入一个漩涡被人重新怀疑终究不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六队是新成立的职工队，大部分是解教右派。解除劳教时绝大多数人也摘了右派帽子，从理论上讲叫回到了人民队伍。但是职工队和劳教队也没有太大区别。照样是白天出工晚上学习，只是批斗少了些，当然工资比以前多了一点，按就业农工级别每月工资33元。还有是多少自由了些，星期日可以来回跑30多里地到附近一个小镇上去赶赶集，如此而已。
刚来的时候是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解教摘帽，使自己的命运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盼了几年解教了，却仍然不能脱离牢笼，命运依然。到了职工队便没有什么日子可盼了，人们对时间的感觉已经迟钝、麻木，郁郁寡欢浑浑噩噩，都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慢。只有一种情况日子又过得飞快，那就是妻子来探亲的时候。每逢这种时候，人们就仔细地一天一天地计算时间，恨不得把一天当作一年过。
白刚由于没有离开这牢笼的希望，尤其是最近又牵扯到反革命集团问题，对时间就特别麻木。连妻子探视的这珍贵的时刻他也没像别人那样精细地计算，并充分利用。当来探望的妻子说：“明天我就要走了，今天你不能找个理由请半天假吗？咱们好多呆一会儿。”白刚痴呆呆地愣住了，好像根本不知道妻子还会走一样，愣了半天才奇怪地说：“你怎么明天就走？你不是要住一星期吗？”
“你想想我来几天了？”妻子深情地望着他笑了笑，然后给他计算时间：“我是上星期日来的，你忘了？今天都星期六了，这不是整整一个星期？”
白刚一下子傻眼了，坐在那里生闷气，一句话也不说。不知他是气自己还是气时间，还是责怪自己这坎坷的命运。他觉得平时一个星期是那么长，长得令人难以忍受，怎么这次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他恨自己没有很好地珍惜这七天的日子，糊里糊涂就让它过去了。这么宝贵的七天是怎么过去的？好像他只记得她刚来的那一刹那。
那天高队长告诉他妻子来看他了，真使他喜出望外。一般家属来探视都必须住总场，那样他就每天早晚要跑20里路，早出晚归而且中午还不能相见。高队长说为了照顾他就不必每天往场部跑了，给他找了大院外面的一间工具房，里面装了半屋子的绳子、牲口套、鱼网和其他破损农具，但收拾出了一块地方可以放下一个床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9(2)
孤独磨难之中是多么需要温馨啊！他们夫妻俩本来相亲相爱长相厮守，却被强行分开长期隔绝，思念更强烈爱恋更深切了。虽然天各一方但想到有她，孤独枯寂的心灵中便感到了一股暖流，一种慰藉，一种依恃，一丝甜蜜。今天有机会团聚，他的心立即怦怦地跳了起来，沉积在心底的那暖流、那慰藉、那依恃、那甜蜜在胸膛中一下汇集成一股洪流，汹涌澎湃喷薄欲出。
他扛着行李她端着脸盆和碗筷洗漱用具，一进屋还没容得铺开被褥，门一关他们俩立即融合到了一起，紧紧拥抱着抚摸着注视着亲着吻着。他们愿意时光凝冻，就这样永远相依相偎不分离。他们愿意世界静止，就这样厮守日日夜夜在一起。欢乐共同分享；苦难一起承受。共同抵御那人间的阴冷诡谲，一起创造一个温馨的家，哪怕只有这样半间又低又小的泥土房。
两个人正在胶着成为一个人的时候，突然有人砰砰地敲起门来，两人一惊这是谁？妻子立即要起来白刚按住了她，仍然紧紧拥抱着。他想等外边的人先说话看看他是谁。但外边的人只顾乒乒敲门却不作声，妻子非常害怕，小声说：“这是什么人？”白刚没有回答只是用手势制止她作声。白刚心想什么人这么讨厌？是队长？不会的，队长一般不到家属屋里来。班里的人来找？那他会先叫名字不能只是砰砰敲门。
是什么人发现这里相亲相爱要来干涉？我们合理合法你来捣什么乱？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大声说：“谁呀！”外面说：“过路的！”白刚愤怒了：“你敲门干啥！”外面说：“喝口水！”白刚喊叫说：“这里没水！这里真的没水。”外面还是敲门：“开门嘛！”白刚大声喊叫说：“你捣什么乱？告诉你没水。”外面还在敲门，白刚也不再理他了。这屋子虽小但门还结实，他是推不开的。外面的人终于走了，但大大破坏了他们的兴致。
这种景象就在眼前，怎么，已经过了七天了？团聚的日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天了？他多么想这一天不去“上班”而一直陪着妻子。这时吴玉萍也充满期待地说：“请半天假陪陪我吧！”白刚说：“请不下来。”吴玉萍说：“为什么？”白刚说：“领导认为允许夫妻团聚已经是恩典了，再提别的要求就是过分。”吴玉萍说：“整年不见好不容易来几天，你又是早出晚归，妻子的这种要求过分吗？对，你就说是我的要求。”白刚十分歉疚地说：“那也不行啊！不会准假的。”妻子非常坚决但却退了一大步地说：“那明天你也得请假啊！这里离汽车站还有18里地，那边早8点开车，我5点就得走啊！天还黑着呢！我一个人走可不行啊！”白刚看着可怜的妻子几乎掉下眼泪来：“我和高队长说说明天送你，我想队长会答应。”妻子看他那为难的样子就安慰说：“家属来了去车站这么远又这么偏僻请半天假送送还是应该的嘛！队长这点人情还能不讲？”白刚说：“这里只讲专政，不讲人情。”
第二天，天还完全黑着他俩就出发了。他们沿着黑龙港的大堤在黑暗中向黎明走去。夜的寒意未消，离别的凄楚又笼罩心头。走了很长时间应该是黎明了，但周围仍然是黑沉沉雾漫漫一片迷蒙。他们就像被包围在一个大雾团中，看不见天看不见地不辨东西南北。两人手拉着手，只是模模糊糊地看着大堤黑乎乎的影子一步步摸索着往前走。
凄楚的离情别绪加上混沌一片的迷茫，两人都难找到欢乐的话题。几天的团聚应该说是欢乐的，现在留在心头的却是凄楚。几天的团聚应该说是幸福的，但此时此刻好像只留下了痛苦。两人低头不语，只是摸索着一步一步地匆匆赶路。白刚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沉寂，心情沉重地问道：“什么时候你能再来呢？”
“谁知道呢！我也是不好请假啊！”吴玉萍无可奈何地说，“好歹还是个干部，请假去看劳改的丈夫，不用说遭领导的白眼，自己也难说出口啊！”白刚说：“既然已经如此也就不必管他黑眼白眼了。过几个月我们没什么活了，你再请请假吧！那时候我不用早出晚归了，也许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会多一些。”吴玉萍说：“能不能准假就难说了。”
刚刚寻到一个话题又打断了，心头是更深的痛苦。谁能知道这天各一方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阶级斗争的口号越叫越响，在这种情况下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只能越勒越紧。到一定时候也许会松动一下，凭过去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会有这种情况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去掉这种套在脖子上的绳索，实在是看不到。而且从现在趋势看，不是走向松动而是越勒越紧。
天亮了仍是迷雾蒙蒙，但是已经能看清堤岸左侧的无边苇塘，和右侧的茫茫旷野。这旷野无边无际望不到尽头，凭他这几年开荒种稻田的经验知道这里是千年未开垦的处女地，是一片平坦的沃野，只要开垦就可以成为一望无垠的绿油油的稻田。但现在它们却被遗忘了一样沉睡在那里，只是不时出现一丛丛高大的碱蓬，好像显示出这里还有生机。
别人看到这种景象往往感到的是无边的荒凉可怕的孤寂。而白刚一看到这无尽的沃野便能解脱一些胸中的压抑，带来一丝安慰一种向往。多好的大地啊！多么广阔的世界啊！以前他只感到中国人多地少难以解脱贫困，想不到有这么多闲置的土地。不用说祖国的西部有着广阔的沃土，就是在沿海在这里也有这么多没发挥作用的宝藏啊！只要去掉这脖子上的绳索，就是让我们在这里盖上几间草房过安居乐业的日子，也是幸福的啊！祖国啊！你为什么这么苛待你的儿女？在这么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席之地？为什么将他们死死囚禁？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9(3)
天亮了，因为雾未散，仍然是路漫漫。这是到了哪里？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建筑没有可辨路程远近的标记，映入眼帘的仍然是无边苇塘、荒原。妻子走得不耐烦了：“我们这是到了哪里？快到了吗？”白刚看了看妻子的表惊讶地说：“哟！按时间说应该快到了。”
他所以惊讶，是原来以为还有一段路程，可以任他俩这样尽情地漫游。现在看来已经快到车站了。一路上虽然心情沉重但毕竟两人可以在一起，而且这广阔的大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周围没有探听的耳朵没有监视的眼睛，大自然的恩赐对他们也像对待其他人一样的平等。
薄雾为他们拉下了帷幔，无边无际的绿苇，瘦削修长亭亭玉立，微风吹来，在它们头顶上展现出一片碧绿的波澜，好像向他们点头致意。那广阔的没有任何遮拦的大地，祖国母亲敞开的胸怀，是那样坦荡舒展。在这里使他的心胸开阔，吸一口气都是甜的。这里的一切一切，都能给你一种原始的力量，唤起你失去的生活勇气。看到这一切白刚一扫一路上心中的郁闷，感到无比的舒畅。他凑到妻子的耳旁说：“大自然属于我们，我们要是能留在这儿多好啊！”妻子也被眼前的景象感动了，张开双臂做出拥抱和飞翔的姿势：“啊，无边的芦苇荡！这里是白刚和吴玉萍两个人的世界！”白刚停下脚步，看着妻子优美的造型，大声喊道：“这一切都属于我们，只属于我们两个人。”
但是想到二人就要分手了，眼前的脉脉温情和豪迈情怀就要结束了，又不禁悲从中来。白刚小声地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再见面啊！”苇塘边上扑棱棱飞起两只大鸟，妻子说：“你看，我们把这一对情侣都惊醒了。”
那飞起的鸟儿，起初如箭离弦，急冲冲地从他们的眼前直线射了出去，大概由于惊慌吧，速度非常快，飞到高空认为已经脱离了危险，两个才又相依相傍缓缓地绕着圈子，在他们头顶上盘旋，好像在观察周围的形势，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飞了几圈儿又缓缓落在了附近的苇丛里。大概看清了这两个人不是猎人而是一对情侣，所以又安心地重温它们的甜蜜去了。白刚注视着这一对可爱的鸟儿，几乎忘了走路，喃喃地说：“我们要像它们就好了，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你说它们是夫妻还是情侣？”妻子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不等他回答接着说，“即便它们不是夫妻，只是情侣，它们却像夫妻一样紧紧相随，堂堂正正自由自在。我们是夫妻却总是劳燕分飞，见面也是偷偷摸摸。”白刚上去就把妻子搂住了：“我们也要堂堂正正，自由自在！”他把嘴贴到了她的嘴上，她也紧紧搂住了他，但随即她又挣脱了，小声说：“小心有人看见。”白刚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们是夫妻，为什么偷偷摸摸？”
他拉起了妻子走向苇丛深处。在苇丛中踩倒了一片苇子，高兴地说：“来！我们也像鸟儿一样，在这里寻个安乐窝。”妻子迟疑地说：“不行了，别误了车！”白刚看了看妻子的表说：“就快到汽车站了，还有时间。”他也想开了：“误了车也不怕，正好明天我再送你一程。”他们双双坐在苇子上，她忍不住扑到了他的怀里，他把她紧紧抱住，亲她吻她抚摸她。她在他的怀里哭了。
遭受磨难以后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绝望里，对一切都不抱希望。痛苦时她暗暗哭泣，幸福时想到这不过是短暂一瞬她也哭泣。看到别人的痛苦时她痛苦，看到别人的幸福她也伤心落泪，悲叹自己为什么就这样命苦。只是对爱情却始终忠贞不渝。
她知道他比她生活上更苦精神上压力更大，所以她更体贴他更爱他。夜里看到他繁重劳动后那种酣然大睡，响着那如雷的鼾声。她常常悄悄地吻他，坐起来守着他，偷偷地在那里流泪。可能是亲人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在这种时候虽然万籁俱寂，屋子里也没有一点声音，他有时却突然惊醒，看到她在悄悄流泪便紧紧抱住她安抚她，恨不得把她的忧愁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他在她耳边喃喃地安慰她：“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不要哭，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心里更痛苦更受不了更难熬出头。”她哭得更厉害了，由饮泣变成了痛哭。白刚说：“不！这种生活我已经习惯了，不用为我担心。真的苦累我不怕，再复杂的环境我也能应付。我只是想你……”说着，又热烈地亲她吻她嘴对着嘴，你给我舌头我给你舌头，轻轻地咬着吮吸着。他的两手在她柔嫩的胸部不停地抚摸着。她一会儿轻轻地笑，一会儿又不禁流下眼泪。两个人肉体和心灵的各个部分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脉脉柔情像一股暖流在他们身上互相交流、渗透，对方身上的一切都使他们销魂荡魄，这时他们忘掉了一切，觉得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就是整个的宇宙。
时间不留情终于他们得走了，拍了拍身上的草叶泥土整了整衣服，相对而笑幸福到极点。可是一会儿又难过了，一种渺茫的烦恼又袭上心头，他们不知道还会不会相见，于是又拥抱起来，可是两人眼中都含着眼泪。不走也得走了，但是走几步他们就亲一下，他使劲攥着她的手，好像要给她一份力量分她一点忧愁。他们有过许多甜蜜的时刻，但觉得从没有像分别时这样甜蜜这样难舍难分。又甜蜜又痛苦他们自己都糊涂了，不知是痛苦中的甜蜜，还是甜蜜中的痛苦。痛苦也罢，甜蜜也罢，但愿生活永远像这时候一样一动不动，两个人永远这样长相厮守。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49(4)
爱情，在作着自我牺牲的时候，比沉浸在幸福中更宝贵更坚贞，更美更甜。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1)
妻子走了只剩下无穷的回忆。在他们那欢乐的时刻，妻子紧紧地抱住他说：“但愿这次你给我一个儿子。”
他们结婚十几年来，妻子深深为没有生育而遗憾。她觉得对不起他，他的痛苦、遗憾够多了，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在这问题上还给他增添一件憾事。白刚早就希望有一个孩子了，三十大几的人怎能不希望有个孩子呢？儿子女儿他倒不在乎，但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小宝贝。遗憾的是盼了一年又一年却始终没有一个。现在他几乎绝望了，不念叨要孩子也很少去想了。今天妻子又提起儿子，他知道妻子心中的歉疚便急忙安慰她说：“没有也好，我们倒省心些。”妻子说：“你不想了？”白刚憨厚地笑笑：“不想了！”妻子嗔怪地用指头点了一下他的额头：“瞎说！”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也真怪，孜孜以求的事情却渺渺无期，不再去想的事情却突然而至。妻子走后几个月突然来信说她已经有了，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过去也有过这种情况以为是怀孕了，而且也有妊娠症状呕吐恶心吃不下东西，结果却是一场空欢喜。吃了很多中药才把病症调理过来。这次能是真的吗？他不敢多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一向是抱着听凭命运安排的态度。现在命运不济，一切更不敢往好处想。但以后妻子来信，一次比一次说得具体，她都感到孩子经常用小脚丫儿踢她的肚皮了。他这才感到一阵惊喜，我要做爸爸了，我也要有儿子或是女儿了。从此天天盼着他或她出世的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妻子来信告诉他预产期快到了，让他赶紧请假，她虽然已到了娘家，在大城市生孩子条件好一些，吃住也好些，但是娘老了，需要他回来照料。他马上请了假准备一有顺路车就走，但是天不作美正在这时下起了大雨。这里离火车站还有一百几十里，全是土路，下雨以后几天之内是没法走汽车的。他心里非常着急，这里不通电话电报，写信也没用，只有通车以后信才能通。
她在的那个城市里也在淅淅沥沥地下雨。她坐在窗前听着嘀嘀嗒嗒的雨声，心中只想着一个人，念叨着一个名字——白刚。
信发出十来天了，临产期就要到了他为什么还没来？他能来吗？是不是不好请假？是不是他们那里也在下雨？要是下大雨那就糟了，他怎么能上火车站呢？生产时他不在跟前那可怎么办呢？老人们都说女人生孩子，和阎王爷只隔着一层窗户纸。自己年龄大了，危险就更大一些，遇到难产，万一……她不敢想下去了，那样他们将最后一面也不能相见了，她的眼泪不禁簌簌地流了下来。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炒菜，一股油煎葱花的香味扑鼻而来。母亲说生孩子前不能多吃，但是一定要吃好，保证孩子在母体中有足够的营养。可是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心里让企盼和担心塞得满满的。
企盼也就是希望和追求吧！除了白痴世上谁没有追求呢！即便遁入空门，对今生丧失了希望，对来世不是还充满了憧憬吗？她虽然受了十几年煎熬，经历了无休止的批斗、改造和监管，受人冷眼打入另册，时时被提醒你是和别人不同的人，事事要警觉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但在心的一隅始终闪着希望之光，那是对有朝一日洗净冤枉的企盼，还有对夫妻团聚的憧憬。
虽然这些希望有时由于各种挫折而变得蒙蒙眬眬，但它仍是存在心底的一片温馨一线光明。没有这一点点温馨和光明，她就活不下去了。而现在蒙眬消失了，企望明朗了，而且聚集在一个焦点上——孩子，他们的希望，他们生命的延伸。
自从她知道自己怀上一个生命之后，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不再消沉，她要好好活着，要对这个生命负责。她深信：即便自己看不到光明，自己的孩子是一定会看到光明的。到真相大白的一天，她或他会知道父母是蒙冤一生。虽然她今年已经38岁了，但并不企望一定要生个男孩。传宗接代那是老一辈人的企盼。她只想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他(她)一生下来第一眼能同时看见爸爸和妈妈那就够了。可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见不到丈夫，她不由得充满了担心和惆怅。
将近一年没有见到他了，那次艰辛的跋涉，团聚中的欢乐和苦涩，仿佛还在眼前。和每次相聚不同的是那次短暂相聚中留下的种子，就要结出成熟的果子来了。但是企盼的团聚呢？却仍然是遥遥无期，令人心神不安。在她生产时他能来吗？即使是相聚个十天八天，也算是三口之家的团聚了。虽然这团聚的甜蜜中仍有几多愁楚，几多苦涩……
三口之家，家又在哪里？这里哪是个家呀！母亲家中只有一间房，住着奶奶、母亲、妹妹和妹夫。父亲因为历史问题去农场改造，有时晚上回来也只能住到这间屋里。我们一家再挤进来，生了小孩就是三口了，这可怎么挤呀？这里虽说是个家，实际更像个旅馆。除了奶奶、母亲、妹妹是长住户以外，别人是谁来了谁住，住两天就得走的。屋子里大床、小床、折叠床挤得满满的，床与床中间只能挤挤擦擦地勉强过个人。哪里还能住人啊！她真是盼他回来又愁他回来。
快吃完饭的时候，母亲抬眼看了看她，见她只喝了一碗粥，馒头没动，便关切地说：“你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怎么就吃这一点儿？”她知道女儿有心事，本不想触动女儿的心事，可是又不能不触动，便凑到女儿耳边，轻轻地仿佛恐怕伤着女儿似地问：“他有信吗？能来吗？”女儿悲伤地叹了口气：“不知道。不来也好，来了又在哪里住呢？”娘说：“哎！别发愁，来了就有地方住。我已经和旁边屋里的老齐说好了，借那半间储藏室住几天。”女儿说：“那里面不是箱子上面摞箱子吗？”女儿知道那是两家合用的储藏室，里面塞满了东西，箱子都快摞到了房顶上。娘说：“箱子上面搭上两块木板，满可以睡人的，他年轻爬得上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2)
这里本来是只供一户住的三居室的单元房，因为大学的房子太紧，现在却住了三户人家。吴玉萍的爸爸解放前就是大学教授，住房却是这么个情况。一家一间屋，三家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那半小间的储藏室两家合用，虽堆满了东西，但实在挤不下时，还可以睡人，就像睡在货堆上一样。
墙上的挂钟当当地响了十下，奶奶妈妈早已睡下，她也躺下了，黑暗中睁大了一双眼睛。睡在母亲身边的日子，现在对她来说是难得的安宁。然而以前，她却把睡在母亲身边过富裕的日子视为羁绊。宁静的夜，难眠的夜，她的思绪一下子退回到二十年前。
那是如火如荼的年代，她在全国有名的一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地下“民青”，从此成了家庭的叛逆。她家住在一座三层小楼上，一天她正在后院的椅子上看书，吴妈站在餐厅的门口向她招手：“大小姐！老爷请你上楼去！”她的心咯噔一下，什么事？刚才吃饭的时候不说，单单让吴妈来叫？她和爸爸说不来，爸爸向来是不找她单独谈什么的。
她的潜意识里忽然漾出一种不祥的预感，是升旗的事让爸爸察觉了？她把书放下，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跑上楼去。爸爸一个人黑着脸坐在屋里，见她进来，一句话没说，起身就把门锁上。她感到事情比她预想的还要严重，不禁一阵凉意渗透全身，好像突然刮来一场寒风。“你前天上哪里去了？”爸爸十分严肃，一脸杀气。
她明白爸爸指的是四月四日那一天，市里1500多名进步学生春游集会，演出了讽刺国民党统治的话剧《凯旋》。学生们为了维护刚刚成立的市学联，还喊出了保卫学联的口号。她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集会，心激烈地跳动着，冲击着一腔热血，脸红红的，两只拳头都握得出汗了。集会将要结束时升团结旗，司仪喊罢，她不管是不是预先指定了人，跟着几个女同学一起跑上去，毫不犹疑地抓住了升旗的绳子，激动地望着那面红旗缓缓升起，眼含热泪，以至看到的只是红灿灿的一片霞光，分不清是红旗，还是灿烂的阳光。难道是这事让爸爸知道了？是人群中有特务盯梢吗？还是被什么熟人看见告诉了爸爸？当然在白色恐怖时期众目睽睽之下，她跑上前去升红旗，这步子也迈得太大了，她绝不能承认。
爸爸见她不想承认气呼呼地说：“你不必欺骗我，我也不一定要你马上承认。我只告诉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是关系身家性命的大事，要吃官司掉脑袋呀！你知道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告诉你以后不许参加这类活动，不许和那些赤色分子来往，你听到了吗？”
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想好了，任你打我骂我，我也不会离开我已看清了的这一条道路。我愿意为此赴汤蹈火，我宁愿受刑坐牢。父亲暴跳如雷：“你说话呀！你哑巴啦！”
她仍然站在那里，一声不吭。父亲气得浑身哆嗦，等待着她的回答。僵持了好一会儿，她仍然没有回答。父亲完全失望了，大声吼着说：“告诉你，要是出了事儿，你可不要怪我没有父女情义。”说完嘴唇哆嗦着面孔刷白，好像再也说不出话来了。等了一会儿才挥挥手，有气无力地说：“去！你去吧！”说完颓然地跌坐在沙发上，显出十分疲倦的样子。看见父亲那种样子，她也很难过。可是她没法使他宽心，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爸爸的话在他们父女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鸿沟。她知道，这深深的鸿沟是没法填平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和爸爸对立的。爸爸曾经是一个爱国青年，在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去了大后方离家十几年，归来时已是这个城市的国民党中层官员。而她却悄悄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员。
他们之间成为既是父女又是敌对的关系。在这以前这种关系是有时清楚有时模糊；理智上清楚，感情上模糊。而在父亲说了莫怪他无父女之情以后，她骤然明白了父亲和自己在关键时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她被捕了，父亲是不会以他的职位来庇护她的。那时她并没有想到父亲或许有为难之处，而只是认为这是父亲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父亲的话并没有使她退却，倒像是挥了一拳把她打清醒了，把她从难以割舍的父亲身边赶走了，使她思想上有时还存在的模糊变得更加清楚了。行动更加小心，活动也更加隐蔽。一直坚持到这个城市的解放。
当解放的炮声隆隆响起时，她成了胜利者，心里抑止不住地欢呼雀跃。而父亲成了失败者，整天垂头丧气，等待着厄运的到来。
解放了，她好像小雀冲破了牢笼，毅然离开了家，离开了那舒适的小楼，抛弃了美丽的衣服，穿上粗布灰制服，告别了柔软的席梦思，睡在了稻草铺成的地铺上。一边啃着窝窝头，一边高唱：“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她经受着革命的锤炼，也接受了后来竟至是痛苦的煎熬。
每次学习和政治运动里，她都狠命挖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划清和资产阶级家庭的界限。为的是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把她知道的父亲的一切向组织作了毫无隐瞒的汇报，甚至包括她的猜想和怀疑。在她离开家的数年里，虽然离家并不远，但她一直没有回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50(3)
她是那样地想念母亲，可怜的母亲，在父亲南下杳无音信的十年里，曾和她相依为命。为了让她能够上中学求亲靠友，忍受了极大的屈辱，甚至向一些有钱的亲友跪下来磕头求乞。当年吴玉萍离开家时，有病的母亲伸出枯黄的手，哭泣着说：“儿啊！你走了要想着娘，你可想着回来看看娘啊！”娘的话深深牵动着她。她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着娘啊！多么想回家看看年老有病的母亲啊！她们相依为命，可她却狠下心没有回去，只因为要和父亲划清界限。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只不过是她一厢情愿。不管她怎样努力，都没有人承认她脱胎换骨，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脱胎换骨。在改造路上经过十年的艰难跋涉，即便是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人家仍然把她视为异端。从1948年到1958年，十年来她像梦一样只不过走了一个曲曲折折的大怪圈，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从资产阶级家的小姐成了资产阶级的右派。
右派这顶帽子，曾使她心惊胆战，痛不欲生，百思不得其解，但现在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她曾认为她和父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会永远背道而驰，想不到却殊途同归，都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派被改造。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只是父亲和她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消失。别人或许察觉不了也不可能理解，这只存在于他俩的心底。父亲在她面前不像在妹妹们面前那样说笑自然，显得很拘谨。这次她回到家里生孩子时，父亲见了她，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把帽子摘掉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关于父亲自己的一切，一句也不向她披露，他的内心仍对她保持着警惕。以致她回来的这些天，父亲只从农场回来一夜就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家。
这一切该如何解释？父亲认为她是这个家庭的叛逆，领导说她是这个家庭的孝子贤孙。究竟是叛逆，还是孝子贤孙？她成了一个到处不受欢迎的人。这一切为什么？谁能说得清啊！
快天亮她才睡着了。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梦见白刚回来了，手上却戴着一副手铐，铐子上还吊着一串叮当响的铁链。像是戏台上苏三起解带的那种锁链。她说：“这是怎么了？”心中一惊就急醒了。醒来听见母亲正在厨房里做早餐，铁铲敲得锅叮当响。自己便为自己解梦，这是由于声音的联想，才使自己做了这个噩梦吧？不会是他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吧？但心中仍然十分不安，他没出事儿，为什么人不来信也不来呢？到底为什么？一种不祥的感觉一直笼罩着她，驱也驱不散。
吃过早饭在母亲的督促下，上街去走走。雨早已停了，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她不由地站在树下看起这匆匆而过的人群来。步行的急急忙忙，骑自行车的飞驰而过，不管奔向哪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了自己家庭的幸福生活。
人人都有一个家，可是她的家在哪里呢？她曾经视这个城市为自己的城市，为了它的解放，她和他们那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曾经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有的还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如今这个城市里却没有了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前后加入“民青”的一些人多数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了。有些人早已离开了这个城市到外地农场改造去了。
就在这个城市里，就在这些马路上，警车日夜呼啸的黑暗年代里，她冒着生命危险，接受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她曾乘人不备在大街小巷里贴传单，也曾伪装成农村来的小妇人，坐上叮当响的白牌环城有轨电车，把那些由市解放委员会署名发出的各种信件投入各个角落的邮筒里。其中也包括由她起草的，由同志们抄写的给父亲的信，当然也是以市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内容是劝他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不要心神不安，要安心等待解放，立功赎罪等等。
父亲每次接到这种信件时都惊慌失措，悄悄对母亲说：“共产党怎么对我的情况了解这么清楚？连我这几天心神不安，夜里12点还要在院中踱步都知道呢？”他以为这是佣人中有人通了共产党，因此把一个干零活、买菜的小勤务员无缘无故辞退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写给他的。
这些信起了作用，虽然他内心斗争十分激烈，但终究没走逃往台湾的那一条路。而且由于这些信终日惶惶不安，不久终于决心辞去官职，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解放后她参加了党分配的工作，更加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但是在一个连一个的运动中，她却总是重点。她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只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投错了胎。审干、镇反、肃反，都受了严格的长时间的审查，但由于原来地下党组织的那些领导人都给她写了评价很好的证明，总算都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到了1957年，地下党组织的那些人，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是一次以思想划分阶级的运动，他们想保也没法保了。而且他们也不能保了，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了右派，她也就在劫难逃了。
尽管她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写过，鸣放中也只是对丈夫在“肃反”中被长期看押批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却被批判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恶毒攻击“肃反”。她曾幻想“交心”就会得到谅解和宽恕，结果却越交越交不清，越交“罪恶”越多。终于成为劳改队伍中的一员，不是犯人的“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