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用被把头蒙上了，脸还露在外面。吕南把白刚的被抻了抻，把他的头完全裹上，又用自己的被把两个人的头裹上，在密封的被窝里，才把嘴对着白刚的耳朵说：“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在这里你可不要随便乱说，小报告多得很，说点什么都有人报告。尤其是不要说自己冤枉，这里就是整不认罪的，有几个人来了后说自己冤枉，便天天挨斗。”
“斗就斗吧！假的就是假的，斗我半年多了我都不怕。”
“哟！这里斗争可不一样，你以为还像在机关里一样？这里是乱打一气。”吕南用更小的声音说，“你旁边那个人就是打手，不要惹他。班长专爱拿别人立功，哪个班也不像这个班管这么严，整人时往死里整。睡吧！”吕南又用被蒙住了自己的头，转过身去睡了。
被窝里的密谈，更增加了白刚的压力。难道就这样算了？就在这里忍受下去？不！这里的人服服帖帖准是有问题，总不能把这么多没问题的人送到这里来吧？我的问题和别人不一样，完全是凭空捏造的，为什么要受这个罪？不行，斗就斗吧！明天就是要找领导说清楚。下定这样的决心以后，他不知不觉睡着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6(1)
突然有人激烈地摇撼他。白刚强睁开眼睛，见吕南一边摇他一边小声说：“快起吧！”使他意外的是班长也立在他的面前。见他醒来便生气地说：“快！起来。起床钟一响必须立即起床，要不会影响全队出工。快点行动！”
白刚胡乱穿好了衣服，还没等叠被便听到了一声号令：“集合！”
大家都噼里啪啦地爬到床铺下面拿筷子碗盆，白刚却懵懵懂懂地小声对吕南说：“我还没有刷牙洗脸哪！”
“啊呀！这里没有人洗脸，赶紧拿碗走。”吕南看了他一眼，又急切地说：“你就穿这点衣裳？不行，赶紧多穿点。”
“棉袄里有绒衣，还不行吗？我三九天外出都是这一身。”
“唉呀！不行，这里不比城市，冷得很，还有什么棉衣服？”吕南着急地说。
“只有棉大衣了，干活还能穿棉大衣吗？”白刚犹豫地说。虽然对他的处理不服气，但觉得干活还是应该的，干活总得像个干活的样子。
“唉呀！快找出来，这身衣服在路上就会把你冻坏的。”吕南说完便急急忙忙走了。
正当白刚爬到床底下找衣服的时候，便听见高队长在外边呼喊：“白刚！白刚呢？”可能是外边有人说他没有出来，队长又到了屋里：“白刚！白刚！”
“有！”白刚从床下一边往外爬，一边答应着。高队长一看他还在床底下钻着，便急了。一急他那口头禅这个的时候，那个的时候也就多了起来：“你的时候，钻到床底下干什么？这个的时候，不赶紧出工，大家都站好队咧，你的时候还在磨磨蹭蹭。你是改造来了，不是让你享福来咧！”白刚难为情地说：“我找件衣服。”“出工的时候找衣服，早干什么去了？以后这样万万不行。今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了。”高队长又转向门口喊道：“三班长，你也不要去了，在家歇一天。”这时三班长已经走到了门外，听到队长喊他，马上回答了一声：“是！”然后缓慢地走了回来。
白刚这时候才发现他走路的时候拖着一条腿，两腿劈开向前挪。虽然人很精神，膀大腰圆，但走起路来却是有毛病的，不知为什么。高队长没有理睬他俩，马上又三步两步跨到了门外，看各班整理队伍，报数查点人数。这时全大院都是此起彼伏的报数声，然后又是一系列的向右转起步走的口令声。各班集合齐了，然后又是中队、大队集合报数。最后才听到各支队伍随着口令声正式带到铁丝网门外去了。白刚听到临近这个大队报数就有几百人了，远处还有另外的队伍在报数，这个大院里关了多少人啊？总有两三千吧？想到这里，他有些不寒而栗。一下子关起了这么多人，许多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为什么呢？真的都是坏人吗？
高队长迈着大步三步两步又跨到了门里来，他总是那么匆忙，那么精神抖擞，看起来十分忙碌。不管走路、办事总是抓紧时间，只是说话不节约时间，啰嗦太多。刚进门便大声说：“白刚！今天的时候给你一天的时间，把东西整理整理。把用不着的东西堆到床下边往里放，常用的东西放外边，不要出工的时候在床底下磨磨蹭蹭。你的时候带钱了没有？”
白刚点点头，没有说话，算是回答。队长说：“有多少？”白刚仍然没有回答。他不明白队长问这个干什么。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他们的钱没存过银行。每月发了工资数也不数，就把工资袋扔在不上锁的箱子里。花钱时就随便从哪个工资袋里取几张。这次和他老婆分手时，也是你一袋我一袋地乱扔。胡乱分了分完事，现在他哪能说清有多少钱呢！
“多少？有几百吗？” 队长见他不回答，便给了一个提示。
“有个四五千吧？究竟多少我也说不清。”白刚冷漠地说。
小个子队长为这个几千的数目吃了一惊，也被他这种冷漠激怒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元，还拉家带口，一家几口紧紧巴巴过日子，每一角钱都要算计着花。他们竟有这么多钱，连多少都说不清。劳动改造来了还要带这么多钱，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难怪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右派。想到这里，便十分激动，发起了脾气：“这么多钱，到底有多少都说不清，你的时候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什么地方？你享受来了？你还想吃香的喝辣的？告诉你，好烟好酒，水果糖点心，你们想都不用想，什么也不许你们买，你也买不到。小卖部只卖几分钱的烟，有个烟味就行了。你们的时候已经享受够了，这里就是改造你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白刚听得不耐烦了，觉得他这顿训斥和自己根本不沾边。所以没等他说完，便打断了他：“我从来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没想到这里享受。”
“那为什么带这么多钱？这不光给你找麻烦，也给我们找麻烦，要是丢了也会给大家惹许多麻烦。为什么不把钱放在家里？”
“我没有家！”
队长说：“你老婆呢？”看白刚没有马上回答，便猜测说：“和你离婚了？”
“没有！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小个子队长气消了，笑了起来，似乎明白了：“你老婆也犯错误了吧？”
白刚没有回答。他既不说话，也不点头，也不摇头。他觉得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他不相信她犯错误，可是她受严重处理了。他又不能说她没问题，说出来也没人相信。就算有问题，他们是夫妻，也该告诉他把她送到哪里去吧？他问过领导，回答说：“这与你没关系。”他问他自己到哪里去，领导也只是回答：“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所以他不知道他老婆在哪里，他老婆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不知为什么把问题搞得这么神秘，这么绝情。但此时此刻，这类问题怎么能够说清楚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6(2)
他虽然没有回答，也没有任何表示，但队长知道他已经默认了。便又发脾气教训起来：“你们这些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进城了，让你们在省里工作。”他说的是你们，包括他老婆，可是他又不知道他老婆是个什么人，便又突然问道：“你老婆干什么？”白刚说：“省报编辑。”队长说：“是领导吗？”白刚说：“负点责任。”
“你看看，你们还都是搞宣传的，本来是教育别人的，可是你们的时候还反党。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书白念了，真不知天高地厚。党给你们那么好的工作，那么高的工资，把你们捧得高高的，在大机关坐办公室。不受风吹日晒，喝着茶水儿，看着报纸儿，不像我们风里雨里都得在野地里干活，你们还反党，还有点良心没有？……”队长越说越气，不是打官腔，而是发自内心。这气也不是冲他一个人来的，来这里的右派太多了，都是知识分子。什么人都有，大至厅局级干部、部队校尉军官，大学教授，知名专家，最低也是中、小学老师。都是有文化懂道理见过世面的人，为什么这些人都突然反起党来了？真是太气人了，他百思不得其解。
白刚看到队长那样气愤，说他没良心，觉得很委屈，受不了。我有什么对不起党的？这样整我？一夜之间我丧失了一切，还说我没良心，到底是谁没良心？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两个百思不得其解碰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都对对方不理解，谁都认为自己理直气壮。白刚知道这时顶撞队长是没好处的，但委屈劲上来，也就不顾一切了，他突然打断队长的话，几乎喊起来，大声说：“队长！我没有反党！我……”
“你老实点！” 队长火气更大了，“别说了，我不听。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反党，怎么会成右派？有了错误不认不行，不认罪就是最大的犯罪！”
“结论上那些问题是假的……”
“右派没假的，都是自己跳出来的。毛主席的时候，来了个鸣放，你们的时候就啥话都出来了，自己跳出来了。这是一计，叫‘引蛇出洞’。这不是阴谋，是‘阳谋’。谁都知道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的，这还有假？”
“我没有说，我没有反动言论，是给我捏造的事实。”
“你看看，死不认罪，别人给你捏造的，谁给你捏造的？党吗？党还能冤枉人？你还说不反党，现在你的言论就是污蔑党污蔑政府。”
白刚万万想不到现在又给他戴了一顶污蔑党和政府的帽子，这种可怕的逻辑真是使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便急忙辩解说：“我不是说党制造冤案，是说有人借运动……”
“别说了，是共产党处理的你，你不是说党是说谁？我告诉你，在这里不认罪，可没有好果子吃。”
这又是一个怪圈：鸣放的时候，他确实对“肃反”被错斗机关不承认错误有意见，但觉得说也没用，他们不会承认错误，只会越弄越僵，所以不想说。批判他时却说他不鸣放不贴大字报是一种阴谋，表面上老实以掩盖幕后活动。现在却说他是自己鸣放出来的。说自己冤枉便是污蔑政府。人们为什么不问具体事实就这样凭一些现成的公式来定是非？这叫什么理？
队长看他还不服气便说：“今天不说这些了，以后有你说的，你不说都不行。今天是让你把东西整理整理，把钱存到银行去。你们的时候不允许存现金，花钱用‘小票’(内部流通的代用货币)。你赶紧准备好，我一会儿还来。”小个子队长一转身，又迈开大步急匆匆地走了。
白刚对钱倒是无所谓，不缺钱的日子过惯了，这时他还不知道钱的珍贵。说他反党他可受不了，见队长一走便很快追出门去，昂扬着脖子满身的不服气，直着嗓子喊道：“队长！我要找这里党委书记谈谈。”白刚觉得他的问题和这些小队长们说没用，他们作不了主，他觉得按党的规矩他这要求合情合理。虽身陷囹圄，还没意识到自己已是阶下囚，所以说话的口气十分强硬，理直气壮。
“你口气倒不小啊！”高队长回过头来，轻蔑地笑了笑：“找党委书记谈谈。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人？”然后把脸一绷喊叫说：“这里有几千人，都找党委书记谈行吗？办不到！”
“我要申诉找谁谈？”白刚气呼呼地说。讽刺、嘲笑他早就不在乎了。高队长心想，不认罪的虽不少，但还没见过这么大胆这么顽固的。便警告他说：“我刚才跟你谈了那么多，你就是听不进去，告诉你这样不老实你是要吃亏的。”
“怎么叫不老实？找领导申诉，按党章我有这个权利。我希望队长向上反映。”白刚认为自己的理由是响当当的。他虽然看到现实生活中党的政策原则不少已被破坏，但是还是相信党章上关于党员权利、党内民主等等那些规定应该是有效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7
白刚回到屋里，花班长惊讶地说：“新来的同学，我真为你捏把汗啦！哪能跟队长这样闹，还要找党委书记谈谈，这不是找死吗？党委书记也是咱们找的？”
“这怎么叫闹？我的问题确实有出入，向上反映不可以？”白刚一脸的不服气。花班长说：“这里没人管你这个，只认结论。结论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铁板上钉钉，不承认就要天天批斗。这里批斗和机关可不一样，打个好歹的没人管你。我算想开了，积极点争取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算了。兄弟！放聪明点吧！到这里你还要讲理，谁敢改变你的结论？”
白刚犹豫了。是啊！在机关的批斗中还没有体会吗？哪里还有理可讲？这里顶大是个县级单位，省委作了决定的东西，他们能不执行？可是就这样算了？也太窝囊了。真的全国没了讲理的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头绪来，只有无情无绪地收拾东西。
收拾完了，有了空闲他才想起了屋子里的另一个人。他是什么人？今天为什么留在家里？他说他是痔疮犯了，是因为有病？还是为了监视我？刚才他的谈话好像很真诚，不会是假的吧？从他的谈话里，好像也有不满，是真心话？还是为了套我的话好去小汇报？他正在想得发呆，班长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同学！你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收拾吧！今天不收拾好，以后可没时间啦！收工回来会累得你连床铺都爬不上去。”白刚说：“我收拾完了。”班长说：“床上那一堆是什么？”他正是看见了那一堆东西，才和他表示亲近的。
“啊！那是几包干馒头，没法吃了，一会儿扔出去吧！”白刚无所谓地说。这一堆干馒头是来时准备他们几个人路上吃的，那时出远门都要自带干粮。可是路上没水喝，大家吃得很少，最后都留给白刚了。班长听说白刚要把馒头扔出去，便喜笑颜开地说：“同学，这可是宝贝呀！我来几个月了，还没见过这东西呢！可不能扔。留着吧！慢慢吃。你要吃不了，给兄弟点。”
“都干透了还能吃？”白刚不以为然。班长说：“那终究还是白面的呀！拿开水泡泡一样吃，这里可见不着这东西。”
“不吃馒头吃什么？光吃玉米面？”白刚有些奇怪，这里竟然几个月不见白面？瞎说吧？班长说：“玉米面？你想得倒好，玉米面那也是稀罕物。”“那吃什么？”白刚更加奇怪了。
“这里吃一色的谷子面，说是谷子面，还掺了不少谷糠。难吃是小事，最要命的是拉不下屎来，解大便人们都疼得爹呀妈呀地乱叫。我就因为长期大便困难，痔疮又犯了。平时还拉血，再加大便干燥更要命了，都脱肛了。”班长一边说着一边把眼睛盯在那一大堆馒头上。一再说馒头可是好东西，可不能扔。
白刚这时心事重重，没把心放在吃上，更感觉不到干馒头的可贵。看见班长对馒头亲得那个样子，又联想到他走路的那种姿势，确是像脱肛的。想到这里，也有点同病相怜了。从这一段谈吐看来，好像他的心肠还不坏，便说：“你有病这堆馒头你拿走吧！反正现在我也吃不下饭。”
班长谦让了一下便毫不客气地立即动手捡馒头，用报纸迅速把馒头包好拿起来就走，又回过头来说：“你可别和别人说给我馒头了，也不要说咱们说过什么话，所里不允许给人东西，也不允许用各种关系套近乎。有人汇报成小集团，麻烦就大了。”
班长把馒头藏好以后，又回来望着那堆报纸说：“这里报纸也是好的，叠好别扔了，以后要找张纸可难哩。”“我没什么用，你用你拿走吧！”白刚不相信这废报纸也是好的。“你还是留起来吧！”班长说完好像又有些后悔，马上又说：“要不给我两张。”
白刚看他对几张报纸也这样亲，说：“你有用都拿去吧！”“那我可不客气啦！”班长把一堆报纸全部拿到自己床上仔细折叠起来。原来他的客气只是装装样子，只要得手全都要了。
队长领白刚存款回来，一天的大事便都办完了。院子里静悄悄，四周听不到一点声音，这时便不由地想起了妻子吴玉萍，她是不是也会被送到这样一个鬼地方？她在哪里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8(1)
吴玉萍现在正身不由己地走在一条令人恐怖和迷惑的道路上。
昨天她和押解她的人宿在一个镇上的小店里。今天早上小店的主人推起吱吱呀呀的独轮车，驮着她的行李，与押送人员一起送她上路了。她知道这是要走远路了，去一个连大车也难行走的地方。
从早晨走到日偏西，她拖着疲惫的双腿，快要走不动了，路却越来越难走。除了那些磕磕绊绊的大土坷垃，还有许多纵横的沟渠，虽然没有水，但有的沟很深很陡，她站在跟前都感到眩晕，这是她26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的。这是什么地方，这些沟是干什么的呢？她不能跟押送的人们一起蹦蹦跳跳地走近路，只好浑浑噩噩地跟在小推车的后面转弯抹角地绕道而行。这样就要多跑很多路。好在这里没有村庄，不见树木，全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押送的人也不怕她逃跑。
已近黄昏了，远处出现了一座庞大的红砖砌就的院落。她近视，又没戴眼镜，前面的一切都是模模糊糊。她似乎看到了院落的拐角处还有高高的小楼，墙外面那些黑乎乎的栅栏又是什么呢？她预感这些可能是不祥之物，可怕的目的地可能就在这里。一股寒气顿时从脚底升起，直涌头顶，为了不使自己身体打颤，她握紧了拳头，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向那个令人惶惑、惊愕、恐怖的庞然大物走去。
终于看清了，四角高高的小楼是岗楼，围墙外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以前只有在电影上见过的东西，现在已经展现在眼前，她惶惑了。
领导曾经告诉她是监督劳动，还是干部，既然是干部，为什么送到这种地方？她想问问押送的人，可是她知道他们只是执行命令，问他们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回答，这一切都是领导早就安排好了的。
门前有荷枪站立的干警，警惕的目光紧紧盯着她。虽然她已经有过半年之久被看管的经历，但看到这阴森森的大门和敌视的眼睛，仍然使她不寒而栗。她木然地伫立着，看着那墙上挂着的牌子：唐口洼干部农场。
一个省管的干部农场怎么挂了这么一块牌子？薄薄的一块白茬儿木板，上面还坑洼不平。像是刚刚赶做出来的。大概是觉得这些人不值钱了，也不配一块好牌子，还算不错，没忘了这些人还是干部，农场前边还标上了干部二字。既然是干部农场，为什么是这副模样？岗楼，铁丝网侍候？后来才知道不久前这里还是唐口洼劳改队的一个分场，这块干部农场的牌子是匆忙之间换上去的。虽是干部农场，仍和唐口洼劳改队是一个系统，生产、管理还是劳改队统一指挥。
押送吴玉萍的人向这里的负责人简单交待了几句什么，她就被带到了一间屋子。她没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但她恍惚间看到送她的人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交给了那个负责人。她的心一阵紧缩，全身像被火烧一样焦灼。档案袋里装的那些假揭发、假证词、假供词由一只手交到了另一只手，这就意味着这里的人不必再去花费工夫了解她的过去，也不必再去了解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一切按照纸袋里的结论执行就是了。
她不再是她，她已被纸袋中那个没有生命的为假证词假供词包装起来的人所代替、所歪曲、所禁锢，永生永世也别想冲出这个纸袋。即便是一场大火把这里的一切连同这个纸袋全部烧成灰烬，这个纸袋中的她也不会消失，在另一个地方——原机关的档案室里还有这样一个纸袋，保存着她的全部案情材料的副本——文书档案。
档案是神圣的。它伴随着人的一生，理应是一个人真实的影子，反映一个人的客观评价，所以它是通行证，生死牌，决定着一个人的升降、荣辱、甚至生杀。档案又是神秘的。它是你，你却不知道它。它如果不是你，把你扭曲成了另一个人你也没法申辩，你永远也不知道它里面装了些什么。直到你生命的最后一刻，它对你仍是一个谜。然而档案又是卑微的。由于它的神秘，它的神圣，拥有那么大的权威，它便成为一些心术不正而又握有实权的人玩弄权术滥施权威的一个阵地。它可以随意歪曲一个人的形象，亵渎一个人的心灵，玩弄一个人的命运。有些出生入死屡建功勋的老干部就因为档案里装了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此人控制使用”，就被埋没了一生。这小纸条不仅不必说明是哪级机关哪个领导作的决定，有时连个图章签名都没有。
现在，档案就是压在吴玉萍身上的一座大山。任她怎么呼喊抗争也翻不过身来。押送她的人不见了，天黑了她才被重新带到刚来时的那间屋子。档案袋不见了，想必是已经锁进了哪个档案柜。她的未来也就这样被锁定了。
那位干校负责人虽然穿了便装，但眉宇间仍露出了公安人员的严厉。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很严重啊！你必须认真改造重新做人。”然后又交待说：“你在院里可以走动，但是绝不允许出大门。”
她惊呆了。这就是干部农场？不能迈出大门一步的干部农场？她想说我不反党，我没罪，档案里那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她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知道这一切都为时已晚，再也不会有人相信她的话了，他们只相信档案。
她木木呆呆地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有三间房子那么大，靠窗户那边搭了一个大通铺，已有人铺了行李，每个人只三尺宽的一个地方，刚刚能把褥子挤进去。屋子里规规矩矩地坐了不少人，一个个目光呆滞，没有人理睬她，看来人们都在经受着变换环境的考验。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8(2)
昨天在小店里由于对未卜的前途捉摸不定，闹得一夜没睡。那时虽然捉摸不定，觉得自己终究还是干部，就算犯了错误，不能重用是肯定了，但是已经处分了，总不会再被看管，该有自由了吧？送到农村劳动，还可以和农民们有个来往。农民是纯朴的，通情达理的，除了生活苦一点，也许比机关更好处一些。所以对前途还有一丝朦胧的希望。现在却已经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结局，一个使她十分意外的结局，这纯粹是劳改。
吴玉萍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她放心不下丈夫白刚。不管怎么说她曾经认过罪，写过检查，虽然认了又推翻，但是处分比他轻得多呀！他始终不认罪，被定为死硬分子，“极右”，从重处理的典型，他的处境一定比她更坏更惨，他们又会把他弄到什么地方去呢？此时此刻，他在哪里？又经受着什么样的煎熬？她的头昏昏然，她的心像被人撕裂般的疼痛。她欲哭无泪，上百个日日夜夜的哭泣，她的泪已经干枯；她欲喊不能，她不能破坏别人在苦难中难得的一点宁静。为了别人的宁静，她听到有人把头埋在被窝里偷偷饮泣，她听到有人强按着自己的嘴巴发出低低的呻吟。在这令人难熬的不眠之夜中，她也只能痛苦地压抑着自己，只是瞪着双眼，望着这看不穿的黑暗，独自受着煎熬。
屋子外面大风呼啸，破旧的窗户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乒乓作响，似乎整个屋子都摇动起来。屋子里充满了饮泣和呻吟，一片悲凄。她觉得这空旷的房间像是一只大船，正行驶在无边无际的苦海上。而想起往日那间属于两个人的温馨小屋已恍若隔世，从此她不再拥有自己的角落。自己的一切，时时刻刻都处于别人的监视之下。那些满含警觉的冷冷目光，时刻提醒着她：她是一个罪人。
她怎么也不理解这一切是为什么？是的，她家庭出身不好，父亲虽大部时间在大学教书，但做过国民党市政府的中层官员，家庭成分定为“官僚”，为这个家庭成分几次运动中她都受审查。由于她在高中上学时就参加了地下民青，在地下工作时冒着危险做过很多工作，审查中民青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证明，一切怀疑都解除了。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解放后她放弃了上大学的有利条件，离开了温暖的家，为了革命的需要，毅然按照组织安排去了中央团校，以后又去贫困的农村工作，凭自己的勤奋好学，才被调到省报任编辑记者。
为了一个家庭出身，难道就该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就让一个年轻人这样屈辱地了此一生？不为家庭那又为什么呢？鸣放时自己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有的人说了许多不满的话，有的话明显出格儿，可是因为出身好，不仅没事儿，却仍然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人们常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天哪！谁能告诉我，苦海的岸边又在哪里呀！她默默祈念着，却没有任何回声。只是头脑昏昏心乱如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她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从黄昏到黑夜，从黑夜又到黎明。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9(1)
虽已是早春三月的天气，可是这里却和冬天一样。北风凛冽，寒气刺骨，天还黑着。白刚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在大渠的堤埝上往前走。这里没有正式的道路，堤埝的顶部就是道路。堤顶只能走双轮小推车，新修的时候还是平平整整，但由于雨水的冲刷，大渠放满水时的浸泡，车走得多了，许多地方便坑坑洼洼，一道沟一道岗的。不少地方路肩已经没有了，成了中间高的鱼脊斜坡，又加夜里下了点小雨，这样一滑一滑的便很难走了。长长的队伍，几路行进，走在这狭窄泥泞的道路上，前边走得快，后边紧跟也经常掉队，队长们便一个劲儿地催促：“跟上，走快点，不许掉队。”天黑看不清路，走得又急急忙忙，所以不时有人滑到大渠里去。等别人从渠里把人拉上来，已成落汤鸡了。寒风一吹，便冻得浑身哆嗦。就这样摸索着走了十来里路才到达工地。
到了工地，一个老头正在烧开水。烧的是潮湿的稻草，光冒烟不起火，看来他很着急，所以趴在地上一边用木棍拨火，一边用嘴吹火。他穿着一个黑色灯芯绒的半截棉大衣，戴着一个棉帽子，两个帽耳朵捂得紧紧的，只露着一个满脸胡须的脸。穿得那么臃肿，撅着个屁股躬着腰，匍匐在地上成了一个半圆形，天色朦胧中好像一个大刺猬趴在那里。看来他已烧了很长时间了，队伍刚到水就开了。他坐了起来咳嗽了好一阵，才慢慢地手拄着地试着要站立起来，起了几起，终于艰难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从旁边又抱了一点稻草，用棍子塞到灶坑里，好让开水不至于凉得太快。这才如释重负似地向人们宣告说：“水，水……”又咳嗽了一阵才说出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水开了。”
白刚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可能有70多岁了，便和吕南小声说：“这么大年纪，还让他上地里劳动？”吕南说：“他岁数不大，才50多岁，是在原机关斗争摔断了腿，来后又得了脑中风，行动不便，领导照顾他让他烧烧水。”白刚有点惊奇：“一个病人，这样还算照顾？”吕南说：“这活儿比地里活轻多了。”看白刚对他同情便提醒他注意：“他叫贾龙，这家伙反动着呢！净怪话，你可别理他。咱们在这儿暖和一会儿吧！一会儿饭车就来了，喝水也方便。”
他俩刚坐下，有一个人也挤着坐在他们旁边。白刚一看是史自昭，这种环境中遇到老同学、老朋友，真是又惊又喜，刚要招呼说话，见史自昭一劲儿向他挤眼睛，一只手还在胸前微微摆动，意思是不让他开口。白刚猛然想起了昨天花班长谈过这地方不允许以各种关系套近乎，怕拉拢成小集团，便明白这种关系是不应该让别人知道的，这里不宜交谈。
许多人也都就地坐下来等待吃饭。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原野，没有房屋，没有村庄，也没有一棵树。周围都是新开垦的稻田，已经开始放大水洗碱了。除了田间道上有一片干地外，全是茫茫大水。即便没有风，大水围困着，也是从心里往外冷。可是这里没有没风的时候。人们戏谑地说：这里一年只有两场风，一场风刮半年。早春天气尤其是刮风的季节，呼啸的北风，在这无遮无拦的荒野里，尽情地肆虐，真是无孔不入，从棉袄扣子的间隙里，直捅到你的心窝。从裤腿里钻进的风，一下子便使你的下半身冰凉。在路上由于急忙赶路，还不显得特别冷，往地头上一坐，便打了个透心凉，浑身哆嗦起来。人们便仨一堆五个一伙地挤在一起取暖。
白刚觉得奇怪，到地里又不干活，让人们起这么早到地里挨冻干什么？队伍来了，饭车也跟着来了，这是何苦呢？让人们在家里吃顿热饭再来多好？想着想着便念叨起来：“在家吃了饭再来也走到这儿了，大冷的天，非到地里吃饭干啥？……”
坐在旁边的吕南没等他说完便用手捅他，给他使眼色，让他别说话。白刚看了吕南一眼，满不以为然，觉得他太胆小怕事了，说说这个怕什么？
“谁的嘴？你站出来说！”虽然风很大，没想到这话还是让队长听见了。只是因为有风，没听清是谁说的。这时便站了起来，看着大家。见没有人回答，便又说了一句：“刚才谁说话呢，站出来！”
白刚要起来，吕南和史自昭把他拉住了，意思是不理他，发一阵火也就过去了。白刚虽然坐下了，但心里很不服气，觉得这算什么问题？值得这么大惊小怪。队长还是不依不饶：“怎么没人站出来？害怕了？有胆子说没胆子承认？你们不是主张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吗？站出来呀！……”
白刚受不了这种冷嘲热讽，还是站起来了：“是我说的。”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事，怕什么。队长看了看不认识他：“好哇！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白刚说：“前天。”队长说：“是右派吧？”
白刚没有回答。因为没法回答，这里讲不清楚。队长见他不回答知道是默认了，便斥责开了：“好啊！胆子不小啊，刚来就不老实，你也不打听打听，哪一个到这里还敢捣乱？”白刚不服气：“我没捣乱，那也不是什么坏话。”
队长见他当着这么多人顶撞他，这下可火了：“不是捣乱是什么？你就是煽风点火，是放毒，是右派的本性不改。右派就是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你说那话不就是煽动不满吗？告诉你们，你们都吃了嘴的亏，到这里要管住你们这张嘴。胆敢捣乱的，绝没好下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9(2)
白刚不说了，这扯得上捣乱吗？他觉得现在根本没理可讲，只好听着吧。但是心里不服气，所以身子扭着，脑袋歪着，两只眼斜瞅着队长，一条腿弯曲着伸到了前面。队长见他这种样子，又来气了，大声说：“你给我站好！不服气是不是？你们以前乱说乱道惯了。告诉你们，到这里来可不一样了，以前你们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现在是让你们怎么着，你们就得怎么着。以前你们是想说啥就说啥，现在是不让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必须给我闭嘴。你们放明白点，这里可是专政机关。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他本来是借白刚这件事训斥大家的，这时又把脸转向白刚：“你是哪班的？”白刚说：“三班。”队长说：“三班长！晚上回去好好帮助帮助他。”花班长赶紧站起来，两脚使劲一碰，魁梧的身躯挺得标杆溜直，挺胸收腹，来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高声说：“是！万队长！晚上一定认真帮助他。”
帮助，本来是一个美好的词儿，是一个令人觉得温馨的词儿，但是这里的帮助，不说让你心惊胆战，起码也让你心神不安。同样是帮助这两个字，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是在批斗会上，让你承认什么你不承认，主持人说：“帮助帮助他！”那便是战斗的开始，轻则推推搡搡，众人站在四周让你摇煤球儿转饸饹圈儿，重则拳打脚踢，弯腰折臂，甚至打倒在地。现在这种场合，队长说帮助帮助则含义广泛，既包括开导教育，批判说“理”，当然也包括全武行的批斗。队长发了话，采取什么方法，晚上演哪出戏就在班长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0(1)
今天的劳动是整修毛渠(稻田里灌水的小渠道)，一开始干活，便是班长掌握了。这时队长们都不见了，不是到附近工棚里聊天，便是到斗渠的南坡，背风向阳的地方避风。这你也不能麻痹大意，偷着磨蹭会儿还行，千万不能像电线杆子似的在那儿戳着，不定什么时候队长便会从工棚门口或是从堤顶上张望，看见你戳着就该倒霉了。有人本来干活很好，就是队长张望的时候歇了一会儿，便被大批一顿。这里人们都知道：不打勤，不打懒，单打不长眼。
队长们走了以后，花班长便借检查质量的名义，到每个人劳动的地段去看看。其实像这种活各项质量要求都很具体，又是一眼可以看穿的，等干得差不多了再检查也不迟，花班长什么工作总是不断检查，明面上是对工作负责，实际是借机偷懒耍滑。不过今天他倒是有个特殊目的，就是要到白刚这里看看，告诉他这里“单打不长眼”。
白刚虽然刚来，但队长的脾气他是知道了。他就是一个“不长眼”。他的“不长眼”不是没有这种心计，而是不服气，没有防人之心。班里要是多了几个“不长眼”，不光是他们个人倒霉，而且会给班里尤其是给班长带来很多麻烦。像今天发生的事情，就让班长为难。队长让“帮助帮助”，怎么“帮助”？不“帮助”不行；“帮助”轻了不是，重了也不是。轻了，要是有人打小报告说你包庇，甚至说你“欺骗政府”，你受得了？重了，你就得整出个样儿让大家瞧瞧。今天要是别人他会顺水推舟，斗出个样儿来，既可以在批斗中打出自己的威风，又可以给领导一个积极的印象。可是对白刚，他觉得这人有那么多钱，很有点来头，而且人家很大方，给了自己那么多馒头，以后也许有用得着他的地方，所以真觉得不好下手。他怕白刚思想不通，产生抵触，劳动上再惹出事来让队长抓住，就更麻烦了。
他原来担心白刚这人认死理儿想不通，干活走神儿，站着愣着，或者不会干，出不了多少活儿。可是到跟前一看，这么冷的天，他却满头大汗，闷着头儿一个劲地干。活干得很实在，只是进度差点，活也不漂亮。便说：“干这活儿要有点窍门，像那渠底深浅差不多就行，不用向深地方看齐。用锨铲铲见个新茬儿，两边有个棱线就行了。那样不费劲，既出活又漂亮。你看你费了这大劲儿，进度还不行，不用这么认真，挨累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两人正说着，突然来人通知说，水稻育秧地夹“风障”(为挡风保温育秧地四周夹起苇墙)急需苇子，队长让大家都去背苇子。他们跟着人流走了几里路，还不见苇子在哪里。这里风大，干活时不显，不干活了西北风吹着，走在路上轻飘飘的，马上便觉得透心凉。每个人都裹紧了棉袄，戴好了棉帽子缩着脖子往前走。走着走着从路旁大沟里突然冒出一个人来：“你不是白刚吗？”“是啊！”“你怎么也来了？”
白刚望了望他，有些张口结舌，遇到这种情况，白刚往往不知说什么是好。对方看到了白刚的难处，便猜了个十之八九，便说：“右派吧？没什么，摊上了，心放宽点。你还认识我吗？”白刚说：“当然认识，不是老秦吗？刚一进城咱就打交道，还忘得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啦。1949年进城不久，白刚主管古城的学生工作。那时市里十几所中学组成了一所联合中学。分散上课统一管理，白刚兼任这所中学的领导职务。当时学校政治情况复杂，公安机关需要弄清情况，派人和白刚联系，不要找教师学生谈话，以免引起动荡。老秦那时是古城公安局的科长，开始他俩直接联系。后来由于老秦很忙，便由他们科一位女同志专门和白刚联系，为避免两人经常接触引起人们的猜疑，这女同志与白刚以表姐、表弟相称。但有时仍和老秦一起研究，只是后来白刚调到省里，老秦也离开了市局，他们便没有联系了。白刚问：“后来你到哪里去了？一直没有你的消息。”“我调到省公安厅了。”“那个女同志洪雪梅呢？我的那位表姐？”说到这里白刚和老秦都笑了。
可是老秦很快又收敛了笑容，神情悲怆地说：“她后来也调到了省厅，这次也打成右派了，两口子都成了右派。”老秦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小声说：“她就在这里的妇女队。她男的在唐口洼农场劳动改造呢！”
“为什么？”白刚有些奇怪，他认为哪里有右派，公安厅也不会有右派。那是共和国的卫士，都是忠诚可靠的人。而且那女同志，年龄不大，却是老公安。虽然也算是知识分子，但是在解放区上中学一直没离开解放区，根红苗正，怎么也成了右派呢？
老秦比白刚成熟得多，到底是经得多见得广，他丝毫也不觉有什么奇怪。却反问白刚说：“你还问为什么？这问题怎么能说得清。党内一下子出了这么多阶级敌人，有些部长、省长、省委书记比她资格老不老，功劳大不大？不一样成了右派？好好改造吧！”
白刚看他的样子像干部，问道：“你是调这里工作的吧？什么时候来的？”
“去年，反右后期便下放了，比你们来得早得多。这地方你可要注意，经常是大风，冷得受不了，要有个精神准备。”他说得很坦率，这人是个直性子，做了多年公安工作，办过许多复杂的案件。可以说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斗智斗勇，一般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可是待人接物却是直来直去，对同志不动心计，十分诚恳。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0(2)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是你们的大队长啊！”老秦也有些奇怪，这里的人没有不认识他的，怎么他竟然不知道呢！他还不知道白刚这是第一天出工。白刚听说他是大队长，真是喜出望外，这时他马上又想起了压在他心里的那个疙瘩。便说：“我的问题是别人捏造的，不是事实。我已经向那个小个子高队长提出了，要求找这里领导，我要申诉，行吗？”老秦说：“已经提出了，他们会向领导汇报的。不会有结果，我劝你以后不要提了，还是安心改造吧！这里不认罪可是大问题。”
他们说着走着，前面的人已经有人背着苇子回来了。秦大队长规定每人背一捆，一捆苇子有一抱多粗，三米多高。这项劳动是临时决定的，没有绳子没有工具，有的背着有的抱着。不管背着抱着，风太戗根本走不动。苇子又滑，想合拢抓紧，两手又够不着，抓住一把一使劲就抻出来了。抻出几把，捆儿一松就散了。所以没走多远一路上就都是散了捆的苇子。秦大队长一看这情况便对白刚说：“你别去背了，背了也得弄散了，你就在后边拾这些散的吧！咱们往回走。”
这本来是秦队长对白刚的照顾，可是白刚这人干什么事都很认真，总看自己抱得太少，又觉得丢在路上的许多苇子可惜，便走几步拾一堆，使劲往怀里添。觉得是抱紧了，大风一吹，两手搂不住一会儿又都散掉了，他又重拾。秦队长看了以后说：“抱点就行了，风这么大多了你抱不了。”这时白刚才知道这是秦队长的好意，并不在乎抱的多少，心中非常感激：“以后就靠你多照顾了。”秦队长说：“不照顾还真难过得去啊！”他看了看周围没人，又嘱咐说：“和谁也不要说咱们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