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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石/冯以平 当前章节:15244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23:31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6(2)

回家的路上,正经过队里打粮食的场边,白刚便向场里的玉米堆走去。白新三忙说:“老叔,你上场里干啥去?”白刚说:“把玉米棒子放场里呀!”白新三说:“别去!带家去,人们都是往家带,这有十几斤粮食,干五天活也挣不了这么多。”白刚说:“队里的东西应该交队里呀!”别人也说:“走吧!人们都带家里去。”正说着,队长从场里窝铺里出来了,嘴里还嚼着东西,可能是在窝铺里和看场的人吃花生呢!见人们收工回来了,每人腰里都捆着一堆玉米棒子,便喊着说:“都放下。”

这一喊,白新三也不和他叔争论了扭头就跑,其他几个年轻人也都跑了。白刚已经走到棒子堆跟前,把腰带一松几十个玉米棒子全掉了下去,他又一个一个地扔到玉米堆里去。他大侄子白纪青看见他叔扔棒子立在那里犹豫了一下,他不想让他叔太孤立太尴尬,虽然他并不想这么做,但还是随着他叔也把棒子扔在了场里。

后边的妇女们见这情况,都急急忙忙往家跑,恐怕有人让她们把棒子放下。她们掰玉米的时候,早就留了后手,故意不掰干净,捆玉米秸时还是谁掰的谁捆,这一切尽在不言中,虽是秘而不宣但又是尽人皆知。白刚这时候才明白了今天人们积极干活的奥秘。队长喊喊也只是咋呼咋呼做做样子,并不认真最后再也没有人将玉米扔在场里。

走在路上白纪青蔫蔫呼呼地对白刚说:“你多余带这个头,人们都是带家去,家里没吃的,买的粮食还让人家扣下了,这么多粮食扔场里干啥?”白刚叹了一口气:“没吃的这点粮食也顶不了多大事。”白纪青说:“顶不了多大事也能吃几天,扔在场里也没人说你好。”白刚说:“我不是想让人说好,是觉得应该交给队里。”白纪青说:“不光没人说好还得挨骂。”

“挨骂就挨骂吧!对得起良心就行了。”白刚说,“从掰棒子就留后手都往自己家里拿,这队里还能办好?办不好还不是大家吃亏?”白纪青说:“队里办好办不好在乎这点东西?社员得的这点只是个零头。你看看场里那一大囤花生,现在一个粒没分就少一半了。社员们在场里干活有人偷偷抓几把,就能吃那么多?哪去了?都让有权有势的人弄走了。每年种那么多花生,每个社员也就是分个三斤二斤的。可是谁敢说什么,你还想把队办好?早晚你就看见了,不是那么码事!”

白刚和这个侄子最贴心了,这人脾气有点倔不善言词,不好出头露面但心地善良,内秀心灵手巧。不只地里活是个好手,许多没干过的活,一捉摸就透。村里队里的许多事情,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对许多事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只是不说罢了。不过刚才他说队里没个搞好,对前途完全失去信心,白刚倒不很同意。他对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仍然是相信的。

50年代初的宣传还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那时他还给农村青年写教材宣传合作化。他觉得集体化是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他回家以后看到二十年后农民仍然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甚至比以前更加贫困,他非常吃惊也十分痛心,但是他没有怀疑那种所谓道路问题。他认为只是上层指导有误,下面管理有问题造成的。他知道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所以他对侄子的话没有辩解,只是把这话憋在了心里。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7(1)

收工回来,他们刚一进村,就看见白刚的西邻家门口堆了一群人,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原来是洪光一家子回来了,人们听到了都啊的一声表示了惊讶。虽然上午白老六已经说过,但谁也没想到这么快,说来就来了。

白敬威听说是洪光一家回来了,马上说:“我大侄子回来了,那我得看看去。”门口围观的人很多,但进去的人很少。年纪轻点的和洪光不熟,年纪大的虽然不知道为啥整回家来,但是知道准是有啥大问题,为了避嫌不敢贸然上前。白敬威不怕,因为他知道无非是要打支书的闺女,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还有是洪光家终究和别的阶级敌人不同,他媳妇以前是医院副院长,现在不当院长了也还是有名的内科大夫,许多人到市里办事看病,还短不了求人家,所以没法划清界限。

白刚和洪光是老同学好朋友,他又很早就仰慕这位大哥的智勇双全的斗争精神,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本想赶紧去看看,但碍于自己的身份,也没好意思进去。在那无限上纲的年代,你知道有人会说什么?白刚虽也是一个倔犟的人但和洪光不同,内心不服却不愿意公开招惹什么麻烦,所以看了一下便回家了。

白树勤也觉得应该进去看看,但又十分犹豫,心中很纳闷儿:白刚是一个人回来,洪光这事儿也不大怎么是一家子回来了呢?是不是还有别的事?碍着自己的身份,又担心有更大问题也没进去。要得平虽然爱说,但是在这种场合他是十分谨慎的,站在那里一句话没说,见白树勤走了他才紧跟着过去,小声在耳旁说:“这年头,也难说清为啥。你没听说武斗死了多少人?死个人就像踩死个蚂蚁似的,整人还说得清为啥?”然后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唉……”心中似乎有说不清的苦闷与痛苦。按说白刚、洪光这些人回家,和他没多少关系,他们挨整和他当初被斗是两回事儿。可是他却不这么想,他觉得村里两个很早跟共产党闹革命当了大干部的人,都落了个这样的结果,像他这样的人活着还想得好?还有啥希望?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大亮,白刚出来抱柴火做饭,隔着秫秸夹的寨子看见一个人在隔壁的院里又跳又蹦,抡胳臂撂腿像做体操又像打拳,也看不出个章法。他觉得这在农村里很新鲜,谁在干什么呢?仔细看了一下,才认得出是洪光,虽然二十多年没见了,模样还没有大变,便马上扒开寨子说:“是大哥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白刚?是你呀!我在锻炼身体呀!”洪光见到白刚显然非常高兴。白刚笑笑说:“你这是做操、打拳还是练武术?”洪光说:“我也说不清叫什么玩意儿,自己编的,这些年天天练。好啊!咱哥俩又到一块儿啦?”

“好什么呀!你看看咱哥儿俩,在外头闯荡这么多年,没想到却是这副德行回了家。”白刚虽然笑着,但心情十分忧郁。洪光瞪大了眼睛,好像要辩论一样:“这副德行怎么样?”白刚说:“这副德行让人家瞧不起呗!”

“瞧不起?”他不打拳了,凑到寨子跟前和白刚争论起来,“大哥身上七个枪眼,骨头里还有日本鬼子的子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枪林弹雨里不是孬种。兄弟你在敌人监狱里面不改色,各种刑具面前铮铮铁骨。不用说在白一村,就是在咱这一带谁能和咱哥儿俩比?”白刚苦笑了笑:“现在不讲这个了。你看不见正是那些老干部、坐过敌人监狱的领导干部,挨斗更厉害吗?”

“他们不讲咱们讲,别人爱怎么看就怎么看。”洪光几乎是喊了起来,“咱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问心无愧。兄弟!不用怕,咱不能比别人矮半截。”

“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说话、做事还是注意点好啊!”白刚说。洪光又瞪起了大眼睛:“谁的屋檐?人民共和国是咱们的,打天下有咱一份功劳,他们谁敢否认?”

“可是现在把咱划入敌人堆里了,只有忍耐一时。”白刚小声说。洪光又喊了起来:“不!咱不能老老实实受他们欺侮。”

他们虽然是在院里说话,实际上和大街上差不多,因为前面也是隔着一道秫秸寨子就是大街了。白刚不愿意大喊大叫地在外边谈论这些问题,万一让什么人听见就是事儿。便说:“大哥!我得做饭去。以后再谈吧!”

尽管两人脾气不同,白刚也不同意洪光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但他那种乐观无畏的精神,还是给白刚以鼓舞,对他们能在一起相处特别高兴。以后不管是干活、休息,也可以有个伴儿,不至于老是显得自己孤零零的。他盼望着和这位大哥能很好地聊聊,但这位大哥家中却人来人往地不断,使他没个说话的机会。

白刚和洪光不同,他从上高小(小学五年级)就离开家到外县的省立师范附小去读书,只是寒暑假回来几天。上初中时家乡已是解放区,他在敌占区上学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工作,又是极端秘密,和家里断绝了联系,村里就像没这个人一样。解放以后只是下乡时顺便回过一趟家,呆了两天就走了,家乡人对他都不认识。

洪光就不一样了,从小在家乡附近战斗,许多英勇事迹在家乡留下了不少离奇的传说。参加正规部队以后,和家中常有来往,所以他的故事一直在家乡流传。受处理以后他住在市里,村里人进城看病办事,常在他家歇脚。所以一回家人们除了一开始有几天还有些顾虑,后来就也不管阶级不阶级问题不问题都去看望了,家里倒一下子热闹起来。白刚不愿意在这种场合露面,只希望在出工时哥儿俩能说说话。可是这位大哥在农忙时却一个多月也没在队里露面。等秋后地里活完了麦子也种上了,没活找活干的时候,他才拎着铁锨迈着方子步出工来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7(2)

前几天夏雷队长赶着大胶皮车去市郊拉脚搞副业,家里的事就交给副队长了。人们出工晚多了,中年女社员忙着在家拆洗被褥,准备一家大小过冬的衣裳,妇女出工的只剩了闺女们和一些没牵挂的年轻媳妇。到队里以后,妇女们就在西墙根牲口棚跟前扎堆儿,男社员是在正房小队办公室外边南墙根坐成一排。太阳把它温暖的阳光,没偏没向地洒在每个男女社员身上。来早的自然是占据中间最好的位置,来晚的便按男女在人堆两边找地方坐下。

洪光来了以后,两边的人几乎都坐满了。他慢慢站到了两群人中间,点头朝大家笑笑,然后把锨往地下一拄,面向男社员们打招呼说:“老少爷儿们,都来得挺早啊!”有几个人乱戗戗说:“这还算早?前些日子这会儿早到地里了。”“反正吃完饭在家多呆会儿也干不了啥,还不如到这儿晒晒太阳。”“你看这地方背风向阳,晒晒多舒坦。”

正说着,妇女堆里不甘寂寞,突然有人喊了一句:“姥爷!今天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洪光听到那边有人叫他,便把身子转向了女社员。这村小字辈的都该叫他大爷、太爷,谁会叫他姥爷呢?他往姑娘群里一看,便断言说这话的是王玉芹。

她妈是这村的闺女,她爹早年去世后,她们一家便搬回娘家单立门户。洪光一回来,她妈便带玉芹去看他,论辈数玉芹该叫他姥爷。洪光觉得这孩子很可爱,便故意开了个玩笑,装作没听懂,瞪起大眼睛,十分认真地把手朝着东南一指:“这不太阳在东边吗?怎么说从西边出来了?”

“我是说你,今天怎么想起出工来了?”玉芹咯咯一笑大声喊着说。洪光说:“这丫头!还讽刺起姥爷来了。”然后解释说,“姥爷还能劳动,也应该劳动嘛!再说一个人呆在家里怪闷得慌,在队里和大家在一起多热闹啊!”玉芹说:“我姥姥不是在家吗?”

“走啦,人家有工作,能老呆在家里吗?来的时候我就不让她来,她不放心怕姥爷受屈。”洪光说着说着提高了嗓门,“我告诉她:你放心。咱白家庄净好人,能让我受屈?她来了一看,担什么心?大家都来看我。也不只老白家来看我,姥爷不是早就认识了你们一家人吗?干部们也都到家去了。”他这话不只是说给王玉芹听的,也是说给男女社员们听的。告诉他们:你们不能把我当五类分子看待,干部们都去看望我,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没门儿。

洪光说完以后,又像领导巡视一样,在女社员前面慢慢地走着,对不认识的闺女们挨个问:“你是谁家的?叫什么?”对方回答以后,他马上把身子往后一仰,手往上一挥,“这是孙女,你得跟我叫大爷!知道吗?”当对方回答说:“知道,我妈说过。”他马上哈哈大笑说:“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咱老白家净好人,不管说什么,礼数不能丢。”当对方说不知道时,他便告诉她:“你该叫大爷”或者说“该叫太爷”,然后总得嘱咐一句:“记住!”

巡视完了女的,便来到了男社员这边,先对挤在边上的一伙年轻人说:“你们几个我也不用问,净是孙子辈的吧?”他看看人们没有回答,只是笑,觉得自己猜对了,便说,“你们也不用笑,得叫大爷,知道吗?”

洪光走了一圈儿,最后才到年岁大的男社员这里,很有礼貌地对白敬威说:“二叔!咱今天干什么活?我听说是平整地?”白敬威指了指一个中年人:“这不是队长在这儿,问队长,咱说了不算。”

洪光看了一眼队长,似乎是说他不在话下:“殿军我知道,我兄弟他是副队长,好人哪!可是这所有的人就属您老辈分大,我能不问问我二叔吗?树勤大哥,得平表兄,白刚兄弟都在这儿,你们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洪光这一番话,说到要得平心眼里去了。他觉得自己在村里辈分也不算小,可是现在的人们也没大没小了,就连小年轻的也没人拿他当个长辈看待,动不动就呲打他,还经常叫他老家伙。平时他在众人面前向来不多说话,今天却破了例:“倒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哪!不光会打仗,还知书达礼。可是表弟,礼数不礼数,现在不讲这一套了。”洪光又瞪大了眼睛认真地说:“尊老爱幼,可不是封建,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传统,怎能不讲呢?要讲,要讲,要讲的。”

正说得热闹从办公室里出来一个满脸核桃纹的瘦老头,单穿着一件棉袄也没系扣儿,用一只手掩着怀儿说:“都说我嘴碎,我这人就是爱说,都啥会咧,爷儿几个也该溜达着了吧!人还是怕厉害的,要是队长在家你们敢这样吗?”洪光一愣:“这位是……”白敬威看到洪光有点难堪便赶紧把话接了过去:“这是我们家你大叔白敬理,队里的饲养员。”洪光爽朗地笑了笑说:“啊!敬理大叔啊!知道,知道。你看我这眼拙的竟没有认出来。”然后朝白敬理伸出了大拇指,“好多人都说大叔是队里的好管家,好啊!好啊!名不虚传,今天大叔就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

“啥好管家,我就是不管不顾好讨人嫌,不管是社员队长都敢说。队里哪个敢说队长,就是我有时顶他几句。你看队里账没结红没分,又抬腿就走了。过几天就要米面要牲口草料,去一冬能挣回几个钱来?……”别看白敬理说别人,他叨叨起来也是没完没了。白敬威看他哥又叨叨队长便赶紧说:“别说这个,队里的事儿少管,就喂好你的牲口就行了。”洪光也觉得他耽误时间太长了,便转身对队长说:“殿军哪!咱也该动弹动弹了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7(3)

“我见你说得挺热闹让你多说了会儿,要不早该走了。”老实巴交的白殿军憨声憨气地说完又对大家说:“还是平整土地,你们几个年轻的,拿上筐、扁担。你们女的也带上两副筐轮着抬,别光拿锨等着装筐老在哪儿戳着。”王玉芹不干了:“谁戳着了,谁戳着了,你看清了没有?”别看队长老实心里有数:“谁戳着了到地里看,你们就是嚷嚷得欢顶啥!”

队长一说女的们就会嚷嚷,这下可炸锅了。白刚的侄孙女、白纪青的女儿白秀芳,平时规规矩矩不爱说个话,这时也说:“男的们就没戳着的?你就不管了。”王玉芹追上队长,就着白秀芳的话头喊着说:“你就是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捏。”有人带头,不敢说话的也说开了,人们围着队长,七嘴八舌地反驳他,就像大公鸡鹐架一样,你一嘴我一嘴地冲着队长斗开了。本来就是三个妇女一台戏,尤其是姑娘们到一块儿更是热闹。民谣里《几大欢》的最后几句就是“……顺风的旗,十七八的闺女,顶水的鱼,”十七八的闺女们闹腾开了可是没完没了。队长任凭她们嚷嚷也不理她们了,他知道他这张嘴说不过她们。

白刚看到这群年轻人生龙活虎的样子,心里很高兴。觉得这是夏雷队长不在了,他要在人们可没有这么活跃,整天死气沉沉的。他太厉害整天训人发脾气,不用说妇女们害怕,一般社员也是不敢说话。只要他带着出工,一个个都是老老实实,谁也不敢咋呼。不过殿军也太老实了,看来当队长也不能太老实了。

夏雷队长倒是有个厉害劲儿,可是他只对别人严,自己便为所欲为了。正像刚才饲养员提到的,每年冬春他都出去几个月拉脚,钱赚得不少,交给队里的不多,问起来就说送礼搭人情了。除去给他们送的米面和牲口的草料钱,队里得不了几个钱。还有那天纪青说的,每年花生种的不少,只在场里堆着就少了一半了,社员根本分不着多少。粮食和其他东西,少了多少,没人知道,也没人敢于过问。这样队里还能搞好?

社员就是指望这人均一亩多地,好年头一亩地打四百多斤粮食,人吃马喂一大堆花销都从这每人四五百斤粮食里出,不用说什么奔共产主义,吃饱肚子都难啊!年轻时宣传的集体化道路竟然是这种结果,这样下去将来可怎么办呢?白刚整天闷声不响,但脑子没闲着。他为自己发愁,也为老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前途发愁。难道我们奋斗了多半辈子,就为过这种穷日子吗?有人说中国人太多只能如此。他不同意这种说法,人口会越来越多,那样我们中国不是越来越没希望吗?可是出路在哪里?他不知道,也看不到希望。

洪光见白刚老是低着头,闷声不响,便过来找他说话:“兄弟!想什么呢?整天也不说个话。”白刚啊了一声,好像刚从梦中醒来,茫然无措地笑了笑,随便说了声:“没想什么。”洪光说:“别逗了,你还能瞒过哥哥的眼睛?你的心事都挂在脸上,看你那愁眉苦脸的样子能说没想事儿!”

白刚知道刚才自己确实是走神儿了,不过自己的想法没法往外端,现在还想这些,人家不说你精神病啊!再说要传出去有人一上纲就是散布不满,攻击社会主义,遇到运动就会大火烧身。见人只讲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时势所迫,即便是对亲友,也只能如此。可是他又不善于说瞎话,所以一时张口结舌没有马上回答。

洪光看他为难,不等回答自己先说了:“愁什么?这年头不愁吃穿就是好生活。不用管他们说咱们是这个分子那个分子,咱生活还比他们强。我兄弟媳妇虽说工资不多吧,供一家子吃饭总还不成问题。国家的事儿,更不用咱操心了,让别人发愁去吧。这一代解决不了还有下一代,总会有办法。咱哥儿们过去为国家操心够多了,尽了自己的责任,咱无愧于人,这就行了。”

白刚非常惊讶,我什么都没说,他怎么就知道我一路上想的什么?便说:“大哥!你简直看到我心里去了。农村这么穷,国家这么乱,将来怎么办呢?”

“别想那个,现在就是好好活着。”没容他说完,洪光便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半年多来经常开我的斗争大会,游街示众,早上一通知我开会,我就告诉你嫂子:赶紧给我烙油饼,要不经不住兔崽子们折腾。我不发愁,早早愁死,兔崽子们准得说:死一个少一个。不能让他们高兴,与其让他们高兴,还不如咱们尽量活个舒服自在,气气他们。”洪光说被斗游街的事儿,也是一边说一边笑,而且大嗓高声,也不避讳旁边有人没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8(1)

白家庄都是旱地,苦海盐边,地下水是苦的咸的,上级年年让打井,打一个废一个不能浇地,只能作为政绩供县里向上级报个数字完事。这种面子工程不仅耗尽了队里的积蓄,而且使农民负债累累。这二年人们都看清了这种劳民伤财的事,队里也实在拿不出钱来搞这种形式主义的工程,所以连上级拨的那点可怜的补助款也不要了,让报就报打了几眼井的空数字完事。没有水浇地平整土地也就成了形式,因为这里是一马平川,高低差不了多少,起高垫低没有实际意义。但上级要求“车如海人如潮满地红旗飘”轰轰烈烈地学大寨,谁敢不干呢!

况且夏雷队长带着几个人到市郊搞运输,队里工分照记,还有比工分多许多倍的外快,队干部们每天干不干也是照记十分工,社员们要是不出工,工分就全让干部们挣去了,所以有活没活,社员们也乐意到地里冻着去,好混一天的工分。冬天虽说冷点,但混上五六个小时,就是十分工,夏秋累得汗珠子摔八瓣儿,干十几个小时也是十分工,所以冬天不出工社员就太亏了。

出工就是混工分儿,平整地又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所以经常是干一会儿就歇了,一歇老半天,再干不大一会儿就收工。今天队长却是老也不说歇着,白刚、洪光、白树勤、白敬威、要得平这几个老头儿装筐,女的除了王玉芹、白秀芳等四五个人轮流抬筐外,也都装筐,其他小伙子们自然是抬大筐。队长白殿军一个人在一边收尾,把人们挖得乱七八糟的地方,再重新平整一下。他本来还可以叫上两个人一起干,可是看着别人干活磨磨蹭蹭的长气。装筐抬筐,你干得再慢也得干,这收尾平地,可没个准儿,要细致平就得狠下功夫,要糊弄随便拿锨划拉划拉就行。让人在他眼前连干带玩地瞎闹,还不如自己累点舒心。

虽然活不紧张,筐装得也不满,但抬大筐终究是累活。况且粮食不够吃,冬天家家都改吃两顿饭,许多人家早晚全靠白薯度命,哪会有劲儿?干着干着抬筐的人们就腻味了,不少人都嘟囔说:“今天这是怎么啦?队长把二一歇忘了?”

“二一歇?什么二一歇?”洪光很奇怪。白刚刚要解释,快嘴的王玉芹笑得前仰后合:“姥爷真是当大官的人,连二一歇都不知道。就是歇着。”洪光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叫二一歇?”王玉芹又笑了:“你忘了?刚到地里你没歇着?那是地头歇。这回再歇着,这不是二一歇?这是老规矩,干啥活都是这样。”洪光见这闺女又说又笑,很高兴,便说:“既然是老规矩,那咱就按老规矩歇呗!”王玉芹又笑了:“那也得队长放话呀!你说了可不算。”

王玉芹说的是实话,并非有意将他的军,可是洪光这人向来不信邪,尽管他现在身份变了,成了五类分子,他却不听这一套,到哪里都得以他为中心。他想这么点事有什么说了算不算的?该歇就歇嘛!便向队长喊道:“殿军哪!你怎么一个人闷着头干起来没完了?歇会儿。”

白殿军干得正欢,听见洪光喊他便立了起来,觉得这人真怪,怎么头天出工就指挥开了?不觉一愣。还没容他说话,洪光却喊道:“歇吧!歇会儿。”首先是王玉芹等一伙闺女们乐得“啊——”了一声,欢呼起来把扁担一扔筐也没倒,便跑到洪光跟前来。小伙子们也都跑了过来围了个圈儿,朝地上一坐,队长僵在那里立了一会儿,也无可奈何只好慢慢地也朝人堆走来。为了掩盖他的尴尬,凑到王玉芹哥哥王光华的身旁坐下,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块皱皱巴巴的纸,在大腿上用手摩挲了摩挲:“带烟了没有,来点!”

“我说你这当官的,怎么总是抠唆我们老百姓呢?”王光华把身子一斜,佯装生气地瞪了他一眼,不高兴地大声喊叫说。白殿军说:“我算个屁官啦!哪如当个社员自在。快点吧,磨蹭啥!”他一边拿起那张可怜巴巴的纸接着,等待王光华掏烟,一边还不住地往公路上张望。王光华说:“哟!大伙儿听听,要饭吃还嫌我们磨蹭,还是当官的厉害吧!”

“别打岔甭想转移目标,快掏烟吧!”白殿军等着接烟的工夫,还是不住地往公路上看。王光华见白殿军一个劲地看公路,便说:“我说你今天是咋的咧?老看公路干啥?那儿有大闺女等着你咧?”白殿军说:“哪个大闺女会找我,我是怕公路上来汽车。”王光华笑笑说:“这可奇怪啦?你神经咧?公路上就是跑汽车的,你是怕汽车干啥!”

白殿军很为难的样子,任王光华说他,他也不吭气,直到白敬威和洪光也都注意到这一点,问他是老看公路干啥,他才不得不解释了,慢慢腾腾地说:“人家不让往外说,公社有通知,这五六天县委书记往咱们东片视察农田基本建设,不定哪天来,让小心点。这几天我一直留心,今天已经是第六天,最后一天了,我估摸他该来了。”

一提县委书记要来视察,人们都有点发怵,那小子狗性,翻脸不认人,谁都敢咬。对于他的厉害,县里没有人不知道。他原来是县里花几年工夫培养的典型,尽管只是个识字不多的农民,竟成了省模范支部书记,在不少省领导脑子里都挂了号。为培养宣传他,老县委书记和县里领导花费了许多心血。可是“文革”时得到了省里权威人物的支持,他成了县里“红色造反司令部”的一号服务员,人称“红司令”,斗县里这些领导就属他斗得欢、斗得狠。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8(2)

他们占据了县化肥厂,在大烟筒上架起了机枪。他本人腰挎两把盒子枪,出入还有一帮全副武装的小兄弟不离左右,威风凛凛十分得意。他以前当过兵,枪法很准,不说百步穿杨,几米之内打个麻雀是十拿九准的。现在有的是子弹,经常在大街上给人们露两手,那乱哄哄的年头,谁不怕这个?所以他很快就出了名。又很快成了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

当了县里的正式一把手后,和“红司令”可大不相同了。“红司令”虽然也很威风,要斗谁就斗谁,可是那终究是靠一帮小兄弟扶持,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而且几派组织争权夺利,你打我砸说不清谁把谁整垮。

当了县委书记,可是掌握了全县的人财物大权,昔日他眼里那些了不起的干部,现在男男女女都得随着他的眼珠儿转,他就更不可一世了,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整天带着几个人到各科局和公社视察,认为谁对他不够尊敬或是汇报不满意,便当场组织批斗。不久前,他为制造政绩,骗取荣誉,作为自己进一步高攀的阶梯,硬逼着下边在粮食产量上弄虚作假。

那是“以粮为纲”的年代,县、社头头的升迁,往往和粮食亩产挂钩。“粮食上纲(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的产量),书记吃香”,“粮食冒尖,书记升官”,正是这种情景的写照。别看他从一个支部书记一下成了县委书记,他对自己的前途升迁,并没有满足,相反,倒刺激他有了更大的胃口。而且当时的形势也推动他想高攀,并非痴心妄想。

因为他不仅造反积极,名声在外,而且省里掌了权的大人物,他们也早熟悉。同样是识字不多的农民陈永贵,不是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吗?还有工人、农民不是也当了国家领导人了吗?自己怎么就只能当个县委书记?所以这时他的野心越来越高,经过造反的冶炼,他的胆子比任何时候都大。只要能够高升,扩大自己的权势,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什么宗旨、原则,法律、道德,都去他妈的吧!老子不懂这一套。

书记叫郎仁池,当面人们都对他毕恭毕敬,说话都是书记长书记短的,背地里不仅不叫他书记,也不叫他的名字郎仁池,而是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吃人狼”。这样的书记,人们能不发怵吗?所以当队长白殿军一说县委书记来视察,刚才还有说有笑,一下子鸦雀无声,谁也不敢乱戗戗了。

洪光虽说现在是五类分子,但是见过大世面,高级首长见得多了,以前这样的县委书记,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现在虽说情况不同了,他觉得也不必害怕。为打破这种让人窒息的沉默,便说:“你们看看,我说我兄弟是个大老实人吧!人家不让说他还是说了。”说完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又瞪大了眼睛,神气十足地大声说:“说了好,说了好!说了大家都加点小心,这年头少惹点是非就好。一会儿要是来了,大家别瞎说,都听我兄弟殿军的。”停了一下,他又觉得不对劲儿,自己先笑了,“就是我兄弟这嘴头子不算利落,光华,玉芹,还有你们嘴头子利落的,我兄弟说不上来的时候,你们补个漏儿,好不好?”

在场的这些人,就属二愣官儿大,他是大队民兵副连长,是村一级的干部,可是在这种场合,他向来不爱张扬自己,总是和几个老年在一边说小话。今天看见人们提起“吃人狼”便这么紧张,很有点不平。便说:“他算个屌啊!来就来呗!二年前他不就是个村干部吗?”

此言一出,语惊四座。人们觉得你这二愣真愣啊!这要让“吃人狼”知道了,还能轻饶了你吗?白敬威首先打断了他的话:“哎!可不能瞎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王光华也说:“老皇历看不得,你可不能拿武大郎不当神仙,听说人家还要高升呢!”

“还要升啊!他是烧了啥高香啦!这么大福气。”“他那样的,还升?不准吧!”人们几乎同时发出了感叹和疑问。王光华很有把握地说:“不准啥,县城里都哄嚷遍了。”要建贵对这些小道消息很感兴趣:“上哪啦?地区?”王光华故意压低了声音,把头一摇,表示对地区不屑一顾:“地区?小点。”然后精神一振高声说,“调到省里,省革委副主任,就是以前的副省长。”

人们又一次震惊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说不出话来。王玉芹首先打破了沉默,啊呀了一声说:“我的妈呀!一个庄稼人一下子成了这么大的官儿?”白敬威说:“是这个收庄稼的年头,赶上好时候了。这不奇怪,陈永贵呢,不比他还大!”要建贵说:“他哪能和人家陈永贵比呀!全国学大寨。他刚当了县委书记,又上省里当领导,这也太快了。”

“呆着你的吧!啥都有你!”要得平满脸的不高兴。要建贵不服气地说:“说说这个怎么了?大伙儿不是都在说嘛!”要得平说:“有别人说的,没你说的,你也不想想你是啥成分?”要建贵气呼呼地顶了他爹一句:“成分不好怎么咧?就得把嘴堵上,把人憋死?毛主席还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呢!”要得平气势汹汹地说:“你给我住嘴!你觉得看了几本破书就有理啦?”他觉得不能说别人,还不能说自己的儿子吗?他所以小心谨慎,就是不放心这个儿子,恐怕他出事。

白刚抻了下坐在旁边的要得平的衣裳,在他耳边小声说:“不能说这话。”要得平经白刚一提醒知道说走了嘴,不再说话了。要建贵虽然不服气,气得噘起了大嘴,但在人前也不能不给爹面子,也不说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8(3)

大家的议论一下跑了题,可是洪光还没忘了刚才二愣说县委书记是个屌的茬口,便转向二愣说:“二愣啊!不是大叔说你,在咱们家人面前说说不要紧,人家来了可不许你冒傻气,听见没有?”二愣笑了笑:“当他面当然不能这么说。”可是他还是坚持他的意见,“对他也不用怕。他熊吃官饭的可以,对咱这穷老百姓能咋着?”

白刚一直没说话,在这种场合,他总是多加小心。宁愿让别人忘了自己,好好清静一会儿,也不愿意因为说话给人留下什么把柄。他很佩服洪光大哥,身处逆境,不亢不卑,谈笑风生,挥洒自如,仿佛他不是被专政对象,而是当然的总指挥,可是也觉得大哥的话太多了,言多语失啊!

正说着,远处尘土飞扬,在烟尘滚滚中看清了有三辆吉普车,飞奔而来。人们立即紧张起来,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来了,来了!”白殿军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也不会着急,仍然是慢声慢语,只不过这次语气中透露着一种得意,“你们看咋样,我估摸着该上来了。抄家伙,干会儿吧!”

人们都干了起来,还没装满一筐,吉普车就到眼前了。车还没站稳,嗵嗵地从三辆车里跳出了十来个人。为首的一个魁梧大汉便是郎仁池,足有一米八,扁长脸,大下巴朝前撅着,鼻孔朝天。一头乱发七出八进地蓬蓬着,看起来他是十天八天也不梳回头。他也没有像其他干部一样穿一身干部服,仍然是一件农民的对襟小棉袄,外边穿了一件绿色军大衣,扣子敞着。只是眼睛非常明亮,神情中透露着坚决、机警。刚从车里下来,便像个铁塔似的往地上一杵:“你们是哪队的?怎么没带红旗?”见没人马上回答,接着又说,“谁是队长?嗯?”

“没……没……带。”白殿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一下急了个大红脸。前几天公社说过让遍地飘红旗,他觉得说说算了。拿着铁锨背着筐,扛着扁担,已经够累赘了,再让人们扛红旗,那是能多干活还是能多打粮食?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嘛!没想到上面是认真的,他不会说谎,只能实话实说。可是他说的这句话等于没说,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带?他只回答没带,这哪行呢?

郎仁池严厉地又追问了一句:“为什么,嗯?”王光华见队长急得脸都紫了,说不出话来,便说:“这不怨队长,是我的事儿。今天该我扛红旗,吃饭晚了,一着急把这事儿忘了。”郎仁池用机敏的眼光巡视着人们:“是真的吗?嗯?”白敬威见县委书记看他们几个老头儿,便赶紧说:“这还有假?我们每天都带。”

郎仁池还要说什么,这时一个人到他眼前说:“郎书记!时间不早了,赶紧上公社吧!公社人们还都等着呢!”郎仁池只向大家挥了一下手说:“好,你们干吧!”扭头大步流星地朝汽车走去。汽车卷着黄土,一溜烟地飞走了。

“好啊!好啊!”洪光伸出一个大拇指冲着王光华说:“今天多亏了光华,化险为夷。是的!一定的时候就得敢于担担子。”然后又对白敬威笑笑说,“二叔接得好!接得好!到事儿上就得你老出面啊!”

白殿军这时才从困窘中解脱出来,用他那粗嗓门慢声慢语地说:“说点啥不好,单问这个。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下把我问住了。”洪光敞开洪亮的嗓门高声议论了起来:“这话说的。人家这就叫突出政治嘛!当领导的对你多抬少抬几筐土不感兴趣,人家要的是个声势,是个气派。”然后笑笑对大家说,“怎么样?该回家喝稀粥去了吧!”王玉芹说:“姥爷!全村就你还吃三顿饭,我们哪有粥喝呀!吃块凉白薯就算好的啦!”洪光说:“对!对!你们都两顿饭了,就姥爷保守。我中午还得喝点稀粥,光吃白薯不行。”王光华见队长还不走便说:“戏演完了,队长走吧!”白殿军说:“走呗!这些天我就担心他来了会出啥岔儿呢!这回算对付过去了,还在这儿冻着干啥。”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9(1)

人们还没走到村里,就听见大喇叭喊了起来,只是离得远,听不见喊什么。“噗!噗!”大喇叭里又吹了两声,这回人们都听清了。大喇叭里说:“吃完后晌饭,县委郎书记到咱大队开社员大会,全体社员必须到会,五类分子不许参加。大家快做饭,不许迟到。”一听就知道这是大炮的声音。接着大喇叭里又噗噗了两声,重复广播。也不知重复几遍了,显然是个十分重大的事件。

这一下不管成分好的成分坏的都有些吃惊了。王玉芹首先沉不住气:“我的妈亲!刚从咱这儿走就上咱村开大会,准是对刚才的事不满吧?不定要找啥茬儿呢!”她心里嘀咕,怕刚才他哥哥的谎话被发觉。二愣看出了玉芹的担心,他和玉芹在偷偷恋爱,因为处于秘密阶段,还不好公开表示多么亲近,不过一见玉芹表示害怕,便马上说:“咱一个小老百姓怕啥?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然后朝玉芹笑笑,又转向白殿军说,“队长心里敲小鼓了吧?”白殿军也正担心,出啥差错,头一个得找他。可是表面上还很镇静:“我是怕啥?顶大把我这个队长撸了,我正不想干呢!”

正说着,从村里风风火火地走出一个女人来,中等个头儿,四十多岁,瘦长的身材,清秀的面庞,穿着合身的小棉袄,透着一身的灵气,一双明亮的眼睛里,充满了大胆和快活的神气。虽然是地主家的儿媳妇,她却对谁都不畏惧,和谁都开玩笑。她是白纪青的妻子,白刚的侄媳妇,叫赵玉兰。由于她爱说爱笑,心灵嘴快,巧于应对,善于周旋,人们都叫她阿庆嫂。离老远就对白殿军喊着说:“你这队长是咋当的?冬天一个混工分的勾当儿,该收工你不收工,都啥会儿咧,你们才回来!”

老蔫儿队长轻易不开玩笑,也蔫蔫乎乎慢声慢语地说:“你这阿庆嫂说你管得宽你真管了个宽。我们啥会儿收工你还管得着?是想我侄儿了吧!这么一会儿就等不了咧,还跑地里找来?”说得那么认真,逗得人们都笑了。赵玉兰说:“你这个没横竖的,叔公公是跟侄媳妇闹啥!我是想他干啥?找我叔来了。”然后急忙对白刚说,“叔啊!我婶儿来咧。人家从一大早就赶汽车,下了汽车又走旱路,走得又累又饿。到家又和我奶忙着做饭,饺子包好了,就等你回去下锅呢!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得娘俩团团转,不知道出了啥事。我说我上地里找找去吧!”她又扭过脸去对白殿军说,“要是那个没横竖的队长不收工,我非骂他一顿不可!”没等白殿军回答,王光华先抢过去了:“你看我妗子这阿庆嫂名不虚传吧!不光智斗刁德一,连共产党的队长也敢骂,厉害不厉害?”

白刚听说妻子来了,早就着急了。赵玉兰和人们说笑时,他便大步流星地往前走了,赵玉兰紧跑了两步,才跟上了他。不管有多少苦恼,一见到久别的妻子就都云消雾散了。白刚的高兴却是以责备开始的,一见妻子的面就说:“你要是来先来个信啊!我好去汽车站接你。”吴玉萍以反问的口气责备说:“先来个信?你以为我想哪天来就能哪天来呀!”

白刚不理解离家仅几十里路,一个干部回趟家自己还不能做主:“几个月不回家,请个假还这么难哪?”吴玉萍说着眼里转着泪说:“请个假还这么难?你觉得我在外边容易呀!你也不想想我是啥身份?咱是啥家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里,咱能和一般干部一样吗?”白刚一看妻子眼里的眼泪,刚见面时的那种高兴,一下就无影无踪了。心想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久别重逢的夫妻,见面时都不能给人以欢乐,可是他却压制着自己的伤感,赶紧安慰妻子:“我知道你在外边不容易……”

“不!你不会知道。”没等白刚说完,妻子便打断了他,“干校里有些人可能还不如村里的五类分子好受。许多人一整天有人监视,还没完没了地批斗。”这情况白刚确实没有想到,他以为干校无非是劳动学习罢了。哪儿想到各地揪斗高潮早已过去了,干校里还在批斗,不少人还没有自由啊!听到这些他为妻子十分担心:“你不会又是重点吧?”看到丈夫害怕的样子,吴玉萍反过来又安慰起白刚来,笑了笑:“看把你吓的!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解脱了,回去就离开干校参加斗批改工作组。”

老太太早就急着要煮饺子了,但看见儿子、媳妇刚才眼睛里都在转眼泪,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们没敢说话。这回看见媳妇笑了,知道没啥事便赶紧说:“你们别光说话了,快煮饺子吧!大喇叭不是说还让开会嘛!”她八十多岁了,耳朵又聋,村里啥事也不知道。但是经过多少次运动的磨炼,有一条她非常清楚:大喇叭就是权威,就是命令,叫到谁谁就得赶紧去,说开大会社员们谁也不能耽误。

白刚一听到妻子参加斗批改工作组,一切疑虑便全消失了。斗批改工作组,常年吃住在农村,实际是个苦差事,但它却是政治合格的通行证。对于家庭出身不好、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来说,取得这样的合格证,无异是天大的好消息。白刚虽然不知道详情,但听到这一句话便足够了。所以听到妈妈让煮饺子时,便一下子跳了起来高兴地喊了一声:“煮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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