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萍听赵玉兰这一说心宽了些，可是想到白刚还没回来，准是还在挨批斗吧？想到这里，实在放心不下，便对赵玉兰说：“你叔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你再看看去吧！”赵玉兰看到她婶儿这么不放心便说：“我给你瞅瞅去。”
过了好半天，赵玉兰终于急步如风似的回来了，吴玉萍满怀狐疑和惆怅地迎上去，刚想问个究竟，赵玉兰却笑容满面地抢先说：“婶儿啊！我可开了眼啦！你猜怎么着，串庄倒腾小买卖儿的那个人当了县委书记啦！这可是新鲜事。”说得吴玉萍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忙说：“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的？”
“我去了以后，正赶上那个吃人狼书记说：我就要到省里工作了，这次来除了看看大家向大家告个别，主要还是为了让新任县委书记和大家见见面认识认识。接着从后边出来一个人，郎书记说：这就是接替我的县委书记，郎佐臣同志。”赵玉兰连说带笑：“我的妈呀！这不是串庄卖桃卖杏夏天卖冰糕的那个人吗？前几年老上庄里来卖东西，谁不知道啊！他和郎仁池是一个庄的，都说他俩是干哥们儿。人倒挺随和，就是老是缺斤短两，人们都跟他闹着玩叫他郎心狠，谁知道他叫郎佐臣。以前我都经常说他郎心狠哪你可别太狠心了，少了秤下回来我可不依你。现在人家一步登天当了县委书记。郎仁池必是怕人们不服气，还说你们不少人都认识他，一下当了县委书记，大家也许觉得奇怪吧？这有什么奇怪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以前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成了民主派、走资派，现在就是要工人、贫下中农坐天下。现在请郎书记给讲话好不好？说完就使劲地鼓掌，让大家也鼓掌。”赵玉兰快嘴快舌，说话像连珠炮似的，风雨不透，让人没法插嘴。吴玉萍对这事也感到新鲜，但终究更牵挂白刚，趁她喘气的机会，便急忙说：“你叔呢？怎么着啦？”
“我叔？”赵玉兰这才想起对呀！刚才我是去探听我叔的消息，便说：“你看，我刚才光顾说那码事啦！我看我叔好像没事儿啦！”吴玉萍说：“你怎么知道？”赵玉兰说：“我看我叔没事人一样，满不在乎地和五类分子在门外头站着呢！”吴玉萍说：“咳！你不知道，他那个人哪，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也是那样。从外表上你可看不出他有事没事来。”赵玉兰充满自信地说：“从外表上看不出他心里想啥，是不是挨过打，受过折腾还能看不出来吗？这点儿事还能瞒过我的眼睛？”吴玉萍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唉！没事儿就好！”
赵玉兰对这个倒腾小买卖儿的当了县委书记，感到十分新鲜，就像遇见了变魔术的没看出头尾来心里放不下，还想看个究竟又高高兴兴地一阵风走了。赵玉兰到了会场正听见新书记讲话，说要真心学大寨就要堵资本主义的路，不堵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不以粮为纲，不种高产的杂交高粱，种豆子谷子黏高粱都是资本主义。社员必须一心在队里劳动，自己院里种的韭菜栽的葡萄全给我刨掉。想搞小自由自己找来钱的道儿，都是资本主义。会场上必是有人念叨了这样只能穷死拉倒。他一下子喊叫起来：“谁说了只能穷死拉倒？你给我站起来！穷怕什么？伟大领袖教导我们：穷有穷的好处，穷则思变，穷了就会革命。”
只有穷死拉倒这句话是白敬威小声嘀咕的。偏偏新书记耳朵灵听见了，便立即火冒三丈，让他站起来问他是什么成分。大炮心眼儿灵活会来事，一看会议要扭转方向，白敬威是惹不得的，斗争他自己可就为难了。没等白敬威回答抢先说话了，满脸堆笑地向县委书记说：“他是老贫农，平时在村里表现很好。”又马上把县委书记的话接过去，板起脸瞪起了眼睛，大声训斥白敬威：“穷怕什么？我们要穷得有志气。要靠走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靠院里栽几棵葡萄、种点菜能发财？那是个人单干是资本主义道路是死路一条。你坐下老老实实听书记讲话。”然后又换了一副毕恭毕竟的面孔，笑笑对书记说：“请郎书记继续讲话。”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2(2)
起初郎佐臣对支书黄铜钟打断他的话有些不高兴，后来看看这支部书记威风凛凛，讲得头头是道，说怪话的又是个老贫农，而且他到村里来主要是和干部们认识认识，让人们对自己有个好感，当然不愿意把局面闹僵，这件事便算过去了又讲开了冬季生产。
一讲生产大炮更来劲儿了。县委书记刚讲完他便马上兴致勃勃地表态，讲了几句学大寨的意义以后，话头一转便给两位郎书记脸上贴金：“郎仁池书记调到省里担负要职，还在百忙中来咱白一大队看望大家，郎佐臣书记刚上任就到我们大队视察工作，这是我们白一大队的光荣。刚才郎书记讲了，今冬中心任务就是农田水利建设。我们绝不能辜负两位书记对我们的关怀，一定把我们大队的农田建设搞得轰轰烈烈，不用说干了，就是想起这农田基本建设来我都全身冒火。”说着，他把腰里的布带子一解，没有系扣子的棉袄一下便敞了开来，露出了紫红的胸膛。他只穿了一件棉袄，白色的棉袄里子已经变得黝黑锃亮，他说着两手比画着，小棉袄儿在胸前一劲地煽乎。他嫌它碍事干脆两手一扒，把小棉袄扔到桌子上，放开铜钟似的嗓子喊叫说：“今年冬天我们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要不就对不起两位书记。”
郎仁池打断他的话：“是对不起毛主席！”大炮马上说：“对！对！我们要不拿出百分之二百的干劲来，就对不起毛主席！我们一定要干他个热血沸腾，热气腾腾，热……”他还想说两个热什么，但没有词儿灵机一动，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说：“我的妈呀！现在就热得我直冒汗。”他也真能表演，大冷的天儿，屋里又没生火，人们都穿绒衣棉袄，县里来的人们还穿着棉大衣，他光着膀子还真出了汗。紫铜色的身上，肌肉一疙瘩一块，油光闪亮，就像涂了油彩一样，显得非常健壮，参加健美比赛都够资格了。他越说越兴奋，最后把胸脯用力一拍喊道：“我们宁掉十斤肉，宁减十年寿，也要以冲天的干劲，变冬闲为冬忙，把农田基本建设搞上去，以报答两位书记对我们的关怀。”
县里的同志带头鼓掌。郎仁池非常满意黄铜钟的讲话，本来他不必再讲话了，但鼓完掌以后，又情不自禁地讲了几句：“刚才黄铜钟同志讲得非常好，不用说干讲起来就热气腾腾，光着膀子还出汗，可见他热情高涨，心情激动，有了这样的支部书记，我们对白一大队是一百个放心。”大炮受到省里领导夸奖之后，更加得意乐得抿不上嘴。省县两个领导都劝他赶紧穿上棉袄别冻着。他却越说越来劲儿，满脸堆笑说：“不冷，不冷。”
白刚在屋门口外边站着，心里特别烦躁，妻子在家里一定等急了，他真想急忙飞回去，和妻子说说话，谁知这些人废话连篇讲起来没完。他只穿了一件小棉袄，也忘了穿件棉大衣，大冬天在院里站着一动不动，冻得混身直打哆嗦。听到人们讲话轮了一遍，大炮那些大话也吹完了，觉得该散会了。
谁知大炮又光着膀子跑到院里来，一到院里马上变了另一副模样，笑容不见了，两道浓密的剑眉倒竖，腮帮上的肌肉都横了起来，牙一咬气势汹汹地说：“你们都给我站好！低头！你看你们这一群熊货缩肩抱肘，哆哆嗦嗦，你们穿着棉袄大衣有那么冷吗？”然后轮起左右两只手，啪啪在胸脯上使劲拍了两巴掌，“我光着膀子还出汗。凭你们这个熊样也鼓不起干劲来。告诉你们：今年冬天农田建设中，你们要不使出拉屎的劲来，我扒了你们的皮，都滚蛋！快滚！我看见你们这个熊样就有气。”他这种表演又得到了两位书记的夸奖。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1)
白刚终于回来了。吴玉萍满怀惶惑焦虑地扑上去，用痴情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白刚的眼睛，想探询出他在会上究竟受了多大的委屈，多少的折磨。一边瞅一边说：“你去这么长时间，我这心哪就一直揪揪着。快告诉我，他们对你怎么了？”白刚满不在乎地说：“别害怕，没什么。”吴玉萍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没什么？我不信，你看你脸焦黄哆哆嗦嗦，眼睛里没一点精神。你什么时候这样子过？”白刚说：“我是冻的，真的没什么，不信你看。”说着两手往吴玉萍脸上一捂。“妈呀！”吴玉萍惊叫了一声，“你的手就像冰一样，你们就一直在院里冻着？”说完真想把他一下搂在怀里给他暖暖身子，无奈婆婆就在炕上，她没法那样关心。
吴玉萍一喊叫，老太太也听清了，儿子是一直在院里冻着冻坏了，便说：“唉！这年头人人不得安生，有啥法儿？快上炕暖和暖和吧！”老太太盘着腿坐着，往炕头里边挪蹭了挪蹭，想让儿子坐在炕头上。这地方靠近东北，冬天都是零下十几度，但也是只靠做饭烧火暖炕，生不起煤火。所以全屋里只有炕头上那一片还有一点温乎气。
白刚了解妈妈的心思，可是炕头上盘腿大坐那种福气他享受不了，不愿两腿受委屈。况且妻子刚来，他愿意坐在妻子旁边，一起在炕沿上挤着，便说：“妈！到屋里就不冷了，炕里头我坐不惯。”说完便拉着妻子的手，“你说说！怎么被解脱了？”吴玉萍说：“咳！我的事等以后慢慢说，你先说说回村以后怎么样？是不是挨斗了受折磨了？”白刚说：“没有！咱村比别的村好一些，对五类不经常打骂批斗。反正在家里比在劳改队好一些，再怎么着也还有亲人可以说说话。还是说说你吧！咱俩有一个能解脱也是好的，你不是说允许你参加斗批改了吗？说说，这总是个喜事嘛！”
妻子说：“看把你乐的。唉！是好事坏事还难说呢！”白刚笑着说：“好事坏事我都想听听，你快说吧！”然后调皮地瞅着妻子的眼睛，他俩胳臂紧靠着胳臂背对着母亲，亲切地抚摸着妻子的手，缠绵不尽的情意也仅此而已。要是没有母亲在场，他早就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了。吴玉萍望着白刚调皮的眼睛，心中埋藏已久的热情也被他挑动了，不过也尽量压抑着自己的冲动，只是把另一只手压在丈夫抚摸自己的那只手上，温柔地揉搓着。接着他的话茬说：“好事坏事你都想听，坏事你也这么高兴？”白刚故意调皮地笑着说：“高兴。”他好像忘了刚刚给他戴上了地主的帽子，忘了半个小时前还挨了一顿臭骂。
吴玉萍长长叹了一口气，和白刚完全不同，她笑不起来。白刚今天戴上了地主帽子，她昨天差点卷入反革命集团，在她心里都是沉甸甸的压力。虽说让她去参加斗批改工作组，谁知自己这种身份的人去干这种敏感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会出什么岔儿？是福是祸，还真是难以预料呢！即便真的是好事来了，她也会疑虑重重：这是真的吗？是不是会带来新的不幸，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的陷阱？多年不断的打击，使她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不敢相信好事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唉了一声以后，她才说：“你还笑呢！就在昨天差点把我吓死了。”白刚莫明其妙：“你真说了个玄乎，宣布解脱怎么还把你吓得要死？”吴玉萍说：“哪儿啦！那个大会起初是批斗会，揭出了一个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接着吴玉萍说起了昨天的事情。
王洁她们在菜窖里议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些话题时，她一直在场，她既没反对，也没汇报，而且内心里十分同情。在一起干活的几个人除她和另外一个人，全打成反革命集团了，那一个人可能就是汇报的人。实际上就漏掉她一个。她虽然一直没说话，可是没说话的人还有啊！不过她们都是黑帮家属，所以不说话也没有饶过她们。
就在批斗大会要结束时，干校于书记马上宣布抽调一批人参加斗批改工作组。说是要长期深入农村，改变基层政权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念名单时她还惊魂未定，暗暗庆幸这次没卷入反革命集团。想不到名单中竟有她的名字。她一时间都傻了，自己的事还没结论，又是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参加斗批改？弄不好岂不是又会有新的罪名？她决定去找于书记。
吴玉萍和于书记以前很熟，她抽到县委生产办公室工作时两人经常接触。县里的工作好坏一半靠做，一半靠笔杆子写材料汇报上去，才能得到上级的好印象。县里都知道吴玉萍是从省报下来的记者，县委便把她从农业局借去写材料，和许多人都熟悉了。由于她谦虚文雅的气质，城市知识妇女的风度，写材料又是轻车熟路，给了很多人好印象。当时的县委李书记都经常夸奖吴玉萍，书记有些讲话都由她起草。
正因为这样“文革”批斗李书记时重用右派还成了他一条罪状。现在这个于书记，当时只是县委组织部的干事，爱好文学和写作，知道吴玉萍是有名的记者，便常找她谈些怎样写消息报道的事。后来“文革”他参加了一派组织，他们便很少接触了。现在他已经是县委组织部的掌权人，又兼着干校的书记。
很长时间没有和县里的头头脑脑们接触过了，这几年又被整得灰溜溜的，所以总是懒得和人接触。尤其是造反上来的领导究竟是什么样吴玉萍心里实在没底，虽然她们以前很熟，但是要敲门时心中还是扑通扑通直跳，不知人家会怎样对待自己。敲门以后里面应了一声进来，她才敢推门进去，只见于书记正在写什么，见她进来连忙将卷宗掩了，并不起身也没有寒暄，只是冷冷地伸手示意让他坐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2)
吴玉萍小心地坐在一个大长条椅子上，不敢多耽误人家的时间，开门见山便提出去当工作组，是不是说明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结论？于书记奇怪地说：“你不是早就有了结论嘛！还有什么问题？”吴玉萍说：“我当然知道自己没问题。可是‘文革’当中给我糊了那么多大字报，硬说我有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些是不是给我闹清楚了？”于书记说：“咳！群众运动嘛！对谁提出些怀疑都是难免的，领导不追就是没事了。你的历史和现实表现领导都清楚，你放心去工作吧！这次你去孙村搞斗批改，组长是文教局的郝朋，你当副组长。”
“我别当副组长了，当个组员就行了。”吴玉萍感到十分意外，坚决推辞，她是真心不想负责任。在这个无限上纲的年代，她这种身份怎么好当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呢！于书记说：“让你干就是领导相信你，组员都是从农村抽调的农民。”
吴玉萍不能再推辞了，如果让农民当组长她当组员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不是更不好工作吗？于书记还是体贴人的。她不善于说恭维人的话，只是用感激的目光，表示了谢意。然后趁机提出了想请假回家看看，于书记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告诉她先把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下乡不用的东西全部存在干校库房里。工作组要集训，回来马上就得去县里，你婆家就在邻县不远，你只能去两三天。吴玉萍有些为难地说：“唉呀！路倒不远，只有一百里。可是两头都不通汽车，来去就得两天。”她本来不愿在领导面前提这类问题，白刚回家几个月了，她都没好意思提出回家去看看，现在可有了一个回家机会，还只能两三天光跑路了，这怎么好呢？
于书记听了也有些为难。他琢磨了一下：“这样吧！头天集合没有什么事，第二天是学习文件，第三天是领导做报告。这样你也只能去四天，学文件那天你赶到就行了。领导报告是必须听的，不然没法工作。”
吴玉萍再也不能说别的了，这已经是领导特殊照顾。她和白刚结婚已经二十年了，为了和地主家庭划清界线，从没有回过婆家。公爹过世时正是肃反高潮，白刚被严加看管，更没法回家。现在却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回婆家，心中虽不免凄楚，但仍然十分盼望看看婆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白刚回农村几个月了，到底生活得怎么样？所以她一路心急如焚，下了汽车就打听白家庄怎么走。
这里离家还有二十里地，路不熟，但鼻子底下有嘴，多叫几个大爷大娘打听着点，农村的路是不会走错的。也许是因为心急，也许是因为背的东西多，大冷的天，走出了一身汗，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一个村庄，村外见到了一座长长的木板桥，有个坑塘，塘边有几棵柳树。这个标志很好记，白刚告诉过他，过了这个村再走二里地，就算到家了。
果然，走了一段路见一个村庄，房屋破破烂烂，看不见一所像样的瓦房。这就是白家庄？想到这里给到家的喜悦，又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在这时见村头一个人，在空地上正在抡胳臂撂腿，像是打拳又像是练武。吴玉萍喊了一声大爷：“这是白家庄吗？”那人停下来，歪着脑袋审视着吴玉萍，并没有马上回答她的问话，显然对这个陌生人感到十分奇怪。然后才问她：“找谁家？”她说：“找白树勤。”她怕人们不知道白刚，便说了大哥的名字。
那人又仔细看了看吴玉萍，一身干部模样远道而来，仍然猜不透她是白树勤的什么人。便说：“你是他什么人？”吴玉萍说：“我是他兄弟媳妇。”那人高兴地说：“啊！是他老婶儿回来了，不要叫大爷叫大哥。我是洪光，和白刚我们哥儿俩最好了。你算是问对地方了，走吧我把你送家去。”
走到一个门口，洪光说这就是你们家。家里没有院墙也没有大门，只是临街有一道秫秸寨子，当中留了一个豁口便是门了。两边也是用秫秸扎成的寨子与邻家隔开。院里有三间矮矮的厢房，正面是三间正房，都已破烂不堪，房檩已经倾斜，房上长着茅草。三间破房里住着两户人家。中间的一间是过堂屋，是两家烧火做饭的地方。迈过一道高高的门坎，进了正房。洪光掀开了西屋家织的粗布门帘，喊道：“三大妈！你看谁来了？”白刚的爸爸也是排行老三，比洪光爸爸年长，所以洪光叫她三大妈。
吴玉萍见炕上坐着一个一头银发的瘦小老太太，盘着腿儿，戴着一副黑边的老花镜，正在做针线活儿。听见有人喊她，便摘下老花镜连忙下炕，那尖尖的小脚，竟是三寸金莲，这就是婆婆了。吴玉萍亲切地叫了一声妈，老太太瞪着眼睛望着这个秀气而又大方的女干部，不知她是谁，叫了个妈她也没敢答应。洪光一看老太太没想到是儿媳妇回来了，便说：“这是他老婶儿！”
老太太这才明白过来，又十分惊讶：“你咋来的？这是走来的？还背着这么多东西。快把东西放下，上炕歇歇吧！累坏了吧！”然后又对洪光说，“你大哥你们这是在哪儿碰上的？”洪光说：“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没出工。我正在村头上练筋骨，碰上他老婶儿跟我打听道儿，我说你算问对地方了，就把她给你领家来了。”老太太感激地说：“真巧，多亏了你大哥。你大哥，你也坐吧！”洪光说：“不了，他老婶儿走了这么远的道儿，让她好好歇会儿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3)
屋里只剩两个人了，婆媳俩二十多年第一次相见，都有些拘束，但还是高兴的。婆婆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硬朗，面色红润，行走自如，满头白发梳得整齐溜光。那深陷的眼睛里有一双酷似白刚的闪亮黑眼仁，眉梢儿高挑，鼻梁笔直，嘴小唇薄，紧抿着的嘴唇显现出一种严厉自尊的神态。吴玉萍想婆婆年轻时必是个美丽的女人。八十多岁经历过土改和历次运动的风雨，三个儿子，两个在外边工作的都被遣返回家了。丈夫在炕上瘫了八年就一直是她一个人服侍直到去世。一个弱小女人，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能挺得过来，还活得这样精神，必定有一颗坚强的心。吴玉萍在这里找到了白刚身上的基因所在，他的坚强固然和文化素养、教育有关，但母亲的坚强性格也遗传给他了吧？
八十多岁的婆婆不仅能看得见做针线活，烧火做饭也都是自己动手。她不愿意轮流到儿子家吃饭，自己爱吃点什么做点什么，饭菜也合自己的口味。吴玉萍和婆婆说了会儿话，婆婆说：“你跑了快一天了，早饿了吧！咱农村冬天都吃两顿饭，中午也没啥吃的，咱娘儿俩早点做饭吧！你想吃点啥？”玉萍说：“家有面吗？咱包饺子吧！婆婆说面倒有，可是除了白菜没别的，要不和你嫂子借几个鸡蛋吧！”玉萍说：“不用了，我带了两盒猪肉罐头，咱包肉的吧！”婆婆听说有肉，笑了：“那敢情好，不少日子没吃过肉了。”娘儿俩一起动手忙活了起来，可是包好了却一直不见白刚回来，这才叫侄媳妇去找。
谁知刚刚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饺子，晚上开会白刚又背兴地闹了一顶地主帽子回来，使得这次团聚应有的幸福、温馨又全部云消雾散了。晚上散会后大哥、二哥都过来看看多年没见过面的兄弟媳妇，侄子们也都来看望这位老婶儿。但因为白刚又戴了地主帽子，人们心中都不痛快，也就没有了相见时那种愉快热情，只是礼节性地见个面，说话不多很快就散了。
人们走后，白刚说：“你也累了一天了，咱也早点儿睡觉吧！”吴玉萍小声地凑到白刚耳旁说：“怎么睡？就在这儿？”她觉得婆婆还在这里，久别的夫妻怎么在一条炕上睡呢！这回是白刚感到奇怪了：“不在这儿在哪儿？”吴玉萍小声说：“你就不能借间屋？”白刚说：“借间屋？二哥一家大闺女、大小子三男两女加上他们两口七口人只有一间厢房，还是借的。大哥家的大侄子也是七口人一条小炕。就是有的人家有闲房也是破烂破户，整年不烧火，大冬天能住？再说你回来几天，还要搬出去，人家也笑话。……”
没等白刚说完，吴玉萍便打断了他的话：“算了，别说了，我说了一句，倒引出你这么多话来。”她不满意白刚说的怕人家笑话这句话，两口子睡觉不愿意有另外的人在一起，这不是天经地义吗？可是婆婆就在旁边，她不愿意多说了，虽然两人声音都很小，仍然怕婆婆听见。她觉得两人长时间不见面，见面了连自由说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亲热亲热了，这多别扭，你还说怕人笑话。她心里老大不高兴，连话也懒得说了。
老太太早把自己被窝铺好了。她吃完晚饭就把被褥铺好，坐在被子上捂着，不让炕上的那点热气儿跑掉，免得钻被窝时太凉。见儿子媳妇还老在那儿嘀嘀咕咕地说话，她也听不清，便说：“累了一天了，你们也早点儿歇着吧！”说着便径自脱衣服躺下了。白刚说：“妈！你睡吧！我们也睡。”他把两个被窝铺好，便一边急着解扣子脱衣服，一边对吴玉萍说：“快脱衣服咱也睡吧！”
吴玉萍坐在被窝上，一声不响，却怎么也不肯脱衣服。她觉得当婆婆的面就脱衣服和丈夫钻被窝，这才让人笑话呢！白刚几次抻她的衣服，让她快脱，她都把他的手推开，仍兀自默默坐着，她怎么也难适应这种生活方式。白刚没办法，自己脱光钻了被窝，也吹灭了放在炕前木凳上的油灯，又去拉她她这才不情愿地脱衣服钻进了自己的被窝儿。
吴玉萍躺下以后，他就要掀她的被子钻进去，她却紧紧捂住被子不让他钻进来。她知道婆婆还没有睡着，就是睡着了，也没有睡沉，老年人觉轻，刚睡着一有动静就会醒的。她虽然理解白刚的心情，却不愿意在老人面前过夫妻生活。但白刚却要抓住眼前这难得的机会，坚决入侵，她也就没有办法了。
吴玉萍虽然在城市里长大，因为参加工作后常常下乡，出入农家，知道农村的习俗，早晨，儿媳妇应该在婆婆起身前起来。所以天蒙蒙亮她就悄悄起来，摸索着穿好衣服，下炕端起尿盆儿去前院猪圈里倒尿。然后就烧火先温点水供全家洗脸。白刚起来后两人又一起做饭。
这些事她本来可以不必去管，她是干部，到了农村家中，她就成了金枝玉叶。婆婆起来了，她也可以躺着，别人不会说什么，况且还有借口，昨天一天她太累了。倒尿盆、做饭这类事，也完全可以依靠白刚，她头一次回家，新来乍到，别人还能说什么呢？可是她这人向来是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别人心里有一点不高兴。尤其是对白刚，她觉得他现在精神上生活上实在是太苦了，所以她想尽可能给他减少一点忧愁和负担，多给他一些帮助和安慰。她知道自己能做到的也有限，也只有能做到多少是多少了。
早饭后，白刚本来想请天假，陪陪妻子也帮妻子做做饭。吴玉萍不同意，她想昨天刚给白刚戴了地主帽子，支部书记既然在省、县领导面前说了大话，也许真要来个小高潮，各地学大寨经验，都是以大批促大干，总要抓批斗对象，今天不出工不正赶在点子上，让人家抓个典型批一顿那就糟了，她的意见不仅要去，而且还要早一点。她嘱咐说：“以后自己更得处处小心，可别再惹祸了。”没等妻子说完，白刚便顶了回去：“这些倒霉的事都是我惹的吗？”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4)
“这次郎仁池根本不知道你在场，你要不接茬儿，他能给你戴上地主帽子？”吴玉萍觉得不能再由着他的性子干了，不然他还会惹祸。白刚越说越生气了：“你说得倒好！他当着我的面污辱我、造谣诬陷，我不说话不等于默认了吗？能不说话吗？”吴玉萍也有些生气了：“可是你说了顶啥用？只是闹了一个地主帽子！”白刚发火了：“那是那些小子们胡作非为，违反政策，我要告他们！”
吴玉萍一听说他还要告状，不禁大惊失色：“唉呀！你怎么还犯糊涂啊！现在还谈违反政策，你上哪儿告去呀！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一些副总理，被打断了骨头，关了起来不给吃饱，这都符合政策？他们都没处说理去，咱这小人物，还想告状？”他见白刚还要争论，便说，“好了，我也不和你争了，你赶紧出工吧！小心点，可别再出事了。我可真受不了啦！”
白刚看看妻子忧愁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的精神压力够大了，他不能再给她增加负担。他停止了与妻子的争论，可是刚才冲口而出的告状的想法，心中却更加坚定了。他知道他这样的人，告一个省里高级领导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惹祸，而不会讨回什么公道，但为了给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添点腻味，添点堵儿，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世界也并非完全太平，别那么得意，别笑得太早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4(1)
吴玉萍要走了，她放心不下白刚这个犟脾气，别看平时不爱说话，他是越到节骨眼儿上越拢不住火儿，不管不顾。她最担心的就是为了地主帽子要告状的事儿。按说这事儿也确实让人难以接受，可是人家现在已升为省里领导，新县委书记又是他的小兄弟，一个右派告省、县两级领导这不是惹祸吗？吴玉萍说：“戴地主帽子的事儿我看别告了。”白刚气愤地说：“不行！他们纯粹是胡来。”吴玉萍说：“现在还不是当权的说了算？什么叫胡来，你看那些高级干部怎么样？说你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说你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白刚说：“那些帽子没个政策界限，划地主有明确政策规定，还没有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的。”吴玉萍忧心忡忡一直好言相劝，白刚却是宁可惹祸也得弄个明白，要看看人们现在都胡涂到什么程度。气得吴玉萍哭了起来。
看妻子哭了白刚非常难过。想到妻子的痛苦，他真想不去告状了。他也知道这事凶多吉少，自己豁出去了还要给妻子、孩子想想啊！可是一桩桩一件件的事又偏偏挤对他。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事未了，又遇见了一件倒霉的事。白刚二哥一家七口住着一间厢房，大小子、二小子经常是各处打游击睡觉，剩下五口人就挤在一铺小炕上。可是这一间屋也不是他们的，而是一户常年在外人家的空房。现在这家来信说房子他们不要了交给大队处理，大队正愁没钱花，要拆了这间房卖砖和木料。大队让二哥一家和老太太住到一起，让白刚住大哥家一间盛破烂家具的一间小房。这样白刚不仅没人做饭，老太太吃饭还要上轮，哥仨一家十天。
白刚戴帽以后，不仅按规定出义务工多了，而且中午和晚上还经常加班出临时义务工。有时中午收工刚到家，大喇叭噗噗两声，便马上喊叫：五类分子听着，你们赶快到大队把墙上标语刷干净，下午上工要写新标语。五类分子听着：中午你们马上把大道沟的道路上坑坑洼洼的地方垫平。垫不平一人罚你们多出三个义务工。白刚一听见这类的呼唤，便气不打一处来，你让我白出工干这些活也行，为什么非得吃饭时间让干活？这不是成心折腾人耍戏人吗？因为吃不上中午饭了，当母亲轮到他这里时，只能把早晨做出的冷粥放在锅里让母亲自己热一热，他就匆匆忙忙吃上几口僵硬的冷秫米粥咬两口咸菜喝上半飘冷水就走了。
他并不怕艰苦。傅作义的骑兵曾经追踪着他们整天在大山里盘旋，也是吃不上喝不上。在国民党监狱里发霉的玉米面饼子一顿也只有一个，再给半碗清水菜汤，饿得头晕眼花。他不仅没有感到悲痛，而且感到自豪。那种艰苦有代价，充满了希望，而现在这是为什么？这种痛苦毫无代价，只是给人一种莫明的屈辱，是在摧残人的尊严。他再也忍受不了啦！不顾妻子临走时的恳切劝告，决心去公安局告状。
他知道五类分子为翻案去公安局告状意味着什么，会有多大危险。那时中国政治中最大的禁忌，就是阶级敌人闹翻案，这是极大的一项罪名。但是再大的罪名他也无所顾忌了。总想当初参加革命时杀头尚且不怕，现在总不至于到杀头的地步吧？他就抱着这种心情去闯了公安局大院。
他借口去赶集，偷偷跑到县里去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晴朗天气，已经冷了，可是还没到生火取暖的时候。屋里阴冷阴冷的，外边娇艳的阳光却是暖洋洋的，令人心醉。这正是农村老头儿们蹲墙根儿晒太阳的季节，没想到公安局的大院里，人们也都在外面晒太阳。不知是正赶上他们工间休息，还是因为他们没多少事干，反正是有些人正在无所事事地聊天，有些人正在懒洋洋地看报。
白刚看到这种景象，在门口曾犹豫了一下：是通过传达室，还是直接往里闯？如果到传达室登记，一问你成分，传达室就可能挡了。可是自己这个身份硬闯公安局，问题就大了，传达室就是管传达的，和他说说好话也许会给传达吧！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规规矩矩地去登记。登记时他如实说明来意，没想到传达室老头儿把头一仰，立即精神抖擞起来，恶狠狠地训斥说：“你这不是地主分子翻案吗？翻案？休想，你给我滚！”白刚说：“我是到公安局来申诉的，我是什么问题，也不能你说了算哪！”老头儿一听火就上来了：“在这儿就是我说了算，你管得着？”他摘掉了老花镜，开开门跑出来：“你快滚，再在这儿捣乱我就叫人把你铐走！”看他那凶狠的样子白刚再不走，他就要扇他嘴巴了。
白刚气愤地走了，觉得和这种人没法讲理。而且当前这种形势，他就是打了你，你也没处说理去。怎么办呢？逼得他这守规矩的人，也不得不想歪点子了。他暗暗观察老头儿的行动，他是低头看会儿报纸，一会儿又摘掉老花镜抬头看看窗外。白刚觉得不能再等了，便趁老头儿低头时急走几步，突然闯进了大门，但很快老头儿还是发现了，从门里追出来喊叫道：“你要干什么？回来！回来！”
这时白刚已经闯到人群中了，哪能回去，只是扭头对老头儿喊着说：“我有要紧事儿，找领导谈问题！”老头儿为尽他的责任，仍然追了过来，并且大喊大叫地说：“这个地主分子要翻案，我不让他进来，他硬闯进来了，让他滚出来！”
这一喊不要紧，有些人便好奇地走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你长了几个脑袋，敢闯公安局？”“地主分子私闯公安局，不要命啦？”“把他铐起来！”白刚正想说话，没等他开口，有一个人挤过来笑了笑：“是你呀！”传达室老头儿愣了惊讶地说：“冷股长，你们认识？”冷股长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对他挥了挥手：“你回去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4(2)
白刚也愣了：怎么回事儿？公安局我没熟人啊！这是谁？旁边的人们也愣了，开始以为他们认识，看看白刚愣在那里不说话，又觉得他们不像认识的样子。有人便奇怪地说：“怎么回事？这是谁？”
“这就是白一村那个缠磨头，打成右派不认罪教养了，前些日子整家来了，是我接收的。”冷股长说，“我看过他的档案，教养以后还特别爱告状。”然后冷股长又对白刚说，“又是告状来啦？告谁说吧！”白刚仔细看了看冷股长，想起来了，来时确是他接待的，那时他们还争吵过几句。当时因为天黑，又急着争辩不去看守所，对这个人没多大印象，一时没认出来。本想说几句客气话，可是一想从县委书记到村支书都知道自己是缠磨头，捣蛋货，大概都是从他嘴里说出去的，觉得也不必客气啦！便直截了当地说：“不是告状，是想说说我阶级成分的事儿。”冷股长说：“反正都一样，说吧！怎么回事儿？”白刚觉得这里不是说事儿的地方，周围又有这么多人，便说：“哪位同志管，找个地方我详细说说。”冷股长讥讽地一笑：“就在这儿说吧！难道你还有什么秘密？”冷股长的一笑惹起不少人的笑声。
白刚知道当着这么多人是谈不好的，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简单介绍自己的情况，说解除劳动教养回家时介绍信上说明没帽，现村里又说是地主，有地主帽子，他认为这不符合政策规定。他隐瞒了两个县委书记宣布的情节，说出县委书记定的那就没人敢管了。不说这一节他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按照划分阶级成分的规定，地主家中的人，土改前参加了革命工作便不能定为地主。
他认为两个县委书记都是农民，县里的干部们是会清楚的。可是他错了，万万没想到冷股长胸有成竹地说：“别的不用说，那都是闲篇儿，我只问你两个问题，你们家是什么成分？”白刚说：“地主啊！”冷股长说：“土改时你多大？”白刚说：“二十。”冷股长说：“那你就是地主，你还找什么？”白刚说：“土改时我是乡土改工作组队长，共产党员，谁给我定的地主成分？”
旁边马上有人讥笑说：“哟！你还想给你请功啊？老皇历看不得啦！那一切都没用啦！”冷股长也马上接着说：“是啊！你要闹清楚，你不是打成右派劳改了吗？过去的那一切都一笔勾销了。你要是在外边当领导，不用说，谁也不会拿你当地主。”白刚毫不退让：“劳改和阶级成分不是一码事，划分阶级成分是按中央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规定的，那上面规定……”不等白刚说那些政策条文，冷股长一挥手阻止了他：“你不用背条文，说那些没用。告诉你，在农村就得按农村的习惯来，农村的习惯是……”
白刚没等他说完，也打断了他：“我们是按习惯办事还是按政策办事？”冷股长冷不防倒被这句话噎住了，他没想到一个老地主、右派竟敢这样对他说话。要是对别的右派、地主，他早对他采取严厉措施了，不把他铐起来，也得把他踢出门外去。可是他看过他的档案，这人不简单难缠磨，在教养所还老给中央写信，上头有不少熟人，对他不能采取粗暴措施。而且他的话又抓住了自己的把柄，所以一时语塞，有点张口结舌，没能马上回答。
这时一个小个子马上出来给股长帮腔。白刚认出来了，这就是他们刚回来时要把他们送看守所的那个人，别看他个子矮俩大眼睛却炯炯有神，小鼻子往上翘着一脸的自得一身的傲气，一看就是农村那种精明豆儿。他说：“还认识我吗？我早就知道你小子不老实，不用觉得多喝了几年墨水便在这里逞能，告诉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你可尝过了，甭想在这儿找事儿！”
有一个大个子更厉害，俨然是一副大权在握你奈我何的样子，粗声大气地说：“我们说按习惯办事就是按习惯办事啦！这事是你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啊？”说完还得意地看看大家，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事儿中央说了算。中央现在一再讲要落实政策，可没说过落实习惯哪！”白刚也毫不示弱。
这一下使大个子很有些尴尬。因为当时大喇叭广播中经常宣传毛主席语录，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他怎好说就是按习惯办事呢？为掩盖自己的尴尬，他又装作十分镇静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嗬！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我在公安局呆了好几年，还没见过一个右派、地主，敢到公安局来撒野？”
“我是请求落实党的政策怎么是撒野？”白刚把请求两个字说得很慢很重，以反驳“撒野”二字。
“你一个五类分子，到公安局吵吵嚷嚷公开闹翻案，不是撒野是什么？”大个子态度蛮横起来了，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吼道。冷股长看着要闹僵觉得不好，一来是知道白刚这人在省里有些老关系，二来是觉得这事白刚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便解围说：“其实按习惯按政策是一个样，反正在农村地主家的人土改时是成年的都是地主，这事儿不能变。”
小精明豆儿也接着帮腔说：“想改变成分，那是做梦，你们的出路就是老老实实改造。”另一个人说：“改造也改造不成别的阶级呀！往好里说只能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个子笑笑说：“什么劳动者！只能改造成一个摘帽地主、摘帽右派。”小精明豆这时突然灵机一动：“是啊！要是改造成别的阶级，几十年、一百年以后，农村不就没有地主、富农了吗？”他对自己的发现很有点自豪，说完还发出了朗朗笑声。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4(3)
白刚觉得这些年人们让阶级斗争闹糊涂了，认为阶级是永恒的。白刚对这种思想很不服气，为了不给对方很大刺激，尽量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说：“要是一百年以后还存在地主富农阶级那还怎么实现共产主义？”
这一下把小精明豆儿问了个张口结舌。他只有二十多岁，从一记事儿起就是斗五类分子、七类分子、九类分子的，他认为永远这样斗下去，这就是共产党的根本，共产主义什么样？他想也没有想过。当然共产主义是无阶级的社会，他还是听到过的，只是这些年阶级斗争压倒一切，他早把这一点忘记了，经白刚一提，他当然想得起来，但又十分茫然，没有阶级？他觉得实在难以理解，所以一时没了词儿，涨了个大红脸。大个子看到自己的小兄弟闹了个没趣儿，便来打抱不平，横起了膀子腆胸叠肚地往前面一站，指点着白刚狠嘟嘟地说：“嗬！你还有资格谈论共产主义？也不看看你那身份，轮着谁谈也轮不着你呀！”又引起了人们一片哄笑声。
白刚看了看他那副蛮横要动武的样子，心想你总不能当着这么多人就动手打人吧？便极力心平气和地说：“什么身份谈论并不重要，有地主、资本家存在，总不能叫共产主义社会吧？”大个子火了：“怎么着！你还有完没完？你们这种人谈论就是别有用心。你再胡搅蛮缠我就把你这嘴封上。”冷股长一看白刚还要争论，大个子就要动手，打起来局面便不好收拾了，便对白刚说：“别说了今天对你够客气了。不管怎么说定你地主没错儿，你不是爱告状吗？不服你就上告吧！”然后又以讥笑讽刺的口吻说，“要是告赢了说你不是地主让我们也明白明白。”引起了人们一阵怪笑。
白刚回去就给省公安厅劳改局写了信。他觉得写给中央国家机关大人物看不到，小人物一看右派、劳教分子、地主这几顶帽子，也得吓得退避三舍。遇上个热衷于阶级斗争的老“左”，还可能会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加上几句批语转回来，就会是一场新的灾难。省公安厅劳改局对他们原来那个农场熟悉，也了解对这些人的政策，起码他们不会怕担嫌疑而退避三舍吧！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在那个特殊年代真是天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