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一开始便是“上楼下楼，洗手洗澡”。新领导班子让谁上楼就得上楼，上楼容易下楼难。局里的大小头头，当然首当其冲。上了楼就没自由了，必须“洗手洗澡”，把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洗得干干净净，交待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楼。说没问题不行，一遍两遍连三遍，自己洗不干净大家帮着洗，直洗得不少人声泪俱下涕泪涟涟。“四清”比“文革”当然文明得多，农村虽也有偷偷动刑的，在县级机关还没发明“喷气式”，站板凳，跪砖头。那时的洗手洗澡还是大家一起坐着洗，所以叫洗温水澡。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6(4)
1966年底，“四清”刚刚结束，工作组还没撤走，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朱一夫摇身一变，又成了造反派的头目。不久，局长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了牛棚，朱一夫就和几个造反派弟兄掌管了机关“文革”的领导权。朱一夫虽进了领导班子，神气了起来，可是终究心里有鬼，能力也不行，对运动什么时候结束，将来是个什么结局，自己能不能稳坐局领导这把交椅都不摸底。
他觉得县里那么多局级干部不会都打倒，说不定哪些人将来还会是领导，所以局长们挨斗时，他振臂高呼声色俱厉，上纲上线绝不留情，给人们一个立场坚定、斗志昂扬的好印象。晚上却偷偷去局长那里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时还偷偷送柿子送点心，以表示自己对领导的感情。对一般干部他是又拉又压，靠拢他的投脾气的便一起吃吃喝喝称兄道弟。不满意他这为人或不投靠他的，便编造是非想法整治你。人们虽然都知道这人心术不正却不敢得罪。可偏偏也有认死理不信邪的人，以前曾和吴玉萍同住一个宿舍的姚秀环就是一个。
姚秀环为人正直倔强，平时就死看不上朱一夫，这时还是这样。见面时虽不敢像以前似的白眼相待，但是如果对方不先说话，她也仍然是不理他。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原来这朱一夫刚调来时，就分到农业局下属单位畜牧兽医站帮忙。畜牧兽医站除管全县畜牧工作外，日常大量工作是给大牲畜治病和配种。这里养着一头大种马，全身枣红色没有一根杂毛，体格健壮十分英武人见人爱。所以全县的人都愿意到这里来给驴、马配种，以便养个好骡驹、好马驹。
朱一夫既不懂技术又没文化，局长派来了又没法安排，便让他帮忙给牲口灌药和配种。给牲口吃药必须有人按住用瓢灌，牲畜配种时也要人帮忙。种马个子太大，有时老乡牵个小母驴配种，虽有木架子保护，有时种马猛然扑上去，连木架子也压歪了，不是伤了母驴，就是伤了种马。有时种马一时性急，还插错了地方，弄到肛门里去，便会把母畜肛门或肠子弄坏了，所以要有人在一旁保护、帮助。以前活多了临时从街上找人帮忙，朱一夫来了就包了这个活。
姚秀环两口子都在兽医站工作，姚秀环是会计，她丈夫牛耕元是站上唯一的一个兽医系毕业的正式兽医，也是技术负责人。朱一夫就在他手下帮忙。他来后站脚未稳想找个靠山，看准了这技术上的台柱子牛耕元，平时除帮助配种、灌药以外，还主动给他打下手，洗洗涮涮等这些零活他全包了，这样就和姚秀环一家熟了。
姚秀环心眼好，看他没家没业怪可怜，时间长了他赶不上去机关食堂吃饭，有时便让他一起吃点。谁知他蹬着鼻子上脸，以前只是偶然到姚秀环屋串串门儿，后来见姚秀环一进屋，他也就到了门口，有事没事地泡蘑菇，说些不三不四的话。
有一次姚秀环正换衣服，朱一夫进去便要搂抱，被姚秀环一巴掌打了回去，从此不准他进屋，也不准他借火做饭。朱一夫当然不满可也说不出口，姚秀环也不愿声张。要不是另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件，这事也许就无声无息地了结了。
俗话说，是狗改不了吃屎。朱一夫本来在农场就有这个毛病，又加在这里整天配种，他要手拿把攥地帮着大种马把那个大家伙插入那个地方，然后瞪大了眼睛瞅着大种马强烈兴奋令人心动的动作，他紧咬着嘴唇才强忍住了自己的冲动，等大种马尽了兴，他的裤裆里也湿了。有一次他正在帮着配牲口，见不远处正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闺女痴迷瞪眼地看着，十分入迷，竟不自觉地把一个手指头含到嘴里紧紧地咬着。朱一夫见此情景，知道这闺女情窦初开春心萌动，便邪念顿生。他匆匆打发走配牲口的老汉，便直奔那闺女而去。
那闺女本是来兽医站买药的，正赶上配种一时忘情，当发现痴迷被人看破，羞得无地自容。见有人朝她走来，药也不买了转身便走，来人紧追不舍，她便赶紧躲进了旁边的女厕所，朱一夫也转身进了旁边的男厕所。女厕男厕只隔一道土墙，防君子不防小人，只要翘起脚来，就什么都能看见。
那闺女进了女厕所并不解手，只是蹲在墙角发抖。正巧这时姚秀环在里边解手，见姑娘这般模样好生奇怪，正想问个明白，忽听见男厕所有人说：“姑娘！别怕，你出来，我给你看看我的大家伙。”姚秀环一听知道是遇上了流氓，也吓坏了，便赶紧提起裤子站起来扭头一看，正看见一个秃脑袋慢慢从墙头上伸出来。她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朱一夫，便气愤地喊了一句：“干什么，你个流氓！”朱一夫没料到女厕所有人，真是冤家路窄，又正好碰上姚秀环，吓得他没敢还嘴头一缩便赶紧跑了。等姚秀环系好了裤带追出去，人早已跑远了。回来问这闺女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人欺侮了她，她不回答只是小声哭泣，自己抹着眼泪走了。
朱一夫从此心怀鬼胎，时时担心姚秀环不定啥时候揭发出来，便对姚秀环怀恨在心，整死她的心都有，以便堵住她的嘴。可是人家两口子是单位的台柱子，他能有什么办法？所以平时对姚秀环两口子更是格外亲热，千方百计讨好献殷勤。对别人也是八方讨好，着实老实了一阵子。结果给周围人造成了一种假象，倒为他进入领导班子创造了条件。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1)
姚秀环虽然嫉恶如仇，但又是一个比较宽厚、不爱多事的人。对朱一夫那些丑事，除了和吴玉萍说过以外，对别人都守口如瓶，没有给他张扬。姚秀环和吴玉萍的关系非同一般，她结婚前和吴玉萍住在一个屋，两人处得很好。朱一夫突然掌了大权，吴玉萍曾经劝姚秀环说话要小心，和朱一夫的关系不要太僵。姚秀环说：“他当了领导怎么啦？咱一不求升官，二不犯错误，凭技术吃饭，他还能把我怎么样？”吴玉萍说：“应该是这个理儿，可是要知道现在是在运动中。”
“运动怎么啦？我没经过也听说过，啥运动也得讲理吧？”姚秀环并不在乎。在运动中没身临其境挨过整的人，很难体会到“政治运动”的反常情况，只要整到你头上是没法讲理的。
吴玉萍见姚秀环根本听不进去，也就不便深说了。可是她万万也没想到，姚秀环不听劝告，倒霉的不仅是姚秀环，也牵连到她。不难理解，朱一夫越升得快，越怕姚秀环把自己的丑事给抖露出来，早存整人灭口之心，当时的运动主要是斗“走资派”，轮不上技术员。可是朱一夫大权在握，他知道姚秀环家庭出身是富农，而且他听姚秀环说过母亲在家生活很困难，经常给家寄钱，便编造姚秀环对土改、对阶级斗争不满，散布反动言论等等，造反派用大字报把姚秀环给揪了出来。
姚秀环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她还是相信不干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什么也不检查，虽然挨了打揪断了头发，就是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斗了几回群众也烦了，只好挂了起来。朱一夫不甘心，挖空心思制造重型炮弹。
吴玉萍有一个收音机，姚秀环和吴玉萍住在一起时两人经常晚上听歌。机关宿舍租的民房各屋离得很近，为不影响别人声音很小，两人凑到收音机跟前边听边唱。她们住的小厢房是纸糊的木格子窗户，晚上隔着窗户纸便可以看见两个脑袋凑到收音机前的影子，只能听见说话的一言半语。有的积极分子曾怀疑她们收听敌台。
朱一夫听到这种议论如获至宝，便说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心怀不满的富农子女，收听敌台是肯定的。便马上发动人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朱一夫亲自带领造反派把吴玉萍的宿舍和姚秀环的家翻了一个底朝天。姚秀环家没搜出任何东西，只是把吴玉萍的一部《红楼梦》和几本唐诗、宋词作为散布“封、资、修”的罪证和收音机一起没收了。
朱一夫本想将收音机归己用，可是那时形势正动荡不安，往哪里发展，谁也说不清，而且机关“四清”工作组还没撤走。他便多了一个心眼儿，用胶布把收音机开关贴上，以示封存，交给了“四清”工作组老于保管。老于是个比较实事求是的人。“四清”运动中对吴玉萍多次进行外调，没发现什么问题。朱一夫虽是他结合进班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倒察觉朱一夫并不是个纯朴的农民干部，心术不正。但现在形势已经大变，朱一夫已成了大权在握的造反派头目，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外来干部，对朱一夫不仅无可奈何，而且也不得不尊重。
这次接到朱一夫交给他的收音机，说是作为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证，他就不太同意，仅仅有个收音机，怎么就能证明一定收听了敌台呢？可是又不好不收下。批斗会上两个人都坚决不承认收听敌台，会上虽有几个人发言，说看见他们深夜两人凑在收音机跟前听，可是谁也说不清听见了什么，怎么能证明听的就是敌台？
于队长一个老乡是进驻县广播站的“四清”工作组，有一天来老于这里串门儿，看见屋里有台收音机，就要拧开听戏，被老于挡住了。他问为什么，老于说了来龙去脉，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疑惑。老乡本是搞电器的，他说这还不好办？我来看看。他从后边拆下挡板一看就笑了，说这东西哪能听敌台？还缺两个管呢！你随便找广播站懂点技术的人都知道。
于队长心里有底了，便悄悄和两个参加领导班子的股长(当时也是造反派头目)商量，这两个人对朱一夫本来就看不起，到了研究重点人会议上，这两个人便提出了偷听敌台证据不足，有人说这种收音机不能收听敌台，最好找技术人员看看。鉴定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朱一夫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嘴里也没话可说，对吴玉萍、姚秀环偷听敌台的罪名只能不了了之。但吴玉萍和姚秀环并不知道，仍然觉得自己没被解脱忐忑不安。
朱一夫对吴玉萍一贯冷漠。后来吴玉萍去了干校，又抽到斗批改工作组，一直没见到过朱一夫，印象中只留下那一脸的凶险、冷漠。想不到这次偶然相逢，他却满脸堆笑，还特意请她吃饺子，可把吴玉萍弄糊涂了，不知是吉是凶。夜里竟半宿失眠，直到清晨才朦胧睡去。
吃完早饭回来，老郝盘腿坐在炕上就卷上了旱烟，慢悠悠地抽起来，一边抽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来，大家知道有事，便都坐在炕上等着。老郝轻声问吴玉萍：“朱一夫，你认识呗？”吴玉萍不知啥事，只应了声：“认识，我们一个局。”没有把前天吃饭时遇见他的事说出来。老郝情绪低沉地说：“他到咱这一片斗批改领导小组了，到咱公社来视察时，不知为啥把咱村好批，说咱们阶级斗争的弦没绷紧，限两天之内开好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会，狠刹卖羊肉的歪风，把带头卖羊肉的孙绍安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如果不老实，就押送公社的集训队。”老郝说完了，低着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只手按在笔记本上，一动不动。看来心里很不痛快，又无可奈何。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2)
大家也都十分惊讶，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子，成强才说：“怎么这么急？晚两天不行吗？这么大一个会，也得准备准备呀！”黎娟非常生气：“他怎么知道孙绍安？根据啥说他是带头卖羊肉？”
这时，吴玉萍才把前天遇见朱一夫的情况说了一遍，想是那派饭人家反映了什么情况？老郝对这个情况十分注意，一改那木然的表情，抬起头来两眼直瞪瞪地瞅着吴玉萍：“谁家？”吴玉萍说：“孙绍安隔壁孙金奎家。”老郝说：“啊？就是那个教书的，村支书的侄子家吧？”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孙绍安是不是就是原来那个教书的？”
人们说是。老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人们又是一阵沉默。因为大家都清楚，那孙金奎抢了人家教书的饭碗，却不会教书，学生家长多有怨言。听说工作组进村之前，有些家长直接找到公社，要求撸掉孙金奎，还让孙绍安教，公社还没答复，工作组就进村了。孙绍安仅仅卖了一次羊肉，还被人抢了，怎么就指名道姓的说他是带头卖羊肉呢？肯定这是支书或是孙金奎家捣的鬼，无非是想把孙绍安搞臭，巩固孙金奎的位子，也堵住学生家长的嘴。
吴玉萍非常气愤，也为孙绍安深深不平。可是孙绍安的姥家是富农，也确实卖过羊肉，朱一夫又指定了，还能说什么？正在这时，老郝又说：“朱同志说还要亲自参加咱村的批斗大会，就定在明天下午，快做准备吧！”老郝给大家分了工，黎娟、成强走了以后，老郝和吴玉萍商量：“你是不是上孙绍安家去一趟，做做他的工作，别顶板，在会上做个检查，以免惹出别的事来。”
吴玉萍知道，老郝心里也是明镜似的，这会不能不开，又最好别出意外。惹出别的事来工作更难做，与各方面都不好交待。去孙绍安家做工作是个难差事，自己都觉得亏心，怎么去说服人家？可是再难这工作也得做呀！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也免得打个措手不及或发生意外。
吴玉萍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向孙绍安家走去，一边走一边想，真是哪个庙都有屈死鬼。过去认为搞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现在才知道到了农村，老百姓也在劫难逃。孙绍安这么一个老实人，不是也会有飞来横祸吗？突然又想到文件上讲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话，莫非对工人，农民也要专政？于是她又担心起在农村改造的白刚来。吴玉萍忧心忡忡，每迈一步，都觉得十分沉重，上次来孙绍安家，她安慰他们的话还记忆犹新，现在又让人家接受批斗，可怎么开口呢？
吴玉萍迟迟疑疑地进了院门，正踌躇不前，孙绍安媳妇却快步从屋里迎了出来。吴玉萍说：“孙绍安不在家？”吴玉萍进到屋里，见炕上地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却不见孙绍安的影子。绍安媳妇说：“村外拾柴火去了。”吴玉萍打量那媳妇，只见她梳着齐耳短发，穿一身裁剪精巧的贴身棉衣裤，迎着冷风，扬眉挺胸，神情严肃，不卑不亢，一双杏眼圆睁，薄薄嘴唇半抿，好像知道有什么祸事要来，却又毫不畏惧。吴玉萍站下略一迟疑，婉转地向她说：“公社要来村里开会，批判卖羊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事儿，点名孙绍安上台检查，让他做个准备。”
“吴同志，你上我们家来了也不是一趟两趟了，绍安是个老实人，你们也知道。”那媳妇冷冷一笑说开了，“公社点他的名，他又不是江洋大盗咋这么出名，公社咋知道他啦？”她停顿下来，静静地瞅着吴玉萍的眼睛，好像要从眼睛里挖掘她心中的秘密。见她面有难色略显尴尬，便又接着说：“吴同志，我不难为你，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如我们清楚。”这话倒不由得使吴玉萍暗暗吃惊：这媳妇可真厉害，说出话来，斩钉截铁，处事不惊，这么有主意。怎么我们刚研究的事儿他就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她也知道，还说比我们还清楚。便说：“你说说，怎么回事儿？”
那媳妇用眼角向隔壁一瞥：“我知道谁和我们过不去。”然后小声说，“吴同志，那院的和我是一个村的娘家，她在家就养汉。前两天从县里来了一个官儿，说是她表哥，狗屁！谁还不知道，她在村里就跟他打掉了一个孩子。那人原本是一个农场工人，谁知道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官了？还说现在就管这一片，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那媳妇鼓动着夺了我们绍安教书的饭碗还不算，总想害我们，好狠毒啊！我们就一直忍着，忍着。这不，还是出了这个事儿。”说着不禁眼泪汪汪，暗自饮泣说不下去了。抽泣了几下突然撩起衣襟擦了把眼泪，坚决地说：“我不怕她。不就仗着她叔是村支书吗？能咋的，卖羊肉犯法啦！她公公也卖，卖得比谁都多。要说卖羊肉，这村里一百零八户人家，我们不过排个末尾，怎么就轮上我们检查啦？”
一番话把吴玉萍说得无言以对，充满了同情又一筹莫展，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法说，呆呆地愣在了那里。那媳妇也看出了吴玉萍的心思，反倒安慰起她来：“吴同志，你来我们家好几回了，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不用犯愁。自古道：官身不由自己，这事儿我们懂。上级让你带的信你算带到了，到时候我们两口子都去参加会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吃过晌午饭就张罗开会，村小没有大院，会场就设在村旁边翻晒粮食的场院里。民兵们把场里的柴草扫净，摆上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算是会场，没处贴标语口号，临时用红绿纸写了几张，就用砖头压在了柴草垛上。成强、黎娟和村干部们一趟趟地跑着去召集人，又一趟趟地跑来焦急地向吴玉萍汇报说找不见人。虽然昨天晚上今天早起连着用大喇叭广播了几遍开群众大会，男女老少必须参加，可是今天除了几个民兵和老头儿、老婆儿以外，男人们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妇女们倒是答应来，前脚答应她后脚就溜了，你有什么办法？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3)
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和朱一夫早就来了，老郝陪着他们在支书家喝茶水、聊闲天，他们也等得不耐烦了，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催，为什么还不开会？眼看日头偏西了，再不开就没时间了，这时会场上连瞎子、拐子、轻易不出门的老头儿、老婆儿全算上也没多少人，成强灵机一动，把小学生全赶到会场上，这才使会场像个开会的样儿，叽叽喳喳地又说又笑，坐满了半个场院。孙绍安两口子倒是早早儿来了，不溜不跑，就一直靠着柴火垛蹲着。
朱一夫大摇大摆地坐在桌子正中，端着个架子，等着发表重要讲话。为了显得威风，壮大声势，还临时从公社借来一架麦克风。支书对着吹了两声，不响。村里电工不会鼓捣，这儿通通那儿通通的，一吹还是不响。鼓捣了好一阵子说行了。朱一夫着急了，接过来对准麦克风大声地吹，还是不响，气得他连续吹，突然这家伙不知发了什么神经，发出了几声刺耳的尖啸，会场大哗，引起一阵阵轰笑。
终于可以讲话了，朱一夫把他那三角眼一搭拉，脸上的那三疙瘩横肉往下一沉，先狠狠地拍了两下桌子，会场上立时安静了，连一向爱叽叽喳喳的小学生们，一看这个生人这么凶，也都老老实实地坐在砖头上。他从当前形势讲起，讲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联系孙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卖羊肉上来。强调要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坚决把投机倒把卖羊肉的邪风歪气刹住，把带头卖羊肉的人批倒批臭。
这时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接过麦克风大声喊道：“把富农崽子孙绍安带上来。”会场上一时出奇地安静，大家都扭过头去看柴禾垛边站着的孙绍安两口子。只见他们俩不等民兵来揪，自己便快步走过来，肩靠肩地站在主席台前。支书对那媳妇喊道：“你来干什么，没叫你快坐到下面去。”
那媳妇毫不畏惧，仍然站着不动，大大方方地站在丈夫一旁说：“他既是富农崽子，我就是富农崽子的老婆，我们一块儿卖羊肉，要犯法都该挨斗。”支书没再理她，心想你不知好歹不嫌丢人，愿意陪斗那就陪吧！便马上宣布批斗开始，两个预先安排好的积极分子，便先后上台批判。稿子是别人代写的，他们认字不多，心里十分紧张，所以念得磕磕巴巴，手也哆嗦起来，有一个人念到半截上，一阵大风一刮不小心稿子让大风刮跑了，便急忙去追稿子。
就在这个时候，孙绍安媳妇扭过头来，冲着主席台上的朱一夫大声说：“上级领导，我倒要问问，要说卖羊肉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村可是家家户户都在走。哪家没卖过羊肉？要说卖羊肉就该批，该批斗的可不只我们一家。说我们是富农崽子？他妈娘家是富农，可他爹是贫农，咋就成了富农崽子了？我家可是三辈贫农，那羊是我喂的我杀的我卖的为啥别人不批，只批……”
没等她说完，朱一夫把桌子一拍，三角眼一瞪，大吼一声：“反了你了，把她给我拉下去！”等民兵把那媳妇拉走以后，朱一夫觉得受了抢白，脸上无光，为挽回面子，便故意理直气壮地说：“贫下中农怎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批斗，这是路线斗争不能含糊。”然后又小声对支书说，“你们村谁家养羊卖羊肉多？再拉几个批斗。”他说话虽声很小，但没注意躲开麦克风，会场都听到了。
突然变了安排，支书可为了难。这时天黑得早，日头已经落下去了，往台下一看，黑乎乎地也看不清谁是谁，他便到台下去找。他正在人群里搜寻目标，忽见会场一下乱了，人们纷纷站起来往两边躲。只见一头小牛犊子一样的大羊公子闯进了会场，两个弯曲粗壮的大羝角各挂着一条红绸子，脖子上带着一个大铃铛，丁丁当当地响，令人奇怪的是它尾巴上还冒着烟儿，劈劈啪啪地响个不停。原来是谁在它尾巴上拴了一挂小鞭炮，把它赶了来，小鞭炮阵阵炸响，使大公羊惊慌失措地闯进了会场。那朱一夫一见大怒，立起来指手画脚地招呼民兵：“打死它，打死它。”
两个带枪的民兵便从会场外边赶紧跑过来，也喊：“打死它，打死它。”那羊公子进了会场一见人多，更加惊慌，愣怔了一下，突然见后边有人拿枪追来，前边一个人凶狠地喊叫，它好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便向喊叫的朱一夫闯过去。老郝和公社副主任坐在两边，一看危险便赶紧跑开了，朱一夫正喊叫打死它，又是坐在中间，没容他躲开那大羊公子便一下子连桌子带人全撞了个翻个儿。朱一夫吓得七魂出窍，赶紧爬起来继续喊叫打死它，打死它。那两个持枪民兵是专门从公社借了两条枪，为大会站脚助威和防止发生意外，一看闯下了大祸，便跑过去真想举枪打羊公子。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十二三的小孩飞步跑过去喊道：“别打！别打！是我们家的。”然后咴儿咴儿地叫了几声，只见那羊公子愣怔了一下，便立即向小孩跑来。小孩搂住了它的脖子，拍打着它的头，让它老实下来。然后对着村支书喊道：“爷爷！你不是让我奶奶把它拴到别人家去吗？我奶奶也不把它看好，咋让它跑出来啦！”
原来这羊公子是支书大儿子家的，他儿子和支书仍住一个院，平时都是支书老伴儿为儿子照看，知道要开这个大会，公社来人会到家里来，支书便叫老伴把羊公子牵到别人家去，不知谁出了坏，故意用这羊扰乱了会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7(4)
这时天色已黑，互相看不清，人们胆子也大了起来，不知是哪个妇女喊了一嗓子：“批斗它批斗它，这才是罪魁祸首。没有羊公子哪来的小羊，全村的小羊都是它的种。”接着有人也喊了起来：“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头号的，批它！”你一嗓子我一嗓子的喊叫，引起了全场一阵阵欢笑。会场立时乱了，吵吵嚷嚷，也听不清人们说的是啥。
朱一夫一看羊公子是支书家的，支书又是他姘头的叔叔，他们的关系支书心里也清清楚楚，便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样一个结局虽然面子不好看，但是开批斗会的目的也达到了，今后谁还敢再为孙绍安说话？支书趁这乱劲儿便赶紧宣布散会。朱一夫被支书叫到家里喝酒去了。
这会开的朱一夫一肚子气，社员却嘻嘻哈哈地笑着往家走，觉得又解气又好笑，今天可开了眼啦。人们都以为从此没事了，谁知道第二天孙绍安却被民兵押到了公社，关进了集训队。她媳妇上县跑市，托亲靠友，总算把孙绍安弄了回来，但右胳臂受了伤抬不起来，据说是因为吊打致残，在家足足养了半年。
老郝和吴玉萍这个工作组，因工作不利，受了批评全组撤出，调到一个更复杂的队——桥头营。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8(1)
吴玉萍他们刚到桥头营，便接到县里指示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是打击反革命。他们还在学习文件，杀人布告便接踵而来，最初这批布告，多是杀的现行反革命，那布告从县城贴到农村，街头巷尾常见一张张铅印大纸上横列着十几个人的名字，上面被划上鲜红的钩儿，俗称“坐红椅子”，便是枪毙了。反革命的罪名五花八门，布告越贴越大。面临这种形势，吴玉萍更加不放心白刚，怕他那犟脾气惹出事来，夜里常被白刚出事的噩梦惊醒。所以便给白刚写了那封千万千万小心谨慎、凡事能忍则忍的信。白刚接得信后，着实苦恼了一阵子，尤其担心给省公安厅劳改局的那封信惹祸。
真是该着天不灭曹，原本认为毫无指望的事情，竟然很快来了结果。有一天，大炮神神秘秘地凑到白刚的脸前，直盯着他的眼睛小声说：“你给省公安厅写信啦？”
白刚心中一惊，这事儿他怎么知道了？信转下来了，让批斗？还是他听到了什么消息？他迟疑着，没有回答。大炮不满地说：“这事儿你跟我还保啥密呀！告诉你吧，好事。昨天县公安局冷股长把我叫了去，还剋了我一顿。问我你给公安厅写信我知道不知道，我一听，妈呀！坏了，准是捅了娄子了。便赶紧说：‘不知道啊！知道我还能让他写？又问我他省里、公安厅认识啥领导吗？我说我哪儿知道啊？’他火了：你这群众专政是怎么专的？可倒好，一问三不知。我说到底出了啥事儿啦？他这才说省公安厅来信了，白刚以前没帽儿，只因为家中是地主就给他戴上地主帽子不妥，让给他摘掉，你回去就通知他，省得他以后还写信。然后他又说：准是他在省里、厅里的领导当中有熟人，你真不知道？我说那还有假，我知道还能不说？”说到这里，大炮笑眯眯地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哎，我问你在省里、厅里是不是认识大领导啊？托人了吧？”
“多少年断了联系，我又是这个身份，上哪儿托人去？我就是直接给公安厅写的信。”白刚在省里真有很多熟人、老领导。要是个会来事儿的，正可以借此机会就坡下驴，吹上几句，既可以抬高自己身份，又可以吓唬吓唬县里村里这些干部。但白刚不愿意来这一套，他十分坦诚实话实说。大炮按阶级斗争的常理推断，他显然不信：“没熟人你写封信，说你不是地主，解决问题就这么快？”然后又凑到白刚的耳朵根子上小声说，“你跟我说实话，人家冷股长还让我掏个实底，向他汇报呢！”
白刚一听冷股长着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没有托人，因为这问题明显违反政策，领导机关的人都十分清楚。”说到这里白刚腰杆也硬起来了，“一看该解决，只批上几个字：如情况属实，此做法不妥，请纠正。这就行了，还不快？有啥难解决的。”
这一下可把大炮给镇住了：“唉呀，我的妈！真是神咧！公安局让我看了公安厅的来信，上边批的就是这几个字。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准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了！”大炮微笑着，神秘兮兮地看着白刚眼睛，觉得这里面准有故事典儿。
白刚说：“谁会给我通风报信儿？你知道我离家这么多年，县里没有一个熟人。”大炮还是不信：“那就是省里有人告诉你了，要不你怎么说得这么准？”白刚说：“省里谁会跟我说，来信都经过你的手，你还能不知道？我只是猜想，想到他们会这么批。”大炮想了想也是这么回事，省里来信我准知道，这才相信白刚是猜想的。觉得人家这人了不起，猜就猜这么准。
可是他觉得你再能猜，现在这情况即便符合政策，没熟人也不能这么快就办下来。一个戴帽地主、摘帽右派，这么容易就改变了自己的成分，真让人难以理解。便说：“你没托人，是不是处理这封信的领导正是你的熟人啊？”白刚觉得虽有可能，这种可能性很小，可是看到大炮一直不相信没熟人办不下来，便也不再争论，也就顺水推舟地说：“我在省里熟人很多，也许是吧！”
“也许是——吧——”大炮把后面这两个字说得很慢，对白刚这种不相信的口气很有些讥讽，然后非常肯定又不无骄傲地说：“我猜得没错儿，咱猜这个也是一猜一个准儿，咱是干啥的，这点勾当儿还能瞒得过我？”他越说越高兴，他为自己这种猜想十分自豪，就好像他这种猜想已经被事实证明了一样。他对白刚也暗中高看了一眼，再也不敢为难他，并且把他的猜想当作事实又添油加醋地向冷股长作了汇报。白刚倒因为这封信处境有了不小的改善。
白刚听到这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以后，第一件事便是给妻子写信，让她不必担心，同时也劝她相信，悲观是不必要的，有理的事情，终究会得到解决。
就在白刚得到这个信儿之前，当地发生了一件奇案，有关部门对这件事一直秘而不宣，却作为一件大案紧锣密鼓地张开了一张大网，进行侦破。虽然秘而不宣，但因为就是发生在王各庄镇上的事情，三乡五里的还能瞒得住吗？事情一发生人们就偷偷传说：市管会帮集的老万在河套的沙滩里被人活埋了。
具体情节其说不一，有人说是他急于邀功请赏，集日以外，主动到河边摆渡那里去抓倒卖粮食和粉条的人。也有人说，不是他自己要去，是市管会听说有大宗投机倒把生意在沙滩里进行，派他去渡口把守。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8(2)
这条大河绵延千余里，到王各庄这一带，大河又是两县的界河，河北就是另一县的地面了，两县人来车往全靠摆渡。两条大木船并在一起，一次可以载运几辆骡马大车，还可以上不少人。河面虽然不太宽，只有几百米，但因多年河身南移，河北边的河套却有几里宽全是大沙滩。只是靠近北河堤的地方，为了护堤，有成片的柳树林和柳树棵子(灌木)，十几米外便看不见人。
因为王各庄集镇上对投机倒把私买私卖查得紧，有些大宗的黑市交易，都是趁着天还不亮，双方约定好了，偷偷在河北邻县河套的柳棵子里进行。
老万在集上作威作福惯了，他就胆大包天了，自以为走到哪里也没人敢惹。可是他不想想，天还没亮，在一个几里地没人的柳树棵子里，就那么不多几个人偷着进行买卖，谁也看不见谁谁怕你呀！有人说是他在这里抓了两个人，附近有人一听说抓人都跑了，这两个人却不跟他走打起来了，有两三个同伙跑了又回来也一起打他。把他打得晕晕忽忽，便在沙滩里挖了个深坑把他埋了，只露个脑袋留了他一条活命。等他缓过气来人早已无影无踪，他又刨又挠地挣扎了半天，才好不容易从坑里拔出身来。
也有人说是有人恨他把守渡口，卡死了最后一条生路，有几个人筹划好了，要教训教训他。便拿着空口袋空麻袋，假装在渡口商量一批大买卖，说在河北柳棵子里交货，虽是偷偷小声商量的样子，却故意让老万听见。老万一听这可是个大案，便尾随这几个人去了，到了柳棵子里有人用麻袋往他头上一套，捆了起来打他个半死，又埋了他半截。这几个人戴着帽子，围巾盖住了脸，长得什么样，他一概看不清，便成了无头案。
白刚早就听见人们传说这件事，觉得和自己无关也没多想，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案件竟牵扯到他。一天早上白刚正在做饭，有人把他叫到大队，突然看到两个警察说让跟他们走一趟。白刚奇怪地说：“干什么？有什么事儿？”来人冷漠地说：“你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句话是凶兆，白刚对这句话最反感，以前听过两次了。第一次是日本刚刚投降，国民党的“劫收”大员还没有到来，只有几个所谓地下钻出来的潜伏人员，他们一露面，借助伪军势力，便把白刚从学校抓走了。白刚说：“你们要干什么？把我带到哪里去？”回答便是“你到那儿就知道了”。结果是在潮湿肮脏的地堡里、监狱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受尽了折磨。
第二次是在1958年初，一个深夜，开完处理右派的大会以后，机关里马上把他们两口子看了起来，让他们把东西分开，打好行李，准备天亮就把他们送走。白刚说：“到哪儿去？”回答也是“你到那儿就知道了。”结果是在铁丝网、探照灯装备起来的劳改农场一住就是十二年。
现在又是这句话，难道又要遭受那种类似的厄运吗？白刚知道这种不是逮捕的“逮捕”是非法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朗朗乾坤，成了什么世界？我走了家里又没有一个人，我死在哪里都没人知道，这怎么行？我不能走，得问个明白：“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带我走，得说清楚不然我不去。”来人说：“刚才告诉你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不去？由不得你，绑着铐着你也得走。”
“绑吧！绑上铐上也不走。”白刚生气了，“逮捕，拘留，有逮捕证拘留证吗？凭什么带我走？就凭这身衣裳？连你们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嗬？反了你了。”来人把桌子一拍，吼叫起来，“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敢和我们这么说话！”白刚觉得反正是这样了，再老实他们也不会饶过你：“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方没等白刚说完，便打断了他：“呸！你是老地主、摘帽右派。县局早就告诉我们了，你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回犯在我们手里了有你好受的，走！”
“我什么犯在你们手里了？”白刚这下急了。原来还摸不清是哪类事。听到犯在他们手里这句话觉得确有来头，事情非同小可。来人非常果断：“现在不能告诉你！”
“说不清我不走！”白刚回答也斩钉截铁。来人愤怒了：“那由不得你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绑上走。”对大炮说，“支书，给找根绳子。”
大炮显然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但一直没有说话，看来是心中有疑虑，又不好开口。现在让他找绳子他不得不说话了：“绳子好说要多少有多少。你们是不是也该告诉人家你们是哪里的，为啥让人家走啊？”见支书也不愿协助，来人只好说：“我们是王各庄镇派出所的，为啥到了派出所他自然会知道。走！”
正这时，院子里突然进来一大群看热闹的。原来是白刚被大队叫走以后，他嫂子好生奇怪，便叫儿媳妇赵玉兰上大队看看去，赵玉兰是个急性子，抬脚去了大队，隔着窗户看见两个警察要绑要铐的，一看大事不好，便赶紧跑到地里告诉了公公和白纪青，地里干活的人听说这事便全都回来了，一起往大队院里挤。
洪光听说这件事，也急急忙忙去了大队。别人都是在屋门外看着里边争执，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几步就闯了进去：“怎么要带人？为什么？”来人虽然很严厉，但看到外面来了那么多人，心里也有些发慌，不知这些人要干什么，怕闹事，便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不用你管。你是什么人？”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8(3)
洪光说：“我是他哥！他家里没人，我兄弟媳妇在外面工作，你们把人带走，得说为什么带到哪里去，我这当哥的对他家里也好有个交待。”洪光说得有板有眼，态度非常坚决。有人带头其他人胆子也都大了，乱叨叨起来：“要逮人，也得说个为什么！要带到哪儿去，人有个三长两短，家里也好知道找谁去呀！”
来人看到这么多人都为白刚说话，心里更慌了，虽然强做镇静，但是觉得不说理由强行带人也不好办。不过仍然表示十分强硬的样子，大声吼道：“那好，告诉你们，我们是镇上派出所的，他涉及杀人案。”
人们一下乱了营了。洪光首先说：“他会杀人？我兄弟根本不是那种人哪！这不是胡说吗？”要建贵说：“杀谁了？我们这儿也没死人哪！”向来不爱出头的白纪青也气呼呼地说话了：“我叔整天和我们在一起，他根本就没离开过这个家，上哪儿杀人去？”王光华说：“是不是为市管会老万的事儿？”来人大声说：“这不能告诉你们！不关你们的事儿，都走开！”
白刚怕人们的愤怒情绪把事情闹大，牵扯上更多的人，便说：“大家别说了，我跟他们走就是了，天大的事我担着。”又对他大哥白树勤说：“先别告诉玉萍省得她担心。”然后对两个警察说：“走吧！”两个警察用手比划着和大炮要绳子，大炮高声说：“你们放心，不用绑他不会跑，出事儿我负责。”然后又小声凑近警察的耳朵说：“他可不是地主，郎仁池书记亲自宣布给他戴的帽，人家往省里一封信，省公安厅马上来信平反了。人家省里可是有人，你们对他可不能咋着。”
虽然声音很小，但是白刚还是听得清清楚楚。大炮也是故意让他听见的，在他面前买个好，也在乡亲面前买个好。白刚听到这里，知道不必等着挨绑，便挺起胸膛扬起头，十分气愤地径自迈开大步走了，两个警察便赶紧跟了上去。
“哎！咱们老白家不能眼看着自家人成屈死鬼啦！”洪光向大家喊了一句，然后对大炮说，“铜钟！我问你，说实话，他们跟你透了底没有？”洪光像问案一样，眼睛直盯着大炮。大炮说：“简单说了一句。”洪光说：“是不是为老万那事儿？”大炮着急了：“我的大叔，人家不让说。”
“咱的人都被冤枉成杀人犯了，你还给他们保守那个秘密？不是大叔说你，当了官就得给老百姓做点好事嘛！”洪光十分生气，然后又对在场的人们说，“大家说，对不对？”人们又乱戗戗起来了，都说：“这也太冤枉人了！”“哪有这条子理啊！”“是该想想办法啊！”洪光说：“是为了老万那事儿就好办。这些日子我兄弟天天出工，连一会儿也没耽误过，这一点全队的人都能证明，他哪来的作案时间？办案要证据，他们调查时大家不用害怕，实话实说，好不好？”大家都喊叫说：“对，实话实说，这也太欺负人了。”
白刚虽然对被无理带走很气愤，但心中却很坦然。觉得这事儿根本连不上我，到派出所问问，顶多一两天就可以弄清了。谁知道根本没让他去派出所，一直把他送到了县看守所，而且一到那里面，就听见连连发出惨叫声和斥责打骂声，情况非常瘆人。听情况，也是和老万这案件有关。
白刚这时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心想在劳改单位十二年，还没挨过捆绑吊打，难道回家了还要受此酷刑？正在他惴惴不安的时候，审讯开始了。让人想不到的是审讯他的人正是两个老对手——一个是冷股长，一个是小个子精明豆儿。两人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小个子把桌子一拍说：“知道你向来不老实，今天你给我放聪明点，不老实可没你的好果子吃。”
“知道为什么让你来吗？”冷股长才冷冷地说。白刚十分镇静：“猜个差不多，是为老万的事吧！”小个子把桌子一拍：“不许叫老万！可见你对他恨之入骨，到这儿了还叫老万！”白刚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冷股长发出了一种狰狞的微笑，他觉得白刚这是无意中自己招供了：“你怎么知道是为他的事儿？”
白刚把买粮食怎么误叫老万，然后一路被打被污辱，带到市管所又被打，粮食也被没收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审问人显然很得意，他们要问的正是这件事情。因为老万被埋以后，回来就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些人，他说不认识，问他可有什么仇人，他说恨他的人不少，但别人都没起过大冲突，只有白刚这事闹得最大，他当时就不满意所长把他放走。他不是一个人，好像有一伙人，在人群里当时就有好几个公开叫喊要收拾我。他们便断定白刚有杀人动机，而且是十几年的劳改犯，这种人杀人也下得了手，十分危险，所以嫌疑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