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等他们问，没用费事，白刚自己就说了，可见他也知道在劫难逃。冷股长觉得你承认有这事实就好办，觉得必须趁热打铁，便又提醒他说：“你这样承认很好嘛！可是只说了一半，不老实，还隐瞒了重要情节。”
白刚觉得奇怪：“事情就是这样，我隐瞒了什么？”小个子严厉地喊叫说：“你老实点！听见别的屋是什么样子吗？我们看你像要交待问题的样子，对你够客气了。不老实可有你好受的，别觉得你在劳改队呆过十几年，见过大世面……”白刚本来有一肚子的委屈，现在又受到讽刺挖苦和威胁，觉得这是对自己莫大的污辱，每当这种时候，他往往冲动得不计后果。没等对方说完，便打断他说：“不光在咱们的劳改队呆过，还受过国民党特务的审讯和蹲过法西斯的监狱。”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8(4)
“好啊！你在叫阵是不是？”小个子说着腾的一下立起来，“觉得大江大浪都过来了，小河沟里翻不了船，今天我就叫你在我们这小河沟里翻回船，让你试试我们的厉害。”说着就要过来打人。
“不用试只要下得去手，整人谁都会。”白刚看他要动手，马上说，“不分大江大河和小河沟。我相信你们只要愿意，转眼之间就可以让我皮开肉绽。可是毛主席说办案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靠打破不了案。”白刚很担心，知道这些人很可能动刑的，所以他孤注一掷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也要千方百计避免那种结局。这些人虽然口头上说要听毛主席的话，行动起来根本不考虑政策，还是相信他们的经验，迷信逼供信。但是他又不能不引用毛主席的话争取时间，给他们一个思考的机会。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们！不做调查研究还找不到你头上。我们早研究多少遍了，作案的就是你！”冷股长显然被激怒了。白刚故作惊讶地说：“为什么？”冷股长说：“他打过你，审问过你，你恨他。”
“那最多只能说有作案动机。”白刚说，“就假定我有作案动机，也得要有作案的条件才行。”冷股长奇怪地说：“你们几个商量好把他骗到河套沙滩里打一顿埋了，连根绳子都不用，还要什么条件？”
“时间！”白刚最怕他们不容他说话便动手。现在既然已经争取了时间，而且把话头引入了关键问题，心里就踏实多了，所以十分镇静，“作案的时间。我从家就是坐头一船去河北，得一个多小时，走到河滩里的柳树棵子，又得一个小时，作了案回来就算在渡口一船不等，到家也得四个多小时，打人，埋人，顶少也得个十分二十分的吧？没有四五个小时是回不到家的。这样只要了解一下在那些日子，尤其是出事的那天，我是不是请过假，旷过工就行了。不用各位费心劳力地动手，只要到村里随便问问哪个干部、社员，就会清楚的。这由不得我瞎说，也由不得别人瞎说。”最后这一句话，他说得很慢，一字一板，语义双关，表面上是说调查时别人不会瞎说。实际上又是说给审问的人听的：你们就是打出口供来，没有作案时间，那最后也是不能算数。说完了这一席话，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觉得这是铁证，对方是没法反驳的。
白刚觉得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却被对方一句话就给推翻了。“你骗谁呀？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三绕两绕地就上你的圈套？”冷股长讥讽地笑了笑，然后把桌子一拍，“哼！我们早知道你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作案以前就把这一套理由琢磨好了，不会自己动手。你们有个集团，说！谁是你的同伙？”小个子马上又立起来喊叫说：“我知道不给你点厉害的，你是不会交待的。”马上过来就要打人，冷股长偷偷抻了他裤子一把，这才改口说：“不老实交待你是过不去的。”
这是从何说起？白刚一颗刚刚落下去的心重又悬了起来，如坠五里云雾之中，这简直成了天方夜谭了，怎么随便就可以说你有个集团呢？这就能令人相信？可是他马上想到在省里他还是共产党员，不是随便说是个反党集团就一下双开除并成了一个劳改犯吗？现在成了阶级敌人，还不是要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吗？想到这里，真觉得可怕。可是也不能不作辩驳：“毫无根据，怎么就能说我有个集团？”
“哼！没根据？你们在大集上闹事的那一天就露马脚了。”冷股长冷笑说，“你大喊大叫地吵闹，他们在人群里就公开叫嚷要收拾他，报复他。说！有没有这事儿？”白刚愣了，想不到这里又横生枝节：“有啊！”冷股长说：“有，为什么刚才隐瞒不说？”
“因为这事儿和我无关。”冷股长狞笑一声，“无关？恰恰是关键吧！说！他们是谁？”
“我根本不认识他们！”白刚有些慌乱了。觉得这样胡乱联系如何得了？现在旁边被打得鬼哭狼嚎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嫌疑犯？
“说得轻巧，不认识你们就结成一伙，互相配合？”冷股长说，“不老老实实交待你是过不去的，不要幻想蒙混过关。”白刚说：“我没那种幻想。”冷股长说:“没有幻想就好。说，你都有什么亲戚，他们家里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姐姐，没儿没女。”冷股长怀疑了：“是真的吗？说瞎话可有你好受的。”白刚说：“这一调查就清楚了，我还能瞎说？”冷股长说：“你在外村有朋友吗？”白刚说：“没有。”冷股长说：“在县里你们一起劳改过的人有几个？”白刚说：“就是我们一起回来的那两个。”冷股长说：“他们叫什么？”
白刚说完以后，冷股长给了他几张纸，让他下去以后把他说的情况和他的亲戚、朋友、亲属中的男人，一起劳改过的人全都写清楚。然后又警告他不要心存幻想，认真考虑问题，便把他关了起来。
白刚写完以后，两三天没有审问他，看来他们可能是按他写的那些人调查去了。白刚心里很坦然，觉得只要他们调查就好办，到村里到亲戚家一问就清楚了。只是不知那两个劳改的同伴现在怎么样了。甄有福倒不怕，病病殃殃的，是不是活着都成问题。那陆永安就很难说了，他生性倔犟，对现实不满，不会规规矩矩，可能和队里闹得不好。如果他有什么事，很可能受怀疑，而且我们在赶集时也见过面。不过我们俩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来往，两边队里的人都会证明的。总不能毫无根据就长期扣押人吧！所以他觉得很快就可以回家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9(1)
看守所里人满为患，本来是一个人一个地铺，现在不用说一人一铺睡觉了，就是找个坐的地方都很困难，黑夜睡着了，说不清谁就会压到你身上来。尤其是把一些死刑犯和一般犯人押在一起，更使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安。这些死刑犯有判了的，多数是没判的。
没判怎么说他们是死刑犯？因为他们杀了人，而且是杀支书，杀村里斗争骨干，他们知道必死无疑，杀人的时候他自己就没想活着。有的据说是公开谩骂江青，属于“恶攻”罪，一般说也就离死不远了。这些人都是手铐脚镣齐全，有的还是背铐。白刚这屋里就有五六个死刑犯，其他人大多数是现行反革命或与杀人有牵连的。
白刚震惊了，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杀人犯和反革命？刚进去几天，他不敢和人多交谈，只默默地静听别人的耳语和叫骂。他以前听说看守所里规矩很严，而且有自然形成的监头，十分厉害霸道。现在看根本不是这回事。这些人敢说敢讲，随便叨叨自己的案情，也根本不顾虑看守所规定的什么监规。整天提审不断，关进提出，看管人员好像也顾不了许多，只顾人来人往地折腾，也不管你在里边干什么了。
白刚刚进来时总是躲开那些手铐脚镣的死刑犯，人们都知道死刑犯非常危险，他们反正是死，都性格暴躁，蛮不讲理，稍有触犯，就可能置你于死地。甚至没有触犯他，但他仇恨这个社会，也可能临死要拉个垫背的，无端杀人。
后来发现这些死刑犯听起来可怕，他们并不伤害别人，别人对他们也很同情。尤其是有一个戴背铐的更为特殊，不仅吃饭解手都有人主动帮助，而且别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却可以躺着，周围的人都极力保护他不受别人挤压，时时有人给他喂水，帮他翻身。
这是个什么人呢？衣服脏乎乎，脸上胡子老长，也看不出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在这种地方，人们互不相识，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这么尊敬他爱护他？这不禁引起了白刚的注意。他见同屋一个老头儿挺爱说，而且是个万事通，好像县里啥事他都清楚，便凑过去悄悄问道：“这个人是谁呀？怎么人们都对他那么好？”
“这人你都不知道？”老头儿转过脸来，觉得问得稀奇，斜了他一眼，显出很自豪的样子，“张文山哪！”看他那样子，不知道这个人就很不应该，说出了名字就一定得知道了。
“张文山是谁呀！”白刚仍然不明白。
“嘿！张文山是谁都不知道？”老头儿使劲斜了他一眼，“全县大人小孩都会念一首歌谣：张文山的气儿，谁谁谁的泪儿，于大川的棍儿嘛！你没听说？”原来是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可是白刚仍然茫无听知，不得不如实说：“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
老头儿简直生气了，干脆扭过身子面对着白刚，瞪起了那双镶嵌在满脸胡子中的眼睛，像猎鹰搜寻猎物一样在白刚身上搜寻起来，他左看右看，看得白刚心里直发毛。看了一会儿，没回答白刚的问题，倒审问起白刚来了：“你不是本县人吧？”白刚说：“是啊！”看出了对方的怀疑，便解释说，“以前一直在外边，刚回来不久。”
“我说呢！本县人这事儿还能不知道。”老头儿仍没回答白刚的问题，继续问道，“为啥回来的？”白刚说：“右派！”直到这时老头儿那严肃、不满的脸上才出现了一点笑容：“咱俩是一类。我姓葛，县公安局的。”语气里没有了敌意、不满，眼光也和善多了，只是问题却更多了：以前在什么地方工作？打右派以后在哪里？这次为啥进来的？
白刚本来不愿意在这么多陌生人面前抖落自己的问题，可是看这位老兄追问得很紧，觉得不回答是过不去的，便把实情都告诉他了。这时老葛头儿才高高兴兴地把关于这歌谣的故事告诉白刚。歌谣说的是“文革”时县城的三“老”。说老并不是岁数老是资格老。论年龄那时也不过都是五十左右岁吧，可大小是个头目都是局级干部，只是秉性不同，在“文革”中表现也大不相同。
别人不说了，单说这张文山吧！他是公安局长，为人正直作风泼辣，性格暴烈好发脾气。“文革”时受的折磨最大，挂大牌子游街批斗，坐飞机，跪板凳，刑讯逼供，就是不服气。一句求情的话不说，而且爱生真气儿，冲造反派们还发脾气。批斗时问他：“你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瞪着眼睛说：“我从小参加革命，什么时候都是跟党走，按中央政策办事怎么就成反革命了？”
他这样说，除了带来一顿暴打以外，还多了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帽子也就戴定了。而且随后而来的就是在公安系统大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公安局被长期关押批斗的比哪个局都多。
说完了张文山的“气儿”，老葛头儿叹了一口气，思想十分沉重地说：“唉！戴这背铐儿也是他自己找的啊！”
他被捕以后，多次审讯没有进展，提出不少事件，他不是不承认，就是说那是正确的并非反革命。因为原来公安局的人都认识他，不少人还对他同情，审讯简直难以进行。可是他这案子是县主要领导定的，又不能不整。
有一个刚到公安局主持工作的年轻造反派不信邪，认为中央、省里的高级干部他都批斗过，都老老实实，一个县公安局长有多大？革命小将就制不服他？说：“我得会会他。”局里造反小将精明豆儿小个子马上附和说：“对！你主审我帮你。我就不信制不服他。”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9(2)
两个小将提审了，再次让他交待现行反革命罪行。他鼻子里哼了一声，用白眼珠斜了这两个人一眼，气呼呼地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反革命吗？我抓反革命时你们还在娘肚子里。现在是黑白颠倒，将来还不知道谁是反革命呢！”小将急了：“好啊！你说现在黑白颠倒？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张文山毫不隐讳他的观点：“是不满！”小个子好像逮住理了：“你胡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毛主席还能错？不许你诬蔑伟大领袖。”
“谁说领袖就不能犯错误？有错误也不许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嘛！难道领袖就可以除外，党章有这规定吗？”主审人咆哮着站了起来，向前探起身子喊道：“你反动透顶！公开反对毛主席，我要砸烂你的狗头，枪毙你！”
见对方立起来，张文山也猛然立起来向前扑去，举起戴着铐子的双手在空中一抖，那个往前探着身子的主审以为要打他，猝不及防，吓得缩回头用手挡住了自己的脑袋惊恐地呼叫：“啊！啊！你要干什么？”这时张文山把双手指向了自己的胸口怒吼说：“来！有种的向这儿开枪！我等着！”
那个惊呆了的主审这才松了一口气，但仍然惊魂未定地直喘粗气。特机灵的小个子看到领导那种狼狈的样子，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来了，便赶紧冲门外喊叫说：“来人哪！来人哪！”
随着这一声喊叫立即进来五六个壮汉，这时那个主审也清醒过来了，很为自己刚才的失态难堪，看进来这么多人又威风起来，为挽回面子立即决定加倍进行报复，怒气冲冲地说：“我看他是不想活了，给他点厉害尝尝。”随着他这一声喊，几个壮汉七手八脚地把个瘦老头儿打得浑身是伤，立都立不起来了，他是被拖到监室去的。就这样主审人还觉得不解气，喊叫说：“给他戴背铐，吃饭也不许改过来，让他趴着吃！”从此张文山便日日夜夜戴上了背铐，整天躺在那里，再也没人审问，因为他离死刑已经不远了。
白刚听了以后，内心无比激动，沉思良久没发一言。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坚强的，但和张文山比起来，又看到了自己的渺小。
本来这屋里已挤得满满的，还陆续往里关人。突然白一村的老饲养员白敬理也被关进来了。白刚奇怪一个一辈子穷得丁当响的老贫农，怎么也进来了？没等白刚和他打招呼，他便直奔白刚而来，一屁股挤在了白刚的旁边。白刚说：“大叔你这是为啥？”他叹了口气说：“咳！只为一句玩笑话。夏雷队长买回一张林彪像，挂在了队部毛主席像旁边。我说了句你看他凶的吧！活像个大眼奸臣。不知道哪个王八羔子给捅上去了。你看就这一句话，他们能定我的罪吗？”
白刚知道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分量可是不轻啊！不过为了不给老人增加压力，他没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安慰说：“审问时多说自己的出身历史，只怨自己没文化不知深浅，只是看了相貌随便一说，绝没别的意思。我想不会有多大事的。”
白刚真的觉得一个老贫农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们也许能原谅他吧？谁知道他们都想错了。因情节简单证据确凿又性质严重，第一批处理便有白敬理，判了有期徒刑七年。宣布以后全屋的人都为之震惊。
白刚更是目瞪口呆惊讶不已。原来竟可以这样轻易定罪，他为自己的事也更担心了。更令白刚吃惊的是和他一同劳改的陆永安戴着手铐进来了，他立时出了一身冷汗。第一次审问让他交待一起回来的劳改人员时，他就怕他有事儿把他们联在一起，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白刚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想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一点蛛丝马迹，看看是不是为他这一案而来的。但是陆永安只看了他一眼，略显惊异便把头一扭，找了一个地方挤着坐了下去。白刚很想听听他和人们的谈话，以便了解他的案情。但他又把戴着铐子的双手，放在了两膝中间，低着头半天竟没有说一句话。白刚知道他脾气怪，是一个性子烈不服输爱生气的人，可能又在那里低头儿生闷气呢！
终于有一天白刚听到他说了一句话，可能是有人问他为什么进来的，他气呼呼地大声说：“杀人！”这简单的两个字如五雷轰顶，杀人，难道真的把我们搅在了一起他又招供了？不会吧！他这个人就是刀放在脖子上也不会瞎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白刚始终猜不透，心中惶惶不安。老葛头儿看出了白刚情绪不正常，问他是怎么回事，白刚如实说了。老葛头儿说不用着急，我去会会他。
趁着一次大家起来打饭的机会，老葛头儿故意离开了自己的位置，挤到了陆永安的旁边。两天以后老葛头儿又回到了白刚这里，告诉他不是因为你的事。白刚说：“那是为什么？”老葛头儿一向什么事都显得不在乎，这次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十分悲哀地说：“他们村真的杀了人，还不是一个，杀了三口子。”
“难道是他？不会吧？”老葛头说：“凶手自首了，不过事情和他有牵连。”说到这里这个乐观坚强的老头儿眼圈儿红了，声音有些呜咽，等了一会儿才压低了声音十分气愤地说：“真正是官逼民反啊！”白刚愣了，怎么老葛头儿会冒出这么一句话来？他急切地等待老葛头儿说下去，老葛头儿却只是长吁短叹没有说话。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9(3)
后来白刚才知道这个杀人犯并非什么地富反坏右，而是出身贫农，还是先后当过几任村长的村干部。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只是脾气不好工作方法简单伤了一些人。“四清”时被整下台，遭受不白之冤还受了不少罪，他不服气。“文革”中作为“四不清”的干部多次被斗，心中更是不满。
看到造反派夺权后批斗人时刑讯逼供，抄家时打砸抢，游斗所谓破鞋女人时借机侮辱打骂耍流氓。他说这哪像共产党的干部，简直是一群土匪。这话惹恼了当权的人，又加上造反中上台的支书和治保主任以前都有不轨行为，被他处理过，早就对他怀恨在心，这次便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革”的罪名，定他为现行反革命。
陆永安也是地富反坏右中最不老实的一个，又加北平解放前夕全家都逃到台湾，他独自一个人留了下来，留下了一个“特务”的疑点，“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和老村长多次被一起斗争，最近一些日子为制造运动的声势，也为惩戒他们的不驯顺，竟然让他们两个天天站在一条窄窄的木凳上不准下来。从早上一直站到下午人们出工以后，才准他们回家吃饭。只要发现他们中一个人下来，便罚他们两人一起跪砖头。
两人的腿都肿了，膝盖也跪破了。老村长愤愤不平：“这群牲口，气极了我非宰了他们不可。”陆永安还劝他：“忍一忍，我想不会老是这样的。”就这样他俩虽然十分不满经常骂街，但表面上还一直忍气吞声地忍受着。
有一天天气很热，他们两个在太阳下晒着，连饿带渴变颜变色站都站不稳了。陆永安婶母便给他们端去了一瓢凉水，谁知就是这一瓢凉水酿成了杀身大祸。他俩正喝着被治保主任看见了，一脚踹翻了板凳，使他俩跌倒在地，还把陆永安的婶母踹倒在地上。陆永安站起来赶紧护住了婶母说：“有事朝我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你打她干什么？”对方恶狠狠地说：“什么老太太？一个地主婆，包庇反革命右派，明天我让她跟你们一块儿站板凳。”
老村长气愤不过，从地上爬起来，照着治保主任的脸上就是两巴掌：“你们还有人味吗？简直是一群牲口！”治保主任哪受得了这个，立即狠打老村长，老村长正在火头上也不管不顾了两个便厮打起来。陆永安一个劲地劝阻，别人也赶来拉架，这场打斗才算结束了。但由此便天天开批斗大会，他们两人任人踢打唾骂。
这天夜里批斗会以后，老村长回到家里，忍着一身的伤痛，不知这个世道是咋了，竟让这些人胡作非为？连一些高级领导、将军、元帅都自身难保，他这样的小人物就是被人整死了也没人来管？他看透了这些人饶不了他。现在浑身是伤，这样下去非让他们折腾死不可。与其早晚是死，何必活着受这份罪？我死了也不能让这些混蛋胡作非为，不能让他们好受了，趁我还能走动，死也要报仇。想来想去，他觉得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忍无可忍了，便提起大铡刀先去了治保主任家，手起刀落把他们两口子全杀了，一个十几岁的小子他没忍心下手，那孩子便跑到村支书家去报信。正好支书出门要找民兵捉拿凶手，老村长也追到门口又把支书砍了。杀人以后，老村长便提着铡刀径直去派出所自首投案。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0(1)
陆永安被关进来以后，白刚老想找个机会找他谈谈，有一天趁打饭混乱的机会挤到陆永安身边，看得出来陆永安也早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进来的。
白刚担心的就是把他俩扯在一起，陆永安问了老万被活埋的时间以后告诉白刚说，在那之前几个月他就毫无自由了，不许离开村子一步。活埋的那个时间他是天天站板凳跪砖头，哪能跑外面去杀人？
陆永安说村里整他就是有的干部知道他带回了一点钱，总是借钱，借了就不还，他要了几次支书不但没给还恨上他了，老拿他当特务整。审讯时说是我鼓动老村长杀人，我说是你们逼他杀人。他们让我揭发老村长说过什么反动话，我说他都杀人了，反动话还有什么用不必费那口舌了。
他们说你对他杀人怎么看？我说我不同意，但是同情，狗急了还要跳墙，何况是个有血性的人？他们说你也想走这一步吗？我说现在还不想，逼急了那也没准儿。他们大骂我反动，我说真正反动的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人。
陆永安本来是可以解脱自己的，但由于他的脾气，由于他满腔的愤愤不平，终于定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与陆永安被带走的同时，张文山也被几个人拖走了，他因“恶攻”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临走他还踢蹬着带镣的双脚说：“狗崽子们不用高兴得太早，你们疯狂不了几天。”别的号里一起送走的还有十几个。
陆永安他们一走，便提审白刚。这次冷股长先笑了，不过是一种冷笑，他眯起了眼睛，头向前探着，好像故意让白刚看看一样：“咱们较量过几次了，在公安局大院为成分的事你咬文嚼字，那次便宜了你让你得逞了。上次审问你，那只是一个小插曲。”然后把眼睛一瞪，“现在可别想再占便宜，不要以为省里有几个熟人就有了仗恃，这次谁也救不了你。”
白刚这次学聪明了，觉得不能实话实说。以前支书说县公安局认为他省里有人，他否认了。现在觉得应该将计就计，在不讲理的时代来不得诚实，便说：“上次那事谈不到得逞不得逞，那是公安部门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当然也不排除朝里有人好办事这个因素，要不咱们县委书记、又当了省级领导的人给我戴的帽子，就算按政策办事，没熟人谁又敢为一个地主分子说话？”冷股长马上冷笑说：“你别再做梦了，朝里有人好办事？那次只是戴不戴帽的小事，现在是阶级敌人报复杀人，人命关天。这次可没人敢替你说话。”
“这次也一样。”白刚故意十分镇静，又慢声慢语一句一顿地说，“真杀了人，谁也救不了；没杀人，没有证据，硬要定案，一样行不通，也会有人管的。”白刚觉得这样一说冷股长和小个子心里就得掂量掂量，他们要是不按政策办事，动用非法手段，他白刚还是会告状的。白刚继续说，“所以我非常信任公安部门，是会按政策办事公正执法的。这次的事更谈不到占不占便宜的问题，我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无缘无故关了这么些日子，哪里有什么便宜可占？就是马上放了我，我不还是个受害者？”
小个子气得跳了起来：“你大胆！敢说你是受害者？那么我们就是害人的呗？”看样子很想打他几个嘴巴。但是不知为什么，是否想起了他省里有人？探了探身子，还是忍住了。只是瞪起眼睛吼叫说：“装什么糊涂？你是杀人犯！”
白刚看到说受害者引起对方误会，便赶紧解释：“您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你们害人。我虽然无辜，但是卷入老万那件事还是事出有因的。”冷股长严厉地说：“不许你叫老万。难道你挨打还没挨够吗？”白刚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污辱他，我真不知道他姓什么！”冷股长说：“他姓苟。”白刚差一点笑出来，真感到为难了，他怎么姓了这么一个姓。不过他强忍住笑，郑重其事地说：“那我就叫他老苟吧！可以吗？”
冷股长本来绷着个脸十分严肃，听到这句话也差点笑出来，但是他也强忍住了：“什么也不用叫，你就说吧！”经过这一番较量，白刚倒觉得心里轻松多了，看到对方的语气也有所缓和，便心平气和地说：“好吧！关于活埋人的事，公安部门怀疑到我，我认为很正常。他打过我，打得很厉害，还没收了我赖以活命的几十斤粮食，所以认为我一定恨他，杀了他的心都有。”
“不是只有杀了他的心，现在是他已被活埋过。”冷股长高兴了，认为白刚自己已经钻到套子里了，“你老实交待你们怎么谋划的，同伙都是谁？”
“上次我说过那条大河救了我，没那条大河我也许说不清了。你们说我不会自己动手，是串通同伙去干的。可是串通了谁？总要有名有姓吧！这也巧了，我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只有一个姐姐，还是绝户没儿没女，总不能让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跑那么远去到河套里杀一个壮汉吧！”冷股长恼怒了：“嚣张！你勾结反动分子、劳改犯。”
白刚明白了，对队里的事，亲戚朋友的情况，他们可能都调查清楚了。所以把他关进来，主要疑点就在两个共同的劳改犯身上。甄有福体弱多病，胆小怕事，不会被怀疑，主要怀疑人当然是陆永安。陆永安的情况他已经清楚，这下心里有底了，便毫不惊慌地说：“我承认这怀疑有道理。但是要勾结，总得有联系吧？我和谁联系啦？”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0(2)
冷股长把桌子一拍眼一瞪：“嚣张！你问谁？我让你交待。”白刚十分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怀疑陆永安，其实这问题不用问我，问问陆永安他们村的干部就清楚了，他两三个月以来一直有人看守，站板凳跪砖头，我们怎么能联系？他又怎么能去杀人？”
“你胡说！怎么会有这回事，谁告诉你的？”冷股长气极败坏地跳了起来。
“陆永安告诉我的。”白刚冷静地说。
“好啊！你终于露出马脚了，你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冷股长有些得意，然后高声喊道，“说！你们是怎么联系的？”
“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俩关在一个监号里，他亲口告诉我的。”陆永安已判刑走了，白刚也就毫无顾虑。
冷股长咆哮说：“好啊！你们俩串供，该当何罪？”
“没人说我们俩是一案，怎么叫串供？把我们俩关在一起，也说明我们俩不是一案。”
冷股长生气地看了小个子一眼，意思是说这是真的吗？小个子点了点头。因为把陆永安关起来，是为了另一件杀人案，当时案件很多，光杀人案就有几十起，各专案组并不通气。两案经手的不是一个人，老村长案经办人不知道陆永安和白刚有牵连。冷股长感到十分尴尬，他没经手陆永安的案子，对他的情况并不清楚。
判处陆永安以后，他也知道他俩可能没多少联系，不过还是想借此压白刚，逼他供出别的线索。现在看白刚已知道了实情，觉得没法审下去了，但是却不想认输，便马上回过头来吼道：“你违反监规，串通案情，铐起来，押下去！”
白刚本来觉得很有把握，只要一问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想不到却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结果。白刚回来一说，老葛头儿说：“不用害怕，甭听他们瞎诈唬，那是他们下不来台了。现在他们心里已经明白没你的事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
这回老葛头儿可猜错了，又过了好些天，也没人理睬这件事情。不用说白刚着急，连那么精明的老葛头儿也迷惑了，一再念叨怎么回事呢？按说这案子该结束了。
他们又哪里知道，人们都低估了看似傻乎乎的二杆子老万的能量。他被活埋以后，简直成了捍卫革命路线的英雄，上蹿下跳，到处宣扬自己，不可一世。听说唯一重要的案件线索可能被否定以后，他竟找了县委书记告状，说公安局破案不力不积极协助破案。还说白鸣升以前就右倾软弱，他和白刚又是一个村的，白刚是他叔，在这次案件中一直袒护白刚。实际是他怀有野心，想借机把白鸣升拱掉，自己取而代之。正好新上来的郎佐臣也有个二杆子劲儿，和老万同病相怜，臭味儿相投。看到这样一个对革命路线忠心耿耿的人竟然受屈，不被重视，便立即下令撤掉白鸣升，让老苟（老万）当了所长，让公安局加快办案进度尽快破案。
这一下可让冷股长他们作了难，他们心里清楚，白刚没有作案的条件，本来想很快释放的。可是县委盯上了，又没有其他线索，怎么办呢？想来想去白刚不能放，案件没破把他放出去老苟还要告状。有一个嫌疑犯押着顶数，在那打击现行反革命运动的高潮里，对上级总还有个交待，顶过一阵风头再说。至于冤枉不冤枉，他们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这些人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受的洗礼，只要对自己有利，又何必考虑他人的痛苦？而且他们又怎敢和造反上来的县委书记作对？老葛头儿这个精明的老公安，面对这一代人，似乎也有些陌生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1)
白刚十几岁便蹲过国民党的监狱，不久前又劳改十几年，吃饭睡觉整天戴着铐子还是头一回。虽然是头一回，但是他并不陌生，因为劳改时脚镣手铐见得多了。这时戴在自己身上，也就不觉得多么耻辱多么痛苦。他担心的倒是自己的妻子，所以整天忧心忡忡。他又哪里知道，妻子现在也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也不敢把情况告诉他。夫妻相距不足百里，不仅不能往来，连信也不敢写一封，只有昼夜的悬心思念。
自从孙村让羊公子搅闹了批斗大会以后，分管这一片斗批改的朱一夫便迁怒于老郝和吴玉萍领导的工作组。尤其是对吴玉萍怀恨在心，他觉得自己是一百个看得起她，请她在表妹家吃饺子，用意她当然明白，就是为了整他表妹夫的对手孙绍安。谁知她却明斗暗不斗，同情孙绍安。所以临走便告诉公社副书记，要给工作组严厉的批评，并且让他们立即回公社进驻一个老大难村，给他们一个考验，再打不开局面，就处理他们。
工作组回公社以后，公社书记便找老郝谈话，传达了要让他们进驻一个老大难队给以考验，但是严厉批评那一节却免了。还说孙村的事我知道，那村卖羊肉有历史了，批批可以，一时半会儿的谁去也解决不了，不能怪你们。你们要去的桥头营，是全县的老大难，成了我们公社一块心病。
村里七股八叉你告我我斗你，几次进驻工作组，也摸不清个是非。不是被逼走了，就是觉得没法办，连饭也吃不上，自己主动撤了出来。公社没力量解决，只得依靠工作组，你们组力量强，希望去了给我们好好解决一下。借这次“一打三反”运动的东风，把坏人彻底整治一下。班子不行，该调的调该撤的撤，你们做主了。
老郝当面也说好好好，心里却憋下了一口气。他觉得他们在孙村认真学习政策，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孙绍安本来没问题为什么狠整人家，不就是为给朱一夫的姘头家铲除一个竞争对手吗？老郝在县局里是个老干部了，朱一夫是工人时他就是个中层干部，根本没把朱一夫放在眼里，朱一夫也管不着他。经过孙村这回事情，他就更看不起朱一夫了。公社书记谈话以后，老郝马上传达了公社书记的意见。
刚传达完成强便闹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我知道桥头营是个根本没人去的村。说好听的再难也不怕，反正是为了工作嘛！惩罚我们不干！组长，你当时就不该接受这个任务，这是侮辱我们！你提提就说是我们全组的意见，要求换一个村。”黎娟也很生气：“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倒落不是了，他姓朱的算干什么的？就知道吃喝玩乐假公济私，却处罚我们。我同意为争口气，也得换个村。”老郝本来对上级决定是很尊重的，这时却板着个脸一声不吭。
吴玉萍这些年被歧视折磨惯了，对这类事也经得多了，没拿这些当回事。她认为只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说公社书记还说了句公道话，就算他也不理解又怎么样，咱干咱的干完了走人，有什么关系。尤其使吴玉萍比较放心的是她在桥头营住过，给她的印象还不坏，和老乡处得也比较好。当时有一个房东老大娘，非要认她做干闺女不可，吴玉萍不敢答应，怕单位知道了，上纲到搞封建拉拢又添新的罪状，可是大娘硬让儿子喊她姐。
那还是挨饿的年头，大娘知道她在别人家吃不饱，天天黑夜开会回来，枕头边不是用毛巾包着块热白薯，就是放着十几粒花生米。那是人人都难活命的年头，吃的东西多么金贵啊！吴玉萍有时吃着吃着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吴玉萍走后，那位刘大娘经常打听她的消息，有时还让儿子到县里去看望，送些花生红枣去。
有一次吴玉萍下乡离桥头营不远，特意去看大娘，大娘一把抱住了她，含着眼泪喊道：“我那儿啊！你可回来了。”吴玉萍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大娘知道吴玉萍的身世，对她十分同情，有一次在灯下教她纳鞋底，一边捻线绳一边叹气，对她儿媳妇说：“你姐是只孤雁啊！多好的人怎么偏偏摊上这么个命啊！”这一声孤雁，说得吴玉萍满心凄楚。大娘看到吴玉萍难过，马上又劝道：“儿啦！别难过，好人终究有好报，以后会有好日子过。”
“娘啊！还会有那一天吗？”吴玉萍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娘。吴玉萍哭了，大娘也哭了，娘儿俩抱在一起痛哭。大娘说：“老天有眼，不会老让好人受罪的。”大娘儿媳妇在一旁也陪着哭了起来。此情此景吴玉萍一直铭刻在心。只是由于这几年政治运动不断，阶级斗争不断升级，吴玉萍才断绝了与大娘的来往。这回又去桥头营，虽然这里已成了老大难单位，但是能和刘大娘再次相见，她心里暗暗高兴，所以她不像别人那样气愤和难过。
看老郝板着个脸不说话情绪不高，她以为是老郝怕担子太重有些为难，同时也觉得成强和黎娟这种不满情绪，对以后工作不利。便说：“要求换村，恐怕是不行了，桥头营我以前去过，干部们还可以，不知这几年咋搞的成了老大难。那里群众基础不坏，我也有些熟人，咱去了先好好摸摸情况，也许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难。”
“咱出来不少日子了，人们也该换换季回家拿点衣裳了。先让成强、黎娟回家去，你要取衣服也回县里去趟。了解情况不急，反正解决一个老大难，也不是十天半月的事儿。”实际上老郝是对朱一夫和公社不满，情绪不高，不想积极卖命了，想休整一段再说。吴玉萍说：“我的衣服都带来了，回县也没啥事儿就不回去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2)
进驻桥头营，他们本来做了很坏的思想准备。因为70年代干部下乡，已不像50年代那样受欢迎。从60年代开始，三年饥荒还没过，运动便接连不断，工作组下去不是折腾群众就是整干部，群众哪能不反感？不过工作组权力很大，停职反省、撤职，甚至关押，那是家常便饭，而且主要是针对干部，所以不欢迎也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但是使工作组为难的事也时有发生。比如工作组背着行李进村，村干部躲了不给面见，没人号房也找不着人派饭。有的虽然安排吃住，但干部不配合工作总是不上前，谈情况不是一问三不知，就是顺口说些假情况。
这次到了桥头营，却出乎他们的意外。工作组刚进村，大队支书早在那里等候，忙着帮他们卸行李搬东西，进屋以后，又是递烟又是倒水，十分热情。支书马永昌，不过四十出头，个子不高，白净脸胖胖的。一看就知道不是整天在地里干活的人。穿着一身蓝咔叽布中山装，虽然洗得发白了但还是整整齐齐。小眼睛眯缝着，不正眼看人，好像总是眯着个眼睛暗地里琢磨对方似的。进村头一件事，本来是介绍村里情况，可是支书说：“同志们大老远地来了，又不是一两天就走，忙啥？”闲扯了一会儿，门口就有人喊：“工作组在哪屋？吃饭了。”
四个人一起去吃饭，还没进院老远便闻着一股油香，夹杂着葱花炝锅的味道。成强连连吸了几口气，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小声说：“给咱啥好吃食？真香！”老郝回头瞪了他一眼，意思是老乡就在前面引路，你怎么这么没成色，一点不注意影响，成强立即低下了头老实了。
这顿饭确实不错，葱花脂油饼，外加一大盆鸡蛋汤。厚厚的一大摞油饼，一会儿就烟消云散，鸡蛋汤也喝了个精光。这是什么人家？老百姓多是白薯干子半年粮，吃顿好饭也就是玉米面贴饼子。一年才分个十几斤麦子，到这时候了哪里还有这么多白面？吃完饭抽烟的时候，老郝便问：“你家还有这么多麦子？”主人嘿嘿笑了两声，憨厚地说：“我家哪有麦子？分的那点麦子，麦收时吃两顿黑面馒头，过年吃两顿饺子早就光了。这是马支书从队上拿来的麦子，油、鸡蛋也是他拿来的，让我给工作组做饭。”老郝听了什么也没说。要给钱和粮票时，主人不收，说：“不是我家的东西，要交就交给队里吧！”
这顿饭吃得人们疑疑惑惑，不是老大难村吗？这样的好款待是什么意思？听着大家的议论，老郝一直闷头不语，只在最后才说了一句：“看看晚上的干部会吧！”在农村晚上开会，不论大会小会，一般都要集合很长时间。可是工作组刚进大队办公室，马永昌就领着一伙儿村干部来了。村支书一身二任，兼着村长，他一来就等于主要干部都到了。另外还有民兵连长、治保主任、会计和妇联主任。
当时村里还应该有贫协主席，实际是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有的村有，有的村早就有名无实了。支书说他们村原来的贫协主席免了，现在还没有选。各部门汇报完工作也就十来点了，进村头一次会，只是例行公事，相互认识认识，又加老郝情绪不高，心里早就盘算着回家歇歇，没提什么问题，所以什么重要情况也没谈出来。不过宣布散会后支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倒是给了人们一点震动。
支书说：“村子大，情况复杂，地富反坏右都有，不少人还有现行活动，另外还有些新生反革命，为了同志们的安全，你们黑夜少出门，白天最好也不要随便走动，要找什么人，了解什么情况，告诉村里一声，我们给你们找。妇联主任马翠花半农半医，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大队院里有间医疗室，她整天在那里，有事找她就行，很方便。”
原来以为这里班子不团结，看起来不像有多大的矛盾，村里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坏人那么多，连白天出门都要小心？吴玉萍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她和黎娟回到住处以后，栅栏门虚掩着，东屋的房东大娘早睡了，院里一片漆黑。因为刚吃完饭便去队里开会，她俩没来得及找手电，所以只有慢慢摸索着进屋，又摸索着点上了灯，铺好了被褥，刚躺下要睡觉，忽听得院里柴垛响，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柴垛里钻出来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