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动静！”黎娟说着两人便重新穿好了衣服，侧耳倾听。如果是猫狗，会有叫声或是细碎的脚步声，要是有人也会有动静，可是听了一会儿什么声音也没有。两人以为没事了，正要脱衣服，又听见堂屋里的门响了一下，好像还是故意弄响的。黎娟这闺女胆子大，一个箭步跳到外间屋，大声喝道：“谁？你给我出来！”
吴玉萍急忙找出手电也到了外间屋，用手电一照门还关着。两人打了一个照面，黎娟指了指门，吴玉萍点了点头，两人便突然开了门，没敢贸然出去，只用手电在院里搜查，却什么也没看到。手电的光终究有限，就在手电光晃到一边的一刹那，栅栏门响了一下，像是有人跑出去了。她俩便赶紧去追，到门外却看不见人。
沿街是一溜茅厕，一家一个，他躲在哪里还不行？黎娟说：“他没走远，咱俩一边一个去找找。”吴玉萍说：“算了吧！他不想伤害咱们，找他干啥，让他去吧！”她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咱手里连根棍都没有，真要找着了，他和你打起来，咱哪是他的对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3)
她俩回来把栅栏门关紧，又在院里察看，却见堂屋门旁有件衣裳，黎娟提起来一看已经破破烂烂，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人把它扔到了这里。到屋里仔细一看，衣服上面斑斑血迹，虽已干了，但仍然看得清清楚楚。口袋里还装着一封信，信上写着：“工作组的领导：我儿刘国良冤枉，我儿是共产党员，贫协主席，复员军人，他们无灭（诬蔑）我儿是现行反革命，活活打死了。打死了才抬回来，衣服打烂了，全是血，便是铁证。可他们说是急病死的，上级调查几次，都是应付差事，不给解决。我家三代贫农，就这一条根，天大冤枉！可是他们不许我出门，不许我告状。求求工作组给我做主，村民刘赵氏下跪了。”
黎娟看完了信，吓得吐了吐舌头：“我的妈呀！这村可真复杂，闹神闹鬼的。现在又说打死了人，还有血衣，是不是吓唬咱们？进来的，是好人是坏人？”吴玉萍是个胆小的人，又经受过太多的刺激，骤然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下就精神紧张起来，一时说不出话来，稳当了一会儿，才回答黎娟的问题：“我看进来的不像是坏人，既不想伤害咱，也不是想吓唬咱。……”黎娟没等吴玉萍说完，便打断了她的话：“那他故意推门干啥？”吴玉萍说：“那是给咱们一个信儿，很可能就是这个人送的血衣，怕血衣和信落在别人手里，让咱们取回来。”
“吴姐！你说这信是真的吗？村里竟敢公开打死人？”吴玉萍是个善于思索的人，她想了想：“从今天晚上的事件和进村一天的情况分析，这村表面很平静，实际内里可能很复杂。从血衣和信上说的情况看，死人的事很可能是真的，至于为什么，可就难说了。”黎娟嫌恶地把地上那件血衣往旁边踢了踢：“死人的事咱也管不了啊！明天把它交给支部算了！”
“那还行？你知道这事和谁有牵连！”吴玉萍急忙说。“要不交给公社。”黎娟说。吴玉萍又说：“那也不行。你没看信上说上级调查几次了，都没解决？交给公社，不是又把写信的人推到火坑里去了吗。”黎娟说：“你说咋办，咱还能管这事儿？”
真是有打死人的事，工作组当然应该解决。可是吴玉萍没有马上回答，她知道老郝现在肯定不愿意陷在这泥窝里，自己这摘帽右派、劳改家属身份，解决这类老大难，岂不是难如登天？不过她想到自己和白刚的遭遇，白刚多次告状，有人知道确有冤情，却没人敢管，自己不是也恨那些人见死不救吗？
现在自己有了这点权力，有人活活被打死告到你名下，却根本不管于心何忍？便说：“工作组怎么不应当管？有人冒着危险给咱送血衣、写信，这是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能推出去不管吗？”黎娟不服气地说：“吴姐，咱可管不了啊，村里都敢打死人，闹不好连咱们都危险哪！”
吴玉萍不知老郝同意不同意管这事，她也没个准主意，但是觉得必须把眼前的事情处理好，便说：“怎么办以后再说吧！这事儿我们得对告状的老百姓负责，要绝对保密，不要对外人说。信和血衣要好好保存起来。”黎娟嫌弃地把衣服踢到了墙角：“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裳，沾了那么多血，脏乎乎的，我看了都害怕，先扔一边吧！”
“那可不行。别人看见不就暴露了？咱办不成事儿也不能坏了人家的事儿。”吴玉萍从挎包里找出两张旧报纸，把衣服包好，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觉得放在哪都不合适，最后狠狠心包在了自己的衣服包里，放在自己脚头的褥子底下。把死人的血衣包在自己衣服里，她也腻味呀！可是为保密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研究工作时吴玉萍汇报了昨天晚上的事情。成强一听就嚷嚷开了：“这可是大事情，把贫协主席打死了，谁干的，咱可得查清楚。”老郝马上说：“这事现在不能查。经了几回工作组没解决，咱能陷在这里头？”吴玉萍试探地说：“是不是先了解了解情况？老百姓信任咱们，有名有姓的申冤告状，咱也不能不管哪！”老郝仍然不想管，但碍于吴玉萍的情面，只好退一步说：“了解情况也得小心点，别拿这个当主要事。顺便了解下情况，要查也得放在后期。”老郝同意让吴玉萍好好保存血衣，不要交出去。
斗批改工作组进村，大体上都是这样的程序：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宣传大好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性，讲工作组进村的目的、任务。头三脚就算踢得差不多了。下面便是深入各生产队揭发问题，梳梳辫子，确定重点问题，这些工作就可松可紧了。最后是解决重点人问题，整顿领导班子。
开完大会参加了各队的学习发动，老郝本来想让成强、黎娟回去两天，看到村里这个复杂情况只把成强放走了，让黎娟留下给吴玉萍做伴儿。然后他也骑车子回家了。临走告诉吴玉萍先摸摸情况别采取行动，一切等他回来再说。就这样把两个女将扔在了村里。
吴玉萍从十七岁进省级报社，不久就在农村组当组长。独来独往在农村到处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在县农林局还是经常下乡。对农村工作并不发怵。只是这特殊身份限制了她，虽说帽子摘了，仍然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不知哪天又会落下来，工作不敢放开手脚。老郝也是关心她，给她吃了定心丸，告诉她工作不要急，实际是让她休整，守着摊子就行了，尤其是不让她管死人的事儿。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4)
不过她心里总是放不下，觉得对老百姓的疾苦、冤枉不能不管。既然告到自己头上，又是自己分内的事情，怎么能漠不关心，不闻不问呢？当然这会有风险，还可能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磨难和打击，她恨透了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那些口是心非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人，那些不关心群众疾苦，一心保乌纱帽的人。轮到自己头上，对群众的疾苦，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人，能够只考虑个人得失视而不见吗？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心冒风险了解个究竟，真有冤情就要去管。
吴玉萍本来一进村就想去看望刘大娘，决定管这件案子以后，更想去找大娘摸摸底，但想到万一调查的事让村里知道了，惹出麻烦来，他们会首先怀疑大娘，对大娘不利。所以便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她先和黎娟一起去串百家门。可是拉家常里短时人们还有说有笑，一问到村里的事情，刘国良咋成了反革命？人们便不敢说话了。
慢慢她摸出了一个规律，不敢说话或变颜变色的多是姓刘的，说好话的多是姓马的。她早就知道村里马、刘两家多年不和，只因自己以前到这村是推广农业技术，所以感触不深。这几年运动不断，两姓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刘大娘她们是不得势的那一派，她要去就更得加倍小心了。这两天她们漫无目的地串门，马翠花每天还都来看看，而且带有警告地说：“支书不是和你们说过就是白天也不要随便走动吗？村里复杂，你们还是小心点，出了啥事，对大伙儿都不好。”吴玉萍只是敷衍说：“光在家里怪闷得慌，郝组长不在，我们也不想干什么，随便走走散散心。”
跑了两天之后，虽然了解到刘国良确有其人，成了反革命，而且死了。但是进一步的情况，什么也了解不了，必须找刘大娘摸摸底。村里情况复杂，这两天她和黎娟形影不离，谁也没敢单独行动。找大娘的事，她不想让村里知道，便和黎娟说：“今天我想单独出去一下。你留在家里洗洗衣服，我也把衣服泡上。马翠花来了，你就说我们一起洗衣服来，老吴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黎娟马上反对：“那还行？你一个人出去我不放心。这两天咱不是一直出去吗？她来她的，咱不在，她又咋的？”
“我今天要找的是个熟人。又是刘家的人。我不想让村里知道，怕连累了人家。你在家里，说咱今天洗衣服，不至于引起她的怀疑。”吴玉萍不得不实话实说了。黎娟还是坚持她的意见：“那不行，你万一出事怎么办？她怀疑她的，咱又没干坏事。”吴玉萍迟疑了一下说：“再说你和那家不熟，去了也不方便。”黎娟说：“好啊！吴姐，原来是不信任我呀！”她气得把头一扭，嘴噘得老高。
吴玉萍看到黎娟那伤心的样子，没了办法，便说：“娟！大姐怎么会不信任你呢？好，咱俩一起去，马上就走，省得马翠花看见不好说。”黎娟笑了，两个人装着闲溜，转了几个圈子，最后看看周围没人，才迅速进了刘大娘的家。大娘正在炕上做针线活，见吴玉萍进来，马上从炕上下来，笑笑说：“闺女呀！你可来了。”然后又把脸一板，嗔怪地说，“早听说你到村里了，怎么才来，我还以为把大娘忘了呢！”眼睛里立刻充满了泪花，忙扭过头去，扯起了袄襟擦眼泪。
“大娘，哪能忘了你呢！一听说让我们来桥头营，我的心就跑到大娘家来啦！”大娘说：“那你为啥早不来?”吴玉萍思索着不知道这话该咋说好：“大娘！我是怕……”说轻了大娘不相信，说重了又怕引起大娘担心，所以欲言又止。大娘说：“你们工作组还怕谁?进村不就是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嘛！”
吴玉萍不好再解释，所以便主动说：“今天来就是想和大娘多呆会儿，我上炕。她年轻，跳哒惯了，炕里坐不惯，就让她在炕沿儿上吧！”唠了一会儿家常，有说有笑，谈得挺高兴。然后吴玉萍把话锋一转：“大娘！你们村有个叫刘国良的吗?”大娘唉的一声叹了口气：“有啊！人死了。”
“咋死的呀?”吴玉萍试探地说。大娘立即十分警惕：“你打听这个干啥?”吴玉萍没回答大娘的问话，又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听说是让人打死的?”大娘有些变颜变色：“是上级派你们来调查的?”
吴玉萍看到大娘没有否认是打死的，又加上大娘那种害怕的神气，她肯定人是真的被打死了，所以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不!是我想了解了解。他是怎么死的，你老知道吗?”大娘担心地说：“闺女呀!不是大娘不告诉你，这事你可别管。别说上级没派你调查，就是派你你也管不了。”
“为啥呀!”黎娟着急了。大娘说：“孩子啊!一句两句可说不清啊!”大娘瞅了瞅吴玉萍说：“村里就住着你们两个妇女?”吴玉萍说：“不!我们来了四个人，还有两个男同志。”大娘有些疑惑：“那他们怎么不出面?”吴玉萍说：“他们俩回家了。”
“就你们两个闺女家就更别管了，要管也让他们男的去管。”大娘凑到她俩跟前，惊恐地小声说，“不是大娘吓唬你们，这可是个大马蜂窝，捅不得呀!”
吴玉萍听得出来，大娘对内里的情由是清楚的，知道死者冤枉，只是由于担心她们的安全，或者还有自己不愿卷入这种是非，不肯告诉她们。所以便不直接追问死的情节，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大娘，这事他们家里就不告状吗?”大娘说：“谁说不告?他娘都快气疯了，愁瞎了，到处告啊!可是来了那么多工作组，不是也解决不了吗?他家就有一个老娘和一个没出阁的妹妹，能有啥法儿，娘儿俩整天哭啊!”大娘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5)
吴玉萍看出了大娘对死者家属深深地同情，便进一步说：“村里这么多人，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大娘叹了口气：“唉!人家马家是村里大户，人多势众，现在村里干部多是马家的人。刘家也算是大户，不如人家人多。原来也有人当过政，都让人家整下来了。就留下了一个刘国良，有职无权，说话啥也不顶，还落了这个结果，刘家谁还敢出头啊!”
“那马家那么多人，就都不讲理?”吴玉萍知道马、刘二家向来有宿怨，但是她认为将来要解决问题还最好有马家的人出来说话，证明才能过硬，不知能不能找到这种人，便探探大娘的口气。大娘说有是有。说了以后又后悔了，马上改口说：“人还能都一样?也可能有吧！可是马家刘家老辈子便不和，现在人们又怕惹事，再说说了也不顶事，谁愿意出头啊！”
绕着弯子说了半天，也没说到正题上。黎娟早着急了。她也看出来了，大娘是知道实情的，而且也看出了大娘和吴玉萍感情很深，非同一般。便说：“大娘！你信不过我，还信不过我吴姐吗?刘国良咋死的，你老就告诉我们吧！我们绝对保密，绝不连累你老人家。”
“姑娘啊！这么说你就把话说远了。”大娘笑笑说，“你吴姐既带你来，大娘还能信不过你吗?大娘是心痛你们哪！你姐是只孤雁，你是个没过门的闺女，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咋好啊！孩子啊，村里的复杂情况大娘了解得深啊！正因为这样，才不忍心把你们往火坑里推呀！你姐不像你，你有爹有妈有家，干不了顶多回家，还有爹娘照顾着。你姐她不光是只孤雁，还有个离不开娘的孩子，她男人还在村里受罪，也仰仗着她呀！再有点闪失，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她够难的啦！闺女呀！咱得为你姐想想啊！”
大娘这一席话，说得吴玉萍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她一哭，大娘和黎娟也都哭了。哭的感染力比笑要强烈得多，尤其在妇女当中，就像传染一样，有一个人伤心地哭起来，很快就会引起别人恸哭。在共同的痛苦中，就更是如此，一时间，谁也没法说话了，都哭了起来。吴玉萍要不是当着大娘和黎娟，她真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
自己从小就为革命为群众拼死拼活，可是竟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家不成个家，孩子扔下没人管，自己还处处受人歧视，丈夫仍然在冤枉和痛苦中熬煎，看不见个出头之日。想起来有时真心灰意冷，可是能因为自己的不幸，就对群众在痛苦中的熬煎不管吗?对国家的灾难自己无力回天，可是摆在眼前自己能做的事情，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吴玉萍擦干了眼泪坚定地说：“大娘说的这些，我都想过了，也真说到了我的心坎儿上。我自己好赖都不怕，有时我真想自己死活都无所谓，可是我就惦记着那爷儿俩，他们再也经不起打击了。可是我也不能只想自己的家呀！人家的儿子被活活打死没人管，这当娘的该有多难受啊！坏人这么胡作非为没人管，老百姓能活得舒心吗?当干部的看见这些事情却漠不动心，先不说他有没有责任心，还有点人味儿吗?大娘，我想好了，我一定把这事了解清楚，你就帮帮我们吧！”
说到这里，大娘突然自己哭了起来，哭得十分悲痛。弄得两个人莫明其妙，吴玉萍赶紧说：“大娘，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吗?”大娘说：“闺女呀！难得你有这片好心。你觉得我不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吗?我比你们还急呀！你们知道死的是谁?我的亲外甥啊！他妈是我姐呀！”大娘哭得越发伤心了。大娘直率地说：“你们斗不过人家。俩闺女家，哪是他们的对手?再说，调查这么多回了，一回回的都偏向人家，硬说我外甥是反革命，得急病死的。还弄了个法医的鉴定。你们两个闺女来调查，谁还敢告诉你们实情?”
“大娘，这么大个村，就没人敢说个直理?”吴玉萍不相信群众中就没有坚持正义的人。大娘说：“有人敢说怎么样?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公安局的来了，还问过我呢！说刘国良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他们说人家都说是，你说不是有什么证据?我说你们说是有什么证据?他们说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毛主席，有他的口供，他还按了手印，这就是证据。我急了，他们家三代贫农，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他家才过上好日子，他又当了多年兵，回村当了干部，他怎么能反对毛主席?他们嘿嘿冷笑：跟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元帅、国家领导人，不是也有不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我说那口供是他们逼的，他是被打死的。他们说你见了?我说听人说。他们说那不足为凭。再说反革命哪有那么容易甘愿投降的?教训教训他也是情理之中嘛！我知道你们是刘家一姓，还有亲戚关系，你也是贫农，可要和他划清阶级界线，包庇反革命，可没好下场。”大娘又哭了起来，“县公安局都这样，你们还能整得清吗?从公安局下了结论以后，那一伙人更不可一世了，经常在大喇叭上广播：谁包庇反革命，与反革命同罪，小心你们的脑袋。连他娘现在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出头说话呀！闺女，你们可千万别启动了。”
黎娟没主意了，她没想到连公安局都向着人家说，还有那么多证据。这个一向快嘴快舌的闺女，也没话说了，看看大娘，又看看吴姐，一脸的无奈。吴玉萍也感到压力很大，事情比她想象得更复杂，可是心里也更气愤了。觉得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于是下定了决心：“大娘，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再有证据，也都是假的。你老既然知道实情，就帮我们把事闹清楚吧！别说是你老的亲戚，就是个一般人，也该帮帮我们。”大娘说：“闺女，我把复杂情况都告诉你们了，住手吧！你想想，死的是我外甥，我不心痛别人，还不心痛我姐吗?可是再心痛，我外甥终究是死而不能复生了，我不能护着死的，我得护着活的啊！大娘实在不忍心把你们两个好闺女往火坑里推呀！大娘本想留你们吃饭，是为这事来的，大娘也就没法留你们了，说得不少了，你们走吧！”大娘连推带搡地把她们送出了门外，她自己却含着眼泪，没敢出门。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1)
从刘大娘处回来以后，一连几天，没有机会再去刘大娘家，因为马翠花天天来盯着，怕连累大娘，吴玉萍只好在屋里呆着。
有一天晚上，吴玉萍决定自己独自到刘大娘家。黎娟急了：“那可不行！黑夜多危险哪？我不让你一个人去！”吴玉萍说：“娟儿，我主意打定了，你就别说了，我赶紧走，要不又许走不了啦！”吴玉萍戴上棉帽子，又把两只帽耳搭拉下来，披上外套，那时的装束，男女差不多，从远看，就认不清是谁了。她不管黎娟的抗议，终于去了。
刘大娘一见吴玉萍便急了：“我的乖乖，你怎么黑夜又来咧！我不是让你这几天别来吗？危险哪，你怎么不听娘的话呀！”吴玉萍说：“大娘，这事儿我管定了。我们再不管，国良的冤枉就会石沉大海，以后就不会有人管了，村里坏人就会更猖狂。我白天想来，让人给缠住了。你看我们工作组还担惊受怕的，能看着群众长期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不管吗？”
“闺女，大娘也是眼巴巴地想有人把这事给弄清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光大娘一个人说能算数吗？现在连他娘都不敢说话了，别人谁还敢说话？再说空口说白话谁信？啥是证据？咱没证据啊！可怜我那国良啊！多好的孩子啊！可惜没法替他伸冤了。”大娘说着，抑制不住自己的痛苦，又哭出了声来。
吴玉萍没想到大娘还有这一层顾虑。便说：“大娘你老别哭了，有人替他伸冤。告诉你老实话吧！证据就在我手里，谁也赖不掉……”大娘奇怪地说：“你有什么证据？”吴玉萍说：“血衣！”
“啊？不是烧了吗？咋会到你手里？”大娘惊呆了，“那可是个祸根哪！公安局的人走了以后，大队里让她娘交出死人的血衣，他娘说看着伤心，烧了。把他娘整得死去活来，折腾了几个死啊！也没整出来，人们都说烧了，怎么又会到你手里？”
吴玉萍没有回答大娘的话，接着说：“他娘也不是死了心了，只是不敢明说。老太太决心为儿子伸冤。”大娘吃惊地望着吴玉萍，半信半疑：“你怎么知道的？”
吴玉萍把夜里发生的事件说了一遍。大娘高兴地说：“肯定是他娘送去的。”吴玉萍情深意切地说：“大娘啊！人家舍着性命危险把血衣、告状信交给我，我能只考虑自己不为受苦受难的百姓想想吗？老太太把舍着性命保存下来的血衣交给我，这是她最后的一着棋了，我要再不管，把它交到别人手里，就把老太太推到火坑里去啦！我尝过受冤枉没人管的滋味。”说着她不禁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掉，也不知是为老太太而哭，还是哭她自己。这回倒是大娘劝她了：“孩子啊！别哭了。大娘是为你担心哪！你既然决心要管，大娘能让你为难吗？再说我老姐姐都舍出命去了，我能看热闹？大娘不怕，把啥都告诉你。”
村里马、刘两姓的宿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矛盾的公开化、尖锐化还是近几年的事情。这几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些运动就为家族间纠纷，派性的矛盾，或是个人间的嫌隙仇恨，增加了助燃剂，为挟嫌报复、公报私仇带来了方便。使一些人冠冕堂皇地以革命的名义，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四清运动”时，桥头营主要干部多是马家的，被整得死去活来，都成了“四不清”干部，连他们的子女都跟着倒了霉。因为刘家的人斗争积极，“四清”后村里主要干部便成了刘家的人。
马家的下台干部心中不服，几个人凑到一起，经高人指点，便捏造了一个以刘家干部为主的农村秘密组织，说他们秘密串连，辱骂伟大领袖，目的是推翻共产党。他们觉得单说一个村不容易被人相信，便联络了其他村个别下台干部，一起捏造了一些人的“罪状”，还编出了一部分骨干名单，密报到公社。
公社书记慌了，认为事情重大，亲自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认为事关重大，不可大意，必须下大力量搞清楚。连夜从公安局、县委等部门抽调五十多人赴公社十一个村，开展挖“残反”(残余反革命)运动。桥头营刘家的干部都上了黑名单，被隔离审查批斗。
“文革”一开始，这些被审查家属的子弟都是响当当的“红卫兵”。红卫兵兴起以后，大造“挖残反工作组”的反。被隔离审查的全部解脱了，造反的这些子弟们还不干，说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专了他们的政，吓得工作组连夜逃之夭夭。
“挖残反”后上台的马家的干部自然又成斗争的对象，不仅靠边站，有的还受了残酷的批斗。但很快斗争的大方向又是指向更大的“走资派”，揪斗县委书记、县长等这些“大人物”。对村干部批斗的劲头也就小了。村里造反派虽然夺了权，但没个系统的组织，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原来的村干部虽靠边站，但没正式免职，正所谓是百足之虫，僵而不死。村里已成了一种混乱局面，经过各派大联合、老中青三结合，成立革委会以后，因马家在造反派中党员中都占优势，在村里人也多，又加马永昌在“四清”以前“挖残反”以后当过多年村里主要干部，便又成了支书兼村主任。
在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运动中，在马、刘两姓的权力争夺中，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干部说换都换，刘国良就是其中特殊的一个，可以说是三朝元老。他是“四清”运动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在部队中入了党，立过功，当时村中虽然马姓当权，但由于他从小离家，在两姓中没什么恩怨，人又正派，同时上级又一再反对干部中一姓清一色，所以当时的支部书记马永昌便觉得这是刘姓中可以争取的一个合适人选，立即安排他当了民兵连长。“文革”以后，马家的人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为了不使马家干部清一色，便又把刘国良留下了，只是给了他一个名字好听没有实权的职务——贫协主席。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2)
马永昌仗着马家人多势重，而且他们兄弟三人都担任着村中重要职务，二弟是治保主任，三弟是民兵连长，人称三只虎，没人敢惹。所以很快就旧病复发，“四清”以前那些老毛病都犯了。假公济私，优亲厚友，对集体财产任意挥霍私吞，还不断玩弄女人。而且派性十足，对反对自己的人，千方百计地打击报复，进行压制。刘国良起初是忍了又忍，只是善意地提些意见，说说群众对干部们的反映。马永昌便说他是听信了刘家人的诽谤，并警告他不要陷入派性。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以后，马永昌如鱼得水，活跃起来，对以前批斗过他的人，对他们表示不满的人，开始下毒手。随便捏造事实，无限上纲，罗织罪名，严刑拷打。马家三兄弟为所欲为，还有一帮小兄弟帮凶，便成了村中的太上皇。刘国良平时忍着，这时忍不住了，对他们随便抓人打人极力反对。他们碍于刘国良的情面，白天斗争中打人有所收敛，一到晚上避开众人的耳目，三只虎和一伙帮凶便开始刑讯逼供，许多残酷的整人手段全用上了。
有一天后半夜，人们睡得正甜，突然有人猛敲刘国良的门。刘披衣起来一问，来人说：“你快看看去吧！老族长都快被马家的人打死了。”刘国良说：“什么时候抓去的，我怎么不知道？”来人说：“今天晚上。”刘国良穿上衣服便赶紧跑出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老族长是刘家最老的一个长辈，七十大几了。“四清”中批斗马永昌时最积极，也是平时挑头反对马家欺压刘家的人。他看不惯马家对刘家的人严刑拷打，可是在运动中，人家打的是打击“反革命”的旗号，自己也不好率领刘家的人反对。
这天早上遇见马永昌的二兄弟，村中的治保主任，老族长便连劝带求地说：“抓去的人有事说事儿，你们不能没黑夜没白日地收拾他们哪！打死人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治保主任蛮横地说：“谁说我们收拾他们了？你听谁说的？”老族长说：“还问谁说的干啥？你们天天黑夜整治人，谁不知道？说话做事可要凭天地良心哪！”治保主任说：“什么良心不良心，他们是反革命，你还敢替他们说话？”
老族长气得混身哆哆嗦嗦，半天才喊出一句话来：“我这是替反革命说话？我是劝你们少做点孽，你厉害个啥？告诉你：太阳不会老是正晌午！你也小心点。”治保主任说：“好啊！你污蔑红太阳，污蔑伟大领袖，反了你了，你等着！”他装得气呼呼地走了，内心里却高兴地说，“好你个老东西，这回可让我抓住把柄了。”
老族长觉得自己世代贫农，一贯拥护毛主席共产党，虽有时为刘家的事出头说话，但论为人，在村里男男女女没有人说他个不字，我没有什么短处，你们抓不住啥把柄，我怕你个啥？他万万没想到，早上说了这话，晚上就被马家兄弟抓走了。抓到大队以后，马家兄弟让他承认反对文化大革命，辱骂毛主席。
他哪里肯承认，不仅不承认，还说他们黑了心，官报私仇。于是拳头棍棒便一起上来了。到了这种情况老族长仍不明白，他相信国家有“王法”，自古以来就是“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你们就能没个管教了？打他的时候他不服软求饶，而且喊叫：“你们这一群龟孙子们，打吧！我快入土的人了，不值钱了，打死我让你们年轻的抵命，值。有人会惩治你们。”
这一声正义的呐喊，也引起了打手们的顾虑，有的手软了。但是却引起了马家兄弟们狰狞的讥笑，他们觉得这老家伙真是老糊涂了，到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拳脚棍棒雨点般落在了老人身上，老人躺在地上，再也喊不出来了，已经奄奄一息了，人们还没有住手。突然哐的一声巨响，门被一脚踹开了，闯进一个人来，高声喊道：“都给我住手！你们干什么？”
刘国良看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人，衣服破烂，遍体鳞伤。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再看看这一伙打手，有的凶如恶鬼，有的满脸狞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你们把一个老人打成这样，还有人心吗？什么革命行动，简直是反革命！”
“喂！我们可是按上级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审讯反革命。”马永昌不慌不忙地说，“你把话说清楚，谁是反革命？”刘国良说：“按上级布置？哪个文件让你们这么审了？！”马永昌轻轻松松地说：“县里呀！公社呀！”然后把脸一变，指着刘国良的鼻子说，“告诉你，姓刘的，别给脸不要脸。你要胆敢反对‘一打三反’运动，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你就是反革命！”
“好啊？！”刘国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说：“你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官报私仇，随便抓人打人，还说别人是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你把我也抓起来？”马永昌仍然不慌不忙地说：“你别忙，等着，你要不回头，有你知道的时候。我早就知道你想给你刘家报仇。”刘国良说：“你别往家族关系上胡连连，你做的坏事还少吗？你也等着，有说理的地方，我上县里告你去！”说完扭头就走了。
刘国良一走，一屋子人全愣了，不知如何是好。治保主任说：“哥！你怎么让他走了，他要上县里告状去！”马永昌胸有成竹，仍然不慌不忙：“告就告呗！县里会听他的？他上县里，明天一早我就上公社，反革命帽给他一戴，他还告个屁。”治保主任着急地说：“哥！这小子可是说到做到，今天黑夜他就可能跑到县里去，他县里有熟人，先揭了咱的老底，公社也许挡不住啊！”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3)
马永昌深知刘国良这小子有主见，别看年轻，心里道道多，主意真着呢！跑出去可真是村里一个祸害。可是仍然觉得随便抓一个村里主要干部不合适，心中有些犹犹豫豫：要不先把他看起来？还没等马永昌拿定主意，他兄弟治保主任便说：“走！把这小子弄来！”几个打手跟着走了。
刘国良还真是想着连夜上县里告状。穿好了一身整齐的旧军装，还准备了几件衣服，带上了干粮，正准备上路，几个人破门而入，不容分说上去就把刘国良捆了起来，刘国良的老娘、媳妇、孩子哭成一团，一个劲地求情也无济于事。刘国良对老娘说：“娘！不用求他们，儿子问心无愧，他们才是反革命，是土匪，求他们也没用。”
刘国良被带走了，他知道这伙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不甘心被他们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秘密地关押起来，所以一出门便高声大喊：“乡亲们听着：我是刘国良，马永昌一伙把我抓走了，刘家老族长要被他们打死了，我们要死了，你们可要为我们报仇啊！村里再也不能让马永昌一伙儿糟害百姓了。”
刘国良的喊叫，惊动了乡亲们，许多人都在夜梦中被惊醒，各处陆续传来了吱吱呀呀的开门声，人们披衣到街上侧耳细听，交头接耳地议论。街上也有不少人在走动，原来不只是刘国良挨打的喊叫惊动了人，打老族长时的响动也让许多人知道了，不少人早就睡不着了，偷偷奔走相告。刘国良的妻子，也找到刘家的人设法搭救，大队的院子只是不到一人高的土墙头，正房里是玻璃窗户，屋里灯火通明，不少人趴在墙头上偷看，不仅喊声听得十分真切，就是里边打人的情况也看得清清楚楚。
马永昌知道刘国良这小子犟性，但还不清楚他是这样刚强。不论如何严刑拷打，他就是不屈服，而且大声喊叫。马永昌怕全村人都听见，便慌忙地把墙上挂的一件棉军大衣扔过去：“堵上他的嘴，不许他出声。”有人怕他咬手，有人不忍心下毒手，都在愣着，最后有个愣小子把棉大衣往刘国良头上一蒙，用一只腿跪着压住他的胸脯，双手紧紧按住刘国良的脑袋。
这愣小子有点缺魂儿，长得又秃又麻，眼睛还有点不得劲儿，快三十岁的人了，也说不上个媳妇，是个媳妇迷。谁要说我给你说个媳妇吧，你让他干啥就干啥，是村里有名的二百五。这小子有个愣劲儿，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他又有个不要命的二百五劲儿，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所以平时谁也不敢惹他，就是这样一个二百五，马永昌却让他在大队部工作，每天记十分工，还答应干好了将来给他说个媳妇。大队里平时没多少活，马永昌让他上大队的目的，还是看上了他打人敢下黑手，需要的时候可以替你玩命，像今天这情况，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
傻小子紧紧按着，刘国良的身子却不住地扭动，两腿也使劲踢蹬，他越踢蹬，傻小子按得越使劲。刘国良嘴里虽然还喔噜喔噜地想喊叫，但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人们不住地乱打，正在打的劲头上，谁也没注意刘国良的变化。等了一会儿，有人才发现他一动不动了，吓得住了手。见有人住手，人们这才发现了问题，也都不打了。那个傻小子还在紧紧地按着刘国良的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傻小子，你还不撒手。”有人抻开了棉大衣，把手伸到刘国良的鼻子嘴跟前，已经没气了。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马永昌，马永昌一时也愣神了，可是又一想一个年轻人，不会这么不禁折腾吧？看到人们有些惊慌，便又若无其事地吩咐说：“愣着干什么？傻小子，端盆凉水来，让他清醒清醒。”
几盆水泼在了刘国良的头上，不见一点活动气儿，人们都知道这人完了。马永昌板着脸没有说话，只是倒背着手慢慢围着刘国良转圈儿。一边转游一边不时地踢踢他的脑袋，踢踢他的屁股，踢踢他的脚，还是没有一点儿活动气儿。最后他确定刘国良是真的死了，便又安安稳稳地坐在了椅子上命令说：“傻小子，去，给我把马翠花叫来！”
马翠花惊惊慌慌地来了，不知这深更半夜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叫她干什么。她进屋以后，马永昌仍然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禁折腾，捅了他几拳几脚就这个样了，主要是这小子气性太大，自己又喊又叫闹腾的。你看什么病能来得这么快？”马翠花吃惊地看了看众人，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哪是几拳几脚的事儿？可是她敢说什么？她定了定神儿：“心脏病，猝死！”马永昌乐了：“对！对！就是这个病，心脏病。”他说不上那个猝死来，便说：“还有个啥死。给她拿张纸写个证明：就说经检查刘国良死于心脏病，还有那个啥死。写上你的名字，按上手印。”
马翠花去了以后，马永昌又叫人拿来几张纸，和他二兄弟说：“咱得给他留下个口供啊！”治保主任说：“那好办。就写他反对‘一打三反’，反对抓了刘家的老族长，还说点什么‘一打三反’是狗屁！文化大革命是瞎折腾，我就是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对！最后还得按上他一个手印。”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1)
刘大娘说完以后，倒是吴玉萍感到疑惑了：“大娘！你没在现场，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是村里人的传说吧！靠得住吗？”没有证据的事，她不敢轻易相信。大娘说：“闺女，别担心，大娘说的都是实情，我没见，有人见了，他们里头的人也有好人哪！因为气愤，和仨亲的俩好的说了，慢慢传出来了。老族长被关到县看守所了，家里托了人给他送衣服送烟去，老族长也偷偷和家人说了，他昏过去以后又缓过来了，打刘国良的事他看得一清二楚，只是大气也不敢出，在一旁装死。”大娘又凑到吴玉萍跟前小声说：“有人还试探过傻小子：愣小儿，你是使那么大劲儿干啥？人家都说你把国良捂死了。他把脖子一歪：那怨我？我咋知道捂了那么一会儿人就死了。你看这不是真的？”吴玉萍说：“大娘！我得找一些人，让他们出个证，你看能行吗？”大娘说：“傻小子你可不能找，你们要找他准得告诉马永昌。有的人我说说能行，我儿媳妇有个拐弯的亲戚，就是他们那里头的人。也看不惯，我们托外村他的亲戚问过他，他都说了。还说将来要真有人管，他就敢作证，可是在本村他不敢说。”
吴玉萍这回心里有底了，便说：“大娘！事不宜迟，晚了就可能坏事。这样吧，你老做做他们的工作，谁能说，明天晚上我来，你把人叫你家来，我找他们谈谈。”大娘说：“在我家可不行，这样吧，我有个侄媳妇在村西头村边上，你们吃完饭装着到村外溜弯儿，天一黑瞅着没人上她家去。让我侄媳妇给你叫人。我就不去了。”吴玉萍高兴地说：“这样好。我叫上黎娟一块去，她听着将来也算多一个证人。”
吴玉萍有过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想不到现在当了响当当的斗批改工作组，还得偷偷摸摸地利用过去的那些经验。不过她也很高兴，觉得这一切大娘想得很周到，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她哪里知道，这种秘密工作只进行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晚上就被村里盯上了。
她和黎娟了解完情况已经夜里十一点了，她们觉得农村睡得早，街里不会再有人了。即便如此，在回住处的路上，两人还是不敢说话，尽管天黑路不平，也不打手电，只悄悄摸索着走路。回到家门，心里才舒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算是又平安度过了。开开栅栏门以后，见她们屋里点着灯，心里才有点发惊！这么晚了，谁还在我们屋里？干什么？
马翠花从屋里出来了，又是惊喜又是埋怨地说：“你们可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晚上，可揪心了。这是上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只是怕惊醒房东大娘，说话的声音很低，是凑到她们跟前才说的。吴玉萍一边往屋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上一个老乡家里聊天，聊晚了。”马翠花仍然小声说：“以后可别这么晚回来，让人不放心啊！”黎娟说：“没事吧！这么晚，街里也没人了。”
黎娟的话刚落音，外面就有人朝她们扔开了石子，满把的碎石子飞过来，像下雨一样打在她们身上。黎娟急了，喊叫说：“你们干什么？”然后推了吴玉萍一把，意思是让她快进屋，自己却迎着栅栏门走去，继续喊道，“什么兔崽子王八蛋，上这儿捣蛋来了？有种的你们等着……”话还没说完，几个大石块又向她砸来，有一块带尖的石子，正砸在她的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她用手按住伤口追了出去，大声喊叫着,“狗崽子们你们等着！”马翠花也帮着喊叫：“你们干什么？”但并不去追。
吴玉萍见黎娟用手捂着头追了出去，知道她是被砸伤了，便也气愤地返身追了出去。等她们到了街上，早已不见人影了。进屋一看，血流基本止住了，不过伤口不小。吴玉萍赶紧从自己挎包里找出纱布红药水，给黎娟包扎。马翠花说：“吴大姐带的还真全，包扎的也够麻利的。你过去学过？”吴玉萍说：“咳！下乡劳动经常伤了手脚，碰了这儿那儿的，都是自己包扎，练出来了。”
马翠花含着眼泪说：“大姐！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呀！你看这伙王八蛋，竟想对你们下黑手。”吴玉萍知道马翠花是负责监视她们的，但看得出来，她的心肠并不坏，是善良农民，是自己的姐妹。觉得借这个机会，应该做做她的工作。当然一下不能往深里说，但总应该让她明白个是非：“咳！也怨不得他们。我们和他们一无仇二无冤，深更半夜的害我们干啥？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是有人不愿意让我们在村里呆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