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不能用，买还没处买，求人她又羞于开口，这可把吴玉萍难住了。可是想来想去没有退路，只好开口说：“你回家用休息时间给我们做一个行不行？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木匠听了，沉吟了半晌才说：“这些日子咱也熟了，做个推刨还谈得到钱？可是这事要说容易也容易，我一黑夜就能给你做上；要说难也难，这木料不好遇。做推刨一般的木料不能用。木匠使的推刨枣木的多，这是上等的，也难找。槐木、柞木也可凑合着用，可是咱这儿这么多木料，除了杨木，就是红松、油松，都不能用。附近机关打家具的也是这种木料，你看上哪儿找去？”吴玉萍说：“集上有吗？有了我们去买。”郭木匠说：“柞木、槐木是有，都是整木料，哪有卖零木料的。”看到吴玉萍有些为难又说：“这么着吧！你也别着急，我们村在外头干木匠活的还有几份儿，我让他们留点心找找。”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3)
果然没有几天，郭木匠悄悄告诉吴玉萍让她后晌下了班来一趟。吴玉萍等机关人走光了封好了炉子来到木工棚，郭木匠从刨花堆里找出了一个破布包儿递给吴玉萍，她怕人看见没有解开就塞到书包里走了。到家里交给白刚一看，只见一大一小两个推刨床子平整光洁，有棱有角，刨刃子是全新的，磨得闪光锃亮，十分锋利。
白刚见了乐得跳了起来，两口子喜笑颜开，多年了他们很少这样兴奋过高兴过。白刚按照木工书上说的要求调好了刨刃，拿过他那刨不了的橱子腿一试，木节子毫无阻挡的就给刨光了，这一下解决了白刚的难题，使他更增加了信心。吴玉萍拿着五元钱给郭木匠表示谢意，人家说什么也不要。后来实在推托不过只收了两元买刨刃钱。以后郭木匠又给做了圆刨、花边刨等几件小工具，白刚又在集上寻摸着买了木匠打墨线用的牛角墨斗，木角尺，凿子，锛子等等，渐渐有了一套做木匠活的工具，开始认真学木匠了。
他学木匠和别人不同，没有师傅，每干一件活甚至每前进一步总是举着个书本捉摸，书上看懂了，才开始操作，操作中行不通了，又去查书。还有一个学习办法就是抱着小女儿去逛集。
木器市是在一个大广场上，因为是全县独一份儿，百十里以内都要到县城买卖家具，所以热闹非凡。这里不仅是家具的集散地，实际也是全县木工家具工艺的大展览。同样的家具粗看是大同小异，细看五花八门，各有不同。真有技艺高超的，也真有手艺糟糕的。同样的木料，同样的款式，有的就十分精致高雅，有的就十分笨拙粗糙。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白刚虽不是内行，但他专心学习，又善于钻研，这众多五花八门的家具，就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白刚除了哄孩子做饭，鼓鼓捣捣地忙活了二十多天终于打出了第一件碗橱。小碗橱款式新颖，做工精细，颜色鲜艳，秀气高雅。尤其是油得明光锃亮，那橱面像镜子一样，往上一看，人影都照得清清楚楚。不仅一家人十分喜爱，许多人见了也啧啧称赞，不熟悉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以前没干过木匠活。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奥秘，除了他善于钻研以外，主要是他精工细做，不怕耽误工夫。做得不合要求就三番五次地重来，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一切按操作规程决不马虎。
用料也是一再斟酌，别看都是从一堆“废旧木材”中挑选，但其中有的原本是上乘木材。如橱子面选的是两块折断的旧幔子板，乍一看黑不溜秋只能是烧材，实际是两块上好的红松，刨光以后油出来特别漂亮。还有他们虽然生活十分困难，绝不在小地方抠唆。就拿油漆来说，许多人都是用最便宜的清油，他用的是当时最好的醇酸清漆，价格比清油贵一倍。书上说刷色和上头几遍油以后，都需要水砂纸细心打磨，最少要上三遍油，油出来才会油光锃亮。
农村木匠哪里舍得？不少人只上一遍油，所以油出来麻麻碴碴乌漆抹黑没有一点光泽。这也难怪，一般木匠打个碗橱只要两三天，可是白刚光上色、油漆就用了三四天。别人都是急于打完赶快去换钱啊！他当然也想换钱，但更看重的是要练就一门过硬的手艺。他打家具不仅要适用，而且是当工艺品对待的。
初试成功，大大鼓舞了白刚的信心，接着便开始了第二个。本来他觉得刚刚学手艺，第一个一定不像样，只能家里凑合着使。可是使了十几天，第二个还没打成他就想检验检验自己的手艺，决定上集去卖了。下集正是个星期天，白刚借了房东一个小推车，吴玉萍帮着把碗橱架到小车上，用绳子绑好。
谁跟着去卖呢？这下可犯了难，吴玉萍是绝对不能去。虽然公开设了木器市，但名义上是只准旧木器交易，打新木器出卖，个人经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家干部参预这种活动那还了得？吴玉萍哪里敢去？
卖碗橱一个人是不行的，市管会查得很严。卖木器必须一方面寻找买主，一方面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市管会的来了赶紧跑。碗橱这么笨重的东西要想跑没个人帮着装车怎么能玩得转？所以卖主多是两个人，能跑就跑；实在跑不了便留下个妇女孩子看着，自己溜号，查抄的来了就说是自己家刚买的，问男人便说去买别的东西去了，她在这里等着装车。查抄的人多是帮集的市民，他们心里也明白这些情况多半是假的。但是那么大一个集市，他们只有几个人，也没法留人长期看守，是真是假，多半都是威胁几句最后一走了之。
白刚让儿子去可是他害怕不敢去，白刚便告诉他遇见来查的怎么说就不会有事儿。还答应卖了橱子以后给他买个闹表，省得上学迟到，再给他买几块肉饼解解馋。看儿子还是不愿意，一双小眼睛直瞅着妈妈，吴玉萍便解释说：“妈妈不能去。让人家知道了说我走资本主义道路可咋办？”
“你怕我不怕？老师说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坏人，我不去。”谁知这一恐吓却得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儿子虽小，也懂得阶级斗争的厉害了。这一下可把白刚和吴玉萍难住了。儿子说得对：知道是坏事，为啥让我干？可是小车都借好了，借个小车也不容易。况且到集上卖这种犯禁的东西，必须早去，最好赶在市管会的人上班以前出手，越晚越麻烦，等他们的人上齐了，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盘查得勤不说，他们互相监视，就是遇上个好心人也不敢放你一马。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4)
时间紧迫，白刚心急火燎。又加上这些年资本主义帽子满天飞，动不动就给人扣资本主义的帽子，他对这种现象已经恨透了，心里早就憋着一肚子火，现在儿子又说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真是火上浇油，便突然发泄出来，气呼呼地对儿子喊道：“你知道啥叫资本主义？穷得没饭吃也叫资本主义？不走这资本主义你把脖子扎起来别吃饭！”
儿子从小就见爸爸整天板着个脸，很少有个笑模样，对爸爸总是怀着一种迷惑和惧怕心情，突然听见爸爸几声吼叫，便吓得哆嗦起来。吴玉萍赶紧把孩子揽过来，对白刚责怪地说：“你喊叫什么？看把孩子吓着。”然后又小声说，“小心让周围邻居们听见。”白刚也自知失态，便唉了一声一跺脚像农民们那样，蹲在了地上，一声不吭了。
吴玉萍把孩子搂在怀里，哄着说：“你看惹你爸爸生气了，咱这不叫资本主义。咱穷得屋里连一件家具都没有，筷子碗就放在砖头上，你爸又哄孩子又做饭，一天忙到晚忙活这么多天才打了这么一个碗橱，咱还舍不得用，卖点钱供你上学，供一家吃穿，这叫啥资本主义？只靠妈妈这点钱不行啊！你跟你爸去一趟吧！不怕的。这么小个孩子，谁会说你走资本主义？”
“我怕老师同学们看见。”儿子嗫嗫嚅嚅地说。吴玉萍说：“这么大个县城，集上那么多人，你们老师同学也不会上木器市，哪能就让他们碰上？就是碰上他们也不会怪你的。妈妈可就不一样了，不用说碰上，让周围人知道了，就可能把咱一家子的饭碗砸了，那咱一家子可怎么活？”儿子没法，只得硬着头皮去了。可是仍然声明：“爸！咱先说好了，要是碰上同学老师，我就溜了，你自己对付吧！行不？”
儿子答应去，吴玉萍并没有高兴。相反爷儿俩走了以后，她更是提心吊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干点什么把心静下来，却什么也干不成。县城就这么几道街，哪家没有赶集的，这爷俩儿真要是让熟人看见了可怎么办？万一遇上那多事的就会惹出麻烦来。可是不去又有什么办法？难道就这么半饥半饱地死受着？她知道白刚的心里也是苦啊！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坚持犯法的不做，犯禁的不说，多大的委屈，多大的不满，都闷在心里，默默承受着。就是等待有朝一日平反时，免得被人抓住辫子。
可是现在他再也不愿意忍受了，他看透了，什么叫法？什么是禁？老百姓说句不满意的话就可以把人整死。老百姓饿着肚子他不管，到集上买点粮食就算是犯了天条。这样的法这样的禁，还能服服帖帖地受下去吗？他再也不愿死守这一套规矩了，就是冒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他也要自谋一条生路。让人没饭吃算什么社会主义？凭自己辛苦劳动赚点钱维持仅可糊口的生活就是资本主义？这是哪家的道理！他再也不相信这一套了。可是不管你有多少理由，阶级斗争无情啊！给你扣上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就会大祸临头，折腾你个死去活来，她怎能不揪心呢！
吴玉萍正在胡思乱想，院里突然砰地一响，是放小车的声音。她心中一惊，从炕上跳下来到外面一看，嘿！小车空了。再看看爷儿俩脸上都带笑容，儿子手里还拿着几块肉饼。吴玉萍惊喜地说：“卖了？”白刚十分高兴：“卖了。”吴玉萍说：“多少钱？”白刚说：“三十五。”吴玉萍又吃惊了：“三十五！这么多钱！”白刚看出了妻子的惊异，正要回答，没想到儿子却抢了先。儿子经过平生这第一次历险，不仅胆子大了，精神也振奋了起来，高兴地对妈妈说：“我们一去好几个想买橱子的人就围了上来，都围着转，挑毛病，不说价。一个老太太来了，说大老远就看上这件家具了，夸我爸的手艺好。问我爸多少钱，我爸说四十。老太太说她就有三十七块钱，还让我爸行行好，三十七块钱给她，我爸就答应了……”吴玉萍更奇怪了，没等儿子说完，就把话接了过去：“那怎么又成了三十五块咧？”
白刚说：“其实四十也好卖，可老太太说她就有三十七块钱，一劲儿说大兄弟行行好，我也是想快点出手就卖给她了。交钱时老太太从棉袄口袋里，贴身斜襟的大布衫口袋里，裤腰里，好几个地方掏出来的都是零钱。掏一把就给我说你数数，一边掏还一边说这是省着攒着好几年才攒了这三十七块，再多一分我也没有了。我一数三十七块，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这点钱老太太不定数了多少遍呢！便说：老太太钱对了，正好。
我刚要推小车走，老太太忽然说：大兄弟！我还忘了，我家离这儿还有三十里地，我求人家邻村一个大车散集给我拉橱子来，我不吃饭咋说也得给人家买斤油炸饼啊！你行行好，再给我一块钱吧！老太太说到这里我心中非常难过，觉得这老太太穷得太可怜了，这些年老百姓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啊！她一说我就把她从裤腰里掏出的那些一毛钱的零票全给了她，说老大娘你也不能饿着。这不，落了三十五块。”白刚笑了笑，显得非常兴奋，“三十五也不少，咱买的材料便宜。”儿子又高兴地补充说：“妈！妈！周围的人都说：这老太太可真是遇见好人了。”一家人都乐了。
三十五元除了成本，还能赚一半儿。生产队干活，累死累活一天还挣不了两毛钱，卖一个橱子就顶在队里干仨月啊！还能不高兴？白刚遵守诺言，花了八元钱给儿子买了一个双铃马蹄闹表，算是给家里又添了一件值钱的东西。这双铃马蹄表，在一般百姓家当时也是一件稀罕物啊！当然也给儿子买了肉饼。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0(5)
进屋以后，妈妈才发现儿子那两块肉饼还在手里举着呢！便说：“大锁！给你买的肉饼你咋不吃？”儿子把肉饼举到了爸爸妈妈嘴边：“爸！妈！你们尝尝！”吴玉萍高兴地说：“大锁！你吃吧！你爸是给你买的。”白刚却禁不住一阵心酸。多好的孩子啊！这么小就这么懂事。可是因为自己从小就让他备尝艰难，长大以后，还不知道要受自己多大连累呢，想到这些，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吴玉萍和儿子看到以后都愣住了。吴玉萍奇怪地说：“刚才还挺高兴的这是又咋的啦？”白刚摇摇头，没往下说：“没啥！”
儿子只要一块，坚持给爸爸妈妈一块。于是吴玉萍接过来，和白刚合吃了一块。白刚糊里糊涂地咽了下去，吴玉萍却觉得这肉饼真香。几十年以后生活富裕了，吃馅饼已成了家常便饭，但她还记得那块肉饼，总觉得不如那时的香。
初战告捷以后，白刚的信心足了，欲望也膨胀了，不满足于打碗橱，还想试试打别的家具。为了做活方便，他们搬了家，租了间半大正房，又有一个宽敞的大院子。给自己家打了一个碗橱以后，又从集上买了一个乌眉灶眼、黑不溜秋、散了架的七尺大板柜。别看外表不好看，柜的六面全是好红松，没有一个节子疤拉。
白刚一看就喜欢上了，没还价就买了下来。因为这一个破柜加加工，把红松后山和柜底换下来做另一个柜的正面板和柜盖，后山和底都用杨木幔子板换上，一个破柜就可以卖两个大新柜的好价钱。他用火碱水刷去原来已经裂了纹爆了皮的大漆，把板子里外全部刨了一遍，就像新板一样。七尺板柜在家具中是个庞然大物，可以卖三个碗橱的价钱，因为是翻修，一切按原尺寸，没用几天便完工了。油出来以后，红光闪闪，鲜艳夺目，端庄气派，人见人爱。这个大柜也顺利地卖掉了。
家具两次顺利出手，一家人都十分高兴。经济条件也立即改善了，一个大柜赚的就等于吴玉萍一个多月的工资，比白刚在队里忙活半年还挣得多，而且还剩下半个大柜的好木料，实际赚的还多。白刚原来没想到学木匠活这么顺利，起先是担心手艺难学，四十大几的人了，又没个师傅，仅凭看看书，逛逛木器市，就能学会手艺？不用说别人不信，连自己也怀疑。后来又担心卖，现在看虽然市管会查得紧，卖也不成问题。白刚心想，政治问题不能解决，经济上总算走出困境了。自己技术再熟练些，手头再快点，比以前在机关工作收入也不少。这也算一个转机，可以叫否极泰来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1)
白刚还有一副七尺大柜的材料，做大柜也顺手了，卖也好卖，他本应把这个大板柜做上。可是他急于学学全面的手艺，没做大柜却做了一对衣服箱子。因为箱子多半是做嫁妆用，所以做工要更精细，油漆也更讲究，不仅实用，摆在屋里还要喜气洋洋，禁得住人们品评观赏。
为了做这对箱子，白刚用小本子计算尺寸，又画又写又算，慢慢地竟也有了门道，箱子终于做出来了。按吴玉萍的想法，就把这对箱子留下自己用。自家的衣服被褥还都在破纸箱里放着呢！白刚坚持先卖掉，以后再给自家打。因为一到春天，他必须回农村去队里参加劳动，买吃买烧，还要哥仨轮流服侍老母亲，手里没点钱不行。
方方正正、严丝合缝红艳艳的一对木箱摆在屋里，顿时使得这空荡荡冷凄凄的屋子耀眼生辉，充满春意。谁看见了谁都称赞，有些熟人和房东的亲友还特意来参观。可是没有一个人说买，一是不急需，更主要的是没钱。集上现在更不好卖了，因为一到备耕季节就要封集，不允许赶集。
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在进入集市的各主要路口上派大批干部堵截，看见赶集的就给轰回去。从城里到各村，墙上到处都刷上大字标语：种好社会主义地，不赶资本主义集。每逢集日，还可以看见化整为零的小市场，在背静的胡同小街，十个八个的聚在一起，买卖小宗的粮食。老太太们聚在一起，挎着小篮卖点鸡蛋什么的。买卖这些东西，挪动方便，聚散无常，检查的人来了各自走开，你走了他们又聚在一起，这是老百姓和政府在打游击。
木器就不行了，你往那儿一摆就是卖的，检查的来了，你要跑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木器市取消得最彻底。不过白刚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练，也认识了几个木匠，从他们嘴里才知道木器市没了，家具买卖却没有停，只是转移到城边上去了。
城边上买卖采取的是游击战术，行踪飘忽不定，根本让你看不见人。卖家具的都是用麻袋或是草帘子把家具包裹起来，用小车推到城外的一条马路旁边，见有大卡车过来时，便赶紧跑过去，喊叫买家具吗？不理你算你白喊，有意买家具的便会停下来，再去看货。
这条马路是县城和市里通往海边盐场和国营大农场的大道，来往车辆坐的多是工人、干部，他们口袋里的钱比农民多点，在这条路上卖家具，经常能遇上买主。别看干部们对赶集的人到处堵截，那是任务，要是没有任务在身，遇见卖家具的是不会干涉的。
儿子不知道世事的艰险，有了上几次的顺利，这回他一定要跟爸爸卖箱子。爷俩推着一对红箱子，上面盖上了一条破线毯就上路了，只剩下吴玉萍抱着小女儿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白刚来到了大道旁，找了个平坦的地方把车放下，就让儿子守着箱子，自己去公路上张望。这条公路虽是交通要道，却是石砟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汽车在路上颠簸奔跑，大胶皮车、小驴车穿梭往来，掀起一阵阵的灰尘黄沙，一会儿白刚便变成一个土人儿了。公共汽车不会停车，小吉普都是当官的坐的，不敢去招呼，只有放空的大卡车才是目标。只要看见没装满货物的卡车，白刚就赶紧上前喊叫，可是几十辆车过去了，没有人停下来。
直到晌午，爷儿俩还没有碰见一个买主。这时儿子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可是硬挺着不喊饿。白刚已看出儿子疲惫的样子，又怕吴玉萍着急，想回家去，儿子却说：“万一咱走了又来车呢？这会儿空车都回家，也许能碰上买主。”白刚一想也对，便决定再等会儿。只是后悔走得急，没有给儿子带点干粮出来，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也没法给儿子买点什么吃的。摸摸口袋不想里边还有一块糖，是上集给儿子买糖时留下的一块，想自己尝尝，这几天忙竟把这个茬儿忘了，他就把这块糖给儿子。
大锁接过这糖刚想吃，就听见喇叭响，他把糖装在口袋里，一个箭步蹿过去，想学着爸爸的样子让车停下来买箱子。没想到一着急跑得离车太近了，白刚一看不好，连忙跑上前去把孩子拉住，这时汽车却嘎的一声停住了。从车楼子里下来了一个人，干部模样，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喊道：“干什么的？不管好孩子，让他到马路上找死啊？”没等白刚回答，儿子怕车开走，却抢着说：“我们是卖箱子的，我跑上来是想问问你们是不是买箱子。”
白刚看这个人一脸奸诈，端着个肩儿，伸着个脖儿，斜吊着一双三角眼，说话装腔作势故意拿捏，硬充大人物儿头，心中便十分反感，本不想和他打交道，可是儿子既说出去了也不好改口，所以没说话拉起儿子想走，想不到那个人一听说卖箱子倒很感兴趣，脸上还出现了一丝微笑：“箱子？什么箱子我看看。是新的吗？”
“是新的……”白刚一边回答一边怀疑，他是想买吗？别是想敲我一把吧？可是他的车门上写的是滨海农场二分场，不是一个县，就是想找茬他也管不着。卖箱子心切，便进一步解释说：“好木料，水曲柳的。”那人来到小车跟前，掀开破毯子，围着箱子仔细转了两圈，又揭开箱盖看了看，各处敲了敲，连价钱也不问，就说我要了，给我抬车上去。
白刚心想这买主可够大方的，没说价就让抬走：“您还没说价呢！”那人显得很随便：“啊！价好说，你说吧!”白刚报的价高一点：“两个箱子一百。”他想让买主杀价，留个余地。想不到那人却不还价：“一百就一百，我急着赶路，价钱上不跟你磨蹭了，给我抬上车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2)
白刚是个实心人，起初虽看他不顺眼，但见他看得仔细，买得急切，倒是个买主。不还价，白刚觉得还是人家国营大农场的人趁钱，拿着十块二十块的不算啥。心中倒暗暗高兴，赶紧把小车推到卡车旁边，车上的人把车斗的后挡板放下来，车箱里的人跳下来，几个人一拱手就把箱子给抬上去了。
白刚赶紧跑到车棚跟前找买主要钱，这时车子已开始发动，买主也从各口袋里掏钱，一边掏一边说：“钱少不了你的。”谁想到一眨眼工夫，他飞快地钻进车楼里，把门啪的一声关上，那车嗖的一声从白刚眼皮底下开走了。
“你别跑，给钱哪!”白刚一边喊着，一边在后边猛追紧跑。但那人既然想坑骗耍赖，哪能听你喊叫？白刚看到这种情况，气不打一处来，便拼命追赶，依仗公路坑坑洼洼，大卡车跑不快，终于让白刚追上了，他一个飞跃，抓住了车后挡板，又一转身跨腿，栽进了车厢里。
“爸爸!爸爸!”大锁在后面边哭边喊边追。“快回去!把小车推回去，别让你妈着急!我去滨海农场二分场。”白刚大声向儿子喊着。现在他一心想追回欠款，已顾不得许多了。
孩子又在车后边追着跑了一阵，可是他哪能追上呢!滚滚黄尘淹没了车的影子，大锁只好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哭。忽然又想小车会不会让人抢走了，急忙又跑了起来，直跑到原来的地方，才看到那辆小车还在，只是不知被什么人给扔到公路下边的大沟里去了。他跳到沟里，想把小车拽上来。但他小小年纪，而且中午还没吃饭，哪能从深沟里拽得动一辆小车？他又想从下边往坡上推这小车，但小车不听话，几次推到半截，小车就又滚了下来，碰得他胳臂腿上全是伤了。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天就要黑了爸爸不知去向，小车自己又弄不动，走又不能走，只好守着小车哭泣。
中午，吴玉萍在家贴熟了玉米面饼子，熬好了白菜汤，焦急地等待着爷儿俩回来，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还埋怨这爷儿俩，也太死心眼儿，卖不了就回来呗!不知道家里还有孩子，我下午机关还要开会？直等到下午快两点了，也没见回来。气得自己没吃饭，把孩子托给房东照看便去上班了。
这些年吴玉萍在机关工作小心谨慎，没有一天迟到早退。六点下班还没走到家，吴玉萍心里便怦怦地跳了起来，这爷儿俩是不是回来了呢？到了家一看门锁着，赶紧问房东：“这爷儿俩回来没有？”房东说：“谁也没见回来。”
这下子可把吴玉萍急死了，天已经黑了，这爷儿俩是上哪儿去了呢？就是出了事货被没收了，人也该回来呀!难道连人也给抓走了？就是抓了大人，孩子也该回来呀!总不能连小孩也抓走吧!大锁也该回来送个信儿啦!难道是出了车祸……一想到这里，头轰的一声大了起来，越想越可怕。
她觉得事不宜迟，得赶紧找找去。进屋从褥子底下摸出了手电，把门锁了和房东说了声便要走。房东大哥听说爷儿俩到黑还没回来也很着急，一定要跟着找去。吴玉萍一想有个人做伴也好，俩人相跟着一溜小跑便上了城西的马路。
马路静悄悄，天黑以后根本没人没车了。天虽然黑下来，但一看还可以看老远，哪里还有人和箱子的影子？二人走了老远，约摸也走出十几里地了，快到另一个集镇了。房东说：“他们不会走这么远吧！咱们往回找找吧！”吴玉萍这时已心急火燎，全然没有了主意，只盲目地跟着房东走，难过得恨不得大哭一场。可是哭又不敢哭，喊又不敢喊，心里只一个劲地说：“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老天哪！你怎么也不睁睁眼哪！”
吴玉萍低垂着头，不想哭不想哭，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心如刀割一般，路也走不动了，只勉强往前挪。房东叹了口气，脚步也放慢下来，一面走着一面卷了支烟抽。就在划火点烟时，随着火光一闪，看到前边路坡下好像有什么东西。又划了一根火柴，看见不远处确有黑影子，便紧跑了几步，跳下马路，到跟前才看清那正是一辆独轮小车和一个孩子。便赶紧喊叫吴玉萍：“找着了，找着了，在这儿啦！”
吴玉萍跑过来一看，正是大锁。赶紧问孩子：“你爸爸呢！上哪儿去啦！”大锁哭着说：“让那个买家具的坏人拉走了！往南跑了，我爸喊叫是啥农场，我没听清。”吴玉萍把大锁抱到车上，用破毯子给儿子盖上，房东推着小车往回走。
白刚到底上哪儿去了，南边农场多了，是哪个农场？碰上啥人这么坏？吴玉萍听儿子的述说以后，心就悬了起来。
什么叫度日如年？许多人都说过这句话，可不见得每个人都体会过这个中的滋味，等待自己那突然失去音信的亲人才真是度日如年啊！吴玉萍吃不进饭，睡不着觉。一天天盼、等，又无处打听，也不敢找人诉说。
找领导或公安局报案吗？那岂不是自投罗网？摘帽右派劳改犯，还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找死吗？瞒还怕瞒不住呢，还敢去报告？再说报告了谁又会给你找去？这么大的事情只能一个人暗自憋在心里，伴随着眼泪过日子，还要带孩子，还要上班，在人前还要装作若无其事，那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才过了三天，她的头发就白了许多，脸也消瘦了，就像突然老了好几年。岂止是度日如年啊！简直是一天就像十年哪！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3)
直等到第五天，白刚才回来。黑夜十点多到家，一见面他还傻呵呵地乐呢！可是吴玉萍一见到他，只说了一句：“你可回来了！”就一头晕倒在炕上。她本来就贫血，血色素平时只有六克，突然遇到这么大的打击，更加重了贫血，所以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好在白刚遇到这情况已不止一次两次了，见她又晕了过去，便急掐人中等有关穴位，又加按摩，才使吴玉萍醒了过来。白刚在劳改时因为缺医少药，学习过针灸按摩，有些眼前小病，还都能有点办法。
白刚到底还是把箱子钱要了回来。虽然没按说好的一百元给钱，只给了八十元那也赚了，终究没有白冒险。原来那人只是农场场部伙房的一个采购员，本来想白抢一对箱子，车一开，料你也追不上，你上哪儿找人去，这不是白捡吗？同路的几个人都是熟人，请他们堵上嘴就完了。
万万没想到遇见这样一个死榆木头，舍命不舍财，硬是追上了汽车，而且爬了上来。也没见过这样难剃的脑袋，一个臭老百姓，到了场部机关，一点也不怵头，怎么威胁他吓唬他，他就是不怕。
刚到农场，那个人不给钱还发凶，凶狠狠地喊叫说：“你这货不是好来的，不买了，你拉回去吧！”白刚喊叫的声音比他还大，故意让周围的人听听：“咋着？讲好了价，跑出来一百多里地，拉到你们家才说不买了？大家听听，有这条子理吗？你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就这样欺侮老百姓？”
“你老实点，喊叫什么？”那人还是很凶。白刚说：“喊叫，你再不给钱我还找你们领导。”
“你在马路上私卖箱子，这是违法的。告诉你这是搞资本主义。”那人威胁说。白刚说：“买了东西不给钱拉上就跑，这叫什么？告诉你这叫抢劫，是犯罪！”
“我没工夫跟你斗嘴，你有法儿就想去吧！”他明知理屈，想来个金蝉脱壳，扭头就走。但他走哪里，白刚就跟哪里。那人扭头不耐烦地说：“我有事儿，你像尾巴似的老跟着我干啥？”白刚冷笑了笑：“你这话说的，我不跟着你找谁要钱？”那人被白刚缠得也没辙了，想来个缓兵之计：“现在没工夫，明天再说。”白刚说：“明天再说也可以，你先得给我安排个地方，要不我只有跟着你。”
这时那人才真正体会到这不是一般难剃的脑袋，真是个硬茬子。不只是嘴头子厉害，还特有心计，句句话都说到点子上。真要吵闹起来，自己还不是他的对手，终于使这个人草鸡了。为了不把事情闹大，弄得满场风雨，只好退让把白刚安置到炊事员屋里。
跟车的有俩人就是炊事员，这一切他们都看在了眼里。对那个采买的所作所为并不赞成。只因为他们常年在一起，那个人手里又有点权力，炊事员多是临时工副业工，不敢惹他。不过对白刚倒很同情，给他端来一大碗剩菜，盛了满满一大碗大米饭，还说不够了再盛去。白刚也不客气，吃完了又盛了一碗，回到家乡以后，几年没吃过大米饭了，整天不是玉米饼子就是高粱米粥，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吃上了大米饭。这里原来和白刚劳改的地方一样，也是盐咸荒滩，后来国家在这里建立了大农场，引水开稻田，所以盛产大米，是附近有名的鱼米之乡。
白刚很快和炊事员们就熟了。人们见他是个实诚人，便从中调停，也为那个人说情：“你知道他一个月才赚多少钱？只有四十多块，还要养家糊口，一百块钱他哪拿得起呀！你就少算点吧！”在大家一再说合下，白刚只同意让到八十元再也不肯往下降了。人们又找那个人说合，那人自知理亏，最后也只有认头。
原来说隔一天便有车去市里，把白刚捎回去。谁知天不作美，第二天夜里下了一场春雪，汽车走不了。到第五天头上，还是不能走车，白刚知道家里一定着急，便决心冒着严寒积雪步撵儿走回去。他从早晨头遍鸡叫走到夜里十点，在凛冽的寒风中，顶着大北风走了一百多里地，终于回到了家。在路上还不觉，到家一看，两脚全是血泡了。
这次白刚虽无端的被拐到农场急坏了吴玉萍，却由此认识了几个工人，知道了这个海边大农场十分缺木匠，不论是公家搞小型建筑或是住家户打家具都难找到一个木匠，这情况为以后去农场做木工活打下了基础。
春耕开始时白刚回了老家。吴玉萍带着两个孩子在县城过日子。生活虽说艰难，总比前几年强多了，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地怕挨批挨斗，不用下乡当工作组，到底有个家了。而且从白刚做木匠活以后，生活也不那么困难了，只是挑水是个问题。
那时县城没有自来水，不管机关还是市民，都是从井里挑水吃。白刚在时他去挑水，他走了吴玉萍去挑，挑不动满桶，挑两个半桶也很费劲。井离着又远，得穿过两道街，她身体不好，没有力气，走起来摇摇摆摆，挑得本来不多，两只桶晃来晃去，一路上还要洒出不少。那时城里专门有给人挑水的，一担水只要两分钱，一天有两担水也就够了，只用四分钱。可是那时一分钱还想掰成两半花呢，哪舍得花这四分钱？
大锁看到妈妈的艰难，一定要和妈妈去抬水。起初吴玉萍不肯让他去，怕孩子小做重活压得不长个头，像个武大郎似的将来说媳妇都难。可是儿子坚持要抬，还说妈妈贫血，你没劲我有劲。每当妈妈去挑水，一听见扁担上的铁钩子响，他不管是做作业还是看小人书，马上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出来就去抓扁担，吴玉萍只好让儿子去了。娘儿俩抬一桶水，儿子在前面，把扁担放在肩上，妈妈在后面，把扁担放在胳臂弯里，把桶放在自己跟前，以减轻儿子的负担。一路上娘儿俩有说有笑，碰见熟人，都夸吴玉萍有个好儿子好帮手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1(4)
过得轻松了些，日子就像流水一样匆匆流淌了过去。转眼间儿子已经上了小学五年级。白刚还是每年冬天来住冬仨月，做木工活。不过他不只是猫在家里打家具偷偷卖了，而是背着木工箱子走乡串镇地去干木匠活。活路也不限于家具一项，盖房子、打门窗什么都干，他成了一个真正的木匠了。
在外边给公家干活，各种各样的木料多得很，他也趁机把自己装备了起来，打了个十分漂亮的工具箱，里面装着油得漂漂亮亮的新工具，开春回家时他把工具箱带了回去，这工具箱就成了他的广告。在汽车上，小镇上，从小镇走回家的路上，到处都有人说来了个洋木匠，人家那工具箱子都能照见人影儿。
白刚家乡这一带十里八里也没个木匠，有木匠也多是农村盖房作柁作檩打简单门窗的，会打家具的十分稀少。所以白刚一回去在邻近村就成了有名的木匠，不过在家跟前他不敢揽活，搞小自由是资本主义。只是有时给队里修修农具，本村有人和队长说好请他帮几天工打打家具。他是来者不拒，而且分文不取。因为这时他已将一切收入寄托在冬季这三四个月的木工收入上。
转眼到了1975年秋天，白刚又眼巴巴地等待这冬天的来临，吴玉萍也盼望着不久白刚能来县城团聚。就在这时，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局里派吴玉萍下乡一年，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她气愤，她不平。她感到这些年自己拼命地工作，服服帖帖，吃亏让人，默默奉献，但仍然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同情，一直在被人捉弄。她已经当了几年的工作组，现在刚刚过了几天稳定日子，又有一双年幼的儿女需要照顾，下乡的任务却仍然是非她莫属。
机关中有那么多没有任何牵挂的男同志，整天在院里闲扯，都没有当过一回工作组。下乡也只是十天半月的便回来，为什么这种任务总是轮到自己？以前整年在外流浪，她也毫无怨言。现在儿子刚上初中，女儿只有三岁，凡事都要人照顾啊，她怎么能离得开？这种情况怎么就得不到理解？这些年吴玉萍总是逆来顺受，只要是领导决定的事情，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这次她觉得自己满身是理，又满肚子都是委屈，决定去找局长说说，请他们换人。
局长一见吴玉萍找到办公室，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却故意把脸拉得长长的，翘着他那个下巴颏儿，满脸的阴云，冷冷地说：“有事啦？”吴玉萍说：“局长！我下乡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没人照顾，能不能换个人？”局长不耐烦地说：“让你下乡是局里领导决定的，这是任务。孩子小可以送老家去嘛！我们的孩子不都在家里吗？”
“家里只有我爱人一个人，还有一个老母亲瘫在炕上需要照顾，一个男劳力又要天天出工，再照顾俩孩子哪行呢？太困难了。”局长对吴玉萍的话简直不屑一顾：“能照顾老人，就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吗？有困难要克服嘛！要斗私批修嘛！”吴玉萍认为这个理由是无可反驳的：“大孩子刚上初中，我们家那边还没有中学。到老家就把孩子耽误了。”局长说：“那好办，让他上机关来住。让机关的同志们照顾着点，就这样吧！”局长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了逐客令。
吴玉萍知道再说什么都是白搭，是不会取得别人的同情的。不用说不给解决问题，连个好脸也没有。她一出局长的办公室，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靠谁照顾孩子呢？只有母亲和儿女心连心，连父亲都有时粗心大意啊！何况是现在已经人情薄如纸的“同志”们呢！何况自己又是一个打入另册的“同志”呢！
房东和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也都为吴玉萍鸣不平。告诉她你就带着孩子下乡，这年头上学有啥要紧，耽误一年就耽误一年呗！吴玉萍说：“我不想让孩子耽误上学，再说带着两个孩子下乡，哪像个当工作组的样子，影响也不好啊！”邻居们说：“领导这样做影响就好？他们不怕影响你怕啥影响？寒碜就寒碜。一个女人，带着这么小的两个孩子，家里又没人，还非让人家整年下乡，你看是寒碜他们还是寒碜你？”人们都劝她啥也别怕，就把两个孩子带下去，看领导怎么办。尽管邻居们这些话说得在理，但是故意将领导一军，吴玉萍做不出这种事来。她遇事总是先想到别人，先想到影响，唯独不考虑对自己的利害。终于把儿子放在了机关，把女儿给白刚送了去。尽管她对领导的做法十分不满，还是按领导的要求去做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1)
虽然吴玉萍是打入另册的人，同志们表面上都不敢接近她，但暗暗同情她的人还是有的。机关有名的材料匠邵祥便是其中的一个，邵祥有能力有抱负有文化，论写材料只有吴玉萍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其他人都不在话下。但由于为人正派耿直，对领导不愿迎合奉承，有些看不惯的事背后还常有微词，因此并不被领导看重。
平时也不愿和人拉拉扯扯，有时间就爱自己看看书，尤其喜欢古文和诗词，说话也有时引经据典，诌几句诗文成语，在当时显得特别不合时宜。所以有人戏称他为老夫子老学究，他也并不在意。由于有相同的爱好和特长，平时和吴玉萍很说得来。当然在那个失去理性动辄得咎的年代，两人的来往都有所戒备，虽然说得来，但是接触并不多。
现在吴玉萍把孩子留在机关需要有人照顾，当然想到了邵祥，她和邵祥一说，邵祥便爽快答应了。帮助大锁买了饭票，和食堂借了碗筷，并让大锁和他在一个炕上睡觉。邵祥的热情，总算缓解了吴玉萍的一些焦虑。
吴玉萍又去找了儿子的班主任，班主任是位温静的女教师，也答应一定好好照顾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身边没有亲人，独自生活，扔在机关，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当母亲的又怎能放心呢！尽管有人答应照看，吴玉萍还是对孩子嘱咐了又嘱咐，流着眼泪离开了儿子，离开了县城。倒是小小的儿子安慰妈妈说：“妈妈，你别哭，我一定听话。放学就回机关，好好做作业，不和孩子们吵嘴打架。”儿子越是通情达理，妈妈越哭得厉害。多好的孩子啊！她怎能忍心把他抛下。
吴玉萍走前给儿子画了一个路线图，告诉他妈妈在哪个村，坐长途汽车过几站，到哪里下车，都写得明明白白。到她去的那个公社有二十里地，坐汽车只需要两角钱。下车再走二里地就到了。她告诉儿子星期六下课以后，就去村里找妈妈。住上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来。
吴玉萍到村里一面按要求做好各项工作，一面又焦急地等待着，一天天盼着星期六的到来。每到夜深人静，同屋住的房东大娘早已响起了鼾声，她仍辗转难眠，一闭眼就是儿子的形象。他睡着了吗？是不是有病啦？她是不信神的，但是无奈之中，也常常默默祷告上苍，保佑我那幼小可怜的儿子吧！女儿虽小，但是跟着爸爸。就是爸爸出工了，周围也都是家里人，总会有个照应，她心里就是对儿子放心不下。
到了星期六，她身在大队开会，心里却一直在儿子身上。他是不是来了？会不会坐错车？能找到这个村吗？一会儿就向窗外望望，是不是已经来了呢！开罢会，吴玉萍就急急忙忙往住处跑。没走到屋，房东大娘就撩起帘子高声喊道：“他大姐，你快看看是谁来了？”大娘对她的情况十分同情，孩子来了，显然为她高兴。
吴玉萍一步跨到屋里，只见炕上趴着个穿绿衣服的孩子，正扭头朝她笑。啊！是儿子来了。怎么还在炕上趴着呢！吴玉萍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仔细一看儿子十分疲惫的样子，又担心地说：“有病咧？告诉妈，哪儿不舒服。”没等儿子回答，房东大娘抢着说：“哟！看把个妈急的，没病。这么个小人，又不认识道，一气走了二十多里地，进村又绕了好几圈，才找到了家里来，还不累啊！”
这时儿子已经从炕上起来，偎依在妈妈怀里。吴玉萍搂着孩子说：“怎么，没赶上车？这么远的路，你怎么走来？”大锁说：“不是没赶上车。今天下午只上了一节课，我到了车站，有人告诉我，顺着大马路一直往东走，不用拐弯就到了那个公社。我一想天还早坐车干啥？顺着大路就来了。”儿子憨厚地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毛钱举到妈妈眼前：“你看，省下了两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