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萍又怜爱又心疼，连忙说：“我那傻儿子，你是省那两毛钱干啥？让妈看看，脚上是不是打泡了？”他让儿子坐在炕上，把他的鞋脱掉，把袜子扒下来，用手揉搓着小脚丫，左看右看，所幸脚板只是红了些，并没有打泡。揉着揉着，她想到儿子小时吃奶时的情景，那时这小脚丫在怀里就是不住地蹬，现在儿子长大了，懂得为妈妈省钱了，可是一个人把他放在机关里，又是多么让人不放心啊！反不如小时候紧紧抱在怀里，任何人也不能让吃奶的孩子离开妈妈吧！想着想着，一阵凄楚，那眼泪又不由得滴了下来。
儿子第二天下午走了，走时告诉妈妈，下星期老师让文艺队练胡琴，可能请不下假来，就不来了。儿子从小就和爸爸妈妈一样喜好文艺。妈妈经济虽困难，这方面也没委屈他，只要有了好的小人书就给他买，照小人书给他讲故事，还附带让他认字。上学以后，又想法给他找童话、故事类的书，儿子在班里语文作文总是头几名。大一点又参加了文艺演出队，不仅学会了拉胡琴，不知怎么学的还能说一口山东快板书。不仅说得流利快捷，铁板敲得十分熟练，而且山东口音学得惟妙惟肖，深受老师同学喜欢，成了文艺队一个尖子。老师为了鼓励他，还特地给他买了一副说山东快书的铁板。儿子临走时说是下星期不来了，可是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再来。本来吴玉萍想把星期六星期日的回归当作牵系儿子的一个纽带，可是儿子是个有灵性的人，而且和他爸爸一样，干什么就钻什么。虽然只有十二岁，却有了自己的生活圈子，老师、同学、小朋友，书和胡琴。渐渐地习惯了自己生活，不再只是依恋妈妈。只是不时地给妈妈写信，以免妈妈惦念。虽有信来，见不着儿子，吴玉萍对儿子仍然是时时牵挂，放心不下。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2)
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要一年时间。名义上是农业学大寨，实际上和过去斗批改工作组差不多，依旧是半天劳动，半天开会，上面布置什么就贯彻什么。工作组还是干一两个月就挪窝，每次转移时吴玉萍总要请几天假回县城看看儿子，每看一次都会发现儿子的变化。虽然为儿子离开妈妈能独立生活而高兴，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担忧，有一次回县城，看见儿子在窗台上放了两个玻璃罐头瓶子，里面装着咸菜，咸菜上撒了一层盐粒子，白花花的。问儿子这是干什么？他说是每天早上吃饭打一分钱咸菜吃不了，就存在瓶子里，同学们告诉他多撒点盐就不会长毛，存下来早上就不用买咸菜了。中午菜太贵也不买了，把饭端到屋里来，就着咸菜吃，给妈妈省钱。
吴玉萍听着儿子高兴地述说，只觉得一阵阵心酸，摇着儿子的头爱抚地说：“大锁呀！妈妈的工资够你吃饭的，不能再吃剩咸菜了。你现在正是长个儿的时候，这样节省吃坏了身体怎么办？没饭票了妈给你买。”大锁说：“妈！我有饭票。”说着从枕头套里掏出一个信封，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给妈妈看，果然里面还有不少饭票和以前给他的那几元零花钱。吴玉萍说：“妈给的零花钱你怎么不花？馋了想吃什么就买点什么呀！”大锁说：“妈！食堂吃得挺好，我不馋，没啥可买的。”
大锁虽小又不言不语，可心里有数。从小就看惯了爸爸妈妈的艰辛困苦，在吃上穿上从来不向大人提什么要求。知道家境不如人，也不和同学们攀比。从上小学二年级起，妈妈给他做了一条又肥又长的裤子，每年长高了，妈妈在裤腿上给他接上一截儿，裤腿上已接了三截儿，肥大的裤子已经变得又瘦又小了，仍然穿着，也不说什么。
今年上初中了，妈妈才想起应该给儿子做条新裤子了。问他喜欢什么颜色的，他才说：“妈妈，同学们都是穿绿军装，就我是蓝裤子，给我也做一条绿裤子吧！”望着知道心疼妈妈的儿子，吴玉萍又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儿子懂事，心酸的是这么小就让孩子备尝艰辛，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多么让人不放心啊！
她又给儿子买了饭票，告诉儿子吃饭不用省着，有好菜就买。中午还特意在食堂买了一份红烧肉、一份溜肝尖，这在当时就是最好的菜了。吴玉萍看着儿子吃，自己吃得很少。儿子起初吃得狼吞虎咽，后来看妈妈舍不得吃，他也放慢了速度，还给妈妈夹肉，让妈妈吃。吴玉萍也很长时间没吃过肉了，有了这两份菜，娘儿俩吃了个高高兴兴。
每年白刚一家人都盼望着冬天的团聚，今年一家四口，却是在三处度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
吴玉萍下乡一年，租的房子退了，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和锅碗瓢勺，都存在了机关的储藏室里。白刚把女儿强强领回了老家。孩子太小，不能把家交给她，出工就只好把门一锁，让嫂嫂照看一下。她哥哥小时候就是这样，想不到她又重复了哥哥那种命运。可是她比她哥哥那时还小啊！丢在街上又怎能让人放心呢！虽托付给嫂嫂，嫂嫂已是七十岁的人了，又常年有病，如何照顾得了？实际也是任她各处去跑。
有一次白刚到远处的地里挖水渠，收工晚了，天黑了才回来，见家附近没有强强，到嫂子那里去问，嫂子说：“她那会儿还在我屋里睡觉，我觉着你也该回来了，便让她回家了，她不会走远。”这时白刚已借住村东头一间耳房，离嫂子家远了。在附近到处找也找不见，便急得满村去喊：“强强，强强……”
喊到村西头洪光大哥家跟前，大哥才把强强领出来，一见面就责问白刚说：“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以后远处出工就不要去了嘛！我今天就没去，吃完饭到村边走走，看见一个孩子睡在村边，一看是强强。我说挺冷的睡在街上怎么行，跟伯伯回家。到家给了她一个饼子，喝了点开水，只吃了半个饼子，又不吃了，可能是困了，赶紧做点饭吃了让她睡觉。”白刚说：“唉呀，还是在大哥家，我到处找，可把我急坏了。”洪光笑笑说：“急急也好，以后就会记住，家里还有孩子，不要回来那么晚。我知道你找不到会到处喊的，一喊这不就找到了吗？爷儿俩快回家吧。”
白刚一天天忙得总是心急火燎，看强强木木呆呆，没有精神，也不说话，走路都不愿意走，也觉得她是困了，便把强强抱起来就往家赶，急于回去做饭，吃完好让孩子睡觉。回家把孩子往炕上一放，一边刷锅还一边嘱咐孩子：“爸不是告诉过你吗，别在外边睡觉，怎么不听话呢？这样会生病的。记着点，听见了没有？”耳房是锅台连着炕，做饭睡觉都在一个屋里。强强说：“爸，我……我冷……”
白刚刚把冷粥倒进锅里，想烫烫冷粥吃点咸菜就睡觉，只听见孩子说话哆哆嗦嗦已说不成句了，这才看见孩子浑身发抖，过去用脸贴住孩子的脸，烫得厉害，唉呀！孩子发烧了。随手抻过被来给孩子盖上，又赶紧去找药，找着药了暖壶里又没有开水，连忙把冷粥盛出来，添了点水紧着呼达呼达地拉风箱。水开了，灌了暖壶，凉着开水，准备给孩子吃药的当儿，白刚这才有工夫安定下来。
他坐在女儿面前，回想刚才的一切，开始责备开了自己。怎么能责怪孩子呢？你这爸爸是怎么当的？你尽到了一个爸爸的责任了吗？三岁的孩子就把她一个人扔在村里，她病了都没人管，还责怪孩子睡在街上，她愿意吗？孩子病成那个样子，你见了都没发觉，还责备她，你这当爸爸的就这么粗心大意？他气愤地一个劲砸自己的头。又进一步想到不仅没有尽到作爸爸的责任，你尽到一个儿子的责任了吗？他看着锅台上的那一大碗冷粥，想起妈妈吃饭时多次唉声叹气地说：“妈都九十多岁的人啦，还能活几天？你媳妇在外头工作，月月有钱。又不是没条件，你就老是给我吃冷粥？”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3)
“妈！你看我一天到头还有点闲工夫吗？一天天出工累死累活，还要服侍老的，照顾小的，早上不做出一天的饭来行吗？”他有时着急了还和妈妈喊。现在想想对不住老的，也苛待了小的。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气恨自己，又无可奈何，感到莫大的迷惑。
他拍打着脑袋在自己问自己：“我白刚为什么闹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他心如刀绞，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女儿看到这情景害怕地说：“爸爸！你别哭，我再不气你了。”
白刚听到女儿这句体贴人的话，比埋怨他还难受，不由得哭出了声来，一把将小女儿搂在怀里：“好孩子啊！你没气爸爸，没气爸爸，是爸爸不好。”他赶紧给孩子吃了药，擦了擦眼泪说：“你先躺一会儿，爸爸给你做点好吃的，今天不吃冷粥咧，爸给你做面片汤卧个鸡蛋，爱吃吗？”
看见女儿笑了，他才心宽了些。赶紧和面赶面片儿，他决定多做些，给妈妈也送一碗去。给妈送饭回来，孩子正在炕上冷得发抖。冬天屋内温度经常是零下十来度。近在咫尺的市里虽是全国有名的煤都，但是老百姓都买不起煤烧，做饭取暖全靠从队里分的一点秸秆。
白刚只一口人，分的柴火少，做饭都不够，更不敢单为取暖烧炕了。所以他们的炕总是冰凉的，一进屋冷气袭人。老百姓都知道冬天睡冰凉的土坯炕是要做病的，可是白刚又有什么办法呢？要买柴火把炕烧热，他一天挣的一毛多钱连烧炕的钱也不够，更不用说吃饭了。所以也不指望睡热炕了，他在炕席底下铺了厚厚的一层茅草，不图炕热，只图不冰出病来就行了。
茅草有个好处，刚睡下是凉的，越睡越热乎，可是刚睡下钻被窝就是一大难关。白刚给女儿脱了衣服，她小脚丫儿往里一伸就赶紧抽回来，宁可抱着肩在被窝外边冻得哆哆嗦嗦发抖，再也不肯往里钻了。后来都是白刚先脱衣服钻进被窝，然后再给女儿脱衣服，脱光了放在自己胸前用胳臂搂着她，什么时候被窝不那么冰人了，才把她放在一边，哄她睡觉。
这种困苦起初白刚也是难以忍受，慢慢也就习惯了。每当精神上觉得难忍受时，他还往往找来一些诗词，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从中吸取力量，也为自己的尴尬解嘲。明末诗人黄宗羲的《山居杂咏》便是他晚上经常默念的一首：
锋镝牢囚取次过，
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志，
贫亦岂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
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
岂信人间胜著多。
前四句和他的经历心境十分相像，他尤其喜欢的是“死犹未肯输心志，贫亦岂能奈我何？”，在国民党的法西斯监狱里，在自家十几年劳改的生死考验中，死未输心；现在又面临极端贫困境地，这贫困也并非是自然灾难，完全是人为的折磨。对这种折磨只要仍不输心丧志，它又能奈我何？他把这当作一种激励。
有时又嘲笑自己，这是不是一种阿Q精神？有人为了完成任务，也有人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故意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九死一生，现在仍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你还高歌什么“岂能奈我何”？实际是你又能奈何！奈我何？我奈何！反正都一样，不管是哪种情况，现在只有咬紧牙关度过苦难，阿Q就阿Q吧！
以前他觉得阿Q精神是可笑的可耻的，现在倒觉得阿Q精神对贫者弱者被凌辱者来说也不失为一副安慰剂。挨打了说声儿子打老子故然可笑，可是你坚持真理现在落得个臭狗屎之名的境地，连自身生活都不能维持，更不用说养儿育女，你那坚持真理不是也只落得个螳臂挡车的笑柄？在别人看来不是一样可笑吗？而且在你那些同志们看来，不仅可笑，更是可耻可恨了，你实际连个阿Q也不如啊！
当然最后还是笑骂由他，他还是我行我素，白刚的倔犟是不会改变的。历史再重复一次，他还会选择这条道路，宁可受难绝不屈服，他不会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的。
一家四口三地的生活，当然还是属吴玉萍最好。她虽然挤在农民的土炕上，走东家串西家地吃百家饭，但总算能吃得饱睡得暖，和丈夫儿女比起来，她当然算是幸福了。可是她的心里却最苦，本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现在不仅要艰难地挑起一家的生活重担，而且还时时牵挂着白刚和儿女。尤其是独立生活的年幼的儿子，更使她揪心。
前几天她回县城去看儿子，心情就更加沉重。原来照顾大锁的邵祥已调道庙乡去任公社副书记，儿子和一个新调来的老王在一个炕上住，老王的家在县城附近，白天不在机关，晚上又经常回家，儿子等于一个人生活在机关，根本没人照看。
那天她到了县城，大锁还没有放学，她进屋用手往炕上一摸，冷冰冰的，根本没有烧过炕。她从院里找来几块煤饼子想给儿子烧烧炕，谁知道刚点上火，屋里就浓烟四起，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掀开炕席一看，炕已塌了一个大窟窿，原来儿子每天就是睡在这个窟窿上啊！说是机关照顾，谁照顾？止不住那眼泪又流了出来。
机关下乡的下乡，回家的回家，也找不着一个顶事的人，她去找局长，局长一见她来就没好气，听说炕塌了，冷冷地说：“你儿子也太淘气了，好好的炕就能睡塌了？炕塌了你就找人修修呗！”那个意思是这个事你也找我这局长？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4)
吴玉萍本来还想说说自己的困难，现在已经上冻了，农村没什么活，工作组也没什么事，领导是不是能照顾一下让自己早点回来照看孩子。但是见那冷冷的脸色，又把话咽了回去，觉得他是不会允许的，只有再凑合几个月吧！到秋天工作组就该换人了。
她万万没想到，没等到秋天，大祸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麦收到了，大地一片金黄。农村和县城的学校都放麦假，吴玉萍的心又不安起来。放了麦假，大锁上哪里去呢？她回县城动员儿子回老家，儿子不愿意回去。因为学校要排练节目，他还参加了团体操表演。吴玉萍见说不动儿子，就去学校找老师，老师也不愿让大锁回去，说他拉二胡说山东快书都是骨干，半路退出表演太可惜了。老师还答应一定尽心照顾他，说这孩子挺老实，不会出事的，让家长放心。吴玉萍终于打消了送儿子回老家的念头。
为了演出，大锁需要一件白色的确凉长袖衬衣和一双鞋。老师说白衬衣配上红领巾，显得精神。鞋不要家里做的布鞋，要商场里卖的那种凉鞋，整齐好看。当时县城里只有一家百货公司，凉鞋也是只有一种黑人造革的，前面是两道十字交叉的带，这种鞋价钱并不贵，许多孩子早就穿过了。但是大锁到了上初中，还一次没穿过，都是穿家做的布鞋，还常常是补了又补。
为了鼓励孩子学习，也觉得这几年太亏待了孩子，这两件事吴玉萍都给办了。她咬咬牙花了四块钱买了凉鞋，为了多穿二年，故意买了大一号的。想不到凉鞋本来穿起来就旷荡，大一号就更不跟脚了。吴玉萍一看大得太多，便想去换一双。儿子却不肯，高兴地把凉鞋抱在怀里说：“大点不怕的，不换了，脚还长，我明年还可以穿。以前那布鞋过一年穿就特别挤脚，我可不愿意穿小鞋了。”
她买了布带儿子到裁缝社量了衣服，说急等着穿，人家给赶了半宿第二天就做好了。给儿子一穿正合适，雪白平整漂亮，儿子非常高兴。妈妈问他：“好看吗？”他说：“好看。”不知为什么吴玉萍却掉下了眼泪，是高兴，是感慨，还是悲哀？儿子上学以后，还没穿过这样的新衬衣，除了外面穿的褂子是做的新衣服，里面衬衣全是旧衣服改造的。城里人家的孩子谁没个三件两件新衣？
吴玉萍抱着衣服领着儿子出了缝纫社的门，不知怎么的眼泪又止不住地往外流。街上的不少人都奇怪地看她，她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就是止不住这眼泪。她想是自己心里太苦了，苦水就变成了泪水，一有机会就往外冒。可是事后她又回想，这是不是就是灾难的先兆？如果那时自己有警觉性，不管什么演出不演出，学习不学习，把孩子送回老家去，那一切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也不会有终身的悔恨了。
1976年6月27日这一天，骄阳似火，炎热无比，正是拔麦子的高潮。人们怕热，一早一晚干活，中午休息。吴玉萍看望儿子回村后就病了一场，这时也只有拖着虚弱的身体参加拔麦子。
拔麦子是一年中最苦的活计，可又是必须参加的活计。麦熟一晌，说个熟就都熟了，可是这时又最容易闹天儿，看着天气很好，说变就变，霎时间就会狂风大作，急风暴雨。麦子熟了经一场风雨，扑倒的扑倒，掉粒的掉粒，产量就会减少很多。而且这时是活计集中，拔麦、打场，紧跟着就要秋种，任务紧急。
每年一到麦收，机关里不下乡的干部，都要就近去参加拔麦子，驻村工作组不参加怎么行呢！好在老乡们知情达理，吴玉萍跟不上也不要紧，总会有拔得快的大嫂们返回来接她。但是别人都跑到前头去了，就剩你这几垅麦子戳着，孤零零地剩下一条子，多丢人哪！这天下午，吴玉萍正拼命往前赶，尽管手已经磨了泡，嘴里渴得直冒烟，旁边就放着茶壶，也顾不上歇下来喝口水。正在心急火燎的时候，忽然听见地头上有人喊她：“吴同志！县里来人找你。”大队支书喊完了扭头就走。
吴玉萍的心咯噔一下，就七上八下地翻腾了起来。县里找我，啥事这么急？支书既来叫我，为啥扭头就走？她越想越觉得不是啥好事，越想越着急，紧走了几步，叫住了支书，问他啥事，他说不知道，只说来人在场里等着呢！
场里停着一辆卡车，车上的人见吴玉萍来了，就下来了，吴玉萍一看一个是司机，不认识，另一个却是朱一夫。这个三角眼挨千刀的，怎么单单他来找我？心里先是一阵腻味，紧接着又是一阵恐惧，不知怎么这时突然想到了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夜猫子进宅，好事不来，他来一定没好事。
真让她猜对了，朱一夫没有同志们长时间不见面的那种寒暄和问候，只是冷着个脸，阴沉沉地说孩子病了，机关让接你回去照顾一下。
一听孩子病了，吴玉萍心急如焚，赶紧上了汽车楼子，汽车立即飞快地往回开。在车上吴玉萍连问朱一夫几遍孩子得的什么病，目前情况怎么样，他只是哼哼哈哈带答不理，问急了就说他闹不清，只是板着个脸让司机快点开。
这时吴玉萍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恐惧、惶惑一起向她袭来，心里咚咚地跳个不停，使劲敲打着胸膛，像是要从嗓子里跳出来。她不知道怎样才能镇静自己，只是暗暗祈祷着上苍保佑自己的儿子。
车很快到了县城，可是没有按她熟悉的路去机关，而是擦着县城的边缘驶向城郊的那一条荒凄的土道。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5)
吴玉萍慌恐地喊叫：“怎么不进城？这是上哪儿去？”坐在身旁的朱一夫和司机谁也不回答。已经过了县城，又经过了一个村，到了满是沙坡的荒郊野外，汽车还是一个劲地往前开。吴玉萍急了，冲着朱一夫大声喊叫：“你们要干什么？这是上哪儿去？赶紧停车，停车！”朱一夫仍然冷冷地说：“别着急！马上就到了。”
汽车穿过一个大沙岗，前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冒着烟的大烟筒。吴玉萍猛然意识到是火葬场，是拉她到火葬场。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吴玉萍顾不得平时对这个人的反感，也顾不得什么局长的尊严，她拉住朱一夫的袖子摇晃着说：“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儿？”朱一夫搪塞着：“到了，到了就告诉你！”吴玉萍说：“是不是我儿子出事了？”没有回答。“是不是我儿子不在了？”没有回答。吴玉萍突然喊叫起来：“啊？我儿子死了？”仍然没有回答。只是汽车一个劲地往前开。事情证实了，儿子死了。
这怎么可能啊！几天前她才给儿子买了新衣服新鞋，儿子愉快地准备演节目，现在儿子竟然不在人世了？她全身血往上涌，头顶上好像炸响了一个巨大的劈雷，一下子就晕倒在车里。
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火葬场的办公室。屋里坐着那位黑色脸庞永远看不见笑模样的局长，神情十分严肃地告诉吴玉萍说：“你儿子去北河洗澡淹死了，机关抢救无效，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人死不能复生，希望你经受住考验。……”
吴玉萍茫然地望着局长，望着周围的人，她只听到了嗡嗡的声音，局长说什么根本没有听见，脑子里只接受了一个信号：儿子死了，她的一切全完了。奇怪的是她没有掉一滴眼泪，平时那么多眼泪，这时又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这突然飞来的噩耗，就像一记重锤砸在脑袋上，她被这噩耗吓傻了，砸懵了。她没有泪，不想哭，只想呐喊，多少年郁积在胸中的不平、屈辱、折磨、痛苦都一起迸发了出来，她高声呼唤：“儿子啊！你在哪儿啦？为什么就这么走了啊！这是为什么呀？老天哪！公道在哪里呀？为什么这么多苦难都落在我的头上啊！大人受的折磨够多了，为什么连个孩子还不放过呀！多好的孩子啊！才十二岁，就让他这么糊里糊涂地痛苦地走了，连爹妈的面都没看到就孤零零地走了啊！老天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哪！我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啊！为什么命运这么捉弄我呀！儿子啊！你不能这么走啊！让妈妈再看你一眼吧！让妈妈再看你一眼。……”
她呐喊着，由于极度悲痛已喊不成句喊不出声了，只是断断续续地变成了干嚎和自语，这悲愤的喊声和凄厉的嚎叫，在冰冷死寂的火葬场回荡，声声使人震颤。局长好像又在教训她什么，她听不到也不想听了，她再不能服服帖帖听他的训教了。这多年郁积的迸发她已身不由己，她一边连续喊叫着让妈妈再看你一眼吧，一边挣扎着坐起来，没穿鞋就要往外走。
旁边的人们劝说她，不让她去看，怕她悲伤过度，怕她虚弱的身体支持不住。领导则怕她到院里喊叫影响不好，所以让人们阻拦她。不管好心的劝说或是无情的阻挡，她全然不顾，只是喊叫着：“儿子啊！让妈妈再看你一眼吧！我要看儿子啊！”许多同志同情她，阻挡的人也看出来阻挡不住，便都扶着她往外走。吴玉萍迷迷糊糊地穿过几道门，来到了后院的停尸房。
儿子就像睡着了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水泥地上。胖胖的瓜子脸十分舒展，既没有惊吓，也没有痛苦，只是脸上身上有不少泥巴。
她惊呆了，觉得儿子没有死，她流着眼泪，却没有哭泣，立即掏出手绢，小心翼翼地为儿子擦拭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用手指梳理儿子那凌乱的头发，又为他擦手擦胳臂擦腿，儿子只穿着个背心裤衩。
显然背心裤衩是后来穿上去的，没有泥巴。她翻动着儿子的胳臂腿，柔嫩的胳臂腿软软的，很富有弹性，她怎么也不相信儿子是死了。
陪伴她的人看见她这傻呆呆的样子，只是不住地流泪，连哭都不知道了，对她这种不幸这种悲痛十分同情，也都陪着她流泪。只是朱一夫十分不耐烦，大声说：“该走了。”人们才无可奈何地说：“人死了怎么也不能复活了，咱们走吧。”
这时吴玉萍才突然猛醒，儿子死了！便猛然放声大哭，一边摇撼着儿子那稚嫩柔软的身体一边喊叫：“儿子啊！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你才十二岁，空空在人世上转了一回，跟上妈妈受了几年罪，还没尝到一点人生的甘甜就离开了妈妈？妈妈可怎么活呀！大锁呀！妈妈的亲人，妈妈的宝贝！再睁开眼睛看妈妈一眼吧！我的宝贝，妈妈离不开你呀！大锁呀！我的好儿子，再喊一声妈妈吧！儿子啊！你说话呀……”
陪伴她的人劝她不要过分悲痛，赶紧回去。外边也一阵阵传来局长让快回去的声音，但吴玉萍哭喊着不走：“我不能抛下我的儿子，不能把他孤零零地扔在这样一个冷屋子啊！我不走，你们回去吧！我不走，我要陪着我儿子啊！我不能扔下他呀！”也许是局长等得不耐烦了，也许是局长怕她这种喊叫影响不好，停尸房外传来一阵阵催促。
这时朱一夫虎着个黑脸又进来了：“行啦！该走啦！人死了能哭活吗？”吴玉萍哭着说：“你们走吧！我要陪陪我儿子，我不能扔下他呀！”朱一夫下命令了，严厉中还带着气愤：“把她架走！”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6)
几个人一起拉扯着吴玉萍往外走，吴玉萍仍然是扭着身子一步一回头地喊叫：“让我再看儿子一眼吧！让我再看一眼吧！”这喊声凄厉悲怆，这喊声沁人心肺，这喊声令人震撼，这喊声催人泪下。谁家没有儿女？谁家没有个骨肉团聚？再贫穷孩子也要守着父母，再悲惨亲人死了也得守着痛哭一场啊！可是现在，活着硬把幼小的儿女同母亲强行分开，孩子死了，还不能让当母亲的哭个痛快。人哪！要有人的心肠啊！可是为什么人心竟这么无情，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呀！
悲痛，屈辱，不平，和对儿子的歉疚，深深折磨着吴玉萍的灵魂，像无数把尖刀，挖着她的心，她又昏迷了过去。
当吴玉萍在后院哭泣时，她的房东牵着一头老黄牛，牛背上还搭着一条被子，站在火葬场门前。一边敲着铁门，一边喊叫。房东大哥老泪纵横，一边哭着一边述说：“刚淹死的孩子，趴在牛背上多转游几圈，把水空出来，孩子就有救，快放我进去，救救孩子吧！哪有刚淹死就送火葬场的？”外边许多跟着来的街坊一些干部也在吵嚷：“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刚淹死几分钟一捞上来不让救就送火葬场，哪有这条子理？”
人刚淹死几分钟就送火葬场？为什么门外还跟来这么多人？事情是这样的。
一群孩子一块儿洗澡，一看这孩子沉了底，几个孩子吓得都抱着衣服光着屁股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喊叫：淹死人了，淹死人了。这条河就在一条小街的北面，农业局就在这条街上。许多人家的后门正对着小河，孩子们洗澡的地方就在农业局的北门外。
孩子们这一喊，满街的人都出来看，有人马上去农业局报信。机关出来几个人很快把孩子捞了上来。那时县城很小，吴玉萍在这条街上住了六七年，人们都熟悉，她端庄大方，接近群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生活很困难。让她长期下乡的时候，有人就说：机关那么多男的女的，没孩子拖累，单让你去，你不会不去？还有人说，让你去你就把孩子带上。吴玉萍说，那影响多不好啊！人们说他们不顾影响你怕啥？现在听说是她的儿子死了，都非常同情，人们纷纷议论，愤愤不平。并且说孩子死的工夫不大，要赶紧抢救。人越集越多，出啥主意的都有，说得最多的是让孩子趴在牛背上，牵着牛走，把水控出来就有救。
吴玉萍以前的房东大哥说，你们先把孩子抱机关去趴在桌子上先救救吧！我去找头牛来。大家都说这样好，机关一个青年抱起孩子就往机关跑，大家也都跟了过去。
正这时朱一夫局长出来了。知道是抱着孩子去机关急救，便马上对那个青年训斥说：“抱到机关干什么？你还嫌影响小让人们都看看，展览哪！一个孩子死了死了呗！已经死了还抢救什么？快叫车送火葬场。”
那个青年刚要去给火葬场打电话叫车，人们把他拦住了，都喊叫起来：“淹死的人有的是一下呛着了，人刚死，哪能不抢救马上送火葬场啊！”“有人找牛去了，等等吧！要抢救。”“他妈离这儿就二十里地，怎么也得等他妈回来呀！”朱一夫一看老百姓都向着吴玉萍说话火了：“这里有你们什么事？机关的事用不着你们管，都给我散散，该干啥干啥去！”
群众看他这种态度也气愤了：“你处事不公就兴我们说说！”双方正吵着局长来了，人们马上围上局长还是说要抢救，要等孩子他妈。还对朱一夫说的马上送火葬场不满。
朱一夫看人们在局长面前告他的状，更厉害了：“你们起什么哄？都给我走开！”他这种蛮横态度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有些人平常就知道他的为人，说得就更难听了：“人家的孩子刚死不抢救，就送火葬场，你们孩子死了也这样吗？还有点良心没有？”“人家带着两个小孩子，就不该让他妈长期下乡！”说到这里，局长也担着责任，自然心里不高兴：“下乡锻炼，人人都应该，带小孩的为什么就不该去？”
朱一夫一看局长也被包围了，有些尴尬。心里倒有些高兴，胆子也壮了，便对群众训斥起来：“机关内部的事，你们管得着吗？都给我走开！”然后又对局长说，“在这儿围着让他们说三道四的，影响多不好，赶紧送火葬场吧！”局长说：“要不先放机关，等他妈回来……”还没等局长说完朱一夫便抢了过去：“放机关哪行啊！机关那么多人看着也得说三道四，而且这些人也会老围着，影响太坏了。”
局长也觉无奈，觉得这些人老围着，越集人越多，机关一些干部也都来了，都对领导的做法不满，也确实影响不好，没有说话，等于默认了朱一夫的意见。朱一夫便马上训斥机关那个青年：“我早让你给火葬场打电话让他们来车，你怎么还愣着？”
火葬场的客货两用车来了，局长、朱一夫和机关一些人跟着孩子遗体一起走了。许多人还是不甘心：“是你们的影响重要，还是孩子的命重要？”有些人不仅喊叫还跟着上火葬场去了。
这些情况吴玉萍都不知道，事后知道了，又是刻骨的悲痛和悔恨。她悲痛命运的不公，又悔恨自己的懦弱，为什么不能拒绝下乡，为什么不能守护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在火葬场时不冷静一些，如果她能知道房东的到来，拼命也要把儿子放在牛背上，或许还能挽救于万一。可这一切都太晚了，她捶胸顿足，撕裂着自己的心，恨不得和儿子一起归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2(7)
就在房东狠命地敲门时，朱一夫气呼呼地出来了，站在台阶上喊叫说：“别开门，不能让人们进来。”然后又对门外的群众说，“你们起什么哄？有你们什么事儿？都回去。”
群众从河边到现在喊叫这么半天也不顶事，喊叫的劲儿小了，只是不住地嘟囔：“这么不讲理。”“没一点人性。”只有房东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还是喊叫说：“我是来救孩子的，让我进去，把孩子放牛背上多转游会儿还有救，放我进去。”
朱一夫喊叫说：“你捣什么乱？人死还能起死回生吗？”房东说：“他可能不是真死，是别的孩子把他按进水里呛了几口水憋住了气，救救有可能活，淹死半天还有救活的。”
朱一夫气得在台阶上直跺脚：“死了就是死了，什么真死假死，你们要干什么？聚众闹事吗？啊？赶紧给我回去，要不然我让人把你们都抓起来！”房东一看人家是铁了心了，再求情也没希望，只好不情愿地走了。
吴玉萍迷迷糊糊地被拉回机关，安置在一间空宿舍里。她的心脏衰弱到极点，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不时地抽搐，有时甚至停止了呼吸，好长时间，才又喘上一口气来。机关叫来了医生，医生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没法可想，没药可医。这时才有人想起来孩子还有爸爸，应该把孩子的爸爸接来，不然再死一口子，谁负这个责任？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1)
这天的后半夜，白刚才来到吴玉萍的机关。夜色漆黑，影影绰绰地见农林局门前有不少人来迎接，其中五六个都是女同志。人们很热情很友好，有的问路上冷吧？有人说还没吃饭吧！白刚一下车有人便从怀里把小女儿强强接了过去。
白刚先是很高兴，多少年来他还没见到干部们对他这么热情。很快他就疑惑了，为什么人们今天突然对我这么友好？孩子病了深夜也不会这么多人迎接我呀！继而他从她们热情的招呼中并看不到一丝笑容，那一张张冷峻苦凄的脸上透露出来的只是怜悯和同情，有人脸上似乎还有泪痕。他的心突然紧紧地拧在一起，一阵恐怖袭上心头。他知道一定是有什么不幸在等待着他。便连忙说：“请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他想到的不仅仅是孩子，更多的是妻子吴玉萍。他联想到1957年反右时，她因为受不了逼供和长期的残酷斗争，曾经自杀，由于医生的及时抢救，才留下了一条性命。现在是不是又遇到什么冲击，承受不了苦难重走了那条路？他看见那么多人都沉默不语，更加着急了，又重问了一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人仍然是低着头不说话，有一个人说：“到屋吧！到屋再说。”
许多人都跟着白刚往里走，只听见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却没有一个人说话。白刚惶惶惑惑地走到吴玉萍屋里，只见她面容憔悴焦黄，眼中无神，痴痴呆呆的好像经历了一场大病。白刚担心地跑到她跟前，吴玉萍拉住了白刚的手，她的手哆嗦着，眼中立刻淌下了眼泪，挣扎着，喘息着，有气无力地颤抖着说：“咱们的儿子死了，淹死了。”
这句话宛若晴天霹雳，这打击太大了，是他根本没想到的。白刚这时真是五内俱焚，痛苦到极点，孩子死了，妻子再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可怎么过呀！真成了家破人亡了。他顾不得多想，强忍住眼泪，抓住她的双手说：“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咱们也要坚强地活下去，活下去！”
“活什么呀！完了！全完了。”吴玉萍有气无力，声音很轻，轻得就像在另一个世界。看她又要无力地合上眼睛，白刚恐怖地大声喊叫：“不！不会完！儿子死了，还有女儿，还有强强。”接着又对强强说，“强强！来，叫妈妈。”
强强一进屋就被这可怕的情景吓傻了，不敢哭，也忘了饿。直到爸爸叫她，才放声哭了出来，扑到妈妈身上，连声哭叫着：“妈妈！妈妈！我害怕！”
吴玉萍长时间无泪，直到这时，眼泪才止不住地流了下来，紧紧抱住强强大哭，说：“孩子啊！我的好宝贝，不要离开妈妈，不要离开妈妈。谁说出大天来，妈妈也不会放你走啦！妈妈后悔死了，这么小的两个孩子，为什么不放在妈妈身边？为什么让人拆散哪！”
屋里人一直屏声静气，现在看到吴玉萍危险过去了，才开始和白刚说话，问他：“吃饭了没有？”白刚说：“吃饭倒不要紧，我得去看看儿子。”
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今天太晚了，反正也是这样了，明天去看吧。老吴还需要照顾，你照顾老吴吧！你太累了，也该休息了。”任人们怎么劝说，白刚还是坚持要去。他从窗户里看见汽车还在外面，便说：“这不是汽车还在吗？有汽车跑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了。只要有个同志领领路，谁也不用陪我。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人们都不说话了。局长们早都休息去了，白刚来他们根本没有见面，这许多同志半夜还不走，多是和吴玉萍平时不错的人，也有平时一般，这次却对她十分同情的人。这些人多是一般的技术员，谁也不敢做主。在这里代表局里接待的官方代表只有办公室的小陈一人。他看白刚坚持要去，周围又有些人同情，便摆出一副官架子说：“为你们的事同志们都忙活一天了，现在都半夜了，还没休息。到黑了司机又跑一百多里地去接你，太累了。这已经够意思了，你不能再提额外要求。”
“怎么是额外要求？儿子死了我都不能去看看吗？”白刚这些年遇事都是息事宁人，从来不发火，今天也生气了：“司机累了我走着去。”
“走着去，你一个人能去吗？得走半宿谁陪着？”小陈也毫不相让。一些好心人见两人要争吵起来，便都来劝说：“现在都半夜了，到火葬场也找不着人。司机是别的单位的，农林局不趁个车。留在这儿是怕吴玉萍出意外上医院，现在吴玉萍没事了，得让人家回去。现在离天亮只差几个小时了，明天早上还让汽车来，不是一样吗？”白刚知道拧不过人家，想想也只得依了众人。
人散了，强强睡了。白刚劝吴玉萍好好休息，吴玉萍说白刚累了，让他睡一会儿。可是两个人谁又能够入睡？吴玉萍呜呜咽咽，欲哭无泪。白刚泪如泉涌，却不敢哭出声来，怕更引起吴玉萍的悲痛。两个人相拥着，体贴着，安慰着。很久很久吴玉萍才自言自语地说：“孩子就像睡着了一样，就像睡着了一样啊！胳臂腿都软软乎乎的，软软乎乎的呀！”
白刚一听猛然坐起来，他觉得孩子死后那么长时间不僵还有救，小时候他见过淹死半天驮在牛背上或把锅扣过来趴在锅底上还有救活的便埋怨说：“那你不早说，早说跑步我也要看看去。”吴玉萍说：“我白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领导说医生说了，雷击死的水淹死的，都不挺尸，可也救不了。我要多陪孩子呆一会儿，领导都不让，深更半夜地谁会陪你去？不行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2)
白刚愣在那里不说话了。雷击死的他经历过是不挺尸，水淹死的也不挺尸，他可没听说过。可是不管听说过没听说过，一切都晚了。白刚本来是个坚强的人，想起这些也痴痴呆呆了。吴玉萍看他像个傻子似的呆坐着，怕他精神受刺激，便劝说道：“别傻坐着了，关灯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第二天机关来人催促处理后事。吴玉萍白刚带了儿子十分喜欢的新衣服，新鞋子想给儿子穿得整整齐齐，送他上路，结束在人世间这苦难短促的一生。
到了停尸房以后，人们都惊呆了。已经看不见孩子的脸，他的脸上脖子上胸前全被吐出的白色泡沫覆盖着，就像螃蟹吐出的那种泡沫一样。虽然泡沫在一个一个地缓慢崩裂，地上已流了一大摊水。但是泡沫高处仍然有一尺多厚，可见孩子夜间有过动静，有过呼吸，而且持续很长时间，不久以前他还在吐沫。
他原来不该死，是完全可以抢救的，却生生让那些狠心的人们给葬送了。他们没有抢救，嫌人们说三道四，对领导影响不好，没有拉回农林局，竟把人直接送火葬场，让孩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痛苦地死去。
一霎时，悲愤、不平、悔恨、痛苦一起袭上白刚的心头，他这个坚强的汉子经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都没有哭过，听到儿子死信以后，虽泪流不断，也没有大哭，这时却不由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起来。他多么想高声呐喊，以泄心中的悲愤不平，他多么想愤怒的责问，你们也有妻子儿女，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他甚至想痛快地斥责他们，你们还是人吗？怎么没有人的心肝？
可是他不能啊！即使在这极度的痛苦中，他也知道自己身上还有无形的枷锁，他连愤怒的自由也没有。即便自己豁出去了，不惜孤注一掷，他还要顾及妻子还在他们领导之下，她的处境已经够坏了，他不能再给她增加更多的麻烦。
他既不能高声地呐喊，也不能愤怒地责问，更不能痛快淋漓地斥责他们，只能痛苦地责怪自己：孩子啊！是爸爸害了你啊！爸爸对不起你呀！生了你养了你，却没能力保护你啊！我的好儿子，你不该死啊！是个没能耐的爸爸连累了你呀！使你小小的年纪，竟然活生生地被抛在这阴阳交界的地方，独自一人痛苦地进行着生命最后的挣扎，孤零零冷凄凄，没有亲人的呵护，也没任何人的怜惜和同情，竟这么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