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啊！爸爸是有罪的，有罪的呀！竟使一个可爱的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我的好儿子啊！原谅你可怜的爸爸妈妈吧！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啊！我们将为你悔恨终身，痛苦终身。
孩子啊！你安心地去吧！爸爸妈妈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会永远怀念你，你永远会活在他们心里。天哪！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呀！命运啊！为什么这样捉弄人？为什么连个孩子也不放过？老天哪！这一切是为什么？
白刚一边哭，一边用手绢擦拭儿子脸上的泡沫。他轻轻地小心地擦拭，就像孩子还在睡着，生怕惊醒他一样。这哭声，这情景，使许多在场的人都不禁潸然泪下，暗自饮泣。有人也竟然悲悲切切地哭出了声来。
吴玉萍看到儿子这种情景，心中更是撕肝裂胆般地疼痛。她和白刚不同，不仅仅是悲痛，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内疚、悔恨。昨天他看儿子时，儿子当时像睡着了一样啊！我当时为什么不坚持抢救啊！老百姓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啊！当时抢救是完全有希望的，可惜丧失了抢救时机。
就在她走后，儿子是有过呼吸的。不然这吐出的沫子从何而来？我应该坚持抢救应该守着他呀！是作母亲的罪过呀！让他独自在这里苦苦挣扎。她比白刚的痛苦更深，但是她没有像白刚那样呼号，只是痴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像灵魂已经出了窍。在几个女同志帮助下，白刚一直想为儿子换上一身新衣服。可是孩子全身已经僵直，胳臂腿都不能转动，再也穿不上了。
这时白刚突然想起了医生说淹死的人不挺尸的话，显然这是一种欺骗，目的只是为领导帮腔，作为不让他们守在儿子身边的借口。他在心中暗暗诅咒，一切都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都变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连医生的人格也被廉价出卖，只能按领导眼色行事。他也试着搬了搬儿子的胳臂，想为儿子穿上一件新衣服，胳臂已经僵硬得搬不动了。虽然儿子已没有知觉，但他还是不忍心用力搬，恐怕伤着这稚嫩的筋骨。最后他看这一切都是徒劳，便流着热泪对吴玉萍说：“不行了，不要穿了。我们把他的新衣服盖在他的身上让他带走吧！”
儿子最后只穿着沾满泥水的背心裤衩走了，把那件终生唯一的一件白衬衣盖在了身上，把那双他所钟爱的但永远也穿不着的鞋套在了脚上，送进了火化室。
十几年啊！他伴随着父母受尽了屈辱磨难，备尝了人世间艰辛冷暖，没有享受到人生的欢乐就去了，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了。
十几年啊！爸爸妈妈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困难才把他抚养成人，他成了爸爸妈妈生命的寄托，生活中的希望，终身的依靠。谁想到，这一切只是过眼云烟，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顷刻间化做了一捧灰……
从火葬场回来，吴玉萍和白刚去儿子住过的宿舍里收拾遗物。只见窗台上依然摆着前两天盛咸菜的罐头瓶子，上面撒着一层白花花的盐面。儿子内心里装着的始终是爸爸妈妈的贫困艰苦，他没有听妈妈的话，为节省一分钱，仍然吃那撒了盐面的咸菜，以减轻妈妈的负担。翻开枕头套，里面的饭票还有很多。上次给他的五元零花钱，仍然整整齐齐装在一个信封里，没动分文。和他同住一屋的叔叔看到孩子还有这么多饭票，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3)
他说这孩子太懂事了，每到卖炖肉的时候，他都不买，怕别人看到不好意思，都是悄悄地把饭端回屋里来，一个人就着咸菜吃。看到了钱和饭票又听到了这些情况，吴玉萍的眼泪就像开了闸门的小河，一下就刷刷地流下来了。
多么懂事的孩子啊！多么心疼妈妈的儿子啊！却再也见不到了，永远地去了。苍天！你怎么这样的无情，这样的不睁眼哪！让这么好的孩子突然地去了！留给爸爸妈妈的只能是终生的歉疚和悔恨。
孩子的死，唤醒了人们的理智，激起了人们的良知。县城里许多机关单位都在议论和不平，就连县委大院都有人评论农林局有的人没有天理良心。以前人们对吴玉萍，不管是同情的、敬重的、误解的，都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绝不过于亲近。对于白刚更是像躲避瘟神一样，离得远远的，实在躲不开时，也只是态度冷冷地打个招呼。孩子死后，人们打破了层层禁忌，不管上班下班，白天晚上，总有不少人到屋里来看望，来安慰。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远离县城几十里的邵祥，听说了这件事，也特地从公社赶来，一进屋就泪如泉涌，连连说：“怨我呀！怨我呀！我临走没找个合适的人照顾他。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多好的孩子啊！太懂事了，可惜呀！”吴玉萍一见邵祥，更是痛哭不已：“你要不走，也许出不了这个事啊！我儿命苦啊！妈妈不能照顾，怎么连个好心的叔叔也不能照顾啊！”
除了像走马灯似的人来人往地探视以外，姚秀环等几个女同志更是天天来陪着，说是来安慰，实际是一直陪着哭泣。没人的时候，她们还敞开心扉，吐露对领导的不满，完全不把他们俩当外人了。她们还说这事领导有责任，大的没了，还有一个更小的，再不能在家里扔着了。应该趁这个机会找找领导，解决一下你们的实际困难。在哪儿也是劳动，让老白到咱们县来不行吗？免得让一家子四分五散的。
突然有一天一个人也不来了。吴玉萍很奇怪，她马上意识到一定是有领导说了什么，一直心中不安。白刚深知吴玉萍受不得刺激，总怕她神经出什么毛病，便安慰她说：“有人来我们感谢，没人来也不恼，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坚强。至于闲言碎语，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对得起天地良心，怕他们什么？”
“我不是怕。我是说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复杂？有些人竟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没有一点理解？”吴玉萍十分伤心。白刚说：“许多同志不是都来看望了吗？说明公道自在人心，许多同志是理解的呀！”
“我是说局长们，儿子死了，那么多局长却没有一个人来。今天其他同志也一个不来了，肯定是局长们说了什么，自己不来，还干涉别人，真让人难以理解呀！”吴玉萍十分悲痛。
他们两个正说着，偷偷溜进一个人来，是姚秀环。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不能常来了，今天局长开了会，批评了许多人到你们屋里来探望，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尤其是朱一夫那个没人性的东西，瞪着眼睛狠辣辣地说，别说右派死了个孩子，就是连大人一起死了又算什么？你听听这叫人话吗？还有点人味吗？”
还说不少人还到他们屋里哭鼻子抹泪儿，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有人半天半天地坐在那里陪着哭，你哭的什么？是为他们喊冤叫屈？还是对领导不满？有些人说不该让孩子他妈下乡，难道有孩子就不学大寨了吗？学大寨是毛主席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些人要好好考虑考虑，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是什么立场？再发现这种情况，你们要深挖思想，交待清楚。散会以后许多人都骂他。你们别太往心里去，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多多保重吧！说完便急急忙忙走了。
清静了没几天，姚秀环和另外几个女同志，又经常过来看望，只是不坐那么长时间了。吴玉萍担心她们受连累，对姚秀环说：“领导不叫来，你们就别老跑了，省得惹麻烦。”姚秀环说：“我不怕，早想好了，他不是说再发现就要挖思想交待清楚吗？要批判我，我倒要问问他：吴玉萍是同志还是阶级敌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还是阶级敌人？发生不幸被淹死了，不该惋惜悲痛吗？说连大人一起死了又算什么，这是什么阶级的感情？这难道是无产阶级感情？无产阶级对同志就是这种态度？老白受过处理不假，不是也摘帽了吗？不是按党的政策宣布回到人民的队伍了吗？到底是人民还是敌人？……”姚秀环越说越气愤，好像面前就有朱一夫，正在和他进行辩论。
姚秀环走后，白刚很有感慨地说：“看她那么瘦小柔弱，想不到性格却这么刚强，多好的同志啊！”吴玉萍说：“不光是人好，技术上也是骨干，两口子都是技术尖子，可是好人不吃香啊！”白刚有些奇怪：“在农业技术部门，这样的人不吃香什么人吃香？”他以为只有像他们这类受过处理的才不吃香呢！
“什么人吃香？”吴玉萍说，“朱一夫那样的人吃香。会对领导溜须拍马的吃香，会看领导眼色行事的人吃香。她的遭遇也和咱差不多，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罢了。”说到这里吴玉萍又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白刚更奇怪了：“她的遭遇和咱差不多，她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儿？”
吴玉萍叹了口气，缓缓地说：“机关里学大寨一共只下去两个女同志，她和我。她带着一个女儿，比咱大锁大一岁。她爱人经常出差，虽说有家，可是她俩一走，也是只剩下一个孩子。她起初也是不去，说孩子没人照看，但领导硬逼着走，结果今年春天孩子被坏人糟踏了。孩子爸爸去外地出差，机关赶紧把她叫了回来，也没说为什么，只说孩子他爸经常不在，你就别去了。她还以为领导上终于良心发现了，其实哪里是良心发现？是在掩盖他们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4)
“机关里有多少女同志？只下去两个为什么单单挑上了你们俩？”白刚还是不明白。吴玉萍说：“女同志多了。我们俩不是不吃香吗？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好认直理，惹领导烦气。现在是不搞反右了，来个二次反右，准打她个右派。”
说完两个相对无言，沉默良久。白刚不明白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朱一夫不说了，是造反中踩着许多人的肩膀上来的。可是局长中还有几个老干部啊！白刚虽在肃反反右中都挨整，领导运动的也都是老干部，不过他觉得运动中许多人整人是不得已。现在看到这些人平时也这样，没一点人情味则非常不理解。
他们的良心哪里去了？从小念书教师们就常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为什么这人皆有之的恻隐心都不见了呢？他听到过人道、人情、恻隐之心甚至包括正义感都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他始终不相信。没有了这些，只知道残酷斗争，互相残杀，那不是成了禽兽了吗？有的禽兽为保护同类还可以奋不顾身呢！机关同志之间为什么搞得这样冷酷无情？妻子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其内心的痛苦和受到的伤害可想而知了。
从火葬场回来，吴玉萍痛不欲生，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睡过觉，吃什么安眠药也不管事，耳边只听得河水哗哗响。心脏衰弱得几乎摸不到脉搏，一连几天吃不进多少东西，勉强吃点就又吐出来。心里满满的，又是空空的。满的是怨愤之气；空的是挖走心肝般的失落。开始几天她哭都哭不出来，经常痴痴呆呆地盯着一个地方发愣，盯着盯着那个地方有时就出现儿子的幻影，这时才会哭出声来，一哭开又没完，整天眼泪不断，连衣襟都是湿的。
在巨大的打击和灾难面前，白刚虽然也极为痛苦，但他总是把痛苦和悲愤埋在心底，既很少哭泣，也不愿向别人诉说。他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要倒下去那一切就全完了。所以他不仅精心护理着吴玉萍，忙家务照顾女儿，还总是默默地告诫自己坚强些，不能倒下去，更要经得住风雨。这种时候他要撑不下去，这个家就全完了。
他知道自己住在这个机关，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面对别人的冷漠歧视，他没有自卑气馁，反而当作一种激励。他一生没什么愧对于人的，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来，堂堂正正作人。
吴玉萍所以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除了领导的冷漠歧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一直感到迷惑，那么听话的儿子怎么会去洗澡会淹死呢？那天在火葬场房东和群众说的一些情况她没有听到，心中有许多怀疑化解不开。儿子死了这么多天，机关里没有人告诉他们孩子到底是怎么淹死的？救上来以后是怎么处理的？直到原来房东家的大哥大嫂来看望，他们才知道了大锁死的详细情况。
孩子是被人摁到河里淹死的。
刚淹死的时候一起洗澡的孩子们回家都乱学说。后来摁大锁的那个孩子家长便四处找那些洗澡的孩子不许他们乱说。说我们孩子没摁人，谁说是我们摁的我和他们没完。现在那个孩子的爹妈还日夜担心吴玉萍找他们呢！
他为什么要摁？到现在还是个说不清的问题。那天天太热，几个孩子跟着老师去劳动，拾麦穗，身上沾满了麦芒。有人提出上北河里洗洗澡凉快凉快再走，那几个孩子都会水，只有大锁没下过水，他不想洗，妈妈也嘱咐过他不让他洗澡，可是孩子们硬拉他下了水。
别的孩子下水后便嬉笑玩闹，只有大锁战战兢兢地不敢活动。这时一个孩子便一下把他摁倒在水里，不管他了。是出于恶作剧？还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谁也说不清。看到大锁没上来，孩子们马上慌了，大喊淹死人了，淹死人了。一个个跳出水来抱起衣服也顾不得穿便大喊着四散跑开。机关知道后人捞上来了，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对机关让孩子妈下乡不满，要求抢救。朱一夫嫌影响不好，没抢救立即送了火葬场。
人们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觉得对机关是没法了，但都劝吴玉萍和白刚去找把孩子摁入水中的人，要求赔偿。白刚说：“把孩子摁入水中，要是孩子的恶作剧，还能把孩子怎么样呢！要是出于对所谓‘狗崽子’的歧视凌辱，现在从上到下就是灌输这种思想，又怎能怪得了孩子？再说老百姓的生活比我们还苦，要求赔偿，我们能说出口吗？人已经死了，一切都让它过去吧！”
一切都可以过去，但是有一件事局里几个人都劝他们应该说道说道。人们说：“孩子的死不管怎么样，局里有责任，不能啥话也不说便宜了他们。要趁机会提出解决下实际困难，一家子凑到一起来。房东大哥大嫂也劝吴玉萍别光闷在屋里哭，不要光想死的了，要多想想活着的，趁这个机会把他叔的户口迁到咱们县里来，把小的拉扯大，这才是正经事。穷富吧不说了，好歹的只求个一家团圆。”
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吴玉萍想孩子死了，我们不说别的，对这样的实际困难，领导还不应该帮助解决一下吗？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县里来，几年来吴玉萍向领导提过几次了。省委统战部也曾给县里写信联系，说可以照顾他们夫妻团聚。
县委也曾考虑过，但“文革”一开始，问题不但没能解决，对她有过同情表示可以解决的县委李书记和生产办公室主任，还为此受了批判，说他们同情右派，被贴了不少大字报。这事就扔下了。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儿子的死，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内疚吗？如果一家团聚，孩子怎么会死于非命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5)
吴玉萍鼓起勇气，强打着精神，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摇摇晃晃地走到局长办公室。局长们正在开会，一见吴玉萍来就个个冷若冰霜，沉默不语，连个招呼也不打。吴玉萍看到这种冷冰冰的情况，直气得浑身哆嗦，话也说不上来了。等了好一会儿，局长才说：“有事吗？”
这本是一句平常的话，要是放在一般情况下，这也属正常，无可挑剔。但现在是她死了儿子，多少天来哭得个死去活来，现在行走很困难。见面了局长们不仅不说让坐下，也没个问候，却板着脸说出了这句话，吴玉萍气得泪就流出来了。她本来是想商量请求的，一气之下请求便变成了质问：“我下乡前局长说孩子由局里负责照顾，现在孩子死了，局里有个什么说法呢？”一位年轻的局长冷笑了一声：“说法？嘿！你儿子是自己洗澡淹死的，也不是谁把他扔到河里的，要什么说法？”这句话如同寒冬腊月冷水浇头，使吴玉萍从头顶一直冷到脚心。她浑身颤抖着，哆哆嗦嗦地说：“领导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吗？”
别的副局长都面面相觑，没人说话，朱一夫却挤了挤那双小眼睛，两片薄嘴唇一撇，怒气冲冲地说：“领导有什么责任？你儿子死了还要领导偿命吗？你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人？领导对你够可以了，多少天来你在机关里哭哭啼啼，影响办公还没说你呢！照这样你们立即搬出去。你马上到种子站去上班！”
这话更噎人了。吴玉萍本来胆小怕事，规规矩矩。可是俗话说狗急跳墙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吴玉萍是个人，又何况她刚死了儿子心中又积满了愤懑，所以这一噎倒没有使她更害怕，倒使她更坚强了起来：“我说要领导偿命了吗？儿子死了哭哭还不允许吗？机关这么多女同志，好多人无牵无挂，可是单选小孩没人照顾的人下乡，这合适吗？当时我就提出了困难，领导说孩子由机关照顾。现在孩子死了，机关就没点责任吗？”局长自知在这方面有点理屈，说话不像朱一夫那样强硬，但仍不想担什么责任：“谁照看也挡不住孩子去洗澡，自己洗澡淹死的机关担什么责任？朱局长说得对，你们整天哭哭啼啼影响办公，都没说你们，对你们已经够意思了。”
机关这样冷漠无情，好像还对我们有了很大恩惠，吴玉萍一听就火了：“孩子刚死很快就捞了上来，旁不相干的群众都要求抢救，领导却顾全自己面子，立即送火葬场。结果一黑夜孩子吐了那么多的沫子，说明有过呼吸，本来是有转机的。你们都看见了，不痛心还没点同情心吗？孩子死了领导问也不问，爹妈哭哭还不行，领导做得都对吗？我看在这儿是没法和领导说话了，既然这样，只能找个地方说理去。”说完扭头就往外走，她想已经是这样了，也豁出去了。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没等她出门，另一位副局长李局长叫住了她：“你等等，你要上哪儿去？”
“上县委大院，找书记找县长，找县委大院的人们评评理。”吴玉萍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力气，也有了勇气。
吴玉萍下乡就是李局长谈的话，当时他答应机关一定负责任照顾，现在出事了，他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话。同时他也觉得这事儿闹到县委那儿，局里也不好看，这孩子的死在县委大院已有议论，听说已有人向县委书记反映了。这些事真要都闹出去局里是不好说呀！所以便把吴玉萍拦住了。
他们很客气地让吴玉萍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然后慢慢说道：“学大寨是政治任务，你下乡是应该的，也服从了领导分配，这是好的表现嘛！至于孩子出了事儿，大家都很难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就是亲妈在家，也不能时时看着他吧？人没了，追谁的责任也没用了。”
长期受磨难受压抑的人要求并不高，只要领导给个好脸儿，有几句温暖的言语，他们的心里就会宽松好多。吴玉萍的态度立即缓和了下来：“我并不是追责任，我是觉得儿子在机关死了，领导却不闻不问，太冷了。不是领导扔河里去的，可是捞上来只怕对领导影响不好，不抢救直接送火葬场，第二天的情景都见了，心中就没一点自责吗？朱局长的话更让人寒心了，哭都不行。我多少天没睡过一宿好觉，没好好吃过一顿饭，走路都困难，让立即上班，可能吗？……”
“嗨！”没等吴玉萍说完，李局长便打断了她，“那都是气头上的话，也不必当真。这样吧！我也知道你生活挺不容易，有啥困难就提出来吧！经济方面是不是要点补助？我们商量商量，能照顾尽量照顾点。”吴玉萍说：“钱有什么用？补助几十块钱，解决了今天还能解决明天？这些年再苦也过来了，我向来不向领导张嘴。”
“钱有什么用？”李局长重复了一句，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别人争还争不到手呢！我主动提出来，你还说这个话，便说：“那你说怎么办？”吴玉萍说：“我请局长们研究研究，把我的根本困难解决了。把白刚的户口转到咱县里来，最好能给他安排个工作。这事领导也清楚，我以前提过几次，省委统战部也和咱县联系过，县委李书记早先也跟局长打过招呼，我希望领导再认真研究研究。实在不行转到咱县城附近农村也行，反正在哪里都是劳动，在咱们县也可以照顾照顾家。”李局长面露难色：“这事我可做不了主，等我们研究以后再说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3(6)
吴玉萍只好等待。和以前几次一样，没有人给她一个回答。每次吴玉萍找去，李局长都说工作忙，局长们还没研究。最后实在推拖不过去了才说研究了，工作问题不能解决，把白刚户口转到本县农村，领导也一口拒绝了。吴玉萍对领导彻底失望了。实在没办法也就不顾及这个规矩那个规定了，只好像国际歌中所说的，自己去解放自己。
吴玉萍拖着病弱的身体，去县委、县政府找了几个关系不错的同志，他们手中多少有点权力，和有关部门也熟悉。他们私下告诉她，现在村里都不愿意进人，特别是成分高、有问题的人，更没人敢要。只能自己找好愿意接收的大队，和公社疏通好，县里哪个部门卡住了，我们去做做工作，但是领导都不能出面与公社或大队联系。
当然这也迫于是阶级斗争的形势，虽然充满同情也只能采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办法，但终于开了一个心照不宣准予放行的通行证。没有任何凭证这样不会给哪个领导添麻烦，只是需要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地暗中给你说句话而已。这已经是吴玉萍求之不得的了，说实在的，那个年头只要领导答应对此事不上纲、不追究、暗中准予放行就是最大的恩惠了。
有了这支无形的令箭，吴玉萍便四处托人找县城附近的几个村庄去疏通，离县城近才好照顾家。但很快都有了答复：不要。理由很简单：劳教过的右派，又是地主出身，谁敢要？告诉他们县里有的领导同意了，回答是拿机关的证明信来。有的回答更干脆，领导同意也不行，我们不惹这个麻烦。
最后只好找邵祥，吴玉萍让她找找道庙村支书田玉生，她觉得这人公道正派，敢作敢当，两次相处关系都很好，有可能阻力较小。邵祥和田玉生一说，他十分痛快地说：“吴玉萍的家属来，我们要。别说她遇到了这么大的不幸，就是没这事，她有那么大的困难，我们也得帮着解决。地主成分，人家从小跟着党出生入死，革命那么多年，家庭成分不好算个啥？右派，不是摘帽了吗？到我们村还是个农民，有啥不行的？他们还跑了那么多地方，为啥不早说呀！”邵祥说：“主要是考虑你们村离县城远，照顾家不方便。”
田玉生说他不用上队里劳动，我们不缺劳动力。每年只向队里交钱领粮食就行了。一下解决了吴玉萍一个心病。但失去儿子的悔恨、内疚、痛苦却没能缓解，她有时还痴痴呆呆的，说话也前言不答后语。白刚真担心她的精神要彻底崩溃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4(1)
但是一家终究可以团聚在一起了，不必四分五散，不必两地悬念，不必秋后搬来春天又搬走。就算是一只破船吧！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停泊的港湾。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不仅不敢和一般干部的家庭相比，连副业工的待遇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副业工住机关的好房子是天经地义，你们一家有个劳改犯，能在机关大院里给你一间小房子就是莫大的恩赐了，说不让住随时可以把你清出去，你还妄想住好房？
对白刚一家来说，他们也特别知趣，心里并没有不平之气。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安静的没人打搅的小窝，他可以“自由”地活动，再也不用天天到生产队去报到去受监督劳动了，这已经是最大的解放，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吴玉萍精神的创伤身体的虚弱虽没有恢复，但每天上班不出院，上着班也不耽误照顾孩子和做饭。只是白刚在这个院打家具卖影响不好，人多眼杂，人们又受阶级斗争为纲的多年熏陶，学会了一套无限上纲的本领，只要有一个人看你不顺眼，向上一反映，你就受不了。所以白刚便决定避开人们的眼睛，到外地去找活干。
白刚想起了以前卖箱子被骗的那个大农场，那里缺木匠，他便到那里去闯荡。一个摘帽右派要想到一百多里以外的地方去闯荡谈何容易？为了出事也有个做伴的，遇到人欺侮也有个壮胆的，便约了两个人结伴而行。一个老钱，一个小鹿，都是在附近干零活时认识的。他俩听说国营农场那里缺木匠，都愿意出去闯荡闯荡。
三个人商量好：出去要互相帮忙，互相照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出去倒也顺利，一去就在农场里新建的化肥厂落了脚。这里正缺木匠，每天工资两元五角。厂里有食堂，伙食很好。因为这里盛产大米，是鱼米之乡，天天都是大米饭，每天中午有一个好菜，不是鱼就是肉，白刚到了这里，简直就像天天过年。
可是好景不长，冬天室外建筑停工，厂家要裁人。木工来自各地，以前混着干活厂里不知道哪个技术高低，要大量裁人便想了一个绝招儿——考试，每人打一个小方凳。别小看这个四条腿往外撇的小方凳，它的四腿四 二个卯眼和榫头都是倾斜的，没有一个方方正正。要想每个卯眼和榫头都可丁可卯严丝合缝却着实不易。不用说做了，没有干过的没有特殊的划线工具，反正、左右、上下那些卯眼和榫头的许许多多的斜线你就划不来。而且这种家具又是一般木匠活中很少遇到的，所以一提出这个任务，白刚就傻眼了。
料都是预先准备好的，每人领料以后都头也不抬急急忙忙干起来。白刚知道这其中的难处，却没法克服划线这一关的障碍。他看见不少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划线的小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划线的难关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见老钱有这个工具，便把希望寄托在同来的伙伴老钱身上。他手艺高超富有心计，经验丰富干活麻利，材料到手很快就把线划完了。白刚轻轻走过去悄声说：“把划线板借给我使使。”老钱头也没抬，把划线板用手一捂：“不行！我还得用呢！”
白刚像挨了一闷棍，脑袋一下蒙了。来时说好到外边互相照顾，看来一遇到利害相关的问题，这话就不灵了。固然这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竞争，可是别处来的人也在互相帮助，他们是在用集体的力量把别人挤走，剩下自己的伙伴，以后干活就好办了。
看来老钱是想吃独食，白刚愣了一下，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同时他也不会为这点小事对别人低声下气，便回到自己的工作台前。他看了看小鹿也没有划线板，不过他在农村干过这种活计，正自己抠抠搜搜地用尺子和铅笔划线呢！白刚没办法也只有自己摸索着划。这二三十个木匠中，也有几个人不会做，他们干脆坐在那里呆着。
白刚知道自己被淘汰无疑了，可是他不甘心只是等待失败，他要在失败中寻找经验，他要在失败中收获充实。所以也不停地试验着划线。等他抠抠搜搜地划好线以后，老钱已经打完了，他是第一个完工的。他坐在工作台上，两腿蜷在胸前，双手抱膝，面带微笑，悠然自得地看着人们紧张地忙活着。
白刚这里并不着急，他只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捉摸这其中的奥妙，寻找有用的数据，所以相比之下，他也是不忙活的。他看了看老钱，满是折皱的苍白的脸上，带着一脸骄傲的笑容，右嘴角往下撇着，流露出一丝轻蔑，也正看着白刚。白刚从这副神情上，好像还听到了他心中的声音：“笨蛋！”
白刚没有理他，这些年他一直生活在被耻笑被轻蔑的环境里，对这些不仅有了一种很强的承受力，而且产生了一种抗性。政治上让我矮人一头吗？我无愧于人，内心并不服气。技术上低人一等吗？我承认。可是做到现在这程度，我已经满意了，对得起自己。一个无愧于人，一个对得起自己，使他这些年在污辱、耻笑、冷嘲热讽中，一直摸爬滚打过来，身体上没有受到巨大创伤，精神上没有崩溃，而且觉得自己活得很坚强。今天的这失败、耻笑又算什么？
白刚本来做了很快走人的准备，可是厂里的决定仍然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管事的告诉他们，吃完午饭立刻就走，他和小鹿都在名单之内。他们要求明天走，回答是下午必须搬出厂外。看来厂里是怕这些人临走要做什么手脚，拿他们的东西，或是寻摸点好木料藏在行李里带走。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4(2)
这天也该着这些人倒霉，不仅厂里办事这么绝情，而且老天爷也凑热闹，从一早便下起了鹅毛大雪。发往各县的汽车没有了，明天也不能走汽车。一定让今天搬走，这不是难为人吗？眼看天就黑了，人们往哪里去？所以许多人都追在管事的屁股后头苦苦哀求。
老钱是留下的五人当中的一个，乐得他屁颠屁颠的满世界转游。小鹿急得都快哭了，和白刚说：“人家老钱是不管咱的事啦！就剩咱俩啦！你说咋办啊？”白刚说：“咱先把行李打好把工具收好，这时候人心惶惶人多手杂，别临走丢了东西。”小鹿说：“你真准备今天搬走啦？”白刚说：“你不走怎么办？人家一劲儿撵你还赖着干什么？”小鹿说：“这大雪天哪儿搬？”白刚着急地说：“收拾好东西把行李放这儿咱出去转转。”
县城只有一条大街，所有机关商店工厂排列在唯一的一条大马路两旁。一共也没有多少单位。这个由农场刚刚改建的县，好像县里应该有的一切，它还没有齐全。大雪茫茫，把大马路和两旁的平房全部覆盖了，远远望去这县城竟好像一望无际的大雪原，没有楼房也没有高高耸立的豪华门脸，不管是机关工厂都是简简单单的两扇铁栅栏门。这倒有个好处，院内的一切都一览无余。
白刚和小鹿起初是见门就进，问问人家是不是用木匠。回答都很简单：“不用。”白刚看看天色已晚，觉得这样太耽误时间，便注意看看院里有没有没做完的建筑活计，有了再进去。终于看到一个机关院心里，有一座礼堂或是饭厅，房子盖好了就是没有门窗。他们喜出望外，便赶紧进去联系。传达室老头儿是很热情，说正应赶紧把门窗整好，明年一开春就可以用了。把他们带到行政科，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说，反正今年冬天也用不上，想明年开春再说了。那人不冷不热，对他们好像没多大兴趣。
白刚一进院就看有一堆烤好的板子在新房旁边码着，正是门窗料。便说：“我看料都备好了，今年冬天做好门窗，风干风干，开春儿一油就能用了多好啊！还等开春干啥？”那大汉不回答他的问题，却歪着脑袋斜着个眼睛上上下下把他俩瞅了一个遍，眼光里充满了轻蔑、怀疑和不信任：“你们是木匠？大雪天这么晚了这是从哪儿来？”因为连工具也没有对他们不信任。
白刚看出了这一点，便赶紧解释实话实说。那人有意让他们留下，但见他们连工具也没有，又不知底细，便说：“明天带了家具再说吧！”白刚一听有门儿，便赶紧说：“还明天干啥？今天把行李搬来安顿好了，省了耽误明天的工夫，明天一早就干活咧！”他惟恐这难得的机会溜走，又不敢说那边让立马走人，只好为主家着想说省了耽误明天的活计。黑大汉犹犹豫豫地说：“把工具搬来也行，行不行还是明天再定。”因为内行一看工具便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木匠。白刚说：“行！”拉起小鹿扭头就走，恐怕那大汉反悔。
回到化肥厂，不少人围着管事的还在求情呢！白刚和小鹿进屋去取行李，老钱说：“你们这是上哪儿？”白刚知道他好挖苦人，为了不给他留下话把儿，没敢说找到了活，万一那里不行呢！只说：“有个地方让我们先住一宿。”老钱把嘴一撇冷冷地笑了笑，显然他不相信只是住一宿：“喂呀！有这么好的事？啥人有这么好心肠？”小鹿心眼直便把情况照实说了。老钱是个精明人，知道让搬工具住下，那就算成咧。
这时他好像不认识似的，故意把白刚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把撇开的大嘴抿上，嘴唇鼓起了一个尖尖，微微笑着：“喂呀！没想到老兄还有这两下子，不大的工夫，就找到了活干，还是这么好的地方，真不简单哪！”
“有啥不简单的。”白刚话中有话地说，“比起你老弟来差远了，你是独占鳌头稳坐钓鱼台，我们是让人看笑话被赶走的人，就是找个地方免得露宿街头。”白刚本想用这种话敲打敲打他这人不够意思，不要老看别人笑话。可是老钱这时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他这个聪明人竟没有听出白刚的话中话，还被白刚那几句带有讽刺意味的高帽儿弄得陶醉起来，所以倒高兴地对白刚夸奖起来：“有啥不简单？没看见那一二十号人到现在还追在人家屁股后头求情，咋没一个人出去闯荡啊！不低三下四地求情，自己长志气出去找活儿的不就是咱哥儿们这一份吗！喂呀！老兄那么多年的干部真没白当啊！”
老钱知道白刚的历史，过去是省里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不过还不知道他劳教多年，要不然更看不起他了。屋里还有别人，白刚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提起他过去的历史，所以他对老钱似乎是恭维实际潜伏着危机的话没有答茬儿，并且显出了满脸的不高兴，只是默默地往车子上揽行李和工具箱。老钱觉得没趣儿，愣了一会儿，不无尴尬地说：“没活了，我也许找你们去，到时候帮着说几句好话，可别吃独食往外推呀！”
“我们办不出那事来。你神通广大到哪儿都是香饽饽，万事不用求人，还怕我们吃独食？”一说起吃独食，白刚当然会想起上午借划线板的事来，觉得得敲打他几句。
“哎？这是啥话，没活了我就找你们去呀！咱们不是说好有困难互相帮助吗？”白刚心里说上午你怎么不记得这句话？便说：“哟！奇怪啦！老弟还记得咱以前说的这个话？我觉得你早扔脖子后头去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4(3)
在路上小鹿说：“老钱是来这一套干啥？明知道化肥厂的活一冬也干不完，还说没活了找咱们来，你看他洋洋自得的劲儿，是讽刺我们吧！”白刚说：“他的话都不必当真。不过我说句话放着，他真可能干不长。”小鹿不解：“为什么？那几个人里就他手艺好了。”白刚说：“光凭手艺不行，还得有人缘儿。他太好鼓捣事儿，总想压别人一头。你看那几个人谁听他摆弄？人家又是一伙的，时间长了非一起挤对他不可。大家一起给他往上上眼药，还好的了？”
还真让白刚猜对了，只过了几天，老钱便找上门来：“坏了，让我立马走人。化肥厂那小子真不是东西，我给他那么卖力气，最后他还是把我踢了。上次裁人他还给我个信啦，这回却连个招呼也不打。他不定吃了那几个小子多少好处呢！”白刚惊奇地说：“上回裁人你预先知道？”老钱得意地说：“知道！考试还是我给他出主意要打方凳。”
“好哇！你知道这么清楚，为啥不给我们透个信？”小鹿轻易不搭话茬儿，这回也急得质问起来。老钱好像还很有理地说：“人家告诉了绝对不许走露风声，我让你们有了准备，不显而易见是我走露了风声，那是闹着玩的？”白刚知道老钱好鼓捣事儿，可是也没想到这坏点子是他出的，而且对自己却一点口风不露，十分气愤，虽不好发作，但也不能不讥讽他几句了：“唉呀！你对他那么忠心耿耿把兄弟都出卖了，他也没照顾照顾你？”
一提到化肥厂对他不照顾，老钱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所以一时没捉摸出白刚话里的讥讽味道，还顺着白刚的话说了下去：“是呢！要不说那小子不是东西呢！”可是很快就回过味来了，马上说，“你老哥可不能这么说，那怎么叫出卖呢？为了兄弟，我也不能砸自己的饭碗哪！”
“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不说了，你说现在想怎么办吧？”老钱说：“怎么办？现在大雪封道，天寒地冻我上哪儿去？只求你老哥和这管事的说说让兄弟也过来呀！”没等白刚说话，小鹿便抢先回绝了：“这儿就是饭厅的一些门窗，我们已做了不少，剩下的活十天八天就完了，人家还能再雇人？”
“兄弟别这么说呀！”老钱慢声慢语地说，“咱哥儿们谁和谁呀！就是有一碗干饭也得哥儿仨分着吃不是，还能你们俩吃让我看着？”他这个人有个特点，平时特别高傲，什么都得顺着他，惹着他一点都不行。可是用着你的时候，脸皮又变得特别厚，任你讥讽、冷淡，他也不会在乎。
白刚看他说一碗饭也得仨人分着吃，便说：“老弟刚才还说，为兄弟也不能砸自己的饭碗，现在这不是说为了你让我们砸自己饭碗吗？”老钱不好意思地说：“老兄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不是早就说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白刚想了想，和这种人不能太计较，便说：“在化肥厂老弟早把这话忘了，现在又想起来了，想起了就好。好吧！搬来吧！明天我和老牛说说，多大责任我担着。”白刚到这里以后，自知技术不强，手头慢，总恨自己出活不多，所以只有笨鸟先飞，早上吃完饭就干，一天也不闲着。他相信慢工出巧匠，技术不行，在功夫上找。小鹿有时还歇会儿，出去转转，他却总也不离工作台。这里管事的那个黑脸汉子姓牛，通过这些天的劳动，他对白刚的印象很好。白刚相信他和老牛说说，他会把老钱留下的。
他们干活的地方在院中心，窗户外头过来过去的人很多，人们都觉得奇怪：经过的木匠也多了，就没见过这样的人，总也不见他歇着。这样慢慢名声便出去了。老牛原来是个木匠，因为是局长的亲戚便成了副业工。不干木匠活专管基建，成了工人们的监工。他技术不强对工人们却极挑剔。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看到白刚不藏奸耍滑不无事生非也很满意。有时甚至还主动说：“歇会儿吧！成天到晚也看不见你歇着。”
白刚诚恳地和老牛介绍了老钱，化肥厂没活了想到这儿来。他手艺很好，没等白刚说完，老钱便赶紧掏出了一盒恒大烟，撕开口弹出了一支向老牛递过去，打断了白刚的话头：“抽着吧！”见老牛接了过去，又赶紧掏出火柴来恭恭敬敬地凑前去点上说，“我们几个一直在一起干活，他们俩都是我带出来的。咱手艺咋样，你可以问问他俩。”他指了指白刚，“叫他说说。”
白刚虽觉得老钱这样不礼貌，而且也不能说我们俩就是你带出来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又不能不给他打个圆场，便说：“是，钱师傅的手艺比我们俩强。”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手艺人当着生人的面，尤其是在互相竞争的时候，没有人肯承认自己技术不行。白刚这一说可大大长了老钱的威风，这老牛也对他另眼看待了，觉得白师傅都说他好，必定错不了便收下了。
一回到木匠作活的屋里，小鹿急切地说：“咋样？行吗？”老钱骄傲地说：“行吗——？”他故意把这个“吗”字说得很重，拉得很长：“是死人我也得把他说活了啊！咱去了还有个不行的。”把功劳全说成是自己的了。白刚原来为贸然答应老钱搬来还担着一份心呢！今天顺利办成了他很高兴，倒不在乎办成了是谁的功劳。只是奇怪老钱今天怎么会有了香烟啦！便说：“也没见你抽过烟哪！今天怎么有了香烟啦！”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4(4)
这时的老钱再不是昨天那个老钱了，对白刚也不是大哥不离嘴了，俨然又成了他的师傅他的总管，说话的语气也全然变了：“真哪！说你个啥好呢！真正是书呆子一个，这点勾当还不明白？我寻思这一盒烟都得给他呢！没承想一根烟就把事儿办咧！这盒烟还得好好留着，以后还会有用场。”老钱非常得意地掏出了这盒烟看了看，又十分珍惜地装到了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