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又何必呢？我不能让你蹲候车室。”叶珠的大眼睛里含着泪珠儿，几乎是命令地说。她看白刚两眼巡视屋子便又笑笑说，“你是怕我这儿没地方住吧！我女儿还有一间屋，她出差了，得十几天回来，你住几天都没事儿。”叶珠还说她爱人就要下班了，他也一定愿意和你谈谈。叶珠的爱人毕业以后也调到了白刚同一个机关，在机关报社工作。虽不在一个部门，但因两人都爱写作，白刚又常给报社写稿，所以两人关系也很好。
白刚看盛情难却，便决定留下了。当晚他们谈了许多老同志的情况。根据他们的介绍，白刚又找了两个过去的老同志，都很热情，白刚很受感动，但却都没有听到有关“右派平反”的确切消息，白刚只好去北京。
北京的胡同千千万，1978年，哪一个胡同也没有灵境胡同出名。白刚正愁着偌大一个北京，到哪里去找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可是下火车一出永定门车站，就看见站前广场上一群一伙的满都是人，就像农村的大集一样，只有一点和农村赶集的不一样，人们的手里差不多都拎着一个黑塑料提包，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是上访的。人群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灵境胡同。
白刚看到一堆人正谈得热闹，便凑了过去也想听听。刚挤进去有个人溜了他一眼，特别看了一下他拎着的一个劣质的黑塑料提包，那人笑了笑：“又一个上访的，灵境胡同去过了吗？怎么样？”上访的一见面都是互相打听消息。白刚不了解：“灵境胡同是干啥的？”那人说：“一看就是刚来的，连灵境胡同都不知道？中组部信访接待室啊！”白刚高兴极了：“灵境胡同在哪儿？我正想找中组部呢！”真是应了那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知道了灵境胡同的位置，白刚又打听统战部在哪儿。一提统战部，旁边有个人说：“你上统战部？我知道。一块儿走。”接着他向周围打招呼：“谁还上统战部？”马上又有两个人凑了过来，这几个人都是右派。白刚觉得既然有伴儿，而且右派又归口统战部，还是先上统战部好，便一起去了统战部。下午上班不久，他们便赶到了。进去一谈要解决右派问题，既不让登记，也不让谈情况，里面的人只是冷冷地说先在大门外等着。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4)
看见大门外西侧的墙根里已有十几个人席地而坐，他们便也凑了过去。这里面有人消息灵通，说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和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确实在烟台开了会，中央已经有文件，听说真正搞错的，允许平反。人们听到这个有鼻子有眼的消息都十分高兴，怀着很大的希望等待着统战部的谈话。人们一边闲聊，一边注视着接待室的动静。只见那里冷冷清清，上访的并没几个人，去一个就打发到墙根这里来，两个接待人员倒耐得住寂寞，只是在那里喝茶水看报纸，并不着急找人谈。
快下班了，才有一个人伸了一下懒腰，出来招呼了一声：“都过来。”把人们带到了离门口很近的一间屋子里。里面空空荡荡，脏兮兮的水泥地上，杂乱无章地扔着十几个小板凳。这些小板凳高高低低大小不等，有些还散了架，残缺不全。看起来这是仓促间收拾了一间屋子，专门应付突然增多的上访人员的。
“大家坐吧！随便坐。”接待人员的开场白还算客气。有些人坐下了，都坐下小板凳显然不够用，有些人干脆便立在了后边。接待人员开始谈正题：“听口音知道你们来自天南地北，全国各地。大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央，都觉得定自己右派是冤枉的，想翻案。”然后提高了声音，十分严厉地说，“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也不能动。……”
“中央不是开会了，说真正搞错了的可以平反吗？”原来那个消息灵通人士打断了他的话。接待人员好像茫然不解：“中央开会，什么会？”那人说：“烟台会议，还发了文件。”接待人员看瞒不过了，承认了这个会：“啊！是开了会。”但是说，“发了文件？我们没见过，对右派问题怎么办，我们不知道，没法解决。”
白刚对不问情况连个名字也不登记十分不满意：“我们知道你没法解决，也没想让你马上解决。但总得让我们谈谈情况，代我们向上级反映情况吧？”
“情况不要讲，讲了也没用。”接待人员不耐烦地说，“你们可能觉得大老远地跑到中央来，就听到这几句话很不满足，但我只能告诉你们，不能解决。回去吧！”这几句话说得大家好冷。原来让大家等到下班再打发走，是怕人们继续纠缠。人们来时的希望立即化为泡影，只是相约着明天立即去灵境胡同找中组部。
灵境胡同的中组部接待站，和统战部的冷冷清清成了鲜明的对照，一大早就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把个小院挤得满满的，连院外都是人。等待谈话的门口，已排起了长龙，而且弯弯曲曲地转了几个弯，已有四五十人了。
白刚觉得来得够早了，想不到已经有了这么多人，便也赶紧排到了队尾。等了一会儿有个好心人看他手里什么也没拿便说：“你是头一回来吧？”白刚说：“是。”那人说你得先领登记表，填好表才能排队等待谈话。这时白刚才注意到小院的边边角角上许多人都在填表，他也领了一张表很快填好排到了队伍里。心想这么多人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想不到队伍挪动得很快，不到两个小时就轮到他了。
这是一个像是饭厅似的大屋子，两旁用苇席隔成两排小屋子，中间有通道，每间小屋门前挂着一个布帘。每个小屋里有一个接待人员，一个小桌两个椅子。这样的小房间有十多个，同时可以接待十几个人谈话。白刚被领到一间小屋以后，不仅递上了登记表，还拿出了厚厚的一份申诉材料，简单地谈了一下情况以后，便把申诉材料递过去，说我的情况都在这里。
接待人员简单翻了翻材料说：“你到原单位去了吗？”白刚说：“去了，不接待。”接待人员说：“他们说什么？”白刚说：“根本不让进门，说我和他们已经没有了关系。让我找省委，也根本不接待，连登记表也不让填。”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你寄给中组部的材料我都见了，情况我知道，我们研究让省里复查，把意见已经转给省里了。”接待有些为难地说，“这样吧！你也别跑了，我们再给省委组织部打个招呼，过些日子再去找找他们，总得给他们一个办理的时间啊！”
听说自己的申诉信他们看了，而且批到了省里，还说再给省里打招呼解决，白刚真是喜出望外，他想都没敢想这么快就有了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这里没有官腔，没有扯皮，没有敷衍，显示了一片真诚。人们都说灵境胡同明镜高悬，真是名不虚传。
他回家以后高高兴兴和吴玉萍一说解决了，中组部说让省里复查。吴玉萍却没有他那么高兴：“看把你乐的，解决？还不知道有啥变化呢？”二十多年的磨难使她丧失了信心，使她很难相信好运会来得这么快，不过终究也觉得有了一线光明。尤其是听到叶珠等同志的热情接待时，她更受感动，觉得形势确实是有了变化。
过了一个时期白刚直接去找省委组织部，组织部接待的人仍是说不接待。对方冷冷地说：“中组部来信？我们不知道。他们说该解决让他们解决去，我们不管。”白刚一看这态度二话没说又去了中央组织部。中组部接待人员听了白刚说的情况以后连连说：“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白刚。白刚又能说什么呢！他比接待的人更不理解：“为什么中组部说了话，省委组织部竟敢硬抗呢？”
沉默，令人心急火燎的沉默。接待人员突然精神一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中组部的便笺说：“这样吧，他们不是说两封信没见到吗，这回我给你写封信，你带去交给他们，看他们还怎么说。”写完信又出去盖了章，回来便交给了白刚，好像很有信心地说：“这回可能没啥问题了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6(5)
白刚真是喜出望外，他知道中组部写信给上访人带去这是十分少见的。他不顾对方是否愿意，便主动地伸出了自己的手热情地握住了对方的手，一再表示感谢，然后马不停蹄地又去找省委组织部。
接待的仍是那位漂亮的女同志，白刚进屋时她正在用一条雪白毛巾擦手，擦完手把毛巾往盆架上一扔，看也不看白刚：“你怎么又来了？”白刚说：“我带来中组部一封信，给省委组织部的。”白刚向她走近一步，想递给她。她连忙后退两步，把双手躲在了背后，好像是害怕这信脏了她的双手：“你说吧？是不是还是你的事儿？”
“中组部说我的问题请省里帮助解决。”她把眉毛一挑，不仅不接信，反而转身走开了：“哎？我不是告诉你了，他们说解决？让他们去解决！”
“按规定我的问题应该由省里解决呀！”女同志说：“那就用不着他们说话了。”
白刚好生奇怪，年轻轻的一个同志，说话口气怎么这么大？连中组部也不放在眼里。便说：“中组部说了，省委组织部不听还听谁的？”那女同志果断地说：“我们听省委的，你告诉他们，右派问题不解决。”
白刚看看再说也是白费口舌，便又立即回北京去找中组部。他满脸沮丧，把信往接待人员面前一放。接待人员奇怪地看了看他：“你还没去？”白刚说：“我已经回来了，他们不接信，还说只听省委的，右派问题不解决。”接待人员沉默了，轻轻地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呢？……”这回完全是自言自语。又等了一会儿，接待员才说：“你生活很困难，不好让你老跑了，你在北京呆一段时间，我和领导商量一下，直接和省里联系，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你实在没地方住，我给你开一封信到上访接待站吧！”
对中组部的接待，白刚充满了感激之情，几乎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虽然事情进行得很不顺利，使白刚颇感意外，但是中组部接待的真诚、热情，却使他感到亲如一家！
他听说不久前人们对中组部没有一点好印象，该办的事顶着不办，对被冤枉多年的老同志冷若冰霜，想不到组织部只换了一个胡耀邦，变化竟然这么大，从政策到态度到作风全变了。省里僵化死硬的态度，曾使白刚心灰意冷，看到中组部的态度，他又增加了信心。
白刚在接待站住了几天听到了许多奇闻怪事。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够惨的了，已经是莫大的冤枉，莫大的不幸。看到了许多人更悲惨的遭遇，听到了许多更加骇人听闻的冤案以后，他觉得自己和许多人的冤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以前他觉得自己被人无中生有地制造组织集团，篡党夺权等等的罪状太离奇了，谁想到还有那么多案件更离奇，更荒唐。
不久中组部告诉白刚，他的问题和省里联系好了，让他回去等待解决问题。说也许你要等待一个时期，但一定会解决的。白刚喜出望外，眼前一片曙光。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1)
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下半年，报纸上连续发表评论、社论，催促加快解决右派改正问题。1979年初这类文章更是连篇累牍。文章说，划错多少就改正多少，绝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对那些受冤枉二十多年的同志，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钟的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现在离春节不远了，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就不要拖到节后，让那些背着沉重包袱多年的同志，愉快地过个春节吧！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和令人兴奋的话呀！听了都让人高兴。可是白刚听了这些话只是增加了他躁动不安，本省不仅按兵不动，甚至连点进展的消息也没有。1978年，他等待。1979年初，全国许多右派已经改正，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机关右派改正的消息，他仍然等待。这期间他几次给原机关打电话都问不出一点情况，最好的情况是说正在复查，你等着吧！看到报纸上说得那么果断，春节前没解决，春节后该解决了，他又打电话，问是否能解决。
奇怪的是接电话的人竟什么话也不说，不管你说多少你问什么，他只是嗯嗯地应付，打十分钟的电话，对方只有一个字：嗯。对方是在故意折磨他，你有钱打长途？好！你打吧！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拖着你，看你有多少钱？白刚十分气愤也十分奇怪，这种人对中央政策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对受冤枉多年的同志不仅没有一点同情，竟然是这样一种狠毒心肠。他气得把电话一摔，撂了，决定再去中组部告状。
白刚正要出发去北京，原单位突然来了两个人，找他谈落实政策问题。白刚见到来人非常高兴，便开门，让二位到屋里坐。虽然地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他们住的还是地震棚，来人一看这房子这么低矮窄小，进门还得低头猫腰，便说：“时间不长，就在院里说吧！”来人便在北风怒吼中对他们两口子简单宣布：“你们的问题已于1979年1月9日经领导批准给予改正，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恢复党籍。你们应该感谢领导对你们的关怀……”
什么？原来是春节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离现在已经两个月了，白刚听了以后非常不满，没等对方说完便打断了他，生气地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工作忙，没有工夫。腾不出时间来通知你们！”白刚说：“春节后我打电话询问过，为什么不告诉一声？”来人说：“是吗？我们不知道啊！”白刚说：“接电话的××，也是分管这个工作的呀！”
“那可能是他一时很忙顾不上说吧？”白刚大声地抗议说：“不！我和他通话十几分钟，问他什么他都是嗯嗯地应付，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哪里是忙？纯粹是故意折磨人，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冤枉二十多年的人呢？”
一直和白刚对话的人一时语塞，另一个人解围说：“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可是也要等领导决定什么时间通知才能说话呀！”
白刚一想是啊！关键在领导，这些具体办事的哪能做主啊！便又提出了他们的工作问题。来人好像有些惊奇：“工作？还要什么工作？你们不是已经有了工作吗？”
是的，此前县里按中央精神给摘帽右派安排过工作。白刚分在县文化馆。白刚听了来人的话更是惊奇，心里说你们领导还没睡醒吧？建国以前我就是科长，就是二十多年没提级，工资级别比现在的县长还高，平反了还让我在县文化馆吗？白刚虽然生气，却没有把这话说出来。但是指了指身后的小平房：“你看，我们一家人就一直住在这样的地方，改正以后还让我们在这里吗？中央文件不是说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吗？”
“你们的档案已交到县里，原单位和你们就没有关系了。领导决定，你们这类人不准回城市，只能就地安排。”来人说得理直气壮。他们眼里好像“你们这类人”虽然平反了，仍然是“等外干部”，哪有什么权利提什么要求。
白刚听到这句话十分寒心。不过知道他们也做不了主，说什么也没用。他是个能自我克制的人，不能回城市就在农村干吧！这二十多年在农村，对农民熟悉，我还可以写写农民，写作，不正是自己的愿望吗？在这整个过程中，吴玉萍也是百感交集。刚一听到改正时，她高兴得直想说谢谢他们，很快她就感到了不平，觉得原单位不仅绝情而且不讲理。改正以后什么问题也不解决，就一推了之，连句好听的话也没有。那个谢谢还没出口，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盼望了二十多年，平反了，想不到和原单位却是这样简单冷漠地分手，连工作也没人管。白刚在省里还有不少老关系，一直在台上的和平反后又重新工作的，不少是高级领导人或是握有实权的人物，但他不想再求什么人了。既然平反了，我不管重用不重用，也不管在什么地方，只凭个人的努力，发挥些作用吧！好在自己还可以写作，如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那也只好怨自己了。一生中金色的年华都在批斗、劳改、上访中度过了，仅有的一些好时光，还能再在申诉、上访、四处奔波中耗费掉吗？就在这里安心工作算了。
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已经够退让够容忍了，他带着这种自我牺牲自我解脱的心情，去找文化馆的领导，愉快地告诉他自己的冤案已经平反了，工作让就地安排。说他来这里虽然只有几个月，但领导和同志们相处都很好，他就在这里长期干下去了。他认为领导一定会欢迎他这种不计名利地位的表示的，既然原来是个摘帽右派时大家相处还很好，现在平反了，还愿意在这里干，不是更好吗？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2)
回到宿舍里和同屋的说：“老武！我的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了，刚才我已经和馆长谈了，就留在这里，以后咱们就要长期相处了。”想不到老武却非常冷淡，不仅没说高兴的话，脸上还立刻收敛了笑容。头一歪，略加沉思，反问说：“你要留在文化馆？领导怎么说？”
“没说什么，那就是同意呗！”白刚心里很平静。老武斩钉截铁地说：“没说什么？那就是不同意！”
“为什么？”白刚有些莫名其妙，没等老武回答，他又自问自答地说，“不会吧，要是不同意，为什么不告诉我？”老武仍然十分肯定：“你等着啊！”
就像精心安排的一样，老武刚说完这句话，漂亮的年轻女会计便拿着一个厚厚的大账簿进来了，满脸堆笑地向白刚说：“听说你的问题彻底平反了？这可是大喜事，祝贺你啊！”女会计笑得那么甜，那么真诚。说完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正说什么呢？我没有打扰你们吧？”
“没事儿，闲扯。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没事决不会上我们这寒舍来，你有事儿你先说。”老武很客气。女会计说：“那我就先说，是这么回事儿，刚才馆长把我叫去了，问我还有多少钱。我说一共还有五千多元，到年底只够发工资的，只有几百元富余。除了少量办公用品，什么钱也不敢花了。这不，他就说到老白同志，他的工资还得从一月份平反时补发，全年开支多出一千大几百，工资都没法儿保了。馆长让我向老白同志汇报一下。”说着他翻开了账本，翻到现金结余的最后一页说：“你们二位看看，咱们馆里现在就还有这些钱。老白每月一个人的工资就顶咱四个人啊！”
没等白刚说话，老武先喊了起来：“你们这不是下逐客令吗？人家受冤枉二十多年，刚平反恢复工作，你们这样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女会计一脸无奈：“不是下逐客令，是庙小留不住大神仙啊！”
白刚本以为自己甘愿留在小小文化馆是十拿九稳的，谁知这里也不能留他。万万没想到，平反后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多余的人。原单位把他一推了之，这里又不愿收留。白刚心中虽然满腔悲愤，但是看到女会计那期待的眼睛，还是心平气和地说：“好吧！你们也不用为难了，我无所谓，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他脑子里还是多年的老规矩，一切依靠组织。便说，“在这里不行，那就和馆长说说向上级反映，由组织另行安排吧！”
女会计看到白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觉得奇怪，真是让人整傻了，简直可笑。只是由于白刚是个老同志，才没有笑出声来。不过她还是快人快语十分惊讶地说：“唉呀！什么组织安排，工作得自己跑！”这回是白刚十分惊讶了：“自己跑？工作不都是由组织安排吗？”
二十多年前，他从来没有自己跑过工作，肃反时只是领导怀疑他自己活动调动工作便惹来一场大祸。他的大学同学，是全国作协领导的秘书，想下去体验生活，领导提出让他选一个合适的人代替，他提出了白刚，领导同意了，中央已发信调动，他的朋友担心他可能不愿当秘书，便给他写信说不要失去这个机会，当二年秘书也可以下去，就可专业搞创作了。
这信被领导知道了，不但不放他走，反而说他是“非组织活动”，引起了组织上怀疑。正巧这时已开展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便对他进行调查，一调查这个朋友有胡风分子嫌疑，白刚便立即成了胡风分子的重点对象，在肃反中长期被看押批斗。这件事他一直记忆犹新，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怎么还能离开组织自己去跑工作呢？
面对白刚的惶惑，老武说：“工作是得自己跑。你想想文化馆这么个小单位怎么能安排你的工作？”老武一说，他觉得真是形势变了，也只好如此。白刚觉得这儿归文教局管，便想找文教局长谈谈，哪怕当个中学教员也行啊！但是到了文教局连个股级干部也没出来，只是个小青年接待他，当白刚说明来意后，别看是个小干部，倒很干脆：“你哪儿也不用跑了，县里没法留，唯一的出路回原单位。”
白刚把原单位的话说了一遍，对方说：“谁说也不行！县里没地方安排。右派一平反，光教员就回来二百人，往哪儿放？”说到这儿，小青年也是满腹牢骚：“咱国家真是穷折腾。当年一下子打那么多右派，‘文革’中又清理了一大批老教员，补充了许多连小学也没毕业的人。现在可好，一阵风又全平反了，就地安置，往哪儿安置？县里早决定了，不管谁说的，外地落实政策回来的，一个不留。明天我就给你开介绍信，回原单位。”
白刚回家以后十分气愤，真想不到竟会落到这样一个下场。吴玉萍提出她去找找县委书记说说，白刚说不，不能再向他们求情了，按中央文件原单位应该安置，就找原单位。哪里都不要也不怕，顶不济还回去干我的木匠活。他认为如果是整天和这些人打交道，还不如去当个自由兵。现在政策放宽了，凭木匠手艺，我可以走遍天下，何必整天受这些人的窝囊气。于是他又坐火车到了省城。
原单位一看县里把党的关系、工作关系、工资关系、粮食关系、户口全开过来了，是决心不收了，只好把白刚收下了。这时也不提省委就地安置的决定了，他因冤案被折磨二十多年，平反了，不仅仅没有一个人对他说句道歉的话，而且没有一个大小领导和他谈谈心，更没有人问问他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而是随随便便地弃置一旁，没人过问。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7(3)
他在县文化馆当临时工时还有自己一张桌子，平反了，恢复原级别了，把他放在一个部，却连张桌子也没有。只是谁不在了坐在那里，人家回来了他再换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把没人要没人理没个正经工作的人叫“坐冷板凳”，“坐冷板凳”终究还有条板凳，他可好，恢复了工作，却连条自己的板凳也没有。他决定找机关领导谈谈。
他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没敢贸然去领导的办公室。有一次他上楼正好碰到了机关一把手，想问问她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看到她瞭了自己一眼赶紧扭头走了，看她那一脸鄙夷的神气，根本不想理他。白刚的心凉了，同时联想起报纸上那样连篇累牍地说右派改正问题能在春节前解决的，决不要拖到节后。她竟然春节前一个月在中组部多次督促下解决了，却拖了两个月才通知本人。这样的冷血心肠，还能希望她解决什么问题？他决心不再和这样的领导打交道了。
在这被弃置的日子里，白刚一直在捉摸一个问题：我们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反右时全国只有知识分子五百万，实在少得可怜，反右却一下子打倒了几十万。“文革”时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几乎都没能逃脱厄运。连中、小学里有成就的教师都未能幸免。现在平反了，仍然把这些人踢来踢去，为什么领导口口声声说：“人是第一最宝贵的”，人却是这样不值钱？对人这样地不负责任？对知识分子却是这种态度？经过敌人监狱的考验，经过革命战火的洗礼，甘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民的大学生，中国能有多少呢？却毁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屣。白刚在内心里不断愤怒地呼吼：“这是为什么啊！”
不过生气归生气，他知道也没处去讲理，这里虽不得不收留他，但绝不是久留之地，也不能指望他们给自己帮什么忙，还得按县文化馆女会计的指点自己去跑工作呀！就这样，他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奔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1)
白刚以前终究在省里呆了十几年，青年时代那些朋友、同事和老领导，现在许多人都是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以前不少人对和他接触有顾虑，现在完全平反了，旧日的情谊也就基本恢复了。人们都知道白刚能干，是个有名的笔杆子，这类人很缺，不少人愿意为他帮忙。白刚经过走动，有些单位包括很富裕条件很好的单位都同意接受。但白刚最后却选了一个新建的穷单位——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所。办公在郊区农村租了一座小楼，住房基本上是一家一间筒子楼，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蜂窝煤、劈柴、炊具等等也都堆在楼道里。做饭时烟熏火燎拥拥挤挤过个人都很困难。
白刚一家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既然有很富裕的有油水的单位接受，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单位呢？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贫困和苦难。以前他相信过集体化的道路，还曾写教材去教育农民。以后集体化又发展到公社化，说什么公社是金桥，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他十几年实际的体验这是一条死路，把农民捆在每人一亩多的土地上是走不出贫困的，荒村依旧，富裕空谈。
那么出路何在呢？农村的希望在哪里？这一直是困扰着他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好了，中科院——他心目中的科学圣殿、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设个所专门研究这类问题，里面一定有很多大专家，能有幸参加这样的研究，这不正是自己的向往吗？他是多么急于解决多年心中的困扰啊！穷点苦点怕什么？只图在有生之年，做点有益的工作。
白刚是带着很大希望来这个所的，他想在这里他那些困惑一定会得到答案。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学疏才浅，多年在劳改队和农村，孤陋寡闻，自己只有很好向人家学习，多向专家请教。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他连科研系统的一些基本常识都不了解，连人所共知的普通术语都弄不清。他越想虚心请教，越是暴露了他的浅薄无知，人们越觉得奇怪，所里怎么来了这么一个人？很快人们又都知道他二十多年一直在农村劳动（人们还不知道他劳改十几年），不少人便看不起他。有些人竟鄙视地说：“没搞过科研，不用说专业了，连一些科研常识都不懂，二十多年在农村劳动纯粹是个老社员，竟也上中科院来，真是怪事。”甚至有人说：“这种人也进中科院，简直有损中科院的声誉，连我们都跟着他丢人。”
不过他们农村经济研究室的几个人对他还好，所里老书记向室主任田诚介绍了白刚的情况，说他有见解，能写，是有名的笔杆子，对农村也熟悉，你们室正缺这样一个人。田诚是个十分宽厚的老同志，白刚在科研人员中资格就够老的了，战争年代在大学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田诚参加工作还比他早了好几年。可是他上大学却比白刚晚了好几年，他是红小鬼，建国后上了二年速成中学便直接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地委农业部门和研究室工作。
田诚知道白刚以前在省里工作多年，能写，一见面便非常热情地说你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正缺写手呢！接着便介绍了室里有两个课题组，一个是研究公社的分配制度由小队向大队过渡，一个是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研究。问他想参加哪个课题组。
白刚一听就失望了，非常反感。公社核算由小队向大队过渡是“穷过渡”，只能是越整越穷，根本行不通。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梦话吗？初次见面，面对的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白刚没敢把心里想法说出来，只是婉转地说：“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吧？”
“哎？”田诚同志有些惊讶，然后又小声说，“老白同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这可都是华主席提出来的，列入了国家计划的。在这儿说说不要紧，到外边可不能瞎说呀！外人一听中科院的人和党中央唱反调，那可不好啊！”
白刚虽不同意，但也无可奈何。是啊！“文革”十年把领袖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文革”刚刚结束，十多年来，大搞各种禁令，对领袖的指示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批斗。现在虽不批斗了，但多年来留下的影响还在，人们还心有余悸，只要是以党的指示领袖的话出现的，别人只能是奉命行事。不听话的往往没好结果，四平八稳，随风倒、看风向，才可以稳坐钓鱼台，所以人们也就不愿意动脑筋，不多去自己思考了。
他理解主任的心情和好意，自己老是不看颜色，不顺从领导，不是吃了大亏了吗？可是要是这样，还要这些高级科研机构干什么？他知道自己说服不了领导，也不能拉别人去冒险，所以便退了一步说：“我新来乍到，就不参加课题组了，我多熟悉下情况再说。”田主任觉得真是个外行，科研人员哪能不参加课题呢！可是外行这话没说出来，只是温和地笑了笑说：“科研人员都必须有课题，不然没有经费，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自己搞个课题不行吗？”白刚说什么也不想研究那种课题。田主任虽有些不满，但仍然是耐心地说：“课题可不是谁想搞个什么都行，要经过论证，要经过领导批准，要去争取经费……”没等主任说完白刚打断了他：“田诚同志，容我熟悉一下情况，等一段时间再确定课题好不好？没经费，我出去考察路费总可以报销吧？”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2)
田诚摸不清他为什么不参加课题，可是看他很有些固执，又是个老同志，便也同意了，便说：“你先了解下情况，路费、出差费可以报，考虑考虑可以，可是不能时间太长啊！”白刚像得了大赦一样，结束了这次谈话，开始了他的考察。
由于在农村改造了二十多年，深刻体会到老百姓生活的艰辛苦难，长期压在心中的一个沉重话题就是农民怎么才能摆脱贫困？所以重新工作后便一头扎在农村里，在各地进行考察以寻求这个答案。正好这时国家农委、中科院等单位，决定在全国选十个县进行农村基本情况的全面调查，最后每县要写出一本报告。让所里参加，这正是农经室的任务，白刚没有课题负担，便派他去参加，使他有机会到上海、江苏、四川等先进县去考察。考察的结果，他看到广大农村都处于贫困之中，即便南方的粮棉高产地区，粮食亩产千斤以上，亩产皮棉百斤，在那个年代，产量算十分高了，但除去成本除去征购也难得富裕。
一些富裕社队主要是依靠工副业，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从全国有名的富裕社队他得到了启示：只靠种植粮棉油，农民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其实道理很明显，农民人均一二亩地，国家拿走一部分征购，购的部分都是低价。还要养社、队一批干部，除去生产成本，农民剩下的还有多少，把农民都死死地捆在土地上，怎么能富裕起来？不少地方，农民辛苦一年，一家老小还填不饱肚子啊！
根本出路是必须把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他们务工经商才能摆脱困境。一些富裕社队，都是这样。虽然有些做法和现行政策抵触，但当地领导多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些地方已经是半公开了。所以他决定进行“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研究课题。在全国十个重点县调查的总结汇报时，他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得到了国家农委领导的赞同。白刚向所里详细汇报以后，他的课题也得到了批准。
这样就必须摆脱“以粮为纲，一切砍光”的束缚，冲破政策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转变一提农业就是种植业，一提农民就是种地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可是当时还是人民公社体制，非议“以粮为纲”仍然是一个禁区。让农民搞商业，更是国家政策不允许的。连鸡蛋都必须卖给国家，何况其他？虽然允许社队搞集体企业，但当时政策却只允许三就地：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白刚对这一系列的规定十分反感，搞商品经济要人尽其才，物畅其流，怎么能把人和物资都捆在当地不准流通？不仅搞工副业如此，就是农业也是把农民捆得死死的。
所里让白刚带一些科技人员到基地县一个公社搞综合试点，原来和县里说好在点上给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但后来连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都是县里统一指挥，稍有不同意见，公社、大队干部便要受处理，扣奖金，不准评先进，气得农民们都说全县的人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会种地。
白刚在点上的切身感受，又加上在全国各地的考察研究，逐渐地感觉到，农民长期贫困的根源，正是这种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种种政策和规定，剥夺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自主权，使农民只能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再艰苦奋斗也摆脱不了贫困。
其实白刚这种见解也并非多么高明，不是在老家时县委书记讲公社那一套规定禁忌时，连老农民都说这样只有穷死拉倒吗？只是人们受多年的传统思想束缚不敢多想、想到了也不敢多说而已。
想到这里，他也不敢想下去了。如果说打他右派是冤枉的，那么右派改正以后只有一年多的今天，再来一次反右，他岂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右派？他自己的顾虑还好说，而且也不怕丢官儿。他重新到省里工作时，家里的侄子、外甥们，都想要他那套木匠工具，说你到省里做官去了，还要这玩意儿干啥？
尽管不少人苦苦哀求，他却说什么也不给。公开说是他以后还要业余时间打家具，不能丢了木匠手艺。实际内心却是只要以后工作中受歧视、不顺心，他就宁肯回家还干木匠，也不肯低声下气地去忍受别人的白眼。
因为有了这种决心，他才敢于在研究中冲破禁区，政策不允许的事情，和高级领导不一致的意见，他也敢于写文章，也敢于在公开会议上大声疾呼。可是否定公社制度，这可非同小可。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倡导的，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模式，是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形象的形容为升入天堂的天梯。前不久有一位全国著名大学的农经系领导，一级老教授，到所里基地县考察，准备写他参加世界农村发展学术会议的论文，白刚认为这是向大专家学习的好机会，专门去拜访，一问他的论文题目：《人民公社是金桥》，他说是十几个农经专家研究决定的，白刚再也不想探讨什么问题了。当时还是这种思想状况，你要是否定人民公社制度那还了得？
你宁可回家当木匠？恐怕那时就由不得你了。二十多年一家人在深渊中苦苦挣扎，刚刚重见天日，还想回到过去那种苦日子？不想自己也得为全家想想吧？这问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
年底所里举行关于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他在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农村怎样才能富起来的问题上，把与有名专家、高级领导人的不同意见都讲了，惟独没敢反对公社制度问题。不过他那些主张实质上已把公社那一套否定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3)
这是所里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学术报告会，只要预先报名，来者不拒。可是那时许多人刚从全国各地调来，对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接触很少，绝大多数人又是搞专业技术的专家，所以谈的题目多离不开自己那个专业，有谈科学施肥的，有谈牛羊品种改良的，有谈种子、植保问题的。这些问题虽从一个侧面都与农业现代化有关，可是由于这个所的性质和任务，从领导到一般人，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何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正面回答者寥寥无几，只有白刚一个人主要谈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开始工作以后就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如饥似渴地大量找国内外有关资料，日以继夜地学习研究。一说开学术报告会，他很快就报了名并写好了提纲。
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经过激烈的争论，总算有了一些头绪，五花八门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走“机械技术现代化的道路”，简称美国或西德模式。又加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当时党中央领导又急切地提出1980年就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具有权威的命令，已经纳入了国家的规划，各有关部门都按这一规划积极地进行工作。
一时间这一主张十分流行，似乎农业现代化就是全盘机械化。所里的基地县也由农机部门从美国引进了成龙配套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开始了全面机械化试验。尤其是两台大幅平行移动喷灌机，连接起来就有大几百米，开动起来喷云吐雾，似二龙戏珠，十分壮丽，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为安装这两台机械，在近千亩的土地上，将原来的机井和地面动力线全部拆除，毁弃的费用不算，只新设备投资每亩就比打机井浇灌投资高几倍。总的收获没有提高，农业总成本反而大大增加了，从经济效果看是得不偿失。
另一派主张走“生物技术现代化的道路”。他们看到了全盘机械化投入很大，产出并不会高出多少，觉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大力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把生物技术搞上去，可以投资少，见效快，简称“日本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有不少学术界的权威在支持，都得了不少高层领导的认可。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给人的印象只能非此即彼，别人只能任择其一，别无选择。
白刚的报告一开始就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两种模式。他认为这两种模式都远离了中国的国情，是行不通的。他反对照搬外国经验，他讲话的题目就是“借鉴国外经验，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引用了大量资料说明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虽有所侧重，但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二者都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这二者都不是解决我国农村目前贫困落后的当务之急，都不是现代化起步阶段马上解决的急迫问题。而且我们无论是国家和农民的财力物力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想解决也解决不了。
“机械化”需要大量投资，靠国家供给做不到，让社队自己解决更没条件。许多社队买种子化肥都要靠贷款，许多社员吃饱肚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有钱大量投资买机械？
“生物技术现代化”虽然比较起来投资少、见效快，但也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外，还要有大量科研技术人员。美国平均340个农民有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科学家，我国当时所有的农业科技人员不足30万。其中一半多不仅没学过农业，而且连个高中学历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首先把生物技术科研搞上去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只能是个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出路何在？白刚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