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白刚的报告排在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的交头接耳地闲聊，有的看书，不少女同志还一边小声聊天一边织毛衣。但报告观点的新颖，资料的丰富，数字的翔实，论证的有力，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交谈的停止了，看书的合上了书本，女同志也放下了手里的毛活，会场都全神贯注地听讲。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屋里安安静静，鸦雀无声。这些科研人员，对领导讲话都没有鼓掌的习惯，白刚讲完后却赢得了一片掌声。
散会以后，许多人问白刚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资料？你对国外的情况怎么也这么清楚？不少人也为他的敢说敢讲叫好。信息处关处长找到他说：“快把你的稿子整理一下，咱印发全国，和各研究所交换。”但只过了几天，关处长又找他说：“老白，你的讲稿不能发了。”白刚说：“原本我也没想发，农工商这课题我刚开始研究，有些论点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你们不想发就算了。”
“不是我们不想发，是惹事啦！”白刚听了关处长的话好生奇怪：“惹事啦？什么事儿？”关处长说：“有人说你的报告首先是针对省委的，反省委；第二是反中科院。”他愤愤地说：“你看这家伙恶毒不恶毒？”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4)
说这些话的是所里的一个实权派处长满云飞。他整天除了在处室乱转，散布些小道消息，就是傍在领导身边，人称满天飞，又叫“二所长”。他自己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领导接班人，所以妄自尊大，盛气凌人，惟恐别人胜过自己，事事总想压着别人一头。上纲上线，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原来他根本没把从农村出来不久土里土气的白刚放在眼里，白刚的报告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他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没想到所领导对白刚的报告也很感兴趣，信息处还要印发学术资料，更使他有鲠在喉，如坐针毡。便直接找到信息处去发号施令，不让印发，还说：“你们一点政治敏感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竟然看不出来？”然后又去找所里老书记，把白刚的论点大大贬斥了一番。
“没那么严重吧？学术研究嘛，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嘛！”他看老书记不同意便急赤白脸地说：“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反省委，反中科院，这可不是学术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所里印发资料，就等于所里支持这种言论，让省委领导和中科院知道了，所里得担多大责任？我这可不是为自己是为所里担心哪！”为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他把找老书记说的这番话又和关处长说了，只是没讲是哪位领导和领导的最后态度，而是传达他的命令：“我可告诉你们，不准印哪！”
白刚虽然不在乎自己的稿子发不发，但是对他这种霸道作风非常不满：“各处室都是平行的，他为什么对你们发号施令说不准印就不印？你们没找所领导？”关处长说：“找啦！老书记说本来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可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分歧，那就别印了吧！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关处长最后好心地说：“老白呀！以后还是小心点好，我听说领导里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他这人活动能力强，他这种思想也有市场啊！”
关处长还是关心地说书记本来对你的报告印象很好，他大帽子一扣，也不敢坚持了。书记戴着修正主义反革命帽子受批斗多年，也是怕这种政治大帽子啊！人们都知道你是右派，再有个什么运动，或是风吹草动，凭他上纲的这两条，不给你扣个右派，也得打你个反革命啊！就是没有运动，政治大帽子也可以压死人哪！他看到白刚满不在乎，一会儿又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我听说有人已经向省委告状了，说你右派立场没改，反省委，反对党的政策。以后说话写文章可千万要小心啊！”
“告吧！我不怕。”白刚说，“劳改批斗二十多年，什么大帽子都戴过，这点事算个啥！还能再把我关起来？实在干不了回家。”说完还笑了笑，“我还佩服这二所长真有两下子，他要打我个右派、反革命，我是不会喊冤的。”
“怎么呢？你还佩服他？打你个反革命都不喊冤？”关处长十分惊奇。白刚调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没看出来？反对现在还坚持‘以粮为纲’就是针对省委。反对这模式那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里某些领导的主张。”关处长不服气说：“那也谈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粮为纲以前是党中央提出的，主张哪种模式现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里某些领导啊！”
“既然是党中央提出的，说你反党不是更合适吗？何况说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张，既然有某些院领导，说你反中科院有什么不对？有些人这些年不都是这种逻辑吗？”白刚说完，两人同时都笑了，但这笑声中却有多少酸楚啊！
白刚说是不怕扣帽子，他确实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终究也不得不考虑到帽子的利害。考虑到落实政策时的艰难，中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里都一直顶着，中组部的信都不接。现在省委基本上还是那些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对过去农村实行的一套办法还是坚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脑儿说出去，要是那样问题就更大了。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偷着搞包产到户还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冒着坐监狱的危险干的。他们订了誓约：“哪个因为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但只规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的一项临时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不过仍然没有把他视为正宗，几年之后仍然要走集体化的大锅饭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
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
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白刚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他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白刚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1年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他的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在全国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研讨会上，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读，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5)
会议虽然是由国家主管部门主办，有不少领导人参加，但没有领导报告，只有几个主讲人讲几个专题，讨论时以几个主讲人为中心划分小组，与会人员去哪个小组讨论由自己选择。结果来白刚这个小组的人最多，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在休息时许多人还围住白刚和他探讨问题。
有一个很慈祥的胖老头儿，挤到了里边，坐在了白刚的对面，看起来要郑重其事地谈什么问题，别人对他看来还特别尊敬，都主动地停止了谈论。胖老头儿说：“你的论文很有说服力，不过由于发言时间限制，论文中有些问题你没展开讲，你讲得很生动的材料论文中也没有，看来你掌握了很多资料，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啊！”
“很有研究谈不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白刚说，“资料倒是多得很，这两年我主要就是研究这个课题。”胖老头儿说：“就以你的论文为基础，写本书吧！”
白刚以为这老头儿是个热心人，只是随便说说，便憨厚地笑了笑：“我现在只想抓紧时间多研究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想写书。”老头儿说：“哎？写书也很重要嘛！中央最近都说了，这个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可是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了解很少，认识上也有许多分歧，这样的书人们正急需，你论文的大框架不变，只是补充你讲的那些生动材料和具体事例，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嘛！”
白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和出版社不熟，写书谁给我出啊！”
“我给你出！”老头儿的语气很爽快很果断。白刚一下愣了，他是谁，说话口气这么大？便说：“您是哪一位？哪个单位啊！”没等老头儿说话，周围的人便乱介绍开了：“你连这位都不认识？”人们觉得你是怎么回事？在农业战线搞研究工作，怎么不认识他呢？从大家介绍中白刚不仅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了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农业出版社的总编辑。看来人们都和他打过交道，对他很熟悉。
白刚想不到他的论文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连全国性大出版社领导都主动给他出书。不过在众人面前也看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十分尴尬，便抱歉地对老头儿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啦！”
“认识不认识没什么。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啊！”白刚说：“好！我尽量抽时间写。”老头儿抱有很大期望：“不是尽量，是一定啊！而且最好快一点。”
因为参加会议的除国家有关单位领导人以外，多是全国性研究机关、大学的专家、教授，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从此白刚成了忙人。各地总有人找他参加考察，找他开会写文章。他也是不眠不休，夜里十二点以前很少睡觉，总是在办公室忙碌。这时所里办公住宿条件也改善了，宿舍办公室都在一个院里，每天都是家人睡了以后他才从办公室回来悄悄入睡。在全国性的经济杂志上经常有他的文章，还与人合作，出版了百万字的农业经济论著。
所里许多人对他印象也变了，二年多以前他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他，说这样的人进中科院，连我们都跟着丢人。这时也都觉得这人还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9
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落实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十多岁，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农业如何现代化，农业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又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全国都在争论不休。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所对这些问题持什么态度？怎样工作，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分歧。又加是新建单位，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有各的主张，意见很难统一。
这些分歧自然会反映在领导班子里，长期的意见分歧也会影响班子的团结。所以矛盾重重，问题很多，工作很难开展。即便如此，这个研究所和别的机关单位比起来，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是新建单位，班子虽然老化，但是还都积极工作，想干一番事业。也没有“文革”遗留下来的几派的矛盾对立，勾心斗角。
当时好多机关单位内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办事拖拉，遇事推诿，不负责任，比这里要严重得多。一些省委领导班子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副书记，光书记这一层就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常委，常委开个会，就有几十人。
这里面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结合上来的年轻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对立派别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上参加过批斗别人的老干部，也有被打倒受批斗多年又恢复工作的老领导。“文革”留下的宿怨新仇，派别纠纷，又加传统思想与改革思想的冲突碰撞，新老各种矛盾混杂在一起，不仅是面和心不和，而是有时开会就拍桌子吵架，公开对立，阵线分明。不少地、市、厅、局也是这样。
邓小平同志认为这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许多人不称职，工作不负责任，不讲效率等这种种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在中央会议上多次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要求精简机构。说这是一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是对体制的革命。
明确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说目前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
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干部“四化”以后，所领导都知道很快就要退下来，更影响了积极性，老班子的改建已迫在眉睫。中科院在1982年就根据中央机构改革要求作了具体部署，开始物色新班子人选。
人们看清了这种形势，上上下下也自然都紧张活动了起来。所领导各自在挑选自己中意的人，想进领导班子的人也在靠拢自己亲近的领导，以寻求支持。中科院这个研究所和一般党政机关不同，那时党政机关中处级以上干部大学生没有几个，符合干部“四化”（其中重要一项是必须大学文化）条件的很少，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还有中高级职称，许多人都符合“四化”条件中的知识化、专业化的硬指标。由于是新建所，许多人都属于中青年范围，符合年轻化的条件。有人由于职务的重要，和所领导接触频繁，感情融洽。有人善于交际，和许多人都是自来熟，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更有有心人整天围着领导转，以寻求支持。
白刚很长时间只是个相当副处级，研究室负责人。因为研究室人少，按规定不应设两个室主任。后来才勉为其难地明确为研究室副主任。所里光处级干部就有几十人，他不善交际，和所领导没什么接触，和群众也很少联系，所以他对所里即将来临的人事大变动，很不敏感，也不愿操心，更没想过自己会卷入这个漩涡。
他觉得自己没这个条件，更确切地说是没这个兴趣。二十多年的冤枉磨难，他虽然还有些怨气，但总算过去了。使他愤愤不平的是党中央虽然有了明确的规定，但落实政策中却是那样的艰难曲折。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落实政策以后，竟然成了一块废料，省里县里推来推去，谁也不要。这种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哪里还有心思去争取当什么所领导？
谁也想不到，到了1982年所里正式酝酿接班人的时候，几经比较，几经周折，他竟成为唯一的一个被领导班子成员接受的所党委书记的提名人，上报中科院以后，经过多次考察，很快得到了批准。不少人想得到这个职位都落空了，白刚对这个职务想也没有想过，结果却落到了他的头上。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了。
研究所是中科院直接领导，但主要领导的任命须征得省委同意。一般讲中科院同意了，省里便不会有不同意见，只是走个手续而已。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个手续就是走不下来。中科院催促，所里党委书记去催促，半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这不是工作效率低的问题，也不是人们常说的拖拉作风所致。其中必有缘故，可是为什么呢？谁也想不清楚。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1)
本来老班子已处于瘫痪状态，日常工作主要是七十多岁的老书记支撑着。实际不少工作已经停摆了，因为是研究所，科研人员习惯于独立作战，没人管也还是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要是一般行政单位或是企业，早就乱了。就是研究所，也难免产生一些混乱现象。中科院批准了新的书记，老班子的心更散了，连老书记也是一心想着赶紧把权力交出去算了，可是偏偏省里就是拖着，使老书记处在一个上不上下不下的为难境地。
老书记和党委选择了白刚为接班人，也伤了想接班的那些有权势的人，以前围着他们转的人也疏远了，不仅不能为书记主动分忧，就是他们分内的事儿，也往往是闪在一边冷眼旁观，没有了热情。大家早都知道有了新书记，究竟将来班子里有谁，新班子有些什么主张，都还是未知数，谁也不好靠前，不少工作只是推推动动，甚至是推也不动。老书记心里明白，这些人也不好依靠了。结果是不仅大事要他做主，许多具体事也不得不由他操心，百事缠身，使他厌烦极了。
他觉得所里是中科院直接领导，中科院批了省里早晚也得批，所以就急于让白刚立即开始工作，书记不能公布，就以党委办公室主任名义让他处理日常工作，作为自己的助手，使自己从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万一真的出了什么岔头儿，当不成党委书记，白刚由副处变正处，也算升了一个台阶。
谁知白刚这人也怪，别人求之不得的职务升级，他却根本不在意。对书记的好心提拔也不买账，硬是不干。他要继续他的研究，不愿意到党办室做行政管理工作，更不想整天围着领导转。可是书记有事儿，总是找他去办。尤其是外地研究所的客人来了以后，总是让他陪同。
有一次当着兄弟所领导的面，书记介绍白刚说：“这是党委办公室主任。”想不到这个白刚竟当面给了书记难堪：“我不是，只是农业经济的研究人员。”客人看看白刚，又看看书记，莫名其妙地笑着。白刚的不客气使书记十分尴尬，只好勉强笑笑无奈地说：“已经是了，只是还没正式上任。”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书记觉得不能不明不白地拖着了，必须赶紧让他上任。为断其后路，免得他三心二意，书记让人把他旁边的房间收拾好，屋里的摆设布置和书记办公室一模一样。别的办公室里都没有沙发，这屋也放了一对新沙发，书记让白刚立即过来办公。
白刚当书记的事，虽然早就风言风语地传开了，但因为还没得到批准，仍在保密过程之中，谁也没有向白刚正式讲过。书记觉得为了让他安心工作，也应该向他挑明了。书记告诉他书记接班人原来有几个人选，但最后能得到党委全体成员和所长同意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的任命已经中科院批准，只等省委同意了。因为省委拖得时间太长了，现在他就得出来以党办室主任名义把全所工作抓起来，谋划全所的工作。
白刚对这个消息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惊喜。因为他事先也听到了传闻。而且一次次的考察，他也相信那些传闻是有根据的。不过他心情很矛盾，总是舍不得丢下那个研究课题。而且所里原来没有这个机构，什么日常工作都是行政办公室去办，现在新添这样一个党委办公室，明显是因人设事，以党办名义把全所工作抓起来，也太困难了。
“等任命正式公布了再抓工作不好吗？”白刚说，“现在以党办室主任名义抓工作，也名不正言不顺啊！”书记说：“不能再等了，你不能再让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整天跑前跑后地处于第一线啊！你就大胆地干吧！班子里的人都信任你支持你，有什么名不正言不顺？大事咱俩商量你就打党委的旗号嘛！再说虽然没公布，谁不知道你是接班人？”
事情到这个份儿上，白刚也只好服从了。但是他知道，这样麻烦少不了。本来极力争夺这个职务没有到手的人，对你就不会服气，你没任命就要掌权他们不是更不服吗？果然不出所料，他还不敢有什么大动作，只是为老书记出了些主意，决定后老书记宣布实施。但有人还是不服气，首先“二所长”满云飞就根本不服气，除了当众对他嘲讽以外，还几次故意找茬儿和他吵闹。
老书记一看这样下去确实不是办法，便决定带着白刚去找省委组织部，要求省委很快下文。白刚说：“这样的事我去不好吧！哪有个人要求组织对自己的任命快批的？您自己去就行啦！”老书记说：“我已经跑了多少趟了，他们光应付，有你去和他们当面说清楚。哪有这样的道理，中科院批了半年了，省里也不说明原因，硬是拖着。”白刚十分为难地说：“这话我可不好说。一定让我去，我可不说话。”他看书记主意已定，觉得不去不好，去也不好，感到十分尴尬，便提出了这样的条件。
组织部长不在，常务副部长李部长立即接见了他们。他也已经七十多岁了，人很和气，也很坦率。老书记发了一通脾气以后，他不仅没生气，还和蔼地笑着说：“中科院批准了，省里决不会阻拦的。但是任命嘛！还得等一等。几个月都等了，不会再让你们等几个月，快了，再等一等。”
现在代表组织部和老书记对话的这位部长，已经不是两年前代表组织部与白刚对话的那位女同志了。那次对话不知是秉承了领导的一种什么意图，是那样的霸气和不讲理。这次对话的气氛却要好得多了。这种转变无疑也是来自领导的某种意图。事情就是这样，组织部是看领导眼色行事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2)
“唉呀！我真不明白，中科院早批了，省里还有什么犹豫的？”书记生气地说，“有什么意见明说，没理由又拖着不办，省委办事还这么拖拖拉拉，我们有意见。”部长说：“老同志！你误会了，不是省委办事拖拉，近一个时期省级机构改革，实在太忙啊！”
“再忙也不差我们所这一个人嘛！”书记火了，“省级机构改革要紧，中科院机构改革就不要紧？而且省里各个摊子都在照常运转，我们那里可是火烧眉毛啊！现在连党组会也开不成。中科院那么重要一个所，一大摊子人都是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新凑在一起，急需一个强有力的班子领导啊！现在整天只耍我一个老头子，我实在受不了啦！”
“没多长时间了，再坚持一下吧！咱俩年岁差不多，机构改革后我也就下了。”部长还是笑笑安慰说，“可是这些日子我也只能是黑天白日的跟着省委忙啊！老同志们都为革命辛苦了一辈子，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我和你可不一样，你们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组织部班子也是健全的。我们那里里里外外可只耍我一个人啊！白刚同志今天也来了，我向省委说明，白刚同志已经正式主持全所工作了，这可是名不正言不顺，对工作对他本人都是十分不利的。省委到底为什么长期不批？如果对白刚同志还有什么不清楚甚至有什么疑问，也希望说明。白刚同志虽然在场，可是他是经得住磕碰的，当面谈也没啥关系。”老书记简直是向组织部叫阵了。
“不，不，省委对白刚同志绝没有不信任或是怀疑的地方。”副部长连忙否认。书记说：“那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长期不批呢？忙绝不是理由，这期间省委任免了多少干部，难道就差这一个人吗？”书记每次来省里都没得到答复，这次他决心想弄个水落石出。
“老同志！你急切的心情我完全理解。”部长也有些无可奈何。神秘地笑了笑，显然他已被老书记逼到了墙角，再想含糊推脱不行了，只好透露点实情，可是仍然十分犹豫，吞吞吐吐地说，“是这样，省委对白刚同志的使用，有点想法……不过，这一切还在考虑中，没有定。”
省委有点想法，什么想法并没说清。白刚经过长期劳改和群众专政，受到的怀疑和不信任太多了，在这方面十分敏感。他觉得自己只是个副处，也没有在县、地、市党政领导机关当过领导，虽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我们不能老守着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要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可是白刚想到落实政策时中组部给省委组织部几次打招呼写信，下边竟连信也不接。改革、思想解放也总要有个过程啊！
多年的坎坷使白刚遇事经常不敢往好的方面想，觉得中央那么说了，可是实际工作中有些人又往往重视一个资历，重视个台阶。省委有点想法，是不是觉得我从副处到正厅，跳得太快了？他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虽说中央让大胆破格提拔，但是他从副处越过正处、副厅一下到正厅，已经是大大破格了。起初自己听到这消息时，不是也觉得惊奇吗？所以他倒沉得住气。虽然沉得住气，心中也不免忐忑不安：还有什么想法呢？说是没怀疑，对我这样一个多年劳改的人，是不是也还是有什么不信任？”
倒是老书记当领导干部多年，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一听省委有点想法，便立刻意识到可能是调到省里哪个厅局，因为一提出领导干部“四化”，学历这一条就把人们限制住了，哪里选人都很难。而且中央要求很紧，要用两年时间完成这场革命。今年已经是完成任务的最后一年，所以省里各部门很着急，都在物色接班人。
很可能是省委觉得研究所大学生多，选人容易，要把白刚调走。所以老书记马上着急地说：“哎呀！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那里是火烧眉毛，不能再等了。好容易选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要拿到别处去，我们可绝对不同意。”部长说：“好吧！我一定向省委反映你的意见。”他觉得这回对方可能没法追逼了，所以只是和蔼地笑笑。
省委的那点想法是什么？白刚和老书记都没猜对。
那天，白刚正在厨房喜滋滋地和面准备蒸馒头。以前这些家务事都是妻子的，自从去年妻子当上报社总编辑以后，百事缠身，下班总是回来很晚。白刚就在大院里上班，研究人员又不是严格地坐班，时间灵活，这做饭的家务事儿，便大部分落在他身上了。正巧这天吴玉萍下班早她提前回家了，进家一看白刚穿着一个大花围裙，两手是面便急了，风风火火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个样儿啦！快洗手去。”白刚莫名其妙：“哎？这样儿怎么啦，有什么不好吗？”他想我不是经常这样吗？说完，还嘻嘻地对着妻子傻笑。
“哎呀！你还愣着干啥？省委徐书记找你，快！”妻子十分着急。
“徐书记？咱也不认识，他找我干啥？”白刚仍不理解。吴玉萍说：“我也是奇怪呢！他找你干啥呢！”说到这儿她也有点犯思索。但看到白刚还站着不动又急了：“你快洗洗手走人啊！”
“都快晌午了，去也得等下午啊！”白刚仍然不紧不慢傻乎乎地说。
“哎呀！”吴玉萍急得一跺脚，“车在下头等着你哪！”白刚这回也急了：“来车了？你是早说呀！”吴玉萍这才有些抱歉地说：“你看这一慌我倒忘了说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3)
吴玉萍说完赶紧替白刚解围裙，解完围裙又跟着白刚去洗手，一边走着一边说：“我一回来一个年轻人正在打听你住哪儿呢！我正好碰上了，一看咋不认识呢？问他是谁，他说是省委徐书记的秘书，徐书记请你马上去一趟。我一听就慌了，徐书记找你干啥呢？这不，就赶紧跑上楼来，也没说清楚。你看你这一身衣服脏的，赶紧换换衣服走吧！”
“换啥衣服，以前泥里水里地滚，现在也是整天在农村，谁不知道，脏点脏点吧！”白刚说啥也不换，仍然穿一身脏衣服走了。
坐到车里，白刚才问秘书：“您贵姓？”秘书客气地欠了欠身：“我姓杨。”白刚说：“啊！杨秘书。”秘书十分不自在地笑了笑，好像承受不起这秘书的称呼：“啊！以后您就叫我小杨好了。”
白刚觉得我也没叫错呀！现在不是都这么叫吗？况且省委书记们的秘书顶小也得是个处级，和自己一样，有的还是副厅，而且身处重位，自己怎么好不称官衔呢！自己虽然年龄大了几岁，可是没有地位的人，年龄大算个啥，只说明是老没出息，他向来也不敢倚老卖老。他想了想，这个小杨还是叫不出口，便说：“杨秘书……”
“不！不！”白刚一张口，杨秘书马上打断了他，连说了几个不字，然后十分爽快地说，“您就叫小杨，或者小杨子。”白刚一看对方那诚惶诚恐的样子，态度又十分真诚，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虽不明个中情由，不过仍然叫不出小杨子来，只好免了这个开头语，试探地说：“知道徐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吗？”杨秘书欠了欠身，从前座上扭过头来好像十分抱歉地说：“啊！不清楚。”
我和徐书记没见过面，更没私人交往，什么事呢？竟然连秘书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不管是真不知道还是保密，他都没法再问了。白刚又不善于交际，向来也不会那种自来熟，没话找话也可以说个热热闹闹，只好沉默了。
白刚的单位在市东边的郊区农村里，省委和省委领导的宿舍都在城市西头。这一趟要横穿市区，而且已接近中午下班的交通高峰，所以走了很长时间。车里虽然安安静静，白刚的心里却是七上八下地一个劲儿地翻腾，颇不平静。突然派车来接我，事先也不打个招呼，又搞得这么神秘，这是干什么呢？
终于到了，不是省委机关而是徐书记的家里。这里是挤挤喳喳的城市中一个十分宽敞空旷的大院，里面是一栋栋别墅式小楼。楼与楼离得很远，中间是绿地和农家式的小院。一栋小楼从中间分开住着两家。从那密密麻麻的窗户上可以看出一家竟有那么多房子，住得是那么宽敞，他简直不敢想象。这是70年代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时盖起来的，虽然那个时候国家很穷很落后，但这宿舍却盖得非常先进，一点也不落后。
白刚十分惊奇，哇！省级领导住这么好的房子啊！是啊！他一生哪见过这么好的房子。50年代进城以后他倒是在省里工作，但那时不管大小干部都是住的旧房，条件很差。以后他又到了荒凉的海边去劳改，接着又是长期在农村改造。只上访到过城市，接待他们的又多是在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看着这高贵的住宅，好像省级领导在他眼里也高大起来，更显得自己卑微渺小了。
一进入那个宽敞的大客厅，徐书记便笑着迎过来，热情地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你就是白刚同志？坐坐。”
许多年来白刚没单独见过这么大的官了，近两年来开会时倒是见过省委书记们（那时省委设第一书记、书记若干人，没有副书记），但那是当着不少人，也不是和自己单独谈事情。像今天这样单独和省委书记见面似乎又是谈什么重要事情，这可是第一次，他心中充满了惶惑，所以非常拘束。虽然书记手指沙发一个劲儿让他坐，但他还是拘拘束束地立在那里。因为书记还在立着，他怎么能坐下呢！
他急切地想知道找他干什么，等待书记说话。一般情况下领导找下级谈工作也是进屋就说事儿不必落座的，可是书记却执意让他坐他也就只好坐下了。等他坐下书记又给他倒了一杯茶，书记自己才坐下来：“今天把你找来，是通知你经中共中央批准，你进省委领导班子，任省委书记。”
“我？任省委书记？”书记的话白刚当然是听清了，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恐怕弄错，所以还是惊愕地问了一句。书记笑笑：“是啊！你任省委书记。”
“我能行吗？”白刚有些惶惑地说。徐书记仍然慢声慢语地解释说：“省委经过多次考察研究，根据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尤其是在反右运动中，顶住巨大的压力，没有的事情，错误的批判，一概不接受，检查一个字不写，决不说违心话，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乎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但是重新工作以后，仍然一如既往，顶住巨大压力，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在改革的道路上进行着很有价值的探索。你近几年来发表的文章中的要点和对你的检举信，省委几个领导都看过……”白刚莫名其妙：“检举信？检举我什么？”
“检举你攻击党的政策，反党啊！”徐书记笑了笑又接着说，“历史也真会开玩笑，二十多年前反右时著名的花岗岩脑袋的臭名声，前二年对你的揭发检举，现在都成了对你褒奖的证词。省委讨论时，大家都觉得领导班子中，应该吸收这样的人选。你可能觉得自己多年没工作，又没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一下到省委领导岗位干得了吗？省委对这些问题也都考虑过，认为你会胜任的。”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4)
“这太突然了，我怎么预先一点也不知道啊？”白刚仍然莫名其妙。
“你不知道，我们却是多次考察酝酿很久了。”徐书记说，“这次进省委省政府班子的只有六个人，却是从几百个目标中挑选出来的。省委常委对你们几个已经讨论几次了。消息没透露出去，说明这次保密工作做得好。”
“到省委分管什么工作？”白刚仍然有些惶惑，觉得我到省委能干什么呢？
“还没最后定，初步考虑，让你分管组织。按你的性格，又比较超脱，在省里没有什么拉拉扯扯的关系，和这个派那个派也没任何瓜葛，担任这个工作是合适的。也可以分管办公厅。你回去可以考虑考虑，最后把意见告诉我。”
白刚还想谈谈什么时候上班等等问题，但他看书记看了看表，他也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便只好告辞了。为什么省委多次派工作组考察，找人开座谈会，在全所所有干部中进行民意推荐投票，有一次中央组织部还有一个工作组也找白刚谈话，一谈就是半天。从他怎样打成右派，在劳教所在农村改造情况，一直到对他的课题研究的思路都谈了。白刚还以为这些人都是为考察他当所党委书记的事呢！因为他对当不当领导都无所谓，所以毫无顾虑，问到什么都是侃侃而谈，兴致勃勃。因为都是亲身体验，掌握很多资料，所以说得有理有据，生动有趣。就像朋友间聊大天一样，半天主要是他谈了，看来听的人很有兴趣。他对这事没往深里想也就过去了。二十多年不在机关，他也不知道这个党委书记该由哪里考察，只觉得又是中科院又是省委来来回回考察，最后还有中组部，值得费这么大劲吗？
中组部找白刚时，老书记倒是有过怀疑，中科院考察了，中组部怎么还来呢？他猜想准是上边对这样一个人有争议，二十多年不是劳改就是农村劳动，由个副处一下当中科院研究所的一把手，是让人有点担心啊！他哪敢还往高里想啊！所以白刚调省委的事他本人和研究所领导都根本没想到。任所党委书记，都觉得是连升三级，已经是大大破格了，谁又会往省级领导那里想呢？
曾几何时白刚还是个臭不可闻的人，反党集团头目，极右分子，在劳教所改造十多年又押回农村“群众专政”。右派问题平反以后，原单位不要，让县里就地安排，白刚要求在县里当个一般干部或中学教员，县里却因他工资高发不起工资不予收留。原机关无可奈何收留以后，连个办公桌也不给他，想找领导谈谈根本不理睬。
就是这样一个人，四年后却一下进入了省委领导班子，不用说一般人吃惊，成为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就是他自己也十分惊诧，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这事是真的吗？只听说不少人削尖了脑袋去钻营，跑官买官，升官儿哪有这么容易的？一个多年劳改和被专政的人，自己预先一点不知道就成了省委领导？这是为把小说写得惊奇瞎编吧！现实生活中哪会有这种事？不，这确是8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要了解这个问题还得从当时的政治情况和1983年的机构改革说起。
80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要进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省市机构改革。改革已成了新时代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机构改革人们现在也听得多了，但是有些机构改革走了过场，穿新鞋走老路，说是要精简，结果是改革不久却越发膨胀。说是用人唯贤，往往是跑关系走后门，吃喝送礼，甚至是行贿买官。所以有些人对有些改革已不以为意。
不过1982年1983年的机构改革，确实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
机构改革的关键就是按“四化”要求改建中央各部及省、地、市、县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四化”不仅是一个口号，而是有具体杠杠、有硬指标，有明确的衡量尺度。是容不得换汤不换药、蒙混过关或打马虎眼的。
解决机构臃肿除了减少层次、减少党委政府工作部门以外，主要是大大减少领导职数，以前省级书记、常委几十人，现在书记常委加起来大省只有十二三人。比以前的书记还少。年轻化说的是年龄，更是硬碰硬来不得虚假。当然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弄虚作假的可能性，提出“四化”以后，不是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四五十岁的干部学历越来越高，年龄越活越小吗？不过那终究是少数而且也只能混小个一两岁吧，还能缩回去更多吗？所以年龄对许多领导干部来说就是个硬杠杠。
当时规定，省委省政府副省级都是六十岁以下，地市厅局干部还能太大了吗？而且省级班子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要占到一定比例。地市厅局要求更年轻一些。这些要求现在看来很简单，老了该下就下嘛！还有啥说的？可是那时省地市县三级班子的年龄，几乎是上下一般粗，都是六十岁左右的居多。有些人都快七十了，身体又不好就是不想下。
一位地委书记，上山下山都需要两个人搀扶，一出门还得由专人给提着尿壶，仍然说自己能坚持工作。说我靠边站十几年，刚恢复工作椅子还没坐热就又不让我干了？就是想不通。
当时需要下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大批。不仅许多老的要下来，还有不少年轻的也要下来。一些造反起家的人，有些直接从工人、农民中提拔到高级领导机关，人也可能不错，但缺乏工作经验，文化较低。还有一些“文革”中有些问题不适合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也要调整工作。各机构都要精简，中央要精简三分之一，下面还不止三分之一。小平同志说就是按四分之一算，也有五百万人。涉及这么多人退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当然是一场大革命。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40(5)
要下的许多人终究还是老党员老干部居多，他们都是出生入死为革命工作多年，讲清了道理，亮明了形势，工作还是可以做下来的。最难的还是知识化、专业化这两化。这两化都涉及文化程度，就是说大学学历的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必须占一定比例，一般要占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看来这两化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那时知识分子多年都处于被打击被排斥的状况。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沦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行列的第九位，人称臭老九，多年不被重用，很少有人进入重要领导岗位。80年代初全省知识分子干部四十万人，但担任处级职务的不足两千人，不用说担任更高职务了。
知识分子不仅不予重用，而且历次运动都是打击的重点。50年代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十几万人，反右运动就打了三万多右派。“文革”中又有三万多知识分子陷入冤假错案。再加上虽没有被卷入冤假错案但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社会关系复杂问题而被怀疑被排斥的知识分子就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