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奖抽出后，是一个蒙郡自由党人得到了。有人大叫：“为何不把这笔钱就捐给蒙郡自由党算了？”抽奖的吉姆笑道：“当然我们会非常高兴，如果乔把这笔钱捐给蒙郡自由党的话。”又有人喊：“捐给加里·诺兰的竞选活动！”
得奖者站在那里，一脸犹豫。我看了，心想，嗯，换了我，我也舍不得。这时有人大喊一声：“做一个自由党人！捂紧你自己的钱包！”
大家都笑了，鼓掌。我也鼓起掌来。自由党确实在经济上就是主张钱由自己支配，而不是交给政府来统筹安排。后来听说他捐了其中的30美元。
这次捐款晚会，我们一共收入1000多美元，去掉各项开支后，我们的纯收入是500多美元。虽然不多（听说布什的捐款晚会，最低档的入场券也值1000美元），不过也有我们总账户的一半了。
2004年1月——5月
退休法官反对“反毒战争”(1)
今天是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二，我们照例在《费城问讯报》大楼举办自由论坛。本期论坛的主持人是新泽西高等法庭的退休法官马丁·海因斯（Martin L. Haines），题目是《从司法角度看禁毒的失败》。
海因斯法官看上去已经70多岁的年纪了，说话很慢，时常需要看稿才能继续演讲，口齿也不是特别清楚，因此我听得很吃力。而且我显然不是唯一一个听着听着就走神的人，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先生就一直在打盹。不过，听了几分钟之后，我也就慢慢适应了。
法官的演讲以他曾亲自审判过的一个案例开始，那是一个在佛罗里达州被逮住的司机，警察怀疑他藏有毒品，搜查了他的车，结果果然找出了300多磅的大麻。海因斯认为根据法律，司机有罪，但也质疑警察的搜查是否违反了宪法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随后，他列举数据和事实，说明了政府的“反毒战争”的失败。“反毒战争”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结果20年的战争打下来，美国因毒品而坐牢的犯人反而越来越多，增长了13倍（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政府“反毒战争”的战功显赫，但也说明毒品禁止没什么效果，还是有很多人从事毒品交易）。目前，美国有超过200万的犯人在服役，每个犯人每年需要政府花至少20000美元来供养，光这笔开销就是400亿美元，比很多国家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而且，现在犯人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各地都在扩建监狱。仅加州就需要扩建21座监狱，大约需花费5亿美元。我们知道，加州前任州长戴维斯正是因为经济太糟而下台的，如果不建这些监狱，能把5亿美元省出来，或许不至于被罢免。
海因斯法官还指出，犯人中黑人的比例，远高于黑人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而与毒品有关的犯人中黑人的比例，又远高于黑人在犯人中的平均比例。这里面显然存在着深刻的问题。同样，在80年代初，女犯人中与毒品有关的占20％左右，如今这个比例已上升到80％。他认为，这说明“反毒战争”存在着不平等的因素。
至于用什么方法取代“反毒战争”，法官说，时间不允许他展开讨论，但他的观点是：当初“反毒战争”的发动太过仓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的讨论；而在毒品问题上，社会上的政治影响太大，以至于人们对毒品形成了惯性思维，看法陷入了固定模式。海因斯法官并没有提出他的应对方法，只是说明，“反毒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应该重新讨论这场战争是否应该发动，该怎么进行，或用什么替代。
在我看来，他的观点还是比较温和的，并没有激进地立刻要求毒品合法化，而只是指出现行方法的弊端，呼吁人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有些自由党人提出，只要在毒品的交易、使用过程中没有涉及暴力，就应当是合法的，美国历史上曾经实行过臭名昭著的“禁酒令”，结果酗酒没有减少，黑帮倒因此而兴起。海因斯法官也说，目前世界上流通的毒品大概有数千亿美元之多，这些毒品的消费者中，美国人占了大头。其实，毒品本身并不值这么多钱，是禁毒使得毒品流通的成本大增，才让贩毒成了暴利行业。如果毒品能够合法化，那么毒品将大幅度贬值，美国人的财产也可以少向海外流失很多。
演讲后的提问非常多。有人也提出，毒品可以像酒那样合法化。海因斯法官说，这是一个办法，酒店旁边就是毒品店，只要年龄足够，就可以限量购买，当然其中的细节还需要再讨论。但他本人的意见是由人民、政府、立法机关再协调商量，并不认定毒品合法化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有人问他，您作为一个法官，认为政府和立法机关对毒品的禁止是否违反宪法。他想了一会儿，老实地说他无法判断。
我身边一直打瞌睡的老兄这时醒了，无比英明地指出一点：80年代时，人们有“执法工业”的说法，那么现在的形势是，有很多警察、法官、监狱人员就是靠抓毒品犯罪吃饭的，如果“反毒战争”不打了，这个行业的股票必然要暴跌，这些人可就失业了。海因斯法官也笑了，说，毋庸置疑，执法人员和毒贩虽然互相对立，但其实都靠对方养活着，执法人员靠抓毒贩来领工资，毒贩靠执法人员的禁止来冒险牟取暴利。也有人说，其实如果毒品合法化了的话，这些失业人员可以被配置到教育部门去，向公众，尤其是孩子们，宣传毒品对身体的伤害和如何正确使用毒品。这样的使用效果，比发动“反毒战争”，将几百万人投入监狱要好得多。
在去年的选举中，我曾经收到过一封信，来自于竞选蒙哥马利郡司法公职的一个民主党人。这是一个韩裔，大概是看到我的名字像是亚裔，所以发信来寻求支持。他的主张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严厉打击毒贩，提高对毒贩的刑求标准。他这还是典型的民主党思路，要靠政府和社会来解决问题。在我看来，人的欲望都是洪水猛兽，靠堵是堵不住的，必须要导。人们往往被洪水吓坏了，本能地就想靠禁欲来解决问题，结果欲望压制不住，反倒派生出其他问题。禁酒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道德对情欲的压抑，也造成了类似的效果。有了这么多前车之鉴，看来人们还是没有总结出教训来。
这个人在选举中最后输给了共和党的候选人，但这和他的主张有多少关系，我就不知道了。
退休法官反对“反毒战争”(2)
今晚，布什在电视演讲里也提到了毒品问题，他提出一个6亿美元的计划，来帮助额外的30万美国人戒毒。这句话说完后，掌声一片。我注意到听众里似乎是民主党坐在左边，共和党坐在右边。布什不论讲些什么，只要一个意思讲出来了，共和党员们马上就掌声雷动，很多人热烈鼓掌还不过瘾，还要起立致敬。民主党的人则坐在那里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如果光看后来的记录稿，布什的讲话真是1分钟要被掌声打断两次，盛况空前，不过看了现场录像才知道，那不过是共和党自己在给总统捧场。但在这个毒品问题上，我看到很多民主党人也鼓掌了，可见在毒品问题上，两党的立场还是很接近的。
当然，我不反对戒毒计划。很多人在清醒时，痛哭流涕地要戒毒，可毒瘾一发，又哪怕卖身也要吸毒了。这种人，在清醒时表示了要戒毒的愿望，只是由于毒瘾已深而无法靠自己的意志做到，社会自然应该施予援手。这和希望毒品合法化并不冲突，就像市场上减肥产品、健身秘方层出不穷，可我们还是不能禁止那些高脂肪食品一样。在荷兰，吸毒（限量）、嫖娼都是合法的，因为荷兰人相信任何成年人的自愿行为都应当是合法的，不过在道德观念根深蒂固的美国，人们还是习惯先用道德眼光来审判问题。
反毒战争(1)
这次自由论坛是反对“反毒战争”的系列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讲者也来自新泽西州，叫艾德·弗尔钦（Ed Forchion），自称“新州草民”（NJ Weedman），自创了一个“大麻合法党”。我一看见传单上他的形象就喜欢上了他，觉得这肯定是个非常叛逆的家伙。
艾德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却从小就对基督教反感。他认为基督教是白人强加在黑人身上的宗教，黑人应当信黑人自己的宗教。后来他信了一种牙买加黑人在30年代发明出来的宗教Rastafarian。
16岁时，艾德抽上了他生平的第一支大麻烟，他发现大麻对他所患有的气喘病有很好的疗效，于是，他不再服用医生开出的“化学”药品，改用大麻来对付气喘病，效果非常好。从那时起，他就得到了个“weedman（草民，此‘草’又指大麻）”的外号。
随后，他和平常人一样参军、恋爱、结婚、生子。下面是1989年6月他随军驻扎在西德时的全家福。
在军中，他自然不能再使用大麻，由于他的气喘病实在厉害，很快就因病退役了。这家伙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爱德华”，重去参军。这次，他偷偷地继续使用大麻，结果一直服役到1990年正式退役，气喘病也没有发。
退役后，他买了辆卡车，在美国两岸之间跑运输。1992年在亚利桑拿州，他遇到了一群致力于使大麻合法化的人，艾德也积极参与了他们的活动。他成立了“大麻合法党”，参加过几次竞选，曾经得到过两千多票。
1997年11月，他由于被发现藏有大麻，被新泽西警方逮捕。艾德拒绝了州方的认罪求情协议（plea deal，和政府方达成的为了避负较重的处罚而承认轻罪的协议），决定要上庭抗争。他引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一段话说：“要反抗不公正的法律，必须是公开的、充满爱心的，而且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我认为，一个人去故意违反那些他的良心告诉他是不公正的法律，并且愿意为此入狱，以激起人们的良心感知到不公正的存在，这样的人正是在表达对法律最高的敬意。”
在法庭上，他被判入狱10年，但在17个月后，他被释放出狱，处于强化监督管制（Intensive Supervision Program ，简写为ISP）之下。强化监督管制是比假释更严厉的处置，警方随时可以搜查他的身体和住处是否藏有大麻，并不许探望他自己的孩子，不许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艾德感到自己的合法权利被极大地侵犯了，从此，他改称自己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活动者（1St Amendment Activist）”，认为自己有权说他任何想说的东西，政府对自己的迫害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由于艾德仍然四处公开宣称大麻应当合法，在2002年，新泽西警方再度逮捕了他。法庭判决艾德不再适合强化监督管制，必须继续服完他10年的刑期。这件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人们质疑这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新泽西最大的报纸《明星记事报》（《The Star Ledger》）报道了此案，这是登在该报上的听证会时的照片：
2003年1月，联邦法官埃尔纳斯（Irenas）推翻了新泽西法庭的判决，下令把艾德释放，重新置回强化监督管制。艾德继续从事他对“大麻合法化”和“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活动。
以上是艾德的传奇半生。今天他演讲的题目是“种族歧视的反毒战争”。他指出：
1. 毒品使用者中有13％是黑人，可在被因逮捕而遭毒品危害的人群中有35％是黑人，在认罪的人中有55％是黑人，而在最终入狱的人中，则有高达74％的是黑人。
2. 黑人因毒品而被判入狱的比例是白人的13倍之多。
3. 毒品使用和贩卖在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中的比例是一样的，可少数民族被阻截、检查、逮捕、判决、入狱的比例高于白人。
4. 在面对同一罪名是，有色人种通常会比白人判得重。
因此，艾德宣称反毒战争是一场种族战争，有色人种应该起来反对。他曾经数次去华盛顿抗议，一方面以他的亲身经历说明政府对公民人权的侵犯，一方面宣传“反毒战争”是一场不公正的政府运动。
同时，他给我们放了他和别人合作所拍摄的三部反对“反毒战争”的电视广告片。在这些广告里，艾德站在美国国旗前说：
在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旗帜之一前，我要告诉你，这个旗帜所代表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正如20年代的禁酒运动一样，“反毒战争”正在毁掉我们的自由社会，甚至连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都被削弱了。政府会因为你公开宣称“大麻合法”而带走你的孩子——这就发生在我的身上！现在，是该结束“反毒战争”的时候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一场“反个人自由战争”，而它正在美国进行着！
您听到过我们的政府说大麻很危险、容易上瘾、没有医疗价值吗？——我听到过。但我也知道一些科学上的事实：大麻从未致死过人、帮助过很多人、并且被用作药物已有上千年之久，甚至医生们也已经公开质疑关于大麻危险的说法，许多医生推荐使用大麻来治疗某些疾病。您相信谁呢：您的医生，还是您的政客？
您怀疑过“无毒美国”的现实性吗？很多人意识到，不可能同时存在“无毒美国（drug free America）”和“自由美国（free America）”。我选择自由。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正由于“反毒战争”而遭到怀疑。我们怎么可能领导着自由世界，而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公民却是世界上最多的？您觉得这是美国吗？让我们使自由重归美国，结束“反毒战争”！
反毒战争(2)
艾德筹集到资金，想在电视里播放这些广告，却被电视公司Comcast拒绝。艾德因此把Comcast告上了法庭，结果被驳回。艾德决定还要继续把官司打下去。
费城也是艾德常来的一个地方。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大麻是合法的，艾德便和一个白人帕特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来一次费城的自由钟，在那里进行“宗教仪式”，并公开吸食大麻。自由钟是美国独立的象征，不过我至今也不知道艾德他们在那里进行的是何种“宗教仪式”，是“爱国教”，还是他所信奉的Rastafarian教？
第一次去时，艾德为防万一，还特地请了个记者一起去摄像。果然，他们还没吸多久，就有两个警察过来，询问他们在干什么。可能是由于有记者在摄像吧，警察未敢造次，只是分别询问了两人，然后给两人发了传票，却没有写明出庭日期。于是艾德他们从此就放心大胆地每月去自由钟吸毒一次了。费城警方对他们两人现在也是见惯不怪，由他们去了。
后来，他们看记者拍摄的录像，艾德忽然发现原来自己被警察搜身了，而帕特却没有。说到这里时，坐在台下的帕特笑着对大家说：“我那时使用了我的‘白人力量（white power）’！”
艾德对此自然十分愤慨，以种族歧视的名义把警察告上了法庭，但好像没有什么结果。
这次大概是自由论坛最吸引人的一次了。艾德一直讲到晚上10点钟，仍然滔滔不绝，听众也都意犹未尽。但由于时间已到，才不得不停了下来。随后，我们按惯例转战到酒吧里去继续聊天。我是第一个到酒吧的，然后恰克也来了，他兴奋地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演讲者！”
大家都到了之后，我问了艾德一个问题：“我常在电影里看到一些关于监狱的故事，都是些虐待啊、黑幕啊，以你的体验，那些都是真的吗？”
他说：“以我的亲身体验，那些都是夸大。——但是，我所在的监狱都是关押毒品犯的，那些刑事、暴力的罪犯，都不关在那里，所以我只能说，以我在的那个监狱来看，电影里的那些情节都是夸张。”
聊到快12点，我便回去了。后来上了他的网站 http://www.njweedman.com/ 去看了一下，很不错。
报税日的参选签名活动(1)
每年的4月15日是美国的所谓“报税日”，去年的税表必须赶在这天之前填好寄给税务局；实在填不完的，也要在此之前申请延期。所以，每年的这一天，邮局里都会挤满了寄税表的人。一方面，拖拉精神是普天之下各国之人所共有的，美国人也不例外，很多人总是吃喝玩乐优先，税表能拖则拖，实在拖不下去了才填；另一方面，填税表也确实是件非常麻烦的事，美国关于税的法规多如牛毛，一不小心填错了，要是自己吃亏也就罢了，要是政府吃了亏——你就等着瞧吧，美国税务局在江湖上声名卓著，岂是浪得虚名之辈？
我们蒙郡自由党觉得这天是一个开展参选签名（ballot access petition）的好机会。所谓参选签名，是由于法律规定，在上次选举中的得票不满一定数目的，就必须在下次的大选里征集到足够的签名，才能让自己候选人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具体到宾州，是要求两万个有投票权的公民的签名。自由党是小党，自然每次大选都逃不过这一劫。更糟的是，签名征集到后，“敌人”（主要是共和党，他们有人有钱，又斗志昂扬，抱有“损人不利己”的精神）一定会来挑刺，企图把一些签名说成是无效的，而那时再去重新征集签名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必须征集到3万个签名，才能保证打退敌人的猖狂进犯。
这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情。据估计，每个签名大约要花费3美元。美国确实有这种公司，专门征集签名，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外包”给他们，至少要9万美元。宾州自由党显然花不起这个钱。美国自由党总部倒有专门用来进行参选签名的经费，但只能用来支持落后地区，宾州是自由党比较茁壮的一个州，就不用指望从全国自由党总部拿到1分钱了。为此，我们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四处征集签名去。
我一直到昨天晚上才决定参加这个活动，随即给蒙郡自由党主席吉姆打了电话，叫他把签名表的电脑文件发给我，我明天自己打印出来。他告诉我说，这个我没法打印，必须到他那里取。那时已是晚上10点多，我只好冒雨开车到他家里去，拿了三张签名表。原来那是州政府发出来的正式文件，从总统候选人到参议员，各个职位都有，自由党也找到21个积极分子，把他们的名字填了进去。这些人并不是真的要竞选这些职位，只是走个形式，使我们的参选签名活动可以开展。当然，相关的填表、交费这些麻烦还是少不了的，所以，当初为了动员大家出来“捐”个名字，也都费了不少劲。
我本来打算去我家旁边的普王市邮局，吉姆又给我推荐了一个大的邮局。这两个邮局都是处在蒙哥马利、切斯特、特拉华三郡的交界处，因此吉姆给了我三张表，因为一张表上的签名都必须是来自同一个郡的。每张表上可以有116个签名。然后我又问了他些问题：
“必须是美国公民才可以签名吗？”
“是的。”
“一个人如果已经签了其他党的，还可以签我们的吗？”
“我认为可以。”吉姆想了一会儿又笑着说：“我看不出不可以的理由。”
我心里打了个疑问。不过今天的经历证明我完全过虑了，因为这些特殊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
中午时, 我从公司出发，12点半不到的时候到了普王市邮局。毕竟自去年选举日以来，半年没有干这种“沿街乞讨”的事了，内心又开始惴惴。给自己打了半天气，才鼓起勇气来，拿着签名表进了邮局。
果然，邮局里排着长长的队，我便在过道里站着，看到有个人寄完税表，走出来了，便迎上去说：“您可以为我们的参选签名吗？”那个人奇怪地看着我，说：“这是干什么的？”我正要解释，已经走来一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你不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些活动，这里是邮局的财产，你必须到外面，离开邮局一段距离才可以进行这些活动。”我问她：“那我需要离多远？”她说：“你先到外面去，我马上来给你解释。”就把我赶了出来。那个刚才被我拦住的人已经乘机走了。
糟糕的是，这个邮局有两个出口（我只骚扰出来的人，因为进去的人都在赶时间，不会有心情理我的）。我权衡了一下，认为某个出口的客流量会更大，便守到了那个门口。很快又有人出来，是个职业妇女的打扮，大概也是乘着午饭的时间出来寄表，我和她一说，她很爽快地便签了。
旗开得胜，我心里放松了很多。看着邮局的玻璃门，我想：有人出来时，我为他们拉门，再要求他们签名，他们拒绝的可能性一定就会小些了；另外，有人进来时，我也为他们拉门，他们一定就会对我留下好印象。这个策略不错，可是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好像也太“乞讨”了。然后我想到了去年选举日在老人中心时，那个民主党的助选员就是为人开门的，当时确实觉得她热情过分，好像必有所求，不过同时也觉得她很周到体贴。最后我决定要讲政治，不讲脸皮，还是为别人开门吧。
不过这个善意还没有来得及开花结果，便告夭折了。我刚开了第一个门，正在给人家解释呢，那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又钻了出来：“这里仍然是邮局的财产，你在这里会堵住路。你必须到停车场上去。”我又问：“你到底要我离这个建筑多远呢？”她说：“在停车场的白线之外。”自然，我刚拉到的那个“顾客”也乘机溜走了。
报税日的参选签名活动(2)
我没有办法，只好再退到停车场。好处是这样离另一个出口倒近了，我可以往来于两个出口之间，来回奔袭。坏处是这里车来车往，风又特别大，我需要一边腾挪于车辆之间，一边防止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被风吹走了。
总的来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人愿意签名。当然，爽快程度不等。有的人几乎不听我解释，大笔一挥就签了。有的人要打听清楚我到底在干什么，这时候我就要告诉他：我们只是希望征集到足够多的签名，这样宾夕法尼亚人在大选时就可以多一个选择，您在这里签名，并不等于您就必须同意我们的主张，或者必须到时候为我们投票。有人就会继续追问：你们是谁？我报上自由党的名头后（其实这个词很醒目地印在表上，不过大部分人没空细看而已），有人就明白了，有人还会继续问：你们的主张是什么？然后我再解释：我们主张政府越小越好，税收应当被服务费所取代；我们认为目前的报税制度荒谬透顶，我们交了很多税，政府却连收税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弄不好，还要我们每年4月像傻子一样自己填税表，那些税扔到水里还能打个水漂呢……这番说辞自然能得到很多人的共鸣。
不过一般来说，以上的每一步也都会引起某些人的拒绝。比如，有人一听到签名，就说：“我从不参与政治。”有人则在听到自由党的名字后立即娥眉倒竖（也许是巧合，这样的反应全来自白人中年妇女），如同被毒蛇咬了一口似地往后一缩，立即严词拒绝，客气一些则说：“对不起，我的立场不容许签这个名。”还有人则是在听到我的解释后，摇摇头而去，大概觉得这个主意太不现实了吧。
其实，参选签名的要点，不在于签名者同意自由党的主张，而在于签名者乐见选票上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正如一位年轻的男士在签名时说的：“这就是民主的意义所在。”类似的，下午还曾有另一位男士在签名时说：“我是共和党人，但我支持你们出现在选票上。”
另外两个比较鼓舞人心的场景是：一位中年男士在听说我是自由党后，很高兴地说：“太好了，我正打算今年投票给自由党呢。”他说，他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满意。我当然非常欢喜，赠送了他一份自由党的宣传材料。他签完后，和我热烈地握手道别，说以后再见。那感觉跟地下党和组织接上了头似的，觉得全世界都不在话下了。
还有就是有一位老人，柱着拐杖踯躅走出邮局，我向他从最开始一直解释到最后，他还跟我争论上了，说用服务费代替税是不可能的，会使整个政府的收支完全失衡。我说这就是为了要约束政府的权力，不让它乱花钱。这样的争论最后自然谁也说服不了谁，双方互说一声谢谢而别，我再去拉别人。那个人很爽快地签了名，签完后，我一转身，却发现那个老人又站到了我的身后，说：“我想了一下，我还是应该给你签这个名。”
总的来说，这里的人都很客气，不签的人大多说没有时间，还经常附上句“谢谢”。最有礼貌的是一位带着小孩的年轻母亲，她文静地低头走过来，我向她解释了我们的活动后，她摇头拒绝了，然后说：“但我非常感谢你愿意给我这样的机会。”她说话很慢，每个单词的多个音节都清清楚楚地发出来。
只有一次，三个年轻人走出来时，我刚迎上去开了个口，一个人就干脆利落地说：“No！”然后就和他的伙伴们窃笑起来，大概是觉得很酷吧。我也只好耸耸肩，自嘲地笑笑。
我自己的原则是：进去的人不拦，只拦出来的人，而且如果出来的人在打手机，我也不会去拦。美国人比较担心隐私问题，有几个人在签名的时候都问：“我把地址留在这里，不会收到任何东西吧？”这个问题我是有把握的，告诉他们，这个表是要交给州政府的，我们绝不会给您寄任何宣传材料（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本党穷得叮当响，人又少，就是想要给您寄东西也有心无钱）。
还有一次，一位女士在看了表后，发现需要留地址，就直捷了当地说：“我不签，我不信任你们这些人。”说实话，这是今天唯一让我吃了一惊的话，因为大家一向都说本人面相憨厚、神情纯朴。我有点喊冤似地说：“您不相信我？”她一边钻进车，一边说：“我从不会把自己的信息给政治组织！”
快到1点半的时候，我回家吃午饭，到4点时，又回到普王市邮局。
到了5点5分，我觉得这边的事情差不多结束了，就开车去了昨天吉姆推荐的那个大邮局。那是在切斯特郡，不过只有10分钟的车程。到那里一看，果然不愧是大邮局，排场就不一样：进出路口各有一辆亮灯的警车，站着一个警察，一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为过往车辆收税表，免去了他们进邮局的麻烦。当然，前提是你的邮票必须已经贴好。不然的话，还是得进邮局。他们平时开到晚上9点半，今天是特殊日子，足足开到午夜12点。我进去瞻仰了一下，果然队伍比普王市邮局长了很多。
这个邮局倒只有一个出口，可是门口的走道有两个方向，因此我只好又选了一个站岗。这里的人平均说来，稍微比普王市的人不礼貌一些，可能是地方一大，人就粗鲁的通病吧。比如，有位白人中年妇女在听说自由党的名头后娥眉倒竖道：“没门！”还有一位男士，看见我走近就大声说：“别来烦我，我已经够烦的了！”——也不知道他今年又被美国税务局榨出了多少油水。
报税日的参选签名活动(3)
当然，大部分人仍然是非常礼貌的。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位亚裔老人（顺便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今天所有的亚裔，大概近10个人吧，只有一个像是美国出生的亚裔女孩签了，其他年纪大一点、明显带有故国气质的人统统不肯签。倒不是因为她们可能没有公民身份，而是我一提出，他们就拒绝了），我向他解释完为什么自由党要选择今天来进行活动时，他激动地说：“用服务费来取代税，那是行不通的！——难道富人和穷人要收一样的服务费吗？”我说：“我们不是为富人谋利益的，我们只是认为，平均来说，我们付了太多的税，被政府滥用了。”他仍然很激动，说：“这是不对的！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穷人，不应该交一样的服务费！”我只好放弃和他的争论，说：“您说得对。不过我们不是要求您同意自由党，而只是想在11月投票时宾州可以多一个选择。”他说：“让你们上选票？休想！我不签！”激动地走了。
还有一位白人老人，在我解释后，对我说：“你们这些人想干什么？你知道美国宪法是严格限制政党活动的吗？”我说我知道，心想，若不是美国法律限制，我还搞这个参选签名干什么。他继续说：“你们想把美国弄得像欧洲那些国家一样吗？弄上几十个小党，整天吵架你们才开心是不是？”我说不是，我们只是想出现在选票上，我们自己也知道打不破两大党的天下的。他摇着头进了自己的车。过了一会儿，他又摇下了车窗，叫我过去。我还以为他回心转意了，高兴地过去，他说：“你有共产党的签名表吗？你要有我就签。”我说：“很不幸我没有。我不知道原来您是支持共产党的。”他说：“那你明年带共产党的表来，我一定签。——你们就是一定要弄出85个小党来互相拆台，让整个政府瘫痪！”我这才明白他是在挤兑我。
好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位女士在知道了我是自由党人后，立即说：“这个名我得签。我的儿子和女儿都是登记的自由党人。”还有一位男士，在签完名后，又问我：“如果你非要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选一个，你选哪个？”我回答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会选择民主党。但我知道也有很多的自由党人会选共和党，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同意，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的原因。”他笑着说：“是的。我对这两个党也都不满意。”我连忙说：“那么请您投票给自由党！”他说：“我会的！”
到了7点钟的时候，我一共征集到60个签名，算算也差不多了，天气渐冷，肚子渐饿，便回去了。在路上我自己默算了一下，我大概总共花了3个小时来征集签名，平均每小时征集到20个，每一个花3分钟。这3分钟里，大概有1分半是在等待，有半分钟是搭茬被拒，有1分钟是解释和签名的时间。效率还算不错。不过，如果一个签名要花3分钟的话，那么3万个签名就需要9万分钟，也就是1500小时。就算整个宾州能号召出150个义工，每个义工也需平均花上10个小时。任重而道远啊。
比较遗憾的是，有十几个人已经答应要签了，结果发现他们不住在蒙、切、特三郡，只好放弃。另外，我想，如果自由党再有钱些，做个“反税”的标语牌，我再来邀请别人签名，一定就容易多了。
比较好玩的是，居然在邮局遇到一个熟人，是公司里的中国人。好在她上次到我家来参加派对，看到过我竖在家里的自由党大牌子，因此还没有太惊讶，不过还是向她解释了一会儿我到底在干什么。可惜她有绿卡却是非公民，因此没法帮我签。由此想来，其他义工的工作应该比我容易，因为光是他们周围，大概就可以征集到几十个签名吧。
蘸谈美国政治(1)
在感性地讲了一些关于我参加自由党的活动后，下面我要开始介绍我为克里助选的事情了。在此之前，我想先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大体地谈谈我所理解的美国政治。
首先要强调的是，美国是个极其复杂的国家。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然没有中国多，但种族构成要比中国复杂得多：有所谓的社会主流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有欧洲其他各国来的移民，有祖上被贩来当奴隶的黑人，有从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持续涌入的西班牙裔，还有亚裔。这些来自世界各地，文化传统非常不同的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原因来到美国，对社会、国家、政治的看法自然会千差百异，甚至针锋相对。我常想，有空得再去查查美国历史书，看看是不是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他们还漏记了几次内战。
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国家，任何企图在一篇文章里来谈这个国家的人，大概都应该被流放到阿拉斯加去。所以我必须首先声明，本文挂一漏万，只是最最粗浅的一些个人感受，是比“浅谈”还要浅的“蘸谈”。其次，既然是个人感受，必然会带上我的很多思想烙印，为了防止被我的观点误导，读者看完本文后，应该再去看几篇极权主义者对美国的描述，可能才会有比较全面的结论。
美国号称“种族熔炉”，因此多元化可以说是美国最大的特点。任何一个读过王小波杂文的人，一定都会被他开口便引的那句罗素名言“参差多姿，乃是幸福的本源”叨扰得不堪其烦。如此想来，当年他在匹兹堡度过的时光，一定很是幸福。我初到美国时，有两件事印象很深，充分说明了什么是“多元化”。
一是没有“美国普通话”。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般都会为口语烦恼，因为自己不说标准的美国英语，就像在中国不会说普通话，在英国不会说BBC腔，感觉低人一等。但很快我就发现，压根就没有“标准美语”这一说，这个词大概只存在于中国某些书的封面之上。就算是电视台的新闻播报员吧，比如纽约的电视台，那也是白人说所谓的“纽约英语”，黑人说黑人英语，而如果是南方的嘉宾，他们就说带南方口音的英语，大家各说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每个人都理直气壮地带着自己的口音。所以，我现在坦然地说我的中国英语，周旋于众多的美国英语、印度英语、欧洲英语乃至英国英语之中。
另一件事，是我做助教时，第一次带习题课，心中很是忐忑，就去问一个美国朋友，习题课应该怎么带。她说了一下该注意的问题，最后说：“最重要的是，做你自己(Be yourself)。”这个说法当时让我新鲜了很久。我本来总觉得，习题课这种东西，系里应该有个惯例或者规定，一二三四五，就清清楚楚地把怎么上课都讲明白了。没想到其实怎么带一门课，完全是带课老师自己的事。我至今很感谢她告诉我的这句“做你自己”，常引为自己跳出陈规、我行我素的依据。
多元化的源头是对个体的尊重。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宽容”，因为如果人们不宽容不同意见，多元化就不可能实现，必然就还是“万马齐喑”、思想定于一尊。在美国，纳粹党和三K党都是合法的，60年代时，纳粹党一度被禁，美国人权组织认为他们的权利也应当受到保护，任命了一位律师替他们辩护。这个律师是犹太人。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 : 4判纳粹党也有信仰和言论自由。同样，当年为三K党辩护的律师是个黑人，这大概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最好例子。在宗教上，美国极为自由，充满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教派，都充分享有各自的信仰自由。一夫多妻的摩门教、直呼上帝之名的耶和华见证人、信奉教主的大卫教派，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如同农贸市场般热闹。他们只要不触犯法律，就可以自由地传教。大卫教派是由于私藏火器，并且拒绝联邦人员调查，才被围攻的。那次围攻由于借用了军队资源，还被人权组织找了很长时间的麻烦。
然而，与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宽容相反，美国对个人生活却是不那么宽容的。比如，在美国的50个州中，49个州禁止嫖妓，只有赌城拉斯维加斯所在的内华达州允许嫖妓。再比如最近弄得沸沸扬扬的“同性恋婚姻”事件，竟然闹到布什扬言要修改宪法来禁止，真让人对美国的保守程度要刮目相看。这些在很多欧洲国家都不是问题，甚至同在北美的加拿大人都对此不以为然。
这充分说明了美国社会的右派本色。从历史上看，构成美国主流社会的中西欧早期移民，来到美国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旧大陆所受的宗教迫害；二是对新大陆的经济机会的向往。他们虽以新教徒为主，但教派也是五花八门，况且他们对自己所受过的宗教迫害还心有余悸，因此在新大陆提倡信仰自由，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同时，由于他们都是虔诚的教徒，所以在道德上要求甚严，对个人生活很是自律。欧洲宫廷里的那种浮华的生活作风，和这些贫下中农是格格不入的。
在经济上，新大陆当时尚未开发充分，个人只要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这就是至今仍在流传的“美国梦”。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经济应当是自由竞争，由个人对财富的渴望来推动，而不是由国家来规划。
蘸谈美国政治(2)
这就构成了美国右派的主要立场：个人道德保守、经济自由。他们主张低税收、小政府，强调个人奋斗。由于他们是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比较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本能的防范新兴思想。
本来，美国简直就是右派的天堂了，可惜除了这些主流社会，美国还有其他各种三教九流的人。比如，被贩卖来当奴隶的黑人，他们在被解放后，政治上是自由了，经济上却“一穷二白”。“美国梦”仍然存在，可是他们这些奴隶的后代怎么和奴隶主的后代竞争呢？他们祖先的劳动被别人无偿地占有，在竞争中天然处于不利的位置。白人老爷们的后代必须为此做出补偿，虽然不能重新卖身给黑人为奴，但美国开始推行“肯定性法案”、“反歧视法”等，要求学校、公司录取的人员和人口中的民族成分相合，使得少数民族在同等条件下其实可以被优先录取。同时，政府又提高税收，为生活无着落者提供福利。
风起云涌的60年代，无疑是世界上所有右派的噩梦，对美国人来说，尤其如此。除了少数民族争取人权的斗争以外，美国还上演了“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当然，还有“性解放”。这都和右派观念完全相反。在经济上，罗斯福新政更是早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大政府主义已经在美国占有一席之地。左派势力在美国这个世界右派的大本营蓬勃发展起来了。它的主力是少数民族、穷人、年轻人、知识分子。左派的主要立场就是：个人生活要自由，经济要国家干预，补偿弱势群体。
美国的两党政治就是左、右派对峙的反映。共和党代表右派，是所谓“主流社会”的代言人，他们认为：国家提高税收来给穷人发福利，是一种对工作阶层的剥削，伤害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最终会鼓励大家都不工作，坐在家中等救济。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会造成经济的僵化，使经济彻底失去活力。同时，他们的观念保守，对国家有很高的认同感和荣誉感，把反战人士看作是国家的叛徒（美奸），对性解放深恶痛绝，对传统的家庭价值非常看重。共和党的成员，大多是中产阶级和富人，他们代表着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共和党所代表的价值观，是美国的主流，因此又被称作“保守派”。
民主党的观念和他们几乎完全相反（当然，在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方面，全美国都是一致的）。他们深受从欧洲大陆传来的左翼思潮的影响，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用计划来调节经济，以免经济盲目发展。同时，他们强调平等，认为国家应当负起照顾弱势群体的责任，不能使贫富过度分化。在个人事务上，他们认为只要不伤害别人，个人有权利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不需要社会或者国家的指导——我不信上帝，或者同性恋，又干卿底事？这些观点在传统的美国人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因此被称为“liberal”，即“思想开通者”，也称“自由派”或新自由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