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来了一个人(1)

苏北到北京联系调动工作正是酷暑时节，异常闷热。他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看到办公室主任沈然正在指挥几个小伙子从一楼往地下室搬样书，小伙子们累得汗流浃背。沈然打量着苏北，说：“我们主任到Z部开会去了。”苏北问什么时候回来，沈然看看手表，说快了，她让他等一等。苏北跟上她来到三楼，这里有一间会客室，摆着一些桌椅，一只落地电扇轻柔地吹着。苏北在那儿只坐了几分钟，沈然就弄清了苏北的意图。“那你就先在这里等一等。”

“好好好，你去忙。”沈然到二楼去了。

接近中午吴运韬才回来，刚刚打开办公室门，沈然就跟进来了。

“老吴，有一个人找你。”

“谁？”

“好像是过去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可能想到咱们单位来工作。”

“哦，”吴运韬淡淡地应道。

徐罘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说是有一个人想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介绍了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吴运韬听说是北京人，心里有些不爽快，就连徐罘都感觉出来了，说：“这个人在K省已经呆了很多年。”徐罘还说，苏北成熟老到，处事沉稳，是K省某出版社大型文学双月刊《西北文学》的主编。

吴运韬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下台的一把手说：“老徐你说调就调，我听你的。”

徐罘说：“别别别，还是按照正常程序。不管怎样，你先见一下，感觉一下……我认为这个人是不错的，相对于那些成立于五十年代的老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出版业的单位，苏北有管理经验，自己就是作家，在出版这一块，他会有很多长处……你知道，我一直在考虑引进专门人才问题……”

吴运韬在心里笑道：“但是你一个人也没有引进来。”

“那就让他来吧，我见一下。”吴运韬对沈然说。

吴运韬坐到办公桌后面的高背皮面转椅上。

吴运韬主持工作以后，沈然每天让人为吴运韬收拾整理办公室，享受和徐罘一样的待遇，办公室很整洁。虽然外面暑气逼人，但是屋子里因为安装了空调，显得十分清爽，窗台上两盆花青翠欲滴，挂满了鼓胀的蓓蕾。新买的天坛牌文件柜闪着幽暗的色泽。宽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报表、书籍和同业朋友寄来的邮件。

沈然把苏北带来了。“这是我们吴主任，”沈然介绍说，“老吴，这是苏北。”吴运韬站起来和苏北握手。

吴运韬打量苏北。

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有些消瘦的中年人，长相气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仅仅是人海中普普通通的角色。吴运韬注意到苏北细眯的眼睛里有一种羞涩的神情，他在尽力做出笑容，但是却不知道说些什么，这是不善交际的人才会有的情形。

吴运韬很意外也很新奇。

沈然为苏北沏一杯茶放到茶几上，对吴运韬说：“老吴我走了。”

沈然也和苏北点点头。苏北慌乱地站起来表示感谢。

吴运韬脸上带着微笑，看着苏北。

“请坐请坐。”

苏北坐在沙发边缘上，不知道应当等吴运韬发问还是由他自己说明意图。

“我听我们的徐罘主任说，您想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是吗？”

“是是是，”苏北搓着手，“我在K省搞刊物，我想调到北京来工作。”苏北从黑色的公文夹里取出几页纸，恭恭敬敬地递给吴运韬。

这是用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业务自传。

吴运韬将身子稍稍向后仰着，眼睛和纸之间隔着很大的距离，读那份业务自传。他很快改变了姿势，显出专注的神情，读完以后，把业务自传平放到桌上。

“我知道你，”吴运韬亲切地说，“我刚刚读了你的一篇文章，”他想那篇文章的题目，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写得非常好，当时我就想：这位作者对胡杨一定很了解，非常了解……”

苏北不好意思地说：“您过奖了。”

“哦……”吴运韬没想到会被打断，怔了一下，“但是你的确写得很好……你想调到北京来工作，是吗？”

“是。我是北京人，一九六八年插队，我在K省呆了二十五年，一开始在洛泉地区插队，后来在那里上大学。再后来参加工作，到省城当编辑……离开北京快二十五年了……”

吴运韬发现苏北不善言谈。不善言谈却做着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吴运韬感觉这不是一般角色。

“是啊是啊，你应当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乡啊，再者，北京的天地毕竟宽广一些。”吴运韬拿起业务自传，“我知道《西北文学》，刊物很有影响，能够主编这样一份刊物，你的工作能力，当然不用怀疑。你已经搞十几年编辑出版工作，这非常好。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虽然不叫出版社，但是主要业务现在已经是图书出版，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这非常好。从业务自传上看，你自己也写小说———我好像对你的小说有一点儿印象……”

“我写小说用的是笔名。”苏北挥挥手，不想谈这个话题。

苏北很少炫耀式地和人谈个人创作。在业务自传写上这些内容，无非想给自己增加一些被接受的因素。

“你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和作家们都有交往吧？”

来了一个人(2)

“我搞刊物工作，和作家的交往机会多一些。”

“这是很宝贵的资源。K省是文学大省，那里重量级的作家太多……”吴运韬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胡杨还好吗？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写东西？”

“他还在写。”

“他应当写。读者都在期盼他的下一部作品。你知道吧？我喜欢胡杨的作品，尤其是《国色》，就像你在文章中说的，他写出了那个城市的灵魂……那里的人物，就是我小时候经见过的人物……”

“您是……”

“哦，忘了告诉你，我也是K省人……”

“真的？”苏北流露出孩子气的兴奋，“用K省人的说法，您我应当算老乡了！”

吴运韬没有应答苏北的这句话，接着说：“我知道胡杨前一段时间为《国色》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们这里总是这样，把纯粹的艺术问题政治化。人们对胡杨那部作品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不应当那样。即使作品真的有问题，也应当平等地讨论，不能一棍子打死……听说这部作品在国外得了奖？你看你看，这样就不好了。”

苏北看着吴运韬，想弄明白他说的“不好了”指的是在国外获奖不好还是因为在国外获奖证明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不好。苏北理解为后者。他对吴运韬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对于有文学见解的人，他总是很敬重。

“胡杨知道你想到北京来工作吧？”

“他知道。”

“哦……你为什么要离开K省？”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苏北不想做更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我爱人认为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会更好一些……”

“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的调动问题解决了吗？”

苏北回答说：“她在K省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老师，已经先于我联系好了中国文化大学，还是搞教学。”

“那太好了。”

“孩子的问题，北京市政府有政策，知青子女户口可以落在北京，所以我女儿的户口前几年就落在了我父亲的户口本上……”

“哦……”吴运韬说，“你是怎么认识徐罘的？”

“我不认识徐罘，”苏北笑了，“是这样，我和爱人到中国文化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接待我们的一位领导正好也是曾经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知青，他很热心，当时就为我的工作张罗，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是第二天接到那位领导的电话，让我来找您的……您说的徐罘是……”

“你碰到了很多好人，”吴运韬笑着说，“徐罘是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原来的主任，现在退居二线了。他热心推荐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吴运韬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是这样，苏北。就我个人来说，欢迎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这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两位副主任到云南开会去了，要等几天才回来。你打算在北京呆一些日子吗？”

“我想尽快回去。”

“不要紧，你回去也行，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我知道调北京很难，这事还要您多操心……”苏北诚恳地说。

“就你的条件来说，不应当是很难的，”吴运韬说。“你以前联系过往北京调动吗？”

“没有。”

“这次你没有到其他出版单位去联系吗？”

“没有。”

“不用联系了，苏北。我基本上可以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决定调你。”

苏北站起来，表示感谢。他的脸微微地红了。

吴运韬让他坐下，两个人又聊了些别的，然后苏北告辞，吴运韬把他一直送到大门口。

事情进展极为顺利：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很快做出了调苏北的决定，苏北很快就跑好了调往北京的所有手续。北京市政府对于知青返回北京有优惠政策，苏北的手续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完成的，没有叨扰单位。

和吴运韬第一次见面四个月以后，也就是新的一年元旦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苏北已经把家从K省搬到北京，准时向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事处报到，并且坐在金超的第二编辑室办公室里面了。

苏北没有对任何人说他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煎熬：回来没有住房，为了租房，他简直跑断了腿，最后才在三哥的帮助下租到了又暗又潮湿的两间平房，租金是每年五千元。在北京，学校更是分为三六九等，为给女儿联系一个质量好一些的学校，他左磕右碰，好不容易找到一所离家很近质量又不错的小学。从来不会送礼的他，面红耳赤地去敲有关老师的家门，讷讷地说着客气话……

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又回到了他度过童年时光的这座城市，回到了他的生命开始的地方。

一九六八年年底，十八岁的苏北离开被贫困折磨着的家庭，带着父亲用拣来的废木料钉成的箱子，出发到遥远的K省洛泉地区插队去了。他还记得离开家的那天，母亲追随他到公共汽车站为他送行时的情形，还记得二姐瞒过姐夫给他手里塞的十块钱，记得大哥、二哥由于他在家庭问题上站在母亲一边而拒绝给他提供任何帮助时的表情和目光，记得在同一年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三哥由于和最亲爱的弟弟离别伤愁动不动就向母亲发火时的蛮态，记得火车开动之时站台上响起的哭声，记得三哥用手背挥去泪水的姿势……二十五年，二十五年时光能够重新创造一个人，也能重新创造一个世界。苏北早已经不是二十五年前那个苏北，北京也已经不是他在这里读中学时的那个世界。这里已经没有母亲，没有二姐了，父亲被在老家的大姐接走了，北京的所谓的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空壳，一个象征。他不是回家来了，二十五年前那个家早已经不存在了，消失了。他是把他的家搬到了一个已经有些陌生的世界。

来了一个人(3)

尽管这样，一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人，一个被生活残酷改造过的人，突然回到他小时候生活过的世界，仍然能够唤起一种甜蜜的记忆。他到中学母校去看望他的老师，看那里的教室；他回忆起上小学的他抱着不到两岁的侄子———现在他应当三十多岁了吧？———看来来往往的汽车，用自己拢共几毛钱的积蓄为侄子买米花球时的情形；他还专门到插队前和父母亲住过的地方去看那个熟悉的院门。现在这间房子已经让三哥倒给另外一户人家了，和单位分给他的另一间房子换到一起，住到阜成门去了。

站在这里，苏北才切切实实感觉回到了生命起始的地方，觉得经历二十五年漂泊，这回真正落到了地面上。他落到了一个宁静生活和工作的港湾。

在单位，虽然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他知道这里同样会充满了人生争斗，但是，他感到心满意足，感到心里异常踏实。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他的角度：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自己的创作。现在他再也不用为一个单位的运转殚精竭虑了，日子一下子显得清闲而自在，生命好像又回到了初始的地方。时间耽搁得太久了，他要静下心来写一直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

在一个环境里，完全置身局外的人会获得非常好的观察角度。他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角度感到高兴。他找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作为搜集素材的札记，准备用它来记录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人和事的观感。

这已经是他写的第35本《札记》，从到洛泉地区插队第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间断。这么多年来，札记成了他最可信赖的朋友。如果不能够用笔书写，他的生活就将一片灰暗，他在最没有光亮的地方看到光亮，在最寒冷的地方找到温暖。生活的巨大转折也许会带来些许新鲜，但是，他知道它龌龊、肮脏的本质不会改变，他还会每天看到和听到巨大的社会不公，还会在社会的沉沦中体会沉沦的痛苦，在遍寻友谊与爱情而不得中品尝寂寞与孤独，还会需要能够倾听他诉说的伴侣。这个伴侣只能是他的《札记》。每天晚上趴在床上向笔记本倾诉的时光是最好的时光。

他在札记本的起始篇中详细记录了和徐罘、吴运韬交往的细节，对他们这种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报答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尽快做些事情，现在他想的就是怎样做些事情。

金超对苏北的了解极为有限———吴运韬没向他透露关于苏北在K省的一切细节，金超既不知道苏北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作家，也不知道他到这里之前是《西北文学》的主编，在金超印象里，这是一个有些书生气的返城北京知青，苏北的言谈举止也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说明他的经历的佐证。

金超告诉苏北：“我的家乡就在你插队的洛泉地区……”

苏北很惊讶，说：“世界怎么这么小？老吴是K省人，我爱人去的是你的母校，而你的家乡又是我插队的地方……这简直是小说了。”

金超也笑，说：“这可能就是咱吴主任说的那种‘缘分’，他说人和人相遇都是出自缘分。”苏北点头赞同这种说法。

金超满意地看到，苏北是一个踏实工作的人。编辑室里有一些以前很难处理的积压稿件，有的还是很著名的作家的作品，金超就交给给苏北处理。苏北很认真地读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分别拿出了处理意见，这时候金超才发现这个不事张扬的人学养深厚，在当代作家中有很多朋友，这可以从苏北接到的电话中听出来。有质量的作家是出版单位的资源，很显然，苏北在这方面有绝对的优势。那些交给苏北的退稿，都是有名望但又写不出好作品的人，很难缠。以前曾经被列入出版计划的，竟然也被苏北很顺当地当面退还给了作家。让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作家因此来找金超或者吴运韬的麻烦———过去，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躲避这类作家———金超甚至接到某位一度宣称要起诉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大作家的电话，说苏北的意见非常好，“切中要害”，说他已经将这部作品作为一次失败，不再用它来烦人了……金超和吴运韬说到这件事，毫不掩饰对苏北的赞赏。

吴运韬说：“那当然。”

吴运韬头一次向金超介绍了苏北的情况，说他是一个作家，在K省曾经当过一个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发表过不少作品。苏北的情况一方面使金超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觉得苏北过于庞大了。苏北过于庞大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还无法预料，但这是一件让人不踏实的事情。

“你放心，”深谙处事之道的师林平对金超说，“老吴最终还得依靠你和我这样的人……”金超不置可否。师林平嘲笑金超无知，“金超你记住，你、我，和吴主任的友谊，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金超点点头。

师林平压低了声音说：“金超我告诉你，有一次，老吴对我说，人分为三种：一种是贴心而又能够共事的人，一种是你可以使用但绝对不能相信的人，还有一种就是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使用的人。”

师林平正色说：“你想想，你我是哪种人吧！”

他们开始分析自己在吴运韬心中的位置。他们愉快地发现，他们属于第一种人，这么多年来，无论何时何事，吴运韬没有动摇过对他们的信任，在他当了主任以后，马上把他们安排到了中层领导岗位……那么李天佐呢？毫无疑问属于第三种：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使用。还可以把王莹琪或者夏昕放到这里面来。至于新来的苏北，金超和师林平都认为，充其量算作第二种，他们都有极为深切的体会，一个人要取得吴运韬的信任不是那样容易的，苏北即使成为第一种，也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来了一个人(4)

这样想来，苏北不是什么威胁。金超心情舒畅地工作，心情舒畅地和苏北相处，再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舵手的谋略(1)

苏北上班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从胡同口坐三站电车，再乘地铁，坐七站，出站以后再走一刻钟；一种是从家里出来，走两站，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班车点乘班车，直接到单位。他选择了后者。

班车是一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单位的政治晴雨表。

在班车上，热情的问候和调侃中，有会心的理解同时也可能有不可调和的憎恶；嘻嘻哈哈的玩笑话说的也许是一个谁都不愿明说的严重事件；“锣鼓听声，说话听音。”恶毒的诅咒有可能用热烈的赞扬来表达；由衷的感叹说出来的有可能是一句粗俗的咒骂；暗恋着的姑娘总是远远地避开她的白马王子的座位，被爱火燃烧的小伙子对他所爱的姑娘表现出谁都可以注意到的冷漠；巴结领导的方式早已经超越公开谄媚的原始阶段，进入到了一种了无痕迹的炉火纯青之境；利用非法手段赚取不义之财的人不断诉说生活的艰难，生动描述在农贸市场上为一捆菠菜和小贩发生的争吵，一贫如洗的人夸夸其谈星期天全家在和平门烤鸭店的一顿大餐；富于心计权谋的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哦哦啊啊地装傻，没心没肺的人炫耀着自己的聪明，把众人皆知的某人的一段丑闻或者领导层的某种动向作为秘闻说着；在一对要离婚的人面前总是有一些热心的说合者，随后这些说合人就成为足以对离婚者造成伤害的小道消息传播者———或者男方东西太小没有灵性，或者女方得了什么病见了男人那东西就吐……最后还不无遗憾地说：“俩人都是挺好的人，你说出这样的事多让人可惜呀……”

中国人的生存智能是在长时间的不正常年代里形成和积淀起来的，这是一种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当两千多年前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儒生在咸阳被秦始皇活埋的时候，他的后人一定刻骨铭心地记住了这样一条血淋淋的教训，你不要对皇上说他不爱听的话。他又用这个教训后辈。后辈已经削为平民，躬耕于乡间，见不到皇上，皇上对他也就失去了作用于人生的意义，但是乡间还是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于是古训成了“你要顺从所有有权有势的人”。

历史长河，滔滔不息，人生百代，此伏彼起，你知道，—个种姓，一脉血缘，要经历多少荣辱沉浮，多少苦辣酸甜？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来历，哪怕是仅仅上溯五代人的来历，我们血缘的脉络早已干涸消失在历史的粗大线条之中了，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中，却潜藏着先祖留给我们的关于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的密码。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些密码，在它蜇伏着的现世人生中出现某种无法规避的选择之时，它才唤起我们的生物性本能，命令我们怎样做和怎样说。但是我们并不完全被动，作为大自然的一个链条，我们的肉体还肩负着繁衍的功能，所以我们有肉体的欲望，有由此生发的种种精神渴求。我们的一生实际上只是索取和得到两者之间的一个过程。我们要索取，我们就工作，就争权，就夺利，人生就处在“匮”的状态，一种失衡的状态；我们得到了，“匮”变为“盈”，我们就达到了平衡。这是最好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在人生中是极为短暂的，如电石火花，转瞬即逝。我们似乎永远处在巨大的不平衡之中，我们总是在争斗，和宇宙，和大自然，更多的是和人。

生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既丑又美的东西的，这对谁都一样。

班车上三十多个人，处在各自不同的人生状态，各自不同的人生位置，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世界也必定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在“失衡”的状态，但是，如前所说，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智能让这些人以各自的方式把它控制在了平衡之中，所以，班车又很有乐趣。

你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深藏的智慧和生存机智足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媲美。美国《纽约时报》刊载过一个在中国游历的美国人的专稿，那位美国人告诉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即使你在青海高原与一个用牛粪火烧饭的妇女交谈，你也要提醒自己：你是在和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对话。

班车上的说笑在继续：

“看北京晚报了吗？昨儿一辆夏利从燕莎桥开下去了，翻了个过儿司机愣没死嘿……”

“现在那儿人特多，根本没法儿玩儿。”

“其实你犯不上，现在这兄弟姐妹之间，有几个好的？还不是自个儿过自个儿的日子？你过得好，他还眼红呢；过得不好，也不可能有谁来帮你一把。”

“可不是嘛!”

“我一直认为，崔健是中国最好的诗人，只有他把诗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整个新时期文学对时代与社会的认识都抵不过崔健的《一块红布》……”

“那是一些掌握了评论话语权的骗子，你不可能指望他们有真知灼见，他们当紧要解决的是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观点问题。”

“我爷爷那会儿在天津开武馆……”

“中国作家中如果有一百个像王小波这样自由思索、敢于拒绝官方荣誉的人，中国文学就有希望了。”

“后来丫用手指我，我说你他妈指谁呢？‘啪’的一下就给了丫一耳切子，哎哟把丫打的哟，血当时就从鼻子流出来了……”

“那怎么办？我只能这样。再者话说了，你主任都不当回事儿，我着哪门子急？不就是十几万块钱吗？损失就损失了。”

舵手的谋略(2)

“有那么一句话：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些；与人不可太分明，—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这才是做人的学问。”

“弗洛伊德是个大流氓。”

“后来我跟我姐说，你不能离开单位，哦，对了，我给你卖快三十年命了，忽然有一天我说算了，组织甭管我了，我自谋生路去呀……能这么便宜他吗？!我说我姐夫当老板那是人家有本事，你凭什么为这个把单位饶了去？傻冒呀？公家给了咱这碗饭，咱就往下吃呗……”

“不不不，那你是说错了，王朔的价值不在这儿，王朔的价值在于他讥笑了从来没有人敢讥笑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并不都是坏的。”

“散文堕落了，我从来不看眼下走红的那些散文家的散文……”

“这次我先放过他去，你看我最后怎么整他……”

又有人说到吴运韬昨天在全中心职工大会上的讲话，说到师林平因为加班工作昏倒在办公室。

于海文嚷嚷说：“谁知道丫是真昏倒还是装神弄鬼？说不定是丫装孙子迷糊老吴呢！”

那时候于海文还没有对吴运韬恨得咬牙切齿，所以还叫他“老吴”，没有用“丫”这个字代称他。

和苏北隔过两个人，一个不紧不慢的声音说：“老吴就喜欢这样的人。”

另一个年纪已经不小的人说：“我一看见师林平和老吴说话那种样子就恶心。一个人竟然能够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子，可见这人不是个普通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这个本事……人家老吴用他也就是对的，要是我也用这样的人，想睡了人家给你递过来枕头，想坐了给你屁股下面塞来个凳子，多得呀！”

人们就笑。这话实际上已经有谴责吴运韬的味道了。

苏北坐在班车最后一排座位靠窗的地方，眯住眼睛打盹。

没有人把苏北放在眼里，没有人顾及苏北的反应，这也是一个环境中出现不了解的外来人时常有的情形。

谁都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人，眼下正在做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在首都机场候机大厅，苏北见到了已经交往二十多年的著名作家胡杨。

胡杨其貌不扬，由于长年伏案写作，眼睛看上去显得有些浮肿。胡杨的小说、散文蜚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美国和西欧国家也给予他很高评价，称他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有创造性的作家，但作家本人仍然保留着作为一个人的“原生态”，就连他说的话也是地地道道的K省中部方言，这种接近山西、陕西口音的方言虽然不像金超初到北京时说的话那样拗口，没有到过K省的人听起来仍很困难。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因为一本《国色》，在中国大陆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学地震。

《国色》刚刚出版之际，忠实贯彻有关部门意图的文学评论家在没有弄清上级意图之前，鉴于胡杨的巨大名声，在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的盛情邀请下，撰文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评价相当高。里程碑式的作品容易引起注意，果然，有关部门的意图就传达了下来，认为《国色》的性质是消极的，应当引起注意。据说传达下来的意图是出于这样的背景：有人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说最近出版了这样一本书，将军非常激动，就像当年面对国民党军队一样，用拐杖嗵嗵地拄着地板，命令说：“把狗日的抓起来枪毙！”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没有人真的执行，胡杨没有被抓起来，也没有被枪毙，但是，有关部门不能不过问这件事了，主抓这件事的就是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办公室主任沈然的丈夫谢东方同志。谢东方同志在一次小范围通气会上严厉宣称：依据原则，远东文艺出版社必须撤消。

听到这个传言，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很紧张，对责任编辑王岚说：“这事要控制一下。”但是，在这样的时候，你是无法控制舆论的，一向善于看风使舵的评论家马上否定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最初评价，解释说评价一部作品需要时间，现在看来，这部作品在主调上是缺少时代亮色的，是消极的……随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潮流，全面否定胡杨二十余年的文学耕耘，继而对当下的文学从整体上进行了所谓“反思”，说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正在丧失……这更增加了钱宽的压力。那段时间，钱宽几乎每天接到谢东方的电话，这位年近六十岁的老者也经常到谢东方的门上去，点头哈腰地说好话，听训斥。最终，远东文艺出版社没有被撤消，有关人员却受到严重冲击，责任编辑王岚被开除留用，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则背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作家胡杨的压力来自文学评论界，一边倒的文学批评几乎把他逐出文学主流，不幸的是，胡杨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是不是文学主流一员的作家，他的精神痛苦可想而知。

年迈的父亲从K省中部老家赶到省城看望据说已经被捕入狱的儿子，拉住儿子因为常年写作显得非常纤细的手，泪涟涟地说：“好娃哩，快不要！咱不要那样……”儿子说他没那样，说他从来没想过要那样，父亲这才点点头，放心了。

然而社会并没有倾听他的解释，没有像父亲那样点头，仍然继续声讨这位离是非很远的作家。于是，关于作家胡杨的种种传说就不胫而走。最离奇的说法是胡杨走投无路，最后碰死在了K省西部一座两千多年前就矗立在那里的无字石碑上，真正是“肝脑涂地”。

舵手的谋略(3)

但是就像所有事情最终都将过去一样，这件事也过去了。

苏北接到《西北文学》现任主编费黧的电话，说胡杨到法国访问要在北京停留三个小时，这才赶到机场。

身材瘦小的胡杨有些惊愕，笑着说：“你咋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找到我？”

在这以前，很少对外公布写作信息的胡杨对苏北说过，他最近将完成一部名为《最后一片戈壁》的长篇小说。苏北恳求胡杨把这部作品交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胡杨说：“等写完再说。”苏北知道，胡杨写不完《最后一片戈壁》是断然不会安排出访的。

胡杨带着歉意对苏北解释说：“远东文艺出版社去年为了出版《国色》招了不少麻烦，我欠着他们的人情，这部作品，我说什么也得给他们……”

苏北不听他的解释，坚持说：“不。这部作品一定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出版。”这话已经很不讲究，很不客气了。胡杨只是为难地叹口气，并没有责怪苏北。

苏北和胡杨交往了二十多年，他们是K省新时期以来最初的一批小说作者。他们的交往除了文学层面的东西之外，还有友谊因素———远在胡杨没有特别出名的时候，苏北就组织过很多次胡杨作品研讨会，对此，胡杨一直心存感激。

苏北编辑、出版过胡杨的作品集，但是从来没向他约过长篇小说。苏北知道，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来说往往具有特殊意义，获得全国性影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问题，他们不愿把这样的作品交给省级出版社出版。苏北离开K省的时候就曾经向胡杨约定，一定要支援他一部长篇小说，尽管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当时胡杨是点了头的。

“胡杨，这本书对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非常重要，你必须帮我。”

“但是……苏北，我已经把稿件交给王岚了。”

“我只要你的授权，”苏北一步不让，“其他问题由我来解决。我会用我的方式弥补你所说的欠着王岚和钱宽的情分。现在你一定给我一个授权。”

胡杨犹豫了：“这样行不行？等我几天，我从法国回来以后再说这件事行吗？反正远东文艺出版社还在看稿子，也还没有签合同，时间还是有的……”

苏北不好再说什么，笑笑，说：“那也行……我等你。”

前景很好……当金超在编辑室以胡杨老乡的身份断言胡杨不会再写出高质量作品的时候，苏北坐在办公桌前，构筑着把《最后一片戈壁》争夺过来的细节。随后，他就在北京出版界跑动起来，包括面见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和《国色》的责任编辑王岚。

和王岚见面是在亚运村附近一家新开张的咖啡馆。

王岚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远东文艺出版社的骨干编辑，有相当强的组稿能力，在当代作家中很有影响。为了胡杨去年那本书，钱宽顶着很大的压力，拼命保她，虽然给了一个开除留用的处分，最终还是让她继续做编辑工作，上面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王岚穿一件质地很好的黑色皮夹克，脖子上拢着带碎花的纱巾，蓝色牛仔裤使她的双腿显得修长而健美。她的目光清澄透亮，看人的时候显出好奇的样子。

两个人在考究的小木桌旁边坐下来的时候，穿蓝地白花蜡染服装，头上扎着漂亮的红色头饰的服务生小姐端来散发着浓郁芳香的咖啡。

“路上，我一直在想，”王岚用动听的嗓音说，“这个苏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胡杨如此看重———他以前从来没敢这样和我说过话。你知道吗？他从巴黎打电话给我，而且是北京时间午夜两点，他就没有算一算巴黎和北京的时差。你猜他在电话里怎么说？他‘命令’我和你见一次面。”

苏北笑了，说：“能够被胡杨命令的人一定是他最信赖的人。”

王岚银铃一般笑起来，为苏北这句没有痕迹的恭维而高兴。“谢天谢地，”王岚说，“谁要是被他信赖，离倒霉就不远了。我曾经劝过他，我说你把社会责任感之类的东西扔远一点儿，我说你仅仅是一个作家，你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不是胡杨的错。”

“我知道。可你也得有个轻重呀，干吗非往枪口上撞？你知道吗？他老父亲都急出病来了。老家的人都说胡杨被抓起来了，说是要枪毙呢！还有的说胡杨现在被公安局吊在监狱大礼堂柱子上了，一天只给两口饭吃……”王岚无可抑止地笑了起来，她想起胡杨绘声绘色说这些事时的情形。

苏北说：“我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时候，住土窑洞的老乡跟我感叹：听说刘少奇窑里放两个装糖的罐罐哩，想吃白糖有白糖，想吃红糖有红糖，咋还不满足？为啥还要反对毛主席嘛？！”

王岚几乎笑出眼泪，摇着头说：“这是多么好的老百姓，为这他们的领导人应当对他们感恩不尽哪！”

苏北看着王岚，深深地为她不经意表现出的美所倾倒。

“我听胡杨说，为了那本书，你……”

王岚果断地一挥手，说：“不提它！现在说咱们的正事。胡杨说你非常需要《最后一片戈壁》？”

“是的，”苏北原想绕很大圈子说出的话，直言不讳说了出来。他介绍了一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情况，他告诉她，他应当报答吴运韬……

舵手的谋略(4)

王岚微微笑了一下，没有对苏北的话做评价，只是说：“关于《最后一片戈壁》，情况是这样：我们社当然非常想得到它，但是我们也非常慎重，毕竟有了去年的事情，所以，稿子，领导班子的人都在看。据我所知，目前意见不一致，有的认为作品仍然偏于灰暗，出版以后恐怕会有麻烦，也有的认为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最终意见，恐怕还要等几天才能够拿出来。无论我们社里是什么意见，最终交给哪一家出版社，还要由胡杨来决定。现在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很多著名的出版社都在追踪这部作品，他们给出了很高的价码……”

“胡杨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影响他的决定。”

“但是，我知道他同时也很看重这些东西，现在作家也不清高了，我碰到过很多比商人还精于算计的作家。据我所知，胡杨对这些出版社的拒绝并不特别的坚决，我不知道是不是出版条件在影响他……也许是我多虑了。”

“谢谢你提醒我，王岚。”苏北诚挚地说，“如果远方文艺出版社决定接受出版，如果你认为继续做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对于你很重要，而我又恳求你们，胡杨也建议你们把这个获得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机会让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你会做什么样选择？”

王岚沉吟了一会儿，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不希望放弃，说白了这里面的确有利益问题，但是，世界上又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我想，如果胡杨有这个愿望，我会毫无怨言地照他说的去做，在我这里不应当是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你必须面对远东文艺出版社和其他那些著名的出版社。”

“这些工作都由我来做。”

王岚笑了：“你这个人不像表面上那样温良。”

苏北望着她，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胡杨从法国回来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不再为把《最后一片戈壁》交给哪家出版社出版而为难了。苏北几乎拜会了所有追踪这部作品的人和单位，包括远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钱宽。

远东文艺出版社是一个庞大的平房院落。苏北在王岚的带领下走进钱宽的办公室之前，远远地看了一眼罩在雾岚中的颐和园，心里感叹时光流逝得太快了。他曾经参加为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一周年举办的横渡昆明湖活动……细想起来，那已经是快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三十年，倏忽之间，三十年就过去了。

钱宽一头白发，有一种儒雅的气质。胡杨曾经对人说：“钱宽是北京文化人里面的最后一个贵族。”钱宽很反感苏北从半路上杀出来，彬彬有礼中显示出冷淡。但是，在和苏北深谈以后，他倒比王岚先动摇了，对苏北说：“如果胡杨决定把这部作品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我不坚持。”

实际上，在苏北和钱宽后来的交往中，《最后一片戈壁》已经不再是重要话题，他们聊了很多别的东西。钱宽很欣赏苏北开阔的眼界、深厚的学养和对工作锲而不舍的劲头，远东文艺出版社缺这样的编辑。钱宽对苏北感叹说：“你当初要是到我们这里来就好了，就没今天这样的事情了……”

胡杨拜会了钱宽，怀着一种歉疚心理和这位心地善良的总编辑交换意见。钱宽总编辑只好说：“那行吧。”胡杨主动许诺下一部作品一定给远东文艺出版社。钱宽笑笑，说：“下次要是再有一个什么人出来，我看结果还会是这样。”

“不不不不，绝对不会了。”

“苏北是好编辑，”钱宽送胡杨的时候说。“你应当把他推荐给我……”

“苏北没对我说他要回北京，否则我一定会建议他投奔您的麾下。”

钱宽笑道：“这就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结果现在成了对手。”

“苏北人很好，”胡杨说，“你们以后一定会成为朋友。”

“我知道。”

为了回避出版单位的追踪，胡杨特意住到东长安街北侧一座大楼后面不起眼的内部招待所。胡杨和漂亮的王岚开玩笑说：“你看，我还是没有补给你这个人情。”这是胡杨见过钱宽的第二天。

王岚笑着说：“你不妨把这看成是你和我的共同决定。”

胡杨指着苏北说：“这个人用什么办法迷惑了你？”

王岚寸步不让：“是迷惑了我吗？是迷惑了你的……”

胡杨就笑，苏北也笑着，什么都不说。苏北很感激胡杨，感激钱宽，更感激王岚，这不是言语能够表达的。接下来，胡杨对苏北叮咛了很多出版环节上的事情，王岚则已经完全把这件事放到了一边，站在一旁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把《最后一片戈壁》转让给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或者说苏北，对于王岚来说并不像苏北想象的那样困难。苏北在后来与王岚的接触中，才逐步了解到这个人的处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