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种选择，一种结果

崇高的堕落(1)

杜一鸣回来了。

吴运韬很惊讶：“他……回来了？”

富烨说：“回来了！”

杜一鸣回来了这件事对富烨是很大的事情，他以为吴运韬也会认为这是很大的事情。但是，他马上就看出吴运韬并不想听到这个消息，他心里一定有远比杜一鸣回来这件事更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杜一鸣回来了？”吴运韬仍然怀疑消息的真实性。

富烨淡淡地说：“我也只是听说……”

“这么多年他到底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富烨说，“我不知道。”

“他还回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

富烨冷笑了一下，说：“你多虑了，老吴。他回不到这里。”吴运韬看着富烨———他听出了富烨的话音。富烨不想让吴运韬不高兴，就找补了一句：“你是不是应当去看看他？”

吴运韬说：“我当然得去看看他。”

但是，富烨知道他是不会去看杜一鸣的，褚立炀和赵刚盯的就是这个。普通员工看了也就看了，富烨看了也就看了，因为他马上退休了，吴运韬正处于无比重要的过程之中，当然不能去看杜一鸣，他不可能去看杜一鸣。

富烨索然寡味地走出吴运韬的办公室。

吴运韬看着他的背影，摇头笑了笑。

苏北从李天佐那里找到杜一鸣的住址。

“我要去看他。”苏北说。

“你不认识他，”李天佐说，“你不是他的朋友，你没有这个义务。”

苏北说：“人并不都是凭义务做事情，天佐。有时候好奇心就能够促使人做事情。”

“你对杜一鸣这样的人好奇吗？”

“也说不上好奇还是不好奇，他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我没什么好奇的。既然他曾经是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尽管我们并不相识，我想我还是应当去看看他……”

“是啊！”李天佐叹道，“是应当去看看他。”

“你不打算去吗？”

“我？”李天佐脸上出现一种嘲弄的神情，“我有什么脸面去看他？”

“老李，时间会把所有的伤痕抹平。”

“不，这是抹不平的。我知道。”

“杜一鸣会有他的角度。”

“我有罪。你告诉他，我不要求他原谅，他要是拿一把刀子来杀我，我不反抗。你知道吗？我经常想把自己杀死，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把自己杀死……”

“你这样想吗？”

“我从来都这样想。你以为我用小本子整杜一鸣的时候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知道我在作恶。这是我实现自我的惟一方式。你现在也别以为我不作恶了。我以前是魔鬼，现在仍然是魔鬼……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没有人来把我宰了？为什么？”

苏北看着李天佐，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人的本性中，我们发现三种导致攻击性的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不信任，第三是荣誉……正是荣誉会使人为一些区区小事，如一句话、一个微笑、一种不同的意见和任何其他使人感觉受到贬抑的信号———不论直接涉及本人还是涉及他的家族、朋友、他所属的民族、他的职业，甚至于他的名字———都会导致人变得富有攻击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这样说———苏北就是这样看李天佐的。

苏北这种极为理性的看法，仅仅出现在他的《札记》上，但是，李天佐仍然从他的目光中读到了与别人不同的内容。这也是他愿意在苏北面前自嘲为魔鬼的原因。

杜一鸣住的地方实际上离苏北不远，只隔着两个胡同。

这片老城区已经列入拆迁范围，胡同里到处都用白石灰写着巨大的“拆”字。尽管不断有专家和民众呼吁保护老城区，也不能阻止与权力结合的资本不断扩张，这个不辨其貌的怪物就像古代传说中的饕餮一样，张着黑洞洞的大口，今天吞食这里，明天吞食那里，总有一天会把整个世界吞食掉。

杜一鸣住的也是一个大杂院，一间正房，虽然逼仄一些，但阳光灿烂。窗台上一盆君子兰肥厚的叶片绿油油。陈设极为简单，巨大的双人床之外挤满了普通人家过日子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种饭菜的味道。墙上挂着一本挂历，几个外国美女正在海滩上搔首弄姿。从一切方面都看不出这是杜一鸣的住所。

杜一鸣回来以后，他爱人本来想在家陪他，建筑工地工头说，现在不能请假，她就不敢再说，已经干半年了，还没拿到一块钱工钱，怕闹僵了将来事情更不好办。杜一鸣的儿子杜放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跟随偶然结识的一个朋友来到石家庄，在一个居民小区开了一家有三张桌子的小吃店，卖油条、火烧、包子之类，生意还不错，每个月都给家寄回几百块钱来。杜放也没回来，只有杜一鸣一个人在家。

苏北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全体员工合影中看到过杜一鸣。照片上的杜一鸣坐在夏乃尊旁边，西装革履，很有气度。他面目清秀，神采奕奕，薄薄的嘴唇，高高的眉骨，深陷的眼睛有一种坚毅的神情。和照片相比，眼前这个人完全变成老人了。他长着一尺多长的花白胡子，穿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窝在圈椅里，活像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他现在必须借助拐杖才能够站起来。

崇高的堕落(2)

“我知道你，”出乎意料，杜一鸣嗓音尖细，“我知道你调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了。我从你的作品推断你。”他没有说怎样推断，却说到苏北几段重要经历，说到某部作品，这也就等于推断了苏北。谈话很快就进入到毫无间隙的状态。

“……这代人已经没有你们那个时候的激情了。”苏北说，“所有人都被生存和物欲折磨着，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精神乞丐……”

“时代不对人要求不可能的东西，你不必为这些人在生活中所谋所求忧虑。”

“我只是感到痛苦。我总觉得在做不想做的事，每天都在做我不想做的事。”

“你不是仍然在写小说吗？”

“是的，我在写。”

“这不很好吗？作家只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用笔说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是的，”苏北说，他停下来，思虑要不要把写小说的痛苦讲出来。“我会说出我的看法。但是，老杜，你知道吗？我无法摆脱对自己的怜悯和愤怒，我在追求精神生活的同时，还不断被生存的渴望煎熬，有时候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是真正的自己，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正在把自己流放，我的精神失去了方向，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如果你不能反抗生活给你的沉重，你就不要反抗。”

“我不是要反抗，我知道有些东西是不能反抗的。我只想保存一块属于我的领地……”

“归根结底你还是把自己看成能够和生活抗衡的力量。苏北，你从来不是这样的力量。我不主张你去抗衡。你做你能做的。我知道，对于你来说，这是一个问题，你会完全看不到光亮。”

“我看不到光亮。”

“你上网吗？”

“不，我不。”

“为什么？”

“网上有光亮吗？”

杜一鸣笑了，说：“我不能对你说那里有光亮，但是我能够对你说，在目前，那里有可能透出光亮。”杜一鸣打开抽屉，拿出几页复印文稿，递给苏北。“我知道你倦于在堕落的作家中间周旋，你的生活圈子越来越狭小，这对于你是很严重的事情。你还是应当回到人群中去，不要这样将自己封闭。我想，人最重要的品格应当是爱，爱人，爱一切人，包括你的敌人。我们通常说的敌人真的是敌人吗？你要是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一想，你会发现他们有做那样的事情的理由。真正的敌人是使人们做那样的事情的原因。这原因不难找到，苏北，你就可以找到。这几页东西，是另外一些人找到的，我想你会赞同。精神的饥渴只能用精神来解救，你现在需要这样的东西。”

苏北翻看那几页纸，承认他离这个世界有些太远了。

杜一鸣问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情况，苏北尽可能把他了解到的东西说了说，杜一鸣似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杜一鸣不述说自己，他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去了哪里，他经历了怎样的精神生活。他回到这个让他激愤也让他欢乐让他痛苦的城市，就像回到了他开始生活的地方，他只能回到这个地方。他并不因为自己的经历而抱怨什么人，他也不对什么人心存感激。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是一个特定的角色，有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有的则是社会对他们的规定，不管他们怎样得到自己的位置，他们都会认认真真把角色演好……”杜一鸣说到一些苏北不知道的事情，完全是旁观者的角度，就像在谈论一部精彩的小说。

苏北感觉到杜一鸣还有其他了解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信息通道。

“……吴运韬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单位。权力的完全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不过他很快就得到这些条件了。”

“什么条件？”

“为所欲为的条件，一个人说了算的条件。”

“现在他就可以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杜一鸣缓缓地摇着头，“不，现在还远远不是，还远远不是他期望的那种局面……按照政客攫取权力的一般步骤，他应当动领导班子了……”

这句话就像谶语。

苏北说到最近和李天佐的谈话。

杜一鸣长叹一口气，并不原谅李天佐，说：“恶在痛苦的时候还不是善。”

他没有说恶在怎样的情况下会成为善，但是他说到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恶横行的生活中，美很羸弱，得认真寻找才能发现它。

“你为什么不尝试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事情写成小说呢？”杜一鸣笑着说。

“你认为它是一部小说吗？”

“当然是小说。一部很好的小说。”杜一鸣想到了往事，“过去我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时我不知道它是一部小说，现在我成了旁观者，我看出它是一部小说……不过你也不用着急，也许后面会有更精彩的情节……”

苏北也笑了，说：“可能。”

这场内容广泛的谈话一下子把苏北和杜一鸣联系在了一起。

苏北把杜一鸣作为为数不多的能够交谈的朋友之一。杜一鸣了解的社会信息，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竟然如此广博深刻，苏北感到吃惊。从此以后苏北就经常来看杜一鸣，经常相互交换一些有价值的书籍，经常就一些互相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杜一鸣，他又结识了罗伯特·罗森。

崇高的堕落(3)

第一次接触，苏北就对罗伯特·罗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在三里屯一个环境优雅的酒吧，在座的除了杜一鸣以外，还有社会科学院一个研究美国法律的小伙子。苏北是最后到的，刚好听到罗伯特?罗森讲述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故事———三十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的罗恩·英格兰与他的兄弟拉斯·英格兰打赌，说他能攒一百万枚一美分的硬币。罗恩真的这样干了，三十年以后，他位于洛杉矶郊区格拉纳达希尔斯住宅的车库里堆了重达将近四吨的硬币。但是如何处理这些硬币成了问题———美国造币厂、货币监理官、集币者以及当地银行，都对将这堆“收藏品”兑成现金不感兴趣，他们表示至少不收费是不干的。

现年六十岁的罗恩沮丧地对《洛杉矶日报》说：“这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设法处理这些硬币。确实很麻烦，没有人愿意无偿接受它们。”

“更糟的还在后面，”罗森看着大家，笑吟吟地说，“罗恩仍在等待他的兄弟拉斯兑现三十年前的承诺———如果他攒够了一百万枚硬币，兄弟两人就到巴黎吃一顿法式大餐。可是，最近拉斯却这样回答了《洛杉矾日报》记者的提问：‘我不记得打过这个赌。我还要兑现吗?我用不着回答这个问题。’"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那天整个谈话都像这个笑话这样轻松。

苏北愿意和罗伯特·罗森交往，很大程度上出于好奇心理，他想了解美国人是怎样看这个世界的，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感到幸福，是不是感到生活和工作有很大的乐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罗伯特·罗森想向对方了解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就像初次见面那样，罗森留给苏北的印象真诚而坦率，有幽默感，和他在一起你会觉得世界很清纯，一切肮脏都被过滤在了精神生活之外，你会觉得和鄙琐的东西拉开了距离。虽然话题不可避免要触及肮脏，但是你已经成了客观描述它的旁观者，你觉得自己的灵魂圣洁脱俗，就像沐着春雨。这种奇妙的感觉会对人产生很大的魔力。

这种对于精神层面问题的沟通，使苏北感觉找到了一个真正可以进行交流的人。他还从来没向任何人如此坦率地述说自己，他在述说自己中重温了自己。他突然发现，多年来他都像是一叶漂移着的浮萍，现在也是如此。这正是罗伯特·罗森想深入了解的地方。于是，在苏北和罗森之间，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接触。

为此，苏北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褚立炀的视野。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成为问题。生活之河平缓地流淌，虽然有一些漩涡，但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波澜，像过去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一样。

吴运韬把为卢荻写作报告文学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无暇顾及其他，他甚至放弃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书展，专门守在家里等金超拿出第一稿。

让金超写第一稿的建议是苏北提出来的。苏北说：“我看还是让金超写第一稿，好就好，我就不再插手了；要是不好，我再接过来也不迟……”

吴运韬把金超叫到办公室，说：“那就由你来写第一稿。”

金超早就感觉到了吴运韬在写作这本书上对苏北的厚望，从Q省回来，他就以为没有他什么事情了，所以在这件事上较为消极，除了写作小组开会，没单独和吴运韬就写作问题交换过意见。这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在单位很少和人交谈，遇到不得不说的事情，态度不冷静；他在家里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莫名其妙地发脾气，用收拾屋子发泄心中的郁闷。纪小佩早已经习惯金超的性格，蜷在沙发上，捧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着，俨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金超对吴运韬表示说：“我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

金超这时候已经接受了苏北关于本书体裁和结构的设想。

吴运韬心里很清楚，金超很有可能写不出或者写不好。金超说需要三个月时间，他说：“两个月吧！我们后边还有很多事情。”

金超安顿好了编辑室工作，就住到蓟城饭店去了。

这正好是不回家的理由。

最近一段时间，金超和纪小佩处在“冷和平”状态，彼此没有冲突，说话和声细语，相处客客气气，但是两颗心都冷漠着，离得像恒星之间一样遥远。

纪小佩已经不再对她和金超的感情危机做任何挽救的努力。换一句话说，她现在的精神生活不在家庭，她非常偶然地开启了一扇大门。

方伯舒教授患感冒，一个叫周肇基的博士生同学邀请她一道去看望方教授。

周肇基理论造诣很高，是北京思想界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他对于历史著作的独特解读，使得他总是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散见在报刊上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听说一家出版社正在印制周肇基这些作品结成的文集，如果不出意外，很快就会看到书出来。周肇基的思想成为纪小佩的精神引导，她好像比作者本人更期待看到周肇基的作品集。

实际上纪小佩和周肇基没有多少来往，虽然他们作为方伯舒教授的学生有密切来往的条件。纪小佩对于她敬佩的人总是习惯性地保持能够进行欣赏的距离。她觉得这样更好。第一次和周肇基在一个场合讨论，纪小佩还记得，他们谈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代文学。纪小佩印象深刻：周肇基对当代文学持强烈谴责态度，他猛烈抨击“掌握文学话语权”的作家、理论家的平庸和堕落，他无法容忍文学和现实生活的严重背离，无法容忍文学像娼妓一样向权力和金钱出卖肉体和灵魂，强调文学家要具备独立思索的品格，肩负起维护社会良知的道义责任……纪小佩佩服周肇基的才华，但是，她又隐隐地为他担心，害怕他因为深刻和直率招致祸端。

崇高的堕落(4)

纪小佩问过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她曾经和纪南谈到周肇基。纪南认为周肇基“不可多得”，但是又认为这个人在政治层面“稚嫩”，纪南说：“政治是一个过程。这个人显然对以往缺乏直接体验，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过程的严酷性。”他认为周肇基不久就会知道，就会收敛锋芒。从历史到今天，几乎所有人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周肇基不会是例外。

纪小佩完全没想到周肇基会主动邀请她一同去看望方伯舒教授。

方伯舒教授的家在中国文化大学宿舍区，一套三居室楼宅。纪小佩和周肇基来时，客厅里已经有一位拄拐的来访者，这人是杜一鸣。

周肇基和杜一鸣竟然是认识的。周肇基在向他介绍纪小佩的时候，只简单说她是方伯舒教授的学生。杜一鸣不知道纪小佩是金超的妻子，也不知道她是纪南的女儿，但是纪小佩知道他。

纪小佩坐下来，杜一鸣正在谈关于权力制约的问题，他认为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是造成目前社会状况紧张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够制约权力，那么，权力将会极为野蛮地扩张为不受任何约束的力量，它会吃掉土地、资源、银行资产，吃掉能够搞到手的任何东西，同时，它也会吃掉社会良知，破坏掉社会和谐，使社会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

纪小佩对这些问题考虑很少，所以杜一鸣的话没给她留下太深的印象。

仍然是周肇基吸引着她。

周肇基从全球化角度谈中国当代文学。他认为，在未来几年里，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也许会减弱，文学相对来说会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是产生重要作品的适宜时机。现在对文学构成威胁的是逐渐形成潮流的消费文化，是文学的低俗化。他猛烈抨击了当前流行的几部所谓美女作家的恶俗之作，指出事情还不仅仅如此，一些重要作家也正在降低自己的文学品格。他提到胡杨，说胡杨在经历了《国色》事件以后，基本上丧失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丧失了对社会人生进行探索的勇气，走向了唯美主义……他说，固然可以把胡杨的这种转变归结为某中挤压的后果，也不能排除消费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他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出现摆动在作家当中造成影响的必然结果。

方伯舒教授因为感冒显得很虚弱，他不想或者说没有精力多谈，只简单说：“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杜一鸣说：“某些人能够容忍恶俗却不能够容忍崇高，不能容忍严肃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脱离民众，脱离生活，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纪小佩插言：“从传统上来说，我们最缺少的实际上还是人文主义的东西。我们的文化本身就缺少这个东西，再加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压抑了曾经出现过的思想成果……”她谈到“五四运动”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这是让人非常悲哀的事情。”

杜一鸣眼睛明亮地看着她———杜一鸣顽固地认为漂亮的女人没有思想，刚一开始他对于房间里出现这么一个女人很不以为然，他完全没想到纪小佩还能够进入交谈，并且会有这样的思想。

周肇基赞同纪小佩的意见，说：“整个社会，无论传统还是现实，缺少的都是这个东西……”他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次造成七十多人死亡的矿难，从而在思想上呼应了杜一鸣刚才的观点。

……

惟一这次偶然的谈话对纪小佩的影响非常大。

纪小佩完全没有想到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上，周肇基竟然不是惟一思考着的人。从此，她和周肇基一道经常参加各种形式的学者聚会。这些学者大多是体制外的漂游者，但是他们具有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世界突然在她面前开启了一个大门，这里有旖旎的风光，有奇妙的音响。她倾听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所做的精辟分析。这些分析在媒体上是见不到的，她在这里了解的历史也不是教科书上的历史。他们描述的现实正是她感同身受的现实。她第一次在现实和感觉没有断裂的情况下感知这个世界，她身心两方面都感到异常轻畅。

有一天，已经成为她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周肇基对她说：“痛苦不是因为痛苦，痛苦是因为你不能把它作为痛苦向你的灵魂言说。”

是的，每个人的痛苦是不相同的。学者痛苦于国家民族的苦难，痛苦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严重的社会不公，权力者痛苦于得不到更大的权力或者权力即将被更大的权力剥夺，下岗工人痛苦于生活得不到保障或者在和他人的对比中强烈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农民痛苦于世代耕种的土地被无端征用而征地款又不知进了何人的腰包……这一切痛苦相对于不能对灵魂言说精神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言说———你不能对你的灵魂言说你的生活处境，你不能言说你感受到的社会不公，因为所有的言说都在说明你的羸弱，说明你愧对于人的称号，说明你是一个与邪恶为伍的冷漠无情的人。

当你住了几代人的房屋被和官员勾结在一起的房地产开发商勒令限期搬出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买的假化肥、假种子造成颗粒无收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几乎一生都为之奉献的企业被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低价卖给外商，所有人都看到这些人从中拿到巨额回扣，看到他们购买豪华别墅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因为在马路边上出售袜子无缘无故被城管人员打断三根肋骨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的作品被非法书商满世界盗印，你知道政府应当负起职责而你又求告无门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看到县上的官员和小煤窑窑主一道无法无天，造成矿难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当你哗哗地流着眼泪亲手掩埋掉死于矿难的儿子的时候，你不能言说；你作为经济学家为政府的某项决策失误痛心疾首的时候，你不能言说；你作为思想家对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有独到思索的时候，你不能言说……周肇基说得对，这些不能言说的痛苦已经不是痛苦本身，那是你灵魂的裸露，就像还没有愈合的伤口，裸露在盐水之中，你感受的全部是疼痛，是剧烈的疼痛。

崇高的堕落(5)

当你在天安门地下通道听流浪艺人满含深情地唱《阿莲》中的“心肝宝贝”这一句，并响亮地模仿亲吻之声的时候，你应当对生命产生莫大的敬畏。人，不管地位多么卑贱，他都要爱，你应当敬畏他的这种本能和权利，敬畏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动物性的搂抱和缠绕……何况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何况是有思想的人的要言说思想的那种渴望？！

“敬畏，”纪小佩对自己说，“我们首先要学会敬畏。”

有了敬畏，你就能够宽容，你就能够使灰暗的生活显现出光亮。

她首先让自己敬畏金超，让自己认为他有权利用任何方式安排他的生活。所以，当金超告诉她说他最近要住到蓟城饭店写东西的时候，她很认真很关切地问这问那，为他精心准备衣物和洗漱用具，好像他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样。

金超拎着装满日常用品的提兜离开家的时候，认为她和以往一样在尽力调整自己，在想办法挽救他们的感情。他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事情。纪小佩也不知道。她完全不知道，理智的爱是家庭之爱的破坏者。当她在另一个领域为现实人生找到答案的时候，她同时也正在失去爱情。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如果你非常理智地拥有了一个家庭，那个家庭一定已经死亡了。

纪小佩没有看到这种死亡。

金超在蓟城饭店过得很愉快。过得很愉快不是因为工作进展顺利，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周到的服务，而是因为吴运韬的一场谈话。

这天早晨，吴运韬早早就来到了蓟城饭店，当时金超还在睡觉。吴运韬的情绪非常好，虽然大骂金超懒惰，但是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金超也就敢于和他开一下玩笑，说他家乡有“四香”的说法：“黎明的觉，小姨子的嘴，猪的骨头羊的髓”。吴运韬说：“你他妈就是嘴上的功夫。”金超麻利地收拾好被子，先给吴运韬沏一杯茶，放的茶几上，然后胡乱抹了一下脸，恭顺地坐到吴运韬面前。

“怎么样？”

“还行，已经写到六万三千字了。”

“行行行……”吴运韬思忖着，“是这样啊，金超。富烨和孙颖马上就到退休年龄了，要有年轻的同志补充到领导班子中去。我想了一下，你、林平、苏北、夏昕都不错，能担起担子来，可是，这次，只能进两个人，考虑再三，我想这样……”

金超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都直立起来，倾听吴运韬的决定。

吴运韬说：“我最后还是想，你这次恐怕要进去，担负起更多的责任……”

后面的话金超已经听不到了。

好人在高处(1)

金超写出了关于卢荻的报告文学。把五万字的记录稿拉长为一部十二万字的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没出乎吴运韬的预想，他很不满意，不敢把这样一个东西交给邱小康。

他给苏北打电话，让来一下。苏北当时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办公室其他人为什么事情争论得不可开交，屋子里的空气浑浊不堪。他来到吴运韬的办公室，首先感到这里的空气异常清新。

吴运韬笑容可掬地仔细端详苏北。“你怎么好像没有休息好？”

“没。我挺好的。”

“还是要注意身体。”

苏北坐下来。吴运韬把稿子推到他面前，说：“你看一下。”

苏北问：“您看了吗？”

“我看了，”吴运韬的心绪突然恶化起来，“你先看看吧，看完以后咱们再交换意见。”

“那我就先看看。”苏北拿起稿件，站起身准备告辞。

吴运韬用亲爱的目光看着他，说：“这事……你还要多操心。”

苏北说：“我知道。”

办公室里面依旧烟雾缭绕，话题已经从官员腐败转移到买房买车，活跃分子刘涛看见苏北进来了，马上说：“等着吧，等什么时候咱们苏北当东方的主任了，给大家多发一点儿钱，我就能买刚才说的那套两居了。”

苏北装作没听懂，呵呵笑着走到办公桌前，开始阅读金超的稿件。

文稿整整齐齐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苏北知道，金超对稿件有一种洁癖，不允许有任何墨疙瘩和不整洁的地方，写错一个字，整篇就要重抄，同样的字数，往往要付出多过别人两倍的辛劳。稿件很好，但是作为一本著作，它实际上是被“写死”了的东西。作者没有真正被鼓动起来，仅仅流水账式地记录了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它完全脱离开了当初苏北列出的提纲，不带章节标题，密密麻麻，对话很少，更不要说描述性的语言了。这是不具备写作能力的人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

下午，苏北拿着文稿来到吴运韬办公室。吴运韬正在和师林平谈话，见是苏北，马上结束了谈话，招呼苏北坐下。师林平敏锐地察觉出吴运韬对苏北的客气态度，敏锐地看到苏北手里拿着一厚摞稿件，敏锐地猜测那就是金超的稿件。

苏北冲师林平点点头。师林平说：“老苏，你们谈。”退行出去了。

“怎么样？”吴运韬迫不及待，好像苏北肯定了这部稿件就能够挽救整个事情一样。

苏北说：“金超尽了最大努力，写成这样，很不容易了……”

“不不不，咱们直截了当，你说，这东西能不能用？我敢不敢送小康？”

“不行，”听说要送邱小康，苏北忘记了进门时对自己的叮咛，认真起来，“这样恐怕不能送……”他具体谈到了这部文稿的缺陷。

吴运韬问苏北：“怎么办？”

“我想，这事恐怕要讨论一下，给金超具体地提一些修改意见……”

吴运韬打断苏北：“不要讨论了，提再好的意见金超也未必改得好。苏北，”吴运韬直视着苏北。“这事太重要了，不能再耽搁了，你要亲自上手……”

“亲自”两个字不但感动了苏北，同时也动摇了他的抉择：五分钟之前他刚刚决定不介入这本书的写作。他默默地看着吴运韬，不说接也不说不接。

吴运韬恳求说：“苏北，这事全靠你了。”

苏北呐呐着：“恐怕要和金超解释一下……”

“这你就甭管了！我会跟他说。金超是顾全大局的。”

金超果然顾全大局，什么都没说。但是，在他的心底里，苏北已经远远不是那个浸在书本里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时时、事事、处处用心思的人。

为卢荻老人写作报告文学的事情，就正式转到苏北手上去了。

吴运韬也想让苏北住到蓟城饭店，苏北说外面条件再好也不如在家里。所以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写卢荻老人的报告文学，这期间如果需要向老人了解情况，他可以随时到老人的家里询问。

卢荻老人实际上没有看到金超写的那一稿，她还以为自始至终都是苏北在写，甚至忘记了金超其人。苏北和老人处得很好。那段时光，对苏北来说，是极为纯净的，他把自己隔离在世界之外，只和卢荻老人探讨过去的岁月风烟，只沉浸在老人描绘的那个世界之中……

他在札记中开心地慨叹说：我也许最适宜这样的生活。

在苏北过他所理想的生活的时候，外面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导班子配备的问题，Z部党组已经按照吴运韬设定的方案确定下来，并且开始了干部考察程序。

苏北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领工资，韩思成把他叫到办公室，向他通报了这个消息。当时他没怎么在意。

韩思成最后说：“你看，谁能弄得清老吴这个人？”

苏北淡淡笑笑，说：“老吴有老吴的想法吧。”

回到家以后，不知道为什么，苏北的心很乱。

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世俗之人，不认为心绪受到了那个消息的影响。他企图重新坐下来写《一个中国妇女的传奇》。然而他的精神散了，他的思绪飘忽不定，无法落到老人的经历之中。一个领导过三十多人的大型文学双月刊主编和一个普通编辑看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感受也完全不同。他鲜明地感觉到世界在他的精神生活之外依据着荒谬原则飞速运转，他听到持续不断的噪音。这种噪音给这个一心寻求宁静人生的人带来极大的烦扰。

好人在高处(2)

他又为自己冲了一杯咖啡，慢慢品呷，翻看已经打印出来的文稿，站起身看街景，收拾一下阳台窗户上的盆花……电话响了起来。

打电话的是远东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钱宽。

钱宽要主编一套《中国通俗小说经典》丛书，前几天，苏北替他写了这套丛书的序言，邮寄过去，钱宽刚刚收到，打电话专门表示感谢。

“没想到你对通俗文学史了解这样精深……这是非常好的一篇序言。”

钱宽的电话使苏北沉郁的心境有了改善，两个人在电话里聊起天来。

“你现在真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这样挺好。”

“但是把你关在家里写这样的东西，我总觉得有些那个。”

“我适合做这样的事情。”

“不不，你的才能实际在经营管理上，你和我说过的很多话，都非常有价值，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想把你调到我们这里的原因之一。这事你仍然不考虑吗？”

“老钱，的确不好考虑。”

“你这个人……我知道，你是吴运韬调进来的，你想为他多做事情，这都对，但是也不能把这东西作为十字架背在身上。你还年轻，一定多想想自己的前程。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干不了几年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怎么办？把这摊子交给谁？我希望远东文艺出版社有你这样的人……”

苏北一声不吭。

“苏北？”

“哦，我听着呢。”

“你也别整天憋在家里，安排时间出来走走。咱们出去吃一顿饭怎么样？”

苏北热烈赞同。

钱宽说：“那好，你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安排一下。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放下电话，苏北在沙发上坐了很长时间。那天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实际上就是由和他发生直接关系的几个人、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构成的，他的一切经验都来自于这个能够感知的世界，包括他的人生观；这个世界之外的譬如非洲的战乱、中东和平进程、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同性恋者要求合法权利、卢旺达的大屠杀、朝鲜人民对金正日的热烈崇拜、某个太平洋岛国发生的军事政变、韩国启动弹劾总统程序等等，已经不是这个人直接经验的来源，尽管这些事情也间接地影响着他对世界的看法。那么换一个角度来说，和他发生直接关系的是怎样一些人，就成了这个人对这个世界持何种看法的重要依据。

夏昕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还对世界怀着金子一样的心，对一切都充满了温情，都充满了热爱，同时也充满了成就一番事业的渴望。他无遮无拦地向人们显示才华，想以此获得相应的位置———在当时当地，似乎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条道可走。但是，在大学四年，人人都认为这个优秀的学员有资格入党，最终却没有被党组织接纳。为什么？因为班上有一个嫉贤妒能的党支部书记，因为这个党支部书记在追求班上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因为这个女同学很崇拜夏昕的才华……这位《水浒传》中王伦式的人物能让天批平继续倾斜吗？还有，系主任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对不善于交谈又不会溜须拍马的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这个人会做违背自己的意志的事情吗？最重要的是，毛头小伙子夏昕不谙世事，还不具备任何生存智能，不知道人喜欢被奉承、喜欢用手里的权力换取东西……你不能给我，我又有什么理由给你呢？所以他入不了党是命中注定的。

这件事不大，但是却奠定了夏昕对这个世界的最初了解———他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失去了对于良知和原则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宣传读物都会显出苍白。他的灵魂大声说：“不，生活不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纯真，就这样被摧毁了。

虽然从生活的整体流向上来说，健康的东西是它的主流，比如那位王伦式的党支部书记毕业被分配在县城当教师，既教不了中学也教不了小学，最后给离县城十五里地的一所乡村小学看大门；前年夏昕到西安去，听当年的同学说，这位“王伦”现在挎个篮子正在镇上卖麻花。但是，生活的这种演变所证实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直接作用于夏昕的那个经验世界，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尽管他非常同情那个卖麻花谋生的人。事情往往是这样：道理很好，但是道理不能变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善待生活中不断受委屈的人。道理可知却不可感。只有可感的东西才构成人看世界的基础。

后来夏昕考研究生回到了北京。大学生活把一个纯真的人改造成了对任何人都不相信，对任何事情都不抱幻想的人。他沉默寡言，默默地汲取知识营养；他不再显示才华，他知道那是招祸的根源；一切空洞的理想和渴望都让位给实际利益的算计……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则表现为：“我把我的事情做好。”他的确做得很好。在七个编辑室中，他担任主任的编辑室是经济效益最好的；在关于中心发展的讨论中，夏昕的意见总是比其他人高出一筹。吴运韬采取的很多管理措施最初都是出自夏昕的设想。

逆境改造人，顺境同样改造人。一向对这个世界持冷漠态度的人，由于在实现自我价值过程中没有遭遇敌意，周围人爱着他，鼓励着他，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变得温暖起来。温暖孕育渴望。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有一株翠绿的秧苗已经顶破了湿润的土壤。

好人在高处(3)

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吴运韬要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听到关于金超和师林平要进领导班子的传闻。这些传闻像是异常突如其来的风雨，横浇在他心灵的土地上，那株尚未破土的秧苗终于露了出来，夏昕切切实实看到了它。他既惊讶又恐惧，惊讶的是，他知道了露出来的竟是这样一株秧苗，恐惧的是，它刚一露出来就不得不承受风雨的浇濯……他内心丧失了平衡。

事情就是这样，零为零，前后左右不发生任何关联，不具备任何意义；若是一，那么，无论前后左右无论何种数字就都有了意义。如果没有关于金超、师林平进中心领导班子的传言，夏昕不会想到他的价值评价问题。现在，一摆在那里，你就不能不想你这个零或二的意义。

夏昕意识到他在吴运韬心里是零。

夏昕内心感受到的羞辱和震撼，不亚于在街上被一个小流氓缠住，对他说：“夏昕，你丫连我一根汗毛都不是！”

师林平对吴运韬说，最近夏昕很反常，他说了很多夏昕的反常之处。吴运韬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像他设想的那样调整领导班子，会产生麻烦的将不是苏北，而是夏昕。夏昕最有可能在例行干部考察中说出他对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一直是有看法的。重要的是，从公众角度来说，夏昕的看法会导致混乱，这是吴运韬最为担心的。虽然吴运韬有把握让人事部主任周燕玲巧妙把握，但是万一事态发展失去控制……他开始冷静思索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