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韬的鼻子一酸,眼眶里也有了泪水。
吴运韬还以为面对的是初出茅庐的金超,完全没有从金超的泪水中看到那种隐含其中的不自觉的技艺。
……
金超说:“如果你同意我的选择,我今天就给那边回话。我有一个要求:先不要宣布我到东方印刷厂的任命文件,不向那边介绍这一情况,我仍然以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身份调动……”
“没有问题!”吴运韬挥挥手,“没有任何问题。你要求组织怎样配合你,组织就会怎样配合你……”
……
晚上十点钟,金超准时给张柏林打了那个至关重要的电话。
专程到北京来办理金超事情的行署官员是一位姓郑的局长。此人皮肤白皙,性格绵软。张柏林为有机会陪侍郑局长兴奋不已,一路上说了很多的话,对郑局长照顾得很好。牛鸿运县长因为其他工作没来,让张柏林代为问候金超。郑局长还带了一个戴眼镜的副处长,这位副处长不苟言笑,老是在本子上写写画画的,好像那就是他的工作,张柏林和他反倒没说几句话。
当天晚上,接到张柏林的电话,金超先到他们下榻的饭店拜会了郑局长,然后约请郑局长到一家有名的海鲜城“随便吃点儿东西”。
这是金超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报销的最后一笔费用。
对这次聚餐张柏林印象深刻:金超实际上不像以往给他留下的那种不洒脱的印象。能够平静地花两千八百元吃一顿饭本身就说明着金超的领导者素质。张柏林暗暗对自己说:“以后和这位老同学说话不敢太随便了……”
郑局长对金超印象也很好,觉得比本地干部素质好,这样的人才是值得引进的。
第二天一早,郑局长一行就直接到Z部见吴运韬去了。
吴运韬介绍了金超从事领导工作的情况,有许多溢美之词,最后,他强调说,要不是为了支援西部大开发,他是不会同意放金超走的,“金超是我们这里非常能干的年轻干部,前途不可限量……”
郑局长一再对Z部对西部地区的人才支持表示感谢。
按照程序,吴运韬还安排人事部主任周燕玲向郑局长一行介绍了金超的情况,请他们看了金超的人事档案。
郑局长一行办妥了金超的事情,就向吴运韬辞行。吴运韬握住郑局长的手说:“郑局长,金超,就交给你了,还要请你多多关照。”
郑局长说:“客气了,你客气了。”
郑局长没在北京停留,就要带着金超的人事档案和Z部提供的有关文件回K省去了。
金超打电话给苏北,诚恳地请求说,希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领导帮他一个忙。苏北不好意思地说:“你是单位的领导,当然要听你的……”
金超简单说了一下他的事情。
苏北的反应是:对于金超来说,尽管这未必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相对于到东方印刷厂,仍然好一些。
如果金超是可以深入交谈的朋友,苏北会说到他的顾虑,会嘱咐金超很多事情———他自认为对K省,对洛泉地区官场上的事情是略知一二的。金超不是这样的朋友。生活的悲剧就在于,总是有什么东西使本应当成为朋友的人无法成为朋友,所以,那些很想说的话就不能说。
“金超,”苏北吃力地说,“你肯定经过周密考虑了,我不能说什么。到那边,希望你小心……”
金超不想听苏北说下去,他打断了苏北,直截了当地说,想请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全体领导都到机场为郑局长送行。
苏北知道了金超的意图,热烈赞同。
结果,郑局长走的那天,气氛相当热烈。苏北、夏昕、陈怡、沈然、韩思成等人做了很好的配合,簇拥着金超在一起谈笑风生。
郑局长鲜明地感觉到金超在这些人中的威信,感觉到金超带出了一个多么融洽和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
在安检通道尽头回过身告别的时候,郑局长又注意地看了一眼金超,心里想:“小伙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郑局长离开北京的第二天上午,吴运韬带着Z部人事部主任周燕玲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宣布苏北等人的任命文件。
经过调整以后的领导班子是这样的:主任:吴运韬;常务副主任:苏北;党委书记兼副主任:陈怡;副主任:夏昕、石振国。
这实际上已经是晾凉了的消息———金超已经连续五天没到单位来上班了,因为文件没有宣布,苏北还不能接管金超的职责,日常工作就由陈怡负责,但是,有些事情责任重大,陈怡不敢签字,问苏北,苏北说,先放一放。到吴运韬来宣布文件的时候,这些放下来的事情已经堆积如山。
在三楼会议室,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全体职工再一次聆听领导班子的变动,已经没有了以往的热情,但是,精明的人仍然在留心蛛丝马迹。有人注意到吴运韬不像三年前宣布金超任命文件的时候那样富有激情,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新领导班子工作的话,但是所有的话都是事务性的,他也没特别说到苏北。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4)
头一次和领导班子成员以及全社员工见面的副主任石振国,是一个皮肤黧黑的中年人,坐在主席台上,好像非常有兴趣地含着笑意睃巡着台下的人。吴运韬介绍他的时候,用上了所有能够使用的夸赞词汇,因此他的感觉很好。表态发言的时候,说一定在“吴运韬主任”领导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苏北也做了表态发言,大家都注意到他面容疲惫,但是他的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
在过去的五天里,他和夏昕进行了深入沟通。夏昕重申以往一再坚持并得到苏北支持的观点,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一个好的管理体制,必须在管理体制上探索出一条新路。苏北赞同夏昕的看法,他们对于未来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也大体相同。苏北对大家说,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每一个员工都是这个单位的主人,我们期待大家关心它,爱护它,发展它。他没有说具体的编辑事务。
掌声是从被尊重中得来的———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员工渴望被尊重,然后才是发展。苏北为此而感动,他爱着他们,强烈地渴望为他们做事情,做很多的事情。他觉得自己身上涌动着一种创造的激情。自从把《西北文学》主编的位置交给费黧,离开K省回到北京以后,他沉湎于自己的内心生活和精神创造,几乎远离了公众事务,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激情了。
从这一天开始,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进入到了苏北时代。
金超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在北京做生意的山东人,让于海文帮助他料理走后的一切事情。一个月以后,金超正式签署了洛泉地区行署邮寄过来的聘任合同。
拿到文件,金超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如果把这个东西比喻为父亲劳作一年以后拿到的收获,那么,他为此付出十二年时光,值得还是不值得?如果把它看成通向未来的通行证,那么,这个小小的通行证能不能为他提供一种保证?如果它是脚下开始的路,那么,这条路是否坚实?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等候他?他不知道。
这是他目前能够做出的最切实的选择,其他的一切都交给了上天。
十二年前那个在北京火车站广场东张西望的小伙子对未来也是一无所知。他懵懵懂懂,然而他内心燃烧着希望,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开始……现在,那个小伙子消失了,取代他的是处在过程当中的一个人,这个人的一切都已经开始了,他现在做的,不过是对开始了的那些事情的一个总结。
金超在向纪南述说他的想法的时候,纪南曾经这样和他说起过类似的问题,当时他无言以对。
“如果仅仅为逃避现实就下这样大的赌注,”纪南沉吟着说,“是不是有点儿太那个了?”纪南具体分析了事情的利弊,但是这没有改变金超的决定。
“吴运韬是有责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你的选择,这是吴运韬的选择……你在走向政治,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书生气的人的结局都是悲惨的。我担心的是,你太善良了……”
金超幽幽地说:“我想,纵恶不会比向善更难。”
纪南看着金超,好像突然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在吴运韬眼里,金超渐行渐远,已经消失在大西北黄土高原深处了,就像曾经出现在生活中给他带来好处和坏处的很多人一样。他对这些人甚至连记忆都不能留下,很多过去的敌人或者朋友出现在面前,他都不能把他们认出来。他面对的永远是直接作用于他眼前生活和利益的人。
苏北对吴运韬:“金超这两天可能离开北京。”
吴运韬很惊讶说:“谁?金超?”
他竟然一时想不起来金超是谁。
苏北看着他。
“哦……”吴运韬说,“他要走了。”
苏北说:“我们应当为他送行。”
“应当,”吴运韬说,“你跟金超联系一下,问是哪一天,到时候你安排一下———你现在在这里主持工作,这些事要由你决定。”
吴运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意。
……
金超在电话里非常激烈地拒绝了苏北为他送行的要求,但是,他的语气随后就缓和了下来:“谢谢你,老苏。谢谢班子里的人。”
金超没提吴运韬,尽管苏北特意说明这是吴运韬的意思。也许吴运韬在金超心中也像他在吴运韬心中那样褪去了颜色?岁月就没留下一点儿痕迹?
人和人之间,究竟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
放下电话,苏北极为难过,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灵魂并不是一个整体,你感觉到的实际上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很多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在另外那个很大的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金超离开北京那天是星期一,奇妙的是———这天正好是八月三十一日。
十二年前,农村小伙子金超就是这一天来到首都北京的。
现在,他又回去了,或者说,他不得不回去了。
金超没有向任何人通报具体的离开时间,连和他走动最近的大学同学也不知道,本来这些同学是想为他送行的。他不想让人们在无法预知前景的事情面前说三道四,他更不愿意听任自以为是的人的指教。无论前面是什么,哪怕是火坑,他也要跳下去。至于跳下去是死是活,现在都不能去管。回首过去的整整十二年时光,他痛切地感觉到自己像是一个孩子。他必须学会独立地判断事情,处理事情。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5)
拉开距离看眼前这个世界,金超突然发现它并不像以往那样强大。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失败了的人,他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一个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并且已经知道怎么对付它的人,不是成功者是什么?未来虽然未知,但是,相对于十二年前初来北京的时候,他,一个出身贫寒的庄稼人的后代,毕竟有了新的基础,再想到他家乡土地上那些为生存挣扎的人,他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他自信他的年龄优势会给他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他像所有有抱负的人那样暗暗下定决心:你一定要让吴运韬、让苏北和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所有人对你刮目相看。
然而,这种赌气式的誓言还没有具体内容,他还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的期望究竟是什么:是获得更大的权力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或者这两者都要?他暂时还不知道。但是,他一点也不怀疑,只要他要———不管更大的权力还是更多的财富———他就能够得到。带给他这种自信的,是黑色挎包里的彩锦缎面的聘书,聘书上的文字是:
崤阳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聘任金超同志为崤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聘期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崤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某年某月某日
说不上衣锦还乡,毕竟,他是作为一个有二十四万人民的崤阳县副县长回到那块土地的。
成功者金超心情很好,他打上车,专门让司机从东方文化出版中心门前的马路上经过。他在那里远远地看着这座白色小楼,感慨万千。
他把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贡献给了这里,他是在这里成长为人的。
办理完登机手续,经过安全检查,金超来到候机大厅。
时间还早,他从旅行袋拿出水杯,为自己沏一杯绿茶,坐在靠近落地窗前的座位上,看飞机起降。现在他内心安宁,就像以前任何一次出差一样。
但是,一个人打乱了他内心这种处子一般的安宁:他意外地看到了陆明!
当时陆明和助手麦克在女服务员引领下正在往贵宾休息室走。金超不自觉地萎缩了一下自己。他完全没有和这个人见面的思想准备。服务员停在门口,躬身做出请进的姿势,陆明和麦克走了进去。K省旅游资源丰富,到那里去的外国人很多,贵宾休息室里足有三十多个人,围坐在茶几周围的绿色皮面沙发上,喝茶聊天。几个孩子在追逐打闹。漂亮的女服务员已经离开,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金超利用这个机会溜到贵宾休息室里面去。他在离陆明和麦克落座不远的地方坐下来。
陆明穿一身深色西服,不凡的气度把他从周围的人当中区别出来,就像当年金超在北京站广场一下子就把年轻漂亮的他从人群中区别出来一样。这个刚刚结束与曲远征疲惫的婚姻关系的人满脸沧桑,显得老成持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五六岁。
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子麦克的眼睛一直像地地道道的中国雇员那样带着殷切追踪着陆明。麦克拨通手机,然后放到陆明手里。陆明用英语和电话里的人交谈起来,谈了有七八分钟。
麦克用地道的中文问陆明:“要不要通知柴进贤副专员我们到达的时间?”
陆明说:“好吧。你告诉他,到洛泉以后,我要直接去见他。”
麦克拨通柴进贤的电话。“是柴进贤副专员吗?”麦克无声地笑着,听那边说话,时间很长。“我知道。我告诉你,柴副专员,陆明总裁的态度很清楚,如果我们这次再遇到上次那样的情况,我们就不再考虑与贵方的合作了。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将向埃森马克总部汇报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情况……不,这不是威胁。当然,你说的是对的,这可能意味埃森马克中心重新调整在K省的投资战略……陆明总裁会向李震省长交涉……你知道这将对你政治发展不利……是的,是的。我知道曲远征在K省的活动……我知道。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有办法……当然,我们不希望事情发展到那一步,事情如果发展到那一步,结局将是:没有胜利者。你也不会是胜利者,这一点你比我们清楚。”
麦克看陆明。陆明说:“听他说。”
麦克又听了五分钟左右时间。
“你仍然坚持……好……很好……柴进贤先生,我已经说过,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要冒很大风险……”
陆明听到柴进贤沉稳有力的声音:“尽管陆明加入了美国国籍,但是他身上流的仍然是中国人的血,他就永远是中国人。既然他是中国人,他就能够做我说的那件事情,而且他知道怎么做。”
麦克捂住电话,用英语骂了一句,然后请示陆明:“他仍然坚持要我们把那笔款打到他在新西兰的账户,他说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陆明沉吟一下,说:“我们再耗不起了,答应他。”
“柴进贤先生,我们满足你的条件。……好,好。……那就说定了。你放心,我会转告他。”麦克扣上手机,“他说将做出安排,我们一到达马上签约……”
陆明脸上显露出笑容,隔着高大的落地玻璃窗,看着停机坪上缓慢移动着的飞机和穿梭其间的行李车,仿佛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味之中。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6)
“麦克,”陆明回过头说,“你知道吗?洛泉地区南部的崤阳县是我的家乡,我就出生在那里。”
麦克十分惊讶:“我的上帝!这是真的吗?”
“真的。”
“你从来没说过。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这与我们的业务无关。”
“真的无关吗?洛泉煤田的主要构造带在崤阳,我们的项目也主要在崤阳……这里没有情感上的原因吗?”
“麦克,”陆明说,“你在美化我。生意就是生意,我从来不在生意中混杂什么感情因素。”
麦克笑起来。
……
金超溜出贵宾休息室,重新来到刚才坐过的地方。
旁边座位上的人惊讶地注意到,这个刚才还静如处子的人呼吸急促,脸色苍白,额头上涂满了汗渍,就像刚刚跑完五公里路程一样。
开始登机了。
(1999年晚秋—2004年初冬)
后记(1)
1
经济学上有“蝴蝶效应”的说法:亚马逊丛林中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会因此掀起一场风暴。现在我把这种“蝴蝶效应”引申到社会生活领域,即:所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引发的。蝴蝶效应实际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过程之中。
位置不同,对生活的观感会有所不同———吸食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和为生计问题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想的当然不是一样的问题。但是,不管处在何种位置,不管高官还是草芥小民,实际上都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这样就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
但是,“小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仆人,它无需叙述或者评论历史,而是揭示人类生存中不为人所知的面目。”(昆德拉)
我想,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惟一目的。
本书写的是我对生活的观感,但同时我又可以自信地说,它反映的是和所有人都有关的生活。
2
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
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
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
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当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
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3
我不愿意把这部作品解说成为所谓官场小说,尽管它涉及权力与位置。
权力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对它趋之若鹜?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文学关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灵的震颤和扭曲,是孤独灵魂在无情世界面前毫无意义的反抗。权力在这里成了一种强力的象征。
我更为关心的是,当权力———尽管它是一种象征———成为无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时候,人类怎样生存?我观察到尊严被伤害的痛楚、欲望被抑制的焦虑以及不被人和环境认可的孤独,鲜活跳动的心灵改变了颜色,像垂死的鸟儿一样挣扎和抽搐……这种状态的普遍性让我感到吃惊。我发现,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公有制单位领导和私人企业老板使用权力给人造成的精神动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想对人对事做道德是非判断,我只述说我看到的东西。
当社会正义缺席的时候,权力会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它冷血,有时候会具有一种暴力色彩,其血腥和暴力的程度不亚于屠杀。它屠杀的是人的心灵。而正义的缺席不仅仅因为制度,这里还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于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充满了同情———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我的人物: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
生活并非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既是权力的追逐者,又是权力的牺牲品;人在用权力毁灭他人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他人所毁灭。正是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事的轮回既无章法亦无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事无常。
我曾经想为这部小说取另外一个名字,但是,一种隐隐的感觉,使我最终认为现在这个书名更好一些:人的命运都是在移动中完成的,个体命运对欲望的追逐造成移动,某种强力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会造成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命运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非我力量的强制规定。故事还要延展,在延展的那个部分,读者将会更生动地看到移动造成的危险。
有人把作品视为作家的孩子,这种温馨的比喻的确反映出作家刚刚完成作品时的心态:喜欢它,更希望所有人都喜欢它,包括它的名字。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有意保留了一部分目前尚不宜表达的内容。社会处在巨大进步之中,但是公众对文学表达方式和内容的接受还常常需要时间和机缘的辅助,而我又不能欺骗社会,给读者造假,只好先写出来,然后封存,等待社会能够容忍一个作家进行富于个性的艺术表达的时候,再让它直面读者。这虽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减弱它对生活的批判力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后记(2)
在我看来,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帮助人看清生活的质地和流向,使人能够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妥的地方。
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我们不过是处在一种过程之中。就个体命运来说,人生历程实际上不过演绎了一场自我和非我共同设计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往往没有规则,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到底身处何地,要去向何方。
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沉重的,就像先天盲人不能感知世界的色彩和光亮一样,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感知身在其中的沉重。人被沉重挤压着,最终成为齑粉,人却浑然不知。尽管这样,我仍然不希望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感到过于沉重,我想告诉人的是:这种境遇并非你一人独有,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命定。
既然所有人都处在相同的过程之中,那么我就有理由坚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救赎———只要我们真正弄清楚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就可以了。
5
这本书最初写作于五年前,写完以后,按照我的习惯把它封存了起来,打算让它潜沉一段时间,再择机进行修改。我开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
这期间,社会思潮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演进和深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找到了审视现实和内心的新的视角。当我再一次把书稿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东西能够提高和丰富这本书的精神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第二稿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肩负着公职,写作通常在早晚间进行,辛苦自不待言。好在当创作成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以后,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充满激情,就像恋爱中的人那样,劳作不再显得艰苦,它成了当事者的节日,一种每天都感到欢欣并为自己庆贺的节日。写作第二稿用了一年多时间,随后我又进行了最后润色和修饰,终于在今年入冬的时候把它全部写作完成了。
当我下决心要把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就在想,一定要写一本值得阅读和欣赏的书。为了这个目标,我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当我为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长吁了一口气———用萨特的话说:“我已经说了自己必须说的话。”
尽管我知道以后还会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讲述后面发生的故事,然而,当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和我的人物别离的时候,仍旧产生出一种惘然若失之感,就像和相处久了的人不愿意分开一样。
我会尽快重新和他们聚在一起。
6
非常感谢陈忠实对本书的抬爱,他撰写的序言比作者本人更好地概括了本书和本书作者。这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对我的激励,我相信它会对我将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重要的滋养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执著于作家信念的人,最好的感谢是写出让他喜欢的作品,这会成为我的创作动力之一。
我还要对本书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只有对社会、对作者、对读书人承担着光荣责任的人,才有可能将这样一部作品推出来。周百义社长作为出版家的智慧和胆略长时间以来为我所钦佩;责任编辑谌毅对作品的敏锐感觉和深刻理解,使我为本书找到了第一个知音,也使我新结识了一个有质量的朋友,我为此感到幸运。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辛劳的人的责任心、效率和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好团队的重要标志,我尊重着他们。
世界因为这样一些人的存在而明亮和温暖。
最后,我还要对每一个购买和阅读本书的人表示感谢。在时尚侵入文化,越来越多的文字已经不再承载精神意义的今天,经济并不宽裕的读者花钱购买和阅读这样厚的一本书,我认为是一种值得敬重的高尚行为。作家写出一部作品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属于作家的那个部分,更重要的创作还要由读者来完成。如果读者发现这本书与读者经历和未曾经历过的精神生活发生着某种对应和联系,如果读者认为写这本书的人说了真话并且是负责任的,那么,我为本书付出的一切辛劳就都得到了报偿———我理应感谢付给我这种珍贵报偿的人。
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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