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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死者的妻子代他向恩师提出了这个极为棘手的问题，周教授万感交集，却无言以对。

死者的妻子却并不了解此时周教授的心情，她试探地问：“听说这次已经通过他为副研究员了?那……希望能从八三年算起!”

周教授不敢看她那哀伤而又怀有希冀的眼神。看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想“从八三年算起”呢?八七年都没有他!但是，他能说吗?老教授的嘴嗫嚅半天，还是难以启齿，他不忍再刺激这个已经遭了横祸的女人!

周教授默默地告辞了，把万语千言都和泪吞下了。

年龄相差将近三十岁的两代植保专家在崎岖的事业之路上不期然地分手了，谢以铨没有跟着老师走完漫长的征途。他们在事业上的亲密合作，是在桂林柑桔研究所结束的。那里，绿叶披纷、硕果累累的柑桔记载着他们的建树，也象征着他们的品格。这令人想起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中三闾大夫以《桔颂》向他的学和玫知己婵娟献祭的感人诗篇。

周教授没有告诉死者遗孀的还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谢以铨在出发讲学之前对自己又一次“榜上无名”是一清二楚的，却没有对任何人流露不满情绪，一直到死!但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承受着怎样的压力，抑制着怎样的愤懑!谢以铨毕竟是人而不是牛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早”，这不公正的待遇是对一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的才干和人格的双重侮辱!

周教授无疑是首先发现谢以铨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可惜，这位“伯乐”的权力太小了些，目光和魄力也不够远大。在农大，在农学界，像他这样垂垂老矣的前辈还有一些，人家能够对自己的弟子鼎力举荐、破格提拔，他却为何不能呢?他严于律己、严于教徒，注重实干而不尚张扬，这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谢以铨这样“战骑一敌万”的良驹在他手下团团转了三十一年，始终示能凌空腾跃，却不能不说是伯乐的悲剧。到头来，伯乐葬马，空留下无谓的嗟叹：“谢以铨为我作出了牺牲，我对不起他!”

雪上空留马行处，龙媒去尽鸟呼风。晚了!

可怜的是，谢以铨也有学生和追随者，也在依照祖师爷的风范，步老师的后尘!就在谢以铨升迁无望、郁愤难平之际，他指导的博士生张青文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棉花的补偿能力与棉铃虫的防治新策略》。为了让老师也当一次“老大”，以便在下次评职称时增添一些分数，张青文毅然作出牺牲，在自己的名字前边写上：“谢以铨”，名列第一，论文发稿时，谢以铨正在桂林讲学。刊物在印刷中，他却已经死了。他的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白费了，晚了!张青文跪在老师的遗孀面前痛哭：“师母，我再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恩师的了!”

谢以铨的妻子精神恍惚，痴痴迷迷。她猛然想起，丈夫在死前的一段时间，情绪有些反常。

他即将去桂林讲学时，曾对妻子说：“我陪周先生去，让他讲吧，我不讲!”

“为什么?”妻子问他。

他没有回答，只报以抑郁的目光。

妻子现在懂了，那是他对于无视他的学术的人的无声抗议!但他还是讲了，而且讲得那么认真、那么好……

他匆匆赶回来时，妻子对他说：“我给你预约好了，星期一去医院检查!”

“不行，”他回答，“星期一我得讲课!”

“刚回来就讲课?为什么安排得这么急!”

他不语，只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咽回去了。

妻子现在懂了，那又是一次无声的抗议!用“课时”来卡一个科研人员吗”你们卡不住，且看下次吧!可惜，他没有再次较量的机会了……

妻子一切都明白了，丈夫在死前独自忍受着屈辱，却不肯向她透露一个字，是怕她为他伤心、为他不平!

“老谢是屈死的，是含冤而死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嘶哑的呐喊。

农大的领导为抚恤死者的家属作出了安排，这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妻子念念不忘、逢人便讲的是为丈夫“正名”!她坚决要求：把本应该属于他的、早就该属于他的职称还给他，让他“名正言顺”地安息!

谢以铨之死在农大激起了轩然大波，四十八名教师和科研人员联名上书校长，要求重新审议谢以铨的副研究员职称。当他们拿着这封信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签名时，老教授慨然叹曰：“你们早干嘛呢?人死了，才想起来找我!”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现在，物伤其类的“马”们在奔走呼号寻找伯乐，咄咄怪事，呜呼哀哉!

这封“请愿”书如石沉大海，迄今尚无回音。一位平时与谢以铨并无深交的教学辅助人员说：“谢以铨的死已经激起了民愤!”

“民愤”又能如何呢?

老讲师和个体户；教授和孙女；死了的和活着的；马克思的名言和日本人的议论……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北京。

黄昏，繁忙的一天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的南北走向大街上，车水马龙。自行车摩托车卡车吉普车公共汽车……汇成一股潮水，奔向各自的终点。潮水把街道切割成东西对望的两岸，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连接两岸的斑马纹人行横道，犹如跨越波涛之中的险桥。

此刻，也许根本没人注意，在马路边站着一位神情怯懦的中年妇女。是的，她实在太貌不惊人了：中等偏矮的身材，干瘦而虚弱。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路蹰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呼啸而过的车子的空档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煞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懵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进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历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入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入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太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舍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发!

她在被抢救中的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的妻子最后一个字。“冷…… ”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人你买!”还装了假发，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但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趁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四百块，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一百元出头，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难怪有人嘲笑他们：干了三十年，还不如那个“傻大力”，看来你们越读书越吃亏啊!

的确，知识在贬值。知识分子的总体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才五十六块，不如一个小保姆，用这点儿工资雇个扫街的都没人干!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比不上卖豆芽菜个体户一周的收入。北医附属医院大夫做手术超过十二点，仅仅补助两个鸡蛋。而他们雇个剃头的，专管给头部手术的人剃头，每剃一个就是三块钱。社会上流传的新型民谚“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绝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难怪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在悄悄兴起，一些高中毕业生不愿意考大学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学了，他们宁愿去当工人、去做买卖，也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地区人均年收入已达九百三十元。请问：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家庭达到这个平均数字?请问：目前市面上抢手的高档电器、组合家具以及高级饭馆里的豪华筵席，顾客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几?再请问：税收部门在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时是否统计过，月收入达到征税额的中年知识分子有几人?他们出版一本教材，一部著作，往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那点儿稿费却要按“月收入”收税，于心何忍?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妒嫉一些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能够获得应得的报酬——不是指八小时以外再加班加点兼课、当“星期日工程师”，去挣额外收入，而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当然价值，他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达到社会上同龄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用翻书就能引经据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复杂劳动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陈云同志也曾经说过：“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实生活中却“脑体倒挂”!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经济规律的!参加座谈的一位老干部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才智，才使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日本视教育为国家腾飞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压缩教育经费，教师待遇也较高。南朝鲜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资收入有的高达工人的十倍。与香港比，我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一百八十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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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想到了我曾采访的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职称评议工作中，他有幸(不幸?)被推举为该院的评委。面对着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的名单，论资历，论学术水平，论贡献，他觉得都不相上下，要他划掉哪一个，都像用刀子剜自己的心——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良心!但是，比例是定死的，名额是有限的，他又有什么办法!他深知，这些和他一样的人，非常看重“面子”；但他又痛苦地看到，这些人现在不得不撕破“面子”一个个来找他谈，向他申述种种理由。他怕见这些人，怕听这些话，因为他无法回答：无论许诺或是拒绝。他只好躲，把妻子儿女都打发到亲戚家去住，他一个人下了班就躲在家里，关紧门窗，佯装无人，谁都不见。八月的武汉，天热得像蒸笼，而他躲在密封的家中，却冷得发抖!外边的每下脚步声，他都怕是冲着自己来的，不敢开灯，连大气也不敢出，那脚步声每一下都打在他的心上!他自己上楼下楼的时候，提心吊胆，蹑足屏息，不敢发出一丝声响，好像自己在去偷、去抢、去加害于人，他觉得二层楼梯比泰山十八盘还要难走!整个评议过程，他都是这样熬过来的……

看来，这些有“权”决定别人命运的人，也够难的。职称评议工作是一桩“得罪人”的差事，很容易“激起民愤”，在农大如此，在北师大也是如此，几乎是“怨声载道”，许多人可以指名道姓地进行攀比，列举出诸多不平之事。其中有没有营私舞弊、徇情枉法、门户之见、打击报复?也许有，也许没有，既然议论纷纷，还是广开言路为好。而有意思的是，北师大召开的这个座谈会，到会的多数都有“怨言”，而主持会议的党委副书记则由他们说、任他们骂，既不“说服教育”，也不“诱导安抚”，只是洗耳恭听，并且时时点头，深表同情。他无法批驳这些人，又无法帮助这些人，他那把交椅坐得多么艰难啊!

他们列举了一大串落榜者的名字，这个神经失常了，那个病倒了，都是因为职称。一人失意，全家不安。家人说：“咱不要职称，顾命吧!”可是，这些人想不开，他们把职称看得比命还重。“我不是要求别的，是要求工作的权利，职称是工作的通行证!”他们说。没有高级职称，他们无法充分发挥工作潜力，无权申请国家科研项目，无资格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他们甚至无颜见自己过去的学生，学生们在外地已是副教授、副研究员了，还要进京来向这些老“讲师”请教，难为情啊!全国形式逻辑学会的许多委员的职称都高于会长，让这位会长怎么工作呢?

历史留下了太多的遗憾，和现实中的遗憾搅在一起，要梳理，要解决，是困难的，有的甚至难以弥补了。

地理系一位老讲师，侥幸提升为副教授，又侥幸被派往加拿大进修，应该说是幸而又幸了。但他出国一年后回来，这个保持了三十多年北京市八百米长跑纪录的男子汉却变得呆傻麻木了。有谁知道他“进修”的苦处呢?年过半百了，他的导师却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加之语言障碍，交流困难，国格、人格，使他心理上承受了过大的压力!难道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就不如人吗?我们本来可以……

是的，我们“本来可以”做到而没有做的事情太多了。一个日本代表团在参观了师大之后说：你们总说你们的实力不够，其实我们日本在战后比你们困难得多。但是，我们当时首先建设的不是楼、堂、馆、所，而是学校。尊重教师、尊重知识，在全民族蔚然成风。我们这次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豪华的宾馆和现代化建筑，也看到了许多重点学校的危险房屋……

当然，他们所看的不止是北师大，所说的也不止是“危房”。据我所知，北京市的馆店宾馆目前已达三千九百家、四十三万床位，涉外饭店已达九十七家、二万四千床位，还有一百○二家在建或待建，到一九九○年涉外饭店将达二百家，有关方面估计将出现出租率下降、营业亏损现象。而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已饱和而不得不提高分数线、加大淘汰率了，连学龄儿童入小学都很困难，更不要说那些“教书匠”们几代同堂的宿舍了!

……

暮色苍茫，我带着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和几盘录音带走出北师大校门，那条南北通衢大道上，车水马龙。一刹间，我想起了心力交瘁的徐志英老师，并且瞥了一眼那条印着斑马纹的人行横道线，那是她丧生的地方……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为你讲述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北京。

开演的铃声响了，首都剧场里的灯光灭了，舞台上的大幕徐徐拉开了。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出，美国著名的“聋人剧团”来华首场公演哑剧《别了，福特老爷车》!

演员全是聋哑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全凭表情、动作、手势。只动手，不动口——口也是动的，只是没有声音。

不，演员不全是聋哑人。你看，他们之中的一男一女，不仅投入剧情和大家一起表演，而且在担任现场同步配音，聋哑人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个口型，都由他们变换成流利的台词，传达给每一位观众。他们的译配默契传神，惟妙惟肖。

他们是谁?那位年轻的女演员，没有人认识。那位中年男演员呢?高大的身材，宽阔的肩膀，宏亮的嗓音，娴熟的表演……似曾相识。啊，有人认出来了，他们曾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豹子湾战斗》、《曙光》、《街上流行红裙子》、《伽俐略传》、《高加索灰阑记》……中见过这个熟悉的形象，曾在《芙蓉镇》、《普通老百姓》等多部广播小说或译制片中听过这个熟悉的声音。他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王振泰!

演出相当精彩，相当成功，征服了中国的聋哑人，也征服了普通观众。剧场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台上的聋哑人簇拥着王振泰，热烈拥抱，打着手语向他表达衷心的感谢，美国聋人剧团的负责人祝贺他的巨大成功，他微笑着和他们亲切交谈，用英语、用手语……

这个王振泰!他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

不久前，中国戏剧家协会邀请美国的聋人剧团来华演出。这是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剧团，演员全是聋哑人，使用特有的哑语演出，服务对象却不以聋哑人为限，面向全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他们帮助成立的聋人剧团，兴起了一项颇有特色、颇有影响的残疾人艺术事业。剧团团长兼艺术指导大卫?海斯先生却是一个既不聋也不哑的正常人，一位事业心极强的艺术家。他要把他的事业推向全世界，而在中国还是一项空白。他十分高兴地应邀率团来华演出，但为了使中国观众理解剧情，需要现场译配汉语。他们已经有了一位女演员，希望中国能派一位男演员，这个人必须既懂表演，又通英语，最好还会哑语。

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些，到哪儿去物色这样的全才?剧协遍寻不着，向青年艺术剧院求援。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王振泰!

于是，这位全才的艺术家脱颖而出，走马上任，时年四十七岁。

王振泰，一九三九年生于北京，一九六二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后，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语言协会会员和北京朗诵协会会员。他的个人简历就是这些。另外，档案里还多一条：其兄有历史问题。这一条，现在不算什么了，当年却是个沉重的包袱，背了好多年，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演《青松岭》那样的戏是没有他的份儿的。“文革”前他也演过几部戏，但都是配角。他很难占据主角的位置。那时候，像吴雪、金山这样的名演员还年富力强，轮不到初出茅庐的王振泰。而且他的个子太高，一米八二，别人没法儿跟他配戏，他只能陪衬别人，《豹子湾战斗》里的“大个儿”、《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赵大大，当“特型演员”使用。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临时顶替梅熹在《文成公主》中演过一次唐太宗。如果他是个无能之辈，自甘沉沦，倒也罢了，偏偏此人才高、胆大、心野，他痴迷于话剧事业，他要在舞台上闪光!果然创造了奇迹，他以魔术般的演技掩盖了身材太高的“缺陷”，出色地扮演了《祝你健康》中的丁少纯，令吴雪院长赞不绝口；在《杜鹃山》的排练中他偷偷地默记了别人的台词和舞台调度，自告奋勇扮演与他本人气质相去甚远的温其久，活灵活现，使同事们拍案叫绝!

出色的才华使他的形象放出光彩，成功之路在他面前刚刚展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艺术青春在蓬勃时期突然中止。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被下放到部队农场去劳动改造，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打坯、垛墙，累死阎王”，四年就是这样度过的，收工后洗脸的时候，手都举不起来，够不到脖子。并不是艺术家不可以劳动，他们本身就是劳动者，他们的手可以创造出比“打坯、垛墙”更有价值的精神财富，但是那时候不需要这种财富。“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王振泰作为一名演员，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却是在舞台之外度过的。而当他离开舞台的时候，似乎才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世界，理解了人生。

“四人帮”肆虐十年，一朝覆灭，中国又有希望了，话剧艺术又有希望了。此时的青艺，老一辈的艺术家或已被迫害致死，或年事已高，王振泰这一批刚刚步入中年的演员挑起了大梁。中国的文化人、中国的艺术家把国家的兴衰、事业的成败看得高于一切。尽管王振泰家有瘫痪在床的老岳母需要他伺候，不避风雨的陋室需要他蹬着三轮车拉砖运土亲自修理，他自己还有多种疾病，但是艺术的青春在召唤他，梦寐以求的舞台在召唤他，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了事业，《山泉》、《伽俐略传》、《街上流行红裙子》、电影《翔》……都留下了他的形象，融入了他的心血。

人在逆境中觉得度日如年，顺境中又感叹日月如梭，不知不觉，王振泰已经年过四十，他的舞台生涯还能有多久呢?眼看一批青年演员成长起来了，他们青出于蓝，雏凤声清，大有取代中年人的位置之势!十年前的苦恼又降临到王振泰的头上：一米八二的个子，过去和老演员不好配戏，现在和年轻演员也不好配戏，他必须再次退让当陪衬了!

王振泰没有沮丧，他为这些年轻人的幸运而高兴——没有像他那样贻误青春，他热情地为他们捧场，哪怕一个边边角角的小角色也演得熠熠生辉。王振泰没有哀叹，他在排练之余、舞台之外，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为剧院翻译剧本，青艺上演的布莱希特名剧《高加索灰阑记》，剧本就是他翻译、整理的，演出时，他还一个人穿插扮演了好几个角色。他把余力投向广播、电视，用他那优美的声音为听众、观众服务，并且翻译了近五十部(集)的广播、电视剧本，他导演的广播剧《蓝色的彩桥》获首届乌金奖一等奖。广博的才华、创造性的劳动，使他的生命之花开得更加灿烂，他的“舞台”大大扩展了。

他开始了自学外语，他说，话剧艺术是外来艺术，必须学习、借鉴国外的戏剧表演理论，我们过去接触得太少了，现在要开放，要振兴中国的话剧艺术，就要把人家的理论翻译、介绍进来!他的胃口真不小，刚学ABC就想当翻译!“我必须得学成!”他说到了，也果然做到了，几年过后，他以惊人的毅力攻下了英语，具备了笔译、口译的能力。

难怪美国聋人剧团的朋友们那么赞赏他，这样的人才的确不可多得。不过，他的哑语却是现学的，学得那么快、那么好，这个人!

人选确定之后，海斯团长邀请王振泰赴美国参加半个月的排练，以保证演出质量。但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此行未获批准，王振泰只好根据美国寄来的剧本和演出录像带进行准备。他把剧本译成中文，并且根据录像带对口型，练配音。他家里没有录像机，骑着摩托车到处借。没有。四分之三的录像带只有电视台的机器才能放。幸亏他的妻子在电视台工作，帮了他的大忙，陪着他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外国哑巴的表演。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不懂哑语的人，要弄懂那些奇奇怪怪的手势，译配成准确、生动的台词，该有多难!王振泰是个只知前进不肯后退的人，他为此竟然从头学起了哑语，拜聋哑学校的老师为师，像小学生一样，比比划划，“爸爸”怎么“说”，“妈妈”怎么“说”……

美国聋人剧团来了。团长认为还需要拿出半个月的时间排练，以便中国配音演员适应，哪想到，王振泰只用了一天就完全适应了，使演出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圆满成功，这里边，有王振泰事先在台下付出的多少汗水!在北京，在外地，聋人剧团的演出连续博得一片喝彩声。美国朋友心里明白，如果没有王振泰，这将是不可思议的!

演出结束后，美国朋友要回国了。海斯团长含着感激和景仰之情，郑重邀请王振泰去美国工作，他的聋人剧团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才。王振泰却礼貌地婉言谢绝：“不，我的事业在中国，正像您在事业在美国一样!”在外国人面前，王振泰不卑不亢，热情而不流俗，自爱而不傲慢，展示了轩辕子孙落落大方的风度，赢得了国际友人的格外尊重，这与某些见了洋人就骨头发软的“明星”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由于聋人剧团在中国的演出成功，海斯很受鼓舞，进一步表示，他有意帮助中国聋人组成一个剧团。这个想法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不谋而合。经过磋商，海斯三次来华，在北京和上海遴选了四个聋哑青年，这就是未来的中国聋人剧团的最初的“班底”了。海斯邀请他们于一九八七年六、七月间前往美国聋人剧团学习一个半月。对于这四名聋哑青年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走运”，他们激动不已，用哑语交流着狂喜的心情。但是，他们毕竟是聋哑人哪，连汉语都不会说，更不要说英语了，出国学习必定要碰到远远超过常人的困难。需要有一个人带队，这个人应该是戏剧行家，又精通汉语和英语。不用说，这个人选非王振泰莫属了，中美双方的想法再一次不谋而合。当然，也有人提出另外的人选，出国是“美差”，这个“团长”别人也想当。海斯坚持说：“如果你们要派一个外行来，那我宁愿取消一个名额!”他执意请王振泰带队，话说到这个地步，也就只好如此了。王振泰本不想争这个“美差”，但是，美国朋友的信任和尊重使他盛情难却，他帮助海斯挑选的那四名聋哑青年也使他放心不下，考虑再三，他答应了。“君子一诺重千钧”，他知道，这在他的肩膀上落下了怎样的重量。但他却不知道，为这次美国之行他将要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

一九八七年四月决定了此事，六月五日就要启程。说不清由于什么原因，这百分之百的公事却好像成了王振泰个人的“私事”，在所余一个来月的时间里，王振泰这位“团长”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五个人的护照、签证要他亲自跑，从上海来京的两名聋哑青年的食、宿要他想办法。他只好把上海聋哑青年安排住在私人家里，吃饭也是东家一顿、西家一顿，包括他王振泰自己的家。又说不清什么原因，四名聋哑人的制装费受到习难，出国零用钱也没地方给，王振泰四处求情，才获准由他们自己掏人民币，每人换了三十美元。签证也难，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难。直到六月四日，王振泰饿着肚子、骑着摩托跑了整整一天，才拿到了签证，他已经精疲力尽。可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必须率领着四名聋哑青年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