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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横跨太平洋，向东飞去。王振泰昏昏欲睡，他太累了。

途经日本，在机场停留的时候，四名聋哑青年口干舌燥，可是谁也不舍得拿出那点儿看家的美元买碗水喝。王振泰看在眼里，默默地拿出十个美元，买了五杯桔子水。“喝吧，我请客!”他用哑语亲切地对他们“说”。四个人拿起了杯子，眼中涌出了泪水，那泪水，胜过万语千言。

我国第一支聋哑人剧组，飞越重洋，飞渡蓝天，来到了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开始了为期五周的紧张学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来自好几个国家，可以说，中国的学员基础最差，他们没有正式学过表演，又不懂英语，还要适应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他们甚至连“听”课都十分困难，因为美国的哑语和中国哑语也有所不同，也需要“翻译”。千难、万难，都要王振泰带头去攻破它。他和他们一起“听”课，然后把所学的内容译成汉语作为他们的讲义，并且用中国哑语对他们进行辅导，帮他们学会美国哑语，然后才能谈到学习表演。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昏厥过，心绞痛发作过，并且犯了痔病。学员们心疼他，把讲义藏起来，他“说”服他们：我不要紧，这是老毛病了。你们要好好学，出来这一次不容易，不能空着手回去!一个学员病了，他彻夜守护着；另一个学员病了，又是他通宵服侍，用哑语抚慰着这些远离祖国和亲人的青年，他深知难以表达自己心境的残疾人的特殊痛苦。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告诉海斯先生，他们忍着，靠自己的体力和毅力和病魔抗争。美国朋友并不知道他们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王振泰硬是带领着四个聋哑青年闯出了一条艰难的路，尽管他们的起点低，但在学习结束时的汇报演出中，中国聋哑青年得到了很高评价和普遍赞扬。海斯先生给中国戏剧家协会拍来电报：一切顺利!这使远在祖国的亲人，使天涯未归的游子，都感到莫大安慰，中国的残疾人没有给祖国丢脸!

该回国了。这五个星期，王振泰既是团长、领队，又是翻译、教师，甚至还是会计、服务员、护士，他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全部奉献了出来。这五个星期，他们把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没有来得及看一看风光旖旎的康涅狄格河和长岛海峡，没有来得及去逛一逛近在咫尺的纽约，直到回国前才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匆匆一览。他们也没有买任何“大件”。他们只想赶快回去，向祖国汇报，开展中国的聋哑人戏剧。为中国残疾人，为中国人民献上一朵崭新的艺术之花。

七月十三日，王振泰率领四名聋哑青年安全飞抵北京。他一进家门，就巴不得立即躺下来睡上几天几夜，实在没有力气再爬起来了!

但是，他又记起，那两名上海籍的聋哑青年还没有看过长城，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了。出国之前，没来得久，剧协答应过他们：等回国之后，带你们去登长城!现在，他们胜利归来，这个愿望该满足了。妻子说：“不能让别人带他们去吗?”王振泰说：“推给谁呢?我既然管了这事儿，就管到底吧!”

他还是硬撑着去了。八达岭长城那宽厚的石级上，一步一步，艰难地挪动着王振泰疲惫的身影。在他的身旁，两名上海聋哑青年兴奋地眺望着延绵万里的巨龙，用无声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惊叹和自豪：啊，真伟大!

从长城回来，王振泰的腿都木了。

七月下旬，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妻子忧郁地看着他，劝他到医院去，该彻底治疗、彻底休息了。但是，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吞服了几粒救心丹，又“挺”过去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休息，出国的工作总结还没有写完，他还没有向领导汇报，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来。也许，等中国聋哑人剧团正式成立，他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来承担，他仍然不能推卸。

天气奇热，久旱无雨。他的居室闷得像蒸笼，潮得像浴室。他挥汗如雨，一字一句地写下那难忘的美国之行，倾吐他对自己正在开创的中国聋哑人戏剧事业的挚情……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是原定的汇报日子。他的总结还没有写完。妻子替他打电话给剧协：“能不能推迟几天?下个星期一吧，八月三号，他说可以赶出来!”

他在赶这个日子。如果身体稍好一些，他是决不会拖延的，他向来是保质保量并且提前完成任务的。

八月一日，星期六，北京这一年中最热的一天。

凌晨四点钟，王振泰突然叫醒妻子：“哎，不好……赶快给我喷药!”

邻居被惊动了，赶快打电话，叫急救车!

车来了，人们七手八脚，要抬他上车却抬不动。一米八二的大个子，女人抬不动!王振泰挣扎着，自己爬上车。

急救车发着尖厉的呼啸，直奔医院。车过北海，王振泰觉得自己好一些了，嚷着要回去，他的总结还没写完，后天就要汇报!妻子不听他的了，决不能听了，车子继续向医院疾驰……

急诊室。值班大夫看了看王振泰：“去做个心电图吧!”

妻子搀扶着他，一步一步踏着楼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却没有人。“大夫!护士!”妻子急切地呼叫，四处寻找。护士来了。“交钱去!”

妻子犹犹豫豫地接过交款单，心里说：晚交一会儿我也不会坑你，就不能先做吗?救人要紧!但是，她不敢说，也不敢违抗，还是去了。

等她交了钱回来，她的丈夫竟已离开了人间!就在她交钱的那会儿工夫，就在王振泰躺到心电图仪旁的一刹那，他的生命突然结束了，连病也没来得及治，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中国聋人戏剧的创始人，匆匆离去了，终年四十八岁!

当天晚上，北京城下了一场人们盼望已久的透雨，而他却没有享受到酷热过后的清凉。

大雨如注，他留下的陋室又漏水了，破瓦垂泪，颓壁留痕，似在埋怨它们的主人为什么不来修理?他不来了，永远也不再为这蜗居多年的栖身之所补砖抹泥了。

王振泰猝死的噩耗使远在美国的大卫?海斯悲痛万分，他在唁信中号哭：“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王振泰生前并没有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称号，这是一位异域知音、一位洋“伯乐”的由衷赞语，恐怕也不为过誉吧?

洋“伯乐”也是伯乐，中国的“千里马”走向世界，并不拒绝洋人的慧眼相识。但是，中国的“伯乐”干什么去了呢?中国的“黑泽明”、“高仓健”，中国的“邦达尔丘克”，中国的“格里高里?派克”、“嘉宝”、“英格丽?褒曼”……等待他们去发现，不要等到一个个都死了再去评头品足!

“墙里开花墙外香”。王振泰的艺术之花、生命之花开得灿烂夺目、香远益清，却又开得太迟、太短、太难，这大概是在“墙外”的大卫?海斯所难以理解的，他根本不知道王振泰在“墙里”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等到“墙外”的清香反馈到“墙里”，中国已经没有王振泰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根据死者生前的愿望，追认王振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党的儿子，虽然死后才被母亲承认，总算也偿还了夙愿!

王振泰之死，把戏剧界同行惊呆了!把与他同台演出的伙伴们疼傻了!把他亲手扶植起来的聋哑演员的泪水哭干了!他们不会说话，只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王振泰相通的哑语“呼唤”着他：爸爸!他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把他看作重生父母。“中国聋人戏剧之父”，王振泰确也当之无愧。如果哑巴会说话，他们将用人间最美好的语言，向人们讲述这位“父亲”的动人故事……

王振泰并不是被整死、气死、冤死的，也不是医疗事故，夺去他的生命的是病魔，因而无“官司”可打。但是，如果他所从事的、受命于祖国的、具有重大开拓意义的聋人戏剧事业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理解和具体帮助，而不是刁难和阻挠，如果有人分担些他肩头的重压，也许不至于为此而丧命。如果他自己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傻”不那么拼命，如果能早点儿主动就医，也许四十八岁并不是寿限。

近年来，报刊上常常报道一些有贡献的中年知识分子“带病坚持工作”，为此，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教授说：“带病坚持工作精神可贵，但不可取，不宜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话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讳疾忌医”历来是被人嘲笑的，有病不看是愚昧无知，自己“找死”。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却相当普遍。是他们都“愚昧无知”吗?都愿意“找死”吗?岂不知，他们的工作任务是何等繁重，以至于非“带病坚持工作”不可；他们去看病又是何等之难，以至于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也不愿意去排队等候、去遭白眼。卫生部曾在一九八三年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中年知识分子的体检工作。四年过去了，许多单位并未认真落实。中科院一些研究所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很高，但每年一次体检却没有保证。有些单位为了少花钱，只做常规项目的体检；有的体检时只查一个科；有的只管报告体检结果，不关心治疗，以至于一误再误，许许多多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自然，我也深知医务工作者的苦闷与艰难，如今在医务界挑大梁的人也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没有排除在工资低微、养老抚幼、工作繁要……的人们行列之外。大夫们也在“带病坚持工作”，和张广厚、谢以铨、王振泰……一样。他们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代人必须“拼命”!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倒下了，活着的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还在继续走下去……

冯福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尖子演员，现年四十六岁，已有二十六年艺龄，是王振泰的同龄人和挚友。他的家里有长期瘫痪的老父亲，弟弟患有肝坏死的重病。他背着沉重的家务，还要作剧院的台柱子，哪副担子也不能卸。一九八三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一块栗子大小的“增浓”，医生说是肿瘤前期。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他能“躺倒不干”吗?只能在治疗的同时，照样演戏，有时甚至一天两场。他是主角，他一退，整台戏就垮了。上场之前，他必须先打一针葡萄糖；幕间十分钟仅够换服装的时间，一边换装，一边往嘴里塞仁丹；演出中间支撑不住，就对着侧幕喊：“赶紧给我一碗凉水!”

他曾经晕倒在舞台上，是王振泰把他救了下来。那是怎样的“即兴表演”啊!振泰抱着他、扶着他，说着临时编造的“台词”。把他拉到台后，观众竟看不出一丝破绽，还为他们的表演“真实动人”而鼓掌呢!振泰救过他，他也救过振泰，他们是患难之交，生死之交!

但是，振泰先走了。他还在沿着振泰走过的路往前闯。“我们青艺的同龄人，已经死了七个了，不知哪一天，该轮到我了!”他说，语调似乎很平静，“我现在索性不停了，有戏就演，有活儿就干，我要活得值!”

徐雷，现年三十八岁，青艺的主要女演员，一九七九年从部队转业到了青艺，半道儿接了《权与法》，之后一直没有间歇地主演了《上海屋檐下》、《金子》、《金钥匙》、《街上流行红裙子》、《风雨故人来》、《不知秋思在谁家》、《红茵蓝马》，还拍了电影《秋天里的春天》和电视剧《故土》，短短的艺龄达到了惊人的饱和程度。她的观众也许根本想不到这样一位“台柱子”的月工资至今刚刚长到八十九元；为了保证她的演出，从母亲到丈夫孩子都一切先尽着她，她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一个做母亲的人，从孩子口中夺食，又是什么滋味儿!观众只听说某某“歌星”发财了，某某“影星”阔了，这也许是真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坚守在严肃的艺术创作岗位上的话剧演员生活的窘迫，人们戏称他们为“艺丐!”

徐雷并不羡慕那些“走穴”的人。“再唱一个，我给钱!”“再扭一扭，我给钱!”那是艺术吗?那是对艺术的亵渎，是对人格的拍卖!她挚爱自己的事业，辛勤地耕耘着艺术园地。

那一次，在《风雨故人来》的演出当中，一封“爸爸病重，能否回?”的电报飞到女主角的面前。当时，她的老父亲因脑溢血，已危在旦夕，家人怕影响她的工作，争论许久，才打了这么一个商量口吻的电报。女儿的心碎了!但是!八场戏的票已经全部售出，她不能让观众失望，不能砸了剧院的牌子，决定不回去，含着眼泪也要把戏演完!

那难忘的八场演出，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达剧场，目不斜视，排除一切干扰，使自己进入角色。那天，她刚走到剧场的收发室，看门人说：“今天恐怕不演出了，听说女主角的爸爸去世了!”她的头“嗡”地一声，几乎跌倒在地。她走进空空的剧场，坐在观众席上，一个人默默地饮泣。这一晚的演出没有停，是她坚持要演的，而且演得格外好。她原担心自己会死在舞台上呢，没想到，真争气啊!

八场戏演完，她才赶回故乡，那时，父亲已经故去十天了，只留下一抔骨灰!

说起这些，徐雷不知不觉涌出了泪水。但她对自己走过的路，无恨无悔。她只是哀叹：“别人以为我是‘牛’，其实，正当年华，已经力不从心了，好几次差点儿死在台上!”她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的创作给了我乐趣，我最幸福的时刻是在创作中，没有事业，就没有一切!”

和冯福生一样，她这位看来还很年轻的女演员也早早地想到了“死”，从王振泰想到自己。“活着干，死了算，只是个迟早的问题!”她说。

徐雷还年轻，她的同龄人、同代人都还年轻，“死”，本不是他们该议论的话题，他们应该放眼眺望的不是结束生命的八宝山，而是生命之树长青的事业峰巅。但是，王振泰等人的死给了他们某种预兆，他们似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和“先行者”们一样短促，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清醒!猝死的人生前未必想到死，也未必痛苦，痛苦的是清醒地走向归宿的后来者!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残酷的自我抉择：要生存质量，还是生存期?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

一九八六年二月六日，北京。

这一天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牛年就要过去，虎年即将开始。立春已经第七天了，气温却还未转暖，朔风卷着尘沙，扑打着朝北的窗户，使深夜伏案工作的高建民全身透着凉意。

他的面前摊着三份中、英文《说明书》，其中一份是这样开头的：

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斜轧轧机。

轧制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虽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至今还没有出现一种结构简单而又能高效地生产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无论是“自动轧管机组”还是“皮尔格轧管机组”都只都生产直径七百毫米以内的无缝钢管，然而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对于大型工程和海洋开发都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大直径无缝钢管只能用Ehrhardt方法，质量要求不高的也可用UOE焊接钢管方法，这些方法都比较复杂，不仅生产设备庞大，而且生产率太低。

于是，发明人提出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解决了斜轧大压下的理论问题，依据这一理论可以创造出一系列的新型高效率斜轧轧机。

该轧机可以轧制直径为五百毫米以上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该机的轧制压下量大大高于普通的斜轧轧机，该轧机设备结构简单，控制方便，能够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较薄壁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

为了大多数读者的方便，我不再引述下面那些佶屈聱牙的文字，普通读者虽然不必弄懂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科技理论，却不可无视它的科学价值，不可无视那些冰冷的钢铁机械对世界物质文明和国计民生的巨大意义。早在一八八五年，德国的曼内斯曼兄弟就发明了斜轧穿孔机，又于一八九一年发明了皮尔格轧管机，一九○六年斯特菲尔发明了自动轧管机，一九三六年美国人阿塞尔发明了阿塞尔轧管机。近年来，意大利发明了压力穿孔机，德国施洛曼——西马克公司发明了三辊行星斜轧轧管机。利用这些无缝钢管轧机已形成了种种组合型式。尽管无缝钢管的轧制设备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但由于轧制理论和由此产生的轧制工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导致了轧制设备越来越复杂和庞大，轧制效率低，轧制出的产品表面质量不高等问题。

我们还记得五十年代我国鞍山首次制造出无缝钢管时，带给每个中国人的巨大喜悦。那时，我们依据的就是曼内斯曼理论，使用的也是进口的现成设备。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和世界也都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无缝钢管轧制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个中国人创立了“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一系列的新型低成本、高效率无缝钢管斜轧轧机，从而，将使中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方面都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发明人年方四十四岁，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的工程师高建民。为了创立这一理论，他花费了整整二十年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高建民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压力加工专业，并考取了该专业的研究生。导师问他：“你准备在哪个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他明确回答：“我对无缝钢管有新的设想!”那时，未来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印象，一粒初具雏形、等待萌发的种子。

可惜，一场从天而降的政治狂飙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时候，似乎大字报比无缝钢管要重要得多。他中止了研究生的学业，被分配到鞍钢无缝钢管厂当工人。

一九七三年，他有幸得到冶金工业部的垂青，让他去西安参加一个专业会议。他想：机会来了，要把自己的设想整理出来，争取得到部里的重视和支持!那时，他是一名工人，车间里干活儿三班倒，他是没有资格“脱产”的。为了绘制那些繁杂的图纸，他需要时间!为此，他竟然请了三个月的事假。当然，按照厂里的规章制度，这要扣发他的工资的。扣就扣吧，为了那既不能吃、也不能喝的理论构想，他把饭碗也置之不顾了!他仍在苦苦思索：曼内斯曼，曼内斯曼，总有一天，我要向你们兄弟挑战!

高建民的构想果然受到了冶金部的重视，列为部里的科研项目。消息传到厂里，那扣发了三个月的工资就补给他了。部里根据他的愿望，同意他到钢铁学院去进一步研究和实验，因为那是他的母校，那里有他所熟悉、并且也熟悉他的老师。

重返母校，高建民的心情犹如龙入大海、虎归山林。他和他的老师们通力协作，为实现他的构想而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绘制那些精密细致的图纸……他说：只要能搞出这项成果，对国家有用，我个人的名字排在最后也无所谓。

四年过去了，他所期望的成功还没有到来。这时，厂里接到北京来函，得知实验已经“失败”，召他回去。高建民不知“失败”之说从何谈起，但他想象得出一旦半途而废意味着什么。回去，就再也搞不成了!他没有走，仍旧“赖”在北京，千方百计地寻找继续实验的机会。为此，厂里又扣发了一年的工资!那时候，他已经娶妻生子，与他分居两地的妻子每月挣五十多元钱，还要寄给父母四十元，请他们代为抚养孩子，剩下的十多元钱怎么养活这夫妻两个?只有天晓得了。妻子没敢把丈夫的处境告诉娘家父母，勒紧裤腰带，让丈夫继续研究他的无缝钢管理论。唉，高建民，这个面慈目善的男人，意志却比铁石还坚硬，他迷恋钢铁竟然到了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

又一次幸运帮助了困境中的他，他的学术论文终于在《金属学报》上发表了!鞍钢无缝钢管厂的领导看到了来自北京的权威性学术刊物，知道高建民没“失败”，没“白干”，没“泡汤”。把扣了一年的工资如数补给他了。这笔钱简直是雪中送炭，高建民兴奋地奔走于书店、图书馆和科研单位，他有了“活动资金”了!

他艰难地跋涉于科学探索之路，寻找着报国之门……

一九七八年，他得以从鞍钢调回北京，他仍然放不下多年的梦，离开了无缝钢管的事业，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几番辗转，他调到了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这里的领导理解他，支持他，鼓励他把继续了近二十年的研究进一步搞下去……

他遇到的困难和干扰是多种多样的。在理论上，国内有些同行不同意他的理论，认为他的这一套不是前进，而是“后退”；日本专家则断言：对西德的曼内斯曼体系进行改进是不可能的，国际上一百多年来尚无先例。在实际应用上，他的构想也并未被有关部门正式采用。原因是：目前我国应用的无缝钢管轧管设备都是曼内斯曼体系的，要淘汰、更新，牵扯面广，投资巨大，谁能拍板下这个决心呢?何况国际市场上也是这些设备，需要部分更新时只须进口就可以了，有什么必要冒极大风险去为高建民尚未得到国际公认的新理论去孤注一掷呢?

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高建民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在坎坎坷坷的漫长征途上终于臻于成熟，并且根据这一理论，他完成了对“大直径与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无缝钢管斜轧轧机”和“大直径冷轧管材轧机”的设计，可以有理论、有实践地在世界范围内向曼内斯曼体系挑战了。他把自己的三项发明，同时向国内、国外申请了专利。当然，他没有钱，付不起高昂的专利申请费。国内部分，他只能掏出四百元，申请了两项，其余一项，由他所在单位花钱申请。国外部分，由一位热爱中国的美籍华人出资两万五千美元，向美国、西德和日本申请了专利。

一九八五年十月，高建民参加由国家科委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美术活动。十多天中，有十四个外国集团追着中国代表团团长，询问高建民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对购买专利和技术合作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及至代表团回国，还一再写信业洽谈。看来，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要红起来、热起来了。

回国之后，高建民处于高度的兴奋和繁忙之中。但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右手写字有些吃力，心想也许是因为出国期间太累了，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会生病。他这个人是从来不生大病的，偶然伤风感冒也从不吃药，挺一挺就过去了。他现在要着手做的工作是：为国内外的专利准备答辩材料，以对付专利机构的“实质审查”，他必须把和他的理论有关的国际技术资料都搞到手，进行严格的核对、查证，有理有据地击败所有的“论敌”，准确无误地证明自己的理论的正确、严密、可行，并且无先例可循。只有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切，他所申请的专利才可以被确认，他也才可以真正宣布自己的胜利——中国人的胜利!

现在，他正坐在灯前，摊开自己的三份《说明书》，逐字逐句地校阅，与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技术资料相对照。这项工作，犹如一位运筹帷幄的将领在决战前夕推敲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部署，犹如一位体育教练在世界大赛的场外对他的运动员作临阵检阅和动员……

高建民突然感到一阵晕眩，脑袋发胀，腹中恶心。他想也许是晚饭吃得太急了，消化不好，要闹肚子。刚刚离开桌椅，要去厕所，“哇”地一声，胃中的食物呕吐了出来!

妻子被惊动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谁知道!吐了就吐了吧，轻装上阵!可是我……我怎么吐完了还头晕?”

妻子说：“那你明天到医院看看吧!”

“明天?”我和领导约好了明天要商量工作。”

“不行，”妻子坚持说，“明天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

第二天，阴历二十九。一早，妻子就上班去了。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替丈夫请假。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却说：“你还请什么假?他已经到了!”

现在轮到妻子请假了。她没等到下班时间，就匆匆赶回家里，陪丈夫去了医院。

当天夜里，他又呕吐了。妻子想：明天还得想办法。哪里知道，第二天早晨高建民连穿衣服都不会了，踉踉跄跄地跌在藤椅上!

妻子慌了，敲开领导的门，请求帮助，叫急救车，这情形和前面讲过的王振泰颇为相似，他们本来也是很相似的人!

直送医院急诊室，马上输液!作“CT”(X射线断层扫描)检查后，马上冲出了片子，大夫说：“病人脑部患胶质瘤，需要做手术!”

这一出乎预料的诊断把妻子吓坏了，她虽然不懂医学，可是这“瘤”、“手术”之类的名词让她联想到一片恐怖的阴影!她害怕这手术，又盼着这手术……

手术!手术!可是在这年头岁尾，医院里安排手术也有困难啊!

阴历腊月三十日，牛年的最后一天。科技交流中心的领导闻迅赶到医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们的高建民，不然，他的无缝钢管、国内外的专利……

虎年的大年初一，钢铁学院的老院长也赶来了，他找到这所医院的院长——他过去的老战友，恳切相托：“高建民是我的学生，一个非常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

终于作出了决定。当天夜里，护士做了准备，给高建民剃了头。

手术于年初二上午进行。

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摆在病人的妻子面前。因为任何一位医生只能对于手术的必要性作出决断，却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手术成功，一旦出现意外，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事先有个字据。

妻子的手在发抖，嘴也在发抖：“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同意做……手术……”

大夫说：“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保住他的生命。但是，手术之后不排除留下偏瘫、失语等七项后遗症的可能性，请你仔细考虑之后再签字。你认为，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生存质量呢，还是生存期?”

妻子的脸色煞白，她已经意识到，丈夫现在确确实实处于生死关头。这个在几天之前还像牛一样拼命苦干的硬汉，说不定在手术台上就会结束生命，或者万幸在医生的手下得救，但留下的将是一个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废人!这么说，她的建民，和她结婚不到十年却有三年多分居的丈夫，她那不满九岁的儿子的父亲，和她共同生活的时间将不会很久!对于一个妻子，这是甚于一切的致命打击!但是，她又从大夫的话中朦朦胧胧地领会出另一层意思：经过大夫的努力，也有可能既保住建民的生命，也免除那些可怕的后遗症，大夫将还给他一个健康的建民，却只能再生存很短的时间!

她在极度的惊惶和痛苦中思索。她望望自己的丈夫。建民无声无息地躺在病床上，严重的病瘤压迫着他的神经中枢，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但是，一双深情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妻子，似乎有许多话要说……

妻子知道：她的建民，丢不下爱妻幼子，更丢不下的是他辛苦创立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和目前尚停留在图纸阶段的无缝钢管三种新型轧机。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创造欲望的工程师，他迫不及待地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践，变成轰然转动的机器和崭新的无缝钢管，他要亲眼看到这一新的创造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并且走向世界，让全人类都刮目相看：啊，CHINA!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来得及实现，建民需要活着，需要继续他的事业，即使来日苦短，他也决不能就此停顿……

妻子望着他，猜测着他的心思，含泪轻轻地问：“你是想要……生存质量?”

高建民感激地看着妻子，竭尽全力朝她点了点头。十年携手共艰危，此中甘苦两心知。妻子太了解他了，准确地传达出了他的心声：在生存质量和生存期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宁可在有限的时间内跑步前进，做完我该做的事，也不愿意失去工作能力而长命百岁!

妻子果断地答复大人：“要生存质量!”她流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签了字。

手术室的门打开了，高建民被推进去，停在雪亮的无影灯下。

门关上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手术在紧张地进行。命运是高建民自己选择的，对他来说，这一抉择不仅是严峻的，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宁可活得短暂，但要活得高质量!他当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中国的知识分子热爱事业胜于生命，在生死关头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手术在进行，妻子等啊等啊，仿佛等了一年，等了一辈子。各种可能性她都想到了，但她对于自己代表丈夫作出的抉择却并不后悔。她等待着渺茫的希望，也等待着可怕的厄运，她不知道丈夫是否还活着……

手术终于结束了，而且成功了!建民活着，头脑清醒，神色安然，正向妻子微笑呢!

妻子向大夫感激涕零，又急着问：“大夫，那瘤……都切除了吗?”

“切除了三分之二，五点五乘六公分。”大夫回答。

“啊?为什么没有全部切除?”她感到意外，一想到那可怕的胶质瘤还残存在丈夫的头颅内，心中又蒙上了阴影。

“这是根据你们的要求做的。如果全部切除，病人很可能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失去记忆，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那样就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生存质量!”

“噢!”她说不上是欣慰还是惶恐，但她相信丈夫的病前减轻了，在危急关头，大夫挽救了他，给了他继续工作的条件——生存质量。但是生存期还有多少!大夫却没有说，也许难以估计，也许不便明说。她为前者庆幸，又为后者担忧。她试探地问大夫：“切除的部分有四分之三吧?”

“没有，只切除了三分之二”，大夫说，并且再次强调，“这是为了不影响他的记忆力，保证生存质量!你不是这样要求的吗?”

“即使我们全部切除，这种肿瘤也有可能重新孳生的”，大夫又补充说，似乎在安慰她那遗憾心理，“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以求达到预期的效果。”

她无言。她只能把丈夫的未来交付给命运了。

手术后的第二天，高建民就能说话了，谢天谢地，病魔没有让他失语!听见丈夫发出的那虽然微弱却很清晰的话语，她激动地哭了。建民没有失去记忆，他的头脑清楚，语言的逻辑正常，这说明，他还可以阐述他的理论，还可以工作!泪水滴在丈夫的枕边，滴在他那苍白的手臂上，她握着他的手，庆贺他赢得了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但是，丈夫的右手却软弱无力、麻木不仁，正如大夫所预言的那样，由于肿瘤的位置在左脑，他的右臂和身体的右半部出现了偏瘫症状!

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左手支撑着下地，锻炼右手和右半身的活动能力。他决不能瘫痪，决不能废掉自己的右手，读书写字几十年，右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更要靠它!

他胜利了，治疗和锻炼相配合，他一天天好起来。二十天以后，他出院了。不久，在他居住的那幢居民楼前，邻居们又看见了他那奔忙的身影，头上戴着帽子，帽沿下露出剃光以后新长出的一茬短发，面带笑容地对关心他的人们说：“我好了，没事儿了!”

他又在继续因病中断的工作，夜里伏案劳神，白天出外奔走，往来于国际信托服务公司、国家专利局和他的工作单位、家庭之间。国内专利审查的时间早已到期，由于他的住院不得不推迟到现在，他不能再拖了，必须准确无误地完成答辩，才能取得专利权，然后，还得对付国际专利的实质审查……

我的读者!也许你会以为“专利权”的核心是“利”，是一大笔财产?其实，专利权首先是对科学技术创造权利的确认和保证，核心是“权”。专利机构对发明者不付任何报酬。相反，还要申请者付出相当数额的申请费，而只有当这项专利被使用厂家购买的时候，才由他们付出金钱。高建民的发明创造，花费了他最宝贵的年华，消耗了难以用金钱补偿的精力和体力，并且搞得他那个收入低微的小家庭常常捉襟见肘，却迄今没有一分钱的“利”可言。如果为了金钱、财产，他大可不必去那样奋斗了，因为在切除肿瘤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不祥的预告，他的生命也许不会很久了，即使物质财富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对他也毫无意义，因而也不会具有任何魅力了。使他在死神的威逼下仍不肯退缩的，是他的理论尚未能最终战胜“曼内斯曼”，如果他现在半途而废，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实践的更新将会推迟，那是科学的悲哀、人类的不幸，等到将来的某一天再由别的科学家来取代曼内斯曼，发明权也许就不属于中国人从而也就不属于CHINA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个文人，一个科学家，他头脑中所容纳的时空远远超过了自己有限的生命!

高建民的妻子不敢再像过去那样“放纵”丈夫，她强迫他躺下休息，不准他乱跑。高建民理解妻子的忧虑，但更希望妻子理解他的焦急。他抚着妻子的肩膀，用尽量温柔的语调说：“时间!现在时间比以往更可贵了。你不要拦我，就当我是出去玩了吧!我没有任何嗜好，不会‘玩儿’，就只能‘玩儿’无缝钢管，也许这对我的身体是最好的治疗!”他甚至希望妻子出差，那样就没人管他了，特别“出活儿”!

唯有真情才动人。妻子知道，这是他们从相爱到共同生活的十年来，丈夫最真挚的情感流露，她本人也是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和丈夫同样明白，钢铁对于国家是何等重要，对于一个献身于钢铁事业的人是何等崇高!

妻子再一次妥协了，她不再阻拦丈夫，陪着他一起跑，替他跑。他们共同争取到的“生存质量”，一定要充分利用，发挥到极限。这样，一旦不测风云来临，她才不会遗憾……

高建民终于顺利地通过了国家专利局对他的三项发明创造的实质审查，得到了科学的确认和法律的保障。下一步，就该全力以赴对付国际上的实质审查了，那将比国内的更艰巨、更繁杂，因为由一个中国人发起的对国际公认的权威的挑战，必将会遇到许多强大的对手，而只有一一击败他们，我们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地位。国际“激战”就要开始了……

不幸的是，一九八七年十月，高建民的旧病又复发了，“CT”检查结果证明：胶质瘤又在珲逞凶了，他写字时右手不太听从使唤，随后，连说话也感到吃力了。他意识到：也许是自己的“期限”到了?从出院到现在，他赢得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发挥了最高的生存质量；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更严峻的战斗还在后头，现在不能“釜底抽薪”啊!生命，时间，这是人间多么宝贵的东西!现在，谁能够给他?谁能够?!

高建民必须再次住院，再次手术，前途凶吉难卜!他含泪拉着一位老同学的手说：“如果我……不行了，你要推动这个项目!”这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郑重嘱托。但在这关键的时候假手于人，他能放心吗?

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年零八个月以前所做的一切，只有再重复一次：剃头，开颅，手术。但是，高健民的病情与上次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手术也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次的结果将意味什么?谁也不知道，也许病魔将残忍地宣布他生命的终止，也许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没有思想、没有行动能力的“植物人”，那样，准备了二十年的一场激战将会在战鼓擂响之前就宣告结束，功亏一篑，一切都完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高建民重新住进了医院，准备接受第二次手术……

他的故事没有结束。我凭着自己的真诚愿望做着种种美好的设想，祝愿他康复；但在没有获得准确的结果之前，我却没有虚构的权利。我只有等待。愿命运赐我以神来之笔，在沉闷的文字之中增添一抹令人振奋的亮色。

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

我们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时候，除了反反复复的“样板戏”和《地道战》之类，几乎没有电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几遍《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一个情节使我总是不能忘怀。列宁被刺后，高尔基去看他，他说：“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高尔基满面羞惭地低下了头，我的心却“咯噔”一跳。我不知道这句台词是艺术的虚构呢，还是查实有据，但那时候放这样的电影非常合乎时宜，恰好可以让“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借革命导师的话打击知识分子。当时，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卖身求荣者外，头上都冠以一个表示气味儿的贬词。

十年又十年，一出苏联新戏在北京演出：《红茵蓝马》。由苏联的导演来执导，剧中的列宁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袖形象，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们的时宜了。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如今从上到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甚高，并且还有一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策。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并加上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字。其实这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排行“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精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入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征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土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历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