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兵权(3)
高冕
在曾府当参谋，是李鸿章一生最重要的军事历练时期。追随曾国藩读无字之兵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李鸿章雏鹰翅膀逐渐变硬。心高气傲，渴望独统一军打天下的李鸿章，不甘久居他人篱下，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飞出鹰巢、翱翔蓝天。
机会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逝，抛下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随后发生宫廷政变夺得政权的慈禧、奕，为支撑大清王朝这个四处透风的老旧破屋，更加依赖汉族地主势力，委以曾国藩更大权力，命他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务，并掌有节制巡抚、提镇以下官员的大权。与此同时，太平军在夺取湖北、保卫安庆战役失利后，进行战略调整，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策略，调过头来猛攻浙江、威逼上海，试图将富庶的苏浙两地经营成太平天国的战略后方。兵锋所指，上海官绅惶惶不可终日，一边向英法等列强“借师助剿”，一边火速派代表赴安庆向曾国藩乞请救命之师。上海人做事精明，在曾氏面临初次碰壁后，探知李鸿章是曾氏亲信幕僚，便登门拜访、晓以利害，在他身上做文章。上海富甲东南，“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骤，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而且一旦占据上海，还可对以天京（南京）为核心的太平军形成夹击之势，可谓一箭双雕。李鸿章动心了，积极替上海官绅代表帮腔劝说，曾国藩这才幡然动心。分兵援沪，谁为主帅？对此，曾国藩颇费思量。开始，他想把这桩好事留给胞弟曾国荃，派李鸿章等人辅佐他。哪知，被曾国荃断然拒绝。李鸿章积极争取，“欣然以肃清自任”。曾国藩有些犹豫，笑道：“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已历练成熟，深知机不可失，鹰眼锁定猎物，遂“坚请赴申”。但他怕曾国荃日后省悟过来嫉恨他，欲擒故纵，写信给曾国荃“固请”其担任赴沪军主帅，曾国荃依旧予以拒绝。这时，曾国藩将李鸿章统兵赴沪好处看得更为透彻，此举除能占有饷源、夹击太平军外，还可招募淮勇组建一支新军，解决湘军战线延长兵力不足的矛盾，实现上年秋萌发的设想。曾国藩遂铁了心，任命李鸿章组建赴沪之师。李鸿章说干就干，先是网罗老家庐州一带旧有悍勇团练，把他们改编为淮军。仅两个多月，五营淮勇就集合在李鸿章麾下：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一个营五百人，五营二千五百人，而且大多是战守难峙的新勇，要赴沪开创新天地，力量单薄了点。李鸿章恳请恩师调拨数营湘勇，作为建军骨干。曾国藩有意将淮军建成湘军那样能征善战的军队，对弟子鼎力相助，慷慨拨给八营湘勇，其中包括将他自己的两营警卫亲兵。同治元年（1862年）淮勇初步成军，共十三营，六千五百人。二月，李鸿章陪恩师曾国藩检阅各营，宣告淮军正式建成。接着进军方式成了突出问题：如何率六千五百淮勇越过太平军控制的广大地区搬到上海？经过精心谋划，李鸿章决定“暗度陈仓”。三月初七日至五月，上海大亨们雇佣的七艘外国洋轮，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洋轮挂有洋旗，整个航程淮勇全部闷在舱底，无论如何不得露头，骡马军械随船起运。最玄的是过南京附近江面，两岸到处是太平军屯兵，江中还有太平军兵船来来往往，但不知为何，太平军始终没有触犯这些洋旗飘扬、形迹可疑的外国轮船。三月初十日，李鸿章进黄浦江抵沪。渴望蓝天的苍鹰，终于扑腾着翅膀，投进属于自己的天空。
李鸿章独统军队栖落沪滨之日，就是他官运大起之时。三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统兵抵沪十七天的李鸿章，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一跃成为从二品封疆大吏。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九周岁。回首仕途，其路漫漫。当年在京当翰林院编修，那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后来浪战于安徽，虽获得知府衔和候补道员官职，但均非实授，徒有虚名。因而可以说，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京赶考，到同治元年（1862年）统兵赴沪，在坎坷仕途艰辛跋涉近二十年，实际上仍是个微不足道的芝麻官。枪杆子里面出权力，簇拥他抵沪的数千淮军，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的举荐，使他隆隆直上、飞黄腾达。
上海易攻难守，但近代兵家都想占为己有，原因无需千条万条，只需一条足矣：上海是个大钱袋。军队与军费的关系，李鸿章看得很白，他直板板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咸丰年间，绿营与八旗军名义上每月饷银一至二两，实际上绿营兵每年仅发二至五个月军饷，八旗兵好一些，也未超过六七成，加之军官以各种手段克扣粮饷、贪吃空额，“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这使得士兵无不勒索钱财、捞取外快或自谋营生。李鸿章深知，吃三钱多皇粮的军队，是不能战胜太平军的。因此，他决意接过恩师曾国藩经常晃动的利禄旗帜，将曾氏湘军军额自定、饷源自筹、粮饷自行经理的高明招数全部搬进淮军。李鸿章不会当守着钱袋饿肚皮的傻子。他凭借掌握的军政大权，罗致敛才高手，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之策，横征暴敛，搜括钱财。当时江楚各省每年厘金不过百数十万，而李鸿章辖管的苏淞二百余里竟岁收厘捐达三百万。自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至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底，大体相当于淮军抵沪到湘军攻占太平军都城天京期间，两年两个月时间，苏沪军需款项入库总额为：库平银九百四十八万零二百零七两，其中厘金收入占第一位，为六百四十三万九千余两。这些数字出自李鸿章“恭呈御览”清单，很可能还是打了许多埋伏的。李鸿章甩开膀子搜括钱财，闹得鸡飞狗跳、商怨沸腾，连他自己也承认，“各省厘捐之重，无如上海”。但他没有因此住手，因为无论湘军还是淮军都太需要银子了！
掌控兵权(4)
高冕
恩师曾国藩正亟待报效。抵沪半年，李鸿章就先后两次协济湘军九万两。但恩师对他的期望值更高，提出“每月酌提四万两，万不可减”。打仗就是打钱啊！面对恩师的狮子大开口，李鸿章一边将大批钱财输送给正在西线作战的湘军，一边大发牢骚、叫苦不迭。曾氏恩师送弟子赴沪前曾谆谆叮咛，“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恩师这话说的是啊，它落在李鸿章的心坎上立即生根萌芽。可是，要练兵练器、扩充军备，没有银子能行吗？银子尽给恩师征去了，弟子岂不喝西北风了吗？中国古谚说得好：“师傅领进门，出道靠自己。”到沪后抓住机会迅速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建立一支强大的李氏淮军，这一条李鸿章“奉为枕中秘”，并将它放在“性命根本”的战略高度，积极筹划，付诸实践。师傅要花银子，当如今弟子也需要花银子，而且正急需花更多的银子。湘籍大帅胡林翼赠给左宗棠的秘诀说得好，“聚人曰财”嘛！从同治元年初夏起，寻求急剧扩张的淮军，没有遵循湘军“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原则，而是吸收地主团练、太平军投降者、旧有防军为军队主体；扩充方式花样众多，既采取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投降者的办法，又采取请外国军官练军带兵、截留常胜军余众等办法，能用的方式一概用上。但李鸿章扩军并非饥不择食全无章法，有的则是原汁原味师承恩师的做法，比如组建骨干网络非常注意关系，用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织成血肉纽带。十五名淮军核心骨干，皖籍多达十二名，其余湘籍两名、川籍一名；有师生关系的十人，其中还有三个家庭七个兄弟。既用恩师之法，又不拘泥于恩师之法，这就是李鸿章！短短二三年间，淮军一下增加三十多个营，比初建淮军多出两倍以上，其中包括一营水师。李鸿章麾下的水陆淮军变戏法地成长，到同治三年九月，已达七万之众。
李鸿章采取“以沪平吴”之策，积极指挥淮军剿灭太平军。同治元年夏，李氏淮军在上海徐家汇、九里桥、新桥、虹桥一带，击败太平军骁将李秀成所率太平军，名声大震。翌年冬，李秀成所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所率湘军进行天京决战之际，李鸿章督率淮军及“常胜军”攻陷苏州，大肆诱杀太平军降众。李鸿章杀性之健，方法之巧妙，比恩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州娄门外军营，李鸿章以赐官授衔为名摆下酒席，宴请苏州太平军降将郜永宽等八人，“甫就席，有军官自外入，投谍李公，李公就谍出。酒行，旋有武弁八人，各手一冠，皆红顶花翎，膝席前，请大人升冠。降酋不知是计也，竟扬扬得甚，起立，自解其额上黄巾，手冠者俟其侧，从官尽起，目注之。转瞬间，八降酋之头血淋漓，皆在武弁之手。”杀掉八个领头者之后，早已部署好的淮军程学启部立即闯入苏州城，“无门不破，无处不搜，无人不魄飞天外”，被杀太平军和误杀平民尸横遍地，仅城内双塔寺院中就有三万多具血尸。屠城后二十余天过去了，一些外国人目击，这个院中“地上浸透人的鲜血”，苏州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李鸿章取得苏州之役胜利，对太平天国来说是雪上加霜。总理太平天国政事的干王洪仁叹息道：“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乘势而进，紧接着李氏淮军伙同“常胜军”攻下常州。李鸿章组建的淮军喝着太平军鲜血迅速成长，踏着太平军将士的头颅高奏凯歌，在剿灭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中立下汗马功劳，其重要作用重次于曾氏湘军。李鸿章在太平天国都城天京陷落后，再次受到清廷重赏，被晋封为一等伯爵（伯号肃毅），并赏戴双眼花翎。
攻陷天京后，总督两江、督苏浙皖赣四省军务的曾国藩，所辖湘军多达三十万之众，其中直接指挥的嫡系部队十二万人。曾氏兵权过重、势力过大，招致清廷疑忌。清廷遂采取抑制曾国藩，扶植左宗棠、李鸿章的策略，曾氏十二万嫡系部队四万拨归左宗棠、三万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而拥有水陆大军七万余众的淮军，仅做个姿态裁撤数千人而已。取得天京之役胜利还不到四个月，清廷就命曾国藩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处“督兵剿贼”，改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
“有军则有权。”在封建中国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奉清廷之命为督军“剿捻”的曾国藩调兵、集饷。筹饷尚好说一些，李鸿章巧立名目，甚至想出“粪桶捐”之类的金点子，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至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为曾氏筹得饷银一千一百零六万九千八百零二两，期间还结余四万三千三百五十两，充分保证了曾氏花钱需要。但一旦要调用淮军部队，李鸿章就不讲师生情分了。他表面上听命清廷，先后调拨六万多淮军归曾氏指挥，背地里紧紧抓住军权不放。当时，曾国藩所辖“剿捻”大军八万多人，其中仅二万多人是裁撤之余的湘军，其余都是借调的淮军。这六万多淮军，全部装备洋枪洋炮，其中有独立的炮兵部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近代陆军，李鸿章视为身家性命，哪肯轻易放弃权柄！曾国藩对李鸿章抓权不放、淮军不听调遣以致贻误战机，非常恼火，致信弟子泼撒火气：“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曾氏此函实际上揭穿这样一个事实：此前从部队进退、奖惩、招兵到休息、放假，事无巨细，李鸿章都是暗中遥制的。李鸿章挨了老师一顿训斥，心生怨恨，写信对正在曾氏手下作战的淮军将领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但他并没有因挨训而将暗制淮军的手缩回来，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已。
掌控兵权(5)
高冕
捻军是太平军之后的反清主力。经赖文光整编后的捻军，步骑结合、灵活机动，善打运动战。因剿灭太平军而威震四海的曾国藩，却成为捻军手下败将。同治五年（1866年）起，李鸿章任钦差大臣，奉命接过曾国藩的帅印，踏上征剿捻军的征程。李鸿章接受恩师剿捻的经验教训，妥善解决粮饷供应，实施“以静制动”、“划河圈地”的战略方针，不到两年时间，将曾辗转驰骋于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山西、直隶各省，被清王朝视为洪水猛兽的捻军，剿杀于血泊之中。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当参谋时，曾氏预言，李鸿章其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当时只是本着鼓励弟子的宗旨住高处说，对弟子能否真的超过师座，还心存怀疑，至李鸿章率军“剿捻”大获成功，方知应验这一预言只用了数年时间。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初十日，清廷以平捻首功，赏湖广总督李鸿章太子太保衔，晋协办大学士。至此，李鸿章跻身于一品大员行列。
手握重兵，官运要来挡也挡不住。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此案原由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海望楼设立的教堂，吸收恶棍入教，迷拐幼孩，强占民地，民愤很大。同治九年夏，育婴堂虐死婴儿三四十人。据说，天津一带时而发生的婴儿拐骗案件，多与法国天主教堂有关，当地群众反洋教情绪很高。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官员带拐犯前往天主教堂查验，教堂门口群众蜂拥而至。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没有把夷人的话当回事，只派了几个官兵敷衍，丰大业大怒，持枪赴崇厚衙门质问，秘书长西蒙执刀随行。这时，洋人威杀华官的消息飞快传开，百姓纷纷赶来，群情激愤。丰大业赶到崇厚衙门，出言不逊，并拔枪向崇厚连开两枪。崇厚推开丰大业。丰大业咆哮如雷，飞奔出门，拔刀向中国百姓乱砍，西蒙则挥刀为丰大业开路。归途中两人遇天津知县刘杰，刘知县劝两洋人息怒。丰大业竟不知好歹，挥枪射向刘杰，结果击中其随从。此时，西蒙又向闻声赶来的中国百姓胡乱开枪。百姓怒不可遏，当场打死丰大业和西蒙，并将两具死尸扔入河中。百姓鸣锣聚众，乘机发泄长期积聚的怨恨，当场烧毁法、英、美教堂和育婴堂，击毙洋教士、洋商、外国职官二十人，其中法国十三人、俄国三人、比利时二人，意大利、爱尔兰各一人。案发后，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联合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和山东烟台，气势汹汹。法国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其海军蠢蠢欲动。当月二十五日（6月23日），清廷急命直隶总督曾国藩从保定赶赴天津查办。此案是非曲直明镜一般。但曾国藩腰杆子与朝廷态度一样软，为息事宁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斩杀爱国民众二十人、充军二十五人，赔偿洋人五十万两白银，重建被毁教堂。曾国藩的行径遭到国人唾骂谴责。八月初三日（8月29日），清廷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要职由两江总督李鸿章接任，师生两人对换交椅。
直隶总督易位决非偶然。
直隶省是清王朝北方最重要的省份。直隶，因直接隶属京师而得名，于清初正式定制为直隶省，省治保定。直隶地理位置重要，地处清王朝统治中心区域，居太行山脉与渤海之间，东濒渤海连接奉天，西据太行、恒山而毗山西，南与河南、山东接界，北枕塞外与内蒙相连；直隶省地域广大，当时范围相当于今河北全省、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南、山东一小部分。直隶总督直接辖区共十一府、九州、一厅、一百零四县。直隶总督负有拱卫京师、就近顾问之责，内为清廷依寄、外而表率督抚，历来为疆臣之首。这把交椅，清廷总是遴选强有力的宠臣来坐。
在列强环伺、内乱纷繁的年代，安内攘外靠枪杆子说话。此时曾氏湘军早已衰败，曾国藩也就成了明日黄花；李氏淮军装备、操练近代化程度已跃居全国之冠，成为王朝最精锐的拳头部队，李鸿章也就成了清廷眼里的香饽饽、直隶总督的最佳人选。
同治九年八月（1870年9月），李鸿章从曾国藩手中接过直隶总督关防印信，就任直隶总督。这标志着在竞争激烈的仕途中，李鸿章一举超越曾国藩，成为同治朝官场红人。
十月，李鸿章权势进一步增大。清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职，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北洋通商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任。李鸿章的权柄从此超出直隶范围，伸至山东登莱青道所辖的东海关和奉天奉锦道所辖的牛庄关。五年后，李鸿章奉命筹建北洋海军，在北洋沿海旅顺、威海卫等地建设军港船坞，山东至奉天一带重要军港、商埠，全部纳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辖管范围。李鸿章因此成为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直隶总督。
李鸿章认识到，武器装备依赖洋人是不行的。他移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宣称，“中国不亟图强兵经武，徒纷纷遇事张皇，事后苟且粉饰，必致失国而后已，可为寒心。”而要“强兵经武”，关键是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路，仿制西方军舰大炮，摆脱武器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为建设陆军和北洋海军，李鸿章竭力控制经营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简称沪局、宁局和津局。沪、宁两局始建于李鸿章任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沪局局址上海城南高昌庙，设翻译馆、汽锤厂、枪厂等，在龙华镇还设有制造洋枪细药和铜帽炮引厂，是一个以生产枪炮为主、修船造舰为辅的综合性新式军用企业。宁局位于南京雨花台，后有机器厂三个，翻砂、熟铁、木作厂各两个，并设火箭、洋药、水雷等局，能够制造开花炮弹、洋枪、抬枪、大炮、水雷、铜帽、炮位火门、车轮盘架、子药箱具等。同时，清廷为打破军事工业由汉人控制的格局，命崇厚筹建天津机器局，专门仿制炸弹、开花炮和各种枪械，李鸿章洞穿清廷意图，表面上奉命派员赴津参与筹办，实质上敷衍塞职，但不料时来运转，数年后坐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宝座，就毫不客气将津局掌控起来，并大力扩建，增设铸铁、熟铁、锯木、洋枪、枪子、炼钢等厂，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火药、水雷，还进行修船造舰。发展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李鸿章得意地将津局称之为“洋军火之总汇”。李鸿章建设三家军火工厂很用心，清廷对其支持力度也非常大。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家军火工厂从创建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耗费二千四百五十四万余两白银，占清政府近代军工企业投入经费的一半。
掌控兵权(6)
高冕
然而，李鸿章创办的中国近代军式企业，采取先购置后仿制的模式，“事事依样画葫芦”，到头来只能落入“随人作计，终人后也”的局面。对此认识逐步加深的李鸿章，试图培养自己的科学人才，建立自己的重工业基地，以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
创办“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实践，使李鸿章悟到一个道理：军工企业在西方国家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是一个环节，它好比大树上的一根树枝，单独将它折来插在大清的土地上，是难以成长的。要解决军工企业面临的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足、人才匮乏、技术落后等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他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源，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因此，“必先富而后能强”，求强必先求富。从这一思想基点出发，李鸿章奏办轮船招商局，奏设开平矿务局，倡办天津电报局和津榆铁路，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漠河金矿等等，兴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其中倡办电报、铁路、机器棉纺织厂等方面，属中国第一人。军企民企，林林总总，开近代洋务风气之先，他因此成为公认的洋务大师。
李鸿章由掌控兵权而居高位，凭居高位而兴办洋务，成为晚清政坛继曾国藩之后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
李鸿章在晚清大红大紫，连任直隶总督二十六年，加上后期复出担任两年，任期之长，创有清一代纪录。直隶总督一职初设于雍正二年（1724年），由李维钧出任；最后一任为宣统三年（1911年），由张镇芳出任。其间一百八十七年，担任过直隶总督七十三人，一百任次，平均一个任期不到两年。在直隶总督这把交椅上稳坐五年以上的，仅十余人，其中任期最长的莫过于李鸿章，等而次之的当数方观承，共二十年。任期短的不足半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宣统元年（1909年）等年份，一年之内频换四五人，板凳尚未坐热就更替换人。直隶总督走马灯似的换人，主要原因无非两条，一是缺乏合适人选，按照清任官惯例又需要及时补缺，因此以换待人；二是直隶不设巡抚，总督一人说了算，无人掣肘，位高权重，频繁更换便于朝廷驾驭。李鸿章一人任直隶总督长达二十八年，足见清廷对其有何等宠信。
李鸿章自荣登直隶总督后，掌军事、外交、经济大权，扩充淮军，建立北洋海军，事做得更大，官当得更顺，扶摇直上，宠荣至极。同治十一年（1872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正一品大员，仍留任直隶总督。三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大学士冠三殿三阁，以保和殿地位最高，文华殿次之。但乾隆朝后无人再授保和殿大学士，因此，李鸿章授文华殿大学士，实际上就是坐上殿阁大学士头把交椅，相当于首席阁揆，可谓荣耀至极。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前，赏戴三眼花翎，获此殊荣，李鸿章受宠若惊。按照清制，只有中宫所生女儿封为固伦公主者，其额驸才有资格配赏戴三眼花翎，也就是说，只有皇后所生女儿之夫婿才有可能获此冠饰。从此意义上说，李鸿章也就等同于龙婿了。自清开国以来，获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都是满洲大员，汉臣获此宠荣，是破天荒第一遭。当时有人评价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至此，李鸿章跃上一生荣宠顶峰。当时实际掌握王朝大权的慈禧太后将其倚为心膂，对他的态度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述：敬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即农历甲午年，中日甲午一战，李鸿章避战求和，苦心经营近二十年的北洋海陆军一触即溃，战争败北，标志着遵循“中学为用、西学为体”的洋务事业的失败。李鸿章代表清廷赴日本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随之从仕途顶峰跌落。清廷名为留其在京入阁办事，实际削夺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以保全名臣颜面。
年逾古稀的李鸿章，结束连任二十六年的直隶总督生涯，借住位于北京冰盏胡同1号的贤良寺（今王府井东校尉胡同10号），过起了闲适生活。贤良寺由雍亲王王府改建而成，邻近紫禁城，建筑宏敞，庭院幽敞，闹中取静。李鸿章在北京没有房产，只好借住于此。李鸿章在这里舐伤养晦：每日黎明即起，早点精少，临摹唐僧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翻阅《资治通鉴》、《庄子》等典籍；午饭饱食山珍海味，而后还要喝一碗稠粥、一杯清鸡汁，稍息后饮一盅人参、黄芩等中药调配的铁水，之后脱掉长衫、手拿短衣，在廊下散步，从此端走到彼端，来回往返，有一仆人为其计数，当仆人叫“够矣”后，掀帘坐于皮椅上，而后再喝一盅铁酒，边闭目养神，边由仆人为其按摩；随后午睡一二小时，仆人喊“中堂已起”后，与幕僚论古道今；晚餐量少，吃罢稍看书写信，随即就寝。这位老人看似闲云野鹤，实际上却是老骥伏枥，一双昏浊的老眼仍在审视过去、展望未来。在这个庭院里，他对幕宾、曾国藩孙女婿吴永，掏了心窝子：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掌控兵权(7)
高冕
他将清王朝视为“破屋”，将自己视为“裱糊匠”，可谓形象深刻。
李鸿章毕竟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缔造者，又担任朝廷重臣二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他们掌握着军政大权。这位重臣实权没了影响仍在，仍是朝廷赖以支撑的栋梁。当暴风骤雨袭来时，王朝统治者还得抱住这根大柱子，还得缠以红绸子之类，指望他发挥余威，以防“破屋”之倾覆。慈禧太后扼杀康梁维新、幽禁光绪帝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诏请李鸿章复出，署理两广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并占领北京，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将乞和保命希望寄托于李鸿章，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北上与联军议和。获悉自己又要东山再起，恢复往日的荣耀，李鸿章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属下吹嘘说：“舍我其谁也！”庚子之夏，李鸿章穿蓝葛布短衫，着鲁风履，在将军、巡抚以下官吏的簇拥下，从广州天字码头登上“平安”轮北上。抵京后，他又寓居贤良寺，不过这次他是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回来的。他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与西方十一国列强公使签订《辛丑条约》不久，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肝疾迸发，吐血而死，终年七十八周岁。
李鸿章死时身份为大学士、一等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死后哀荣超常，追赠太傅，位列“三公”，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谥“文忠”。清廷还赐予其在京建立专祠殊荣，为此颁发上谕说：“京师建立专祠，汉大臣向无此旷典。惟该大学士功绩迈常，自宜逾格加恩，以示优异。”
据说，弥留之际，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眠”。在场人抚其目，并说：“未了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他这才闭了眼，但仍涕流不止，口中喃喃欲语，伤心不已。但究竟要说什么，谁也听不明白。
不知这位晚清红人为何不肯闭眼，不知他还想给这个世界留下几句什么话。
乱中取胜(1)
高冕
历史进入咸丰朝，天朝大国礼崩乐坏，局势纷乱，昔日至尊皇权，此时岌岌可危。有一人物，生于乱世，乱中崛起，乱中取胜，乘乱直上，很快走红于末世王朝，最后问鼎权坛，成为中外瞩目的风云巨头。
此人就是袁世凯。
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在河南东部陈州府项城县东北郊二十公里的袁家寨呱呱坠地。他是父亲袁保中小妾刘氏所生三子中的老大，若与父亲大老婆所生一堆儿子放在一起，排行第四。后来，家人为他取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当时官场习俗，达官贵人常以原籍地名代替其名，因此袁世凯发迹后，人们又称他袁项城。袁世凯叔父袁保庆，与妻子牛氏久婚不育，后生二子均夭折，年逾四十膝下无嗣，遂将七岁的袁世凯过继为子嗣。过继当年，袁世凯随为官赴任的嗣父远离故土，先后到济南、南京生活。
袁世凯出生前后，封建中国暮年重疾，内忧外患，国中有国，乱象横生。清王朝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论外患，英法帝国正发动加速中国殖民地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国舰队由南向北沿着天朝大国的弓形海岸线，一路袭扰攻略，大施坚船利炮淫威，病入膏肓的天朝大国却无力引弓击寇，眼睁睁瞧着金发碧眸的入侵者一举攻陷皇城，在她的心脏地带胡作非为。
论内忧，太平天国运动如火似荼，太平军横扫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占据半壁江山，落弟秀才洪秀全立国称王，建都南京，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与太平军相呼应，淮河流域一带在暴政高压下走投无路的大批庄稼汉，聚集于五色旗下，扛起“捻子”大旗。皖北、豫东是捻军活跃地区，这支打五色旗的队伍很快攻占临淮关、雉河集。地处淮河上游的豫东项城，与安徽临泉县接壤，是捻军经常出没之地，离捻军根据地雉河集仅五十多公里。捻军多为轻骑，攻寨略地，飙飞电掣，呼啸而来，绝尘而去。捻军经常袭扰项城一带寨堡，闹得大户财主惶惶不可终日。大户财主纷纷筑寨自保，一般大县有寨堡二百余所，小县也逾百所，项城境内有寨堡一百七十所之多。
袁世凯一身血污临世之际，袁氏一家正在兴头上。当时，新生婴儿的叔祖袁甲三正好攻克捻军根据地临淮关，为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家人遂将孩子取名“凯儿”，寄意孩子将来能承继祖业，建功立业，凯旋故里。不料，此时捻军一队骑兵呼啸而至，对袁家寨展开猛攻。寨丁们在主子的指挥下，舞着火把，登城抗击。枪炮声，马嘶声，喊杀声，啼哭声，交织在一起。在新生婴儿的啼叫声中，袁家寨成功抵住捻军的攻击。袁家寨的人们相信，这份好运气，正是“凯儿”给他们带来的。
袁世凯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河南、安徽、江苏一带，是太平军、捻军与清军激烈争夺的主战场，项城及其周围村庄自然难逃战祸频仍、兵荒马乱之劫。同治三年（1864年），袁世凯五岁，强悍捻军再次对袁寨发动进攻，马奔枪鸣，杀声震天。袁氏家族几十口，加上数十户庄丁佃客，凡十五岁以上能使兵器的，均持刀执枪，登城御敌。家人带袁世凯到寨垣上观战，面对刀光剑影、杀声连天的战乱景象，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竟镇定自若，“略无惧色”。少年袁世凯，就是在你死我活的血腥故事、杀人放火的战乱场面中吸吮精神养分，发育成长的。
袁世凯不是循规蹈矩的料。青少年时期，他也想走正途，从科场里边杀出一条路来，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读圣书做高官。但是，光绪二年（1876年）、五年（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他的梦想随之破灭。他对科举制度恨之入骨，再度落第的那年秋天，他将过去赶考所作诗文书稿、友人书信、笔墨纸砚，统统扔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切齿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这把火还不是他对封建科举仇恨的终结，他在日后掌握大权后，把仇恨填进炮膛，对准一千二百多年的古老门槛，实施毁灭性轰击。
读书没读出名堂来，令袁世凯汗颜和懊恼，但并没有令他绝望。祖父两辈从戎发迹的鲜活故事，犹如一只无形巨手，将他推上另一条追求升官发财之路。
袁氏祖上以“书香门第”自诩，崇拜皇权，拥戴皇帝，依附皇帝追求高官厚禄的欲念铭心刻骨。曾祖袁耀东渴求功名，但运气不佳，一生最耀眼的亮点是得了个“庠生”的名头，勉强跻身秀才行列，但他官迷心窍，孜孜以求，没日没夜用功读书，结果积劳成疾，年仅四十呜呼哀哉，倒毙在青灯黄卷、渴求功名的道路上。读书最有出息的是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二十九岁考中进士，随即跻身官场，从礼部主事六品官做起，一路春风得意，在袁世凯出生前后几年里，署理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当上漕运总督。袁甲三凭功名仕途，光宗耀祖，使袁家一跃成为当地的大望族。袁世凯出生前六七年，捻党张乐行在安徽亳州起事，造反的捻军打破原有封建秩序，打烂士人科举入仕的常规，皖北豫东再也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靠读书做大官的袁甲三对捻军恨之入骨，咸丰三年（1853年），也就是袁世凯出生前六年，奉命从皇城赶赴安徽前线，给安徽团练大臣、工部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当助手，成为“帮办团练大臣”，不久独率一支军队，多次挫败捻军领袖张乐行所率部队，成为捻军死硬劲敌，后来还与太平天国悍将陈玉成、李秀才交过手，为大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
乱中取胜(2)
高冕
咸丰三年对不少京官而言，是人生命运大转折之年。就在这一年，曾国藩奉命在湖南老家办团练，创建后来名声赫赫的湘军。也就在这一年，工、刑二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回安徽老家督办团练，随他返乡剿捻的还有后来比他名声更响亮的李鸿章。面对共同的敌人，袁甲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互相勾连，在血与火的疆场上结下不解之缘。本想效法袁甲三青云直上的袁氏子孙，对断其进身之途的捻军咬牙切齿，认为捻军“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在叔祖父袁甲三率领下，袁氏一门纷纷投入消灭捻军的队伍。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都投到袁甲三麾下带过兵。袁保恒是道光三十年进士，像其父科举入仕，风风光光地当过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随后随父从军；此人颇有带兵打仗天赋，与捻军作战屡屡得手，官运亨通，到咸丰七年（1857年），也就是袁世凯出生前两年，因战功授侍讲学士衔，官拜从四品，获赐顶戴花翎，次年获“伊勒图巴图鲁”（勇士之意）封号；同治七年（1868年）到李鸿章军中委用，山东平捻结束时加三品衔，授侍讲学士；后随左宗棠赴陕，同治十一年（1872年）肃州战役后获头品顶戴，两年后擢升为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光绪元年入京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成为朝廷大员，也成为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袁甲三的二号人物。袁保庆随叔父袁甲三征战半生，叔父死后奉旨补任知府，后任江南盐法道，官至正四品。袁甲三幼子袁保龄曾入李鸿章幕府当幕僚，为李所器重，后来成为朝廷最高决策机构的一名高参。
祖辈从军发迹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奋斗过程中与大批文臣武将，特别是与兹后跃升为朝廷顶级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结下的情谊，对袁世凯的人生选择，对他日后踏入官场、攀枝高升，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袁世凯急于找到一条青云直上的捷径。求功名求到二十岁，科场竟给他判了个死刑。第一次乡试落榜后，光绪二年（1876年）岁末，雪过天晴，他娶陈州一于姓大户人家的千金做妻子，两年后长子袁克定出生。袁世凯官欲旺盛，娶妻生子、为人夫为人父之后，更是求官心切。第二次乡试落第前夕，按照当时捐纳制度，报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的虚衔。中书科中书是个从七品官，而且并没有实际到任，只是画饼充饥、自欺欺人，袁世凯想起来每每不舒服。然而，自己一无才学，二无靠山。捷径何求呀？曾任江南盐法道肥差的嗣父袁保庆，同治十二年（1873年）夏天患霍乱死去，少年袁世凯抚棺返回故土，不得不结束滋润的纨绔生涯。第二年春，因军功擢升内阁学士的叔父袁保恒返乡省亲，在袁氏十数个少年中独独看中了袁世凯，把他带到京城读书，袁世凯又有了新的靠山，但好景不长，他十八岁那年，调任刑部侍郎的袁保恒染上时疾，死于赴河南开封帮办赈务任上。两座靠山先后崩塌，不学无术的袁世凯，只好选择不占什么便宜的为官捷径——花钱捐官。他硬着头皮向亲友告贷，看尽了脸色，听饱了胀话，好歹凑了千余两银子，于光绪六年（1880年）春，辞别母亲、妻儿，兴冲冲奔到京城捐官。谁知白花花银子流水般花出去，那些个自称手眼通天、胸脯拍得嘣嘣响的公子哥们一个个消失了。等到行囊空空、钱袋瘪瘪，袁世凯才明白自己被京城的纨绔子弟们耍弄了。他在京城客栈里忿忿然睡了三日，粒米未进，被客栈老板扫地出门。欲哭无泪，走投无路，袁世凯在京城街头茫然孤踱。这时有辆马车擦身而过，在他前面不远处停住，帘掀处探出一张脸来，四目痴对许久，才异口同声叫了声：“真的是你呀！”原来，此人是袁世凯盟兄徐世昌。当年袁保恒去世后，袁世凯在嗣父袁保庆名下，分到叔祖袁甲三生前在陈州府置下的一座小宅院，便在那里组织起“丽泽山房”、“勿欺山房”两个文社，附庸风雅，过起诗酒文人的生活。一日，袁世凯正在书房读书，有位秀才前来拜访，两人一谈便觉投缘，从中午直谈到深夜，仍觉谈兴未尽。于是，两人换帖结拜兄弟。这个秀才姓徐名世昌，字菊人，天津人，正在陈州授馆课童，袁世凯称他“菊人兄”。袁世凯见菊人兄一肚子好才学，却窘迫得没盘缠进京赶考，慷慨解囊，送他几百两银子，使他得以启程。进京后，徐世昌果然大有出息，中举人，中进士，入翰林院做了天子近臣。这晚得知袁世凯穷途落魄内情后，徐世昌很快凑了三百两银子，嘱他回家后再凑些银子，到天高皇帝远的南方找叔祖、叔父的老关系去捐官，说罢雇了辆马车送他返乡。
返回故乡一个月后，袁世凯带着七拼八凑的一千五百两银子，再次背井离乡，按照徐世昌指点，奔赴南京寻求前程。然而，盘桓十几天，跑遍亲朋故旧宅邸，袁世凯还是没捞到一官半职。平素好色的袁世凯，沮丧之时便在秦淮河的烟花巷里寻求解脱。数天后，他清醒了，知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便前往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大上海去撞大运。大上海洋气繁华，街头行人如蚁，但袁世凯觉得莫名地孤独。举目四顾，这座大城市竟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暮色苍茫，袁世凯不由自主走向红灯笼高高挂的地方，那里是妓院，螺蛳一样附在门口的热辣辣的风尘女子，给他带来一时的慰藉。一连十几天，他一家接一家地逛着上海滩的青楼花巷，领略江南女子的万种风情。有天夜里，他又来到一家挂红灯笼的妓院，也没抬头看看招牌就闯了进去，娴熟地向鸨母扔去一大锭银子，在鸨母随之唤出的一长排姑娘中，点了一个俊脸蛋上没媚笑的娇小丫头。那小女子很特别，进了房掩上门，也不张嘴要银子，也不大大咧咧脱衣服，而是给他敬上一杯香茗，斯斯文文地坐在床沿上看着他，轻言细语与他拉家常。说话间袁世凯知她姓沈，苏州人。她从他的长相中就猜出他是“北方大哥”。姑娘问，大哥这样一个读书人怎么也到这种乱糟糟的地方来。袁世凯一下无言以对。沈姑娘察觉了，说像大哥这般眉宇间英气逼人的栋梁之材，即便科场不济，也是有千条路万条路可走的。袁世凯听了为之心动，心想这烟花巷中竟还有这等慧眼不凡的奇女子。沈姑娘又道：小女子虽是青楼一贱人，但也听说如今官场并非只一扇大门，只要肯钻营，旁门、侧门、后门也都是进得去的。我看大哥决非平庸之辈，岂能与那班瘪三一个样子，在这乱糟糟的地方埋没自己！沈姑娘的一席话触到袁世凯的心痛之处，使他回想起生父、嗣父、叔父对他的殷殷期待和苦心栽培，羞赧不已，心想自己功不成名不就，竟跑到这种地方醉生梦死，岂非形同禽兽。他爱上了这个苏州小女子，打开的话匣再也合不上。一连三天，两人说呀说，仿佛有说不尽的话。第四日凌晨，小女子将自己全部积蓄包进袁世凯衣服里，一字一顿地说：哥哥今日一走，小女子就下洗衣房干活，从此不再接客，待赎出自家身子，一心专等哥哥。只盼哥哥早日成就功名，来接小女子。小女子愿做牛做马，服侍哥哥一辈子。袁世凯听着不禁流了泪，没有山誓海盟，只是把她搂得紧紧的。
乱中取胜(3)
高冕
这位沈姓小女子，宛如黄浦江畔的一盏航标灯，使他从滔天浊浪中浮出来，振作精神重新走上寻求高官厚禄之路。
袁世凯远奔广东潮州，投到潮州府知事兼办海关周馥门下。周馥官虽不大，但兼着海关肥差，倒是有钱。此人是袁世凯嗣父袁保庆至交，当年曾得袁保庆力荐，投靠朝廷第一红人李鸿章做文牍，得到李鸿章器重，才有了眼下出息。周馥不忘旧恩，不到两个月，就花银子为袁世凯捐了个正五品同知。袁世凯没有白跑，连升四级，从七品官一下升到了正五品官。圆月当空的夜晚，袁世凯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上海滩的那位奇女子，想起她那番铮然有声的劝说。周馥知他有抱负，不愿他误在自己手里，说本想把他推荐给李少荃爵师（即李鸿章），但人家现在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高权重，一下不好冒渎，只好先推荐给他的女婿、记名道张佩纶。张佩纶是周馥同年至交。袁世凯带着推荐信北上，初秋时节赶到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天津，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张佩纶。但张佩纶看完信直摇头，前来求官的人快把总督府的门槛都踏烂了，僧多粥少，他实在无能为力。张佩纶看在周馥情分上没打发他走人，要他先在府中打打杂，待机找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