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满心不情愿地在总督府打着杂，盼星星盼月亮等待好消息，但张佩纶告诉他，空缺的都是一些芝麻官。袁世凯很焦虑，自己年已二十出头，靠人家的银子捐到五品同知官衔，却一屁不值，只是一个虚名好听而已。这让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时常产生强烈的饥渴感。循规蹈矩赶科场没出息，循矩蹈矩花银子捐官同样没出息。堂堂七尺男儿岂能如此虚度光阴！到年底，张佩纶看他满脸愁云的样子，也没什么好办法，搜索枯肠，给他指了条路子，要他去投李鸿章部属、淮军统领吴长庆试试。张佩纶本来只是试着说说，没想袁世凯一听来了精神。袁世凯心想，自己叔祖、叔父都是从军发迹的，大概老天爷要叫袁家后代都吃这碗饭的；再说，袁吴两家交谊深长，吴长庆还是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于是，光绪七年（1881年）春节刚过，时年二十二岁的袁世凯，迫不及待地辞别张佩纶，出津门，渡海河，兴冲冲奔赴山东登州，投入淮军重要统领吴长庆幕下。
袁世凯当是属于乱世的。平静的生活将他淹没，沧海横流的汹涌波涛却将他高高托举。
机会终于到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6月，朝鲜局势大乱，战云笼罩，如同一只引燃的火药桶，随时可能爆发。事件起因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朝鲜国王李升死去，十二岁的李熙以支系继承王位，因其年幼由父亲大院君李罡应摄政掌权。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熙亲政，大院君交出权力，因李熙生性懦弱，最高权力渐渐落入闵妃为核心的亲日外戚集团手中。闵妃背后的闵氏集团，是朝鲜世家巨族，政坛上很有势力。日本国在明治维新后实力大增，急于扩张，积极推行“大陆政策”，把吞并朝鲜作为实现其战略图谋的第一步。光绪二年（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否认大清国对于朝鲜名义上的宗主权，从此在朝大肆扩张其政治经济势力。大院君不甘心失去大权，闵妃集团便废除其创建的军队，剪除其羽翼，另聘日本教官编练军队。改革军制，毁了很多官兵的饭碗。留在军营的官兵因拿不到军饷怨气冲天。日本势力在朝扩张，引起朝鲜国内很大不满，加之闵妃集团自恃有日本作后盾，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光绪八年六月九日（1882年7月23日），汉城欠饷士兵首先揭竿而起，杀死贪官污吏，攻占武器库，焚毁权贵宅第，袭击日本使馆，处决日本教官，包围王宫，闵妃在乱中乔扮宫女仓皇出逃。原先失势的大院君集团乘机卷土重来重掌大权。日本闻讯后，谋划借机出兵朝鲜，用武力夺取更多权益。清政府接到驻日公使情报和闵妃派出的专使金允植、鱼允中求救后，决定派水师统领丁汝昌率三艘军舰、淮军统领吴长庆率六营官兵急赴朝鲜。因1882年为农历壬午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场兵变，史称“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七月初十日（1882年8月23日），吴长庆率本部人马，乘运兵船从山东登州启程，向朝鲜进发。年近二十三岁的袁世凯十分豪迈，任凭海风拂面，屹立船头，放眼远眺，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感。听到要往朝鲜平乱的消息，袁世凯兴奋得睡不着觉。他在写给兄长的信中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他还说，“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断定，“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出自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之口。但青年袁世凯就以这等口气说话。他以超人的政治嗅觉，一下认准，异国之乱是自己千载难逢、出人头地的良机；一下明白，自己到朝鲜后应当干什么，应当怎么干。
袁世凯决意抓住这次机遇，在吴长庆面前好好露一手。一年多前，吴长庆接纳袁世凯，本意是要他读书赶考。当时，南通籍状元张謇在吴长庆幕府中任首席幕僚，吴长庆便命袁世凯拜张謇为师，学习诗文。袁世凯见吴长庆也要他读书赶考，暗自叫苦不迭，但他一时不敢逆吴长庆之命。吴袁两家交往，开始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时代。吴长庆父亲吴廷襄，当年是安徽庐江地主团练首领，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庐江，吴廷襄派吴长庆前往宿州向袁甲三火速讨救兵。袁甲三一时拿不定主意，向子侄们讨主意。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为由，力主驰援；袁保恒则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反对救援。结果，争论数日，庐江被太平军攻占，吴廷襄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情同手足。袁世凯是袁保庆嗣子，为报袁保庆当年恩德，吴长庆有意让袁世凯好好读书，登科场谋功名。这种阴差阳错的安排，令袁世凯哭笑不得。袁世凯硬着头皮去啃书，但心猿意马，哪里啃得进去。据师傅张謇回忆，袁世凯文章做得一塌糊涂：“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他发觉，此人虽非读书材料，“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井井有条，似颇干练。”课读间张謇问及袁世凯志趣，知他心思不在科场功名，而在于投笔从戎、请缨赴敌。张謇遂主动向吴长庆推荐袁世凯。袁世凯本善于钻营，且时常忧国忧时，“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博得吴长庆好感，视他为“有造之士”，将他超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月薪三十两银子。袁世凯春风得意，常令差弁打着“帮办营务处袁”的明晃晃衔灯，在庆军夜营里到处转悠。投奔吴长庆，是袁世凯人生重大转折，他从此踏上了军事政治生涯。吴长庆是将袁世凯领进官场的第一人。虽然论官阶，营务处帮办草芥之微，没品级、不入流，但扎扎实实是个官，一个月三十两白银看得见摸得着，袁世凯很重视自己好不容易谋来的头一个官位。
乱中取胜(4)
高冕
运兵船乘风破浪抵达朝鲜南洋港，眼前是危机四伏的陌生国度，许多官兵战战兢兢。吴长庆命一营为先锋队，迅速抢滩登陆。一营营官竟然抗命，要求在近海先探明动静，稍作休息后再抢滩登陆。下属不听指挥，吴长庆非常窝火。这时，袁世凯跨步上前，高声请求由他充当先锋，率先发起攻击。吴长庆大喜，当即宣布撤掉一营营官，由袁世凯取代。袁世凯随即杀气腾腾宣布军纪，挥率本营人马出击。当他一马当先冲到岸边时，发觉岸上只有几十个朝鲜士兵。他们见大清国舰队驶来，早已在港口毕恭毕敬列队迎候。袁世凯抢滩登陆未遇半点风险，立下头功，轻松捡了个营官，而且其威名在庆军中广为播扬。吴长庆赞赏张謇有识人慧眼，曾对他说：“慰庭真不错，不负张先生识拔，我应向张先生道谢！”
让吴长庆惊喜乃至惊诧的还在后头。庆军入朝后军纪松弛，奸淫抢掠时有发生，这有失天朝大国脸面。吴长庆将令箭颁与毛遂自荐的袁世凯，令他全权督查军纪。可就在授权当夜，当地有一族长来找吴长庆告状，说又有一伙士兵抢劫百姓鸡鸭鱼肉，吴长庆一听大怒，找来袁世凯责问为何不严肃军纪。吴长庆话音刚落，袁世凯已令手下人拎来七颗血淋淋人头，一下掼在地上，说已请出吴大帅令箭，将违犯军纪士兵中七个为首的当众正法。族长看到七颗满是血污的人头，早已哆嗦着拜倒在吴长庆脚下，连连赞颂清军军纪严明。吴长庆大大长了面子，拍着袁世凯肩膀连连道：好孩子好孩子，真不愧是将门虎子！军纪从此大为好转，士兵们则对他又怕又恨，暗地里写了一首骂他的打油诗：“本是中州伪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袁世凯连出两下非常之招，赢得吴长庆极大信任。吴大帅把军中内务，全部委托袁世凯管理。
庆军在朝鲜站稳脚跟后，决定设计擒拿大院君李罡应。他们了解到，这次兵变背后的策动者就是大院君，一旦把他抓起来就会群龙无首。大院君藏于宫中，深居简出，防范很严。十三日（26日），吴长庆等三位将领未带一兵一卒前往宫中拜访大院君，会谈时气氛十分友好，临别时邀请他次日来庆军大营回访。李罡应打消疑虑，第二日果然践约回访。早已受令的袁世凯负责封守在营帐大门口，非常客气地挡住李罡应的卫队，请他们到侧帐中休息，毫无戒备的卫队刚进侧帐，袁世凯布下的清军早已手起刀落，将他们全部诛杀。袁世凯返回中帐内，一个眼神，士兵们呼啦上去，轻而易举将李罡应捆个严严实实。接着，袁世凯速带一彪人马连夜行动，出其不意，将附从李罡应的叛军一一击溃，军营里到处是滚落的头颅，喷洒的鲜血。当日上午，袁世凯请示吴大帅后，第一个闯入宫中，找到曾向清政府求援的金允植，在他带领下找到国王李熙。李熙为早日掌权，当着袁世凯的面写下致吴长庆等人的手书，请求速派兵剿灭乱党，并号召全国协助清军平乱。李熙重新掌握王权后，很快将逃亡在外的闵妃接回宫中。袁世凯知道控制朝鲜政权的实际上是这个女人，她一回王宫，他就抢着第一个进去向她道贺。李熙又在自己女人面前，把袁世凯的丰功伟绩和杰出才干好好赞颂了一番。王公贵族们纷纷来拜见闵妃时，惊诧地发现闵妃正与一位大清国青年军官亲切晤谈，便对这位青年军官敬畏有加。闵妃对大清国这位能干又殷情的青年将领很有好感，心中从此烙上了“袁世凯”三个汉字。
吴长庆高度评价袁世凯在这次赴朝平乱中的表现，称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砍剿，尤为奋勇”，并奏报朝廷给予褒奖。吴大帅的这个评价对一名军官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治军能严得起来，而且有勇有谋，这起码具备将才的资质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阅读朝鲜平乱战报，对出现频率很高的“袁世凯”留下了很深印象，在奏请朝廷奖励赴朝有功人员名单上，“袁世凯”三字赫然在列，并称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建议朝廷以同知补用，并赏顶戴花翎。于是，袁世凯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里。
应当说，李总督比吴大帅更具识人眼光。李总督远在万里之遥，凭着一鳞半爪的战报，就抓住了袁世凯本领中最与人不同之点，就是临危不乱、长于应变。吴大帅对手下这位青年军官的评价虽没有李总督到位，但使用时并没有欠亏，把他视为庆军中第一有为青年。他把军营内部管理事务全部交给张謇，委任袁世凯全权处理外交事务。袁世凯喜出望外，拥有这一职位，等于占据了了解和控制朝鲜的最佳位置。这一任命，使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军队乃至清政府在朝的代言人。
平地一声雷，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中扶摇直上，登上大清国军事政治舞台。
青年袁世凯有志有心。他一抵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借助手势可以与朝人直接沟通的水平。平定李罡应乱党，使其威名远播，“袁世凯”三字响亮程度甚至盖过朝鲜国王。但他并没有因此晕晕乎乎，头脑十分清醒，知道自己现在是光着屁股坐花轿——徒有虚名，要真正大有作为，必须掌握实权，掌握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他利用与朝鲜国王和闵妃亲近的便利条件，在与国王夫妇开怀畅饮、肠热意酣之际，建议朝鲜摒弃老掉牙的旧军制，扔掉大刀长矛，采用西洋军制，装备西式枪炮，编练一支新军，以巩固王室的统治权。国王王妃听了大喜，亲赴庆军大营，指名道姓要求拜袁世凯为上将军，为朝鲜编练新军。吴长庆将此禀报北洋大臣，北洋总署很快发下委任状，委派袁世凯帮助朝鲜编练新军。不到两年时间，一支一千人的新军果然编练成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编练的这支新军不是采用淮军操典，而是采用英德操典，其中英制四哨、德制一哨。袁世凯身为淮军军官，却清醒认识到淮军体制已老旧落伍，他将编练朝鲜新军作为探索西法治军的试验平台，而且有意对英德两制孰优孰劣进行比较。光绪十年二月（1884年3月），国王李熙和吴大帅，率朝鲜王公贵族和各国驻朝使节、代表，在汉城春塘台阅兵，对装备精良、军容严整、战技精湛的新军赞叹不已。在朝鲜君臣的喝彩声中，袁世凯幼读兵书、酷爱尚武、用兵如神的故事，有鼻子有眼地传播开来。加上袁世凯对清政府极力维护在朝宗主国地位的战略意图心领神会，想方设法与日本势力进行角逐，在朝极力推行怀柔政策，深得朝鲜民众拥戴。《容庵弟子记》载：朝鲜民众按照传统方式，纷纷立木牌以旌其功德。每当袁世凯夜行外出，居民主动张灯燃火导行，妇女则以竹竿挂灯，从门缝中挑出，甚至沿途有人折屋草做火把，以至袁世凯所到之处，无不“火光烛天”。后来，朝鲜百姓还专门成立灯会，轮流值勤，袁世凯一旦夜间出行，“辄以碧纱灯百十夹引以为常”；汉城百姓还自发为袁世凯建立多处生祠，供奉香火，虔诚瞻拜。这一记载，不免有些“蒸馒头”，但袁世凯在朝鲜的影响可想而知。袁世凯心很大，这些正是他渴望拥有的政治资本。据一本张謇传记中说，有日袁世凯酒后对张謇说：李王懦庸，不足扶持；吴帅胆小，难图大事。他欲取韩王而代之，请张謇为其谋划主持。当时，直惊得张謇张口结舌。不知是否确有此事，然吴长庆对手下这位越来越不寻常的青年日渐戒备，倒是事实。袁世凯嗅觉灵敏，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对吴大帅已产生威胁，怕这位顶头上司整他，暗中运作，打算带着捞到的资本调回国内。袁世凯身在异国他乡，并没有忽视与朝廷紧要关系的联络，蓄意为自己的未来前程布下关系。他把从朝鲜搜罗到的奇珍异宝，悄悄送给清廷挂靠得上的官吏，最重的一份总是送给李鸿章女婿张佩纶。张佩纶被袁世凯搞得晕晕乎乎：这个河南佬，我并未给他帮什么大忙，他为什么老给我烧高香？
乱中取胜(5)
高冕
光绪十年（1884年），法军将战火从越南烧向中国西南边陲，清政府的神经再一次高度紧张，惟恐产生连锁反应，命李鸿章加强所有边防。李鸿章立命吴长庆率在朝三营军队回国，余下三营仍然驻朝。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袁世凯怎肯放过这一天赐良机，加紧活动。这回，张佩纶这条放长线钓了多年的大鱼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在自己岳父泰山那里不失时机地吹风，说袁世凯是朝鲜事务专家，又是袁甲三将门之后，总而言之，这也好来那也好，大清国在朝最高军事统帅一职非袁莫属。吹风果真奏效，李鸿章以袁世凯军功卓著、外交老练为由，奏请朝廷同意，任命袁世凯为“总理营务、会办朝鲜防务”。袁世凯一下连升两级，成为驻朝庆军的头面人物。
袁世凯在朝站稳脚跟后，果然不忘践诺，托人将上海滩的青楼女子沈氏接到身边，做了姨太太。在婚姻男女之事方面，袁世凯的性情为人也暴露得淋漓尽致。他与长自己两岁的结发妻子于氏婚后头两年感情融洽，相爱的结晶便是袁克定。可是，有一夜晚，一句玩笑话，就将这份情爱葬送了。那晚，于氏在房间对好温水，服侍丈夫洗脸洗脚后，自己亦解衣净身。坐在床上的袁世凯，看见于氏从腰间解下大红绣花缎子裤带，便道：“瞧你这样子，活像个马班子。”于氏一听就恼了，拉着脸说：“我不是马班子，我有姥姥家。”“马班子”是河南项城一带土语，就是妓女的意思。于氏长得挺端正，但不识字，心眼实，不知这是丈夫跟她开玩笑，以为有意羞辱她，便找了词儿愣不拉叽地回敬丈夫。于氏所说“我有姥姥家”，意思是说我有娘家，是明媒正娶的正房太太。袁世凯听出言外之意：哦，好你个正房太太，不就是讥讽我亲娘是偏房小妾吗？当下怒不可遏，夺门而出，从此再不跟她同房。袁世凯被于氏揭破的心头伤疤，一辈子都没愈合。于是，袁克定也就成了袁世凯一生三十二个子女中的惟一嫡出。袁世凯用自己的方式报复于氏，到朝鲜当官享福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青楼妓女接来与自己日夜厮守；后来，还将袁克定从老家接来交给姨太太护养，让于氏在袁家寨独守空房，在孤灯长夜里苦苦煎熬。到他做了山东巡抚，他把母亲接来享福时，才将于氏接到济南。但这并不意味与于氏有破镜重圆之意，而是为自己树立一方父母官的形象。袁世凯这一点做得很绝，名义上始终没有休掉结发之妻。清朝末年，朝廷还封了她一品夫人的头衔。直到最后他登上中华帝国皇帝宝座，于氏仍拥有大太太的名分。当然，这并没有改变于氏在家中的处境。她有名无实，袁世凯既不给她处理家政的权力，也不与她同床共眠，只是一个满心酸楚的空头夫人。若要不当这个空头太太，也由不得于氏。后来袁世凯任大总统搬入中南海后，让于氏住福禄居。袁世凯当着一大堆姨太太和子女的面，隔三岔五踱到于氏房中坐一坐。袁世凯先说：“太太，你好。”于氏答：“夫君，你好。”接着，聊上几句不冷不热的家常话，例行碰面宣告结束。多少年来，就是这么一个机械的程式。作为总统夫人，逢年过节，袁世凯不得不让于氏摇着小脚出来接受外宾祝贺。有一回，欧洲某国公使上前一步就要亲吻于氏的手，把于氏惊得面无人色，让公使尴尬得不知所措。从此，袁世凯规定，于氏不得在公众场合开口讲话，出来见人须由女儿陪同。于氏遭此洋罪，暗自叫苦不迭。在外人看来，袁世凯是一位奉行传统美德、始终不忘糟糠之妻的好丈夫。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一效果。
沈氏是个有眼力有心计的女人，看到袁世凯听了他的话，果然大有出息，在朝鲜活得有模有样的，更是铁了心侍候夫君。沈氏是在上海滩见过世面的女人，青楼接客时就掌握如何讨得官场人物欢心的技巧，巧为周旋、八面玲珑是她的看家本领，到朝鲜后不仅把袁世凯熨烫得浑身舒帖，还帮他料理了不少应酬之事。袁世凯后来官越做越大，姨太太越娶越多，比沈氏出身金贵的有的是，比她长得水灵的也有的是，但就凭着当年上海妓院里的慧眼独具，凭着里里外外的能干劲儿，她占定了姨太太中的头把交椅。袁世凯是个嗜官如命的男人，身边少不了能帮他步步登高的乖巧女人。
朝鲜半岛的风云突变，使袁世凯再次面临大显身手的机会。日本不甘心壬午兵变后在朝失去的利益，与朝亲日势力暗中勾结，伺机反扑。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为首的开化党人，标榜独立自主、改革政治，使朝鲜开化，企图依靠日本发动政变，密谋推翻李熙、闵妃统治集团。国王李熙在日本挑拨利诱下对清政府态度也发生变化。袁世凯及驻朝清军对此有所察觉。光绪十年十月十五日（1884年12月2日），朝鲜新生政治势力开化党人在邮政总局举行宴会，两天前该党头面人物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人，联名邀请驻朝清军三营统领袁世凯、张光前、吴兆有出席。三位清军统领对要不要出席宴会发生激烈争论。吴、张两人认为此去凶多吉少，还是以拒绝为妙。袁世凯坚持认为，这等于堂堂清军示弱于人，日后必助长敌方气焰，即使是鸿门宴也得出席。宴会日，袁世凯不顾众人阻拦，单骑独赴邮政总局，提前一小时抵达宴会厅。当时，组织宴会的开化党头面人物仅半数到场。袁世凯一下马，便索要酒菜先吃起来，声称还有公务等着他处理，无法等人到齐。胡吃海饮一通后，一手紧紧挽着朴泳孝，一边谈笑风生步出庭院。袁世凯这一招很绝，一下打乱了开化党人的如意算盘，他们来不及对袁世凯下手，他们的头头朴泳孝倒先成了人家手中人质。他们只好暗暗叫苦，看着袁世凯飞身上马扬长而去。开化党人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十七日（4日）以庆祝新邮政大厦落成为名，由邮政总办洪英植出面，邀请朝鲜旧党政要、外国使节和大清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驻朝公使竹添一郎心中有鬼，称病未到。宴会开始，正觥筹交错之际，开化党人按照预谋，在邮局附近纵火，早已潜伏在附近的留日学生数十人乘机涌入，当场刺杀朝鲜禁卫军大将朴泳翊，宴会大厅顿时大乱。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乘乱逃脱。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混乱中入宫晋见国王，谎称清军作乱，威逼国王召竹添一郎率日军进宫保卫。等候已久的竹添一郎得讯，马上率日军三百余人占领朝鲜王宫。当晚，金玉均、朴泳孝假传国王诏书，召六名亲贵大臣入宫，随即将他们全部处死。同时，在竹添一郎监督下，重组亲日政府，并准备废黜国王李熙。因1884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史称朝鲜这场著名政变为“甲申政变”。
乱中取胜(6)
高冕
袁世凯正与姨太太沈氏温存，获知这一惊人消息，立即撇下风情万种的沈氏，率兵急急赶去，邮政局已空寂无人。第二日一早赶到王宫，宫门紧闭不开。袁世凯命人用响箭飞射传书给国王李熙，要求入宫护驾。李熙时已被金玉均软禁，金玉均假传诏书不准袁世凯率兵入宫。吴兆有、袁世凯立即发函请示李鸿章。十九日（6日），朝鲜亲清派官员纷纷向清军求援。同时风传这样一则消息：亲日派准备劫走国王李熙，另立国王，背清投日。吴兆有、袁世凯致函日本驻朝大使竹添一郎，询问有关情况，对方拒绝回答。若是任凭亲日势力控制朝鲜政权，朝鲜就会脱离中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形势非常危急。时机稍纵即逝。而当时朝鲜与中国不通电报，要等得李鸿章指示还需好多时日。吴兆有、张光前两位营官主张按兵不动，听候北洋总署及李鸿章指令。袁世凯主张立即行动，进攻王宫。双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袁世凯激昂陈词：“防韩交涉，系我专责，如因此获咎，我一人当之，决不累及诸君！”吴、张两人这才被袁世凯说服，愿率军队一起行动。袁世凯立即率本营人马冲到王宫，将其团团包围。日军在城墙上开枪，袁世凯命士兵还击。激战半日，攻破宫门。袁世凯率军攻入王宫，“朴泳孝督日人所练之韩军，凭墙夹击，弹如雨下，公（袁世凯）之前后左右兵卒伤之者枕藉，有弁崔继泽见公立危地，牵衣请稍避，公以刃挥之。遂领亲兵数十人奋勇仰攻，失势，顷刻间死伤过半。日兵数十，突由后抄袭，后队击走之，（袁）乃命哨弁唐宗远分兵绕院后夹攻，党众不支，遂逃避，公麾兵进蹑，遇公向所教练之韩兵数百人，合力进战，士卒争先，声震屋瓦。”当时，吴兆有在两兵掖抚下临阵逃脱，张光前率所部在一堵高墙下躲避枪林弹雨。最后，袁世凯以区区四哨之众，奋勇击溃负隅顽抗的朝鲜叛军和日军，一举攻占王宫，解救出国王，稳定朝鲜局势，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地位。日本公使竹添一郎见大势已去，丢下汉城日侨不管，纵火焚烧本国使馆后，率卫队慌忙逃至停泊在仁川的日本邮轮“千年丸”号，狼狈回国。朝民对日本人积愤已久，乘机捕杀日侨。袁世凯非常清醒，立即传令严禁捕杀日本侨民，派人将日侨全部归拢，清点造册，将他们护送到仁川，交给日人，以示人道。袁世凯在平息“甲申政变”中，当机立断，敢作敢为，镇定自若，智勇俱佳，体现出处置突发事件的超常能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政变平息后，袁世凯做起了大头梦。他上书李鸿章，建议清王朝派大员，在朝鲜设立监国，统率重兵，治理内政外交。这一“监国”，实际上就是朝鲜的太上皇。而这一重要职位最佳人选，袁世凯虽未挑明，但不言而喻，此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袁世凯。然而，事情的发展全然出乎他的意料。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吃了大亏后，不肯善罢甘休，挑起中日外交争端，声称中国“首开战端”，并将首要罪责推给袁世凯。清王朝此时如同重病缠身的老人，在南部边陲正与法国交战，担心如果在朝设立监国，会进一步刺激日本，引发战争，导致南北受敌，因此没有采纳袁世凯建议，以息事宁人，缓和与日本的矛盾。但李鸿章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交涉时，断然否认日本关于清政府“首开战端”的指控，只是表态要对“未能小心行事”者进行“戒饬”。这时，驻朝清军总兵吴兆有，早就对袁世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心怀不满。论官衔，吴兆有为记名提督，武职从一品。吴长庆率三营撤回国内时，将在朝庆军三营指挥大权交给他。而袁世凯会办防务的营务处，相当于后来的参谋处，也就是说，袁世凯是帮吴兆有料理营务及会同办理朝鲜防务的，充其量只是驻朝庆军三营的副总指挥。但袁世凯却十分抬举自己，给自己定的头衔是“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处处以驻朝清军主帅模样出现，从公文具衔到行文体制、出入仪仗，都高于吴兆有。朝鲜臣君被他弄得稀里糊涂，弄不清他与吴兆有到底谁指挥谁。袁世凯以五品文官的低贱身份，对吴兆有以下营将均以下行文格式，发号施令，狂妄僭越，使吴兆有等一批营将官佐气得肚子发胀。吴兆有等人密谋一番，抓住袁世凯擅自挪用军饷，抚恤死于乱党之手的朝鲜重臣家属之事，大做文章，密告他贪污军饷，并将擅开边衅的责任全盘推到袁世凯头上。李鸿章对胆子贼大的袁世凯给予一顿杀威棒，命他自己掏腰包，将挪用军饷全部赔偿，并派会办北洋事宜的吴大澄，在赴朝与日本代表谈判的同时，对袁世凯的多项指控进行查办。袁世凯想做朝鲜监国的大头梦没做成，到头来反落得“戒饬”、赔银子、被查办的结局，不禁喟然长叹：“官运恶极。”好在吴大澄未动身，张佩纶已将内情全部密传给袁世凯，并将吴大澄等人的为官特点乃至性情嗜好也全部传泄给他，袁世凯得以从容应付，把他们伺候得舒舒帖帖、眉开眼笑。袁世凯料想，把吴大澄等人伺候好了，最好结果是不要给他找大麻烦，而对自己的结局没抱太大奢望，急于脱身，跳出是非圈外。因此，在吴大澄等人还在朝鲜时，他就借口嗣母牛氏患病，向吴大澄请假，于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85年1月30日），带着大姨太沈氏乘军舰回国。然而，结局却出乎他的意料。吴大澄等人查了一圈回去，对袁世凯如何用银子、美女伺候只字不提，只是在李鸿章等人面前，盛赞他是“奇才”，“能力过大，前途不可限量”。《容庵弟子记》甚至说，吴大澄到天津见李鸿章时，不惜以贬李的女婿来夸奖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奇才非幼樵，乃袁某也！”吴大澄回京复命时，又屡屡夸奖袁世凯又雄才大略，堪当重任。吴大澄等人的正面宣传，加上日本外相伊藤博文要求严惩“肇事祸首”袁世凯的反面宣传，反而使袁世凯名声大震，成为中日两国乃至国际上都受关注的风云人物。以至后来李鸿章为加强朝鲜国内亲华势力，抵消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集团离心趋势，要物色一合适人物护送大院君回朝鲜时，认定这一重任非袁世凯莫属，不得不写信敦促袁世凯再度出山，委以更高官衔，使袁世凯名副其实地掌控清王朝在朝的外交大权。遇挫不跌，反身价倍增，这就是袁世凯式的应变处事才能。
乱中取胜(7)
高冕
台湾史学家苏同炳这样评价光绪十年朝鲜变乱中的袁世凯：“二十六岁的袁世凯，不但充分显示了他的勇敢果决，并且还具有不惜金钱以买结人心的器识，足见袁世凯这个人，实在具备做大事、做领袖的条件。”
很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从朝鲜脱身返回河南项城老家前，在天津接受了李鸿章的召见。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85年3月20日），对袁世凯来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日子。这是李鸿章第一次召见袁世凯。这日，袁世凯再度踏入天津直隶总督署。五年前，他尾随张佩纶走进这所格局封闭、气氛威严的官邸时，大气不敢喘，心里渴望拜见官邸主人李大人，但只能将它当做奢望咽进肚里。然而，今非昔比，历经朝鲜的风风雨雨，使他具备了接受这所官邸主人会见的资格。袁世凯装着毕恭毕敬的样子，从大堂穿过进入二堂，低着头进了二堂的一个房间。这房间光线不大好，清一色的金丝楠木家具，乌黑发亮，显出主人的身份，同时透出一股神秘的气氛。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位老人，身材谈不上魁梧，容貌也不算威严，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安详、温和的老头。但袁世凯明白，切不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实际上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考察，要时时绷紧心弦，尤其是不能做出任何有不恭之嫌的举动，该说的话一句不能少说，不该说的话一句不能多说。这个貌似温和的老头，乃当朝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居首席阁揆，是慈禧太后的心腹宠臣，他对你评价是好是孬，决定你日后仕途命运。召见大约持续一个时辰，对方问一句，袁世凯小心翼翼地答一句。临结束时袁世凯悄悄觑了一眼，感觉对方表情是愉悦的，他这才把提到喉咙口的心放回肚里去。袁世凯的直觉惊人准确。当年秋天，李鸿章正式向总理衙门提请委任袁世凯担任驻朝商务委员时，这样评价袁世凯：“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末了，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请求总理衙门将袁世凯“超擢衔阶，以重体制而资镇摄”。具体使用建议是：拟请以知府分发，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并请赏加三品衔。李鸿章恐自己说得还不够到位，在附件中又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今乘朝王函请，正可迎机而导，令其设法默为转移。该员带队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李鸿章的这番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与袁的第一次会见。可见，李鸿章不仅对他的第一次面试打了高分，有利于帮他摆脱在朝惹下的种种麻烦，而且为他日后青云直上奠定了坚实基础。据说，李鸿章临死前向慈禧太后保荐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留下这样一句话：“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如果说，这是李鸿章对袁世凯评语作结的话，那么这天一个时辰的会见是这一评语的重要开篇。
李鸿章说话自然是非常管用的，袁世凯果被“超擢”。这年秋天，他再度入朝时，从五品同知一跃爬上相当于道员的官位，戴上三品衔的花翎，真正得意非凡。临行前，堂叔袁保龄怕他再入朝鲜“火药桶”会招杀身之祸，劝他不要“履虎尾以求名利”，但他当官心切，根本听不进去。他在给二姊的信中说：“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从前带兵身任战事，故危险。此时作使臣，无人能害使臣，何险之有？今日时势，惟出使尚有出头之日。带兵操练又无战事，将何由名达天听也？”赴朝前，袁世凯再度来到直隶总督署，这回李鸿章的身份已经变了，成了赏识提携他的恩师。袁世凯要求恩师派兵护送他入朝，李鸿章笑道：“朝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数十随从，登岸做引导足矣。”面对总督大人如此信任，袁世凯再无话可说，深深一揖，蹈海东渡。光绪十一年十月初十日（1885年11月16日），他昂首阔步踏入朝鲜王宫，向国王李熙呈递大清国国书，上面赫然书有他的新头衔“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李熙等朝鲜君臣对这位钦命大臣，只能高看一眼。李鸿章对袁世凯出任朝鲜通商大臣期间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朝廷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唆使西人从旁僭越，巧为挟制，唆使该国自主。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属中国藩属，每暗为筹划，设为矫正，以存体制。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依仗李鸿章如此激赏，袁世凯投笔从戎仅数年，官运亨通，暴得大名，“年未三十，名扬中外”。
袁世凯二次入朝还有一大收获，就是姨太太队伍的发展壮大。闵妃早就察觉，袁世凯是一个好色男人。国内来的沈姨太太一人，看来远不能满足他的性欲，他经常外出寻花问柳，在汉城明目张胆用公款嫖妓。为了将袁世凯拉入自己阵营，闵妃施起了美人计。她跟袁世凯说，自己有一表妹，芳龄十六，花容月貌，性格柔顺，如果袁大人不嫌弃，可作秦晋之好。他毫不客气地领受这一艳美佳事，心急火燎忙叫人在公署布置洞房。掐着指头终于盼到洞房花烛这一天，掀起轿帘一看，少女金氏果是娇嫩欲滴的大美人，馋得袁世凯恨不得老天马上来个日全蚀。拥有这么可人的异国尤物，袁世凯天天缠绵，乐不思蜀，沈氏免不了要守空房。但是，到头来失落最大的还是金氏。说起来，她也勉强算是皇亲国戚、金枝玉叶，当初听得要嫁个异国丈夫，心想是王妃做的媒，这夫君一定差不了，好赖是个大官，将来必享荣华富贵。嫁过来方知，丈夫并非头婚，自己也不是大太太。丈夫与她热乎了半个来月，兴头就下去了。没多久，她发现，丈夫如同一头食欲旺盛的春猫，无孔不入，见腥就舔，随自己嫁来的两个丫头，不知何时已经被他弄到了床上。后来，袁世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将这两名丫头收房。收就收了，连国王、王妃都让她这位异国丈夫三分，她也无处可以说理，偏偏丈夫做得太过分，姨太太排名分，他竟不按出身排列，非要按年龄大小排列，这样一来，大丫头吴氏便排在金氏前面，做了二姨太，明媒正娶的王妃表妹反倒做了三姨太，另一个小丫头也与她并起并坐，做了四姨太。袁世凯夜夜笙歌，好不销魂，只是冤屈了带着一花轿春梦而来的金氏。但这一桩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涉外婚姻，比山重，比海深，纤细一女子如何改变得了，她只能认命，沉溺于泪水和郁闷之中。大姨太沈氏也很失落，回想起上海滩那几个日日夜夜的温柔缠绵，她伤心得简直要发狂。但对丈夫有何办法，沈氏只能将一腔妒火烧向异国三房。好在袁世凯将她们的管教权交给了她，她可以随心泼洒她的满腔醋意。三位异国姨太太不懂汉语，也不懂汉人礼数，给沈姨太提供了教训她们的很多口实。于是，哪位姨太太多陪老爷睡一晚上，或是对老爷多亲昵一番，沈姨太就会另找一些理由责打她。袁世凯既不调理姨太太之间的醋海风波，也不责怪管教厉害的沈姨太，让她们都为夫君而狂，这是他所乐见的。连娶三房朝鲜姨太太，再次显露出袁世凯的叛逆个性。令闵妃大失所望的是，袁世凯是个权色弥天的怪物，三个青春火爆的异国少女并未令他溺于欲海，他还是那么精力旺盛地把持着手中权力，鹰隼般的眼睛警觉地扫视着朝鲜政坛。
乱中取胜(8)
高冕
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对朝鲜半岛利益的争夺战中，清王朝大败于对手日本。接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王朝陆海军全面溃败。朝鲜宣布“独立”，李鸿章赴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北洋海军的溃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大清国上下，人心大乱：中国何以自强，中国要往何处去？
甲午海战爆发前数日，袁世凯乔装打扮，从日军炮口瞄准下的使署悄然出逃，部属唐绍仪夜半手持双枪双刀，护送袁世凯抄小路抵达仁川江畔，爬上北洋海军“平远”舰逃回天津。袁世凯在朝为自己苦心搭建十几年的政治舞台，就这样哗啦啦崩塌，“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官衔，也就随之掉进深不见底的黑洞。现在，袁世凯头上只剩下“浙江温处道”一个虚衔，被留在军务处行走。实际上，袁世凯已无正经职事，成了官场闲人。然而，这个丢了乌纱的河南佬与众不同，一声不吭，寓居北京嵩云草堂，邀集幕友，竟兴致勃勃翻译起西方各国兵制书籍来。
李鸿章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条约回到天津，成了过街老鼠，只好成天躲在家里，不敢露头。昔日熙熙攘攘、踏烂门槛的李家花园，一时宛若无人问津的麻风院。李鸿章这座靠山已经靠不住了，袁世凯也不好意思再去求靠。甲午战后，朝廷高层欲追究袁世凯责任，李鸿章慨然全部揽去，袁世凯才得以脱祸。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
硝烟散去，恭亲王奕在思考，李鸿章在思索，袁世凯在思索，国人都在思索：中日之战，大清国为何惨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千万个人自有千万个答案。袁世凯是亲历甲午惨败之人，他有自己的眼光。他认为败就败在练兵方法不当，传统的练兵方法必须摒弃，而应采用西法练兵。他认准一个理：“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要当大官也好，要强国也好，没有精兵强将是万万不行的。
他思路很清晰，要将这套主张推销出去、付诸实践，必须另找一座高大雄壮的靠山，必须把“督办军务处”权力抓到手。“督办军务处”，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设立，是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以恭亲王奕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万不得已，满人是不会将兵权、政权拱手交给汉人的。“贤”如胡林翼，不找一个满人官文，就难以施展拳脚；“忠”如曾国藩，没有满人亲贵大臣肃顺、文祥、奕等作奥援，要办大事、荡平太平军也是痴人说梦；“能”如李鸿章，没有奕、奕作依靠，办理洋务、建北洋海军便无法下手。袁世凯相信，世上必有靠山，只要你找对路径，就能拨开云雾，寻到这座山，走进这座山。
袁世凯觅了一条路，就是军机大臣、督办练兵处要员李鸿藻。李鸿藻做过嗣父袁保庆的老师，这样算来，便是袁世凯的太老师。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5月），李鸿章缩在家里不敢露头时，袁世凯就上书李鸿藻，自称“小门生”，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一揽子计划：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权，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裁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李鸿藻认为袁世凯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其整军方案也有可取之处。他当不住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情，不久将他奏调来京，并得皇帝“交吏部带领引见”的圣谕，派到军务处听候差遣，以备顾问。李鸿藻还将袁世凯的书信广为宣传，给翁同、荣禄等人传阅。就这样，袁世凯顺着太老师李鸿藻这条路，很快走到了他要寻找的大靠山跟前。他明白，仅是“差遣”、“顾问”不行，这只是个小混混，与当年在直隶总督衙门打杂差不多。他还把西方兵书中的近代军事知识，贩给朝野要员，恳请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坤一是著名湘军统帅，甲午战争末期曾指挥军队抵抗日军；张之洞正训练自强军十三营，改练新军下手早，两人都属重量级人物，而且在整顿旧军、改练新军方面都是行家，说话有人信。接着，他叩开庆亲王奕府邸大门；多次登门拜访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兜售他的改练新兵主张。随后，他又走通了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荣禄的门子。他透彻了解到，此公眼下是慈禧太后的头号心腹宠臣，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看似由王文韶继任，兵权实际上握在荣禄手里。袁世凯谦逊地将翻译的兵书呈上，自称门生，恭请指教，并百般表示对荣禄的仰慕膺服之诚。荣禄有心将这个非常之人收为己用，很快将他的兵书和建议奏报朝廷。袁世凯在致弟信中，描述自己这一段经历和感受：“抵京来忙甚，日在车马泥涂奔走。诸大老均甚优待，圣恩极厚。惟内事甚迟缓，办事甚不易，只随班奔走而已，似未能久居于此，暂留以备顾问，而赴任直无可望。”袁世凯在京用了一“忙”字。忙，忙些什么？忙就忙在投机钻营、拜师托请、贿赂买官上。至于结果如何，他在车马泥涂中奔突之时心中也没有谱。不到京城，不知自己官小；不到都门，不知办事之难。然而，他的“忙”很快起了作用。他拜过师、叩过门的朝廷大臣纷纷替他说话。李鸿藻率先说：袁世凯乃“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张之洞、刘坤一先后上奏折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此人“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请求皇上越级提拔，让他专办练兵之事。翁同对袁世凯起初印象不好，认为此人“开展而欠诚实”，后来终于改变看法，说“此人不滑，可任也”。荣禄则明确授意袁世凯：“于闲暇之时，将练洋操之各种办法呈上。”于是，传到大清国一号人物慈禧太后耳朵里的，是对袁世凯的一片叫好声。于是，督练新建陆军的“练兵大臣”之职，非练兵专家袁世凯莫属了。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朝廷正式发布上谕：“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发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凛之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