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中取胜(9)
高冕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1日），袁世凯趾高气扬抵达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开始了督练新建陆军的生涯。小站练兵，为他以北洋势力控制中国奠定基石。自清末至民国初年，所有关系中国命运的北洋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等，几乎都在他的麾下。
袁世凯打通关节、笼络人心，重要一招，是使用银弹。苏同炳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说：“袁世凯尚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是以袁之一生，处政海潮流中，事事能着先鞭，固由于手段灵活，其大半亦依赖黄金势力也。”袁世凯此人善用银弹打人，自己却视金如土。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说：“其（袁世凯）横绝古今，为诸奸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品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故小人皆乐为效力。”袁世凯待人还有一张可亲可近的和善面目。在曾入袁世凯幕府、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眼里，袁世凯此人礼贤下士、精力充沛、度量恢宏。他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凡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袁世凯当上军机大臣后，与两广总督张之洞闲聊时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练‘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袁世凯打通关节、笼络人心，除了依靠上述手段外，还采用鲜为人知的非凡奇招。笼络阮忠枢就是典型一例。袁世凯当年从上海启程投奔吴长庆，途中结识了阮忠枢。交谈中了解到，阮忠枢在京城供职，兼李莲英弟弟家的教席。李莲英是个太监，弟弟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袁世凯一下掂出了阮忠枢此人的分量，紧紧抓住不放，不动声色地在他身上下功夫。这个关系很快派上用场，通过阮忠枢引见，袁世凯与大名鼎鼎的李莲英搭上了关系，李莲英看在阮忠枢的面上，也看在袁世凯那一大箱沉甸甸银子的面上，给荣禄写了一封信。荣禄果然对袁世凯看重多了，替他说了不少好话。通过阮忠枢和李莲英，袁世凯不仅遂心如愿捞到练兵大臣要职，还建立起沟通朝廷核心层的重要管道。阮忠枢颇通文墨，袁世凯利用他这个特长，邀他共同编辑了一大堆筹建新建陆军的规章制度。赴小站练兵后，又将阮忠枢拉到小站，让他为训练新建陆军出谋划策。但阮忠枢此人有一大毛病——特好女色。一日，阮忠枢从小站兵营开溜，到天津城一家妓院找乐子，遇上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颠凤倒鸾之际竟爆出感情火花，完事之后仍难分难解。当晚，阮忠枢搂着魅力非凡的小玉不忍离去，立下山盟海誓，表示一定要尽快进津将她赎出，娶她为妾。阮忠枢真的动了感情，第二日回到军营，请求袁世凯恩准娶小玉为妾。这一艳情故事传得飞快，营盘里有不少人都在风传。阮忠枢明知嫖妓和带妓女进军营有违军纪，但他还是深信袁世凯一定会网开一面、成人之美的。理由有三：其一，对袁世凯来说，他是有功之臣；其二，袁世凯娶的大姨太也是妓女；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他背后还有李莲英这样一层非同小可的关系。哪知，袁世凯竟六亲不认，铁青着脸，当着他人的面，以有损军誉、有违军纪为由，将他暴斥一顿。阮忠枢自知占不着理儿，又不敢揭袁世凯嫖妓娶妓之短，只能将说不出的怨气沤在肚里，只能暗骂这厮不通人情。阮忠枢本是官场中人物，知道与顶头上司硬来没好果子吃，此事只能忍了，心想官做大了还怕没女人玩。气过一阵，也就渐渐将这事淡忘了。一日，袁世凯进天津办事，叫阮忠枢同去。到城里后，袁世凯对他说：“带你去一个地方。”也不明说，引他便走。两人走进一院中，见里边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好不热闹。阮忠枢以为哪个与袁世凯要好的正娶媳妇办好事，心想原来是喝人家喜酒的。不料，进得堂屋，突然鼓乐齐鸣，有人将一朵大红花别在他胸前，不由分说将大红喜带塞进他手中，连推带搡将他弄进洞房，要他将蒙着红盖头的新娘牵出来拜天地。阮忠枢不知众人演的哪出戏，一下蒙了。待他在众人起哄声中揭开红盖头，才发觉新娘就是那夜一见钟情的小玉。原来，袁世凯在训斥阮忠枢后，就派人花钱将小玉从妓院赎出，替她购置好房子和成婚用一应物件。阮忠枢心头一热，哪里顾得上拜天地，咕咚一下跪倒在地，一个劲给袁世凯叩响头。
《凌霄一士随笔》说：“练兵计划，定全国练新军三十六镇，先由北洋入手。袁世凯锐意经营，不久，北洋四镇相继告成（第四镇即由武卫右军改编），兵力之厚，甲于各省。……诸镇之兵权、饷权悉在世凯掌握，遇事毫无掣肘，北洋声势益炙手可热。”驻华英美政治、军事观察家赞誉袁世凯是“中国惟一懂一点军事的人”。小站练兵著效，袁世凯不仅官升两级，由正四品浙江温处道晋升为正三品直隶按察使。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掌握了大清国政治天平上的一枚重要砝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农历戊戌年，是个非常出名的年份。这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京师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成了大清王朝的风暴眼。这日深夜，光绪帝宠信的军机处章京谭嗣同，突然闯入法华寺。此时政治嗅觉灵敏的袁世凯，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准备提前离京回津，以免茫然间卷入行将袭来的政治风暴。皇上近臣谭嗣同的出现，令业已紧张起来的袁世凯“心甚讶之”，着实大吃一惊。
乱中取胜(10)
高冕
一番寒暄后，谭嗣同便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世凯：“然，固有所闻。”
谭嗣同：“上方有大难。”他顿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边说边用手抹着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谭嗣同把袁世凯逼到墙角，让他作出抉择：要么救皇上，要么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儿去告密求富贵。
袁世凯信口便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果是一条血性汉子，足可信赖，便取出随带密诏，将行动计划全盘托出：后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将交给他一道朱谕，并命他带兵赴津见荣禄，当即宣读朱谕、诛杀荣禄，袁世凯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隶总督，然后宣示荣禄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陆军入京，尽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听着，脑子急剧转动着。听完，就对此计划提出异议：“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准、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过冒失。他能指挥调动的兵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动反给皇上招来不测。
谭嗣同：“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这话有道理，便作了让步：“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世凯拒收朱谕：“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办法。”
谭嗣同：“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着，他献计道，“九月即将巡幸天津，待至伊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
谭嗣同：“等不到九月即将废弑，势甚迫急！”
袁世凯认为，皇上在九月份巡幸天津前不会有性命之虞：“既有上巡幸之命，必不至遽有意外，必须至下月方可万全。”
谭嗣同：“如九月不巡幸，将奈之何？”
袁世凯：“现已预备妥当，计费数十万金，我可请荣禄力求慈圣，必将出巡，保可不至中止，此事在我，你可放心。”
谭嗣同见袁世凯坚决不同意立即率兵保驾，只好妥协。他提醒袁世凯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
袁世凯慷慨激昂地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进一步激对方道：“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
袁世凯当即发誓：“你以我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袁世凯这番话，连一身侠骨的谭嗣同听了也感佩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奇男子”。
送走谭嗣同，袁世凯沉浸在前所未有的亢奋中，巨大的冲动推搡得他难以自已。大清国惊心动魄的政治决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帝党、后党都在争夺他这枚砝码。要是换成一般庸人，面对呼啸而来的风暴，早就惊恐万状，惟恐躲之不及。但袁世凯不是这种人，他对风云突变总会产生莫明的冲动。他决不轻举妄动，权衡利弊尚未透彻之前，绝对不会将手中筹码押给任何一方。
袁世凯在法华寺寓所来回踱步，急剧思索。他知道留给自己决断的时间非常有限，生死荣辱，将取决于他出手投下筹码的那一瞬间。
帝党与后党大会战的战鼓自这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擂响。这天，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诏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战幕拉开后，帝后两党在决定性的用人战线上展开没有硝烟的搏杀。
光绪帝宣布变法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帝连下三道谕旨，罢免支持变法的帝师翁同担任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并逐回江苏原籍。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头，临行前要见自己学生光绪帝一面都不可得，只能在滂沱大雨中遥拜紫禁城，一把泪水一把雨水地作别京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命王文韶入京陛见；任命他的心腹荣禄重新署理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辖驻于直隶境内、拱卫京师的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三军。同时明确，今后朝廷臣子蒙赏加品级，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折诣太后谢恩，各省将军、督抚、提督等官亦同。实际上，慈禧是将朝廷官员和高级将领的任免权收归自己手里。
乱中取胜(11)
高冕
紧跟翁同罢官的第二天，青年皇帝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旧例，在仁寿殿召见正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他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并给予专折奏事特权。康有为遂以著书进呈方式指导变法。
光绪帝召见康有为的这一天，慈禧太后调兵遣将，命刑部尚书崇礼署理步军统领，安排这位心腹大臣统率京城卫戍部队。随后，又命亲信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命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总之，用自己的亲信掌握枪杆子，护卫各要害部位。
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绪帝召见维新派骨干、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赏其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此后三天，慈禧太后命亲信裕禄在军机大臣上行走。
七月二十日（9月5日），光绪帝赏拥护新政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时称这四位受皇帝重用的人物为“军机四卿”。他们拥有批阅奏折、草拟诏书的权力，成为事实上的“新政宰相”。
第二天，慈禧太后亲信怀塔布、李鸿章亲家杨崇伊潜赴天津，同荣禄密谋于九月上中旬（10月底）慈禧、光绪同赴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除光绪帝。
康有为这时已察觉维新派没有抓住兵权的弱处，郑重向光绪帝举荐袁世凯，并通过谭嗣同呈递密奏，请皇上将袁世凯掌握手中，以备不测。此前，康有为已对各将帅进行暗中审察，最后将关注的目光留在了袁世凯身上。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似乎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当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17日）袁世凯拜访翁同，晤谈中“极言非大变法不足以保全，非维新不足以济时艰”。为响应维新，他提出撤销军务处为新建陆军增募三千兵员的计划。离开翁府时，他还愤然留下一份西洋人绘制的瓜分中国的画报。七月份（8月）举行的强学会开幕式上，袁世凯作为首批参与者，发动与会者募捐会费，一举得款数千金，解决了会费问题，其中袁世凯一人捐银五百两。有一段时间，他每逢周六就从小站赶到城里，在维新积极分子、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家彻夜长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慷慨激昂谈论维新。经常参加通宵聚谈的，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馆教授兼《国闻报》编总夏曾佑等维新积极分子。袁世凯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和改练新军。在康有为眼里，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可以引以为助，但又“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因此，袁世凯这个武力后盾，是维新派非常需要拉拢但又恐难以拉拢的人物。康有为心中不托底，暗中安排亲信弟子徐仁禄入袁世凯军幕，考察袁的志向，并对其进行游说。徐仁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袁赞同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毋庸置疑。光绪帝接到康有为奏折后，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荣禄通知袁世凯速即来京陛见。
此后二日（13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遭慈禧太后一顿痛斥。
光绪帝感觉大事不妙，于翌日（14日）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知维新变法面临的严重危机，要他们速速拿出应对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为正二品侍郎，乍看属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则是破格超擢。清代官制，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轻，各省正三品的按察使，内调担任京官时往往只能得到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或大理寺卿。袁世凯原官直隶按察使，若正常晋升，往好处说最多只能得一个三品京堂，骤获二品侍郎，实属皇恩非常。当晚，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正用晚餐，看到光绪帝破格提拔袁世凯的上谕，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策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荣禄立即作出反应，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火速调整军队驻防，命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进驻京师门户长辛店。
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进入决战阶段。袁世凯何等明白之人，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已陷于帝党与后党两个巨轮之间，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若是胆小怕事之辈，早就跳出是非之外，以求保全身价性命。但袁世凯天生不是这类人，他在两个隆隆作响的巨轮之间，心不慌，胆不颤，亢奋而镇定，在极其微妙的、极为有限的隙缝里，骑墙观望。他知道，看清投筹情势，不要站错队，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
袁世凯支走谭嗣同后的当晚，在法华寺“反复筹思”。光绪帝名义上是大清国第一人，至高至尊，实际上近乎傀儡，有名无实，支持他维新改良的都是一帮清口白牙的书生，手无一兵一卒。而慈禧太后掌握朝廷权力三十余年，铁杆心腹遍布朝廷内外，占据要职实权，尤其是枪杆子紧紧掌握在听从她指挥的爪牙手里，维新派要想搞她，岂不是蚍蜉撼树！置身于生死十字路口，经过急剧思考，何去何从的答案逐渐清晰起来。在这万般关键的时刻，袁某人不管投靠谁，对方都将铭心刻骨、感激万分。问题于在，若是投靠光绪帝，最终将丢掉脑袋；若是投靠慈禧太后，就能青云直上，极有可能取代李鸿章的政治地位。夜幕下的法华寺沉浸在静谧之中，袁世凯踱着方步、捋着胡须，将关系生死荣辱之事想个通透。
乱中取胜(12)
高冕
解读袁世凯一生所作所为，不难发现，他骨子里是倾向于康梁维新变法主张的。但当践奉政治主张与攫取权力发生冲突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政治主张。在他人生天平上，权力始终是最重的筹码。为追逐权力，他可以抛弃一切。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袁世凯请训返回天津，光绪帝赐予密诏，命他保护新政。袁世凯辞别皇帝后，掉转屁股乘上火车驰抵天津，直奔直隶总督衙门，求见荣禄，将维新派绝密计划和盘托出。荣禄虽对正在发生的事变有所察觉，但不曾料到来得如此紧急、如此严重，听罢袁世凯的告密，犹如当脑门挨了一焦雷，惊问：“子意云何？”袁世凯道：“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谋，卫慈圣耳！”当晚，荣禄进京，紧急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命荣禄连夜赶回天津控制军队。次日黎明，她率人马从颐和园抄小道进皇城，直奔皇宫，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以光绪帝病重不能理政为由，宣布自己训政，并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初十日（25日），她急电荣禄来京，随后谕令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兼管兵部事务，特简为钦差大臣，仍节制北洋各军。维新派在后党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中分崩离析，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亡香港和日本，“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维新派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革职罢免。不到一个月，新政举措除京师大学堂硕果仅存外，其余全被废除，戊戌变法皂泡一般破灭。
维新派的鲜血染红了袁世凯的红顶子。作为对袁世凯出卖维新派的奖赏，荣禄进京那日，慈禧太后令袁世凯暂行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令袁世凯垂涎已久的职位，虽只让他过了十天的瘾，但体现了慈禧太后在风云突变之际对他的高度信任。荣禄对袁的忠心十分欣赏，当时后党中曾有亲贵大臣认为袁世凯“既同谋又出首，首鼠两端”，不可信赖，应予惩处。荣禄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辩护：“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这次变乱，袁世凯再次成为大赢家。他既保住了光绪帝超擢的候补侍郎官衔，又提升了自己在慈禧太后和荣禄心目中的地位。从此，袁世凯其人，不仅进入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视野，而且进入她的心灵。为表示对他的宠信优渥，十一月（1899年1月）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许他在西苑门内骑马，并乘坐船只拖床，给予赏银四千两。第二年，也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1899年3月31日），清廷宣布成立武卫军，归荣禄统率，其中聂士成率武卫前军，董福祥率武卫后军，宋庆率武卫左军，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另由荣禄组建并亲率武卫中军。于是，袁世凯获得与大清国著名宿将同等的地位。这年五月初九日（6月16日），袁世凯晋升为工部右侍郎，正式跻身二品大员行列。
有首歌谣道破袁世凯乱中投机的真相：“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纷乱的局势，再度为袁世凯创造了乘乱而起的机会。
甲午战争失败后，长期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活动的反清秘密组织义和拳，改变反清立场，提出“扶清灭洋”口号，将斗争矛头指向设在中国的洋教会和外国势力。清廷为利用义和拳，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颁发上谕，承认义和拳为合法群众团体。义和拳遂改名义和团，且声势大振，以山东和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迅猛爆发。曾经残酷镇压过义和拳的山东巡抚毓贤，是清政府官员中较早改变对义和拳立场，倡导庇护义和拳的人物，义和拳的仇洋排外运动在山东风起云涌，迅速蔓延。西方列强对毓贤非常不满，要求清廷撤换山东巡抚。他们认为，袁世凯是继任山东巡抚的最佳人选。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写给本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并且最近统率驻天津附近受外国人训练的军队约八千人。他已经宣布，必须将全军随他调往该省；同时，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形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顺利迅速地平定叛乱。”西方列强对袁世凯特别青睐，主要原因是此人手中掌握着中国最新式的一支武装，而且他仇视义和团，更乐意按洋人眼色行事。列强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数度对清政府婉示以袁世凯取代毓贤的愿望。不知什么原因，清廷与西方列强的意愿竟然不谋而合。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廷谕令将毓贤调离，山东巡抚一职，由袁世凯署理，并命袁世凯仍统率武卫右军。三个月后，清廷实授袁世凯为山东巡抚，正式成为一员封疆大吏。
从清廷颁发上谕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短短半年时间里，直隶境内义和团迅猛发展，大批团民拥进京城。慈禧太后为防止“祸起肘腋”，并利用他们对付支持维新的洋人，于五月（6月）宣布义和团团民为“义民”，进一步采取安抚政策。列强对此大为光火，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英、俄、美、德、日、法、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共两千余兵力，从天津直扑北京。慈禧太后一下乱了神，急令袁世凯前往救助。二十一日（17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这一日，袁世凯接到率部赴京勤王的谕旨，慈禧太后要他向洋人开战。
乱中取胜(13)
高冕
斗争形势错综复杂。袁世凯面临极为艰难的选择：不派兵勤王吧，必得罪慈禧太后，将来没好果子吃；派兵勤王吧，必得罪洋人，经营多年的军事实力会消耗殆尽，来日往上爬的本钱就会化为炮灰。究竟如何是好？经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的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想出一个两头都不得罪的好主意：只派少量人马赴京勤王，避免与西方列强交战，保存军事实力。心明眼亮思路清，二十三日（19日），他向朝廷上奏，堂而皇之地说：京师乃天下根本，亟应提一旅之师星夜奔驰救援，待命阙下。同时，他又强调，山东省“为南北咽喉、海疆重地，而威海、胶澳英德逼处”，这两个列强包藏祸心，对山东正蠢蠢欲动，加之省内多处出现匪乱，人心很不稳定，恐内乱即起，英德等国趁乱吞并山东。因此，在这危急局势面前，他尽最大能力“凑集三千人”，派一名部将统率赴京。清廷见山东海防如此吃紧，不敢抽调他的人马，急令停止派兵，这对他来说，正中下怀。
二十五日（21日），昏聩的慈禧太后宣布向列强开战，实际上是拿羸弱大清的一国之力与整个西方阵营对垒。同日，他命各省督抚把“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袁世凯深知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的团众，不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的对手，对朝廷意旨抗不遵命。在接到朝廷急令他增援天津的命令后，他以“职在守土”为由，拒不派兵。天津沦陷后，清廷严饬他派兵救援，他授意部将故意迟滞不前；十多天后北京告危，朝廷命他接济军火、派兵保卫京师，他借口拖延、不遵朝命。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北京沦陷于八国联军铁蹄之下，慈禧太后化装为布衣村妇带着光绪帝狼狈出逃。清廷火速谕令袁世凯率部驰援，袁世凯仍拒不遵命；忠于朝廷的部属张勋等人主动请缨，要求“马革裹尸”、“报君父之仇”，袁世凯认为此人憨愚可笑，不予同意。
袁世凯根本不信义和团能打赢八国联军，在联军侵犯北京之初就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讨教应对局势之策，张刘两人都是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因而抗旨不遵，自搞一套，私下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后来两广总督李鸿章和美、德、法等国也加入“东南互保”大合唱。袁世凯对刘、张、李三总督的做法非常赞赏，在西方列强暗中策动下，于六月初也加入“东南互保”的大合唱。因此，他在北京告急甚至慈禧太后仓皇西窜之际无动于衷，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后，袁世凯时常在部属面前自夸：“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柱，国事尚可问乎？”他毫不客气，在保全半壁江山的功劳簿上为自己重重记上一笔。加入“东南互保”，既使袁世凯保存了军事实力，又使他名声鹊起，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三大名督并驾齐驱，俨然成为大清国中流砥柱。
袁世凯一面对义和团血腥屠杀，大批团民倒在其屠刀之下，一面对洋人竭力安抚，把洋人伺候得舒舒帖帖。自清廷宣战后，山东境内没有一个洋人被杀。英国驻烟台领事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目前在烟台所处的地位是相当稳固和平静的……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留在此地，我认为几乎完全是由于巡抚所采取的态度。……直到目前为止，山东没有被卷入那个势将席卷它的叛乱和掠夺的浪潮。”两厢默契，投桃报李，西方列强给予袁世凯以特殊报答。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袁世凯命人在省界上插了很多界碑，在村镇墙壁到处涂写“此山东境”四个大字。疯狂南侵的八国联军一看到山东界碑和村镇墙壁上“此山东境”大字后，勒住战马，不再进犯。山东的官僚、地主和乡绅见袁世凯如此神通广大，竟能让“四夷钦服”，不入山东之境，对他“齐声感颂，而顶礼日呼东省之福星广被矣”。远在广东冷眼看世界的李鸿章，也对袁世凯深表感佩：“京畿浪高风紧，山东风平浪静，袁家这小子真有一手啊！”
赫赫有名的清末“三屠”，袁世凯名列其中。总督张之洞花钱如流水，人称“屠财”；总督岑春煊最喜弹劾官员，人称“屠官”；袁世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人称“屠民”。袁世凯就是因屠杀义和团获得这一血腥称号的。
袁世凯心中烛然，抗旨不遵、不派兵或故意迟滞进兵，不会不使朝廷特别是慈禧太后有感觉。他挖空心思想了不少补救办法。他不愿损兵折将去打仗，却善于搜罗钱财表忠心。慈禧太后西逃后，他一边上奏叫穷，一边派骑兵急追千里送去十万两银子，接济逃亡中连饭也吃不上的老太后。之后，他又将截存安徽运解北京的饷银十一万六千两、江苏的五万零五百两，一并送去，借花献佛，向慈禧太后效忠。随后，又源源不断送去三十万两白银、几百匹贡缎和许多珍贵物品。逃亡期间穷困拮据的慈禧太后，见了一大堆白花花银子和众多珍品，对袁世凯的不忠疑云也就随风飘散。后来，慈禧太后命他向西安送军火，他立即照办，非常积极。总之，只要不让他消耗赖以升官的军事实力，叫他干什么都成。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和约将成时，袁世凯表现得异常积极，派部将姜桂题率马步炮队北上，驻扎京城周围，为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肃清障碍。在奉承大清国一号人物的同时，袁世凯还不忘博取其他大臣的好感。他与刘坤一、张之洞一起筹集两万五千两银子，进奉留京的大臣和追随慈西太后逃亡的官吏。袁世凯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送银子、送军火、送安全，其过人才干和耿耿忠心，赢得朝廷上下一片叫好声，博得“才堪应变”的美名。
乱中取胜(14)
高冕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病死。慈禧太后立即下令，由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接印前由周馥暂时护理这个职位。
十月十一日（1901年11月21日），当山东巡抚不到两年时间的袁世凯，在唐绍仪等数十人陪同下，由一营亲兵护卫，八面威风离开济南，26日抵达高阳。此时，护理直隶总督的周馥派人携总督官印也抵达高阳。次日，袁世凯设立香案，举行隆重的接印仪式。因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天津仍被八国联军占据，袁世凯决定将总督衙门设于保定。当日，他挂总督印在保定走马上任。
其实，早在李鸿章病重期间，慈禧太后那双浑浊的老眼就已四下打量，普天之下，谁堪担当位同宰辅的直隶总督重任。
八国联军入侵前，拱卫京畿的是荣禄统率的武卫军。现在，这支武卫军大部已七零八落。在与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八国联军交战中，聂士成的武卫前军被全歼，荣禄亲率的武卫中军土崩瓦解，董福祥统领的武卫后军护送慈禧太后抵西安后因无饷无粮被迫遣散，宋庆麾下的武卫左军遭重创伤亡过半。大清国最具战斗力的武卫军中，逃过八国联军炮火之劫，惟一没有遭受损失的，只有袁世凯统领的武卫右军。再者，在八国联军洋枪洋炮淫威面前完全泄气的慈禧太后，此时做什么都得看洋人眼色，确定直隶总督人选，也不能不考虑洋人的态度。缔结和约时，联军开出一长列“战争罪犯”黑名单，原先甚至有她慈禧太后的名字，袁世凯却没有列入黑名单，这一点慈禧太后不得不加以考虑。
作为直隶总督人选，实力、忠心、洋人认可，缺一不可。现在，在所有文臣武将中，惟独袁世凯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李鸿章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临终前，他在口授遗嘱里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声称：“环顾宇内人材，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因发热头昏而吃了大亏的慈禧太后，静心想来，觉得袁世凯此人的确是非常之才。她对李鸿章的识人眼光深表赞许。
在袁世凯巧妙操作之下，老太后甚至无法不相信，若是没有袁世凯就没有今日的山东，也就没有今日的中原，没有今日的东南半壁江山。十月二十八日（12月8日），慈禧太后以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尽心筹画”、“卓著勋劳”为由，赏加太子少保衔。人们因此称袁世凯为“袁宫保”。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四日（1902年6月9日），年方四十一周岁的袁世凯，春风得意，双眸生辉。这一天，他被清廷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跻身封疆大吏之列，坐上大清国总督中的头把交椅，风风光光地戴上了饰东珠、衔红宝石的一品朝冠。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1902年8月），是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天津的日子。朝廷与洋人都瞪眼看着，袁世凯如何赴天津去做直隶总督。八国联军将天津还给大清国，直隶总督衙门也得随之从保定迁往天津。但辛丑条约明文规定：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天津租界二十公里内驻扎军队。天津租界地处市中心，这一规定等于剥夺了清政府在天津的驻军权，因为租界之外二十公里的范围，恰好将整个天津都圈划其中。市区内无一兵一卒是难以维持统治的，到头来还得由联军来维持秩序，直隶总督就得听命于洋人，天津实际上仍在洋人控制之下。清廷和洋人都盯着，看袁世凯如何对付这道难题，看你这个直隶总督怎么当。然而，接收当日，大出人们意料，三千名全副武装的巡警跟随袁世凯，浩浩荡荡开进天津城，一半留津，一半接管西沽、塘沽、山海关、秦皇岛、北塘等重地，将天津置于有效控制之下。洋人一下呆了，袁世凯哪里变出这么多警察来？中国迄今为止是没有一个警察的。他们认为，这些人必系正规军假冒。然而经过核查，发现这些穿着崭新警察制服的人，无一冒充，确是熟知警务的现代警察。原来，早在三个月前，袁世凯就想到了这一招，参照外国警察制度，在保定悄然创设了警务总局及五所分局，开办了巡警学校，招募训练警员。这些警员原本是训练有素的新军官兵，学会警察那一套无需花费多大力气。由于袁世凯带到天津的是警察，不是军队，外国领事对此找不出任何反对借口。这一招使洋人领教了袁世凯的手段，不得不佩服他的应变才能。袁世凯创办了中国的巡警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将现代警察制度推向全省。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正当壮年的光绪帝先于慈禧太后死去。翌日，年逾古稀的慈禧太后病死。临终前，她留下数道懿旨，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摄政王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她死后军国大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重大事件面请皇太后（光绪帝皇后）懿旨。小皇帝溥仪年仅三岁，因此慈禧太后死后，实权落入摄政王载沣手里。载沣早有诛杀袁世凯之心。镇国公载泽、民政部尚书善耆不约而同向他进言：“此时若不速作处置，则内外、军政方面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无人可以钳制他了。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他们主张将袁严办。与袁世凯素有怨隙的亲贵、大臣纷纷出来推倒墙，无不支持除袁。载沣暗中就此事征求首席军机大臣奕的意见，长期接受袁世凯贿赂、且与之构成政治同盟的奕坚决反对，威胁道：“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又去听取军机大臣、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张之洞的高见，张听了载沣的企图也直摇头，说：“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这两人的意见是不能不加考虑的，袁世凯在政界党羽自不必论，最具战斗力的北洋六镇（一镇相当于后来一个师）就有五镇掌控在他手里。载沣优柔寡断、缺乏魄力，经奕一吓、张之洞一谏，竟不知所措，一再修改惩袁谕旨，最后接受张之洞建议，改为“开缺回籍养疴”。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这道上谕正式发布，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强行将其罢官，逐回河南老家。
乱中取胜(15)
高冕
庆亲王奕最初听到载沣要杀袁世凯的消息，立即将它透给了袁世凯。灭顶之灾竟如此迅猛地落在自己头上，这令素来镇静的袁世凯也大吃一惊，慌忙跑到天津，欲逃亡日本避祸，但权衡利弊之后又惴惴然返回北京。不久他接到强令回籍的谕旨，才稍许放心。杀机四伏，凶吉无常，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怕摄政王载沣复起杀念，当即跑去向他“谢恩”，之后立即登车匆匆逃往河南。
载沣对自己导演的这出罢袁戏颇为得意。袁世凯此人奸诈善变，特别能装，上年他搞祝寿被弹劾后，竟借口“患足疾”请假休养。载沣秉政后，袁世凯一肚子情绪，又曾以“患足疾”为由，令人携扶上朝。今天载沣总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体恤养疾为由，将这个大野心家罢官铩羽。
载沣嫉恨袁世凯由来已久。光绪帝是载沣之兄，载沣认为其兄被囚迫害，罪魁祸首之一便是告密求荣的袁世凯。光绪帝被囚瀛台后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日书其姓名，粉碎之”。八国联军进犯那年逃到西安后，光绪帝经常“画成一龟，于背上写上项城（指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作片片蝴蝶飞”，“几以此为常课”。再者，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五年多时间里，野心勃勃，做下令载沣等满清王公贵族忌疑之事。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又身兼参预政务大臣等八项要职，志满意得，锋芒毕露，尤其在摸清慈禧太后已决意变革的底牌后，各项新政事事率先倡办，增练新军，创办巡警，整饬吏治，提倡实业，广兴教育，以至当时清廷革创之政，几乎全出于他之手。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政绩赫然。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不久，就吹响了废除封建科举制度的号角。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1903年3月10日），他与张之洞联衔，奏请递减科举员额，“专注学校一途”。指出“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日（1905年8月31日），袁世凯再次领衔上折，建议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校。清廷同意其奏请，谕令自丙午科起，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中国一千二百年来以科名选拔官员的制度，终于在袁世凯振臂一呼之后敲上棺钉。袁世凯二试不中，是科场失意者；张之洞系殿试探花，是科场佼佼者。科举坟墓由袁世凯、张之洞之辈联手挖掘，实在耐人寻味。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慈禧太后调袁世凯担任外务部尚书，命他进入时有五人组成的军机大臣核心班子。袁世凯在政坛的得志，令载沣等满洲亲贵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
袁世凯在回籍疾奔的黄尘中回首京城，自然百感交集。岁月如烟，他记得十五岁那年，第一次随叔父到京读书，一心想从青灯黄卷中博得紫袍玉带，可是两度应试，都名落孙山，京城将他拒之门外，他只好另辟蹊径杀入官场。从那时到如今，一下逝去三十多年，眼看着过去想求的东西都得到了，过去不敢想的东西也得到了，终于进入权力核心层，爬上万人仰慕的高位，只要再往上蹿一蹿，几乎可以摘到月亮、够着太阳。可谁能料到，在这王朝末年，在最高权力更迭之际，宫廷权力逐角的狂飙竟会将他一下掀翻。然而惊魂甫定，他就冷冷地笑了。远眺着飞尘中愈来愈小的皇城，袁世凯暗忖：我会回来的，这个王朝已经少不得我袁某人了！
袁世凯带着两个姨太太，在河南辉县住了两个月，继而携全家迁居彰德城北门外的洹上村，住进早年购置、高大院墙周围筑有多个森严炮楼、题由慈禧太后手书“养寿”二字的乡村宅院。从此，袁世凯吟诗垂钓，一副闲云野鹤情调，好像真的看破红尘，决意属意田舍村野了。其实，他一刻也没放弃控制权力鸢子的线，设在家中的电报房整天嘀嘀嗒嗒响个不停，他的银子还源源不断地往掌握朝政大权的庆亲王府里送，农工商部参丞、长子袁克定和属僚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杨士琦等人的秘密情报还在悄然往这“养寿”园里飞，他的书信仍不断联络达官贵人、亲友故旧，他那双眼睛天天观察着风起云涌的天下局势。袁世凯隐逸恬淡的背后，仍是权欲熏心，他紧紧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到了节日和生日，他的北洋旧部，冯国璋、段祺瑞、张勋、段芝贵、赵秉钧、阮忠枢、杨士琦、梁士诒、杨度等人，都会成为“养寿”园里的座上客。北洋新军，这一进可攻、退可防的利器，是他耗费半生心血打造而成的，他到哪儿都不会撒手。先辈的经验告诉他必须这么做。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翌年进京陛见，西太后问他：“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国藩不假思索地答道：“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后，继承曾氏的衣钵，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时，进士出身、时任直隶按察使的杨士骧向他献计：“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袁世凯听了频频点头，深以为然。他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已。”杨士骧此后深受袁世凯倚重，一路保荐他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代袁接任直隶总督。一个人官能做得多大、能走得多远，往往取决于他掌控军队的质量，这是曾国藩、李鸿章的经验，也是他袁世凯的体悟。因此，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把编练新军当做第一要务，说：“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他将所练新军改称“北洋常备军”。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计划全部告成。为培养具有现代军事知识的军官，培训听从他调遣的将牟，袁世凯建立各种军事学堂。光绪二十八年五月（1902年6月），在保定建立行营将牟学堂；次年，开办陆军小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开办步兵、军医、马医、经理、军械、测绘各科，培养军事专业人才。他在小站兴办电讯学堂；在大沽筹建宪兵学堂；在保定成立军官学堂；在天津开办讲武堂和学兵营各一所。此外，他还从武卫右军学堂毕业生中遴选五十余人，派赴日本陆军学堂深造。北洋六镇新军编练告成，使袁世凯拥有一支八九万之众的近代化军队，成为大清国最强大的封建军阀。北洋六镇除第一镇外，其他五镇均由其当年小站所辖的嫡系将领统率。袁世凯所办军事学堂还向各地新军输送军官，使袁世凯的根系伸向全国，影响日益扩大。以致“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因此成为清廷的重要决策人物。北洋是他的政治本钱。这些本钱无论如何他都会小心翼翼揣在怀里。退隐洹上村后，他牢牢控制着北洋军，仍是北洋集团公认的无冕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