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歪风横行，愈显出忠臣本色。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突然逝世。此后第五天，多尔衮急忙跑进宫中三官庙，征询索尼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索尼是忠于皇太极的两黄旗势力的代表人物，多尔衮跑来摸索尼的底牌，实际上就是探摸两黄旗大臣的底牌。索尼面对拥有两白旗势力、实力雄厚、咄咄逼人的王爷，直言不讳抛出自己的主张：“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索尼这席狼牙棒般有棱有刺的话，给野心勃勃的多尔衮王爷当头一棒。先帝皇太极长子叫豪格，时年三十四周岁，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按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他是皇位继承人最佳人选。索尼所说的必立一皇子为帝，虽没有挑明是谁，实际上就是指皇长子豪格。
皇太极死后第六天黎明，满洲双雄多尔衮、豪格在崇政殿争夺皇位。在场八旗王、贝勒尚未张口发言，索尼与鳌拜率先站出来，首倡要立一位皇子做皇位继承人。这被视为逾规之举，破坏了大清王朝的议事规则：侍卫、部院大臣等可以列席会议，也可以发言，但必须在王、贝勒特别是八旗旗主发表意见后，获得许可才有这个权利。多尔衮大为光火，将他俩喝退，但他不敢进一步惩治他俩，因为两黄旗已先下手为强，调集一彪全副武装的精兵将崇政殿团团包围。在激烈的唇枪舌战中，原本私下曾允诺支持皇长子豪格的镶蓝旗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面对复杂凶险的皇位争夺战，两唇如同紧闭的石门，默不作声；豪格沉不住气，犯下战略错误，声称自己“福小德薄”，没有资格继承皇位，以退席相威胁，关键时刻主动弃权出局；另一位具有雄厚实力的两红旗势力代表人物、皇太极之兄代善，提出立多尔衮也可以，立一位皇子也可以，风吹墙头草、东西两面倒，一副骑墙态度，并声称自己已经年迈，无心觊觎皇位。在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拂袖退席，礼亲王代善跳出圈外的情况下，眼看睿亲王多尔衮就要得势，索尼等两黄旗大臣急忙动作起来，杀气腾腾，誓死捍卫先帝利益，他们“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多尔衮慑于两黄旗大臣的铁杆立场，慑于巴牙喇精兵剑拔弩张的铮然杀机，不得不妥协退让，但他急中生智，抓住两黄旗大臣必立一皇子为帝这个回旋余地极其有限的空间，机敏地提出拥立年方五岁的皇九子福临为帝，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任辅政大臣，辅佐小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堵住了两黄旗的嘴巴，使他们无话可说，以退为进，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血腥内讧。
铁血忠臣(2)
高冕
争夺皇权的风波，并没有因择立福临为帝而终止。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下煽动多尔衮推翻前议，自立为帝。迫于形势，这两个是非之人被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处死。这一事件，使两黄旗大臣意识到，先帝之子福临得到的皇位并不稳牢，依然存在颠覆的危险。于是，在处死阿达礼、硕托后第六日，两黄旗大臣，侍卫图尔格，拜尹图、谭泰、塔瞻、锡翰、多尔济、伊尔登、额尔克戴青、巩阿岱、车尔格、图赖、鳌拜、希福、范文程、刚林、索尼、哈世屯、巴哈、陈泰、穆成格、伊尔德、谭布、遏必隆等二百零七人，点燃青香，集体盟誓，表示要像效忠皇太极那样效忠幼主福临。
索尼在这班大臣中排名并不靠前，但他是坚定不移的忠君之臣，是这班人中间的骨干分子。在二百零七人集体盟誓后，索尼等人仍觉得靠不住，缩小范围，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鳌拜六人，相约来到三官庙再次盟誓，异口同声发誓：“愿生死一处”，“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
为将大清最高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多尔衮一手打、一手拉，一边继续打击曾与他争夺皇位的豪格，一边分化拉拢拥戴小皇帝福临、对豪格深表同情的两黄旗大臣。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安排都统何洛会等人构词讦告，把豪格往死里整，将他废为庶人。同时，拿着高官厚禄，极力拉拢两黄旗大臣，壮大自己阵营。他以索尼忠贞戮力、不附豪格为由，赐给他上等鞍马。受到这一赏赐的，还有两黄旗大臣、都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第二年，多尔衮进一步提拔索尼，将他晋封为子爵。
索尼一身忠骨，不背誓言。他不因皇帝年幼不懂事而怠慢欺罔，不因多尔衮给他赏赐晋爵而屈膝投靠。他不向权臣多尔衮献媚，不作溜须拍马之举，不说多尔衮爱听的奉承话，更不充当多尔衮排斥异己的打手。他心中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太宗皇太极的继位人——顺治帝福临。
多尔衮独揽朝廷大权心切，笼络鹰犬，迫害异己，手段日彰，大清王朝笼罩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阴霾。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尔衮势焰熏天，像索尼那样对小皇帝赤胆忠心的大臣越来越少。许多大臣或为利益所惑，或为威权所慑，背弃誓言，卖主求荣，拜倒在多尔衮脚下。以两黄旗为例，在固山额真、护军统领、内大臣、一等侍卫等二十余名骨干人物中，就有不少人背誓投靠多尔衮，比如拜尹图、谭泰、巩阿岱、锡翰、席讷布库、冷僧机之流。正黄、镶黄两旗，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三代君主亲自统领之旗，历来是拥戴皇帝的中坚力量，但在多尔衮利诱和打击下，就有这么多重量级大臣将昔日誓言抛在一边，其他各旗大臣更是可想而知。还有一些大臣，为保全高官厚禄，明哲保身，苟且偷安，其代表人物如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之辈。有的大臣老死病故，单以两黄旗大臣为例，图尔格、图赖、塔瞻等忠于皇帝的重臣，已命丧黄泉。有的大臣被多尔衮整趴，如忠君骨干分子鳌拜、遏必隆，遭人陷害，被革除职务，籍没一半家产，削夺所属全部牛录人丁。还有的被多尔衮整死，皇长子、肃亲王豪格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他被多尔衮强加罪名，投入监狱，迫害致死，其姿色动人的年轻妻子博尔济锦氏，被多尔衮强纳为妃。
王公大臣的背叛投靠和明哲保身，加快了多尔衮专擅威权的步伐。在他主使操纵下，顺治元年（1644年），以皇帝名义，封他自己为“叔父摄政王”；顺治二年（1645年），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三年（1646年），多尔衮的卤薄仪仗规格高于其他亲王，仅稍低于皇帝；到顺治五年（1648年）十一月，多尔衮顶破云天，将自己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凌驾于皇帝之上，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从顺治六年初起，多尔衮一言既出即为法令，操纵朝廷大权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多尔衮将忠于幼主、卓然立朝的索尼视为眼中钉。他对索尼的所作所为非常失望：谭泰、巩阿岱、锡翰等两黄旗大臣纷纷背盟依附他多尔衮，就是索尼没有任何投靠迹象，多尔衮深以为憾。李自成撤离北京时，放火烧毁宫殿，清军入主京师后重建宫殿，多尔衮王府也同时修建，无论用工还是材料，工部尽量多算多给，那些趋炎附势的工匠，为讨好多尔衮，将修建王府摆在优先位置。对此，有一个叫佟机的人，对多尔衮提意见，多尔衮勃然大怒，欲斩掉此人。索尼挺身而出，竭力为佟机辩护，说他没有任何罪过，不能滥杀无辜。多尔衮对此怀恨在心。英亲王阿济格欺慢小皇帝，出言不逊，声称在他看来皇帝只是个“八岁幼儿”。索尼将此言行禀告辅政大臣多尔衮，请求将他治罪。阿济格是多尔衮兄长，多尔衮有意包庇他，拒不批准索尼请求。多尔衮曾召开大臣会议，试图分封诸王，索尼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一削弱皇权之举。索尼一次次顶撞作梗，令多尔衮大为光火、头痛不已。多尔衮党羽巩阿岱、锡翰煽风点火说：索尼如此作梗，岂不是阻挠你睿亲王平天下吗？进谗言将索尼重重治罪，省得多尔衮做起事来碍手碍脚，但多尔衮出于诸多顾虑，一时没有同意。
铁血忠臣(3)
高冕
其实，多尔衮私下已将索尼列入打击目标，削弱和迫害索尼的套子越收越紧。他控制的朝廷，以索尼已拥有子爵爵位，不宜再任郎官为由，解除索尼担任的吏部启心郎职务，名义上仍命他处理吏部事务，实际上被削夺职务，只给他挂个子爵空衔。随后，迫害接踵而至，索尼被两次罢官、两度论死，被推上死亡的悬崖边缘。
那是发生在顺治二年的事，索尼向朝廷告发正黄旗旗主谭泰，说他隐藏御旨，“不集众传示”，犯下重罪。索尼等两黄旗大臣对谭泰不满，已非一朝一夕。谭泰于顺治元年投到多尔衮麾下，成为其得力鹰犬，两黄旗大臣、大学士希福因此经常讥讽他“衰庸”，谭泰非常忿恨，设法迫害希福，将其官职一撸到底，没收全部家产。谭泰的所作所为，为正直的两黄旗大臣所不齿，但很受多尔衮赏识。多尔衮内心很想保全谭泰，但出于其所犯之罪过重，当时反对多尔衮的阵营实力尚厚，只能忍痛割爱，将谭泰削去公爵，降为子爵，解除旗主之职。多尔衮对自己亲信的惩处，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三个月后，就将谭泰官复原职。谭泰对索尼怀恨在心，岂肯罢休，很快向索尼挥出报复之剑。他告发说，索尼曾对人说过，“（多尔衮）所攻克的燕京不过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何功之有？”燕京是多尔衮指挥清军攻下来的，编排索尼说过此话必定激怒多尔衮。谭泰还具状告发：索尼违反禁令，将内库漆琴擅自送人，在禁门石桥下捕鱼，令人在库院内牧马，还在朝门击鼓作戏等等。索尼因此被下法司勘讯。法司秉承多尔衮意旨，蓄意迫害索尼，将他判处死刑。
多尔衮对索尼案内中情形心中透亮，料知这一冤案难以服众，不好一下做绝，遂故作宽容，下谕旨予以从轻发落：“索尼应依拟处死，念于朝廷效力有年，姑免死，革职并牛录任，著当差，永不叙用。”多尔衮对待索尼就没有像谭泰那样客气了，虽让索尼逃过死劫，但还是下手很重，将他一撸到底，废为庶民。
索尼从此摔入仕途深渊。
若不是“匿信事件”案发，多尔衮是不会将索尼官复原职的，索尼这辈子可能置身草野，一时难有出头之日了。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巴牙喇纛章京弹劾谭泰，此案涉及索尼。据谭泰说，他随多铎远征江南时，谭泰曾要求将南京留给他来攻取，图赖对此有意见，遂向多铎告发。多铎写信派塞尔特送给索尼，让他转呈多尔衮。但这封信一直没有到多尔衮手中，询问索尼，索尼说他从没见过此信。于是，逮捕送信人塞尔特，对他进行审讯。
塞尔特说：我将此信送到索尼手中，索尼嘱咐我以后不要再提及这封信。
审讯诸大臣信以为真，公议索尼罪当处斩。
索尼不服。多尔衮亲自审讯。
索尼道：我以前告发过谭泰擅自隐匿谕旨的罪行，难道我会隐匿图赖书信庇护谭泰之罪吗？
索尼的这一反诘，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于是，再次提讯塞尔特。塞尔特料知这次难以蒙混过关，只好据实招供。原来，佐领希思汉怕谭泰因这封信获罪，便向塞尔特要过书信，将它丢进河里销毁了。
真相大白，塞尔特、希思汉有罪，谭泰也有罪。但多尔衮迟疑三天，不予结案。在图赖催促诘问下，才将谭泰判罪下狱。由此得出结论，索尼是被谭泰陷害的。于是，索尼恢复二等子爵爵位，重见天日。至于惩处谭泰，多尔衮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到两年，又将他放出，官复原职，委以重任。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登上权力巅峰，谭泰随之高升，荣任吏部尚书。吏部为六部之首，管理全国各级机关全部官员，担任吏部尚书一职，可谓身居要职。若不是多尔衮亲信，断断乎难以获得此职。可是，谭泰的死对头索尼，就没有这份官运了。
“匿信事件”使多尔衮及谭泰之流对索尼怵恨交加。索尼虽然因此扬眉吐气，占了上风，但其背后多了几双阴冷仇视的眼睛。
摔跤倒霉没能使索尼变得“聪明”起来，他还是那么死心眼。处理政务，心中只有小皇帝而没有他人，凡不利于皇上和朝廷的事，他都要说个清楚辩个明白，而且得理不饶人，非要讨得公道不可。索尼我行我素、坚硬如钉，成为多尔衮独裁道路上的可怕障碍。多尔衮决计拔掉这颗钉子。
顺治五年（1648年）清明，朝廷派索尼赴盛京（今沈阳）祭祀昭陵。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陵墓，因位于盛京北郊，俗称北陵。索尼刚启程离开京师，贝子屯齐就跳出来讦告索尼，说在崇德八年（1643年）秋，索尼伙同图赖等两黄旗大臣，阴谋拥戴皇长子豪格为帝，并且私下盟誓，其罪当死。对此法司议断：索尼应当处死。多尔衮心中埋藏着对其兄长皇太极的怨恨，曾私下说过，皇太极的皇位原本是夺来的，言下之意是说，这把龙椅父汗努尔哈赤本是传给他多尔衮的，只因父汗死时皇太极年长且实力强大，才将皇权夺了去。这下好了，他正好借机出掉郁积多年的怨气。多尔衮假借皇帝名义下旨：索尼免死，罢免其官职，籍没全部家产，追夺所有赏赐，派其守护昭陵。
多尔衮对索尼的惩处，表述最贴切的惟有两字：阴毒。这一阴毒之招，含义非常清楚：你索尼效忠皇太极，效忠皇太极继位人小皇帝福临，不是始终以忠臣自居吗？那好，我多尔衮成全你，让你永守昭陵，与那荒郊孤坟为伴去吧。
铁血忠臣(4)
高冕
索尼再次摔入仕途深渊。
至此，打击索尼还没有画上句号。在多尔衮淫威之下，那些与索尼交情不错的人，也大倒邪霉。鳌拜也是两黄旗中少有的忠君死硬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索尼的同盟，也就成了独裁者多尔衮的打击目标。一天，多尔衮问跟前大臣，是不是鳌拜与索尼交情很厚，护军统领伊尔德，侍卫坤巴图鲁、巴泰、费扬古、郭迈、鄂莫克图都沉默不语。多尔衮就问巴泰：你是不是与索尼很好啊？巴泰承认他的确与索尼共事时处得很好。多尔衮又问鄂莫克图：你与索尼是郎舅，关系一定不错吧？鄂莫克图说，他虽与索尼有郎舅关系，但两人相处得不怎么样。这时，费扬古、郭迈也替鄂莫克图帮腔。费扬古还特地为自己洗刷道：我平生倔强，对无关之事一概不理。多尔衮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很不开心，反认为这些人不讲实话，不分青红皂白，罗织罪名，惩治伊尔德、坤巴图鲁、巴泰、费扬古、郭迈、鄂莫克图，将他们革职的革职，处罚的处罚，淫威之下无一幸免。
要不是老天爷出来干预，索尼很可能老死昭陵，成为其主子荒坟前的一株野草。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暴死。顺治帝福临闻讯，立即派人将多尔衮府中所有信符、赏功册都收回内府，随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权力。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年近十三周岁的少年天子福临，登临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接受文武朝臣贺拜，标志着从此亲掌皇权。少年天子立即为索尼平反昭雪，特召还朝，恢复其爵位。不久，颁恩诏，索尼晋升为三等伯，准予世袭。顺治九年（1652年），诸亲王议功，将索尼晋升为一等伯，而且赐敕免死两次，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
索尼加官晋爵，扬眉吐气。他所任官职，都是要职，是皇帝宠信之臣才能担任的职务。更令他舒心的是，皇上给他两次免死特权，这是对他因效忠皇上两度濒临死亡绝境的最好嘉勉。索尼老臣捏着两次免死特权，更可以无所顾忌地行忠君之道了。
索尼成了顺治朝最走红的大臣。索尼对皇上的忠诚，是经过极端考验的。顺治帝对他非常宠信，总是言听计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索尼对十一项政事提出应改应革应行建议，顺治帝看后全部同意，降旨说：“所奏皆实，饬部议行。”
顺治十八年（1661年），皇帝福临死于天花，年仅七周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此时，王朝铁幕之后掌握朝政舵把的孝庄太皇太后，以顺治遗诏名义，命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首辅索尼听到这一遗诏颇有顾虑，因为这是破格之举，未经王、贝勒、文武大臣商议，就让四位异姓大臣辅政，自努尔哈赤以来从未有过。当原任学士麻勒吉当着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的面，宣读遗诏之后，索尼等四辅臣赶紧推辞，跪告诸王、贝勒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忙答道：“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于是，索尼等人就将诸王、贝勒的表态奏报太皇太后。孝庄太皇太后与索尼等四辅政如释重负。随后，索尼领率辅政四大臣到顺治帝灵位前，共同宣誓：“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各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誓毕，索尼等四大臣就担起辅佐小皇帝玄烨处理朝政的重任。
任命四位大臣辅政，而不是由一二位大臣摄政，而且不让宗室诸王贝勒干预四大臣执政，这是孝庄太皇太后深思熟虑后形成的政治智慧，显然吸取了前朝多尔衮专权欺主的教训，试图在小皇帝没有能力独把朝纲的岁月里，由异姓四大臣分理政务、互相牵制，最后实现皇权的平稳过渡。
在小皇帝年幼、没有能力理政的情况下，索尼作为首辅，实际上就是代替皇帝处理朝政。他深知，这是孝庄太皇太后对他的无限信任，他不能辜负这份比山重、比海深的信任。
但事与愿违，形势朝着孝庄皇太后和索尼意愿相反的方向快速发展。处于四辅臣末位的鳌拜，权欲日益膨胀，步上了前朝多尔衮走过的老路。他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不顾小皇帝和索尼的反对，悍然诛杀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三大臣，借故打击与他政见不同的苏克萨哈，公然逾越遏必隆起坐班行，盛气凌人，霸锋无忌，专横跋扈。趋炎附势的臣子们，各怀鬼胎，专以阿附奉承为能事，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一股很大的“鳌拜势力”。少年康熙帝近乎傀儡，形同危卵。索尼此时已年近古稀，加之早年出生入死、鞍马劳顿，后又两度遭多尔衮政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年迈多病，无力阻止野心勃勃、精力充沛的鳌拜日益加剧的专权步伐。为此，他内心如焚，非常忧虑。
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索尼病重。在走进冰冷墓穴之前，这位四朝老臣，将毕生智慧和耿耿忠心铸成一颗“弹丸”，射向背誓欺主的鳌拜。这颗“弹丸”就是奏请皇帝亲政折。他领衔拟写这份奏折，于情于理，鳌拜都不敢公然提出反对意见，只好曲意赞同。但少年皇帝一时没有同意，以自己“年尚幼冲，天下事务殷繁，未能料理”为由，要求索尼等四大臣再辅政数年。索尼见皇上未允，领衔一再陈奏，但康熙帝一概留中不发。
铁血忠臣(5)
高冕
六月二十三日，索尼病逝，享年六十七岁。此前，四月二十九日，少年康熙帝特颁谕旨，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叙索尼功勋，对其一生作出评价：“辅政大臣、伯索尼在太祖高皇帝时，授为内秘书院黾勉效力；在太宗皇帝时，任以内外大事，悉能果断殚厥忠诚；及太宗文皇帝宾天时，重念皇祖恩遇，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克勤皇家；在世祖章皇帝时，亦任以内外大事，竭尽纯笃。世祖章皇帝宾天时，以其勋旧大臣夙秉忠贞，堪受重托，遗诏俾令辅政。恪遵顾命，毕殚忠忱，夙夜靖共，厥职茂焉。今身既染疴，且复年迈，宜加恩宠，以示酬庸之典。”实际上这是对索尼的盖棺定论。
在这段简短评语中，一共用了四个“忠”字。这个评价，对在太宗至世祖、世祖至圣祖两次皇权交接中，忠诚竭力捍卫皇帝的索尼来说，十分达意，恰如其分。六月二十四日，康熙帝颁旨，加授索尼一等公爵位，且与以前所授一等伯并加世袭。索尼逝世后，赐谥“文忠”，享获高规格的死后哀荣。
索尼提供的这发“炮弹”很快发挥作用。康熙帝将索尼领衔多次呈请皇上亲政的奏疏拿出来，向文武大臣公开宣布，并布告天下，使之家喻户晓。鳌拜极不愿意小皇帝这么早出来亲政，但这是他自己一次次具名陈奏过，不好出尔反尔作梗阻碍。康熙帝还将索尼等人奏疏呈给孝庄太皇太后。经她允诺，七月初七日，年方十三周岁的康熙帝登临太和殿亲政，接受王以下文武官员庆贺，亲临乾清门听政，从此日以为常。同时，他仍令鳌拜等人继续以辅政大臣身份，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经过不动声色的谋划运作，次年五月，少年皇帝断然出手，智擒权臣鳌拜，将其革职、籍没、拘禁，迅速肃清其党羽，将皇权夺回自己手中。
为褒扬赤胆忠心的老臣，康熙帝推恩及子，将索尼之子一个个晋封为达官显贵。其第五子心裕袭一等伯爵位，第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爵位。长子噶布喇官至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官秩；索尼孙女为康熙帝皇后，这位皇后死后赐谥时推恩及生，将索尼晋封为一等公爵，允其世袭。第三子索额图，父索尼去世时康熙帝已将他擢升为一等侍卫，官至正三品，且寄予高度信任，参与擒拿鳌拜后又提拔他为国史院大学士，第二年荣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官至正一品，获得文官最高官秩。
这就是铁血忠臣索尼的结局。
一时忠诚易，一生忠诚难；顺境忠诚易，逆境忠诚难；从众忠诚易，孤然忠诚难；生荣忠诚易，死辱忠诚难。
逆境忠诚，孤然忠诚，死辱忠诚，一生忠诚，索尼全做到了。
索尼之忠意义深远。谁能说，康乾盛世与此没有任何关系？
修炼坚韧(1)
高冕
康熙元年（1662年）四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杀于昆明，宣告大陆有组织抗清斗争的终结。此时，台湾郑成功已是孤军抗清，但他仍奉永历年号，自称“孤臣”，将自己视为明王朝的臣子，坚持他收复统辖的台湾岛从来就是“中国之土地”。
当年五月年仅三十九岁的郑成功病逝。其儿子郑经掌控父亲遗下的大权，主政台湾。他“自称世藩。凡台湾属文武各官所用旗纛，均更书为世藩属下字样”。他公然“自称世藩”，并急于将所有文武官改命为世藩属下，意在自立为主。这是他不久宣称“台湾非属中国版图”，图谋在台湾另立国家的思想源头。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一再拒绝削发登岸、归附朝廷。
时已雄踞大陆的清王朝统治者，不能容忍台湾岛从国家版图中分裂出去，不能容忍蕞尔小岛再冒出个皇帝来与自己分庭抗礼，决定用武力征讨郑氏、收复台湾。
台湾海峡波涛汹涌。郑经想要在大陆彼岸立国称帝的本钱，是拥有一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水军。清王朝要把台湾岛上妄图做皇帝的人灭掉，得有一支比对方更厉害的水军；而想建立这样一支水军，关键得有一员比对方更高明的水军将领。
于是，这个人物出现在清王朝统治者的视野里，凸现在大清初年硝烟弥漫、和战交替的统一台湾的大背景上。
此人就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
施琅于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二十七日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当时，康熙帝玄烨年仅八岁，朝廷大权实际上由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执掌。施琅被提拔重用，主要是受到朝廷重臣大学士苏纳海的赏识。苏纳海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就对施琅有所了解。当时，他任兵部尚书，曾赴福建同安，检阅时任同安副将的施琅整练兵马情况，进行面试考核。他对施琅的评语是：“防守汛地，真有为主实心报效之意。”因此，他向朝廷提出使用意见：“此副将应给与总兵敕印。”总兵为武职正二品，官秩低于从一品的提督，高于从二品的副将。苏纳海此公，满洲正白旗人，曾在极富军事才能的多尔衮身边担任侍卫，并参与汉文《三国志》译成满文的工作，通晓用兵用人之策。他的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施琅留给苏纳海的印象颇为深刻，后来他提拔水师提督时，时已升任大学士的苏纳海成了他的奥援。
施琅是清廷与郑氏集团敌对双方都很看重的水军将领。他统领水师进行海战的才能，大学士苏纳海、浙闽总督李率泰了解，郑成功、郑经父子也了解。当年，海澄公黄梧向李率泰举荐施琅时说，此人“仇贼甚深，知自知彼，胸有成算”，“且智勇兼优，忠诚素矢……与梧戮力驰驱，必能翦除海孽”，李率泰将这番建言奏报朝廷，施琅得以起用。兵部尚书苏纳海亲自考察施琅后，朝廷更明白施琅是一员不可多得的水师将才，颁谕命他统领一支水师，提拔为绿营军最高官衔提督之职，获武职从一品官秩。郑成功、郑经父子也深知施琅厉害，当年施琅背离出逃、行将投清之际，郑成功断言：“此子不来，必贻后患。”在郑成功父子眼里，施琅其人，是猛虎，是劲敌，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趁郑氏集团权力交接、内争纷扰之际，清王朝接受黄梧、施琅建议，命浙闽总督李率泰、海澄公黄梧、水师提督施琅，向郑军发起大规模攻击，一举拿下金门和厦门。随后，攻取郑军在大陆的重要基地铜山，郑经仅率战船数十艘逃往台湾。
清廷大受鼓舞，意欲一举攻克台湾。
翌年七月，清王朝任命施琅为靖海将军。八月，令其统率新近降清的郑军麾下大将周全斌，以及杨富、林顺、何义等郑军降清水师军官，统领水师进剿台湾。十一月，施琅挥率水师浩浩荡荡向台湾进发，师出洋面，突遭飓风袭击，水师兵船无法逆进，只好偃旗息鼓半途而返。
出师未捷，施琅第一次统兵攻台失利。
朝廷降旨：“伺机进剿，勿以日久为虑。”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二日，施琅奉命再次征台。水师船队在海上行进，再次遭遇飓风，兵船难以前进，在海上折腾三天两夜，不得不撤回金门料罗湾避风。四月二十六日，风平浪静，云开日出，施琅下令船队起锚，继续向台湾进发。可是，船到澎湖口，又一次遭受飓风袭击。事后，施琅在上报朝廷的奏本中描述当时水师遭袭的情形：“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臣所坐战船，亦飘至南方。”据说，当时船队很惨，有船舷、船尾、船面、船底被狂涛拍裂而进水的，有桅樯、船尾、船具、缆绳断裂的，有舢板用具被海浪冲走的，还有船只葬身大海的。飓风之下，兵船四处飘散，七零八落，飘泊至镇海、大担、浯屿、厦门、靖卫、漳浦、潮州各地。主帅施琅乘坐的战船，也难逃此劫，随风浪飘泊至广东潮州海面。
施琅无功而返，征台再次宣告失败。
脸上无光的施琅，急忙向朝廷呈上题为《密报进攻台湾舟师被风事本》，洋洋万言，解释出师失利原由，并且表示，他将“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候有南风讯息，即约期复征”。
修炼坚韧(2)
高冕
不知什么缘故，朝廷失去了原有的热情，颁谕冷冷地说：“知道了，进兵与否，已有旨。兵部知道。”不久，还派总兵官孔元章等人赴台招抚。
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因上疏反对鳌拜提出的镶黄、正白两旗圈换土地案，惹恼势焰熏天的鳌拜。当年十二月，权臣鳌拜凭借手中代幼主批红之权，在少年皇帝没有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将苏纳海等人处以绞刑。苏纳海被杀事件与施琅虽没有直接关联，但对施琅仕途及其高度关注的征台事业很有影响。施琅从此失去了一位了解和支持他的朝中重臣。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但朝政仍由一手遮天、跋扈专权的鳌拜控制。当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琅呈上《边患宜靖疏》，认为孔元章称台湾郑氏答应受抚之说不足为信，对方“未必有归诚实意”，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他还提出用兵谋略，届时采用剿抚并用之策，先“据澎湖以扼其吭，大兵压境，贼必胆寒”，尔后进行招抚，若招抚不成，再“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
施琅对自己提出的剿抚并用战略，颇为自信，认定只要此举运用得法，必可大获全胜。
施琅翘首期盼，等待朝廷命其征台的旨令。然而，此疏呈上去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施琅再次上疏，在题为《尽陈所见表》中，结合自己的见闻，提出对郑氏集团的看法和对台主张，认为“郑经逃窜台湾，负恃固。去岁朝廷遣兵前往招抚，未见实意归诚”；如不讨平台湾，而严迁海之令，必弊多利少，导致“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倘若让郑氏得到喘息，“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逐渐坐大，窥视边疆，必后患无穷。
这一次，施琅很快得到朝廷回音：“渡海进剿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其施琅之缺，着施琅自行择人暂行代管。兵部知道。”同时，上头还通知，让施琅携带家眷进京。
施琅很是狐疑，既然是“作速”赴京向皇上当面阐述对台主张，当是去去就回，何必携带家眷？但施琅更愿将此理解为圣上非常隆恩，四月间火速启程，驰赴京师。
暮春时节，施琅抵京。少年皇帝康熙向他面询对台方略，施琅利用这一极其难得的机会，直抒己见。意犹未尽，施琅又上《台湾剿抚可平疏》，认为台湾郑军实力不足，兵力不到二万，战船不过二百余艘；郑经其人智勇俱无，打仗不是他的长处；手下部将都是庸碌之辈，而且散沙一盘；士兵需要耕垦自给，荒于操练，没有多少战斗力。他分析判断说：“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主？是为因剿寓抚之法。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千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迫之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直抵台湾，抛泊港口以牵制之。”他得出结论，如果采用此策，“贼可计日而平”。
朝廷命有关部门对此疏进行研究讨论。长于骑射的八旗兵鉴于多次征台失利，恐海症发作。施琅这一被未来证明非常正确的对台策略，部议竟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为由，予以彻底否定。
朝廷之中喧闹高涨的主和声，淹没了施琅“因剿寓抚”的主张。
随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朝廷下令，撤销原设置的水师提督官职，裁撤福建水师，全部焚毁战舰，宣示再不武力征台。
同时，朝廷命施琅留在京城担任内大臣，将他抬入“上三旗”之一的镶黄旗。内大臣，官秩为武职正一品。由从一品提督提升为正一品内大臣，由绿旗汉籍抬入皇上亲隶的旗籍，看上去无论官秩还是身份都大为提高，加官进身、风光荣耀，实际则是明升暗降，被削夺兵权，担任闲散之职。
施琅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这才省悟过来，为何要他携带家眷来京，为何朝廷格外示恩由他自行择人代理提督之职。他实际上被软禁了，只不过这是一种光彩体面的软禁。
少年皇帝玄烨，虽于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首辅索尼病逝后亲政，但作出这些安排的不是他本人，而是掌控朝廷大权的辅政大臣鳌拜。
施琅从康熙七年（1668年）春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夏，被削夺兵权羁留京师，前后长达十三年。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少年皇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智擒鳌拜，夺回旁落多年的皇权。当年十一月，康熙帝破格授予施琅伯爵爵位。
但康熙帝没有立即命施琅返回福建重组水师。
康熙帝亲政以来，已将“三藩”割据势力视为心腹大患，列为头等重要的大事高度关注。
至于对台问题，被康熙帝暂时搁置起来。况且，他对施琅统兵征台一再失利心存疑虑。
对此，全望祖一言说穿：“方施琅之叛成功而归附也，世祖（顺治帝福临）即以为水师提督，驻海澄。琅以平台自行，出兵不克，疑其贰，召入京，不复用，而水师亦罢。”
修炼坚韧(3)
高冕
施琅是明朝降清将领，而且降清过程中有过反复。他是福建晋江衙口村人，原在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属下担任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年）跟随郑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背父抗清后，施琅背叛清军投入郑成功阵营。起初，施琅与郑成功关系很好，但因施琅恃才倨傲，多次忤逆郑成功，两人矛盾加剧，郑成功下令将施琅及其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捉拿关押，施琅侥幸逃脱，其父亲、弟弟及一个儿子、一个侄子均被杀害。施琅遂于顺治八年（1651年）再次降清。施琅反反复复已令清朝廷生疑，随后两次率水师半途而返，进一步加重朝廷疑虑；尤其是第二次征台，他在奏本中说遭遇飓风如何如何厉害，但实际沉没损失的仅两只小船，令人疑肠百结。更让朝廷放心不下的是，施琅还有众多亲属在海峡对岸郑经手下做官，有的甚至颇受器重。朝中很多亲贵大臣对施琅的忠诚持有怀疑，私下说他有子侄在台湾，与郑氏旧恩未断。
这类尴尬之事，朝廷不予明言，施琅难以辩白。
清廷对台时抚时剿。康熙八年（1669年），又回到和谈桌上，皇上玄烨派大臣明珠等人赴泉州与郑氏谈判，放宽条件，提出只要他们遵制剃发归顺，不仅可得到高官厚禄、保持台湾原有局面，还允许郑氏集团长期留住台湾，不必迁来大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战争爆发后，清廷为争取郑氏集团，双方又有过和谈接触，对其采取宽容政策。
兵权被解除，水军被裁撤，施琅的翅膀折断了。
春花伴着流水逝，黄叶随着秋风去。岁月无情地流逝着。施琅羁留皇城，年复一年，遥遥无期。
以施琅这种特殊背景，可以想见，其在陌生京城所过的是什么日子。名义上是显赫伯爵、一品大员，实际上生活清苦，不会有朝廷额外的赏赐，不会有人登门送礼，也不会有什么灰色收入，以致逼得伯爵夫人不得不放下贵妇架子，做一些针线活养家口。
施琅在这样的日子里，是否有过独囚书房黯然神伤，是否有过愤世嫉俗泪湿衣襟，是否有过怨天怨地自暴自弃，是否有过精神沉沦死心绝望……如此种种，人们都无缘得知，惟有施琅自知。
十三年的京师生活，对施琅来说是一片海。清苦的海，怨屈的海，孤寂的海，凄凉的海，窒息无助的海。但是，这一片茫茫大海中，没有一个沉溺呛水的施琅，没有一个随波逐浪的施琅，没有一个自绝于深渊的施琅。他在苍茫大海上顶风逆浪、一臂一臂地划着，不停歇地奋臂击水，坚忍不拔，泅渡大海。他明白，他不能停止击水。因为停止击水，他就会葬身于鱼腹，就会沦于万劫不复的渊薮。对于水军将领来说，战死于大海是最高的荣耀，而自绝于大海则是极端的无耻。
施琅身羁京师，却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常与闽籍在京官员探讨台海形势。他致力于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他是在台海变幻莫测的飓风潮汐中栽倒的，他还要在变幻莫测的飓风潮汐中站起来。他在退朝休闲时，“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史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
他始终认为“海上可平”，坚信能够收复台湾。在有的朝臣看来，施琅两次征台无功而返，是个爱说大话的人，过于骄狂，连康熙帝宠信之臣李光地也这么看。有天晚上，李光地与施琅秉烛而谈，经过一席论兵谈势，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
李光地在所著《施将军逸事》中对此作了详细记述：“余素未深知公（指施琅）。一夕，就公烛下话，道及顺治乙亥（十六年）事。余曰：‘社稷之灵也。令贼（指郑成功）不屯兵城（南京）下，驱而径前者，是诚可危’。公笑曰：‘宜何所向？’余曰：‘循山而东，奈何？’公曰：‘南北马步不相若，人矣众寡劳逸又悬，所在虽响应作声，实观望不能为之助也。才涉北地，与官军交，贼立尽耳。’徐又曰：‘向彼舍短用长者，委坚城，溯江而上，所过不留，直越荆襄，呼召滇粤三逆藩，与之联结，动摇江以南，以挠官军，则祸甚于今日矣。弃舟楫之便而敝围攻，故知贼无能为也。”
这个夜晚，谈起顺治十六年（1659年）郑成功兵败南京的原因，施琅在直言李光地所见不切实际的同时，指出郑成功当年之败，是抛弃战船，水军当做陆军使，登岸屯结于南京坚城之下，舍长用短所致。李光地听后，深为佩服，认定施琅确是将帅之才，而非骄狂之徒。由此，李光地了解到，施琅虽羁留京师，但一直在钻研兵法，始终在研究作战对手，目光执著地关注着东南沿海的局势。
“三藩”战争爆发后，郑军乘机攻占东南沿海不少城池。这使康熙帝对台湾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台湾虽然远隔海峡，但一旦机会来临，他们就会反攻大陆、卷土重来，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台湾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清军在平藩中的节节胜利，则使康熙帝信心大增，相信台湾问题完全能够解决。
形势开始朝着施琅期盼的方向发展。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重设福建水师提督，重建福建水师。接着，先后调京口将军王之鼎、湖广岳州水师总兵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就是没有起用施琅。
早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福建布政使姚启圣就建议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十七年（1678年），升任福建总督的姚启圣再次推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康熙帝依然没有采纳。随后，姚启圣不屈不挠，先后十多次向康熙帝保荐施琅，结局都与以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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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冕
当时，能够统领水师与郑军作战的水师帅才稀缺，朝廷选拔艰难，为何偏偏不让知己知彼的前任福建水师提督复出？朝廷讳莫如深。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青年皇帝玄烨垂询心腹重臣李光地时，才泄露其内心确切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