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谋取皇位后，军政大事千头万绪，同时还需要防范和打击胤党人，需要一位足可信赖、才能出众、身份显赫的人物替他总理军政大事。这个人非皇十三子允祥莫属。允祥遂成了雍正帝的心腹股肱。处于这样一个位置，经常听皇兄耳提面命、下达密旨，允祥对领会吃透皇兄决策意图，也就有了其他任何人所难以企及的独特优势。因此，皇兄雍正帝在想些什么、需要什么，应该如何满足他的需要，怎样贯彻落实他的决策意图，等等，允祥心知肚明，非常清楚。
更为重要的是，允祥此人天分很高，而又自律很严。自成为皇太子党争牺牲品坠入监牢之后，他站在暗处，对在明处继续着的形形色色争权夺利行径看得更为清楚，看清了那些局中人种种昏头之处；他在黑暗和阴冷中反省自己，对大本大源之事有了冷静、深透的觉悟，面对怎样做人、怎样做官、怎样处事的人生基本问题，也就有了鲜明的答案，从而掌握了人生的指南和舵把，即便平步青云、大权在握，甚至权倾朝野，也不迷心窍、惑失方向，始终老老实实、精明能干地做一个皇兄所需要的贤臣和能臣。
允祥好事做绝，雍正奖赏越格。
早在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就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制成大匾赐给允祥，并颁旨说：“怡亲王事朕，克殚忠诚，职掌有九，而公而忘私，视国如家，朕深知王德，觉此八字无一毫过量之词。在朝诸臣，于‘忠勤慎明’，尚多有之，若‘敬诚直廉’，则未能轻许。”这就是说，八字之中‘敬诚直廉’四字他尤其看重，轻易是不赐给朝臣的。他还对嘉许允祥的八个字逐一作出解释：所谓忠，即“公而忘私，视国事如家事，处处妥帖，能代朕劳，不烦朕心，盖其忠君亲上之念，肫恳笃挚”；敬，即“小心兢业，无纤毫怠忽”；诚，即“精白一心，无欺无伪”；直，即“直言无隐，表里如一”；勤，即“黾勉奉公，夙夜匪懈”；慎，即“一举未尝放逸，一语未尝宣漏”；廉，即“清洁之操，一尘不染”；明，即“见理透彻，莅事精详，得弊周知，贤愚立辩”。通过对这八个字的解释，对怡亲王允祥的为人做事，给予高度评价。
交出自我(5)
高冕
怡亲王允祥英年早逝，雍正帝辍朝三日，悲恸不已。第二日，他又亲自前往祭奠，对怡亲王祭礼作出专门安排，并颁谕：“怡亲王毙逝，中心悲恸，饮食无味，寝卧不安。王事朕八年如一日，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朕待王亦宜在常例之外。”雍正帝还亲自素服一个月，一月之内不举办任何宴会。
允祥死后第三日，雍正帝谕示内阁，“凡告庙典礼所关有书王名处，仍用原名，以志朕思念不释之意”。将“允”改为“胤”，恢复其名为胤祥，不避皇帝“胤”之讳，体现了雍正帝对这个弟弟的格外敬重和亲密。因此，后修的《清圣祖实录》、《钦定八旗通志》等官方书籍中表述的，雍正帝诸兄弟中，独胤祥一人书写原名。为了与雍正帝名字多少有点区别，撰史者挖空心思，故意省缺“胤”字左边一撇，书写为“祥”。雍正帝赐胤祥谥号为“贤”，为表彰其“嘉谟懿行”，雍正帝“滴泪研”，亲书“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加于“贤”字前，并给予配享太庙，在奉天、直隶、江南、浙江建专祠的待遇。谥号前加上御赐八字，在清代历朝王公中惟怡亲王允祥一人。
雍正帝还破例提高胤祥陵寝规格。雍正帝认为“园陵之制，则关系国家之典礼，德懋懋官，功懋懋赏”，应当按规矩办事。但以胤祥一生丰功伟绩，若循常制修建其陵墓，他认为太过亏待，于心不忍。最后，他不顾胤祥留下的建茔遗嘱，突破定规，在涞水县为其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享堂七间，享堂之外中门三间，内围墙一百丈，中门之内建焚帛亭、祭器亭，中门之外建神厨五间，神库三间，东西厢及宰牲房各三间，碑亭一座，其外为大门三间，周围墙二百九十丈，大门外设奉祠房二十间，再加石桥二座，石碑坊一座，擎天柱二根，神道碑一座。并且从建陵开工之日起，设立守备一员、千总一员、把总二员、兵丁五十员，永远守护。按照《钦定大清会典》规定，凡亲王坟茔，一律为“享堂五间、门三、茶饭房左右各三间，碑亭一座，围墙百丈，守冢人十户”。比较两组数据可见，怡亲王胤祥的陵园规模大大超越常规。
胤祥安葬之日，雍正帝亲往奠送，亲笔为其撰写碑文。洋洋千余言，系统记述了胤祥一生功绩，字里行间充满感情、称赞备至。他还允准京西白家疃、天津、扬州、杭州等各地之请，在这些地方建立怡亲王寺，供人们永远祭祀。
雍正帝对胤祥处处施以优礼特恩，胤祥可谓“生荣死哀，备生人之全福”。
胤祥所享宠荣荫及子孙。雍正帝为褒奖胤祥之功，将其第三子弘晋封为宁郡王，命第四子弘晓袭封怡亲王，其余儿子也加官晋爵。到乾隆中期，允许胤祥子孙王爵世袭。胤祥子孙后代，均达官显贵，权势显赫。
低调贵戚(1)
高冕
乾隆前期大红大紫的是傅恒。
傅恒在乾隆朝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最长。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接着当太上皇三年，实际掌控皇权六十三年。在其统治期间，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较长的三人：初期鄂尔泰，从元年到十年，前后十一年，他实际上是雍正朝红人，是两朝间的过渡性人物；之后是傅恒，从十四年（1748年）干到三十五年（1770年）死去为止，前后二十二年；尔后是阿桂，从四十五年（1780年）干到嘉庆二年（1797年），前后十八年。其间，讷亲、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和珅先后担任过渡性首席军机，短的如尹继善仅九个月，长的如于敏中也不过六年。论担任首席军机时间，傅恒独占三分之一，堪称首席军机中的常青藤。
清朝不设宰相。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后，朝廷权力由内阁集中到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相当于宰相。当时朝野私下里是这么看的，也是这么称呼的。
当然，首席军机大臣并不等同于皇帝宠臣。比如，乾隆后期，阿桂长期坐军机处头把交椅，但满朝文武都知道，皇上最宠信的是和珅，而非阿桂。
傅恒确实深得乾隆帝宠信。整个清代，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加于一身的宰辅寥寥无几，傅恒则是其中之一；当时紫光阁陈列百名功臣像，傅恒赫然列居首位；两度晋封为一等公的，在乾隆朝傅恒当是绝无仅有。
傅恒官运亨通，提拔速度之快，好比火箭升天。对此，打开其履历就可一目了然：
乾隆五年（1740年），任蓝翎侍卫，很快升至头等侍卫，官至正三品。
七年（1742年），晋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晋至正二品。
八年（1743年），擢升为户部右侍郎，成为财政部门的副长官。
十年（1745年）六月，在军机处行走，相当于见习军机大臣。
十一年（1746年）七月，正式担任军机大臣；十月，任内大臣，官至从一品。
十二年（1747年）二月，任会典馆副总裁；三月，任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管銮仪卫事务；六月，任会典馆正总裁。
十三年（1748年），任领侍卫内大臣；四月，任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六月，充经筵讲官；九月，暂管川陕总督，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官至正一品；
十四年（1749年），任首席军机大臣，晋封为一等忠勇公。
傅恒在官场上呼呼地往上蹿，主要原因，身份特殊，系世臣贵戚，又是乾隆皇帝的小舅子。
傅恒隶属满洲镶黄旗，姓富察氏。曾祖哈什屯，曾任内大臣，为大清开国功臣；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系乾隆帝亲信；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尤其不一般的是，他的胞姐富察氏是弘历嫡妻，乾隆二年（1737年）册封为皇后。
傅恒生于何年何月，史料没有记载。但可推算出其大体年龄。他姐姐富察氏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嫁给弘历时十六虚岁，出生时间应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作为富察氏的胞弟，傅恒应生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之后。据此可知，他任内阁大学士、官正一品时，还不到三十五岁；出任首席军机大臣、荣获一等公爵时，小于三十六岁。
乾隆帝一生册立过两位皇后，富察氏是第一位皇后。与后一位忤旨剪发令乾隆帝震怒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大不一样，富察氏一直深受皇帝宠爱。
富察氏嫁给已被内定为皇太子的弘历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纯朴德性。她平日从不披金戴银，而将通草绒花作为自己饰物，每年还采用关东传统技艺，把鹿羔细皮绒制成荷包送给皇帝。富察氏清纯自然、法祖承本，赢得弘历喜爱。有次乾隆帝生病，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日子里，富察氏每夜都在皇帝寝宫外侍候，悉心照料，思虑周详。她居六宫之首，范足式，孝奉皇太后，下抚诸嫔妃，博得内宫上下一片赞颂。有这么一位贤内助，使乾隆帝得以摆脱繁杂的家事，专心处理朝政。他说：“朕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乾隆帝爱妻及子，先后将她生育的幼子皇二子永琏、皇七子永琮内定为皇位继承人，可是这两个爱子于乾隆三年、十二年相继夭折。两个爱子均魂归西天，使富察氏身心遭受巨大打击，她于乾隆十三年春随驾东巡时死于山东德州。痛失爱妻后，乾隆帝颁旨，九天不办事，亲王以下文武官员斋宿二十七天，并于大清会典律例之外另行规定，命满汉文武官员百日内不准剃头。谕令外省文武官员，从接到谕旨之日起，摘去冠缨，齐集公所哭丧三日。乾隆帝答应富察氏临死前请求，赐她“孝贤”谥号。在泪悼亡妻之际，乾隆帝写下哀思缠绵的《述悲赋》，留下“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的凄泣悲吟。
富察氏为乾隆帝如此宠爱，其胞弟傅恒也大大沾光。天下官位千千万，皇上圣口爱任命谁就是谁，何况还是爱若心肝的妻弟，历朝历代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傅恒与贵戚中昏头之辈大不相同，没有因扯上天下第一的裙带而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处事非常谨慎，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乾隆初年，皇上不同时召见军机处大臣，一般君臣独对，其中首席军机讷亲为承旨大臣，由他负责传达皇帝谕旨。每逢召见傅恒，为回避与皇上的特殊关系，傅恒总是自称识见不广，请求各位军机大臣与他一同入见。皇上晚饭后有所咨询，又把他召去，单独询问商议。因此，时人将傅恒称为“晚面”。其二，军机处大臣承领皇帝旨意后，退下来独自起草谕旨，轮到傅恒，总是命军机处的其他小官员一起拟稿，然后呈给皇上。傅恒坦坦荡荡，尽力避嫌，与左右和睦相处，颇得人望。
低调贵戚(2)
高冕
傅恒长得很胖，稍走快一点就气喘吁吁。但这位肥胖的贵戚不讨人嫌，因为他特会做人。他为人谦逊和善，不因为自己与皇上关系独特，“早龄侍值禁近”，随时可以出入内廷而目空一切，也不武断自擅，更不做仗势欺人之事。对待长辈尤其是士大夫，他总是十分礼让、敬重有加，对后进之辈从不压制，而是想方设法引荐奖掖，使他们脱颖而出、用当其位。因此，朝臣们对他也很敬重，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帮人，都愿意与他一起共事效力。
如果说，傅恒得宠，主要缘于皇上与他是郎舅关系，那么，他所以能够固宠，尤其在其胞姐富察氏皇后病逝后，仍被乾隆帝倚为心膂，主要得益于他为人德性好，勇于任事，而且不居功不邀赏，始终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人，不摆皇帝小舅子和首席军机大臣的威风。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临危受命，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征讨大金川军务。当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扩张势力，扰犯清军，乾隆帝命川陕总督张广泗征讨莎罗奔。当年四月，命大学士、一等公、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统率皇家禁旅赴前线督师。讷亲抵前线后，先是限令三天拿下莎罗奔结寨地噶拉依，轻率冒进，导致进攻失败，损兵折将，代理总兵任举阵亡；继而丧失斗志，畏缩不前，打算转攻为守，让四万大军构筑碉堡，以垒对垒，打持久战。这一做法，遭到乾隆帝斥责。随后数月，讷亲、张广泗所率大军虽有小胜，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乾隆帝命讷亲、张广泗回京师见皇上。不久，将讷亲革职。当年十二月和翌年正月，将张广泗和讷亲先后诛杀。就是在讷亲和张广泗征伐大金川失利的情况下，乾隆帝将经略重任交给了傅恒。同时，积极为其提供条件，调拨京师及各省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供他指挥，拨给军费四百万两白银，还拨十万两内帑以备来日犒赏将士。
对傅恒离京出征，乾隆帝高度重视。十一月二日，乾隆帝在重华宫亲自宴请傅恒，为他壮行。翌日出师，乾隆帝“亲诣堂子，行告祭礼”，并亲御瀛台，赐食将士。傅恒启行时，乾隆帝派皇子和大学士来保将他送到远郊良乡。
傅恒顶风冒雪，毫不懈怠。时正隆冬，他率部日夜兼程，有时日行竟达三百二十里。进入陕川境内，因驿政不修、马匹供应不及时，迟滞大军行动。傅恒及时将沿途考察了解到的情况奏报皇上。乾隆帝下令，火速整修从北京至成都的四十八座驿站，从成都至前方军营的马步二十四塘，保证交通、通信畅通。艰险未能阻止傅恒的前进步伐，过成都，经天赦山时，道路艰险，雪紧冰滑，十多匹战马先后坠入深不见底的山涧，傅恒下马与官兵一齐步行，翻山越岭走了七十里地。肥胖的傅恒，在平坦大道上走急了尚喘不过气来，可以想见，要在冰封雪阻的崎岖险道上跋涉，会有何等艰难。但他战胜自我，把坎坷艰险甩在身后。大学士、皇帝小舅子尚且如此，其他将士还有啥话好说，大家无不抖擞精神，奋力向前。十二月十八日，如期抵达金川军营。在此期间，乾隆帝以傅恒率师远征，公忠体国，殚竭悃忱，纪律严明，行军迅速，兼办一切咨询机务，常常彻夜不眠，一秉丹诚、心坚金石，劳瘁超伦，先是命部优叙，部议加傅恒太子太傅衔，特命加太保衔。傅恒获悉，赶紧上疏固辞，但皇帝不允；傅恒克服千难万险到达金川军营后，乾隆帝大喜，命赐傅恒双眼孔雀翎，傅恒再次固辞，坚不接受恩赐。
傅恒抵金川后很快出了一招，命副将马良柱，诱杀附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作乱的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其嫂阿扣及汉奸王秋。乾隆帝褒扬傅恒明断，命他接受双眼孔雀翎的赏赐，并说，“如仍执意谦让，是不遵旨也”，傅恒这才不敢推却。
随后，傅恒进行抵近侦察，发现清军屯驻之地狭隘，与高居山梁上的敌军战碉相望，且杂处于当地土民市肆中，不占地利。傅恒遂考虑迁移旧日营垒，令总兵冶大雄总理营盘，以肃军纪。他在查找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的基础上，分析敌我军事态势，提出自己用兵主张，奏报皇上：“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炮不能洞坚壁，于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击人。贼于碉外为壕，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于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复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余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敌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长。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应当说，傅恒决定各路大军继续发动正面进攻，控制并迷惑敌军，另出一支奇兵，从别的小道进击，凡遇敌坚碉一概绕过，直捣敌心脏刮耳崖，来个中心开花，使固守山梁石碉内的敌军不战而溃，这是高明之策。乾隆帝受岳钟琪影响，不同意直捣刮耳崖的军事计划，而且此事心思已起了变化，考虑到金川并非大敌，清军已劳师两年，杀了两员大臣，失去多员良将，心中很不痛快，见到傅恒上疏，见敌军据险而守、难以攻克，更加不想继续用兵，遂以孝圣宪皇后名义下谕，命傅恒班师回朝。这时，傅恒刚好开始实施自己的战略战术，督军攻下好几个敌碉。乾隆帝一面驿送三斤人参慰劳傅恒，谕封他为一等忠勇公，赐给宝石顶和四团龙补服，一面屡次下诏命他班师。傅恒认为，没有将敌人打服就撤军，莎罗奔等人气焰会更加嚣张，自己也没有脸面无功而返，表示不能就此回撤。他坚请进兵，恳辞公爵，而且缴还原旨，以示绝不是虚头巴脑故作姿态。
低调贵戚(3)
高冕
就在傅恒与岳钟琪决策遣军挺进之际，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清军久困下坚持不住了，多次在阵前高喊投降，并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派头人前来求降。傅恒坚持要莎罗奔等人自缚到清军辕门投降，实际上是想乘机将他逮捕，还朝献俘。乾隆帝坚决反对这个计谋，并不断催促傅恒结束战争。圣命难违，傅恒不得不举行仪式，接受莎罗奔的投降，宥其免于一死。
乾隆帝好大喜功，后来将金川之役自诩为“十大武功”中的首功。对于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小舅子傅恒，已晋封他为公爵，没有更高爵位可以晋封，他只好另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壮其仪威。他还同意莎罗奔之请，同意在刮耳崖下建祠供傅恒长生禄位。傅恒疏辞四团龙补服，不敢受用。乾隆帝见他固辞，专门颁发谕旨，认为对傅恒的褒奖，“实出至公，且具有深意”，而且评价傅恒征金川之功，“与当年岳钟琪之树绩青海，大学士鄂尔泰之绥靖苗疆”完全等同。因此，他在颁发这份长长谕旨的末尾命令道：“所赐大学士、公傅恒照宗室公式之朝帽顶及四团龙补服，著于朝贺典礼之时，时常服用，不必恳辞。其寻常入朝入部办事，应从所请，随宜即用公品级补服，以成谦挹之美。”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率大军返抵京师，乾隆帝命皇长子率诸位亲王大臣到郊外，给予高规格迎接犒劳。不久，敕令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傅恒建立宗祠，祭祀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父亲李荣保，春秋官为其举行祭礼。并追谥傅恒父亲李荣保“庄恪”谥号，在东安门内赐地修建傅恒府第。
傅恒勇于任事，善于任事，而且虚怀若谷，有功不居功，赐爵不受爵，给赏不领赏，乾隆帝打心眼里赞赏。如此给皇上长脸的小舅子，皇上哪能不宠信！
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部发生内讧。乾隆帝乘机发兵，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当时，满朝文武，坚决拥护这一策略的只有傅恒一人。后来乾隆帝称赞：“西旅之役，独能与朕同志，赞成大勋。”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攻克伊犁，将准噶尔首领达瓦齐一举俘虏。当年六月，准噶尔之乱被清军平息。乾隆帝回想起上年决策用兵之时，曲高和寡，文武百官均不支持，投赞成票的独有傅恒，对这位富有战略眼光、敢于力排众议、坚持正确主张的大臣非常欣赏，而且充满感激之情，特地颁谕，再次授傅恒为一等忠勇公。傅恒在平金川之役中已获一等忠勇公爵位，再次封公，实属殊典旷恩。对此，傅恒上疏力辞，并向皇上当面恳陈辞谢之意，再三再四，说到动情之处涕泪俱下，声称自己在金川之役中“叨封公爵已为过分”，执意谢绝再赐他一顶公爵桂冠。乾隆帝察傅恒表现，认为其“信出至诚，实将来可以永承恩遇之道”。不能让谦逊者吃亏，乾隆帝仍下令对傅恒“从优加等议叙”。部议将傅恒加赏六级。不久，乾隆帝将百名功臣画像陈列于紫光阁，傅恒荣居首位。乾隆帝特赋御诗一首，盛赞傅恒功勋：
世胄元臣，
与国休戚。
早年金川，
亦建殊绩。
定策西师，
唯汝予同。
侯不战，
宜居首功。
在连续三次征缅战争失败、统兵主帅一一丧命的情况下，傅恒再次受命，顶着兵败帅殒的死亡气息，挂帅统兵，驰赴西南前线。
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新任云贵总督刘藻乃一老儒，不识事体，调兵遣将与缅军作战均不得法，屡吃败仗。翌年二月，乾隆帝命撤掉刘藻总督之职，将他降补为湖北巡抚，总督之职由历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并拜东阁大学士的杨应琚担任。年逾七十的刘藻经不住丢官降职的打击，“自刭不殊，宛转于戕榻间，七日乃死”。杨应琚上任后发动反击战，收复被占边地，这场小规模的边境战争已告结束，他本不想进一步讨缅，使战争升级。但其一些部属立功心切，低估缅军力量，蛊惑主帅对缅开战，未经乾隆帝颁谕，就发动了征缅战争。结果兵败失地。杨应琚心神恍惚，旧病复发倒下，以致对部属违败为胜、虚报战果的行为毫无察觉，稀里糊涂地向乾隆帝报捷。远在万里之遥的乾隆帝“按图详阅”，反而将其中错谬识破。乾隆帝对此非常恼火。本来，天朝大国征服不了区区缅甸小国，就已让他窝火，现在滇缅边界纠纷不仅未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而杨应琚竟然虚报蒙蔽、负恩欺罔，“大出情理之外”。这令他龙颜震怒，下令将杨应琚调回京师调养，命伊犁将军明瑞继任云贵总督，发动第三次征缅战争。杨应琚返京不久，乾隆帝命其自尽。明瑞用兵有方，取得蛮结之役大捷。但清军胜而轻敌，长驱直入，一度攻入缅甸心脏地带，距其都城阿瓦仅七十里。但由于军械粮饷缺乏保障，兵疲马乏粮尽，敌都在前，清军竟然无力攻城。缅军乘机发动反攻，清军节节败退，明瑞在小猛育突围战中多处负伤，自缢而死，第三次征缅战争宣告失败。乾隆帝觉得大丢脸面，异常震怒，誓雪丧师辱国之耻。
尚书、参赞大臣舒赫德，奉命赴西南边地永昌实地考察后，与新任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提出征缅有办马、办粮、行军、转运、适应“五难”，认为清军征缅“实无胜算可操”，不宜继续对缅动武。乾隆帝对不领会圣意的舒赫德严厉训斥，革去舒赫德尚书、参赞大臣之职，给予鄂宁降职处分，降补福建巡抚。
低调贵戚(4)
高冕
乾隆帝谕示，“筹办进剿缅匪，一切机宜紧要，必须重臣前往调度”。何人堪当重任？乾隆帝高坐龙廷，反复审视度量，目光最后还是落在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身上。
傅恒就是在刘藻自刭、杨应琚赐死、明瑞自缢，三位云贵总督相继身败命裂，新任云贵总督翻身落马的情形下，执掌征缅帅印，拂着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早春二月的寒风，踏上西南征程的。
傅恒于三月入云南。四月抵达边城腾越。在乾隆帝心目上，傅恒是一张王牌。这张王牌不负重托，办事用心，进军迅速，乾隆帝十分满意，并期望他征缅得法，扬武威、宣仁德。为此，他特赐傅恒扇子一把，并在扇面亲书御诗一首，谆谆叮咛：“炎徼炽烦暑，军营区画频。大端应释记，细务不辞亲。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勖斯风到处，扬武并扬仁。”傅恒愈感责任深重，尤其是“世人谁知我，天边别故人”，足见皇上对自己倚眷之隆。他倍加用心，经仔细研究勘察，不仅找出了明瑞兵败的症结，并且得到意外的收获：有个叫翁古山的地方，有许多参天大树，其中昼楠、夜槐两种树木是造船的上等材料；附近有个叫野牛坝的地方，凉爽无瘴，是个造船的好去处。他一边命其子傅显率清军三千、湖广工匠四百六十余人秘密赶造战船，一边制定水陆并进、直捣缅甸都城阿瓦的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正合圣意，乾隆帝大喜，给予充分肯定：“至于造船一事，水陆并进，实征缅最要机宜。”特别对造船巨木、造船佳地独为傅恒发现之事，大加赞赏，“何以前此并无一人见及，而傅恒得之，竟尔便于取携，可见事无难易，人果专心致力，未有不成者”。乾隆帝意犹未尽，还赋诗《造舟行》盛赞傅恒。
当年七月，傅恒祭纛誓师，兵发腾越，对缅发动突袭。初战告捷，乾隆帝十分高兴，赐给傅恒三眼孔雀花翎。傅恒上疏，坚辞不受重赏。此时，缅甸正值收割季节，对清军进攻猝然不防。清军深入猛拱、猛养二千余里兵不血刃，如入无人之境。只是因为气候恶劣、烟瘴弥漫，清军运粮困难，官兵多有病倒。九月，野牛坝战船造成，清军水陆并进，击溃缅甸水军。十月，攻克前被缅军攻占的军事重镇新街。十一月，进攻老官屯。该城位于金沙江东岸，南通缅甸都城阿瓦，是缅甸都城的北方屏障，是由北往南水陆交通咽喉。老官屯易守难攻，缅军设立木寨、水寨，据险坚抗。去年清军在这里吃了钉子，久攻不下，被拖累拖垮。傅恒调集清军主力猛攻二十余日，炮击、火攻、挖地道爆破，各种战法都用上，就是拔不掉这颗钉子。因这一带成天烟雾缭绕，湿度很大，水土恶劣，清军特别是久居北方的满洲兵身体很不适应，官兵染上瘴疠之疾纷纷病倒，有的甚至一命呜呼。在疫病可怕袭击下，清军原有水陆军三万一千余人，死亡过半，遭受重创，仅幸存一万三千余人，连傅恒之子傅显、总兵吴士胜、副将军阿里衮、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叶相德等重要将领，均被恶性传染病夺去生命。主帅傅恒，也未能幸免，染上恶疾，腹泻一天比一天厉害，以致一病不起。未被缅军打败的清军，在一场恶性传染病面前溃不成军，失去战斗力。
乾隆帝获悉大惊，颁谕令傅恒立即班师回京。碰巧缅甸国王、缅军主帅慑于清军兵威，也有罢兵乞和之意。决计撤兵、不愿将征缅战争再拖下去的乾隆帝，正好借机下了台阶，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
傅恒深知这次征缅战争并未取得乾隆帝预期的结局，自己作为主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动上疏向皇上请罪：“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乾隆帝没有将傅恒当做替罪羊，积极为他开脱责任：“此次出兵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经略，职分应尔，设以为办理是非，朕当首任其冲，其次方及傅恒，岂宜独以为己责？昔皇祖于吴三桂一事，谕令廷臣集议，而主撤藩者，唯米思翰、明珠数人，后逆藩抗命，众皆归罪议撤之人，皇祖谕曰：‘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岂因吴三桂反叛委过于人？’大哉圣言，足为万世法守。傅恒此事即可援以为例。前于傅恒收服猛拱时，曾赐三眼花翎以示褒宠，傅恒恳俟功成后再用。今既未经克攻贼巢，前所赐翎即着缴回，仍用伊原戴之翎。”皇上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用心良苦地援引祖父康熙帝与米思翰、明珠等执意撤藩的先例，朝臣们自然也就息人宁事，不敢贸然攻击傅恒。身为首辅、贵戚的傅恒充分回收谦逊低调的好处，既未受辱，更未夺命，避免了那些侍宠骄狂的贵戚一旦失足便从云端跌落的悲惨结局。
傅恒在接到缅甸国王乞降方物后宣布撤军，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回驻虎踞关。翌年二月，班师回朝。三月，带病赶赴天津觐见正在当地巡幸的乾隆帝。乾隆帝迟迟未见期待的缅王屈服求贡的表文，很是窝火，本想斥责傅恒撤兵过于草率，但看到傅恒重病缠身，不忍将他治罪。两个月后，傅恒病情恶化，乾隆帝几乎每日派人去看望，并好几次亲临慰问，关怀备至。然而乾隆帝浩荡关爱，未能挽留宠臣的生命。七月十三日，傅恒病逝，年仅四十八岁。
心膂之臣英年早逝，乾隆帝“深为震悼”。盖棺定论，乾隆帝对傅恒一生予以充分肯定，并对他谦虚之风特别赞赏：“及崇爵再加，坚让不受，尤足嘉焉。”乾隆帝将悲痛寓寄于对他的高规格治丧中。他命户部侍郎英廉负责承办傅恒丧事，谕示丧礼按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赏内帑五千两治丧，允其入贤良祠，赐祭葬加礼，赐谥号“文忠”。乾隆帝还亲登其府在灵前祭酒，赋诗举哀，留下“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的诗句，既对傅恒的高度评价，又充分流露痛失宠臣的内心哀痛。后来乾隆帝赋诗悼念傅恒，嘉许他为“社稷臣”。
低调贵戚(5)
高冕
傅恒子侄也都深受皇上恩宠，获高官显爵。长子为皇帝女婿（多罗额驸），曾任正白旗满洲副都统，官正二品，在代理云南永北镇总兵时去世；次子福隆安，被乾隆帝招为女婿（和硕额驸），封一等忠勇公，任兵部尚书；第三子福康安，官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仍任两广总督，封一等嘉勇公；四子福长安，任工部尚书。内阁六个部，傅恒的三个儿子竟当过三个部的第一把手。福隆安之子丰绅济伦，袭一等忠勇公，官副都统，在御前侍卫行走，为皇上心腹之臣。傅恒子孙个个高官显爵，其留下的云骑尉世职，便由其侄子承袭。
谨慎低调是部厚沉沉的人生哲学，尤其天生显贵如傅恒者，只要读懂用好，必终生受益。
高明奴才(1)
高冕
乾隆朝后期，和珅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政治暴发户。
和珅在弘历当皇帝期间，虽始终未能跨越阿桂，当上首席军机大臣和内阁首辅，实现位极人臣的梦想，但朝臣们心里明镜似的，都知道他是皇上最宠信的大臣。《清史稿》称和珅“宠任冠朝列矣”，说的就是这意思。和珅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和在朝中的独特地位，连英国访华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也看在眼里，“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务，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这种现象具有特殊而典型的意义，因而值得冠以一个时髦称谓：“和珅现象”。
和珅为何能够飞速跃上政治舞台，为何得以长期受到专宠，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谜。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是破解“和珅现象”的重要时间界碑。这之前，和珅平淡无奇，名不见经传，官场之中不知和珅为何许人；这之后，和珅平地一声雷，超级礼炮般直蹿九霄云天，而且这朵巨大神奇的耀眼礼花，从此宝石星辰似的镶嵌于苍穹，终乾隆一朝不再消殒。
乾隆四十年前，和珅是一个名落孙山的穷学生，是一个偶尔陪同皇上捕鱼、罟雀，寻开心的小混混。
《清史稿》载，少年和珅是在贫穷中度过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出生于一个旗人之家。父亲常保，姓钮祜禄氏，隶属满洲正红旗；母亲是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和珅祖上没得过什么高官显爵，高祖尼牙哈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挣下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个爵位允许世袭罔替，算是给后代子孙留了一官半职。三等轻车都尉政治待遇相当于正三品官，但物质待遇比正二品还要高一些。常保除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外，生和珅那年任副都统，论品级为武职正二品；后来，他还晋升为都统，成为从一品官员。就拿副都统俸禄来说，每年白银一百五十五两，俸米七十五点五石，蔬菜、烛炭、纸张等各项补贴银三百七十六两，养廉银六百至一千两。另外，清廷还发给三十五个人的口粮（每人三十五石）作为官员家属补贴。武职官员的岁俸比起待遇最高的宗室岁俸要低得多。宗室岁俸最高的是亲王，岁俸白银一万两、米一万斛。但要比起寻常百姓家来，武职正二品官员的收入就够富庶的了。然旗人有旗人的生活方式。八旗军入主中原一百多年，绝对优越的统治地位将他们诱入堕落的罗网。眠花宿柳，声色犬马，赌博斗殴，看戏遛鸟，酗酒豪宴，甚至吸食鸦片，无休止的挥霍享乐，往往使他们坐吃山空，债台高筑。和珅一家生活方式大概与其他旗人没多大差别。特别是和珅父亲常保，中年丧妻，前妻撇下和珅、和琳两个儿子，不久常宝续娶吏部尚书弥泰女儿为妻。和珅在后娘那里得不到从前那份娇惯，要想过其他八旗子弟那种奢华日子，只好经常向外祖父嘉谟讨钱。有一回，和珅又派仆人去找两千里外的外祖父讨银子，嘉谟给他五十两；没过多久，又派仆人刘全讨要三百两，被嘉谟拒绝。和珅只好自己出马，去找外祖父。嘉谟恼了，打算将外孙和珅法办（逃人法规定，旗人不得私自外出，旗人奴仆不得擅离主子）。这时，嘉谟部下郭大昌出面说情，嘉谟才很不情愿地掏给外孙三百两银子，郭大昌也掏给三百两。这种屈辱生活，给少年和珅留下很深刻的记忆。和珅父亲是都统、母亲是河道总督之女，这等身份，要是放在外省特别是边远之地，也算是显赫门第了，但放在皇子皇孙一大帮、王公贵族满大街的京师，就再寻常不过了，穷兮兮的和珅绝对找不到一丁点优越感。
幸运的是，十岁的和珅步入位于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学。这所官学始建于雍正六年（1728年），隶属内务府，每年招生仅九十名。入学者每年免费得一份口粮，不必再为肚子发愁。官学师傅由进士或举人担任，课程有四书、五经、满文、骑射。清廷定期考核官学生，择优授以官职。考一等的授笔帖式，主要负责抄写和满汉文翻译，有七品、八品、九品及未入流者；考二等的授库使、库守。从笔帖式入仕，对咸安宫官学生来说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兆惠、军机大臣舒赫德、云南巡抚恒文等高官，都是从笔帖式做起，逐步发迹的。凭着自己的机敏和刻苦，和珅学习成绩拔尖，精通满、蒙、汉、藏四种语言文字，四书五经能够倒背如流，写得一手漂亮八股文，而且工诗擅画、才气横溢。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十八周岁的和珅去应戊子科顺天乡试。他兴冲冲而去，灰溜溜而归，只好用“翻悔归来增怅怏，人间谁复是知音”的诗句，来抚慰自己的落第创伤。要过很多年后，和珅才明白，清初以来历次科举考试有一个规律：“所中大臣子弟居多”。作为出身寻常的普通官吏子弟，乡试落第不足为怪。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是和珅官运骤起之年，是其仕途的关键转折点。这年十一月，和珅平步青云，升任乾清宫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从此一路扶摇，进入仕途快车道。
次年正月，和珅任户部右侍郎；三月，任军机大臣；四月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荣戴一品朝冠；十二月，兼任步军统领，跻身朝廷一品大员行列，相当京师卫戍司令，百姓俗称“九门提督”，成为皇帝心腹中的心腹，成为当时政治苍穹中最耀眼的一朵礼花。回顾乾隆三十七年时，和珅还只是个三等侍卫，论品级正五品，但仅仅四年时间，就从默默无闻的小混混，一跃成为声名显赫的一品朝臣，成为皇帝跟前的大红人。
高明奴才(2)
高冕
和珅不是皇帝国戚，但其升官之快超过乾隆帝小舅子傅恒。傅恒从任蓝翎侍卫到进入军机处，用了五年时间；和珅同乾隆帝相识仅一年，就进入了军机处。
和珅能够官场骤起、大红大紫，得宠高升，到底有何秘诀，世人众说纷纭。
说法之一，和珅第一次进入皇上视野，就打下了特别深刻的烙印。
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子云何。和珅独白：‘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凡内臣称皇上皆曰老爷子，或曰佛爷）。’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
《庸庵笔记》则另有说法：“大驾将出，仓促求黄盖不得。高宗云：‘是谁之过欤？’各员瞠目相向，不知所指。和珅应声而曰：‘典守者不得辞其责。’高宗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洪亮，乃曰：‘若辈中安得此解人？’问其出身，则官学生也。和珅虽无学问，而四书、五经尚稍能记忆，一路舁轿行走，高宗详加询问，奏对颇能称旨。”
和珅首次受乾隆帝赏识的记载，《郎潜纪闻》与《庸庵笔记》在具体情形上出入颇大，但实质上是一致的，都表明和珅反应机敏，而且学问功底不薄。
“虎兕出于柙”与“是谁之过欤”，均出于《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而“典守者不得辞其责”，是套用原文中注释“言在柙而逸，在椟而毁，典守者不得辞其过”的后半句，只是将最后一字改为“过”。《论语·季氏篇第十六》讲的是，掌握鲁国国政的季孙大夫即将发动讨伐颛臾（今山东费县）的战争，孔子反对用战争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因而反对季氏这场不义之战。当时，孔子弟子冉有、子路在给季氏当家臣，孔子给两位弟子讲不该帮主子发动这场战争的道理，从剖析“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的原因入手，指出作为家臣未能制止主子季氏开战，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老虎、犀牛从笼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原文强调的是“过”，而乾隆帝实质上是追究“责”，和珅脱口而出，对以“典守者不得辞其责”，既表明反应极快，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又表明学问功底较深，尤其置身于八旗武夫中间，更是令人注目、高人一头。
又有一说，和珅在一场独特考试中进入圣眼，从此踏上飞黄腾达之路。
陈焯之《归云室见闻杂记》载：和珅“扈从上幸山东，上喜御小辇，辇驾骡，行十里一更换，其快如飞。一日，和珅侍辇旁行，上顾问：‘是何出身？’对曰：‘生员。’问：‘汝下场乎？对曰：‘庚寅（一说戊子）曾赴举。’问：‘何题？’对：‘《孟公绰》一节。’上曰：‘能背汝之文乎？’随行随背，矫捷异常。上曰：‘汝文亦可得中也。’其知遇实由于此。”
据说，从顺治十五年（1658年）起，会试和顺天乡乡试头场《四书》三题，都由皇帝亲自命题并密封，送内廉官刊印颁发。所以，乾隆帝是顺天乡试的命题者，当他知道和珅曾应顺天乡试时，要他回忆考场做过的文章。和珅一边侍轿飞跑，一边竟能将应试文章流畅地背诵出来。听罢“回忆作文”，乾隆帝得出结论，和珅应该有资格金榜题名。
和珅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应戊子科顺天乡试，此后四年担任三等侍卫，又过三年，乾隆四十年冬当上皇帝贴身侍卫。他边扶皇帝小轿边背诵当年考试作文，很可能就在那个幸运的冬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将七年前考试作文背出来，表现他记忆过人，体现出不同寻常的心理素质。七年前参考之后心情沮丧至极，七年后扶轿答题的幸运不亚于殿试；七年前名落孙山，七年后文章得到皇上首肯，其意义甚至大于当年荣点翰林——乾隆帝是当年出试题者，面对当年本该考中而没有考中的和珅，脑子里很可能闪过产生许多复杂的念头：对于科举制度的反省，对于屈遭埋没的才子的同情，以及对和珅的补偿心理，等等。参加这场由皇帝亲自主考、只有一个考生、试题为七年前钦命题目的特殊考试，和珅的成功大大超过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