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说，和珅受乾隆帝异宠，出于一种非同寻常的暧昧关系。
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说是乾隆帝父亲雍正帝有一位相貌非常娇艳的妃子，少年弘历“以事入宫，过妃侧，见妃对镜理发，自后以两手掩其目，盖与之戏耳。妃不知为太子，大惊，遂持梳向后击之，中高宗额”。雍正帝皇后获悉后悖然大怒，以为年轻美貌的妃子故意调戏皇太子弘历，立即命妃自缢。弘历闻讯，飞速“往妃所，则妃已环帛，气垂绝”，弘历哀痛之际以珠子在妃子脖颈上做下印记，痛悔说：“我害汝矣！魂而有灵，俟二十年后，其复与吾相聚乎？”到乾隆中叶，和珅当了乾隆帝的御前侍卫，有次乾隆帝偶尔遇见他，“则似曾相识者，骤思之，于何处相遇”，“追忆自少至壮事，恍若和珅之貌与妃相似，因密召入，令跪近御座，俯视其颈，指痕宛在，因默认为妃之后身，倍加怜惜，遂如汉哀帝之爱董贤，不数年间，由总管仪仗而骤跻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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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冕
这一野史传说，乍看纯属无稽之谈。清代自雍正元年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后，不再公开预立皇太子，除雍正帝外任何人都不可能预知弘历是皇太子；和珅系某艳美妃子投胎转世之说，看上去言之凿凿、有板有眼，其实风影演绎、毫无根脚。然而，野史的意义不在于就事论事，而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隐藏于生活表象后面的底色，好比X光，让人们透过包裹的衣服、皮囊，看到内在的骨骼。这一传说，意在于告诉世人，乾隆帝与和珅是一对同性恋。从历史背景看，这一说就并非无稽之谈了。乾隆帝是不是与汉哀帝同样钟情于男色，官史无载，官史也不会载。但有一铁的事实，清代因取缔官妓，严禁官员嫖娼，官场内嫖男妓之风盛行。和珅相貌不俗、善解人意，乾隆帝是否与他有断袖之欢，只有他们君臣心里明白。和珅突然受宠、大红大紫背后多种可能里边，也不排除这一可能。这也折射出人们对“和珅现象”的浓厚兴趣，与欲解其中之谜的强烈欲望。
机敏应对《论语》也好，扶轿忆诵当年应试文章也好，幸得成为乾隆帝男宠也好，即使确有其事，从史实看，也不是和珅骤然得宠的全部原因。
和珅之为和珅，还在于具有其他过人手段。
他是投机钻营大师。
和珅隶属正红旗。正红旗属“下三旗”，但他却能顶破一层又一层天然障碍，钻到皇帝身边任御前侍卫，这不能不佩服其钻营功夫。从顺治帝时代起，御前侍卫均选自皇帝亲自统帅的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当皇帝贴身侍卫也就成了“上三旗”的特权。按清制，负责皇宫、行宫警卫的侍卫处，编制一等侍卫六十人，二等侍卫一百五十人，三等侍卫二百六十人，蓝翎侍卫九十人。这些侍卫的官秩都很高，一、二、三等分别为正三品、正四品和正五品。按定制，“上三旗”子弟才有资格充当御前侍卫，“下五旗”子弟只能去当王府护卫。乾隆三十七年，二十二周岁的和珅跻身于三等侍卫行列，不久进入粘杆处任侍卫。粘杆处，因其只要负责皇帝“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又称“上虞备用处”。皇帝出巡时服侍护卫，闲暇时陪同皇帝玩乐，一天到晚围着皇帝转；一旦讨得皇上欢心，皇恩雨露往往能够优先打到头上。清代由侍卫发迹成为达官显贵的榜样很多，康熙朝大学士索额图，乾隆朝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内阁首辅傅恒，都是从御前侍卫任上飞黄腾达的。虽然当御前侍卫干的是“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类的下等活，比官学生或居家闲散的悠闲生活辛苦得多，但因为这是一条发达之路，贵族官家子弟趋之若鹜，为争这个显缺打破头。“下三旗”出身的和珅在竞争中的劣势自不待说，居然能大获成功，表明他在打通关节方面能力超强，堪称钻缝破障的行家里手。当上御前侍卫的和珅写下一首诗：“纵马凌云去，弯弓向月看。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这首诗活脱脱勾勒出御前侍卫和珅的精神世界：终于获得在皇上鼻子底下当差的机会，终于与“上三旗”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种种行役之苦统统退隐远去，凸现在仕途风景线前面的惟有洋洋得意。
和珅钻营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精于揣摩主子心思。成为乾隆帝肚里的一条虫子，他就有这番本事。而且，只要乾隆帝喜好之事，他都抢着去做、尽心去做，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身为堂堂军机大臣，朝廷大员，他总是“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要成为皇上肚里一条虫子决非易事，和珅却做到了。查办云南总督李侍尧案，就可见识和珅这一手的厉害。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御前大臣和珅偕刑部侍郎喀宁奉旨奔赴云南，对云贵总督李侍尧进行突然审讯。直接起因是，曾任云南粮储道的海宁控告李侍尧受贿、勒索。马蹄在南去的驿道上泼风也似狂奔，和珅的脑子也在泼风也似飞转。他意识到这个案子很不简单，此案处理结果是否深契圣意，对他自己未来仕途至关重要。
“侍尧号才臣，帝所倚任。”《清史稿》中这九字，揭示了李侍尧的特点和其在乾隆帝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李侍尧隶属汉军正蓝旗，“短小精干，机警过人。凡案籍经目，终身不忘；其下属谒见，数语即知其才干，拥几高坐，谈其邑之肥瘠利害，动中要害；州县有阴事者，公即屡屡道之，如目睹其事者”。除了才具非凡，此人还颇有来头。他是额驸李世芳四世孙。李世芳是最早向努尔哈赤投诚的明军将领，出于瓦解明朝边将的政治需要，努尔哈赤将孙女嫁给他，授其为一等伯，遂成清初标志性政治人物。背景不凡、才华横溢的李侍尧，早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得睹天颜时就受乾隆帝赏识，破格由印务参领擢升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七月，乾隆帝委派他署理两广总督。广州从隋唐起就成为对外贸易港口，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廷在广州设立海关，该地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两广总督既是要职也是肥缺。乾隆帝对李侍尧很器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正式任命他为两广总督。皇上对李侍尧格外垂青，三度委派他担任这一要职和美差，累计长达十五年。此外，还先后出任过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李侍尧精明强干、政绩斐然，乾隆帝对他总是高看一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还在两广总督任上的李侍尧，就被晋升为武英殿大学士。此后两年，被抬入汉军镶黄旗，由“下三旗”升为“上三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帝在选调李侍尧任云贵总督时评价说，“各省总督老成有识，能办大事者，实无出李侍尧之右者”，认定李侍尧在总督队伍中最为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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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侍尧兼才臣、能臣、宠臣于一身，久历疆臣，宠荣超常，乾隆帝为何突然对他下手？和珅虽聪明机警，却一时猜不透帝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费尽心机，憋出一身冷汗。他在路过奇石遍地的贵州时，咏物言志，写下一首长诗，吐露当时心情：“……禅机岂可妄相求，我对石言石点头。丝缕牵缠尘纲重，溪山笔傲宦情收，凉汗沾肌岚风冷，策马依然纵玉鞭。回首绝壁矗青天，山灵不许游踪恋，顷刻飞云罩暮烟。”在和珅心中，帝意何在，这是处理李侍尧案的惟一要害。然而，禅机不可妄相求，这一点似乎连石头都明白。驿马飞奔上万里，和珅揣摩帝意禅机的心思从未停息。
抵达云南，和珅对李侍尧仆人进行突击审讯。李侍尧猝不及防，掩盖不及，屁股后头未擦干净的屎迹曝于阳光之下：他收受部属奉送的馈赠和规礼，还不失时机地暗示他们送其他厚礼，甚至巧立名目进行勒索。一次，他令仆人将一颗珍珠强行推销给昆明知县，竟开出白银三千两的天价。还有一次，他将一颗珍珠强卖给属下一位同知，要价两千两。总督大人掌管着他们的仕途生死簿，知县、同知等辈哪敢说个“不”字。查讯结果，李侍尧共勒索属下白银三万五千两。但可断定，这只是其勒索、受贿金额的冰山一角。因为，其家人张永受在京城就有房产六处、地亩一处，放债银四千两，在易州还有房屋数十间、耕地四五顷。一个家奴尚且有如此惊人的非法收入，久任富庶之地总督大人的李侍尧搜括之巨不难推想。
当时总督队伍中，李侍尧还不是声名狼藉之辈。他贪污受贿、勒索部属，也不光全是充填自家腰包。他向部属勒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皇上也向他勒索，只不过皇上勒索时美其名曰“进贡”。按明文规定，凡年节、皇帝万寿、太后千秋，官员都要掏腰包进贡。没名没目的贡奉，比有名有目的还要多。乾隆帝又是一位情趣高雅的皇帝，简单奉上金条银锭不能换得他的笑颜，对贡品他讲求艺术性。李侍尧在两广总督任内好办，处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最大商埠，不缺能赢得皇上欢心的“西洋镜”，什么会唱歌儿的盒子啦，会自动游弋的精巧小船啦，会嘀嘀嗒嗒自动报时的钟表啦，等等。这些从西洋舶来的千奇百怪的贡品，都是西方近代科技的结晶，论新、奇、巧，必然占据最前沿，其他总督无法比肩。皇上见了年年翻新的“西洋镜”，笑逐颜开，而且总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一次进贡后，乾隆帝正经八百地向李侍尧颁了一道圣旨：“此次所进镶金洋表亭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的多觅几件，再有比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几样来。钦此。”调任云贵总督后，李侍尧对贡品就犯愁了，虽说从广州带来的“西洋镜”还有库存，但这类东西不能再贡，因为新任两广总督在这方面必定更新潮。云贵的优势是盛产金银，要想博取皇上龙颜大悦，得将金条银锭精细加工，打造成精妙绝伦的工艺品。当然，在加工过程中还得花费一大笔银子作加工费。朝廷支给总督的正俸和养廉银，是绝对承担不起贡奉费用的。各省总督为正二品官员，岁俸银一百五十五两、米一百五十五斛，俸禄相当微薄，比给俸不丰的明朝官员还要低得多。例如，明朝正一品官员月俸支米八十七石，按每石米折银一两计算，大体相当于清朝同品级官员的四倍；同样计算，明朝七品官比清朝同品级官员俸禄高一点三三倍。为防止官员贪污勒索，雍正年间起，实行养廉银制度，即从羡银中提取一部分发给官员，供养廉之用。“养廉者，君恩豢养以呵保其廉隅也。”据光绪《清会典事例》，总督每年养廉银大概在二万至一万三千两之间。如此区区正俸和养廉银，对于总督大人的挥霍、排场和进贡需要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羊毛出在羊身上，皇帝向督抚勒索，督抚便向部属勒索，层层效仿，层层搜括。李侍尧只是清朝官场搜括体系中的其中一环。
李侍尧倒是真精明，天塌下来自个顶着，任凭审过来审过去，咬紧牙关，不提“贡”字。
案情既已查实，和珅便将全部心思集中到一点：到底如何处置李侍尧？是留他一线生路，还是了断性命？
和珅知道，乾隆帝对贪官污吏下手历来非常狠。他一上台就强调：“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他这样说，也这样做，努力将自己的吏治主张付诸实施，一批高官成为其倡廉肃贪的刀下鬼：乾隆六年（1741年），兵部尚书鄂善因受贿千两白银被正法；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令犯有勒索部属罪的云贵总督恒文自杀，将在山西巡抚任内侵吞帑银二万两的蒋洲处以极刑；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将侵吞盐引的两淮盐政高恒处死，此公是慧贤皇贵妃的弟弟，还是一个贵戚；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将以开矿营利肥私的贵州前任巡抚方世隽、现任巡抚良卿正法；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将勒索部属金玉的云南布政使钱度处死；此后三年，将私役维吾尔百姓采玉牟利的高朴当地正法，此公系高恒之子，慧贤皇贵妃之侄。
综观肃贪史，乾隆中叶前，贪官免于一死者仅浙江巡抚卢焯一人。乾隆六年（1741年），卢焯在审嘉兴府桐乡县汪姓分家案时，收受汪氏贿银五万两。结果，乾隆帝裁定，留其一命，限期退出赃银，发往军台效力，乾隆十六年获赦，此后四年重新起用。卢焯贪污数额远远高于鄂善、蒋洲等人，为何能逃脱杀身之祸？是不是乾隆帝考虑到卢焯是有名的能臣，兴利除弊，政绩卓著，在百姓中颇有声望，因此对他网开一面？这似乎也说不通。两淮盐政高恒也是一位能臣，在其任上建言建树很多，政绩显著，尤其是善于抓住问题、切中要害，深得乾隆帝宠信，为何他就未能逃过死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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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乾隆肃贪史表明，贪污官员可生可死，但死多于生。和珅遂将思绪整个聚焦到何焯、高恒身上。一生一死，前者何以生，后者何以死？和珅明白，悟透其中玄机，李侍尧的生死答案也就出来了。
李侍尧的生与死之所以令和珅费尽心思，是因为这不只事关他李侍尧掉不掉脑袋，而是事关乾隆帝高兴不高兴，事关和珅本人仕途关键时刻跌跟斗还是得高分的大事。
和珅参呀悟呀，直参悟个昏天黑地。终于，一道灵光射进脑海，他眼睛一亮，顿时开窍。于是，他挥毫写下对李侍尧的处置意见：处以斩监候，籍没全部家产。
斩监候大不同于斩立决，前者尚有一线生机，不定皇上哪天高兴了可以保全性命官复原职，后者则是死定了，一点转圜余地都没了。
皇上不想要李侍尧的命。乾隆肃贪史，注定还要多一个卢焯。这一结局，和珅未卜先知。他很自信，断定自己绝不会看走眼。不然，他是不会挥毫写下拟处意见的。
内阁大学士、九卿奉旨对和珅拟处李侍尧意见进行讨论，他们认为对贪污勒索的李侍尧处以斩监候过轻，只有从重处置，才能深契圣意。于是，他们对李侍尧加重惩治，将斩监候改成斩立决。
乾隆帝对此不作仲裁，却将这个题目交给各省督抚去做。为此，他颁了一道耐人寻味的上谕：
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为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贪黩营私，婪索财物，盈千累万，甚至将珠子卖与属员，勒令缴价，复将珠子收回；又厂员调回本任，勒索银两，至八千两之多。
现在直省督抚中，令属员购买物件，短发价值及竟不发价者不能保其必无。至如李侍尧赃私累累，逾闲荡检，实朕所意想不到。今李侍尧即有此等败露之案，天下督抚又何能使朕深信乎！朕因此案深为惭懑。……
各督抚须痛猛省，毋谓查办不及，幸逃法网，辄自以为得计。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触目惊心，天良具有，人人以李侍尧为炯戒，则李侍尧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省督抚之福也。所有此案核拟原折即著交各督抚阅看，将和珅照例原拟之斩候及大学士、九卿从重改拟斩决之处，酌理准情，各抒己见，定拟具题，毋得游移两可。
乾隆帝颁发此谕，乍看花费大量篇幅拿李侍尧做活教材，敲虎震山，训诫其他总督巡抚，其实埋在谕旨里边的关键之点，是要督抚们讨论：处置李侍尧，该采纳和珅意见还是大学士、九卿意见。
总督巡抚们舆论一边倒，几乎附和大学士、九卿之议，表明与李侍尧彻底划清界线，免得有与其沆瀣一气之嫌。独有安徽巡抚闵鄂元，明确支持和珅之议，认为应给这位能臣留一线生路。
形势对和珅很不利。但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自己对李侍尧的拟处意见。
不出和珅所料，乾隆帝并没有采纳多数派的意见，而是采纳了安徽巡抚闵鄂元的意见。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初三日，乾隆帝颁发上谕，阐述其理由并作出最后裁决：
各省督抚核拟李侍尧罪名一案，业已到齐。李侍尧以大学士兼管总督，受恩最深，乃敢营私败检，骄纵妄行，实出意料之外。核其情罪……较之从前恒文、良卿贪婪法，致罹刑宪，情节实约略相等。惟恒文甫任督抚，即肆意婪赃，平日又无出力办事之处；李侍尧则身任总督二十余年，如办理暹罗，颇合机宜，缉拿盗案等事亦尚认真出力。且其先世李永芳，于定鼎之初归诚宣力，载在旗档，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于尚书和珅等照例定拟斩候，大学士、九卿请改立决时，朕复降旨，令各省督抚等各抒己见，确议具题，原欲以准情法之平。
兹各省督抚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请照大学士、九卿所议，而闵鄂元则以李侍尧历任封疆，勤干有为，为中外所推服，请援议勤议能之文，稍宽一线具奏。是李侍尧一身之功罪，原为众所共知，诸臣中既有仍请从宽者，则罪议惟轻，朕亦不肯为已甚之事。李侍尧着即定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余着照大学士、九卿原拟行。
乾隆帝力排众议，最后借闵鄂元之口采纳了和珅意见。实际上，乾隆帝在颁谕征求各省督抚前，已拿定这个主意。他之所以将这个题目抛给各省督抚，一来是教育那些封疆大吏，二来是借他们之口宽宥李侍尧。督抚中间也未必只有闵鄂元一人领会皇上苦心，只是事关自身清白问题，何人肯手捧炭火取悦皇上！
皇上要做什么事，总是不乏理由的；他老人家无论如何怎么做，也都是千正万确的。“一意孤行”，这词儿专为皇帝打造，他想怎么干，就是怎么干，顺之者得宠，逆之者失宠。
李侍尧在大牢里蹲了不到半年，鬼头大刀要砍断他脖颈之前，就得到皇上特赦，以三品要员身份奔赴兰州办理军务，指挥镇压苏四十三挑头的回民起义。不久，又任命他代理陕甘总督，取代获罪的勒尔谨。翌年，授予头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后来，命他代理户部尚书。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命他出任闽浙总督，并作为功勋卓著的功臣将其画像陈列于紫光阁。
李侍尧结局大大出乎众朝臣意外：同样是犯下乾隆帝恨之入骨的贪污勒索大罪，这么多大臣贵戚都红头落地，为何李侍尧能够死里逃生、宠荣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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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过境迁众大臣尚转不过脑子来的事，和珅事先就想穿了。和珅不会仙术，不会掐指灵算，但他确是人精，早就将乾隆帝的那几根肠子揣摩得清清楚楚、梳理得顺顺溜溜。
再复杂的事情，一旦悟透，结论会变得十分简明。和珅在拿捏李侍尧生死之时，将云贵总督恒文与浙江巡抚卢焯两位能臣反复比较琢磨，终于悟出前者所以死、后者所以生的深层原因：恒文在勒索部属案发被劾后，说弄来的钱是用来进贡的，竟将屎盆子扣到皇帝头上；卢焯却咬紧牙关，不扯任何与皇帝有关的事。李侍尧与恒文、卢焯一样，也是能臣宠臣，但他不像恒文那么蠢，而与卢焯同等精明，虽然勒索部属与向皇上进贡直接有关，却横竖自个认了，丝毫不扯进贡之事。于是，和珅在幽微的思想隧道里终于找到白亮的出口，茅塞顿开：给李侍尧留下一线生机必深契圣意。
至于乾隆帝出尔反尔，先是声色俱厉将李侍尧拎下总督宝座，把鬼头大刀架在他脖颈上，到头来却监而不斩，不按律严惩，如此乖戾到底出于何种盘算？有人解读，说这是因为，乾隆帝铁面无私，凡贪官污吏一概严惩，对李侍尧网开一面、未开杀戒，旨在鼓励臣属争做能臣、不做庸臣。还有的则推论，乾隆帝之所以动手惩治宠臣李侍尧，其动机与历史上那些巧于搜罗财富的皇帝一样，是冲着李侍尧聚敛的那堆金银财宝去的，目的一旦达到，鸣金收兵，并非真想要他性命。AW恒慕文主编的《清代名人传·李侍尧传》中，这样推断乾隆帝处置李侍尧的动机：“由于欧洲的贸易，广州官职一直是被视为全国的肥缺。而李侍尧在广州任最高地方长官长达十四年（应为十五年）之久，超过任何一个总督在此的任期，想必聚敛了大量财富。我们料想，正是这笔财富打动了和珅甚至高宗皇帝本人，才一再使李侍尧获罪，以便将其财产籍没。”这两种解读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如此度量乾隆帝，未免将这位圣君过于看扁了。乾隆帝如此处置李侍尧，充分体现了高超的驭臣权术：即便是宠臣能臣，即便位列督抚之尊，犯了事，朕照样治你，可以叫你脑袋搬家，也可以让你官复原职，生死荣辱，悉听朕便，朕要你怎的便是怎的，瞧谁敢不听朕的话！
李侍尧一案，和珅办得妥帖圆满，办到皇帝心坎上。乾隆帝龙心大悦，对和珅非常欣赏。和珅还在返京途中纵情扬鞭，浩荡恩宠就泼洒到他身上，乾隆帝颁旨，将他擢升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五月，抵京面见皇上，他又对云南盐务、钱法、边事等提出建议，乾隆帝很欣赏，均一一采纳，付诸实施。乾隆帝再次褒奖他，授其为御前大臣、镶蓝旗都统，使他成为手握兵权的亲信大臣。
如果说，精于揣摩皇上心思是和珅得宠钥匙的话，那么，善于拉扯关系，则是他固宠的藩篱。
和珅在拉关系方面堪称超级高手。他像一只雄心勃勃的蜘蛛，随风摆荡、精巧缜密地将银丝固定在大树枝干上。乾隆三十二年，和珅娶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英廉孙女为妻，找到一座靠山。虽说和珅父亲是从一品都统，英廉的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是正二品官秩，但清入关后重文官轻武官，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又属朝廷要职，因此和珅能成为英廉孙女婿，也算是攀了高枝。且英廉此人当时圣眷正隆，仕途看涨，和珅成为其孙女婿后连续升官，乾隆三十四年擢为刑部尚书，四十二年晋升为协办大学士，四十五年提拔为东阁大学士，升至文官最高品秩。仕途拥挤而坎坷，英廉为和珅早期出人头地，起到指点捷径、充当引路人的作用。处理李侍尧案归来，和珅又与皇帝结成儿女亲家，使自己与皇家的君臣关系成了裙带关系。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将年仅六虚岁的十公主许配给和珅独子，待长大成人时成婚，并赐名未来女婿为“丰绅殷德”，满语为福泽绵延之意。乾隆帝共生有十个女儿，其中五个夭折，长大成人的五个女儿中，他最疼爱皇十女和孝公主。小女儿是他六十五虚龄那年妃所生，年过花甲又添一女，殊属难得。乾隆帝对十公主特别钟爱，视为掌上明珠。小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丰绅殷德之事，乾隆帝郑重其事地颁发了一道上谕，这令和珅父子风光无比。丰绅殷德与和孝公主同龄，他比公主晚十六天出生，两人于十五虚龄时结婚成亲。和孝公主出嫁时，乾隆帝赏给她大量珍宝、土地、庄丁作陪嫁。能将皇上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娶来做儿媳，可见和珅拉关系的水平绝对超一流。有来无往非礼也！和珅不想只占皇上便宜，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撮合，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乾隆帝孙子永为妻，将侄女（其弟和琳之女）嫁给乾隆帝孙子绵庆为妻。这几桩显然精心谋划、错综乱伦的婚姻，使出身平平的和珅家族，与大清国最显赫的皇室紧紧捆在了一起，使和珅又获得一个青云直上的平台。和珅与乾隆帝结成儿女亲家后，官运接踵而至，当上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任理藩院尚书。结成天下最过硬关系网络的和珅，仕途隆隆直上，令人瞠目结舌。
和珅是敛财专家。他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月当上内务府总管大臣。内务府的职掌大体类似秦汉时期的少府，隋唐时期的殿内省、殿中省，辽朝的著账户，金朝的殿前都点检司、宣徽院、卫尉司，元朝的宣徽院、中政院、经正监，明代的二十四衙门。清代内务府总管皇室禁宫事务，职责是“奉天子之家事”，“凡府属吏、户、礼、兵、刑、工之事皆属焉”。内务府组织机构庞大，拥有七司三院兼辖四十余衙门，是清代国家机构中职官人数最多、机构组织最为庞杂的衙门。清代吸收明代内外府库职责权利混淆、导致国家财富多为宫中耗尽的深刻教训，明确区分了内府库藏的收入来源及用途，以限制皇室对国赋的索取范围和数额。因此，内务府总管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替皇帝及其家人理财。而要替皇帝担起这一重要职责的，必须是理财高手，否则他就混不下去。内务府所属内库的财源，基本来自户部拨款，乾隆时期部库拨银六十余万两作为内库常年经费；另一部分很重要的财源，来自内务府官员把持的盐政，通过其控制的部分盐引交与皇商经营获利，通过向盐商发放借贷内帑获取高额帑息，通过盐商“报效”、“捐纳”搜刮钱财，还将盐课的一部分解交内务府；再一部分是来自榷关的收入，这是仅次于地丁钱粮、盐业的第三大宗国家税课，通过内务府司员对榷关实行垄断，使榷关部分税银滚滚流入皇家私库内帑；第四部分，则是来自贡品，包括各省土贡、外藩贡品和每逢新年、万寿等庆典各处官员及商人的报效献纳，从这个意义上说，皇帝是天下最厚颜无耻的勒索者。除这些大宗收入外，内务府还利用赫赫皇权，通过没收、罚赎和捐官收敛充实内库钱财。同时，内务府还替皇上从事商业活动，通过皇商、织造、盐政、关差等变卖宫中物品和皇室垄断的东北特产人参，通过开设当铺、钱庄和发放营运生息银两，搜括金银，因此，乾隆帝是天底下最霸道的商人，他虽天天居庙堂之高，不打一个算盘子儿，不沾一点铜臭味儿，但他有办法将天下最善理财者找来替他打理，和珅之辈便是他的赚钱机器。此外，清代皇帝还拥有私有地——皇庄，内务府总管和珅作为皇室事务管理者，当然具有管理皇庄的职责。皇庄分为畿辅皇庄和珅东北皇庄，其中畿辅皇庄的发展在乾隆年间达到鼎盛，田亩数量巨大，共拥有二万八千五百九十四顷四十四亩，对庄头、庄丁以实物、货币、劳役地租三种形态进行盘剥，交实物地租的纳粮庄，除上交正项钱粮外，还要向皇帝交纳鹅、鸡、鸭、鹅蛋、鸡蛋、鸭蛋、猪、秫秸、草、红花、灯油、扫帚、瓢、芥子等名目繁多的物品，乾隆帝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和珅则是货真价实的地主管家。
高明奴才(7)
高冕
皇帝集天下之物为己用，是全国最大的消费享用者。他本人、皇后及一大群嫔妃日常奢华的膳食、服御用品要花银子，名目繁多、排场十足的各类筵宴、赏赐要花银子，皇太后、皇帝万寿、皇帝大婚等各类规模浩大的内廷重大庆典要花银子，修缮宫殿、苑囿、陵寝以及祭祀要花银子，皇帝出巡包括他一生四次东巡、六次南巡、四十次秋狩要花银子，内务府衙门所属五十多个机构、三千来名官员、近三千名太监、四五千名打杂苏拉、成千上万的宫女和匠役发薪资也要花银子。为体现皇帝仁爱，皇恩浩荡，皇帝需要花银子的地方太多了，他老人家有千百个理由多多敛财。不说其他数量巨大、没边没岸的开支，内务府各衙门人员日常办公和发放薪水费用就大得惊人，以光绪二十年为例，这项开支共花白银一百二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两五钱一分六厘，钱十五万九千二百三十二串四百五十五文，光白银就是户部所拨常年经费的两倍多。乾隆帝与其祖父康熙帝一样喜欢豪宴，祖孙分别举行过两次千叟宴，四次参加宴会人数达一万四千人，以乾隆五十年八百桌筵计，平均不到四人一桌，每桌以四两四钱三分银计算，光酒水菜肴米饭就花银一万五千五百零五两，林林总总的赏赐还不在里边。大的庆典花钱所费钱财更巨，乾隆八十大寿庆典，各类开销无法确切统计，其中仅各衙门报效白银一项就花费一百一十四万两；皇帝大婚之类更有理由大肆铺排了，不知康乾鼎盛时期皇子大婚花了多少银子，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光绪帝大婚时，总共耗费白银五百五十余万两，其中内务府所掏银子占了百分之八十。乾隆帝要标榜在钱财上家国有别，皇室只花费户部所拨的常年经费，并非滥用国家钱财，又不能让内库入不敷出，出现巨额亏空，就得物色一位敛财高手，为他多多挣钱，源源不断地充实内库。和珅无疑是有这份本领的。他任内务府总管期间，内务府其他各项收入远远超出户部的年度拨款，内库“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终乾隆一朝，户部部库拨给内库常年经费始终控制在六十万两以内。到道光朝，内务府其他收入来源大大减少，部库不得不要求内库增拨银子，每年增加三十万两。和珅工于算计，善于巧取豪夺，既当过内务府总管，替皇上理财，又长期担任户部尚书，替国家理财，以他“马屁学院院士”的悟性和水平，当然分得清大小王，懂得糊弄好皇上是他的第一要务，他会巧立名目将“大河水”注入“小河水”，将内库金银填得满满当当的，任凭喜好铺排的乾隆帝如何流水般花钱，总是花之不尽用之不竭，以至还能出现内库金银反拨外库的奇迹。
乾隆帝非常赏识和珅的敛财本领。自任命他为内务府总管后，不管将和珅调用、晋升到什么官位上，总与钱财直接关联。乾隆四十二年命他继续担任国史馆总裁兼步军统领的同时，还让他兼崇文门总督；四十五年提拔他为户部尚书，同时兼任御前大臣、都统、议政王大臣；四十九年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兼管户部；五十一年授他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管户部；嘉庆二年，身为太上皇的弘历将他调任刑部尚书，仍兼管户部。乾隆帝只要想叫内廷机器运转得顺顺畅畅的、舒舒帖帖的、风风光光的，就再也离不开机器操纵师和爱卿了。和珅为乾隆帝挣了多少金银财宝，官史无载，也难以说清。但从他替皇上赚钱之际为自己捞取外快的业绩，还是可以大体窥见其敛财本领的。从当上内务府总管起，和珅为皇帝理财二十多年间，乘机为自己捞取了巨额钱财。出于暧昧因素，《嘉庆实录》载，查抄和珅家产“累至数十百万”，数额含混不清。确切数目多少，至今是个谜，史学家们对此众说纷纭。萧一山先生说，和珅家产不下于白银“八万万两”，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七千万两，和珅“所蓄当一国二十年岁半额而强”。林铁钧先生认为，这个数额过于巨大，和珅家产“除某些稀世珍奇无法计价外，粗略估算，大概在二千万至三千万两之间”。李景屏先生认为，萧说因袭《清野史大观》的有关材料，李说则只估算了和珅官俸和贪污所得，未将经营当铺、钱庄、古玩铺及地租收入算进去，这些收入无疑会大大超过其官俸所得。薛福成认为和珅家产约有二三亿两。韦庆远先生则认为，“和珅财产总额很大，这是当时官方和后世史学家一致公认的。但准确的数目，迄今还是一个疑案。”当今全国中小学采用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对说不清道不明的，干脆采用模糊数学的表达方式：“抄没的（和珅）家产，除珍宝、古玩、字画等无法估价外，还有白银一二千万两。”和珅家产不管是数千万两还是八亿两，其中相当部分属经营所得，当是不争史实。
和珅此人能俗能雅，决非俗得只剩一钱字，需要雅时也能雅得起来，完全能与皇上吟诗唱和，被皇上引为精神知己。乾隆帝自称“书生”，确爱吟诗写诗，是地道的高产诗人。一次去昆明湖的途中，不到半个时辰，他就吟了八首诗；还有一次去香山，五日内做诗六十七首。他一生诗作数量盖世无双，累计四万三千多首。皇皇巨著《全唐诗》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二百余人，诗作总共也不过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乾隆帝一人诗作，几乎相当全唐诗的总量。乾隆帝是个勤政的皇帝，日理万机，忙不过来时，每年元旦、上元、祈谷、除夕等等照例要写的诗，就得有文采的臣子代笔；随时吟诵的诗缺乏推敲，就得有人为他捉笔润色。和珅的诗文虽比不上张照、纪晓岚，但他最善吹拍，被自视很高的乾隆帝引为知音。和珅评论乾隆帝吟诗既快且妙：“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如此高超、舒心的诗评，张照、纪晓岚不会，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不会，其他大臣更不会。和珅因此成为乾隆帝幕后捉笔的御用文人之一，替皇上润色御诗，甚至还代皇上制作御诗。
高明奴才(8)
高冕
乾隆帝与和珅，俗世层面论，一个是甩手掌柜，一个是出色管家；精神层面论，一个是俞伯牙，一个是钟子期。在世俗王国和精神世界的两端，两人都心心相印难分难离。清代皇帝好把宠臣称为“心膂”。乾隆帝真的将和珅当做了自身重要的一部分。离开心脏和脊椎，他老人家怎么活？
如果说主动求宠、顺境固宠还不足以显示和珅全部本领的话，那么，其反败为胜、逆境邀宠的招数，不得不令同僚自叹弗如、望而生畏。
和珅擢为吏部尚书后，仍兼户部尚书，人事、财政大权一把抓，一人管了内阁六部中最要害的两个部。他一边利用可资调配的丰富资源，把乾隆帝糊弄得欣欣然、醺醺然、酥酥然，一边大营其私，盗用皇权，贻误朝政。朝臣看不下去的大有人在，只缘和珅圣眷太隆，是皇上眼里的宠臣和能臣，轻易不敢碰他，只能在暗中恨恨地盯着他，找寻下手的机会。要想扳倒皇上眼中的大红人，出手前就得有百分之百的胜算，一出手便直取要害将其击垮，否则，一旦遭其反击，不仅难以将他放翻，反会殃及自身。在暗中冷冷盯着大红人和珅的人群中，有位监察御史叫曹锡宝。此人是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深得首席军机大臣阿桂赏识。清代御史职司监察之责，拥有单独向皇帝密折言事权，参劾文武百官无需经都察院主官左都御史审核。曹锡宝骨头挺硬，把扳倒大佞大盗的和珅当做人生奋斗目标。
机会在等待中终于到来。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发生两广总督富勒浑家奴殷士俊案。有人告发，殷拥有说不清的巨额财产。结果查实，告发属实，在殷常熟家中，查出现银及出借银钱二万余两，田三百六十多亩，房屋三舍，还查出其儿子捐监部照一张。一个家奴哪来这份巨额家财？乾隆帝断定其必有勒索行为。家奴犯罪如此，根子出在主子身上。乾隆帝愤而将富勒浑总督官职一下撸掉。顺藤不是目的，摸瓜才是本意，告发者本是冲着富勒浑来的，至此达成目标、大获全胜。
这一招确实高！曹锡宝大受启发。当年六月，他将张弓待发已久的箭射了出去。
乾隆帝在热河行宫，接览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秃子的参奏：“（刘秃子）本系车夫，管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克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乾隆帝最恨贪污勒索。戳了他的痛处，即使和爱卿也不能不了了之。他立即面询时正随驾的和珅。
和珅全无慌张神态，回奏：“刘秃子刘全儿，并无秃子之名，本系世仆，有旗档可查。因家人众多，宅内不敷栖止，是以令其在宅西附近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著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或因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
和珅不仅不为家奴辩白，反而主动要求皇上严肃查处，本已解除乾隆帝许多疑虑，待留京办事王大臣传询曹锡宝后，知其所告情形均为风闻，刘家房屋高大虽系亲察，也无真凭实据，这样一来，反倒进一步猜疑曹御史与人勾结、有意陷害大臣。乾隆帝推断：“看来，该御史意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为此奏，隐约其词，以为旁敲侧击之计。”他遂命皇孙绵恩、都察院堂官和步军统领衙门一名司官，带着曹御史，先到和珅家奴刘全儿家中实地踏勘，再到阿桂等大臣管事家人宅中察看，如果“有比刘全儿多且大者，则当诘询曹锡宝，何以转不参劾之故。一经比较，情伪立见”。乾隆帝怀疑，此案可能缘起阿桂、纪晓岚之辈与和珅党争较劲，曹锡宝是阿桂、纪晓岚所使的一杆枪。和爱卿在乾隆帝眼里是一朵花，御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他的偏爱。
实地察看结果，刘全儿并无逾制建造的高大房屋，什么服用奢侈，什么器具完美，均属无稽之谈。
曹锡宝一下傻了。
七月十八日，乾隆帝亲断此案，并将和珅是否清白与对朝廷纲纪的评价紧密挂钩。他断言，“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逼之人。此所可以自信者”。他认为对曹锡宝捕风捉影、胡乱参奏之举，影响很坏，必将开启党援党争先河，此风不可长。他断定，曹锡宝此举动机在于：“盖今年为乡试之年，伊不过欲因进折，或记其名而出差耳，所见甚鄙！”因此，他作出圣断，给予曹锡宝革职留任处分。
曹锡宝只能相信自己碰见鬼了。明明亲到兴化寺街留心察看，刘全儿住宅高大，而且听人有板有眼地说，其出手阔绰、享用奢华，怎么转眼间全都蒸发掉了？
曹御史哪里知道，毛病正是出在他自己身上。告发刘全儿前，曹锡宝曾找江苏南汇同乡兼铁杆朋友吴省钦密谋，并将草拟奏折给他看过。吴省钦此时任侍郎，是朝廷正二品大员，不过他还想爬得更高，已暗投和珅门下。这份绝密情报，对和大人来说无疑是一份非常厚礼，吴省钦一转背就将它献给了和珅。
和珅当机立断，秘密通知刘全儿将逾制房屋立即拆毁，其他违制物品悉数转移隐匿。
曹锡宝反贪不成，反落得诬陷大臣、追名逐利的罪名，有苦说不出，只好暴打自己嘴巴。
曹锡宝疏劾案，不仅没有薅掉和珅一根毫毛，反而增添皇上对遭人诽诋的和爱卿的一份怜爱。乾隆帝下令，将和珅擢升为文华殿大学士，使他获得垂涎已久的高位，摘取文官最高品秩殿阁大学士桂冠，同时仍兼吏部尚书、户部尚书。
高明奴才(9)
高冕
曹锡宝弹劾案后，和珅与皇上的关系反而更铁了。终乾隆一朝，朝臣中没有人再敢招惹大红大紫的和珅。
直到后来和珅被嘉庆帝逮捕治罪后，查办刘全儿家产，查出竟值银二十余万两之巨。曹锡宝蒙冤十几年，终于平反昭雪。嘉庆帝颁谕给予曹锡宝优奖，加恩追赠副都御史，并按追赠官衔恩荫其子。
和珅虽受乾隆帝长期异宠，但在乾隆帝当政时期，始终未能当上首席军机大臣，爬上仕途最高那级台阶。阿桂一直压在他头上，成为令他窒息的一堵高墙。阿桂是大学士阿克敦之子，英勇善战却缺乏文采。和珅与阿桂同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进入军机处，当时首席军机大臣是于敏中，论排名和珅还在阿桂前面，和珅排名第七，阿桂第八。和珅以户部左侍郎身份入值军机处，阿桂以太子太保、一等诚谋英勇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身份入值军机处。和珅身份地位要比阿桂卑薄得多，可见乾隆帝对和珅的偏爱。翌年，阿桂超越和珅，排名第三，和珅排名第八，反掉下去一位。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死后，乾隆帝没将宝座交给和珅，而是交给了阿桂。其实，乾隆帝并非没有萌发过让和珅出任首席军机的念头，他曾给和珅提供施展身段、建立军功的舞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回民揭竿而起，乾隆帝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往兰州指挥镇压，期望和爱卿能马到成功。然而，和珅的现实表现令乾隆帝大失所望。他既无作战经验，又不肯虚心向多谋善战的海兰察、阿桂等战将求教，处处显摆钦差大臣的谱，甚至不懂装懂，违反作战常规和原则瞎指挥，导致清军损兵折将，进剿遭受严重挫折，弄得一塌糊涂。结果，他还在奏折中推诿过失，为自己洗刷辩白。乾隆帝虽已不像统治早期那样开明，但也未像后期那么昏聩，他宠信和珅还没到神志不清、颠倒是非的地步。他在奏折批语上明确指出和珅过失，并谕示：“此事阿桂一人已能经理妥协，无需复令和珅同办，且恐和珅在彼事不归一。”他已经意识到，若让和珅在那里胡搞下去，不仅于事无益，反而处处掣肘，不利阿桂等人指挥作战。既无作战韬略，又无统将带兵之才的和珅，就这样从皇上苦心孤诣为他搭建的舞台上滚落下来，悻悻然无功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