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和珅有和珅自己独特的手段。他不能用剑赢得皇上恩宠，却有其他大臣不会不屑的道道，来博取皇上的欢心，赢得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甘肃剿回走麦城后，和珅虽不曾亲临疆场熏染硝烟、出生入死，却不妨碍他在人家金戈铁马、浴血征战之后分一杯羹，赏记军功时只要能沾上点儿边，乾隆帝总忘不了重重赏他。乾隆四十六年，和珅兼署兵部尚书；三年后阿桂等人再次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凯旋之际，死死生生、生生死死的阿桂仅加一等轻车都尉爵位，海兰察仅获一骑都尉，和珅却因“首承谕旨，再予轻车都尉世职”，不久调任吏部尚书、晋为协办大学士，兼管户部，晋封一等男爵。五十一年闰七月，和珅荣晋文华殿大学士，在四员殿阁大学士中仅次于宝和殿大学士，居第二宰执高位。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军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告成，和珅因“承书谕旨”再度暴获军功，被进封为三等忠襄伯，并赏用紫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击败廓尔喀，乾隆帝赏加和珅军功三级，并让他跻身十五功臣之列，将其肖像陈列于紫光阁。嘉庆三年（1798年），清廷抓获白莲教头子王三槐，乾隆帝以赞襄军务有功为名，将和珅晋封为公爵。
晚年乾隆帝已经昏聩了，但他自个竟不觉得。
他记忆力明显衰退，极可能患了老年健忘症，往往早饭才下肚又传早膳，常常“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退位两年后，他说话变得口齿不清，含含混混，如同他国天语，包括嘉庆帝也不知他在说些什么，据说只有和珅明白太上皇咿里哇啦是啥意思，于是和珅就成了太上皇独一无二的翻译。《春冰室野乘》记载：“一日早朝已罢，单传和珅入见。至，则上皇（指乾隆太上皇）南面坐，仁皇（指嘉庆帝）西向坐一小几，每日召见臣工皆如此。跪良久，上皇闭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语，上（嘉庆帝）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应声对曰：‘高天德、苟文明（皆白莲教首领姓名）。’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挥之出，不更询一语，上大骇愕。他日密召和珅问曰：‘汝前日召对，上皇作何语？汝所对六字又作何解？’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之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乾隆帝昏昏欲睡之际喃喃絮絮，是否真在密咒白莲教首领，不得而知，和珅的这番解释玄玄乎乎、神神叨叨，令人将信将疑，但关键在于和珅是太上皇最宠信的人，只有他来破译天语，太上皇清醒时才点头认可。和珅是最权威的天语解读者，谁人胆敢怀疑？
此时和珅，俨然成为太上皇化身。或者可以说，在太上皇昏昏呢喃之时，和珅就是太上皇。
和珅确实是糊弄上司的高手。他糊弄乾隆帝半辈子，贪蠹误国，败坏纪纲，在乾隆帝眼里却是一个大大的忠臣。乾隆帝对自己治世政绩十分自负，洋洋自得地说：“前代所以说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还称：“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和珅高超的邀宠术和伪装术，使自诩圣明之君的乾隆帝对历史上最大的贪黩盗臣、奸佞之臣熟视无睹。
高明奴才(10)
高冕
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八十一岁的阿桂老死，乾隆帝将首席军机大臣的基本条件弃置一边，任命和珅出任首席军机大臣。至此，和珅在军机处已经熬了二十三年。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和珅将最后一级台阶踩于脚下，登临仕途峰巅，位极人臣。
至于此后一年零四个月，也即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控犯下二十大罪被迫自尽，那是在乾隆朝已经终结、嘉庆帝真正掌握皇权之后。
和珅与乾隆帝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奴才高明的背面是主子的昏聩。
高明的奴才揽权滥用，昏迈的皇上冥然不觉，这对政局败坏所起的负面作用不可低估。《清史稿》作者赵尔巽认为，乾隆帝中年之后，“大臣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等在所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说，康乾盛世存在三个严重隐患：人口、物价和皇权的过度膨胀。尤其是后者造成的极端专制，“恐怕对康雍乾时代国势转衰更有其直接的促进作用，对十九世纪我们国家彻底败落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因此是“最大的隐患”。诚者斯言！
乾隆中后期皇帝弘历的昏聩，是极度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孵生物。和珅与弘历的例子，还不是封建中国最糟糕的例子。
“恃宠乱政”不是和珅一个人的杰作。和珅之所以能够乱政，是因为有宠可恃。难道不是吗？
端方清廉(1)
高冕
嘉庆帝最宠信的大臣，是他的师傅朱珪。不过，嘉庆帝这份宠信总是藏藏掩掩，直到朱珪撒手归天，他对师傅的异宠才被人仔细品评出来。
嘉庆朝先后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阁臣共二十二人，他们是阿桂、和珅、王杰、福康安、孙士毅、董诰、刘墉、苏凌阿、保宁、庆桂、朱珪、禄康、费淳、戴衢亨、刘权之、勒保、松筠、曹振镛、托津、明亮、章煦、戴均元。这班重臣中，除了非正常因素倒台的外，论任阁臣时间之短，朱珪倒数第三，前后不满两年；戴衢亨倒数第二，当阁臣还不一年；刘墉倒数第一，任协办大学士不到两个月就死了。非正常因素出阁的有四人：和珅、苏凌阿，素为嘉庆帝所憎，但他俩是太上皇乾隆帝宠臣，城府很深的嘉庆帝一直捏着鼻子、隐忍不发，听从乾隆帝旨意让他们留阁和入阁，太上皇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动手，将和珅诛杀，将和珅弟和琳亲戚且老朽不堪、两耳重听的苏凌阿逐出内阁；福康安、孙士毅都是乾隆末年入阁的，他们也是太上皇看重的人，金銮殿上屁股还没坐热的嘉庆帝，并未流露出替换之意，不过这两人分别于嘉庆元年五月、七月死了，在嘉庆朝担任阁臣时间极短。二十二阁臣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董诰，长达二十余年；其次是庆桂，前后达十四年半。比起董诰、庆桂来，朱珪任枢臣时间短得可怜。
在清代，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军机处是权力核心圈子。朱珪不仅出任大学士时间很短，而且从未进入过军机处。但他死时，嘉庆帝所给予的评价，超过其他任何阁臣。显著标志就是，朱珪获赐谥之高，超越嘉庆朝任何阁臣。封建时代，君臣对谥号都看得很重。因为，谥号是君主时代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以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可谓盖棺定论。皇帝对大臣的看法如何，往往在赐予谥号时才能云开雾散，真正看清。清代皇帝赐予文臣的谥号，“文正”最高，“文忠”其次，“文恭”再次，往下是“文成”、“文端”、“文恪”之类。阿桂、王杰、董诰、庆桂等都是嘉庆帝敬重和赏识的阁臣，但他们死后都未获最高谥号。阿桂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列班首，平定台湾时为首辅，一生四次作为钦点功臣绘像陈列于紫光阁，始终不附炙于和珅，素为嘉庆帝敬重，嘉庆帝即位后仍出任首揆，死时获赐“文成”。王杰也是嘉庆帝器重的阁臣，他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任军机大臣，次年任东阁大学士，操守刚正，是阁臣中惟一敢正面与和珅争锋的人物，两次作为钦点功臣绘像陈列于紫光阁，七十六岁以老乞休时嘉庆帝赠以“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的诗句，死时获谥“文端”。董诰于嘉庆元年跻身阁臣，当时协办大学士只有一个缺额，且还有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个资历很深的候选人参加角逐。刘墉即刘罗锅，纪昀即纪晓岚，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以至后来民间差不多家喻户晓，但乾隆帝认为刘墉遇事模棱两可，纪昀读书虽多却不明事理，彭元瑞有污点、曾因行为不检获咎，比较起来董诰略高一筹。董诰曾帮助刚继承皇位的嘉庆帝摆脱和珅的告讦和中伤，任官始终清正，“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死后获谥“文恭”。庆桂是乾隆朝大学士尹继善的儿子，边务练达，政治才能为乾隆帝所赏识，嘉庆四年（1799年）任文渊阁大学士，十二年（1807年）位列首辅，此后六年秋因老致仕，任阁臣时间之长仅次于董诰，死时获谥“文恪”。独朱珪死后，获谥“文正”。综观清代十一朝，汉人文臣获谥“文正”的，仅朱珪、道光帝心腹宰辅曹振镛、咸丰帝师傅杜受田、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等寥寥数人。可见，满朝文武之中，嘉庆帝对师傅朱珪最为看重。
嘉庆帝厚宠朱珪，却只能掩掩藏藏，事出有因。朱珪很早就为乾隆帝所赏识，但因和珅作梗，不仅自己失去荣升大学士进入枢机的机会，而且差点危及刚刚登基、地位脆弱的嘉庆帝。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五月，乾隆帝命朱珪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十五子永琰读书。永琰在自撰文集的一篇序言中说：“古体诗文及古文，从石君师傅习焉。”此前，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六十二岁的乾隆帝按照其父雍正帝建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已用朱笔写下永琰之名，密封后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面，永琰已被暗中确定为皇位继承人。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乾隆帝对挑选皇太子之师十分重视。朱珪，生于雍正九年（1731年），字石君，所以永琰称师傅为石君先生。他是顺天大兴人。少时受经于大学士朱轼，“八岁即操觚为文，文体倔聱苍古”。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方十八虚龄，就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可谓少年得意。他的文章做得好，被乾隆帝选为庶吉士，在学馆深造三年后进入翰林院，任七品编修。对大多数士子而言，进入翰林院就进入了升官的快车道，善于作文应试者更是如此。十七年（1752年），朱珪参加大考名列二等，成绩拔尖，连升三级，被擢升为从五品的侍讲。二十三年（1758年）大考，再次名列二等，加之乾隆帝看重他的才学和品行，他被提拔为侍读学士，官至从四品。次年三月，出任河南乡试副考官。翌年三月，任会试同考官，同年七月，出任福建粮驿道，成为正四品官员。二十八年（1763年），官升两级，任福建按察使，官至正三品。三十二年（1767年）二月，为死去的父亲服丧守制期满，补授湖北巡抚。三十三年（1768年）三月，调任山西按察使。次年二月，晋升为从二品的山西布政使。两年后的秋天，署理山西巡抚。期间，朱珪多有建言，乾隆帝予以采纳推行，并降旨给予嘉奖。四十年（1775年）五月，乾隆帝命他来京陛见，不久命他担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任日讲起居注官，随侍皇帝听政，记录皇帝起居、谕旨、题奏、引见、朝见、赐宴等情况，获得聆听天语、领会天意的独特条件。至此，书生朱珪已具备了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乾隆帝也完成了对他的暗中考察。乾隆帝评价说：“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于是，朱珪于翌年五月踏进上书房，成为皇太子之师。这一年，朱珪四十五周岁。
端方清廉(2)
高冕
在教过皇太子永琰的所有帝师中，朱珪对永琰的影响最大最深。永琰对朱珪也最为敬重。乾隆四十五年八月，朱珪出任福建学政，结束三年零三个月的皇子师傅生涯。这次不像以往临时外出当考官，朱珪要与学生永琰长离别。临行前，朱珪郑重向永琰赠以《五箴》：“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永琰的离别情绪也很强烈，写成七律六章，与恩师倾诉离愁别绪。对恩师赠给的《五箴》，他奉为信条，努力实践，后来当了皇帝，还曾将它随带在身边，当做座右铭。朱珪对永琰思想行为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乾隆帝曾多次秘密确立皇位继承人。先是册立永琏为皇太子，永琏夭折后又立永琮为皇太子，但永琮不久也夭折了。之所以先后选中永琏、永琮为皇太子，主要是乾隆帝崇尚中原传统的“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建储方式。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元后富察氏英年早逝后，他才被迫打消以嫡长制方式册立皇太子的念头。乾隆帝是一位长寿之君，也是清代掌握皇权最久的皇帝，在位时间加上当太上皇时间共六十三年，密立永琰为皇太子后，又活了二十五年，其中二十二年为帝。如果永琰不合他老人家的意，是极可能被换掉的。乾隆帝与后妃共生有十七个儿子，其中十人长大成人，皇太子候选人多的是，不像后来咸丰帝，只有一根独苗，继位人别无选择。
朱珪临别留下五条箴言，并不是随便置留的，这是他深思透悟的结晶。做好这五个方面，对皇子永琰的成长，特别是对参与皇太子的角逐非常重要：这是皇位继承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是获得乾隆帝认可的重要条件；说明永琰在这些方面不是无可挑剔，而是程度不同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着力加强、始终保持。皇十五子永琰是个好学生，对师傅的殷殷嘱托心领神会。
恩师虽远在他乡，永琰却经常想念他，时常赠诗给恩师，贺师升迁，贺师大寿，遥寄问候。尤其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诞辰，正好是朱珪六十寿辰，永琰竟忘了避讳，将父皇与恩师联系起来，写了一首五言长诗，内有“圣主八旬岁，鸿儒花甲年”、“设醴诚难罄，尊师敬独尊”之句，表达了深厚真挚的尊师恋师感情。朱珪接读贺诗，应和唱答，字里行间不忘帝师教诲之责。
朱珪浇灌永琰这棵皇家秀苗，使之茁壮成长，大获成功，得到的回报是双份的，乾隆帝对他投以赞赏的目光，永琰对他由衷感激。
朱珪的官运注定要与日俱隆。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他扈从乾隆帝南巡，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侍郎是正二品的官职，而且是京官、礼部的副长官，论地位的高下和重要程度，比他担任皇子师傅前所任的山西布政使、代理山西巡抚，不只是高一级两级的问题。当年四月，皇帝命他任殿试读卷官，掌衡文大权，为王朝选拔文职人才。当年十月，以命他担任武会试总裁，掌衡武大权，为王朝遴选武职人才。五十一年三月（1786年），正式升任礼部右侍郎。当年六月，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肩负起将江南才子收罗进王朝统治队伍的重任。两个月后，担任浙江学政。回朝后，调兵部任职。次年五月，升任礼部左侍郎。左侍郎虽在品级上与右侍郎相同，均为正二品，但地位略高于右侍郎。五十三年（1788年）八月，调任吏部右侍郎要职。次年十月，任经筵讲官，为皇帝进讲书史。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出任会试副总裁。这段时间，他担任的官职和担负的任务，主要是为王朝选拔文武人才。乾隆帝对朱珪的培养可谓用心良苦、意蕴深远。
五十五年七月，五十九岁的朱珪外放任安徽巡抚，正式担任封疆大吏。安徽北部发生水灾，年近花甲的朱珪立即轻车简从，仅带几个仆人奔赴灾区赈济灾民，足迹遍布宿州、泗州、砀山、灵璧、五河、盱眙等地。他亲民爱民，与灾民同舟共渡，并亲自参加抗洪抢险，抢堵决口大堤，举行赈灾活动。由于救灾有方，措施得力，大灾之后，“民无流亡”。此后三四年内，他先后编纂进呈《御制说经古文》、《御制论史古文后跋》，在所著文章中赞颂乾隆帝说经之文、论史之文，数度受到乾隆帝颁谕奖励。五十九年（1794年）五月，乾隆帝调补朱珪为广东巡抚。随后，朱珪进呈编纂的《御制纪实诗》、《御制几余诗》各一部，乾隆帝看到自己的诗篇被编纂得这么好，龙颜大悦，专门颁谕，将朱珪表扬一番，夸他“用心审密”、“用心细而措词当”，奖励其笔扇、纱匹、笔墨、荷包、锞锭等物，同时又告诫他，“务须尽心政务，以察吏安民为重，不可缓其所重，用心于无用之地”。乾隆帝话虽这么说，但内心对朱珪是满意的，把他视为自己的文学知音。六十年（1795年）二月，乾隆帝写了四首诗，特地命朱珪和诗进呈。不久，命他兼署两广总督。四月，将他擢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暂留巡抚任。这时，朱珪虽留巡抚之职，但其身份地位已是京中从一品大员了。八月，朱珪升任兵部尚书，仍留巡抚任。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紫禁城张灯结彩，鼓乐齐鸣，皇位授受大典在太和殿隆重举行。年迈的乾隆帝正式将至高无上的皇权禅让给皇太子琰（为避讳，永琰在上年九月册立为皇太子时，改名为琰）。老皇帝在自己健在的情况下拱手让出最高统治权，这在清史上是破天荒之举，在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史上也无先例。朱珪的身份因此发生变化，正式成为帝师。他听到这一重大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进呈自己所撰诗册，进行恭贺箴规。和珅从获取的信息中得出判断，历封疆、负时望的帝师朱珪将有大用，心中妒火很旺。因此，借机诽谤朱珪，对他进呈诗册之事横加指责，并在乾隆帝面前搬弄是非。乾隆帝虽年迈昏聩，但对这件事情还算清头，说：“陈善纳诲，师傅之职宜尔，非汝所知也。”既然乾隆帝这么说，和珅不好进一步中伤，嘉庆帝则颁谕称赞恩师所呈诗册：“朕阅朱珪所进诗册措词冠冕得当，其颂扬处不忘箴规，尚得大臣之体。且二十五有韵内难押者居多。今百韵成篇，不致牵强，是其学问素优，着赏给顾绣蟒袍、大小荷包，以示优眷。”当年六月，朱珪擢升为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成为督抚兼于一身的地方大吏。不久接到圣旨：朱珪着来京另候简用。按照常理，朱珪就得做好交卸现任的准备了。
端方清廉(3)
高冕
儿子琰继位后，乾隆帝打算将朱珪召回京师任职，以便辅佐儿子。嘉庆帝心中早有此意，碍于太上皇仍然掌握最高权力，轻易不敢造次，获悉这个消息后，异常高兴，赶紧写信告诉恩师。嘉庆元年七月，远在广东的朱珪接到一道很不寻常的上谕：“孙士毅在四川酉阳州病逝，将来大学士缺，意欲即以朱珪补授。但此缺须一月后方始题请，特先降旨谕知朱珪，不必因有来京之旨，心存疑虑。现在京中并无应办之事，朱珪不必急于来京。两广总督仍应朱珪署理。朱珪在广东巡抚任内办理一切本为熟悉，今复奉有恩旨，尤应感激奋勉，倍加认真，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见，有负委任，一切洋盗更应严办。大学士员缺，除俟届期明降谕旨外，将此先行传谕知之。”这道谕旨，泄露了嘉庆帝急于召恩师入阁任职的迫切心情。嘉庆帝意犹未尽，还撰写诗篇准备向恩师致贺。清王朝国家机关中，殿阁大学士是文官中最高品秩的官员，声望最高，官场和民间度称之为宰相，是千万臣子的最高奋斗目标。虽然这个相位尚未到手，但皇帝明确预告，也算一条腿迈进门槛里了，朱珪跪听这道圣旨后，内心非常兴奋。师生两人远隔万里，盼着相见的那一天。
谁知，嘉庆帝祝贺恩师将升任大学士的诗稿竟被和珅所得。和珅立即拿着诗稿跑去密奏太上皇乾隆帝，添油加醋，挑拨离间，说这完全是“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太上皇虽将皇位让出去了，但还想独把朝纲，尤其不愿见到儿皇帝向恩师买好之类事情发生，心中很不痛快，便向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董诰征询处置此事的意见。董诰有意保驾，无意扩大事端，见此事已惹恼太上皇，急忙连连磕头，回奏说：“圣主无过言。”太上皇乾隆帝听了此言，冷静了一些，思虑许久，认为自己交出皇位不久，不宜将此事闹大。他对董诰道：“汝大臣，善为朕辅导之。”乾隆帝掷下要求老臣妥为辅佐新皇帝的话，才悻悻作罢，放过儿皇帝一马。但对朱珪，乾隆帝就不客气了，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收回前不久要朱珪赴京另候简用之召，并将他从两广总督任上贬下来，降任安徽巡抚。朱珪在广东心头热了一个月，静候来自京师的佳音，不料八月份接到一道谕旨，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谕旨称：“前因大学士缺出，朱珪科分较深，学问素优，人亦端谨，是以降旨令其来京，原欲将伊补授大学士。乃节据魁伦奏到，粤东艇匪驶至闽浙洋面肆劫，是朱珪于署总督任内不能认真缉捕，咎实难辞。本当治以应得之罪，姑念其操守尚好，前任安徽巡抚办理尚无贻误，兹特加恩，仍令补安徽巡抚。”作为两广总督，军政事务千头万绪，若是有意挑刺，类似缉盗不力的纰漏绝对能找出好几箩筐。眼看着美妙的官场馅饼就要打在自己头上，却被太上皇宠臣和珅横插一杠，馅饼飞了不说，还弄得鸡飞蛋打，丢掉总督职位，朱珪只能将懊恼吞进肚里。
朱珪入仕多年，已不是早年彻头彻尾的迂腐书生，官场解套办法多少懂一点，不久他奏报，自己从养廉银中先后捐出二万两银子，用于修理官家缉盗船艇。第二年三月，就从京师传来好消息，将他擢升为兵部尚书。二万两银子没有白费，他总算重新升到两年前担任过的那个官职。当年八月，又有好消息传来，朝廷命他担任吏部尚书，不过不要他赴京上任，要他仍留安徽担任巡抚。
嘉庆四年（1799）正月十一日，一位来使火速驰抵安徽。朱珪接到一道封面标用蓝笔的上谕，心中顿生不祥之感：莫不是太上皇龙驭升天了？如此一想，顿时心慌意乱，浑身哆嗦。但是，启封奉读谕旨，只有“朱珪着来京供职”等字样，明确规定要他交印起程的日期。朱珪忍泣衔哀，昼夜兼程，飞赴京师。十七日抵京畿王庄，探清先前猜测属实：太上皇乾隆帝已于本月初三日殡天了！按他自己的说法，闻此噩耗，不胜悲伤，“胆裂呼天，角崩投地”。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桩举朝震惊的大事，嘉庆帝已将太上皇宠臣和珅打入死牢，明日就要赐令他自尽。朱珪琢磨着十有八九和珅会有这个下场的，只是没想到这一日来得这么快。
君臣相见于宫内永思殿。嘉庆帝与恩师久别重逢，不禁相互抱头痛哭。嘉庆帝此时的感情是复杂的。朱珪也涕泪交加，多少想说的话一时难以述说。平静之后，朱珪劝谏嘉庆帝，要为皇考服三年之孝确是自古未有的孝举，但天子服孝，不在于毁损自己的身体、泯灭自己的欲望，而在于继承先皇的事业。嘉庆帝颔首称是。朱珪向皇上提出两条建议：带头躬行节俭，带头崇清奖廉。他认为皇上要真能做到这两点，则“盗贼”可平，财用不竭。当时白莲教在各地纷纷起义，成为嘉庆帝心病。嘉庆帝含泪听罢恩师谏言，频频颔首。
乾隆时代已经过去，嘉庆时代已经到来。琰现在在大清国里是说了算的。嘉庆帝命恩师入值位于乾清宫西南隅、与皇帝近在咫尺的南书房，以备随时召对。同时，命他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将户部钱财掌管起来。这一日，嘉庆帝赐给恩师乾隆帝遗服四团龙褂一件，四开禊袍一件；赐其紫禁城内骑马，赐第西华门外。
令人不解的是，已经独揽朝纲的嘉庆帝，在诛杀和珅、将苏凌阿逐出内阁，大学士职位多有空缺的情况下，竟没有让他补任大学士。除了命他入值南书房、管理户部三库外，赐予太子太保衔，任实录馆正总裁兼国史馆副总裁，当年十月调任户部尚书，年底任上书房总师傅，但迟迟没有让其入阁办事。
端方清廉(4)
高冕
嘉庆帝没有授予恩师大学士职衔，自有深层考虑。和珅当年在太上皇面前告状，说嘉庆帝“欲市恩于师傅”，太上皇对此表示认同，将一肚子怒气泼洒在朱珪身上。现在太上皇刚刚闭眼咽气，素有孝子之称的嘉庆帝不便违背父意立即翻案，否则在舆论上就会陷于被动。出于政治策略，嘉庆帝只好委屈恩师。
朱珪虽未进入王朝权力核心层，但并不妨碍他成为核心成员。嘉庆帝对恩师非常宠信：“时召独对，用人行政悉以咨之。”朱珪与皇上促膝商议军国大事，所议内容从不告知军机大臣，也从不向获得升迁和得到其他好处的官员讨好。嘉庆帝对恩师则言听计从，“初政之美，多出赞助”。
只要合适时机一到，嘉庆帝就会把大学士之职授给恩师，这种急切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偏偏发生了两件令朝臣哗然的事，这两件事都与朱珪有关。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朱珪与工部尚书彭元瑞一起入朝，彭在紫禁城内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跌伤昏迷，朱珪急于救人，传呼彭所乘轿子直接进入西华门，令轿夫将他抬出。这一违规行为，遭到御史周的弹劾。当年九月，朱珪的轿夫在西阙门禁地酗酒斗殴，戮打禁门卫军，撅断他们的枪杆。西阙门距朱珪府第近在咫尺，轿夫如此不法，朝臣议论颇多，认为这与朱珪平日管教不严有关。光天化日出了这两桩事，嘉庆帝想摁是摁不住的，只好交部议处。部议结果，将朱珪降二品调用。嘉庆帝急忙颁谕为恩师百般维护，说朱珪“前在上书房行走，小心恭谨。于在书房之皇子皇孙，无一不出于敬”；认定他呼彭元瑞轿入西华门违反门禁，原因在于彭“坠马昏迷，难以扶掖”，属“一时仓猝，不暇详思”；其轿夫在禁地酗酒殴人，是“平日恪谨”的朱珪“造次之际稍不自检”所致。总之，竭力为减轻恩师过失寻找理由。最后，嘉庆帝裁决，“唯念朱珪平日为人谨饬”，革去太子少保衔，不再管理户部三库事务，但仍加恩担任户部尚书，继续做他的一品官。
嘉庆帝宠护恩师是有目共睹的。就在御史周弹劾朱珪当月，嘉庆帝任命朱珪署理兵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让他兼署吏部尚书。至此，朝中六部朱珪身兼户、兵、吏三部长官，大权要职集于一身；朱珪轿夫在禁地酗酒殴人当月，嘉庆帝颁发上谕，将朱珪未考中举人的孙子“加恩赏给举人”，破格给予参加会试的资格。在革去朱珪太子少保任不久，又将他五年前任两广总督时捐银二万两的陈芝麻翻出来，以此为由，降旨命“朱珪着加三级留任”，随后让他出任会试馆副总裁。嘉庆七年（1802年），命他担任殿试读卷官，总掌衡文大权。当年八月，嘉庆帝命恩师担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加太子少保衔。至此，朱珪在朝廷的地位职务不仅统统恢复，而且攀升到新的高度，距正式入阁担任宰执仅一步之遥。
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皇上外出谒陵，七月赴避暑山庄，均命朱珪留京办事，对朱珪寄予高度信任。次年正月，嘉庆帝晋他为太子太傅。翌月，嘉庆帝驾临翰林院，联句赐宴，亲笔挥写“天禄储才”匾额赐给朱珪，并让人摹刻高悬院中，朱珪获得辉煌殊荣。
嘉庆十年（1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嘉庆帝补授朱珪为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终于了却长达十年的一桩心愿。嘉庆帝特地解释说，这一任命，实际上是遵照皇考乾隆帝谕旨下达的，命大学士朱珪前往埋葬乾隆帝的裕陵叩谒谢恩。当上大学士、爬上文官最高台阶这一日，年届七十四周岁的朱珪，感慨万千，夜不能寐。
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皇上率领一群文武大臣赴避暑山庄，又命自己宠信的朱珪留京办事。不久，赐给他一柄玉鸠杖，并颁御诗赞扬恩师的辅佐之功，内有“健步固未妨，视履应策杖。入朝引班联，佳话群欣仰”之句，表示对恩师的敬重，对他表率群臣的肯定。不久，嘉庆帝给予鹤发飘萧的朱珪很多特权：“以天气渐寒，俟日出后入直。遇临幸离宫，不必随来。即御门勾到奏事日期，俱不必侍班。间二三日入值书房，候召对。”这些，充分体现了嘉庆帝对恩师的殷殷关切。十一月的一天，嘉庆帝即将在乾清宫御座时，朱珪突然发病晕眩，不省人事。御前大臣怕他失仪，命太监将他扶出乾清宫，随后用木凳将他从月华门抬出。嘉庆帝闻讯，急忙派医官为他诊视治病。次月初五日，朱珪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嘉庆帝痛闻恩师逝世，颁谕予以高度评价：“大学士朱珪持躬正直，砥节清廉，经术淹通，器宇醇厚。受皇考高宗纯皇帝特达之知，由词垣补授道员，荐历两司，内用为侍讲学侍。特命入直上书房，给朕讲贯诗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贰出任封圻，有守有为，贤声益懋。迨擢至正卿，皇考即欲用为大学士。朕亲政后，召令还朝，在南书房侍值有年，简任纶扉，深资启沃。凡所陈奏，均得大体。服官五十余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动循矩法。不愧为端人正士，倚畀方殷。”同时宣布：晋赠朱珪为太傅，使其位列“三公”；入祀贤良祠；赏给内库白银二千五百两用于治丧；其任内一切降革处分全部撤销。
朱珪死后，哀荣备至。逝世第二日，嘉庆帝亲临其府上哭奠，并不经内阁讨论草拟，颁谕亲赐朱珪谥号为“文正”，获得乾隆朝仅大学士刘统勋享受过的同等哀荣。为此，他特在上谕中说了一番理由：“朱珪在朝五十余年，外而扬历督抚，内而荐直纶扉，身跻崇阶，从未稍蹈愆，尤绝无瑕玷。靖恭正直，历久不渝。犹忆伊官翰林时，皇考简为朕师傅，尔时朕于经书已皆竟业，而史鉴事迹均资讲贯。其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时趋之论，亦从不出诸口，启沃良多。揆诸谥法，实足以当‘正’字而无悔！毋庸内阁拟请，着即赐谥‘文正’。”随后，嘉庆帝派早已秘密内定为皇太子的绵宁代他前往祭奠，殡送朱珪时派庆郡王永前往主奠目送，“以示朕眷怀旧学、哀荣备至之至意。”不仅如此，嘉庆帝还亲自写了一首十二韵诗，派人前往朱珪灵前祭焚。翌年三月，嘉庆帝谒清西陵，虽然朱珪墓地离他经过的道路有好几里地，但他想起三个月前去世的恩师，特派户部左侍郎英和前往赐奠，并亲撰祭文，内有“哀我哲辅，松楸在望”之句，表达了他对恩师真挚而深切的缅怀。朱珪逝世临近十周年之际，嘉庆帝亲自到恩师墓园赐奠，凭吊感怀，留下“讲帷昔年共，《五箴》诲早垂”，“洒泪乘骝去，回望萦悲思”等诗句，感念师傅栽培辅佐恩德，表达自己对恩师永别十年的绵绵哀思。
端方清廉(5)
高冕
嘉庆帝给予师傅朱珪的宠荣和礼遇，可谓超逾常格。对此，《满汉名臣传》称：“恩遇之隆，古所未有也。”《清史稿》则称：“恩礼始终无与比。”
朱珪得到嘉庆帝宠信，主要原因起码有这样几条：一是成功培育了皇太子永琰。在朱珪谆谆教导下，皇太子永琰在激烈的继位人竞争中保持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成长为符合乾隆帝心意的帝位继承人，顺利获得王朝最高权力，君临天下。二是经得住考验。因和珅作梗，不仅丢掉了将要到手的大学士职位，而且失去两广总督高位，将他贬到安徽担任巡抚，遭受这一沉重打击后，他没有怨天尤人、一蹶不振，而是亲赴灾区赈灾，整肃吏治，确保大灾之年无人祸，大灾之年“官吏无侵蚀”。三是辅佐有方。嘉庆帝有一首志感诗称：“入阁赞机务，辅治惠泽施。方期久论道，岂料身骑箕？”表示他受恩师辅佐惠泽很多，他多么期待恩师能够长久辅佐，但老天却将他请走了，遗憾之意溢于言表。朱珪不仅在军国大事上给嘉庆帝出了许多好主意，而且数度掌握考试大权时都选才有方、秉公行事，竭诚为国家搜罗英才。《清史稿》称：“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锐意求才。嘉庆四年典会试，阮元佐之，一时名流搜拔殆尽，为士林宗仰者数十年。”依靠朱珪悉心辅佐，才有嘉庆帝“初政之美”。四是为官清廉。他做官五十余年，任总督、巡抚地方大员多年，从不收受部属一文钱，还把积蓄的养廉银奉献给官家，四十年独居无妾媵，生活非常清贫。他病重时嘉庆帝前往探望，见其居舍简陋狭小，门前竟无法过车。死后遗物，只有一布衾、一布被，几箱残书。嘉庆帝与随行人员见了，为之震惊，为之感动，无不潸然泪下。“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贪钱。”嘉庆帝为恩师所写的五言挽诗中的这一诗句，是对他为官为人的充分肯定。
然而，帝师在皇帝心目中毕竟是臣子。一个臣子，要让挑剔、寡恩、高傲的皇上依恋、感动、佩服是极不容易的，需要付出常人不愿付出、难以付出的东西，朱珪做到了。
追求无为(1)
高冕
进入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属曹振镛。
道光元年（1821年），他一下跃居领班军机大臣高位。在上一年九月，也就是嘉庆帝当权的最后一年，曹振镛才爬进军机大臣这个核心圈子。之后，他一直高居领班军机大臣之位，还荣晋太傅、位列“三公”，直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八十高龄时死于任上。清朝不设宰相，但曹振镛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宰相。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这一辅助皇帝执政的中枢机构，参议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重要机密和对重要官吏的考核任用，实际上取代内阁职权；军机大臣每日入值于皇帝寝宫养心殿外的值房值班，以备皇帝召对，皇帝出外巡幸则随同前往，朝廷重要机密事项均由军机大臣直接面奏皇上请旨，或者草拟谕旨请皇帝裁决，原属内阁的票拟、承旨大权，全部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军机大臣无定员，通常三至七人，品位最高的充任“领班”。道光朝历时三十年，先后由曹振镛、潘世恩、穆彰阿三人担任领班军机大臣。潘世恩任领班军机大臣仅一年，原来排名在其后面的穆彰阿就蹿上来，超越了他，连续担任领班军机大臣十四年。论当领班军机大臣的时间，穆彰阿只比曹振镛少一年，但此公下场不好，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被革职。曹振镛死后，盛享哀荣，道光帝亲赐其“文正”谥号。“文正”是清代赐予文官的最高谥号。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在有清一代汉大臣中屈指可数。因此在道光朝大红大紫，始终保持高位荣宠的，当属曹振镛。《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曹振镛为官政绩平平，无赫赫建树，却仕途通达，升得很快。
他生于乾隆十九年（1755年），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安徽歙县有读书做官的悠久传统，他父亲又是高官，读书条件得天独厚。他颇能读书应试，学而优则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十六岁即考中进士。乾隆帝从当年新科进士中亲自挑选数名才学兼优、年强力壮者为庶吉士，他被幸运挑中，成为清代最高级别的官学生。由皇家供养在学馆深造三年后，他被授予编修，跻身翰林院。按照一般情形，士子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大多已两鬓斑白，少说也有四五十岁。曹振镛却在二十九岁就点了翰林，可谓士林中的佼佼者。一点翰林，人如涂金。翰林虽只是七品芝麻官，官阶卑微，却是天子文学侍从，为清代所重，官员升迁以此为终南捷径。当时，有“卜相非翰林不与”之说。卜相，就是选拔宰辅、大学士之意，也就是说，想要当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必须具备翰林资格。在翰林院读书养望，混得好的，入值上书房，当皇子师傅，或者入南书房，做天子近臣，往往很快就能荣华富贵；混得差一些的，来日外放也能捞个知府什么的，为官一方，跻身中级官员之列。翰林中人能否有大出息，大考十分关键。大考俗称“翰林出痘”，一般六年一次，关系升黜大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曹振镛参加大考，成绩平平，名列三等。乾隆帝考虑到他是尚书之子，说是其才可用，将他连升三级，破格由正七品编修擢升为从五品侍讲。他沾了父亲的光，才得以逃过“出痘”之劫，出人头地。后来几年，他又升了两级，至乾隆末年当上从四品的侍读学士。这一期间，曹振镛所走的路，几乎都是踩着他父亲的足迹走过来的。其父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考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四次升官，当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曹振镛步其父亲后尘走来，虽未成为仕途暴发户，但也顺溜非常。他进士未入一甲，大考未得一等，短短十几年从布衣士子平地而起，一下做到从四品朝官。
进入嘉庆朝，曹振镛更是大走官运。嘉庆三年（1798年），他大考得了二等，官升一级，晋为正四品的少詹事，成为詹事府的副长官。詹事府在古代系辅导东宫太子机关，清代自雍正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后已不预立皇太子，这一机关遂成翰林院官员升迁辗转之地。就在这一年，父亲逝世，他丁忧归籍，解职丧居尽孝道。守制归来，连蹦两级，晋升为政通使，成为中央管理公文事务的机关政通使司的长官，官至正三品。之后，官道上一路顺风，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和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年）擢升工部尚书，爬上从一品高位。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他参加编纂的高宗实录告成之后，获太子少保衔，荣获高官重臣都很想得到的荣誉头衔。随后调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八年（1813年），调任吏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不久，荣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官至正一品。清代文官以获得殿阁大学士为荣耀。乾隆十三年（1748年），确定大学士员额为满汉各二员，冠以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之名。殿阁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当时荣称大学士为“相国”、“宰执”、“揆席”。体仁阁大学士为文臣四魁之一，这是千万官员所梦寐以求的。终嘉庆一朝，曹振镛官位虽隆，获得文官最高品秩，但并未进入权力核心层军机处。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大学士只有进入军机处才拥有实权。
历史车轮碾进道光朝，曹振镛才大红大紫起来，成为皇帝最为倚重的宠臣。但是，阅读他的传记资料，其为新皇帝倚重的背后，仍缺乏不同寻常的建树和事迹。
追求无为(2)
高冕
他得以进入军机处，是因为作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逝世，次月二十七日，三十八岁的皇太子宁登临太和殿即皇帝位，以翌年为道光元年。就在这前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临终时，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位军机大臣拟缮遗诏，其中说高宗乾隆帝出生地为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份遗诏拟成后，道光帝作了审阅，“未经看出错误之处”。遗诏顺利出笼，颁告天下，满汉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偏偏，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挑出了遗诏中的一个毛病：乾隆帝出生地应是北京雍和宫，而不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刘凤诰便将这一发现禀告曹振镛。曹振镛听了，很快将这一情况奏报道光帝。乾隆帝是道光帝祖父、嘉庆帝生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道光帝龙颜大怒，迅速传旨诘问。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回奏，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绝对是有根据的，出处就是嘉庆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诗注。按说，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儿子，乾隆帝出生地出自其御注诗注，作为皇帝御制诗集，付梓刊印前御用文人反反复复校勘自不必说，皇帝本人必定也是高度重视、慎之又慎、反复把关，应当具有权威性。然而，认真考证，乾隆帝出生地的确是雍和宫，而非避暑山庄，遗诏有关说法确实错了。道光帝大光其火，九月初七日降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旋即各降四级，只留大学士虚衔；卢荫溥、文孚各降五级，仍留军机处行走，但没过多久他们也被逐出军机处。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道光帝命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三个月后，进入道光元年，曹振镛平步青云，荣任军机处领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