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看来，乾隆帝出生地被误事件被道光帝整个放大了。虽说遗诏中将祖父出生地搞错，确实不大严肃，有损皇家脸面，但也不至于闹得如此惊天动地，不至于撤换军机处全套人马。即便要认真追究，论错，首先错在嘉庆帝，他在如此权威的诗集中竟将父亲的出生地搞错了；其次道光帝本人也难辞其咎，他审阅遗诏没有把好关。曹振镛的功劳也被严重夸张了，他除了因此进入军机处、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外，还暴得连他自己都大出意外的奖赏，这一事件后仅半年，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他被晋为太子太傅、转授武英殿大学士，在官场金字塔攀登中品衔和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武英殿大学士仅次于保和殿大学士和文华殿大学士，而且自乾隆朝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授过保和殿大学士。因此，曹振镛能攀升至武英殿大学士，堪称荣耀至极。道光帝借乾隆帝出生地之误大做文章，恩宠提拔曹振镛，严厉惩处四军机，使不少史家怀疑其背后还有另外深层原因。或许，托津等四军机前些年不知不觉得罪了皇子身份的宁；或许，皇子时期的宁早就激赏曹振镛。严惩四军机，重用曹振镛，出生地事件也许只是一个炮引子。
曹振镛不仅得宠令人吃惊，固宠亦令人吃惊。
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未见他有什么超乎寻常的作为，却见他在官场上一个劲地往上蹿，闪着七彩光环的巨大荣耀，接连不断落在他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万寿节，道光帝在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曹振镛在这班老臣中年龄最小，但也分享了与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荣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皇子包括未来皇帝的师傅头领。道光六年（1826年），他入值南书房，担起“拟御纂笔札”之任，成为须臾不离的股肱大臣。削平张格尔叛乱、再定回疆之际，他荣晋太子太师。第二年，张格尔被擒消息传来，道光帝封赏群臣，将七十一岁的曹振镛晋为太傅，赐予紫缰，获得在紫光阁陈列画像的殊荣，进入显赫功臣之列。清代沿袭历代制度，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曹振镛位列“三公”，可谓宠荣备至。曹振镛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份荣耀，上疏坚决辞谢。道光帝对此大为欣赏，颁诏说，凡是军机大臣每人另绘一幅画像，“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道光帝还亲笔题词，对首辅曹振镛这些年为人、做事、学问给予高度评价：“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庆典，赐予曹振镛双眼花翎。大清开国以来，获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而且都是满洲大员，因此汉族官员能获戴双眼花翎，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八十周岁的曹振镛死去，留下生前自缮的一份遗疏，附折上陈述了十余件事。道光帝为之震悼，颁诏对曹爱卿盖棺定论：“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道光帝虽以高八度的调子评价曹振镛，但认真搜求，无论立德、立业，曹公均无赫赫过人之处。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此公一贯作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禁门之变”，嘉庆帝正在热河，随行诸臣闻变失措，劝谏皇上不要立即返京，先调兵前往镇压再说，当时只有太保、领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力谏皇上回銮，以亲自控制朝局，情真意切以致涕泪纵横。当时留京办事的曹振镛，在镇压天理教徒起义后，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保持城内平静。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曹、董二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据说，两人见了这副对联，不禁相视而笑。
追求无为(3)
高冕
由于确实没有多少事值得传记，《清史稿》中曹振镛列传的篇幅很短，仅七百余字。傅恒是乾隆朝领班军机大臣，在这个位置干了十六年，只比曹公多干一年，死时还不到四十八岁，比曹公少活二十多年，但他的传记篇幅足比曹公长五倍。
平平庸庸却能平步青云，无所建树却能长保荣宠，其中必是大有奥秘。那么，这一奥秘是什么呢？
《瞑庵杂识》中说：“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多磕头、少说话”仅六字，高度凝练。事理透彻必简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相国将玄而又玄的做官秘经仅用此六字说尽，也可算一绝。此公无论立德、立业、立言，均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但这一做官六字诀绝对流芳百世。不然，这一密室耳语、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怎会一出口便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表示谦恭，含义多多，但人见人爱；少说话，不是不说话，更不是乱说话，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一下说到点子上。古来便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曹公“多磕头、少说话”，能让至高至尊的道光帝满意，能让他老人家十几年如一日地满意，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多磕头、少说话”六字诀，是曹公为官数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之所以奉行这一六字诀，要害是曹公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
道光帝是个守成皇帝。他所处的时代，对大清王朝而言，由盛转衰；对中国社会而言，漫漫两千多年封建政体走向尽头、面临分崩离析；对中华民族而言，面对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大碰撞大激荡。但掌握中国这条古老大龙船舵把的道光帝，面对轰然而至的历史巨变，面对“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缺乏变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抱残守缺，麻木不仁，一味因循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古老龙船烂帮进水、日渐沉沦。
曹振镛把皇上的“守成主义”当做自己的旗帜。
道光帝崇尚节俭，曹振镛厉行节约。
综观中国历史二千余年、二十多个朝代，道光是最“抠门”的一个皇帝。在当皇帝前，道光帝就深受儒家传统德俭思想的熏陶，认为大清王朝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只有崇俭去奢，节俭爱人，才能保持王朝万世不衰。在他所著《养正书屋诗文全集》中，倡行节俭的文章占有显著篇幅，《崇俭去奢论》、《节用而爱人论》、《临财而无苟得论》、《节以制度论》等等。当皇帝后，他将节俭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阐释，道光元年的御制《声色货利论》，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御制《慎德堂记》，是他宣扬节俭思想的代表作。道光帝模范践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力戒宫廷浮华。裁减仪仗，道光元年正月初一，他首次登临太和殿，就下令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当年还停止他从圆明园返宫时王公大臣恭迎接驾、大排仪仗的繁文缛节。规定皇室成员婚礼从简，他最宠爱的皇六子奕举行结婚典礼，按制在接新娘进宫、行跪拜礼后，要在宫内大摆宴席，但他特地传旨，停止奏乐，取消宴席；五公主出嫁，他要求内务府官员从俭办理，置办嫁妆及所有仪注开销不得超过两千两银子，不然由内务府大臣赔垫，内务府大臣抠抠唆唆地操办，结果还是贴赔了数百两银子。省简膳食，他自己每日只点四盘菜肴，一次皇后过生日，破除大摆筵席旧例，吩咐只用猪肉打卤面赏赐内廷，为清历朝所罕见。裁减陵寝工程，谕令务使朴实，裁减陵内月台、碑亭等工程。另一方面，他削减地方进贡。定期向皇帝纳贡，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定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道光帝刚即皇帝位，就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谕令停止一切供献，连食品也不准进呈，表达了他立戒奢靡的决心。结果，他在位三十年，各省贡赋裁汰大半。
道光帝的“抠门”故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最经典的，是他穿破裤的故事。道光帝的套裤长期穿用，膝盖上磨出一个窟窿。道光帝没有扔掉，令人补好继续穿用。曹振镛身为宰辅，立即带头效仿，第二日便穿上打补丁的裤子上朝，其他大臣也随之效法，一时满朝文武都风行穿破裤上朝。其实，并非人人都真穿破裤子，不少大臣只是在好裤子上打了一个补丁而已。一日，道光帝召集军机大臣议事，领班军机曹振镛离皇帝最近，道光帝见曹爱卿的套裤上也有一个补丁，便问：“尔的套裤也打补丁吗？”曹振镛答：“换件新的要费不少银子，故打了个补丁。”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接着又问：“尔打块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会关心这种细枝末节，愣了好一会儿瞎编道：“臣花了三钱银子。”道光帝听了吃惊道：“宫外的价钱真是便宜。宫内打这个补丁，足足花了五两银子哩！”
曹振镛跟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帝好求全责备，曹振镛喜挑剔微疵。对乾隆帝出生地之误事件的处理，就可看出道光帝此人爱挑小毛病。曹振镛进士出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次充当学政，四次主持乡试，“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会做文章、会看文章是必定的，但此公与道光帝保持一致，判定他人文章竟专来剔挑微疵，见小不见大。“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八股文章做得循规蹈矩、滴水不漏，皇上肯定喜欢，若是出了纰漏引起龙颜震怒则是不得了，因此，文章里有没有治理天下的真知灼见，反倒无关紧要了。道光帝朱批用楷书，于是楷书几成衡量文章、奏折优劣的最高标准。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不但试卷苟求楷法，奏折也苟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诟，评第妍媸。”如此一来，不仅造成学风不正，“末学滥进，豪杰灰心”，而且进言质量严重下滑。
追求无为(4)
高冕
道光帝讲得多做得少，曹振镛干脆为皇上创造一个“抽查法”。道光帝虽也有励精图治愿望，但拿不出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就事论事，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谕令很多，检查很少，雷声大雨滴小，结果往往执行受阻、诏令落空，“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弄得他本人也心灰意冷。道光帝除了每日披览奏本外，还要批阅蝇头细书的中外题本。奏折、题本堆积如天，日搬日增，怎么也搬不空，令道光帝苦不堪言。认真看吧，怎么看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恐被臣下欺蒙之弊。一日，道光帝向宠臣曹振镛诉苦，问有何好办法，曹振镛献计道：“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帝听了暗暗称绝，按曹爱卿计策行事，果然自己省时省劲，臣属战战兢兢，把很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
史学家苏同炳先生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上行下效。有道光帝，就会有曹振镛；有曹振镛，就会有曹振镛式的中小官吏。
曹振镛的做官之道，对当时官场风气影响很大。有一首《一剪梅》描述了这一柔糜颓靡、圆滑世故的官场习气：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是曹振镛做官六字诀的绝妙诠释。“多磕头、少说话”上升为官道理论，成为官场没有期限的通行证，是曹振镛的贡献。
“多磕头、少说话”，论其中道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而曹公走红背后，功夫极其深厚。
要说曹公平庸，他会笑你浅薄。
大智大爱(1)
高冕
咸丰朝满汉文武，最受宠信的汉大臣是杜受田。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间，六十四岁的杜受田死在抗洪赈灾现场。噩耗传入紫禁城，咸丰帝痛哭流泪，十分悲痛。他立即晋赠杜受田为太傅，使其位列“三公”，成为嘉道以来惟一追赠太师者；晋赠他为大学士，给予文官最高品级的职衔；赐谥“文正”，使其获得咸丰朝大臣中惟一最高谥号；亲临赐奠，抚棺痛哭，如丧考妣，以示痛悼优隆。如此死后哀荣，实属罕见，史称“终饰之典，一时无比”。
杜受田获得咸丰帝宠信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大彻大智，帮助奕夺得皇太子之位。其二，鞠躬尽瘁，赞襄咸丰帝对付内忧外患。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七岁的杜受田踏进上书房，担任皇四子奕师傅。按传统算法，奕这年六岁，这是虚龄；论周岁，奕仅四周岁。
道光帝为皇四子挑选师傅非常严格。因为，皇四子对他乃至爱新觉罗氏江山社稷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皇四子奕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31年7月17日）。这位皇子在圆明园湛静斋（后改称基福堂）的呱呱坠地，对道光帝灰暗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慰藉。这一年，道光帝已五十虚龄，他的十六位后妃先后生了三个皇子，但他们在皇四子出生前都已死去。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系博尔济锦氏所生，他们是后来出生的恭亲王奕的长兄，但很短命，于道光七年（1827年）、九年（1829年）相继夭折；长子奕纬，系乌拉那拉氏所生，道光帝对他十分喜爱，十一周岁那年还没有任何建树就将他敕封为贝勒，在清室皇族十二个爵位中仅次于亲王、郡王。他长到二十四周岁时，已经英姿飒爽，可他于当年突然死去，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一年，每隔两年，就死一个皇子，以至道光帝膝下诸子死得干干净净。“少怕殇妻，老怕殇子”，这一时期是道光帝一生中心情最为沮丧的时期之一。当时军国大事令他心烦意乱，回疆张格尔正闹叛乱，英吉利贩运鸦片为害越来越大，到道光十年（1830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达二万箱，民众吸食鸦片之人越来越多，每年因此流失白银达数百万两之巨，家里又接连发生天崩地裂之事，无异于雪上加霜。道光帝与很多帝王一样，也很相信风水命运。在皇二子、皇三子夭折中间那一年，也就是道光八年（1828年），正在建造的遵化清东陵宝华峪道光帝地宫竟然出水，大水哗哗流入圹内。墓地出水，被视为大不吉，道光帝勃然大怒，将负有责任的大学士英和、戴均元投牢下狱、籍没家产。国运家运连遭不幸，莫不是与地宫出水有关？不幸和打击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年届五十岁的大清皇帝来说，难道还有比国势日衰、膝下无子更悲哀的事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龙脉断绝，谁来继承大清江山社稷，如何对得住龙驭升天的列祖列宗？皇四子的一声啼哭，使已步入老年的道光帝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顿时喜上眉梢。而且，皇四子出生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似乎宣告他道光帝的厄运就此画上句号，好运气就要连绵降临。就在皇四子降世后六天，皇五子奕也来到人世；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六子奕也一声啼哭降临人间。后来，道光帝在六十岁前后高龄，还喜得奕、奕、奕三个皇子。皇四子奕对于道光帝而言，具有老树逢春的意义。
皇四子奕在诸皇子中最受父皇重视。他虽是皇四子，但事实上等同于皇长子。他的生母是乾清门二等侍卫、一等男爵颐龄之女钮祜禄氏，进宫时被册封为全嫔，是皇帝的第五等妻子，地位次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高于常在、答应。母以子贵，自钮祜禄氏生了皇四子后，在宫中的地位火箭般上升，两年升了三级，道光十三年（1833年）就升为全皇贵妃，奉旨统摄六宫，虽无皇后名分，实际上已获得皇后的地位。第二年，也就是杜受田入宫当师傅前一年，钮祜禄氏的地位攀至绝顶，成为道光帝的第三任皇后。满洲民族入主中原后，渐为汉风汉俗浸染，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康熙帝、乾隆帝早年都想立一位元后之子作为皇太子，但均未遂愿。道光帝系嘉庆帝嫡福晋（嫡妻）喜塔腊氏所生，“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为此，道光帝私下常沾沾自喜。道光帝第一位皇后、第二位皇后在道光十三年前已先后死去，她们都没有生育皇子，因此，第三任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子、事实上的长子奕，对道光帝来说，也就相当于元后嫡子。因为上述这一独特原因，皇四子奕在道光帝衡量遴选皇位继承人的天平上具有非常的意义。
按清代宫中典制，虚龄六岁的皇子就该进入上书房读书了。皇四子奕与皇五子奕同龄，同时进入上书房，皇六子奕要待下一年才有这个资格。清历代皇帝对皇子教育培养都非常重视。上书房教学情况，从《东华录》记载可窥一斑：“我国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昕程功。”上书房的教课方式是，“皇子与诸王世子同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教之，与民间延师无异”。学习内容，既有诗文，也有骑射训练。学生每日读书时间排得很满，从早晨六点左右到晚上六点左右，期间可到下屋休息一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若要离开课堂须经师傅准许。读书暇余只能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不得闲扯与此无关内容，更不准随意到下屋闲聊。学生们的教课进度无明确规定，视个人接受能力而定。道光时上书房位于乾清宫左侧，与皇帝经常办事的南书房并列，皇帝能听到皇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处理军国大事之余，皇帝不定期地对师傅教学和皇子学习情况进行抽查，不合规矩和要求的，皇帝要进行严厉训斥，甚至予以惩处。皇四子就是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中读书学习的。
大智大爱(2)
高冕
上书房师傅，负有教育培养大清王朝未来接班人的重任，非常人可以胜任，选拔十分严格。皇帝亲自过问，均挑选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内阁学士、翰林院翰林担任，同时还要委派殿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总师傅，负责稽查督饬。道光帝挑剔的目光梭巡来梭巡去，千挑万挑，最终将目光落在杜受田身上。
杜受田是个品学兼优的臣子。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亲杜，嘉庆六年进士，翰林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是个正二品京官。杜受田大器晚成，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三年（1823年），才考中进士。但他成绩很出色，会试考取第一名，成绩冠于所有参试举人之首；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考取二甲第一名，成绩仅次于名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全国所有参加殿试贡士中居第四名。殿试传胪后三日，他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朝考，因成绩优异，入选庶吉士，深造三年后入翰林院，授为正七品编修。之后参加大考名列前茅，连升两级，晋升为春坊中允，官正六品，不久提升为詹事府洗马，官从五品。随后督山西学政，成为管理该省科举教育事务的长官，地位次于巡抚，排在布政使、按察使之前。杜受田此人不仅学识超群，而且为人恭谨，“少清贫，随宦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劬学弗为衰。官京师，退食犹日亲诸务。……家庭雍穆，于亲旧间情意尤款笃”。道光帝经过深入考察，将“品端学粹，正色立于朝”的杜受田，钦定为皇四子奕之师。
杜受田从步入紫禁城上书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有多重。他悉心从教，与皇四子奕朝夕相处，前后长达十七年，一日也不曾离开他。他传授给奕的学问，以儒家典籍和诗文为主体，“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奕在师傅杜受田的谆谆教诲中接受做人的深刻道理，领悟治国安邦的高深本领。用奕自己的话来说，是“日承启迪，获益良多”。后来他当上皇帝，忆及当年读书受教的情形，欣然命笔做了一首题为《忆昔有感》的五言诗，对恩师杜受田充满感激之情：“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从他处理政务时留下的朱批、上谕看，他在清代历朝皇帝中的文字功夫居于中上乘，这显然与杜受田朝夕纳诲十七年付出的心血汗水直接有关。
道光帝对皇四子奕品德修养和学业水平的提高都很满意，因此对师傅杜受田也很满意。给予皇子师傅的最好褒奖是升官。自入值上书房后，经过四次提拔，杜受田当上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之职共十名员额，满人六名，汉人四名，官秩从二品。汉学士的职责，是掌管题本批红，也就是根据皇帝旨意用朱笔批答题本，同时负有为皇帝参赞政务、陈奏政见之责。但道光帝只是给他这个官职和待遇，命他不必到内阁去干这些具体活，要他一门心思当好师傅，为皇四子传道、授业、解惑。道光十八年（1838年），将杜受田擢升为工部侍郎，不久调任户部侍郎，官至正二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年五十六周岁的杜受田，吉星高照，官运连连，一道道任命接踵而至，先是提他为都察院从一品的左都御史，接着任命他为工部尚书，随后命他担任上书总师傅。
奕虚岁十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了对他前途命运有很大影响的一桩大事。这年正月十一日，他的生母皇后钮祜禄氏逝世。钮祜禄氏死时刚三十出头，道光帝万分悲痛，亲赐其谥号为孝全皇后。对于奕，孝全皇后的英年早逝，使他失去了政治上得天独厚的一座靠山。本来，在角逐皇太子的过程中，因为母后的因素，他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母后一死，形势立即发生了对他很不利的影响。皇六子奕生母静贵妃的地位随即上升，晋为静皇贵妃，统摄六宫。道光帝将年幼丧母的奕交给她抚养。孝全皇后死后，静皇贵妃成为道光帝最宠爱的女人，她实际上已经取得皇后地位。形势对奕很不利，对奕则非常有利。
在年龄较长的三位皇子中，道光帝喜欢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不喜欢皇五子奕。奕是个直肠子，说话随便，不拘礼节，不分场合，为道光帝所厌恶。一次，他在父皇前谈论事情，说着说着满嘴就是粗里巴几的市井俚语，“帝以茶盂掷之，伤其颧”。受父皇厌弃，他角逐皇太子没戏，颇不得志，遂嗜酒聊天，置身局外。皇四子、皇六子两兄弟同由静皇贵妃抚养，同在上书房读书，小时候童真无邪，关系最为密切。道光帝对他俩同样器重，当他们共同研制成二十八势枪法、十八势刀法时，道光帝大为赞赏，将枪法赐名“棣华协力”，将刀法赐名“宝锷宣威”。同时，赐给奕一柄“锐捷宝刀”，赐给奕一柄“白虹宝刀”。这表明他俩在道光帝心目中具有同等地位。道光帝对他俩力图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然而，理智告诉道光帝，宫廷生活很残酷，作为皇帝，他在爱子之间永远一碗水端平是绝不可能的。有朝一日，他必须作出抉择，只能选择一人当皇太子，因为龙椅只有一把。
随着年龄的长大，奕和奕也都渐渐明白，皇太子之位只有一个，他俩中间只有一人获此宝座。大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确定哪位皇子为皇太子，由皇帝独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皇子、朝臣都讳莫如深。但皇太子之位如此魅力无穷，谁又不想拥有这一宝座呢？两兄弟心照不宣，都在暗中使劲。
大智大爱(3)
高冕
杜受田洞察宫廷风云，明白皇四子奕在皇太子角逐中所处的形势和地位。自从孝全皇后死后，皇太子角逐的政治天平实际上已向奕倾斜，而且奕的天资和能力都不及奕，总体上处于劣势。因此，能否让奕在皇太子竞争中扭转乾坤，变劣势为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子背后师傅的斗智斗勇了。但站在杜受田面前的对手——奕之师卓秉恬，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官场巨人、儒林高手。
卓秉恬堪称资深大臣，在朝野均有很大势力和影响。他是四川华阳人，才华超群。虽只比杜受田早出生六年，但少年得志，入仕要比杜受田早得多。嘉庆七年（1802年），他二十周岁，即考中进士，随后被选为庶吉士，在学馆深造三年后，“年甫弱冠，授检讨”。弱冠泛指二十岁左右的男子。当时男子二十岁行弱冠礼，以示已成人。检讨是翰林院职官之一，官秩从七品。这就是说，论入仕时的年纪，他比杜受田小五岁；论考取进士、进入翰林的年份，他仅比杜受田父亲晚一年，要比杜受田早二十一年，可谓翰林前辈。嘉庆十八年（1813年），他改任御史。后历任鸿胪寺少卿、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内阁学士等职，期间曾典陕西乡试、江南乡试。道光十五年，也就是杜受田交付山西学政之任赴京任上书房师傅那年，卓秉恬已升为礼部侍郎，随后调任礼部侍郎，督浙江学政，不久擢升为从一品的左都御史，兼管顺天府尹事，管理所属京县和附京州县的政务，官品比杜受田高得多，实权也大得多。在随后八年多时间里，他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取得非常丰富的经历阅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十二周岁的卓秉恬当上体仁阁大学士，不久晋为武英殿大学士，爬上文官顶级台阶，官居正一品。
在杜受田看来，无论站在朝堂上，还是站在上书房里，官居大学士的卓秉恬都要比他高一头。
残酷的皇太子之争不期而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春天，无论对道光帝、皇四子奕、皇六子奕来说，还是对杜受田、卓秉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季节。
对道光帝而言，时已近六十四周岁，年逾花甲还没册立皇太子，国本大事迟迟未决，连他自己也焦虑不安起来。对皇子奕、奕而言，关系前途命运的角逐悄然来临，几年之后，他们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这个春天对他们的重大意义。对师傅杜受田、卓秉恬而言，多少年修炼的道行功夫，此时将一决高下。
这年春天，道光摔掉在一系列屈辱条约上画押的御笔，带着愧对祖宗的心理，赴位于河北易州的西陵祭祖，尔后顺路到南苑皇家猎场围猎。
行围打猎，是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为克服皇室子弟、八旗官兵沉溺安乐、平庸无能，提高他们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所确立的制度。康熙帝和乾隆帝经常带领文武大臣和八旗官兵，浩浩荡荡到塞外行围；嘉庆帝出于祖制难违的考虑，抛开内忧外患带给他的烦恼，也间或出塞行围；道光帝执政之初，就传谕“秋狩礼废”，废除了出塞秋狩的制度，但并没有废除一切行围，在他看来像这样祭祖后的顺路打猎，不大劳财伤民，还是可以接受的。
行围打猎，遵制行事，包括道光帝本人都没有将它看得很特别。谁也不知道，这次围猎会作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一些影响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声势浩大的行围行动开始了。在雄壮粗犷、激动人心的吆喝声中，早已跃跃欲试的皇六子奕，一马当先，纵马驰骋，一展平素练就的高超骑射本领。奕虽然也参加行围打猎，但始终未发一枪。行围结束时，清点战利品，数奕猎获最多。奕自然是喜不自禁。众人觅视皇四子奕，见他垂手而立，毫无收获，却一脸平和。道光帝很奇怪，问他为何一无所获，奕答道：“眼下正值鸟兽怀春孕育季节，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说：“这真是为帝之言啊！”久拖未决的皇太子就这样确定下来。奕被确定为皇太子，是杜受田辅导教诲的结果。
上述这些描述，基本上是《清史稿·杜受田传》的意思。它只交待事件的经过和结果，没有交待背景和细节。稗官野史则将这一事件写得绘声绘色。
《清翰野史大观·清人逸闻》记载：“宣宗晚年最钟爱恭忠亲王（奕），欲以大业付之。金合缄名时几书恭王名者数矣，以文宗（奕）贤且居长，故逡巡未决。滨州（杜受田）时在上书房行走，适授文宗读，微窥上意所在，欲拥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勋。一日，上命诸皇子校猎南苑。故事皇子方读书者奉命外出，临行时必诣师傅处请假，所以尊师也。是日文宗至上书房，左右适无人，惟滨州一人独坐斋中。文宗入，行礼毕。问将何往，以奉命校猎对。滨州乃耳语阿哥曰：‘阿哥至围场中，但坐观他人骑射，万勿发一枪一矢，并当约束从人不得捕一生物。复命时上若问及，但对以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竞争也。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意。此一生荥关头，当切记无忽也。’是日恭王所得禽兽最多，方顾盼自喜。见文宗默坐，从者悉垂手侍立。怪之问其故。文宗曰：无他，但今日适不快，弗敢驰逐耳。日暮归复命，文宗独无献。上询之，具如滨州所教以对。上大喜曰：‘是真有人君之度矣！’立储之议遂决。”
大智大爱(4)
高冕
这是一场独特的考试。判试卷者是道光帝。考得好的得满分，考得不好的得零分，考得好或不好都不会有别的分数等次。结果，皇四子奕得了满分、皇六子奕得了零分。
角逐皇太子的背后，实际上是两位师傅的较量。如果考试结果当场公开的话，两位师傅都能得到收获，杜受田获得的是经验，卓秉恬获得的是教训。可是，这场特殊的考试不当即公开结果，于是成功者注定要再次获得成功，失败者要再次重蹈失败。
两位师傅所过的第二招，《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逸闻》作了如下记载：“（道光帝）一日召二皇子入对，将借以决定储位。二皇子各请命于其师。卓（秉恬）教恭王，以上如有所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谓咸丰帝曰：‘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如其言，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野史求生动，免不了添油加醋。但有些野史很可贵，里边保留着常被官史过滤掉的某些真实。皇四子奕、皇六子奕角逐皇太子的上述两则故事，极可能就属于这一类。
特殊考试答案揭晓的日子终于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初四日，年届六十七周岁、身染重病的道光帝命皇四子奕代阅奏章，召见大臣。此后第十天的早晨，奄奄一息的道光帝召见朝廷十重臣，令他们公启合。这只金黄的盒子在万般沉寂中开启，大臣们惊讶地发现，里边竟有两道谕旨：
“皇六子奕封为亲王。”
“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
自雍正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确定皇位继承人的御书中同时写入两人，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大臣们领悟帝意，深知这一超常行为表明道光帝对两位皇子都很喜爱，龙椅只有一把，为不让奕太过委屈，就发明了这一立储方式。
有智不在年高。在漫长、复杂、微妙的皇权角逐中，年龄小、入仕晚、官衔低的杜受田取得最后决定性胜利。这一日，杜受田的内心世界一定阳光灿烂，卓秉恬的内心世界一定风雨交加。
杜受田的成功在于，经过反复揣摩，知道让学生如何表现，道光帝必会打满分。
卓秉恬的教训在于，只顾按自己设计的方案塑造学生，一厢情愿，却不理会道光帝欣赏什么。
智者若水，以柔克刚，杜受田所使之招纯属柔媚。卓秉恬所使之招十分阳刚，却铮然败北。
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就这样把嘲讽留给了卓秉恬，将微笑送给了杜受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奕在紫禁城太和殿登上皇帝宝座，君临天下，独断朝纲。皇六子奕只能跪拜叩头，俯首称臣。
这一日，咸丰帝发布上谕，把恩师杜受田扎扎实实赞誉了一番，并给他及其父亲加官晋衔：“朕自六岁入学读书，仰蒙皇考特谕杜受田为朕讲习讨论，十余年来，启迪多方。恪勤罔解，受益良多。允宜特沛殊恩，以崇硕学。杜受田著赏加太子太傅衔。伊父前任礼部侍郎杜，年逾八旬，精福固强，诒谋远大，济美中朝。前经皇考赏给‘教忠笃庆’匾额，并赏头品顶带，太子太保衔，朕今复亲书匾额颁给，以示笃念耆臣，推恩赐类至意。”随后，命杜受田兼署吏部尚书，不久调任刑部尚书，将他擢升为协办大学士。
加官晋衔，推恩及父。卓秉恬就没有杜受田这份风光和荣耀了。
道光帝撂下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烂摊子。内有太平天国造反之忧，外有列强侵略之患。咸丰帝即位之初，尚有励精图治之志。面对风雨飘摇、内外交困的江山社稷，他决定革新局面，重振国威。在百废待举的重要时期，恩师杜受田成为他最为信赖的智囊。“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受田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咨而后行。”杜受田虽未荣升殿阁大学士，也没有进入军机处，但他是赞襄帷幄的得力军师，他的谋划建议对皇帝直接产生重要影响。“每召见时，于用人行政、国计民生，造膝敷陈，深资匡弼。”
治国理政，首在用人。咸丰帝采纳杜受田建议，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力排众议保全因与同列不和而遭毁谤的提督向荣，重用一批忠臣宿将；同时，罢黜惩处一批腐败无能、名声很臭的官员。道光帝很信任的军机处领班大臣穆彰阿，玩弄权术、妨贤病国，被革除职务、永不叙用；文渊阁大学士耆英，畏葸无能、抑民媚外，曾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举朝内外恨之如仇，咸丰帝将他连降八级，“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如此等等，谕令一出，人心大振。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黄河丰北决口很长时间没有堵上，大水泛滥，山东、江北严重受灾。为避免引起更大的动乱，为给皇上分忧，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危，杜受田带着患了多年的肝病，奔赴灾区查看灾情，抗洪赈灾。出发前他上疏建议：“灾广民众，赈恤不可缓，尤在得人。”经他推荐，重用了山东藩司刘源灏、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等一批持正有为的地方官员。同时采取了对付灾难的应急措施。
杜受田不管自己年迈有病，顶着酷暑和风雨，在灾区泥泞中奔波跋涉。六月，抵山东；七月，到江南清河。肝病痛得厉害，他咬牙硬撑，一心扑在赈灾事务上，“前后奏折中从未自陈病状”。杜受田的三道奏折，将灾情陈奏得很详细很清楚，把赈灾措施拟制得很周密很稳妥，受到咸丰帝充分肯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杜受田终于扛不住了，走到江浦时猝然倒下，与世长辞。他在遗疏中仍对皇上殷殷告诫：“念贼氛未靖，河患未平，尤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崇节俭，慎好恶，平赏罚为言。”
大智大爱(5)
高冕
咸丰帝惊闻恩师病逝消息，涕泪纵横，非常痛苦。他哀叹说：“讵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恩师走得太快了。咸丰帝悲痛之中突然想起来，应当赐给恩师的东西还来不及赐予。他立即颁发上谕，晋赠恩师为太师、大学士。
实际上，咸丰帝早就有意将太傅、大学士职衔授给恩师。但皇上手中的东西，无论一条破裤，还是殿阁职衔，都是政治象征物，何时赏给寓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因此只有到了他认为时机成熟时，才会郑重赐予。咸丰帝当权后没有很快将太师、大学士两个显赫头衔赐给杜受田，很可能是有意避嫌，以免卓秉恬等朝臣说他偏爱恩师。
卓秉恬比杜受田早出生六年，晚逝世三年。他死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七十三周岁。咸丰帝赠这位政敌之师为太子太保，谥“文端”。
杜受田生前官衔低于卓秉恬，但死后哀荣远盖过他，无论荣誉头衔还是谥号，都高出好几个等次
扶倾定危(1)
高冕
曾国藩当官有术，若要探寻其中奥秘，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公置身官场数十年，经历王朝最为动荡的岁月，立德、立业、立言各方面均恢宏、博大、深厚，为官之道浸润其间，想要概括一二，必然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局面。这是很自然的事。
曾国藩能从腥风血雨的大清晚期政治舞台迅速崛起，成为同治中兴名臣第一人，究其为官之道，直白而言，可用两句话概括：文能应试，武能杀人。
文人屠夫，天壤之别。但这两者在曾国藩身上那么自然地合而为一。自古以来，喜欢读书会读书的人成千上万，但不见得考试面前应付裕如；当兵打仗纵横疆场者成千上万，但他们不知道如何铸就一部所向披靡的杀人机器；投笔从戎的文人亦成千上万，以至那么多金戈铁马铿锵有声的诗文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大量篇幅，但携笔从戎、如此高明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杀人武器者，惟曾国藩一人。
舞文弄墨，能写出一手漂亮道德文章，舞枪弄棒，能缔造一支克敌制胜杀人如麻的军队，这里边道道，关键在一“能”字。
还得佩服我们老祖宗的能耐，他造了一个词，叫“士兵”。曾国藩就是“士兵”，他既是地地道道的士，又是名副其实的兵，士兵合一，水乳交融。读懂曾国藩，就能明白“士兵”的确切含义，就能领悟老祖宗造词之妙。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叫白杨坪的山村小旮旯。这是一个地道的小山村。这个山村旮旯即便后来曾国藩名扬四海，人们也不知它在版图中的确切位置，只知道它在湖南的某个角落。这个小山村实在太偏远了，它离湘乡县城（今双峰县）还有一百三十里之遥。
科举很可能有九十九个坏处，但有一个好处是明摆着的：给无依无靠的平头百姓子弟留了一条出人头地的隙缝。
湖南湘乡山民以读书入仕为荣，对读书做官的渴望甚至超过刨地觅食的渴望。曾国藩父祖辈，又是这支读书求功名队伍中的铁杆分子。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曾国藩出生之时，曾祖已将这份渴望寄托于孙媳肚里的曾长孙了。
冬日的这个夜晚，年逾六旬、白须飘飘的曾祖竟希，忽见一条巨蟒从天而降，风驰电掣地在自家宅堂左右盘旋，随后突然窜入内庭，环绕飞腾。老人大吃一惊，翻身起来，才知是南柯一梦。老人正琢磨此梦凶吉，有人敲门报喜，说是孙媳生下一个男婴。老人大喜，忙将儿孙叫来，将方才所梦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并断言，此乃吉祥之兆，这个孩子将来必光耀曾氏门庭，要儿孙好生看护。
